商务印书馆新出了E.H.卡尔的《历史是什么？》，收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在读书界，这套丛书是有口皆碑的名著名译。译者陈恒先生送了我一本，我致谢说，这本小书，当年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接受西方史学理论的启蒙读物。
这话绝不夸张。卡尔这本书，1981年的初版，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的，译者为吴柱存。那时国门乍开，正是恢复高考后第一、二届大学生如饥似渴吞食各种理论，吮吸各种知识的当口。我有一个同学，竟像饥饿者抢烧饼那样，一气买了四五本，捧回来分送给同好疗饥解馋。我就是在那种氛围下，读完这本书的，记得当时还做了笔记。这是窗牖初启后，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阳光，照射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的第一缕晨曦。
收到新译本后，我翻箱倒柜试图找出当年的笔记，却遍索不得，有点怅然若失。而后再在自己的书架上寻旧译本，竟然也不知踪影，却找到了一本岩波书店的日译本，是那种小小的文库本。日译本初版于1962年，我架上的这本，已是其初版五年后的第10次印刷。卡尔此书的结集初版是在1960年，也就是说，日本在两年之后就有了译本。而这年，我们听到的口号，却是伟大领袖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然也就绝无可能去移译卡尔的书。有一个西方学者说过，进入全球文明时代以来，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只要看世界公认的名著在这个国家的翻译出版的快慢和普及范围的大小。且不论卡尔的书在中日双方的普及范围，即以首次翻译时间而论，我们就比东邻迟了整整二十年。这让我感到胸闷与气短。差可自慰的是，这次中文新译本距离帕尔格雷夫推出最完备的新版本，仅仅时隔六年。
在茶烟袅袅中，我重新读完了新版《历史是什么？》，论证依然明晰，文风依然机辩，思想的火花也依然不断闪现。但是，二十五年前初读时，那种对集体无意识的巨大震撼，那种对迟钝心智的猛烈撞击，那种击节称赏的会心，那种拍案叫绝的激动，却始终没能再次出现。显然，这与译文无关，我不擅英文，但陈恒先生说他参考了旧译本，有理由相信是后出转精的。问题恐怕主要出在阅读经历的重大变迁上。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初读卡尔的书，正是思想经历长期禁锢之后，犹如人在长期挨饿以后，给你一个汉堡包充饥，就视同绝顶美食。及至饥饿期一过，珍馐玉馔纷至沓来，口味也就逐渐挑剔起来。继卡尔的书以后，克罗齐、柯林武德、勒高夫、布洛赫、波普等史学理论著作相继被译介进来，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这样的人名与书名，也让人有可能做出多样的选择与冷静的比较。在对西方史学理论的阅读与接受上，我们的态度也渐趋理性，近乎鲁迅在《拿来主义》里所说的，“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而后“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不再是饥不择食地一饱为快。
寻到了原因，尽管没能找回初读的快感，心情却释然。相比之下，我宁可选择当下阅读的多元、理性与从容。须知二十多年前的阅读刺激，是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思想饥荒为代价的，是饥不择食的下意识反应。那种快感，还是让其永远成为一段历史的好！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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