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5 1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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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作好出版工作”是毛主席为第一届全国新华书店会议的亲笔题词。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全国各大解放区新华书店负责出版、印刷、发行业务的同志；有国统区进步出版工作者代表，私营书店的代表列席会议。这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规模较大极为重要的出版工作会议。与会代表听取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各解放区出版工作情况的汇报，以及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工作的报告。代表们互相交流经验，讨论今后如何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这是出版界一次大会师、大团结、大胜利的会议。毛主席亲切接见了与会代表，他的亲笔题词明确提出了建国以后出版工作努力的方向。
毛泽东一贯十分重视和关怀革命的出版工作，并且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主编《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
1919年初，毛泽东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五四”爱国运动正在湖南兴起。他感到必须创办一个刊物，宣传革命思想，提高群众觉悟，巩固群众革命热情，以推动运动继续前进。他积极筹备并亲自主编的《湘江评论》于1919年7月在长沙正式出版。他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联合的力量，人民应该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统治作斗争”。《湘江评论》在“五四”时期对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俗易懂的文笔，在第二、三、四期发表了著名的《民众大联合》，深刻地论述了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战略观点，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向传统的旧思想、旧势力、旧习惯作坚决的斗争。《湘江评论》仅出版五期就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了。这五期中大部分文章都是毛泽东写的。他自己编辑、自己校对，并与工人一起排版。
1920年8，毛泽东与彭璜、易礼容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他们办文化书社的宗旨是为了尽一份介绍新文化的责任。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已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酝酿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同李大钊、邓中夏等北京马克思主义组织取得联系。长沙文化书社是新民学会的联络机关，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阵地。该社由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还有两名营业员和一名炊事员。开办时仅有借来的20块银元的经费，到第二年2月，共收到社员的股金690元，这是毛泽东为办好文化书社而争取各界人士支持所取得的。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还向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争取到400元拨款作为文化书社的经费。
文化书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的书报杂志为主。他们在敬告读者的传单中说：我们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地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经销的杂志有《新青年》、《改造》、《少年中国》等，新书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300多种。由于营业发达，陆续增加到11人。1922年以后还大量发行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先驱》、《战士》等刊物，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列主义丛书”，湖南省农民协会出版的《成人读本》等革命图书。为了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送到读者手中，为了使有限的书刊发挥最大的影响，长沙文化书社还建议读者组织读书会，提出：几个人凑钱买书，经济上可支出少，学问上收获多；读书有心得，可以作共同的研究，几个人凑钱订报纸刊物。
文化书社为了使各地都能买到革命书刊，还帮助各县建立分社，不赚分文，优待折扣都归分社，销不完的书可以退还。在湖南成立了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岳阳、嘉禾等9个分社，还在长沙第一师范、一师附小、楚怡小学、修业学校等处设立了7个贩卖部。1927年5月，国民党右派在长沙发动反革命“马日事变”，长沙和各地文化书社先后遭查封。长沙文化书社通过各地的分社大量发行革命书刊报纸，在湖南的知识界及青年学生、工农群众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达到了向湖南人民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目的。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湖南，唤醒并提高了湖南青年的革命觉悟，使湖南成长了大批革命骨干，对中国革命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毛泽东等创办文化书社，发行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书刊的伟大功绩。
二、重视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出版工作
毛泽东认为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极为重要的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他多次指示要加强党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极力主张成立中央出版发行部，由李富春任出版发行部部长，王林任副部长，洛甫(张闻天)负责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指派祝志澄去上海、武汉、西安等地购买印刷器材和招聘技术工人，改进《新中华报》和马列主义等书刊的印刷品质。毛泽东极力主张党的报刊书籍上不应该有错字，他的文稿自己经常去印刷厂校对。中央出版发行部成立时，中央印刷厂有职工65人，每月排印50万字。半年以后，职工人数增加一倍，排印能力增加了三倍，增印出版了《今日新闻》、《中国文化》、《中国工人》、《解放》、《大众文艺》、《团结》、《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等报刊。1940年以后出版了大型报纸《解放日报》，对全国有极大的影响。
在发行方面，加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发行网，增加送报员，每天的报刊都能在当天分送到各单位。各县都建立了新华书店和代销处，在西安建立了发行站。并派干部去重庆、桂林联系，把毛主席的重要著作和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解放》杂志等迅速翻印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有的书刊还通过各种管道，采用各种方式发行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去；有的通过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邮局寄发；有的采取伪装的办法邮寄；有的通过过境的部队运送到各根据地，也有的发行员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光荣牺牲。中央出版发行部还多次派巡视员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帮助建立出版发行工作。
毛泽东多次打电报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必须迅速建立出版发行机构、建立印刷厂，出版报刊书籍，供应干部和群众需要的读物。中央出版发行部为绥德和晋西北建立了印刷厂，派去厂长和技术人员，并配备成套印刷设备。还为晋东南补充了因战争而损失的机器、铜模、铅字等。为了加强出版发行工作，派出干部帮助晋西北建立新华书店，负责华北各地区往来干部推销书刊及发运工作；并派巡视员去晋东南，主要解决北方局与山东及豫皖边区的联系。还为各抗日根据地派来延安学习的干部举办了出版发行工作训练班。
三、对国统区进步出版事业的关怀
1938年11月，全国救国会负责人之一李公朴先生从山西到达西安，准备去延安考察。生活书店西安分店的杜国钧要求去延安学习，经总店批准，与李公朴先生同行。到延安后，住在陕甘宁边区招待所，毛主席亲往招待所看望李公朴先生，杜国钧也在坐。当毛主席与李公朴先生谈话将结束时，杜国钧询问毛主席，今后生活书店等进步的出版事业如何发展，毛主席就抗战时期出版发行工作的方针问题，作了如下重要指示：“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终不免要失掉的。这样，我们后方更要缩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转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华北、华中、华南三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军队取得联系，与自己在后方的书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战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淡淡的了。”生活书店收到由李公朴先生带回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后，立即认真研究讨论，决定在内部刊物《店务通讯》上发表。并与周恩来、董必武商讨去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出版发行工作。1940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联合派干部去华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在党、民主政府和军队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建立了华北书店、韬奋书店，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用油印出版薄薄的书籍，以后逐渐扩大，有了铅印厂，能出版较厚的文艺和科技书籍、通俗读物。延安比敌后的条件好些，除出版书籍和中、小学课本外，还自办印刷厂出版通俗读物和年画、地图等，极受广大群众欢迎。同时，在苏北还建立了大众书店、韬奋书店。
四、为新华书店三次题写“店招”
193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加强对出版发行工作领导的决定”。6月建立中央发行部，同年9月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出版发行部，设立出版处、发行处、秘书处、总务处等，并先后从中央党校、组织部训练班、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抽调一批具有出版发行工作经验的干部充实了出版发行机构。
那时，新华书店由中央出版发行部发行处直接领导，处长是向叔保。抗战前在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工作过的王矛(王锦荣)、卜明(卜光麟)、周保昌、叶文(殷益文)、吴彬(范广桢)被分配到新华书店工作。王矛被任命为第一任经理，一个多月后，王矛调党校学习，由张道吾继任经理。
9月1日，新华书店门市部在延安北门外凤凰山麓的平房里正式开业。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总司令朱德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中宣部、边区政府领导和部队及各界同志前来祝贺。毛主席得知新华书店在新址开业的消息，非常高兴地说：“这好呀!这是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他随即挥毫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派秘书柴沫同志送到新华书店。王矛经理和同志们接到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新华书店”店招，感到非常光荣和受到莫大鼓励。他们立即挂在大门上，广大读者见到也感到无比亲切。这就是毛主席第一次为新华书店题写“店招”的经过。
1942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毛主席在中央出版局(即原中央出版发行部)秘书长许之桢和新华书店总店经理易吉光陪同下视察新华书店，毛主席生动地用炮弹来比喻我们发行图书报刊的作用。他说：“一份报纸比几十发，甚至几百发炮弹的作用。还大。”他还说：“发行工作很重要，你们向边区军民输送精神食粮，向全国、向全世界传播党的声音，是很了不起的。”毛主席扣人心弦的讲话，激励着同志们排除万难，鼓足干劲去完成党的出版发行任务。
毛主席第二次为新华书店题写“店招”是在1946年初，那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延安大批干部调往东北和敌后根据地，延安党政机关精简机构，中央出版局与中央宣传部合并，下设发行科，对外用新华书店总店名义。许之桢、张仲宪分别任正、副科长。许之桢向毛主席汇报出版发行工作情况。那时正是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和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回到延安后，为了迎接可能出现的和平局面，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许之桢同志请毛主席为新华书店总店题写“店招”。毛主席高兴地挥笔题写了“新华书店总店”六个大字。
据当时在发行科工作的刘思让回忆：许之桢交给他的，只是一枚毛主席字体的图章：“新华书店总店”。这枚图章在与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晋绥新华书店和绥德大众书店联系业务时都使用过。但是，1947年初，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在全国挑起内战，大举侵犯中共各根据地，并命令胡宗南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占领延安。1947年4月底，许之桢和刘思让等到达晋绥分区，刘思让把新华书店总店的图章和中宣部发行科的图章一并交给许之桢。刘思让回忆：“1946年新华书店总店没有门市部，也没有书店的招牌。当时中宣部发行科和新华书店总店是一家，只有我和薛德时两个人在那里工作。以后许之桢和我一起到了东北。”据他回忆，“许之桢可能将毛主席亲笔题字和图章在晋绥交给后方工委，或者是在晋察冀交给中央工委了。在那战争年代许多重要的文物资料丢失无法查考!”刘思让凭他的记忆，还画了一个那时新华书店总店的图章式样给我看。
毛主席为新华书店第三次题写“店招”，是在1948年12月，即全国解放前夕。在当时党中央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在百忙中，对出版发行工作仍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对在出版发行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寄予无限希望。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毛主席又一次为新华书店题写了店名。由中宣部出版组长华应申派人送到我军平津前线有关部门。平津解放，迅速建立的新华书店及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都统一使用毛主席第三次题写的、刚劲有力的“新华书店”店招。这四个大字金光闪闪地照耀在新解放的中国大地上。
(摘自《湖南新闻出版》1993年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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