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之滨的东方明珠——广州，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代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现代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当代广州，是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在区域文明史的进程中，广州又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

　　2001年8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广州市第六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明确提出要研究广州“四地”的课题，深入挖掘和优化整合历史文化资源，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文化体系，以提升广州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品位。据此精神，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其他单位合作，从2002年1月至2006年初，依次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与广州文化”、“改革开放前沿地与广州文化”、“岭南文化中心地与广州文化”等广州“四地”学术研讨会。这一系列的文化学术活动，突显了广州作为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向世人昭示了广州的历史文化原来如此绚丽多姿，璀璨夺目！

　　通过学术研讨，弄清“四地”的历史成因与内涵，发现了一些被尘封的史迹，澄清了一些学术上的疑难与论争问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广州历史文化底藴的深度与厚度。

　　一、古代广州　“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

　　“丝绸之路”是二千多年前，中国与欧亚非国家进行丝绸贸易、后成为经济文化交往主要通道的代称。“丝绸之路”有陆路与海路之分，前者的发祥地在长安（西安），后者的发祥地在番禺（广州）。

　　据史籍记载，秦汉时期，番禺已成港市，并称中国九大都会之一。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1〕东汉，番禺已发展成为对外贸易港口。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分交州为交、广二州，广州治所在番禺。从此，以广州为启航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确立，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这首先体现在航线的海程以广州为计算起点；其次，各国商货从大秦（东罗马帝国）经印度支那半岛沿岸云集广州，大秦等国所需丝绸亦由广州输出。“中国与罗马等西方国家之海上贸易，要以广州为终止点；盖自纪元三世纪以前,广州即已成为海上贸易之要冲矣。”〔2〕至魏晋南北朝，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大港。这一时期,到广州经商有大秦(东罗马)、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等15个国家和地区。

　　唐宋时期，广州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由于政府实行对外开放贸易政策，并允许私人出海贸易，海路通商贸易空前繁荣。据唐人贾耽在《皇华四达记》记载，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广州起航到日本；另一条是从广州起航经南海、印度洋沿岸到达红海地区。后者称为“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从广州出海直到波斯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全长14,000公里，这是16世纪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标志着广州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要地位。其时，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3〕当时的广州，享有“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的盛誉。宋时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加之西夏占有河西走廊，陆上丝路受阻，政府更倚重海上丝路，对外交往通商以海路为主。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宋王朝在广州设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提举市舶司，初由知州兼任市舶使，后由朝廷任命专职官员，负责外贸管理。其管辖范围包括雷州、徐闻、琼州等地的对外贸易，以后历代相沿此制。

　　元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的地位虽面临崛起的泉州挑战，但广州对外贸易的频仍与繁盛未受影响。元王朝多次派遣广东招讨使前往东南亚、南亚访问，以图发展对外贸易。据元人陈大震所撰大德《南海志》记载，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占元代全国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总数64%，超越宋朝时三倍以上。

　　明清时期，朝廷对海路取时开时禁，只许广州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环球贸易的唯一大港。明世宗嘉靖元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22~1567），因倭寇入侵，政府实行海禁，撤消宁波、泉州两地市舶提举司，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开放港口。清高宗干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因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从事非法活动而实行海禁，撤消江、浙、闽三海关，独保留粤海关，广州再次成为唯一对外开放港口，并特许十三行商人统一经营全国对外贸易。这种状况，使广州成为明清时期“朝贡贸易”与市舶贸易最重要的口岸。从广州起航到世界各国贸易的商船大增，外国商舶来广州贸易更是不可胜数。干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1749~1838），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达5266艘，平均每年近60艘〔4〕。由此，广州进出口贸易商品量值不断增加，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1758～1837），向粤海关纳税后贸易商品总值达白银422,716,895两〔5〕。广州，时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誉。

　　对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和第一大港的地位，学界及不同地区的人们或有不同的看法。这并不奇怪，只要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去研究历史，终将会取得共识。马克思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6〕。应当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航线上各港市的形成，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独特地位，正是在这种历史过程中形成，而不是由什么人任意编造出来的。因为广州这种地位形成有其独特的地理、历史与人文社会的条件。如有丰富的海洋国土资源，广深的经济腹地，城市有悠久的商都历史和市民有浓烈的重商意识，加之历代王朝尤其明清对广州开放的特殊政策等等。这些条件的总和，决定广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和第一大港的地位，是这种“自然历史的过程”一个鲜明的标记。

　　二、近现代广州　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其中心人物及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无不与广州发生紧密的联系。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震惊中外的起义、变法、革命活动，使得广州的政治舞台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广府花县人洪秀全，本是一介塾师，早年深受儒文化熏陶，视科举为正途，后因科场腐败，四度赴考失意，才萌生反清之志。他在广州研读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助手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后，与表弟冯云山、表兄李敬芳、族弟洪仁玕创立拜上帝会，宣传独尊上帝的教义，发展信徒会众。于1844～1846年，写出《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1847年3月，他在广州浸信会参加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圣经班后，又写了《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两篇代表作。以经过他演绎的基督教教义思想灌输给他的信徒，进行反清宣传活动。终于，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农民起义，所向披靡，两年后攻克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历时18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以迅雷狂飙之势给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虽然在洪秀全成为“天王”后终未能跳出“皇权定律”，但在他的教义思想和攻克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干王洪仁玕所撰的《资政新篇》中，不仅看到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幷且还透射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文明的一丝曙光。

　　广府南海人康有为，19岁到广州师从岭南著名理学大师朱次琦三年，受朱师治学旨在经世致用的影响，鄙弃繁琐考据汉学，立下救世大志，览尽群书，钻研经世致用学问。1879年，康有为到香港游览，此行令他眼界大开，对西学产生浓厚兴趣，“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7〕这是康有为自觉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开始。1882年，他赴京会试途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此后十年间，系统研读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为其维新变法思想体系形成奠定基础。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采取新式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既有中学，也有西学，先后培养了千余名新式学子，成为“维新志士的摇篮”。1859年，康有为与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发动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变法的序幕。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促使光绪皇帝下决心变法，颁布“定国是”诏，接连60多道变法“上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康有为倡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深入人心，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冲破了封建政治思想的箝制，成为导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启蒙运动，客观上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线。

　　广府香山人孙中山，中学和大学时代曾系统接受西式近代教育。他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清政府卖国、腐败，早期曾抱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民主政制改造中国的宗旨，当他在1894年到天津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决然摒弃改良主义幻想，走上武装反对清王朝的民主革命道路。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首次提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次年10月便在广州发动首次武装起义，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联络防营、水师和附城会党，以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起义旗帜。乙未广州起义虽因事泄流产，却是孙中山武装反清斗争的起点。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　东京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确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1906～1911年，同盟会在岭南地区先后八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其中尤以1911年4月（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之役影响最大，直至同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孙中山又高举护法旗帜，于1917年、1921年和1923年，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与封建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当他第三次回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时，深有感触地说：“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再造民国，还要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须选定一个好屋基，广州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8〕 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1923年4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广州。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３０多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决议案，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实现。国共合作实现后，各地革命志士纷纷奔赴南国，广州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和根据地。

　　广州成为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深刻的历史成因。

　　广州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较早、较快，明清时期，已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商业大都市。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封建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其腹地珠江三角洲，也突破了小农经济的模式，朝着农业商品生产的方向发展。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不断输入和洋务运动兴起，促进了广州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继昌隆缫丝厂，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第一家电灯公司——广州电灯公司，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等民族资本企业，相继在广州地区创办。广州地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及其发展，要求打破封建制度的束缚；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便是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和大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经济基础。

　　广州是中国被西方列强最早入侵的地方，广州人民遭受侵略祸害最惨烈。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广州地区大肆烧杀，奸淫掳掠。1856年，英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翌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商店民居均遭洗劫，火烧十三行千余户，城内外难民遍地，惨不忍睹。广州地区人民，又是最早自发进行武装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841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震惊中外，是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群众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武装反对侵略者。1843～1849年，广州人民坚持长达七年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854年，广州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天地会洪兵起义，围攻广州城，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勾结，“借师助剿”，镇压起义军。1858年，英法侵略军攻陷广州城，组成“联军委员会”，让投降了的广东巡抚柏贵照常供职，维持殖民统治，这是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制造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双重压迫，促使广州地区人民普遍政治觉醒，敢于反抗斗争，幷且孕育出一代代敢于带头“造反”的先进人物。这是广州所以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政治环境。

　　鸦片战争前后，广州成为西学东渐的主要通道和中西文化交汇的要冲。随着西方列强政治、经济侵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前所未有态势扩展它的地盘和影响，使广州文化全方位置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参照系中。欧洲从文艺复兴到爆发一系列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已成为西欧各国思想文化主潮。深受西方文化浸润的近代广州文化，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特征。岭南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缘故，封建传统文化本来已较澹薄，一旦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生成，便对封建正统产生很强的反叛性。其集中表现，就是岭南地区的先进分子，无论是社会改良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启蒙下觉醒，向封建专制统治发出有力的投枪。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能够超越传统文化导向，敢于“离经叛道”，带头发起惊天动地的斗争，正是体现了广州（广府）文化中民主主义思想的先导作用。由此可见，广州所以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是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三、当代广州　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地

　　1979年7月，中央赋予广东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权限。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市，因而能在全国城市改革中先行一步，率先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对外贸易。1984年4月，中央把广州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同年10月，又批准广州为计划单列市，给予广州相当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这使得广州市能更灵活、有效地运用“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各项政策，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兴办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充分发挥毗邻港澳和华侨之乡的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迅速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此同时，广州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局部的单项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的方向发展。例如：率先改革所有制形式，积极扶持个体龢民营经济，发展“三资”企业，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探路；改革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幷存，构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社会分配体系；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形成多渠道、多种经济成份幷存的商品市场，尤其率先放开农副产品价格，激活农贸市场之举，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等等。

　　1988年，经历了三年经济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广州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进一步大解放，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和省的部署，制定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总体发展规划，确立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2000年“九五”计划完成时，广州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2375.91亿元，年增长13.1%，增幅跃居全国十大城市首位；人均生产总值达3.43万元，达到上中等发达地区水平，实现了小康向初步富裕阶段迈进。2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广州不愧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以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向全国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广州为什么能够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对全国的改革开放起着试验和示范作用呢？前提条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战略决策正确，幷且把广东（广州）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地区，赋予改革开放先行的特殊政策。此外，就是广州的自然和人文条件，藴含着其所以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巨大优势：

　　（一）河、海港兼备的地理优势与一脉相承的对外开放贸易传统

　　广州位于西、北、东三江汇流入海处，兼备河、海港之利。珠江横贯市区，河港与省内众多河道相通，形成纵横交错的内河航运系统，广阔的珠江流域及其富饶的三角洲，成为广州经济发展的腹地。珠江口天然航道与南海相通，南海航道是我国远洋航行的必经通道，广州成为我国通往南亚、西亚、非洲、欧洲国家航程最近的贸易大港，由广州出发的远洋航线，可通世界五大洲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海港兼备的区位优势，不仅可使广州与发达的陆空交通联结成为华南最大的交通运输枢纽，幷且是珠江流域各港口和近海、远洋的货运物流集散地。加之广州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最大口岸和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二千多年来对外开放、对外交往与对外通商贸易从未中断，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已举办了一百届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对外开放、贸易一脉相承。这种历史地理条件，使广州占尽天时地利，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驱。

　　（二）著名的华侨之乡与毗邻港澳的优势

　　广州是全国华侨最多的城市，祖籍广州的海外华侨与外籍华人有近60万，他们分布于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州籍的港澳同胞有近百万，广州与港澳地缘贴近，人缘相通，三地之间联系紧密，交往频繁。由于旅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众多，广州与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人文关系，使广州常得海外风气之先，对广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历史上，华侨与港澳同胞对广州的城市建设和经济、文化发展有过许多贡献；解放后，他们依然关心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广州与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成为中外经济、文化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华侨与港澳同胞更是热心在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据1999年《广州年鉴》载：1998年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前来投资，其中香港的合同投资额为13.4亿美元，占全市合同外资额的54.7%；又据2001年《广州年鉴》载：到2000年底，广州累计批准境外企业203家，其中港澳企业有81家，占总数近40%。可见，侨乡与毗邻港澳，使广州尽得人和，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广州文化精神的原动力作用

　　广州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地，与广州文化精神密切相关。广州文化，具有开放、兼容、务实、嬗变的特质，这些文化特质，经过长久的传承发展，形成一种代表其总体价值取向的文化精神——与时俱进性。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与封闭自矜、因循守旧、凝滞不前的保守思想相对立，其品格特征是：不甘落伍于时代，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不甘封闭与禁锢，力争与世界历史潮流融汇。

　　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对于广州成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地产生何种影响？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其一，促进广州地区率先完成由传统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使广州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范式得到更新换代，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了宽松、协调、稳定发展的人文环境。其二，促使广州人首先在理论上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并在实践上突破计划经济的模式，从而对全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起了先导和示范作用。其三，引领着广州人敢于带头在经济、文化诸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试验，向内地提供范式；并在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全国综合改革和全方位开放试验地区。其四，驱动着广州人率先大胆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在探索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全球化接轨方面起着先导作用。

　　四、文明昌盛的广州　岭南文化中心地

　　岭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同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岭南文化包含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福佬文化，以广府文化为主体。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区域范围的广府文化，又以广州为中心地。广州历史上因曾为“广州都督府”、“广州府”治所而俗称“广府”。所以，“广府”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明时辖16州县、清时辖14州县的广州府，狭义指“省城”的广州。唯此，这里所论及的广府文化与广州文化，其概念是相通的。

　　广州是岭南地区历代郡、州、府、省的治所，从秦代作为南海郡治起，历经广州、广州都督府、广州路、广州府及岭南道、广南东路等治所沿革。新中国建立后，又是广东省省会所在地。幷且，广州还是封建古都之一，南越王赵佗、南汉王刘岩和南明绍武帝，曾在此建立封建王朝，三朝十主，共148载。其中尤以南越王赵佗影响最大，传五世，历时93年。“治所”和“古都”所在地，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和发展，使广州历来成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会。

　　地域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岭南与中原大地因五岭阻隔，相对封闭、独立，经济、文化发展较中原迟晚；又因濒临南海，海路交通发达，很早便与海外有经济、文化交往，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在继承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形成富有特色的岭南文化。自西晋末年起，先后三次发生因战乱使中原人口和文化大南移，大大促进了岭南的开发。在开发岭南的过程中，广州发展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公元前204年，赵佗在番禺（广州）建立南越国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使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各种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开始大量传入，中间经历了两晋南北朝汉越文化大融合，到唐宋时期广府民系和广府文化形成，这时候广州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真正成为岭南文化的代表。鸦片战争后，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广州（广府）文化成了一种窗口文化和通道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曾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生接触，印度和阿拉伯的古代文明以及近代西欧、北美的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很早就传入广州，并被吸收改造成广州传统文化的一部份”。〔9〕其辐射范围，已不止于岭南的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地区，而是遍及长江中下游的湖湘文化和吴越文化地区，以至跨越长江，播及中原大地。

　　广州成为岭南文化中心地，荟萃着岭南文化的精华，体现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领域各个方面。例如：

　　文化教育方面。汉代番禺（广州）作为郡治，已开始设置官学和创办学校，并提倡私人兴学授徒。唐宋时期，广州的文化教育有较大发展。唐代岭南地方官学除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外，县以下还设立乡学、里学等。宋代广州已有书院，如宋宁宗时创办的禺山书院，宋理宗时创办的番山书院。明清两朝，广州的文化教育进一步发展。明代广府新建书院46所，省城广州更是全省书院集中之地，连同前朝所建共有29所。城内著名官立书院有崇正、濂溪、粤洲、五羊等；城外白云、月溪、景泰三书院，为鸿儒黄佐、黄衷、湛若水所创，常讲学其间。清代广府新建书院124所，连前朝建的有152所之多。城内书院林立，以粤秀书院最著名，是全省最高学府。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提倡独立探讨学问，是为培养檏学人才的新型书院开始。此后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相继建立，秉承学海堂宗旨，成为广东书院主流。广州的官学、书院培养出大批人才，如陈澧、廖廷相、梁鼎芬等，这些人成为岭南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骨干。

　　文学艺术方面。广府（广州）人文荟萃，岭南的文学艺术创作，均以广府（广州）为基地，其影响超越岭南，遍及全国，享誉国内外。“岭南的散文，其特点为檏素平实，明白流畅，不事修饰，重在实用。”〔10〕如明代南海伦文叙（号迂冈），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连中会元、状元，撰有《迂冈集》，“为文宗韩（愈）、杨（雄），悠长宛转，蔚有真趣”；〔11〕其长子伦以谅，撰《石溪集》，“为文不求奇而理自足，句不求琢而格自工。”〔12〕清代作者众多，著名的有顺德温汝能（号谦山）撰有《谦山文钞》，南海曾钊，撰有《面城楼文存》，番禺张维屏，撰有《松心文集》，顺德梁廷柟，撰有《藤花亭文集》，番禺陈澧，撰《东塾集》，南海朱次琦，撰《九江集》等。康有为和梁启超是闻名全国的散文大家。康有为的政治论文，内容充实，说理透彻，采用中外典故和排比句法，形成一种新的文风，其散文后人辑为《康南海文钞》。梁启超学识渊博，才华卓越，倡导“文界革命”，其作品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辑有《饮冰室合集》。

　　岭南诗人众多，尤以广府为最，诗作气势雄直，明人对于独特的岭南诗风，称之为“岭南诗派”。清人洪亮吉的《论诗絶句》，盛赞广府梁佩兰、陈恭尹等人诗作，“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明初，著名诗人孙蕡、赵介、黄佐、黄哲、李德，在广州南园抗风轩组织“南园诗社”，世称“南园五子”，孙蕡为首，享“岭南诗宗”美誉，其诗为后人推崇。嘉靖年间，又有区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岭南五诗人，聚抗风轩，重结“南园诗社”，世称“南园后五子”。“明末清初，广州及岭南诗坛兴盛，新人辈出，又形成了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为成员的‘岭南三大家’，他们将广州及岭南诗歌的发展推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新阶段。”〔13〕

　　岭南的艺术接受中原各地及外来影响，又能结合本地特点，自成派系，独具一格，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粤剧是岭南四大剧种之一，流行于广东、广西的粤语区和香港、澳门以及美洲、欧洲、澳洲、东南亚粤语华人社区，影响最大，有“南国红豆”之美誉。粤剧既继承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又深受西洋音乐、电影、话剧的影响，其艺术风格与内地的传统戏曲明显不同。唱腔有大喉、平喉、子喉，以梆子、二黄为主，兼用大量曲牌和广东民间说唱音乐。曲调有正线、反线、乙反线，兼具慷慨激昂与哀怨悲叹之感染力。伴奏除民族乐器外，还采用了小提琴、大提琴、萨克斯号等西洋乐器，增强了烘托唱腔和戏剧动作效果。服饰与舞台布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粤剧演员薛觉先、马师曾领衔演出了从美国电影、莎士比亚的戏剧和阿拉伯民间故事中取材改编成粤剧的《白金龙》、《璇宫艳史》、《贼王子》、《刁蛮公主戆驸马》等剧目，轰动戏剧艺坛，反映了广州文化善于吸纳与兼容的特性。

　　“岭南画派”的绘画，与粤剧和广东音乐并称岭南文化的三大特色。清朝后期，岭南最著名画家番禺人居巢、居廉兄弟，在广州建“十香园”，居巢病故后，居廉在此设馆授徒，培养了一批美术高才。上世纪初，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广州画坛涌现了一批革新人物，以“居派”传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创立了“岭南画派”。他们主张折衷中西，融贯古今，在继承中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吸收日本、欧洲画法和摄影的优点，对传统国画进行改造；强调师法自然，重视写生，注意画面整体色调，色彩鲜丽；提倡绘新题材，认为生活中各种新事物皆可入画。从而，创造了内容与形式均有新意的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新国画，使日渐脱离现实的中国绘画获得新生，“岭南画派”也由此享誉大江南北。

　　现代西方医学传播方面。在引进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开办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和创办现代医学教育方面，典型地体现了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以及岭南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近现代化发展的先导作用。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到广州传授牛痘接种技术，广府南海人邱熺学得此术后，在广州专事施种牛痘十余年。1823年，他编着《引痘略》一书推广种痘术，各地相继翻刻印行。1828年，广府人将痘苗送至北京，在米市胡衕南海会馆开设京都种痘公局，公开传授种痘技术。从此，牛痘接种术便向全国推广。

　　1835年，美国传教医生伯驾到广州，在十三行新豆栏设立眼科医局，后发展为博济医院，这是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广州开办的医院逐渐增多，1897年，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在芳村建立专门收容精神病人的惠爱医院，成为中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1900年，美国长老会委派女医生富马利在广州西关创办了全国首倡新法接生的柔济医院。此后，还有两广浸信会在广州南关开办的宏济医院、法国天主教会在广州长堤创立的中法韬美医院等。这些全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医院采用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对中国近现代医疗事业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例如：1844年，博济医院施行全国首例割治泌尿道结石手术；1847至1848年，相继在外科手术中采用“乙醚”和“氯仿”麻醉；1875年，由该院院长嘉约翰施行中国首例卵巢肿瘤切除的剖腹手术等。

　　西方医学传播，还通过创办现代医学教育得到推广。博济医院、柔济医院和中法韬美医院，曾先后在广州开办医科学校。1865年，博济医院开设附属医校，1902年改为南华医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西医专科学校（孙中山曾就读于此校）。南华医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掌握西方医学的医生，他们把先进的医疗技术传遍祖国各地。1907年，广州西医学界梁培基、陈衍芬、郑豪等创办了光华医院和光华医校，打破外国教会操纵西医医疗事业的局面，开创了由中国人自办西医医学教育的先河。

　　除上述几个方面，还有学术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以及著名的“广彩”、“广绣”、“广雕”等工艺美术和驰名中外的各种“广货”，不胜枚举，这里不一一论及。

　　广州“四地”从学术研讨到丛书结集出版，集中了广州地区以及外地许多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凝聚了他们的心血。愿广州“四地”丛书出版，有助于广大读者对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对广州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开发龢利用。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推进文化创新，赋予岭南——广府——广州文化以时代精神。“尤其要注重整合广州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独特历史文化资源，使之更好地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服务，为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和现代商贸、服务和旅游业的发展服务，为提升广州的文化形象和国际知名度服务”。〔14〕

　　2007年1月于广州麓湖畔

　　注　释：

　　〔1〕《汉书·地理志第八下》

　　〔2〕《广东考古辑要·广东得名考》

　　〔3〕《唐大和尚东征传》

　　〔4〕梁廷柟：《粤海关志》卷24

　　〔5〕梁廷柟：《粤海关志》卷10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7〕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8〕孙中山：《孙中山选集》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9〕《广州的文化风格》，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10〕袁钟仁：《岭南文化》17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11〕〔12〕阮元：《广东通志·列传》

　　〔13〕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48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

　　〔14〕朱小丹：《广州市第六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闭幕词》，2001年8月3日。

　　（作者：甄人，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