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是同文化相伴随的,有了人类就有文化,有了文化人类才能进步、社会才会文明和发展。有什么样的文化,便成就什么样的人,有什么的人,便成就什么样的事业。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近代中国人要拯救中国、振兴中华,他必须掌握新文化,并用文化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来进行爱国、革命、建设,推动社会的变迁,实现中国的文明进步。近代的广东得风气之先,岭南的开放、自由、富于独立思考的文化内涵,陶冶了大批先进人物。正由于近代的广东人接受一切先进的文化,摆脱了传统文化权威的锁练,用智慧和新思维来观察社会,指导人们的行为。所以,近代广东的仁人志士,用新文化的创新、追求、奋斗的理念去要求自己,用敢于为天下先的精神去为国家龢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献身。所以,广东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与岭南文化有密切的因缘。
一、文化与政治和革命的关系
文化指的是什么?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一个简明、概括而又为大家所接受的确切定义。北京大学张岱年、程宜山先生说:“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他们还指出:“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文治与教化”的意思。“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在这个无限的过程中,作为基础的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也不断地得到改造。从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成果的意义上,文化是文,还不是文化。只有考虑到这些成果同时还意味对人自身的改造,才是文化。”〔1〕总之,人与文化是人创造了文化,文化陶冶和塑造了人。精神文化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内涵。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和社会里,人也不能超然于具体的时空和特定的环境去随意改造文化。所以,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一种演变,延续和积累的过程,它具有时代性龢民族性。
近代文化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它是在与旧的封建文化的冲突和论争,以及同异质文化的交流、吸纳和创新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为适应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而引发的文化结构、文化心理和社会价值观念一次历史性的更新。〔2〕
我在谈论文化对人物的影响时,曾经谈过:“一个人无论他个人的意愿如何,总是受到所在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人物,尤其对人物的政治、思想和特质产生的影响较突出。”又说:“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西方文化代替传统的中国文化问题,也不是中国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问题”,“1840年后的中国,与东西方列强进行了多次战争,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乃至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方与西方、中国与日本不仅是军事较量,也是两种文明的对抗。军事的对应,造成文化的对抗,加上国内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西方文化的顽强抗拒,便造成两极对立氛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造就的中国人物必然也带有过渡性质。〔3〕所以,先进的文化造就先进的人物,落后的文化培育保守的落后人物,这是常理,不说也自明。
每一个时期都有代表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所谓先进文化就是能够振奋民族精神,能够凝聚全国民心;能够适应时代潮流,鼓舞人民奋起为争取美好的未来或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文化。近代中国是处在新旧文化转型期,对中西文化之争、古今文化之辨龢民族前途的认真思辨和冷静思考,以及学术研究,代有人才。在渺无际涯的文化海洋中,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和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先进文化的代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是近现代中国三个转型期的杰出代表和伟大的中华文化,以及世界先进文化造就的世界伟人。人在文化中,同时人又依据文化而创造新的文化。他们是政治家,也是文化人。他们代表不同时期中国的先进文化,通过建设政治文明来促进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所以先进文化与政治文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的腐败,是落后、腐朽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必然结果,而政治的腐败又导致文化的衰落,而文化的衰落,又必然会加深政治的危机。所以,文化不先进,政治也不可能文明。而政治要文明,文化必须要先进。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凝固、停滞、并拒絶与异质文化交流、吸纳和更新,势必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政治要文明,只有以先进的文化作为指导,提高全社会、全国人民文化素质,才能提升个人的政治行为,才能使人理性地审视社会的各种问题和世界的风云,才能提升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丰富人们的精神,也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才能够形成政治文明的社会氛围和创造政治文明的构件。〔4〕
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起动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无疑它是先进文化激荡起来的,是中国的新文化向旧文化发动冲击的结果。19世纪50年代以后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反封建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农民爱国反帝运动,乃至20世纪初年的辛亥革命和后来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在它的领导人将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结合起来,都是在吸取西方的社会进化论、民权学说和自由、平等思想,为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境遇,为社会的进步所进行的启蒙和救亡相结合的社会动员。它既是扫荡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运动,又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新旧文化转换的文化运动。李侃先生在谈到中国近代民族觉醒与传统文化的命运时说过:“传统文化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没落而没落,传统文化的危机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而加剧”,但“由于近代文化几乎完全是在封建经济政治土壤上的移植,它不可能很快扎根,更不可一下子就摇撼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5〕所以,近代中国的每一位改革家和革命家都面临如何应对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棘手问题。在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撞击、冲突和交汇过程中,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中西文化便成为近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难题。从“师夷制夷”、采西学图国家富强到君民共主、救亡图存;由冲决封建罗网到倡导革命兴民权,以及振兴中华各种主张的提出和演变,决不是偶然的,这有国情的变化,也有文化的因缘。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所以它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观念和意识的转型,由封建专制主义的君尊民卑的等级改变为“人人皆公,人人皆平”,人人都应受到尊重,便是观念的革命。提倡人们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人权平等、精神解放是民主文化在人权层面的体现。人们为了争取民主权利实行的革命便是民主革命。所以民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称为“民主主义革命”,它起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当时的中国是资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主义建立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除了反封建之外,还要反帝。太平天国反封建农民战争和义和国反帝爱国运动,当然从属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但正规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孙中山通过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正式开始。因为辛亥革命不仅有政党领导,还有明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6〕纲领指导,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以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建立共和民主政治制度,达到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7〕把“民族”、“民权”、“民生”三种功夫做完,做到“国利民福”,人民“享真正的幸福”。〔8〕可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实现由封建的王朝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变。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便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标志着中国民主共和国家的初建。这是中国历史的巨变,也是宪政文化的革新,是当时中国仁人志士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民主文化相结合所成就的丰功伟绩,也是近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如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所获取的一项重大成果。
二、岭南自然与人文环境,铸就岭南人的文化特征
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4位先进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除严复为福建人外,其余3人均为广东人。
为什么广东在近代中国是人才代出的地方?为什么近代中国的广东人在抗击侵略和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潮中总能走在时代前列开创未来?这有文化层面的原因,也有历史层面的原因。从文化层面看,广东地属中国五岭(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之南,五岭万山重叠,把广东、广西与中原分隔开来,岭之南称为岭南,亦称岭外、岭表。岭南的东江、西江、北江汇合形合的珠江,不仅为水路交通提供方便,而东、北、西三江下游构成的珠江三角洲平原,是岭南最大的水网地带。岭南南临南海,对外水路交通发达,与外国交往频繁。加上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物产丰盛,适合人们居住和创业,具有经济和文化的明显特征。〔9〕
广东地属岭南,它主要是客家人、广府人、潮汕人杂居地,各方言区的民众都保留各自民系的文化传统,它们同源同种,但文化习俗,思维定势,行为取向不完全相同。这便于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由于它们创业、生息和反抗外族入侵者在一起,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和对岭南文化的认同感,使广东人对不同地域的同源文化和异质文化具有开放性、包融性。原属广东省的澳门和香港,又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和走向世界的门户,西方的基督文化,人权观念、进化论、民主自由思想和竞争意识同中国的讲道德,强调中庸,以人为善,以邻为友,尊敬长者,天下为公的传统文化,得以在这里交汇、碰撞、抉择、排拒和吸收。所以广东人凭着西学东渐的机遇,得风气之先,他们最早开眼看世界,也最早走向世界。由中国不同民系积殿起来的传统文化精华同外来文化的精华相互作用凝聚起来的岭南文化,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长处,除了开放性、包融性外,还有务实性,创新性和超前性。
广东人侨居国外或在外从事经商和垦植业的华侨华人众多,全世界目前5000多万华人华侨中,广东籍约占70%,即达3000多万人。广东是全国最大的侨乡。〔10〕华侨华人在国外创业,不仅为所在国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且也为中国人走向世界,对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都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广东人的开拓进取、冒险犯难、和谐包容,刚毅自强、自信的性格和敢于闯荡世界和为天下先的精神,又造成其见闻宽广,视野广远,喜交朋友,善于待人。他们不仅瞭解国情,也瞭解世情;他们不仅热爱家乡,眷恋祖国,也有勇于献身、舍生取义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和情怀。
广东人所具有的岭南文化铸造的地域精神和文化特性,是广东的地理和人文条件所造就的优势,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先进文化相结合共同培育的结果。所以,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别,与外来的西方文化也有不同,但是它们可以相融,可以互补。它是属于经过中西文化交汇后再创造的先进地域文化类别。在这种文化下陶冶和塑造的广东人,也有其非常突出的表现。
近代以来,广东是中西文化最早的碰撞地,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东西两翼发展不同,与外界联系的程度也不同,但作为岭南文化圈下的人文精神则大致相同。在这块可爱的土地上,杰出人物层出不穷,不少思想家、政治家、文化人,引领一时风潮,在中国社会这个太平台上独领先机,大展鸿图,使广东这块肥沃富绕的土地,既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又是近现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实施近现代化建设的试验场。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在于人的行为取向和对事物的认真态度。
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哈唎称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洪秀全〔11〕,1836年他在广州应试时得到一本由传教士梁发编撰的基督教教义的书——《劝世良言》。该书只是由六十几个互不联贯的摘引《新约》、《旧约》圣经的某些片段,加以中国化的敷衍而成。书中反复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条。这本浅薄基督文化的传道书,〔12〕迎合了洪秀全的革新思想,为他提供了借鉴的凭藉。这本书不仅启迪了他的思维,使他受到了上帝的启示;也使他开始崇拜上帝、斥责偶像产生了救世新思想。不久,洪秀全又劝得堂弟洪仁玕和冯云山皈依新教。可见《劝世良言》这部小书促使洪秀全和基督教结合,并启迪了他的变革思维。洪秀全经过思考,他提出很多疑问,说:“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海洋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给儿辈;各人都应尊重父亲的遗言,安分保管自己所分得的产业,为什么满洲人侵入中国,劫夺他们的兄弟的产业呢?”
后来,他又说:“要是上帝助我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守自有的产业,而不劫夺侵害别人所有;我们要在互相交流真理和智慧,彼此以礼相待;我们要共拜同一天父,共敬崇同一天兄救世言的教义;这是自我的灵魂与上天相接以后的心中大愿。”〔13〕
由此可见,不管你如何评论洪秀全,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确跟基督文化的平等观启迪有关。至于西方的基督文化是否就比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优越,我不得而知,不敢费言,但作为反映西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敬崇上帝,提倡人类博爱和人间平等的思想和文化意识对于追寻救国之方的洪秀全起了顿开茅塞的作用,是他揉合了中西文化的精华,提出均平思想,并以此作为他组织和宣传民众起来向清朝宣战,通过革命实现人间平权,则是不争的事实。
有人说,洪秀全不是学西方的先进人物,甚至有人鼓吹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应该肯定。洪秀全学西方并组织农民起来造清朝政府的反建立起农民政权,跟后来他回归皇权主义这是两个问题。不能因为某一个人后来发生了脱变就将其成就的事业统统否定。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武装镇压太平天国说成是正确的行为,更不知从何谈起。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后的治国经历说明其并不比太平天国进步。就说其两个都是封建政权,曾国藩、李鸿章与洪秀全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互相征战,也难说明孰是孰非。何况太平天国后期还出现了一位试图在农民政权基础上,把中国引向近代化道路的洪仁玕。如果条件许可,洪仁玕能掌握太平天国实权,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也很难说,它不会有所作为。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早年参加“拜上帝会”,但未参加太平军在桂平起义。后来洪仁玕到了香港投奔韩文山牧师并受洗礼皈依基督教。洪仁玕在香港住了4年,他开始接触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859年3月,洪仁玕终于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到了“天京”,受命主持太平天国政务,发布了著名的《资政新篇》。该书站在维护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立场上,积极汲取“师夷长技”思想,明确地提出“以资为政”,采用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推行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中国的近代化。《资政新篇》提出28项施政纲领,指出:兴车马之利,效法西方制造火轮车;兴舟楫之利,效法西方推行以“火”、“气”、“力”、“风”为动力之交通工具;兴银行,便利商贾士民;兴器皿技艺,造精奇产品;兴宝藏,开发各类矿产;兴邮亭、建设邮政网络;兴省郡县钱国谷库;兴市镇公司,施行工商水陆关税之法;兴士民公会,〔14〕集各界意见,以便行政。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人用中西互补的观念,“添加了洪秀全所没有的新内容,也开创了岭南文化的新内涵”,“构成了近代岭南文化的第一个中西文化结合的新起点”,〔15〕具有近代化的新思想。
洪仁玕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采西学、图富强思潮中在广东涌现的杰出人士,是主张采纳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方案改革中国的先进人士。他的《资政新篇》留下的不仅是智慧,也是广东人勇于创新、追赶潮流的表现。所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反封建的作用似有不公。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被镇压以后的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清政府推行洋务新政或称同光新政时期。这时期的岭南,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日益沉重,以此同时广东的一批先进人物,从开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从在自家寻求救国真理到深入西方考察和研究西方崛起的因缘,终于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如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今珠海市)的容闳(1828-1912),不仅自幼则赴澳门进入玛礼逊学堂读书,还随该校的迁移到了香港求学,自是时起他则接受西学教育。1847年1月,容闳又赴美留学,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后进入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服务。他为了培养瞭解西方世界的人才,四处活动,并组织了中国幼童出洋留学,企图通过培育人才来振兴中国。他为此奋斗了一生。1912年容闳病逝于美国哈特福德城。他着有《西学东渐记》一书。容闳是一位走向世界又回归中国,用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启导中国人将眼睛投向西方,学习西方;又用他的思想和行动开启了近代中国人走向西方和效忠祖国的思想,成为近代岭南“西学东渐”鼓吹者和走向世界的开创者。
随后又有何启(1858-1914年)和胡礼垣(1847-1916年)就中国如何改革实现中国“自强”的问题进行探究,他们经过13年共同探索写成的《新政真诠》一书,提出“体”、“用”一致的改革新理论,提倡按西方建设近代化的方法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
何启,广东南海县人,出生于香港。他1881年任香港律师、议政局议员,他是香港西医学院创办人,并在西医书院执教,对西方的文化、政治制度变迁有深刻瞭解。他虽未参加革命,但他则是一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热心改革家。胡礼垣,广东三水县人,出生于华侨商人家庭,自幼生活在香港,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曾创办《粤报》和翻译《英例全书》。他博览群书,游历遍五大洲,著作颇丰。《新政真诠》体现了何、胡企望通过政治改良,发展民族工商业,富强中国,振兴中华的追求。此书在当时影响甚巨,一度执海外华侨华人舆论之牛耳。
在19世纪末年,还有一位影响中国思想界的广东商人郑观应(1842-1922年)。他出生在香山县雍陌乡(今珠海市),1958年(17岁时)弃学从商赴上海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后来投资轮船公司,曾任轮船招商局帮办和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他在上海学习外文,热心西学,从小具有爱国思想,在同外国人从事贸易中又产生重商主义,提倡发展经济与外国人打商战。他的思想和认识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与要求。他的《救时揭要》(1872年成书)、《易言》(写于1870-1871年)和《盛世危言》(1894年初版)等书,敲响了清朝所谓盛世的危险警钟,并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行经。他在书中倡导社会风俗的改革,提倡实行议院制行君主立宪,兴学校以富强。他所强调的“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的近代化主张,反映了19世纪末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倾向。郑观应从“救时”到“救国”的思想〔16〕,成为时人和后人所尊崇。
以上这些广东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之所以能够提出一些改革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兴学校,培育人才,强中国的进步主张,是同他们接触西方文化,考察中西方社会变迁的历程分不开的。他们是岭南这个特定的文化圈,以及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和包融性所造就的19世纪末先进中国人的典型代表,而他们的启蒙思想又使中国人眼界大开,并从沉睡中觉醒。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并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给中华民族巨大的震撼,同时也激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在这场拯救民族危亡和反清救国运动中,又是广东人引领风潮。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和维新变法的杰出代表康有为,同时登上历史舞台,领导激进派和缓进派进行救国的革命和变法两个运动。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县人(今佛山市)。他的学生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县人(今江门市)。俩人都是岭南文化造就的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
康有为在1898年维新变法前的30年,都生活在广东。早年他师从大儒朱九江,国学基础甚固,“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楚辞、汉书、文选、杜诗、徐庾文,皆能背诵。”〔17〕光绪五年(1879年)入西樵山白云洞专讲道佛之学,后在广州开堂讲学,古今中外之学皆有所涉。光绪十三年(1887年)康有为到香港旅游,接受“西学”,是年他编《人类公理》一书,主张“创地球公议院,合公士以谈合国之公理,养公兵以去不会之国,以为合地球之计。”〔18〕康有为治学庞杂,既治经学,又通道佛之学,还研究俄国彼得大帝变法史,日本明治变政史,以及波兰、法国等国的改革演变史,“穷理创义,立事变法”,以“学道爱人,足为一世。”〔19〕诚如梁启超所言:康师“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20〕康有为晚年思想保守,对旧制度不满,但又藕断丝连;追求时代开新,但又对旧时代文化欲舍不能。尽管如此,他仍是典型的中西优秀文化交汇造就的近代中国杰出的社会变革家,是在岭南这一特殊人文环境中沐育成长的一代改革思想家。
康有为的学生、维新变法运动的宣传家——梁启超,是一代风流才子。梁启超生性聪慧,在祖父梁延后(秀才)教育下,喜爱儒学,年仅12岁应试考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1901年在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后追随康有为维新变法,晚年从教,培育人才。梁启超思想活跃,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兴趣。他著作等身,兴趣广泛,研究的范围有政治有文化,也有宗教和哲学,他的学风不实,但思想活跃,敢于开新,善于创造,在中国影响深远。1890年,梁上京会试落第,归途中道经上海,从书坊购得徐继畬编着的《瀛环志略》及一批上海所译出版的西书,大开眼界,为他瞭解西方文化提供便利。尤其是《瀛环志略》10卷,摘録中外有关图书资料辑録而成,对世界尤其是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史地沿革与社会变迁备加载述,对梁影响巨大。
甲午战争失败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上书变法,任强学会书记。1896年在上海任《时务报》总编辑,传播新思想,于是著述《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提倡救时之政治主张,倡议变科举、兴学堂,提倡中西学并重。此间,梁氏还辑録《西政丛书》,讨论西洋故事;创办大同译书局,主持翻译出版《俄皇大彼得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等书,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后至长沙办时务学堂,培养维新人士,〔21〕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得力助手,时人合称“康梁”。梁启超是主张“兴民权”、“兴绅权”、“开官智”,“开民智”,促进文明进步和社会变迁,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进步人物。戊戌政变后,梁氏逃往日本,曾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改良,主张保皇。1902年2月又创刊《新民丛报》于日本,积极撰文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鼓吹民权,批判封建专制主义。〔22〕
康有为、梁启超不是外国留学生,但他们的思想则相当开放,他们不仅努力吸收西学,积极传播西方文化,而且成为主导清末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变法维新思潮的统帅人物,并进而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的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也可能是由于康梁早年在广东穷读儒书,有志“经世致用”,对中国传统文化过于推崇,中年虽吸纳西学,但晚年又有回归传统的倾向和行为。可以说,康有为、梁启超属于又中又西、不中不西的混合型文化人。这种人可能会走在历史和时代的前面,并努力开创未来,但又容易回归传统从古代文化中去寻找未来。
总之,近代岭南人文荟萃,代有新人。他们的出现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有积极的影响。没有岭南的人文环境,也不会有他们后来的表现,没有这一代又一代的先进文化陶铸的广东新人的出现,广东也不可能成为近代中国变革思想产生的重心龢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
三、广东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的历史原因
毫无疑问,孙中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为什么能够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时代的变化需要孙中山这样的人物”、“孙中山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及时提出解救中国危机的主张”、“孙中山的思想和言行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的利益要求”、“孙中山是革命领导集团的杰出代表和佼佼者”。〔23〕孙中山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但也与他的经历和智慧、魄力、人格、品德分不开,跟他接受的教育和他的努力分不开。
孙中山出生在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后的1866年,离太平天国失败只2年。他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与香港、澳门为邻,有不少乡民在国外侨居、在港澳谋生,与外界联系较多,文化较为先进。13岁以前孙中山在乡间度过,13岁(1879年)他离开家乡到了火努鲁鲁(Honolulu,当时华侨称为檀香山正埠)读书,而中学和大学则在殖民地的香港完成学业。在晚年,孙中山讲过,香港是他革命思想的发源地,是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培养了他的科学精神,又因为他起初选择医人的医学作为事业又养成了他对人对事的认真和务实的态度,再加上他对香港的市政设施和管理水平的深切感受便激发了他的近代化思想。
在求学过程中,孙中山怀着探求救国方法的渴望,背负着拯救中华民族的使命,步入了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和中国应向何处去的思考中,他指出:“以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24〕在香港高等医校就读的5年,孙中山勤奋学习,除正课外,广泛研读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课余还进修中文。后来他概述其涉猎的知识范围:“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严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25〕“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26〕由此可见,孙中山求知欲很强,阅读的范围很广泛,知识很渊博,古今中外重大的事他都略有所知。
从孙中山的著作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的知识来源甚广。
(一)他从中国古代春秋大义中,吸收了民族革命的思想,从夏威夷人民和菲律宾人民反美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吸取了反对外族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
(二)他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观,从达尔文、斯宾塞的书中学来了历史进化论和社会发展观;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中学来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学说;从美国学来了共和龢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制度;从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瓜分),犹大人灭国等许多国家衰亡中得到振兴中华的启示。
(三)他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学来了大同理想,树立天下为公理念,主张建立和谐合理的公平社会。等等。〔27〕
由此可见,孙中山是中西文化交汇造就的中国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他之所以能言人所未言,敢于为天下先,担负起改朝换代的伟大历史使命,和提出改革中国的主张,与家庭、学校、同事、朋友、师长的影响都有关系,但主要的因素还是文化的因素。因为先进的文化陶冶了他的“专一狂热的政治期望价值观”、“内控抗争的政治功效意识”、“自主的现代性”和“英才型的权威性人格”,〔28〕这些都是他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领袖的基本条件。
革命究竟要做什么事呢?孙中山说:“是求进步的事。”〔29〕“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来,一个国家由贫弱变到富强,由痛苦变成安乐,没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因为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人类所以要革命呢?是要求进步。人类的思想,总是望进步的。人类进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对进步的障碍物,除去障碍物,便是革命。所以我们要人类和国家进步,便不能不革命。”〔30〕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和“扫除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31〕所以,革命是除旧布新的事业,是扫除障碍社会进步发展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诸多因素的革新工程。要成就这一巨大社会工程除了人的因素、观念(即文化)的因素外,还有物质的因素,特别是需要有领导集团的统一、意志的坚强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否则革命在任何时候和地方发动都不可能成功。
广东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除上面说过的地缘、人缘和文化关系外,还因为有孙中山(广东香山县)、胡汉民(广东番禺县)、廖仲恺(广东惠阳县)、汪精卫(广东番禺县)、朱执信(广东番禺县)、陈少白(广东新会县)等一批先进分子组成了兴中会革命团体,这些广东籍的先进分子担负了辛亥革命初期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加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在经济上和人力上的支持和参与,起了“革命之母”的作用,便使革命爆发有了可能。此外,广东民众在近代开始后的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法战争,都积极奋起抗争,具有优良的反抗侵略和反抗压迫的革命传统。这一切条件都是国内别的地区所不具备的。所以,孙中山选择广东作为他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合理的、也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因为辛亥革命成功于武汉就认为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将其前段历史砍掉,更加不能不作分析,对兴中会领导的南方起义斗争全盘否定。革命是个运动是个过程,一次革命成功当然很理想,但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没有前期的革命也不会有后期的革命,没有前期革命的失败也就没有失败的教训,革命党人也不会有后期战略的转移,也就谈不上有后来的胜利。
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策划广州起义及后来的惠州起义虽“流产”和失败,但却标志着革命民主派的形成和孙中山“战争事业”的开始及辛亥革命的开端。从此,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便进入正规的发展阶段,标志着孙中山的近代化事业在政治层面由舆论宣传阶段转变为用激烈的手段与现存政权决裂,通过再造共和民主制度来达到政治的变革——改朝换代。因此,我们看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应以科学的态度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当然不能加以神化,一味歌颂,不总结经验教训对后人未能给予理性的启迪,这固然不对;但另一方面又不要跨大其失误,甚至将激进主义说成是只讲破坏,不讲建设的帽子胡乱地扣到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党人的头上,达到否定孙中山、否定革命;告别孙中山,告别革命的目的。这不是任何尊重事实的学者所能接受的态度。所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历史是永恒不能变的主题。
四、结束语
先进文化不仅引领时代潮流,也营造新的人文环境,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激励人们的上进心和革新精神。近代中国的岭南文化,无论从“人创造文化”,还是从“文化塑造人”的角度去探视,无疑都是具有典型性的研究课题。本文所讨论的岭南文化与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又从另外一个视角去探索文化对人们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取向所起的作用。可见,文化不仅是物质文明,也是精神文明,不仅是意识形态,也是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取向,品格和意志。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对人对国家对民族的影响都很广大和深远。
岭南是近代中国开放最早,得风气之先,又开风气之先,会通中西和熔铸古今优秀文化的地区。岭南文化是地方性的文化,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然而,“从中国近代文化和岭南近代文化发展的脉络看,岭南文化所开创的近代精神,实际上已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主流,它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变化的趋势。”〔32〕
岭南的广东由于它的特殊人文环境,西方近代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反对强权政治,但对异质文化不抗拒,比较正视现实,尊重事实。他们善于思考并在恶劣的环境中有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养成刚毅、自信、自立、自强和务实的作风,具有敢于冒险,敢于为天下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论革命也好,建设也好,人的素质都是关键的,“以人为本”是永恒的主题。没有近代化思想的人,不可能成就近代化的事业,没有世界的眼光和开放的意识也永远不能走向世界,追赶世界潮流。所以,近代中国的岭南人,尤其是广东人能够在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坚定信念,在爱国爱乡的精神启导下,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敢于开拓进取,敢于向权贵和传统恶势力抗争的思想家、改革家和革命家,这与广东的人文环境、历史土壤及中西文化交汇的频繁有重大的关系。而孙中山又是岭南文化杰出的代表,他是岭南文化造就的典型,而他又与岭南,尤其是广东作为他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而成就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所以近代中国的岭南文化,铸就了岭南人,正是这些人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表现。因此研究岭南文化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一研究成果无疑会对现在岭南,尤其是对当今广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发生巨大影响。
注 释
〔1〕张岱年、程宜山着:《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2〕李侃着:《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3〕林家有着:《史学方法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6页。
〔4〕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与内涵,以及政治文明的结构体系,基本特征,可参阅虞崇胜着:《政治文明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版。这里不详论。
〔5〕李侃着:《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6〕孙中山:《中国同盟会盟书及联系暗号》,《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6-277页。
〔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4页。
〔8〕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0页。
〔9〕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李锦全、吴照钊、冯达文编着:《岭南思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0〕岑摩岩:《亲情乡情会羊城——记二届世粤联会》,台北《侨协杂志》,第80期(2003年4月出版)。其实现今华侨华人已超过5000多万。
〔11〕[英]哈唎着,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2〕王庆成着:《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0页。
〔13〕参见[英]哈唎着,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译本,第33-34页。
〔14〕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29页。
〔15〕参见李锦全、吴照钊、冯达文编着:《岭南思想史》第291-292页。
〔16〕郑观应对西学的认识,以及改革时政,兴学校、设议院行君主立宪,进行商战的思想,均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部分文章也见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0-111页,116-119页,141-158页。
〔17〕 《康南海自定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18〕同上,第119-120页。
〔19〕同上,第169页。
〔20〕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第7页。
〔21〕杨复礼:《梁启超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第171-175页。
〔22〕关于梁启超的生平事功,可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全书1212页,81万多字。
〔23〕参见林家有着:《史学方法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176页。
〔24〕胡去非:《总理事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页。
〔2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单位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20页。
〔26〕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7〕参见林家有着:《史学方法论》,第136页。
〔28〕参见华中兴着:《中山先生政治人格的解析》,台北正中书局 1992年版,第137-167页。
〔29〕孙中山:《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7页。
〔30〕孙中山:《在广州商团警察联欢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页。
〔31〕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
〔32〕陈胜粦:《岭南文化与孙中山·序》,见胡波着:《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作者:林家有,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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