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古老中国的版图，在最南端，有一块神奇的土地，背靠着崇山峻岭，面向着浩淼海洋。历史上，把这块处在山与海之间的土地称为岭南。

　　在古代，岭南一直被以为是蛮荒之地，那些成了中原统治者眼中“罪民”的人，往往被放逐岭南。个中的原因，除了岭南的地理位置远离中原的封建统治轴心，更因为岭南人有着与中原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习俗。岭南人的饮食习惯尤其让中原人觉得不可思议，除一般的家禽家畜外，飞禽走兽，山珍海味，甚至虫蛇蚂蚁，皆可成为岭南人口中之食。在中原人士看来，嗜食野味的饮食文化是野蛮的风俗，不符合封建礼治的尺度，因此，中原人士把岭南视作蛮夷之地，岭南人亦成了“南蛮”。

　　虽然被斥为“蛮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岭南人却依然故我，从未变更其饮食习惯。对岭南人来说，“飞潜动物皆可烹食”，是大自然的恩赐。享受自然，归附自然，是自身可得的福祉，而所谓“蛮夷”，只不过是加于外身的一个蔑称罢了，无须为一个外在的蔑称而拘禁内心的欲望。正由于岭南人比中原人多了一份原始状态下的狂野与放达，看重内在的心性多于功名一类的外物，也就漠视来自中原的斥责，亦不论好食野味的传统习俗与什么礼法有度不相符了。

　　受岭南人这种生命观、价值观的熏陶，产生于广府地区的宗教思想走向了对真我个性的精神追求。例如，岭南著名的道教大师葛洪的道学理论认为，“治国平天下”并不与个人内心价值追求相一致，与个人内心情趣相符。所以，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及实践都是被迫的，不是出自本心的。那么，由此得到的功名，也就无关宏旨了。人，说到底，还是应按照自己内心的情趣率性而行。葛洪的这种信仰哲理，自然是得自于岭南、尤其是广府人的精神气候。葛洪来自岭北，但他没有在自己的故乡寻求道学，却南下广州，又上罗浮山修炼。就在岭南的潜心修炼，葛洪浸润在广府的人文氛围中，才形成了他的道教哲学。

　　从葛洪的信仰哲理，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岭南人，特别是生活在岭南中心的广府人的人文精神特质，就是对个性自由的崇尚。这种崇尚，体现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就是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置于伦理秩序之上，为求得个性的舒展而甘愿舍弃功名，以挣脱由此带来的束缚。出于这种崇尚，必然是拒絶礼义准则的约束和道德规范的禁锢，抛开正统的修养标准去寻求个性的自由。

　　显然，这种对自由的崇尚，本身应该包含着对剥削、压迫、专制的反叛精神。当专制的封建独裁者把持着道德价值观的正统地位时，这种反叛，也就成了对正统的不恭、背弃与批判。

　　就如古代的岭南人正是出于对正统的不恭，才没有以中原礼仪准则作参照，而弃掉自己富于个性的民俗传统，更不以蛮夷为羞，这便是由崇尚自由衍生出的反叛。

　　而前面所提到诞生于广府，深受广府文化影响的葛洪的道学理论更体现出广府批判封建正统的人文精神。由于葛洪认为个人内心不应受“治国平天下”的价值标准所逼迫，自然而然地把批评的锋芒指向了代表封建正统的圣人和五经。葛洪反对以圣人和五经的标准作参照，认为很多知识在圣人和五经处都没说到，反而在一些非经典的书籍上求得，所以，不可以圣人和五经未说过的都为虚妄，如果认为圣人所不能而常人也不能圣人所不知而常人亦不知，那就太可笑了。

　　葛洪之后，佛教高僧慧能在广府地区开创中国南派禅宗佛学时同样表现出这样一种反叛。在传统佛教观念中，佛性存在于另一个神的彼岸世界，要参透浩如烟海的佛学经卷，要奉行名目繁琐的修行仪式，方可达到彼岸成佛。但慧能却背弃了传统，把佛性说成是每个人的自心，不必累世修行，无需追求另一个遥远的彼岸世界，只要凭藉自己的信仰和良心，便可“顿悟成佛”，为了“顿悟”，甚至可以“呵佛骂祖”。慧能的佛学要旨无疑是与他之前的传统佛学思想相背离的，他的“顿悟”教义不重禅定的形式，而重心性的清净。慧能的这种佛学，注重内在心性的追求，与葛洪的道学有着相似之处。可见，慧能之所以能够改造与革新佛教，敢于“离经叛道”，变渐修渐悟而“呵佛骂祖”达到顿悟，与葛洪敢于批评圣人和五经一样，是受到了广府文化的熏染。

　　葛洪和慧能都是在广府人休养生息的这片土地上，形成他们的宗教思想。他们的反权威、反经典、反传统，与岭南人对“蛮夷”蔑称的漠视，对教化的天然扺触，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源自因追求内心个性自由而生发出的反叛精神。回过头来看，葛洪和慧能的思想在广府地区的孕育，又正好验证了广府人崇尚自由、反对压迫的人文精神。

　　思想流派的出现必须植根一定的文化土壤，正是依仗广府的文化底藴，才有葛洪的指摘正统标准，才有慧能的叛逆传统佛学。宗教的思想如此，革命的理论也不例外。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观和道德观念对人性的扼杀，对个性的抹杀；是要冲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对人心和人身的压制；要求把个我的真实个性在封建正统道德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毫无疑问，中国民主革命的宗旨与葛洪及慧能的宗教精神追求有着相通之处，尽管后者属于神与佛的范畴。那么，革命思想的酝酿也就在广府找到了所需凭藉的文化土壤。

　　而为实现个性解放，必然要推翻旧有的封建制度，建立全新的民主体制，因而说到底，民主革命也是一种变革，一种对社会制度的革新。只不过，革命是最为激烈的变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制度。而从来，变革意识的萌生就离不开反叛的精神，没有对旧事物的反叛，就没有改造旧事物的诉求，也就没有创造新事物思想的产生。因此，可以进一步地说，不但在广府可以找到培育革命思想的文化土壤，也只有在广府才有孕育革命思想的文化温床。

　　到了近代，当归属封建的一切再也逃不掉它行将没落的命运需要被推倒时，广府的这片土地就最早走出了农民起义领袖、改良主义者、革命家，先行为争取中国人的自由、民主奔走呼号。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四年之前，来自花县的洪秀全到广州赴考，屡试落第，却有另一项意外的收获，于无意中得到一部宣传基督教的书——《劝世良言》。洪秀全吸收了《劝世良言》中的思想，创立拜上帝会，而后建立太平天国，同清朝对峙了十余年。洪秀全确信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赋予太平天国改造腐化堕落的世道，拯救受苦受难的世人，建立太平世界的革命宗旨。太平天国后期杰出的领袖、思想家洪仁玕，提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行新政策的主张，为的是革除社会上腐败颓废之风和倡盛国家，他的每一条主张都得到了洪秀全的肯定。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太平天国领袖们改革社会的思想和渴望。

　　洪秀全之后，在中国近代革命史的风云名册上，接着出现的名字是康有为。康有为一次又一次的上书，最终促成了19世纪末那场闻名中外的“戊戌变法”。在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两位变法主将的推动下，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各方面的改革措施接连出台。康有为的主张比洪仁玕往前走了一步，认为中国之出路不在“变器”，而在“变法”，即不单输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更要学习西方国家得以强盛所凭藉的政治制度。

　　康梁的变法维新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一样，虽然给清朝以极大的震撼，最后仍归于失败。而从小崇拜太平天国英雄，以“洪秀全第二”自勉的孙中山就是使中国的民主革命真正取得成功的人。孙中山的革命比洪秀全、康有为更往前迈一大步，不再是太平天国的封王建制，不只是“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而要废掉皇帝的制度，使称帝者在中国的大地上不复存在。从在广州发动的第一次起义开始，孙中山不但为推倒帝制而历10次起义的失败不气馁，更为阻止帝制的复辟，为中国人能得真正的民主共和而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无疑，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三场革命都为求“变”，只不过一次比一次来得激进，一次比一次变得彻底，直到孙中山，更是要来个脱胎换骨，连最根本的社会制度都要完全改变。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们如此强烈的变革社会意识是萌发于对旧有封建制度的反叛精神。事实上，从这三次革命的领袖人物身上都可以找到和葛洪及慧能相同的个性特征——对自由的崇尚和对压迫，或者说对代表压迫的正统势力的反叛。

　　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是他为拜上帝会撰着的三篇文章：《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在这三篇文章中，洪秀全把基督教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要求在皇上帝的统率下，国与国、男与女、贫与富皆平等，反对私，反对邪恶不正，使以强欺弱、以众凌寡的混乱世道变为公平正直之世，这是太平天国的战士们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洪秀全又在他的文章中把封建统治者一概贬斥为无恶不作的残害百姓的妖魔鬼怪，号召信徒们在独一真神皇上帝领导下把他们打倒，这是对压迫强权的深恶痛絶，自然包含了反抗压迫的反叛思想。

　　康有为在发动“戊戌变法”之前，先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培养变法运动的精英。万木草堂是一所带有浓厚时代气息和在办学方式上别具一格的“准新式”学校。其学规《长兴学记》极具新意，指出努力学习的关键在于“逆乎常纬”，敢于打破常规、独立思考、标新立异。这自与康有为从小不喜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性格相关联。他一直是厌恶八股文的，一直在力图挣脱旧学旧俗的束缚。所以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无不是康有为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冲击、改造和突破。由此可以看到康有为身上的反叛，就是葛洪、慧能的那种反传统，所以他主张要“逆乎常纬”。而构成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他这种“逆乎常纬”思想的结晶。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千百年来作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理论基础的儒家正统古文经学来个根本否定。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历来被人们奉为圣人的孔子描绘成生于乱世的托古改制的一介布衣。康有为就这样动摇了传统中认定不可变的信条，古文经学不再是什么正统，以它为基础的皇权及其制度便失去了昔日神化的尊严，孔子不再是圣人，只不过是懂得“托古改制”的布农罢了。既然封建皇权的神威已经荡然无存，那么所谓的“祖宗之法”还有什么不可以变。既然身为布衣的孔子能“托古改制”，那么同是布农的康有为也能托孔子的“古”，改现在的“制”，于是维新变法就成为当然之事了。

　　孙中山从小就不是一个对传统规条絶对信服的人。学童时代，孙中山就已经不满只求死记硬背、却对书中含义从不加解释的教学方法，幷且大胆地向老师质疑这样一种世代相沿的教法的合理性。中学时代，孙中山被基督教所宣扬的平等、博爱的教义精神所吸引，于是对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产生怀疑，在檀香山捣毁了哥哥孙眉家的关帝像，回到家乡香山县又毁坏了乡里人崇拜的北帝君的神像。大学时代，孙中山对数千年来深入中国人心的“知易行难”学说产生疑问，及后通过努力钻研，更认为这个“传之数千年，习之遍全国”的学说竟是歪理，必须破除，最终在他的著作《孙文学说》中形成了“知难行易”的行动哲学。孙中山的成长足迹就已经透露着他思想中对封建传统制度的反叛精神，这使他在上书李鸿章失败，明白到清政府的腐败已是无药可救之后，就义无返顾地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从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再到推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最后到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都不约而同地依赖于对封建正统的反叛精神，从批判封建制度开始，发出对封建体制的大胆挑战。这种反叛精神，是广府人崇尚自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也就是说，这些革命的先行者们都是在广府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他们的革命思想。离开了广府的文化大环境，是不会有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正如离开了广府的文化气候，不会有葛洪和慧能的宗教事业一样。而以上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在广州拉开序幕，幷且领衔谱写这些中国近代革命史最重要篇章的又无一不是广府人，亦说明瞭这一点。

　　所以说，历史选择广东、选择广州，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并非偶然。是南中国对自由、民主、平等的崇尚和对专制、独裁、强权的反叛，使它自己，也使它的中心地——广州必然站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的位置上。

　　当历史还处在封建时代，岭南的文化特色令生活在封建轴心的中原人士以为逾越岭南便是蛮荒之地，以至流放被黜者，都往岭南打发。谁料，到了近代，中国人脱掉羁缚，谋求独立，争取自由的革命追求与广府的民风竟是如此地契合。于是，过去那些口口声声称岭南为蛮荒之地的人，亦断没想到正是在这蛮荒之地成长起来的人，一举推翻了深深扎根于中原的黑闇的、腐朽的、没落的封建制度，为中国人建立起民主的国家。其实，历史已经定下一个必然，恰恰只有桀骜不驯、奔放不羁的岭南人才会无视中原正统的礼教、道义规范，敢于向封建制度宣战。近代中国人自由的呼声就是从蛮荒的岭南喊出来的，就是自岭南人，尤其是广府人喊出来的!

　　（作者：黄慧斯，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