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摇篮，民主革命的很多活动在广州发生，素被誉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这与广州的地理条件有直接的关系。

　　一、 河海交汇通四海，民主思潮早进来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上承西江、北江、流溪河，东接东江，南经狮子洋、伶仃洋通南中国海，处于河海交汇处。自秦汉以来与外国交往不絶于途。内陆腹地广阔，过五岭可往全国各地。溯西江而上可扺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并于越南、缅甸交通。可谓四通八达，内外交通便捷。正是这样有利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广州二千多年历久不衰的对外交往历史。《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始皇进军岭南的原因之一就是被广州的犀角、象牙、翡翠、珠玑这些舶来珍品吸引。《史记·货殖列传》说广州市珠玑、犀角、玳瑁、果布的集散地。南越王墓出土不少外国出产的器物。这些都是广州早在秦汉时代就有对外交往的证据。其后，隋唐均以广州为对外贸易和交往的基地。隋在广州建南海神庙（菠萝庙），唐在广州置市舶使。宋设市舶司，并有大批中国人从广州乘海舶“木兰舟”往外国“往蕃”。元人陈大震撰的《南海志》说元朝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广州有贸易往来。明代在广州设怀远驿接待外国客人。清代康熙在广州设粤海关。明代后期和清代广州的十三行已闻名海内外。广州还是明清闭关锁国政策下长期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史称“一口通商”。18世纪30、40年代瑞典“哥德堡”号三次到广州。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从此开辟了中美直航航线。1805年，俄罗斯船队满载皮货扺广州。1819年开通了广州至大洋洲的航线。随着与西方的交通日益频繁，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先后来广州传教，并开设医院，开办教育，西方思想文化从此在广州传播，民主思潮逐渐为一部分知识界接受。洪秀全就是读了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梁发在广州送给他的《劝世良言》才砸了孔子牌位、创立了“拜上帝教”、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编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提出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是受西方民主思潮影响产生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亦把自己看作是太平天国的继承者。孙中山及其他民主革命先驱正是在广州这个最早对外开放、长期兼容中西思想文化的海滨城市，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孙中山1886年到广州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他不止学医术，更重要的是在这座思想比较开放的省会城市接受西方民主思潮。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东西药局”，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探索救国之路，与陆皓东、尤列等筹组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兴中会”。1895年，他与陆皓东等选择广州作为首次武装起义的地点，也是因为广州有思想比较开放的民众条件和四通八达的广东是省会、华南交通枢纽的地理条件。广州乙未之役，后因事泄多种原因，这次起义未能成功，但历史决不会忘记民主革命的首次广州武装起义。革命党人史坚如1900年在广州荣华东街挖地道炸两广总督德寿。史坚如祖籍江苏，生长及读书俱在广州，曾在美国人办的广州格致书院学习，很早就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他曾对友人说：“民主为天下公理”。他就是在广州获得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和最终为民主革命献出自己年轻（21岁）的生命。此后，革命党人多次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例如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等等。

　　这些民主革命早期的行动，莫不与广州位于南海之滨，对外交往最前沿，思想具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最早接受西方民主思想有关。

　　二、 对外交往渠道多

　　广州作为海滨城市，自古以来就与海外有多方面的交往。

　　首先，广州向来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是一个重要港口，其历史可上溯秦汉，下至明清乃至近代。黄启臣教授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说：自1553—1820年，西方国家来广东购买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运来白银5亿两以上。自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贸易总款达42.27亿两，可见广州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之密切和频繁。贸易往来，必然出现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与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果。

　　其次，广州是许多沿海国家和地区政府派往中国的使者的必经之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或访华使者，既带来该国（地区）的物产，也同时传入许多新思想、新风气，这些都有助广州的开放与兼容，吸收外来文化。尤其是在19世纪末，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西方各国力图推行其资本主义民主的大变革时期，享有外交官身份的西方使者对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起了重要作用。

　　广州是外来宗教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早在南北朝梁武帝时，达摩已到广州建西来庵传播佛教。明万历七年（１５７９年）天主教教士意大利人罗明坚已随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其后利玛窦也来到广东传播天主教。清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也到广州传教，并把《圣经》译成汉文及编纂《华英字典》。其后美籍基督教士裨治文也到广州传教及出版刊物和办学。清道光十五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并招收学生传授西方医术。这些传教士不光是布道、传教，更主要的是带来西方民主思想，对广州后来成为民主革命的摇篮起着重要作用。

　　通过华侨、华工传入西方民主思潮亦是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一个重要渠道。宋代粤人已开始出国“住蕃”，明清两代广州人出国者日增。１９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中国社会动荡，生计艰难，广东出现契约劳工（卖猪仔）出国潮，仅１８５２年就有２４５８１名华工在广州黄埔囤船出国。这些华侨、华工既向家乡汇回血汗钱，也带来西方民主思想，不少民主革命者有过出国经历和深受华侨影响，孙中山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三、 远离京都，束缚较小

　　广州远离清皇朝的京都北京，所谓“鞭长莫及”，又道“山高皇帝远”，无论思想和行动都受清廷的束缚较小。这种地理因素，亦是广州能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有利条件之一。广州距离北京约5000里，在以车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京都到广州频费时日，且旅途跋涉艰辛，皇帝固然不回来，王公贵族、达官显宦如果不是奉令来当官或是办事，也不会到这“化外之地”、“瘴疠之乡”。广州这种特殊的边缘地理位置，有利于民众的思想开放，有利于民主革命者在此传播思想和起义。前述的辛亥革命前的多次起义都在广州发生，与地理位置上远离京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四、 毗邻港澳，易于在境外组织力量和撤退

　　清末香港和澳门已分别被英、葡占领，但广东人可自由进出。而且距离很近，当时的船舶均可夕发朝至。孙中山领导的首次起义（乙未之役，1895年）就是由革命党人杨衢云在香港组织队伍和购买枪械，计划于九月初八在香港乘夜班船来广州，初九早晨轮船在广州靠岸时取出藏于木桶中的600支枪械，进攻广州的各衙门。孙中山则在广州指挥。乙未起义虽然因事泄未能成功，陆皓东等被清朝两广总督谭钟麟捕获并杀害，孙中山则经唐家湾往澳门再赴港幸免于难，大部分革命党人也返回港澳及四乡逃出清政府魔掌，损失不算太大。通过乙未之役的筹划及行动和其后的撤退，可以看出毗邻港澳对当时的民主革命是多么重要。

　　香港和澳门一直是民主革命者宣传和组织队伍的主要地方，当时的同盟会在香港设分会，第一任会长为孙中山的挚友陈少白，领导香港、澳门和广东的民主革命者进行各项革命活动。香港的《中国日报》成为公开宣传民主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重要喉舌，在中外均起重要作用。宣统二年（1910年）民主革命者倪映典多次往返广州、香港携带和散发了万余册在香港印刷的《革命先锋》，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又印了万余张同盟会的传单，向广州市民和新军介绍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对推动庚戌正月初三的“新军起义”起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的前奏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的枪械主要也从香港运进，失败后领导人黄兴等也是先撤退往香港。香港、澳门、广州三者的便捷交通和港澳的特殊环境，使港澳成为民主革命者进可以攻、退可以逃的有利地理条件。既积聚了民主革命的力量，更保存了大批精英幸免于难。屡败屡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总之，毗邻港澳的特殊地理位置，大有助于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

　　五、 便于获得华侨、港澳同胞以及外国民主派的支持与帮助

　　华侨是民国革命之母。华侨及港澳同胞得西方民主革命风气之先，乐于支持祖国民主革命，愿为民主革命贡献财力、物力、人力以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没有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民主革命难以成功。广州长期有航船直通世界各地，与港澳更是夕发朝至，咫尺之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初创期及其后的东征、北伐时期，广州均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获得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支持与帮助，例子不胜枚举。以民主革命首次武装起义的广州乙未之役来说，是役的经费、枪械、人力絶大部分都是从华侨和港澳同胞中获得，失败后也通过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帮助撤退，孙中山先生辗转逃到澳门和香港后，清廷要求香港当局引渡回广州审讯，得香港同胞之助才免于引渡，赴日本横滨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组织和宣传民众，集结革命力量，筹划下一次武装起义。广州以其对外交通方便和省会的地理位置，无论是刺杀清廷要员或举行武装起义，都比较容易获得海外支持。外国民主派也便于派人进入广州支持中国民主革命，或从海外运送军火支持革命。

　　概括地说，广州以其位于中国大陆的南缘，海上交通方便，对外交往历史悠久，又远离京师，少受束缚，具海洋性文化传统，易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特别是毗邻港澳，便于积聚革命力量和方便撤退，这些均有助于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的摇篮和策源地。

　　参考资料：

　　1. 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4页。

　　2.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0页。

　　3. 黎东方：《细说民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再版，第1—422页。

　　4. 陈泽泓编着：《广东历史名人传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3页。

　　（作者：李平日，广州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