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多年前，一位英国记者，《大陆报》特派员埃德温·丁格尔（Edwin J．Dingle）写道：“中国革命给世界上了实际的一课，那就是人们热爱祖国和渴望自由的力量能够使一个饱受压迫的苦力变成勇猛而富有激情的战士。”〔1〕是甚么因素诱导他们的思想、形成他们的信仰、唤发他们的力量呢?广州报刊在历史的大变革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对后继者又有什么启迪？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证的命题。

　　一

　　事实上，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完全意义的伟大民主运动。它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孙先生称之为“中国之大事，其得失利害，实影响以后全体国民之祸福，不可不深论也。”〔2〕辛亥革命不仅荡涤了268年的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且在其全过程中不断激发起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孕育了自由、平等龢民主的思潮，使得日后的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张勋的复辟丑剧、冯国璋徐世昌的毁法专权、曹锟吴佩孚的窃位盗国、蒋介石的专制独裁，都因为欠缺广泛的社会基础而遭到强烈的扺制和反对，像孙中山所说“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3〕；也像毛泽东所说：“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4〕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还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促成了日后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连锁反应。辛亥革命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铺垫了广泛而厚实的社会思想政治基础，辛亥革命所造就的一大批杰出人物，他们当中有的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的领导核心人物，如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谭平山等。1911年10月下旬，18岁的毛泽东，走出课堂参加湖南新军，接受革命的熏陶；后来在建党和建军的实践中又借鉴了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他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辛亥革命的延续和深化。而孙中山本人既领导了革命，又在革命中受到锻造：从“大寇”到“国父”，从医生到元帅，从寻常百姓到民族英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最崇高、最伟大、最杰出、最受到普遍尊敬和爱戴的先驱人物。

　　他著名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就是在革命运动中酝酿、形成并完善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了革命，成为民主革命派的共同纲领。其理论博大精深，“有因袭吾国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获创者”，〔5〕融汇了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文化和l 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政治思想学说，是一个“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6〕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即孙先生称之为“救国主义”的三民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7〕这一理论体系，后来成为民主革命派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它曾经吸引了并指引着亿万人民去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

　　何谓“主义”？毛泽东打过一个比方：“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人家才有所指望，有所趋赴。”〔8〕孙中山则解释道，“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思想贯通了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9〕孙中山这番阐述，不仅诠释了“主义”的概念内涵，而且提示了宣传工作的目的和对象、内容和方法、意义和作用。列宁也曾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0〕的确，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旧译《民约论》）奠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是托马斯·杰克逊的《自由与人权辩护》诱发了一场反对英王的美国独立战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其剩余价值的学说煽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狂澜烈焰。由此可见，“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11〕

　　孙中山纵览了世界政治斗争的历史，又“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国民革命胜利的“目的”，就“必须唤起民众”。〔12〕他认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13〕而思想的变化则有赖于宣传，只有宣传才能“唤起民众”。因此，“首创宣传机关”为第一要义的工作。他认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14〕毛泽东就提到：战胜敌人，要靠“笔杆子”和“枪杆子”，要靠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的协同作战。〔15〕，孙中山也说：“此次民国成功，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我报界诸公鼓吹宣导于前，尤望指引维持于后，俾我国民得所指南，是则文所属望报界诸公者。”〔16〕在当时的条件下，报刊是最重要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思想武器。“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煽动者，也是集体的组织者。”〔17〕孙中山总结国民革命经验时说：“革命成功，全仗报界鼓吹之力。”〔18〕要“创稳健之舆论与透进吾同胞”，“则报馆自不可不设”。〔19〕

　　为此，因伦敦蒙难获救而深切地体会到报纸的社会舆论作用的孙中山，于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就随即创办多种报刊，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解释民族主义龢民权主义的真谛，鼓舞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二

　　1900年1月，在孙中山的倡议和直接领导下，革命党人创办了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它被称为“革命机关报之元祖”。〔20〕社址在香港中环丹利街24号（1911年11月25日迁回广州）。该报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旋即为该会的机关报。同盟会的南方支部，就设立在报社内。从报头命名、编辑方针、人事安排、印刷设备、出版发行、资金筹划到报社选址，孙中山都亲自策划并办理。后来，只因港英政府1895年的禁制令（禁止他入境）尚未到期，1899年底才委派陈少白（化名“服部二郎”）潜入香港代他主持报社工作。以后相继任社长的有冯自由、谢英伯；先后在该报担任编辑撰稿的有郑贯公、洪孝充、陆伯周、黄世仲、谢英伯、陈诗仲、冯自由、王军演、廖平庵、陈春生、卢信等；经常写稿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张继等；英文翻译有郭鸿奎，周灵生、冯扶。

　　陈少白，名闻韶，号夔石，新会县外海乡（今属江门市）人，1869年生。任社长兼总编辑时还未满30岁。他国学根底深，通晓中、日、英三国文字。擅文学，能歌赋，嗜书画，懂交际，词锋犀利。与梁启超是同乡且交往甚密，尝与之争辩维新与立宪问题，竟使梁屈于理而讷于言。有一次，他甩开清兵追捕，躲进广州河南海幢寺的大铁锅里，让和尚假装烧火煮粥而免遭一劫。这大智大勇的事迹，广为员工知晓而深获敬重。他主持社务，严于纪律，敢于创新，善于沟通。报社创办肇始，经济拮据，难以为继，后来吸收香港富商李纪堂加入兴中会，获每月800元（每年近万元）的长期资助，使报纸得以正常出版，且扩大了组织。他1906年8月离职。

　　冯自由继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是记者，理论家，史学家。14岁时就参加兴中会，在日本东京时经常到孙中山寓所聆听教导。他原名懋龙，因抗拒校长秉承改良派康有为意旨限制学生自由而愤然改名“自由”。1903年任《中国日报》驻日特派记者，在留日学生中做过很多宣传工作。曾创立并领导过反抗俄国侵略的小团体。著述甚丰。他1910年春辞职，往加拿大对华侨做宣传工作，由谢英伯继任；至1911年5月，又由卢信接任主编。

　　报社选址香港，其目的是规避清廷对舆论的箝制和封杀，同时又为了凝聚革命力量，筹划武装起义。因为香港“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往来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 。〔21〕香港割让给英帝国之前，原属广州府辖区之内，而广州“远在岭外，地处边徼，”“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与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22〕广州就以其地理优势而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然而，如果没有《中国日报》等一批广州革命报刊鼓吹革命，造成一种舆论的声势，一种组织的作用，一种政治的大气候，“把三民主义的道理注射到人民心内”，〔23〕“把三民主义的精神同化到全国”，〔24〕那么，广州就难以成其为策源地了。

　　孙中山亲自给该报命名，取义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其办报方针，如《中国报序》所宣示：“因报主人见众人之皆醉而欲醒之”，“欲使中国之人明外交之道”，“识内治之理”，“知农工商矿之利弊”，“开中国人之风气识力，祛中国人之萎靡颓庸，增中国人奋兴之热心，破中国人拘泥之旧习，而欲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25〕序文提到“众人之皆醉”，并不是无的放矢。古圣人把人分为三类：一曰“先知先觉者”，二曰“后知后觉者”，三曰“不知不觉者”。孙中山认为“多数人总是不知不觉的”。〔26〕的确，所谓“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客观地说来，当时的人心并不是一开始就普遍倾向革命的，一般人不理解革命和革命者，认为反清就是“图谋造反”，“犯上作乱"，把他们看成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以致“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27〕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和革命者更处于艰难时期。孙中山回忆说：“由于乙未初败坏以至庚子，此五年之间（按：即1905一1910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也。盖余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基、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又有保皇党发生，与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闇无似，希望几絶。”〔28〕际此时刻，《中国日报》等许多革命报刊应运而生，但路漫漫其修远兮。

　　《中国日报》驻足香港伊始，未审港英政府对民主革命派报刊的政策和态度，又未与改良派划清界线，故初期内容平缓，只登载一般的新闻消息，甚或称义和团为“乱匪”、“拳匪”。半年之后，言论始渐趋激烈。它谴责列强的凌辱和侵略，清政府的腐败和专制，它历数粤城之战、闽江之熸、天津之立款、马关之乞和、九江之租、旅顺大连之借、胶州湾之据、广州湾之夺、黑龙江之赚，大小台湾之割等丧权辱国的历史，促国人猛醒，“闻鸡起舞，奋发有为”。

　　1906年后，《中国日报》对萍乡、黄冈、防城、钦廉、镇南关等地一连串的武装起义，都派出从军特派员（随军记者，战地记者）前往，做到深入采访，及时报导。消息灵通而翔实，高居各报之首，因而海内外各党报均以《中国日报》所载为依据。其战地新闻报导，特别着重反映革命军纪律之严明，战斗之英勇。如1907年9月28日《北海访函》报导防城之役：革命军7月26日攻入防城，只是处决反动县令和烧毁衙门监狱，而对所有居民，概不惊扰，且派员往各店铺劝慰，令照常营业，秋毫无犯。百姓皆鸣爆竹以庆贺，状极欢欣。除新闻消息外，《中国日报》还刊登革命军的文告，如防城战役时，全文刊登“中华国民军”都督王和顺署名的文告：《告粤省同胞文》、《告海外同胞书》、《中华革命军四言告示》、《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告粤省同胞文》谴责清廷“政猛于虎，穷奢极侈于内，割地弃民于外，贪官污吏率兽食人于天下，民不聊生，死生无日，豺狼当道，魑魅公行”的滔天罪恶，所以“非摧廓震荡之，不足成恢复之业”。申明国民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这些新闻消息和安民告示突破了清王朝的新闻封锁，广为传播，深入人心，鼓舞斗志。

　　《中国日报》并没有停留在纯客观的报道上，它还运用社论、短评、专论、杂文、编者按等形式，直接地阐明编者对国民革命的立场、观点、态度。当然，像孙中山所说：“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29〕即是有的放矢，针砭时弊而不是“空对空”的泛泛之谈。1900年8月，《中国旬刊》（第19期）刊载了章太炎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解辫发》两文，以及章太炎给《中国日报》的《来书》，末附编者按语：“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为第一。隶此野蛮政府之下，追而思及前明，耿耿寸心，当已屡碎矣。……”好一个“编者按"，好一个“野蛮政府”！这是该报第一批刊登的最激烈的排满文章。

　　《中国日报》在宣传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时率先使用了“三民主义”的简称，遂成一专有名词，以后为各报刊所采用，连孙中山本人也乐于使用。1901年春，经孙中山介绍，郑贯公由日赴港任《中国日报》记者，他撰文介绍欧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天赋人权等学说，立论新颖，说理透彻，颇受读者欢迎，因而该报销量渐增，影响日趋扩大。该报的专论《民生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洋洋十数万言，具体而深刻地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解释了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等经济政策，预示中国人民自由、平等、幸福的政治前景。连中央机关报《民报》及旧金山华人进步报纸《大同日报》均全文转载。

　　该报主编陈少白主张“每日必着一论”。为此，《中国旬刊》就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对当时革命有指导意义和激励作用的评论，如：《英雄与时说》、《法不能变于上即宜变于下》、《满汉不能并治说》、《论民权》、《原中原》、《论世界长进之理》、《中国轻重论》、《主权篇》、《论为朝廷死与为国死之不同》等。

　　1902年4月，革命党和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据报导：“莅会者形极踊跃”。章太炎负责起草宣言声称：“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维兹元首，不知谁氏，……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年之所长，瞻梨洲之所乞师，颓然不怡，永怀畴昔。……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陈少白亦于当日率领全体员工在报社内集会纪念，并在《中国日报》上刊登《宣言》全文。这类文章煽动力颇强，发聋震聩，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1903年，广州保皇派报纸《岭海报》攻击民主革命为“大逆不道”。对此，《中国日报》与《广州日报》密切配合，着论反驳，广东读者纷纷投稿支持，彼此舌剑唇枪，持续了一个多月，揭开革命与保皇之间的大论战的序幕。因为保皇派康有为其得意口号“革命足以召瓜分”，颇能迷惑好些人；梁启超主持《新民丛刊》，其文辞颇为犀利，说理也很透彻，笔锋常带有感情，更赢得不少人的信服。如果没有这场论战，留日学生及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将会一直被保皇和改良的逆流所支配。在论战过程中，保皇派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人心大快，为继之而来的革命高潮，作好社会群众蓄势待发之心理准备。

　　整体说来，《中国日报》的评论文章，都能做到喻之以理、动之以情、晓之以义、促之以行，起着是旗帜也是炸弹的作用，至今还有其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不过，也应该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基于策略上的考虑，当时民主革命派的报刊宣传，往往带有一种狭隘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过激的色彩和偏向；然而，我们不应也不能离开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而苛求于前人。

　　三

　　为了提高民主革命派报刊联合作战之能力，1902年9月《中国日报》社论《谨拟各报馆公共章程》对报纸如何处理评论、来稿以新闻编辑工作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综合提出了11点有益的意见，以统一思想和步调。其中讲到报体、报品、报德的概念和舆论监督的原则，指出当时报馆的通病：“杂乱无章”，“毫无纪律”，“未谙业务”，“以报纸为射利之工具，故报体日陋，报品日卑”，“报德日漓。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当今贪官酷吏，充塞朝野，百姓受虐，呼诉无门。惟赖各报纸秉公办事，尚可延民权一线未絶之路。”《中国日报》这篇社论不仅对昔日民主革命报刊有指引性，而且对今天的报刊工作还有借鉴价值和鞭策作用。

　　《中国日报》早期还增出《中国旬刊》（1902年2月第31期）。日报与旬刊统称《中国报》。为了针砭时弊，激励斗志，该报特设副刊《鼓吹録》。形式多样，计有诗歌、小说、戏剧、粤讴、杂文、谐文、史谈、词苑、杂俎等专栏。随后港穗及海内外中文报刊，均纷纷仿效增设副刊与专栏。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未满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中国日报》值此在所刊赠的己酉（1909年)月份牌附联曰：“汉家何日重颁历，满族于今又改元。”接着针对摄政王载沣重用满族宗室、厉行排汉政策，举办春节征联活动，以朱执信所拟“未离乳臭先排汉”为上联，向读者征对。海内外应征者竟超过10万人！经评议入选者共200件。冠军是“将到长毛又剪清”；亚军是“横扫膻腥独立旗”；季军是“一洗辫污大革新”。这次“跨越国界”的活动非常成功，密切了报社（其实是革命派）同广大读者的联系，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意识和革命热忱。广州民主革命派还这样利用报刊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乡土文艺样式（如粤剧、木鱼、南音、龙舟、童謡、讲古等）和谐文趣话以及图片漫画等作为宣传武器，《国民报》的“拉杂谈”之一节写道：“强盗劫财以刀，贪吏诈赃以势，同此肝肠；政府迫于强邻，奴仆制于恶主，同此情状。党人暗杀以寻死，官吏避炸以逃生，各具肝肠；国穷借债有门，民困呼冤无路，各具情状。”一个“同此”，一个“各具”，对偶工整，对比鲜明，鞭辟入里，寓庄于谐，这类“杂谈”，能起着号角和旗帜、匕首和投枪的作用。此外，还有不少诗文为广大市民所说唱传诵，扩大了报刊的利用率和影响力，使报刊成为团结并教育人民、揭露并打击敌人的有力工具和武器。

　　随着时局的演变，广州革命报刊猛增至几十份。主要有《嘻笑报》（1898）、《时敏报》（1898）、《岭东日报》（1902）、《亚洲日报》（1902）、《省港通报》（1903）、《警钟日报》（1904）、《群报》（1905）、《时事画报》（1905）、《国民日报》（1906）、《珠江镜》（1906）、《二十世纪报》（1906）、《二十世纪军国民报》（1907)、《时谐画报》（1907）、《广东白话报》（1907）、《半星期报》（1908）、《岭南白话杂志》（周刊）（1908）、《南越报》（1909）、《时敏新报》（1909）、《佗城日报》（1910）、《平民日报》（1910）、《粤东公报》（1910）、《人权报》（1911）、《中原报》（1911）、《天民报》（1911）、《齐民报》（1911）、《震旦日报》（1911）、《平民画报》（1911）、《可报》（1911）等等。

　　此外，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香港已有《中国日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等；之后又增出了《日日新报》（1906）、《香港少年报》（1906）、《东方日报》（1906）、《社会公报》（1907）、《人道报》（1908）、《时事画报》（1909）等一批报刊，扩大了反清宣传的阵容和声势。

　　四

　　慑于革命舆论难以容忍和扺御的强大威力，早在1901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冶秋）在应诏上疏中，就促请清廷创办官报以控制舆论，扺制民办报刊；并建议粗定报律：一、不得轻议宫廷；二、不得立论怪诞；三、不得有意攻讦；四、不得妄受贿赂。此外则宜少宽禁制，使得改革立论；风闻纪事；不然，则恐徒塞销售之途，不足间谗慝之口也。”〔30〕1911年2月清廷批准并颁布了由民政部拟定的《大清报律》。但真正的革命者是不畏强权的，《半星期报》发表了题为《本报持论之旨趣及对国民的生计政治两大问题之意见》的评论，提出质疑和批评：“新闻条例颁矣，报律定矣，政府汲汲于鬻国之不暇，混人民自保权利与嚣张恶习为一谈。若苏浙铁路问题，西江缉捕问题，二辰丸问题，国民方欲以其强大舆论为政府外交后援，自以为至驯良至忠爱矣，庸知政府不惟不德也，且疾视若仇，劫制威吓，不遗余力……”，表现出革命党人的义正词严、浩气凛然！

　　1905年清廷军机处各省督抚查禁所谓“悖逆书刊”。包括表明革命党人的《革命军》〔31〕、《浙江潮》、《自由书》、《中国魂》、《新民丛刊》、《支那革命运动》等20多种。为此，《中国日报》旋即针锋相对地发表题为《清廷之示禁书报》的社论，谴责清朝当局禁锢言论，限制报刊出版事业。另外又发表评论文章《促日本外交家之反醒》，对所传日本政府应奉天巡抚派赴美特使唐绍仪要求对《民报》实行限禁一事，加以有力的抨击。〔32〕然而，由于广州是革命党人起义的地方，当局对报刊管制甚严，当年革命报刊，经常遭到查封和迫害，有的报刊如《平民日报》等的寿命只不过2—3个月。《二十世纪军国民报》创刊号即发表《军国民报弁言》，公开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号召“锄非种，驱异族”、“推专制，诛独夫”、“均地权，重共产”。后来更因一篇评论署名“卢骚之徒”，语调激烈，为广州官方所患，饬令警署缉拿。主笔卢谔生及时逃逸，幸免于难。该报只出7期就停刊；《可报》因为报导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而被查封，只出版了半个月；最短的要算《天民报》，出版仅两天便被封禁。革命报人被罚款、被恐吓、被拘禁、被杀害，时有所闻。

　　清廷大兴文字狱，用尽高压手段扼杀言论，历史上是出名的。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广州，却出现了“地下报纸”！1906年7月7日香港《有所谓报》以《喜闻秘密活动版报将出现于羊城》为题的访稿披露：“志士何某”主办的《飞炸日报》正在积极筹备中，即将在广州出版。这份报纸，将“仿俄国虚无党办法”出版。其宗旨为：“提倡民族，痛斥官场，监督恶棍，驱除群蠹。”其方式为：“神出鬼没，使官吏知其有纸出，不知其发行印刷之所在，而无从封禁。”鲁迅有句诗“怒向刀丛觅小诗”，的确，那时革命报刊的编辑记者就是在刀丛中奋斗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广州革命报刊的言论也越来越尖鋭，越激烈，越有战斗性和号召力。如荣获孙中山特颁褒许状的《南越报》，它的办报宗旨，从《本报创刊一周年纪念》一文中，就可以看到：“若夫旷观全国，怅望神京，借改革权集中央，原非良策。称预备（立宪)考查外国，徒事虚名。故资政称立宪之基，转瞬已门堪罗雀。即刑律树改良之誉，翻手而海满冤鳞。同人观政局之堪忧，惧狂澜之莫挽。拊膺斫地，搔首伤时。欲在沧海之横流，勉作疾风之劲草，皆准时势以立言。庄谐并进，实作文明之先导。警劝交谏，无不痛下针砭。”深刻地抨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残酷性与君主立宪的欺骗性。《南越报》还以广告的形式评介广州的革命报刊，如指出《震旦报》以“诱导舆论，扶植人权，奬进民德，提倡实业”为宗旨，“政府有背理举动，足害吾民者，必痛加批诋。”它不惜“为他人作嫁”。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枪声虽敛，但该报以激烈的评论与诗篇，继续轰鸣！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广州起义失败，“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孙中山语）〔33〕该报又刊登了不少悲愤激昂的诗文。如连载黄世仲的《五月风声》（名为“近事小说”，实质是报告文学），详细地记述起义的经过；刊登粤讴《黄花影》：“黄花影，尚带住的血痕鲜。顾影知是英雄，且属美少年。试睇英姿潇洒，婀娜含刚健，枝傲枝横，可见得渠骨节坚。秋风秋雨，日把黄魂练，不比春花娥媚只傺乞人怜。人见渠自由花放，极个个心钦羡，须知有许多萌孽，蹴损在春天。呢下北顾燕云，总傺多幻变，须整鞭，齐与金风战，待至凯歌唱，痛饮在花前。”这些哀悼黄花岗死难烈士的诗文，感人至深，能激励人们继续战斗。为浩然正气所感召，在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情势下，广州就有人冒死结伴祭拜黄花岗烈士墓，凭吊英灵；报社也胆敢照登有关的新闻，而竟然没有被查禁。看来自经此役，清廷对广东的局势（特别是城郊和低层社会)已经基本失控。事实上，地方官员要干预也无计可施了，有时只好装糊涂了事。

　　五

　　孙中山根据“中国的新闻纸和最近的出版物里，也已经充满了民治的思想”而乐观地预见：“吾们敢下一断言，倾覆满清政府，不过时间上的问题罢了。”〔34〕的确，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等到武昌的炮声一响，全国各地云集而响应，归向而景从，摧枯而拉朽，清王朝这座封建大厦就土崩瓦解地倒塌了。而清廷亦有感于此：“……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35〕这场革命之所以伤亡不多，也没有经历像过去历史上改朝换代时那样的旷日持久的内战（例如“太平天国”打了14年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36〕而“宣传之功，胜于武力。”〔37〕中国之命运已经到了一个必然性的历史转捩点。

　　然而，封建势力是“不打不倒”、“不推不翻”的。为此，辛亥革命前夕，广州地区民主革命派的许多报社，不仅仅是个宣传机关，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处，聚会点，情报站，招待所，后勤部甚至司令部和大本营。革命派的意图和行踪是秘密的，而报社的存在和活动则是公开的。这样一来，报社就变成了革命党人同社会进行联系的纽带。如果能设想到报社那种熙熙攘攘的情景，人们也许会惊呼“秀才造反”！《中国日报》为了支援革命，在香港设立了5个招待所，专门招待来往联络和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1906年为准备起义而发行的军事债券；1907年为潮州黄冈起义的旗帜；1910年为广州新军起义而准备的传单和小册子……也都是在这里秘密印刷和缝制的。这个报社还负责酬款并转运起义时所需要的一部分军火。它的3楼曾作指挥部；它的4楼曾经被用为试制炸弹的工场。革命党人像马克斯所倡导的，由运用“批判的武器”转入到“武器的批判”!清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西历1911年10月10日）继黄花岗起义之后，历史发展到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民主革命派一手拿笔杆子，一手拿枪杆子，为全民族的自由平等、为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而献身。这批革命报人，他们的精神何等壮烈!他们的英风何等凛冽!

　　把公开的活动与秘密的活动、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宣传工作与武装起义、革命党人的活动与群众的参与，巧妙地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广州革命报刊最大的特点和优点，这也是广州革命报刊同其他地方革命报刊最大差异之处。另外，在中国革命史上，广州报刊之多，形式之活，读者之众，影响之大，蔚为奇观。

　　斯大林在总结苏共历史时，曾着重地说了这么一句：“1912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塞维克主义在1917年胜利底基础。”〔38〕1912年，孙中山对广州记者发表演说时也郑重指出：“此次中国推倒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39〕（按：斯大林为了搞个人崇拜，撇开列宁主编的《火星报》及其他诸多报刊不提，而孙中山则认为是“各报之功”。事实上，要有多个报刊才能构成革命舆论的合力。）由于这些报刊的星罗棋布的存在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广州，这个华南中心城市，才能成其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更由于广州连同全国其他地区以及海外的革命派报刊，对华侨，对会党，对新军，对留日学生，对广大人民，〔40〕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大造革命舆论，“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41〕中国，才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伤亡完成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注　释：

　　〔1〕 《辛亥革命目击记1911-1912》中译本（图片说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2〕〔3〕 《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6页。

　　〔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346页。

　　〔5〕〔6〕《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21页。

　　〔8〕《致罗璈阶信》（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早期文摘》，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4页。

　　〔9〕《民族主义》第1讲，《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10〕《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中译本），莫斯科1950年版，第241页。

　　〔11〕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2〕《总理遗嘱》，《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9-640页。

　　〔13〕《为创设英文杂志及印刷机关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

　　〔14〕 《国民党奋斗之法宜注重宣传不宜只注重军事》，《孙中山全集》。

　　〔1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的论述，《毛泽东选集》。

　　〔16〕1912年4月9日《致武汉报界联合会函》，《孙中山全集》。

　　〔17〕《列宁选集》第3卷（中译本），莫斯科1950年版，第35页。

　　〔18〕《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9〕孙中山：《中国同盟会募集基本金启事》，《孙中山全集》。

　　〔20〕1906年《民报》在摘引《共产党宣言》结束语的同时，刊登《代理中国日报广告》：“香港《中国日报》，为中国革命机关报之元祖，自已亥年创始以来，其间经历几许大风潮，屹然不少变动，其名誉其价值，久为一般社会称道不置……该报言论之精辟，资料之密丰，均臻絶顶……”

　　〔21〕《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9页。

　　〔22〕《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3〕孙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

　　〔24〕《造成真中华民国》（讲词），《孙中山全集》。

　　〔25〕《中国旬刊》第1期，1900年1月25日。

　　〔26〕孙中山：《学生要努力宣传，担当革命重任》（讲词），《孙中山全集》。

　　〔27〕〔28〕《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9〕《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71页。

　　〔30〕据朱寿明《东华续録》，中华书局，1981年版，

　　〔31〕《革命军》，全书2万余字，洋洋洒洒，慷慨激昂，很有革命鼓动力。深获孙中山重视，认为“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必能打动人心”，嘱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地”。遂印过万份寄发海外，影响极大。其作者邹容，年仅19岁，四川人。因《苏报》案于1905年4月3日瘐于狱中。

　　〔32〕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7页：港英政府亦有类似禁律。1907年8月，“香港徇清政府之请，通过禁止报纸煽惑友邦作乱文章专律，殆为中国报而发。”所以“对华文报纸取缔甚严，批评时政，动辄得咎。”（又据同书初集第114页）

　　〔33〕《黄花岗烈士书略（序）》，《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0页。

　　〔34〕1904年答纽约记者问，发表英文评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指出“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译文载《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245-248页。

　　〔35〕《清帝退位诏令》，《清通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40页。

　　〔36〕《孙文学说》第6章《能知必能行》，《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37〕《复朱乃斌何汉强嘱寄宣传画片函》，《孙中山全集》。

　　〔38〕《联共（布）党史简明章程》（中译本），莫斯科1950年版，第187页。

　　〔39〕孙中山：《对粤报记者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4页。再则，孙中山《在上海〈民立报〉之答词》中又说：“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实报纸鼓吹之力也。”（同书第337页）

　　〔40〕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把辛亥革命的社会势力概括为五种：会党，华侨，知识分子，进步的军人，地主官吏之最进步且已转变为资产阶级者。（见周着《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4-439页）本文采纳了周氏的见解。

　　〔41〕《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页。

　　（作者：葛兰祯,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