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世纪伟人，孙中山心系寰宇，眼阔四海。其思想承传于中国，亦受孕于世界；身为一位广府名人，孙中山生于香山，长于广东。其思维方式和文化趋向深深植根于这片浓厚的地域文化土壤之中。近代的广州是南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吸引着八方人物云集辐辏，也引领着岭南人文风气的运转变迁。广府是孙中山的家乡，同时也是民主革命事业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千百年积藴而成之广州地域文化特质，不但影响着孙中山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而且以一种隐性的情感形式，内化为孙中山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

　　任何伟人，以历史眼光审视，皆乃一特定时间、空间的结合体。他们的思想甚或超越时空，然而他们个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及文化取向却依然散发着其所处时代与地域文化的芳香。

　　“名城”际遇“名人”

　　近代中国，城市是新思想肇源和社会运动的中心。有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名人依托北京、上海成就其思想启蒙、开创大业一样，在孙中山的生命历程中，亦有一个城市占据着相当重要、甚至无可替代的位置。这座城市就是被孙中山成为家乡的广州。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中心，从18世纪中叶至鸦片战争前，一直是中国沿海地区唯一的通商口岸，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又是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的前沿。孙中山出生在南距广州200里的香山县，与南海、番禺、顺德同属广府文化地域。地缘往往会被研究者视为一个偶然性因素而忽略，然在社会学意义上，其重要性犹堪重视。史扶邻在评论孙中山时强调指出：“对于其一生和抱负都与西方紧密相连的人来说，诞生在此地真是适得其所。”〔1〕是历史媒介了广州与孙中山，并于二者关系上赋予了其它城市所不能及的亲密性。异国求学经年，孙中山回国“创业”的首座城市，便是广州。

　　1893年，孙中山将药局从澳门迁至广州，于西关冼基设东西药局。其诊所中，有一处设在圣教书楼，专售新潮书籍，“凡属上海广学会出版之西籍译本，如林乐知、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十六种、万国公报等类，皆尽量寄售。”〔2〕这对于向慕新知、急切寻求医国良方的孙中山来说，可谓恰利其便。新式书籍进一步拓宽了孙中山的视野，增强了他以革命来改造社会的信念；同时，桑梓语近习同的生活环境也为其在广州索觅同道提供了机遇。他“广州行医期间，时得同志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王质甫、程耀宸诸人，遂假双门底圣教书楼后进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为密谈时政之俱乐部，旧友尤列、陆皓东、区凤墀等与焉。”〔3〕幷且曾谈及成立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旨，众赞成之，而不及制定会名。〔4〕

　　1894年，孙中山赴檀香山创建了兴中会。址设国外，基础却在广东。其会员多由广东人组成。〔5〕翌年，孙中山策动了广州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民主为号，旨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武装反清举义。此次起义尽管以未遂告败，然推翻清廷、缔造共和的革命火种却自此点燃。之后至辛亥革命前的15年间，孙中山始终将广东作为革命的主要策源地。由他亲自领导或策划的10次起义，8次在广东，其中2次在广州。这些起义旋起旋仆，功败垂成，但对于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孙中山感赞其：“碧血横飞，浩气四塞，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一博。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造成矣。”〔6〕可见，不论事成事败，孙中山对广州起事都寄以极高的热诚与期望。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篡权，军阀毁法接踵，为捍卫共和、恢复民国，孙中山复将广州作为与北方军阀对峙的民主革命根据地。他连续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与南北军阀的强权政治作斗争：1917年7月，孙中山由上海率海军南下广州成立军政府（1918年5月，由南方军阀操纵的“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而辞职）；1920年底，粤军由闽回师驱逐据粤的桂系势力，孙中山以护法为号，回广州组织“正式政府”（1922年6月，因陈炯明发动兵变，被迫离粤赴沪）；1923年初，滇桂粤联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孙中山复于广州设大元帅府（直至1924年11月扶病北上谋求国是）。此三个时期，广东一直是“护法根据地”，而广州则始终是这一革命基地的中枢。

　　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与国共合作，是孙中山思想在广州践行的最辉煌时期。如果说，孙中山领导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属开天辟地的话，那么，他制订“三大政策”，首创国共合作，以广州为革命的策源地，第一次建立起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掀起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的高潮，开启近代具反帝反封之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运动，其功业亦属史无前例。孙中山于广州三次建立政权的期间，对近在咫尺的翠亨村未曾涉足，可谓“三过家门而不入”，始终视广州为他施展抱负的训练场、实践政治理想的根据地，以及推行三民主义的试验田。因之，孙中山与广州，一代伟人和一个历史名城，就被历史紧紧地联接在一起，闪烁于近代中国的史册中。

　　“名城”孕育“名人”

　　孙中山生长于广东，其知己故朋、革命同道亦多为广东人，在文化意识和思维取向上，就不能不受到岭南文化氛围的深刻影响。经过千百年积藴沉淀的广州，其独特的城市文化性格特征，必然会对久居其间的孙中山产生无形的濡化作用。

　　一、 开放性格

　　广州开放性格的形成由来已久。因偏远中原，封建皇权对之箝制较其它地区相对松弛。加上广州自西晋以降，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对外开放门户、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及世界贸易的大港。长期形成的对外交流传统，“开放”顺然成为广州城市性格中最典型的特征。

　　如果说，广州在古代表现出相对其它城市较高之自由度的话，那么，在中西交流空前频繁的近代，它显露出的则是对西方文明较强的包容力与融汇力。由于对异质文化有较早和较多的接触，与内地城市初遇西方宗教文化等意识形态时所显现的聒乱和躁动不同，广州民众则表现得较为平和与友善。〔7〕一位鸦片战争前客居广州的外国人回忆道：“在这里，由于生活方式的新奇；由于彼此间和好的社会感情，与无限友谊的存在；由于被指定同我们作买卖的中国人交易的顺利和他们著名的忠实；由于个人与财产安全的感觉；每一个在广州居住的外人，当他们离开广州时，无不十分惋惜。”〔8〕长期的开放，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广州民众对外来不同文化的包容与吸纳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因异质文化碰撞而产生的龃龉与不合。早在鸦片战争前广州便成为欧美商人在华的主要落脚点，一些象征西方文化的新事物也随之流行于广州。1827年，英文报纸《广州纪録》在此创办；1833年，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表传》在广州面世；1834年美国医生伯驾于广州创立博济医院……，在中国内地尚在沉醉于天朝上国恩典、朦胧于西方崛起信息之时，广州已“犹抱琵琶”般接触到了西方近代的信息与科学。

　　开放的地域文化赋予了孙中山开放的文化观念与思维取向。由于生活以广州为中心，守旧开放、活跃变动、多元通达的文化环境，孙中山耳濡目染，逐渐内化了开放、多元的思维模式。又由于接受的是多年的西方式教育（村塾时间很短），孙中山从来无意参与科举考试以实现自身价值，而是依时势变易、个人喜好，灵活地选择职志——由“医人”转至“医国”。于知识取向上，中西兼容、广收博取。有如其自述：“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9〕

　　于是，对待西方文化，孙中山就不像正统的士大夫那样采取拒絶、否定那般固执，而是“本能”地选择开放且开明：“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10〕

　　“开放性格”不仅贯穿了孙中山的一生，且浸透到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思想各个方面。从“经济开放主义”，到“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再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都体现出孙中山开放思维的熠熠光辉。广州的开放性格在他精神面貌中得到尽情的展示。

　　二、 激进性格

　　岭南独特的地缘环境熔铸了广州激进的城市性格。广州北面岭南山脉，南临汪洋大海，这一“封闭”〔11〕的自然地理势态，一方面为中原人视野下的“蛮荒之地”，另一方面又成为中原人逃避战乱的最佳避难所。在历史上，岭南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风潮。北民不仅为岭南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文化，也促动了岭南文化意识观念的更新。如果说抛乡离土的经历让这些“新住民”步出传统“安土重迁”思维方式的束缚，养成勇于开拓、不断进取之思想品格的话，那么开荒拓殖的艰苦实践则直接培育了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此二者正是构成“激进”性格的基本要素。

　　作为岭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广州的激进性格表现得尤为明显。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列强在中国猖狂无忌的侵略行径，广州民众一反先前文化意识层面上的包容、平和之态，充分展示出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激进个性。三元里抗英、反割广州城河南地、反外国人入广州城……等等，一时间仿佛在华南天空划下的一道闪电，为沉靡日久的中国国民注入无比的激昂与亢奋。中法战争期间，一位外国人如此写道：“广州的暴民是中国最有复仇心的，他们有长久的记忆来滋养他们的雠恨。……在本世纪里，这个城市曾被英国兵进入并统治过。广州城内和四周许多痛恨政府的人，首先恨它太无能或者太不可靠，不能把像海怪似的从洋上来的外国人再驱逐到海里去。”〔12〕

　　近代中国际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广州地区“激进”性格的鲜明表现，还在于对新生事物的热衷。分而述之：

　　一是对制度变革的积极迎合。制度对传统守旧人士来说，从来都与社稷、“神器”并重，且“至百世而不移”。近代以降，珠江三角洲出现一大批如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主张制度变革的人物。曾有学者从知识社会学之角度，系统分析了传统儒学在湖湘、江浙及岭南三地不同的反应模式，并依此归结出近代三种迥异的变革取向：（一）“湖湘士人以经世致用和‘帝王之学’话语为深层作用背景的器物引进思潮”；（二）“擅长‘技术传统’的江浙启蒙思潮”；（三）“岭南儒生以神秘主义和再造‘政治神话’为手段的制度变革思潮”。〔13〕对三地不同的儒学展示形式的探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岭南人从制度层面尝试社会革新的传统激进心态。

　　此外，在变革辐度上，“南”“北”（盖以长江为界）差异鲜明。以民元为例：如都督人选，南方由地方公举，北方则仍由中央委任。都督以下南方称“司”，北方则仍袭前清，如布政使、提学使、提法使、劝业道、巡警道等称职。又如俗服，“南方以排满故，旧式帽多委弃于道，服装变化亦极迅速。及至京汉道中，一入河南，则妇人犹尽着满洲服，更至北京，则反有维持旧俗之倾向”。“南方人民有不剪发者共鄙笑之，而北方虽下等之苦力，亦不肯剪发”〔14〕。江浙革命派领袖人物陶成章曾如此评价南北之别：“南方之人智而巧，不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权迷信”〔15〕。

　　激进性格的另一表现，是对革命风潮的呼应。孙中山在早年选择革命根据地时，就赞称广州“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16〕。广州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则是光点连串：武装反清的首义地、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孙中山领导护法的根据地、首次国共合作的策源地、新式革命军队的摇篮（黄埔军校的所在地）、国民革命的大本营……。

　　孙中山的“激进”个性，最为突出者，即体现于他坚持以政治革命来谋求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的一贯态度。1905年，孙中山在英国与严复就中国的大局和出路有过一番唇枪舌战。严氏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氏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17〕一句“实行家”的自命，把凌厉激进的个性表露无遗。鲁迅因之评价：“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18〕

　　孙中山的“激进”，同广州城市性格中“激进”一样，实是一种“开放”、“求新”、“持恒”的“激进”，而非“自闭”、“盲目”、“一时”的“激进”。隐于其后的是进取向上、百折不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非常乐观，相信自己所做的都不错，而且具有行动的胆量，……他因此才能跟上中国历史的步伐。同时代比他更有才干的人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后便一蹶不振，而孙中山总是失败了再来，准备适应新的局面。”〔19〕这种与时俱进的激进性格无疑与广州“开拓进取”、“拼搏向上”的城市性格相似得惊人。

　　

　　三、 求实性格

　　重实践、讲实利、求实功，共同构建出广州城市文化性格的又一重要特征——求实。严复在论述中西文化之差异时，曾以“前者务虚”、“后者为实”为判。〔20〕金耀基认为，中国正统儒家的仁义道德观，虽意在“防止形式主义，但事实上反而造成了形式主义”〔21〕。广州与传统中国的统治中心隔于五岭，“天高皇帝远”，民众在思想上少受正统的束缚。广州又深受商品经济之浸润，更易跳出封建“闭关自守”、“形式虚文”的思想旧框。总之，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正统观念相悖，广州在性格特征上体现出浓厚的实用性与功利色彩。

　　广州的求实性格，不仅表现为民众于衣食住行注重实用价值，而且还内化于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审美情趣和行为方式上。凡是利己的思想观念、行动龢利益准则，就大胆的吸收和应用；凡是利于感官刺激的事物和于人生有益的东西，都敢于接受和消化。朱谦之曾如是概括：“北方黄河流域即代表解脱的知识；中部扬子江流域可代表教养的知识；南方珠江流域可代表实用的知识。”〔22〕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审视，此“一家之言”，似可对广州的“务实”性格作一佐证。

　　近代以前，经济上的重商趋利算得上一种最彻底、最极端的表现。由于触及整个封建统治制度的稳定性，“重农抑商”一直都是朝野秉之不移的“信条”。然而，在广州（甚至岭南大部分地区），“重商”并非“大逆不道”，于农耕文明时代，以“末业”为生的广州人亦大有人在。近代以降，此种趋利之风开始畅行于道。人们已不再安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式格调，也不再恪守“君子不言利”的旧信条。雍正在上谕中曾一再批评粤人“贪射重利”、“舍本而逐末”，“图目前一时之利益而不筹划于养命之源”〔23〕。可见，百粤之重商意识已惊怒了皇上。再者，其时粤中的农业生产，已异于内地单一的农作物生产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特色——“除‘以农为本’种稻谷外，还植桑、种果，重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24〕

　　“求实”性格内化于意识，是岭南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变异。这种性格体现在“他们不太喜欢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太喜欢奢谈什么主义和大道理。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本身和行动是否具有实用的价值。”〔25〕

　　在意识取向上，孙中山颇得广州“求实性格”之“熏染”。孙中山的“求实”意识典型表现在对革命的“实用主义”态度上。孙中山一生视革命为救国之急务，在对事物作价值判断时，也常以能否有助于革命作为参照系。当有人问及所治何种学问时，他答道：“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26〕他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加浅白：“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27〕。宋庆龄曰：“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问利害”〔28〕。

　　诚然，对事物“只讲其用不计其道”的“工具理性”态度，极可能会伤损到其思想理论的深刻性，但正是永不固步自封的“求实”意识，才使得孙中山能于万马齐喑的时代揭橥革命大旗，最终成就他在新旧民主革命的转捩之际，认清形势、力排众议，掀开国共合作的新篇章。美国学者费正清这样评价：“孙中山作为一个先驱者，表现出为完成他的使命所需要的一切灵活性。……他太真诚，所以不做一个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他又是太实际，所以不执着于一种意识形态。”〔29〕这是对孙中山“求实”性格之积极面的一个极为剀切的总结。

　　“名人”情结“名城”

　　颠沛流离的革命实践，使孙中山对乡情的表达，多付诸于文字。“文去乡之日久矣，虽奔走国事之顷，每念桑梓之乡，钓游之地，斯须之间未尝去怀”〔30〕。人的思乡情感，并不会因为志向的高远而减弱，甚至离异愈久，情谊愈发宽广和深厚：“文以数十年奔走在外，未能为故乡有所尽力，夙夜耿耿，每用自愧”〔31〕。

　　对于革命者而言，思乡之痛者，不是离乡背井，而是有家难归。20世纪初，受清廷追缉，孙中山被迫长期流亡海外。1912年6月12日，孙中山曾对广州报界公会及各省通迅社记者愤慨地说：“当前，广州正处于人民自治的时期，我是广州人，为何我不能留在广州？”这里虽有政治宣传上的策略用语，却也委实道了他深重的思乡之情。

　　孙中山对广州城市的眷注同样是与对整个岭南地区的关爱分不开的。他的许多论著，都体现出对广东社会发展给予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粤中父老乡亲寄以的深切厚望：“文常闻国人之所以称吾粤者矣，以为粤据南海之形胜，襟带三江，天产至丰，地力至博，与海外交通最先。工商学子又往往航行万里，远适异国，履艰险，辟草莱，所以治贸迁而求学术者，莫不推粤，而从之步趋焉。虽然，此恒人之辞也。文则以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32〕对桑梓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孙中山对广州的乡土情结还表现在具体的策划与行动上。概要者有三：

　　一、依托广州为民主革命的根据地

　　在孙中山几达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半数在广东度过，且一直视广州为其革命的基地和舞台。1905年8月，在回答程潜如何选择革命基地的提问时，孙中山吁谟在胸、不假思索地表明瞭自己的态度：“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外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幷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33〕平心而论，孙中山依据“地利”、“人和”因素，选择广州（这里包括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确实经过了慎重考虑，不能说没有相当的合理之处（而且不管选择何地都各有利弊）。不过，在经过多次失败又有党人提出异议时，仍然不改初衷，这其中有无乡土情结之维系，即给后人留下存疑的空间。与黄兴初次见面谈及起义地点时，孙中山反复强调广东的便利因素，以致黄兴颇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光讲自己老家好不好。”〔34〕对于武昌起义的一举成功，孙中山并未有“名至实归”之想，而认为是“巧合”：“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瀓不逃，则张彪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外。……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35〕我们自然不能根据孙中山的这一说法（或某一句话），便评判他在为先前所有起义的失败作辩护，也不能因为对武昌起义的这一“意外”评说就对其妄加指摘，然而，透过这一“意外”说，无疑可些微窥视出孙氏依依不舍的“乡土情结”。

　　二、冀望广州发展为全国经济政治之龙头

　　孙中山于革命实践之暇，从未忘怀家乡的经济和政治建设，广州更是其关注的重心。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是月底便考察广州，试图借胡汉民督粤之天时地利人和，在广东实行“定地价税，涨价归公”的“平均地权”主张，鼓励胡汉民、廖仲恺把广东建成模范省。他在广州反复宣传民生主义的主张及实施方法，幷力倡以广州引领广东，以广东带动全国、示范全国。同年6月11日，他在广州与荷兰银行家士丕文订立了《中华振兴商工银行草约》，藉以实现其“联合欧美最有力之银行，扺制六国银行团，而解中国财政之困难”〔36〕的愿望。

　　但是，政局的诡谲并未给孙中山多少进一步实践理想之机。经历了艰险的反袁后，孙中山于1917年南下广州护法，此间曾试图践行“约法”大志，未果。1920年底孙中山得以重回广州，并开始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部分地实施其计划。次年5月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发表的对外宣言中，重申：“今图最大之利源，或为天然，或为工艺，必悉与开发，则全世界经此数年大战损耗之后，亦可因此获有裨益。诸所措施，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37〕显然是希望把广州作为向外引进资金、技术、设备的一个窗口。据美国国务院的档案材料称，1921年9月15日，孙中山向纽约詹姆斯·A·拉比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发执照或特许权证书，由其在广州承包建造一座联结省河两岸的桥梁。并由纽约一家金融商行负责经销广州市政府拟发行的`1000万元债券。此举当属造福广州、惠泽全省的一件大事，只可惜因美国政府拒认广州政府为合法政府而未能如愿。

　　从孙中山对广州建设所作的努力来看，他对广州发展为全国龙头地位极其重视。他希望以广州为先导，带动广东，亦带动全国。1924年，指出，“广州市处中华民国之内是什么地位”呢？“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从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必选定一个好屋基，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38〕他曾在广州创立黄埔军校，在广州创建广东大学，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等等。都表达了孙中山冀望广州崛起的拳拳之心。

　　三、关注与具体规划广州的市政建设

　　1918年“闲”居沪上期间，孙中山在撰写《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后来更名《实业计划》）中，对广州的市政建设作了系统的规划。在他看来，“广州不仅中国南部之商业中心，亦为通中国最大之都市”。广州地区农业发达，物产丰饶，近代以前即“以东亚实业中心著名者几百年矣。其人民之工作手艺，至今在世界中仍有多处不能与匹”。“迄于近世，广州实太平洋岸最大都市也，亚洲之商业中心也。中国而得开发者，广州将必恢复其昔时之重要矣”〔39〕。在《建国方略》的“第三计划”中，孙中山规划之“要点”是“建设一南方大港”：“吾人之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并对“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作了具体描绘。

　　他以前瞻性的的眼光，提出以广州为中枢的华南开发计划，要点为：1.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口；2.改良广州水路系统；3.建设中国西南铁路系统；4.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5.创立造船厂。孙中山详细规划了广州的港口建设，包括筑堤、整治水道、修坝等措施。“改良广州城以为世界商港”，此乃《实业计划》中最诱人的蓝图。按孙氏之设计，广州的城市区位应包括黄埔、佛山在内。以功能分区，以车歪炮台及沙面水路为界，以东至黄埔为商业区，建设现代设施的码头和仓库。以西至佛山为工业区，开拓小运河与花地及佛山的水道相连，使工厂得有廉价运输的便利。扩建后的广州将成为“世界商港”和“中国南方制造中心”。同时在市区兴建新市街及住宅区，吸引本地及华侨商人前来定居，致使房地产大大增值。又同步开发城市附近的煤矿资源，建立电力煤气工业，为城市提供丰富而廉价的能源，创造广州“经济上之奇效”。〔40〕

　　孙中山对把广州建设成一座环境优美的“花园城市”踌躇满志。他以华丽的词藻赞美这座心仪的城市：“广州附近景物，特为美丽动人，若以建一花园都市，加以悦目之林囿，真可谓理想之位置也”。广州城之地势恰似南京，而其伟观与美景又胜过南京，因广州具有深水、高山与广大之平地，“此所以利便其为工商业中心，又似供给美景以娱居人也。珠江北岸美丽之陵谷，可以经营之以为理想的避寒地，而高岭之巅又可利用之以为避暑地也。”〔41〕无疑，孙中山理想中的广州，将是一座兼具外贸、工业和旅游等综合功能的世界大都市。

　　在计划改良广州的水路系统中，孙中山对包括广州河汊的防灾、航行、填筑新地问题，西江、北江、东江水道的改造问题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划。在建设西南铁路系统的策划中，他提出以广州为铁路系统终点，建造广州至重庆、成都、云南大理、腾越、思茅和钦州等地七线的设想〔42〕。

　　尽管因战事的频仍、政局的动荡，这些蓝图在当时只落为一腔宿愿，而孙中山对广州建设的心力倾注，对广州美好未来之感情的流露，令人赞叹，更令人肃然起敬。伟人之建设理念，于今人而言，乃是一笔弥足珍视的思想资源。

　　“一个人一旦诞生在某种文化环境中，他就必然受这一文化环境的影响。事实上，他所隶属的文化决定着他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决定着他讲何种语言，穿什么式样的衣服，信奉什么样的神；决定着他如何结婚，怎样选择和准备食物，采取何种方式治病以及处理死者。”〔43〕孙中山于思想境界上，虽远远超越了乡土地域，甚至民族国家的限制，然而，在内心情感与思维方式上又积淀着浓厚“乡土情结”。就此意义理解，孙中山属于中国，属于广东，亦属于广州。回瞻历史，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广州影响着孙中山，孙中山也影响着广州。这种互动，是历史的积淀，是上苍的赐与，是广州历史文化资源的无价之宝。

　　注　释

　　〔1〕史扶邻：《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页。

　　〔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2页。

　　〔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9页。

　　〔5〕兴中会早期会员有名籍可考者286人，广东籍者257人。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24-64页。

　　〔6〕《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2页。

　　〔7〕同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内地其它诸城市接连爆发大规模的反教驱洋运动时，广州（甚至整个岭南地区）未出现过类似激烈的运动。当然，出于政治上的、正义的反侵略，而非文化冲突意义上的三元里抗英、反割广州城河南地及反外国人入据广州城等运动则属其外。

　　〔8〕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9〕《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页。

　　〔10〕《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

　　〔11〕于世界海洋文化尚未充分发展的古代，似可作如是称。

　　〔12〕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13〕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7页。

　　〔14〕转引自张玉法：《辛亥时期的南北问题》，《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18集，台北1983年版。

　　〔15〕《辛亥革命》第3辑，第100页。

　　〔16〕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17〕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0页。

　　〔18〕《鲁迅全集》第7卷，第293页。

　　〔19〕史扶邻：《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页。

　　〔20〕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3页。

　　〔21〕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22〕朱谦之：《文化哲学》，北京，中华书局，第225页。

　　〔23〕光绪《广州府志》，卷二训典二。

　　〔24〕黄明同、卢昌健：《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5〕 胡波：《岭南文化与孙中山》，《思想人物与历史文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文集》，湖北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26〕《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页。

　　〔27〕《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6页。

　　〔28〕宋庆龄：《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29〕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30〕《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9页。

　　〔31〕《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80页。

　　〔32〕《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8页。

　　〔33〕《孙中山集外集》，第137页。

　　〔34〕宫崎寅藏：《三十三的落花梦》，第274页。

　　〔35〕转引自胡波：《思想人物与历史文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文集》，湖北辞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115页。

　　〔36〕《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

　　〔37〕《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3页。

　　〔38〕《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8-349页。

　　〔39〕《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1、303页。

　　〔40〕《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01-308页。

　　〔41〕《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08页。

　　〔42〕“七线”设想包括：广州重庆线经由湖南；广州重庆线经由湖南、贵州；广州成都线经由桂林、泸州；广州成都线经由梧州、叙府；广州云南大理腾越线；广州思茅线；广州钦州线。孙中山对“改良广州水路系统”的规划十分详细，仅“港口河汊交通”的论述就长达万余字。参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10-324页。

　　〔43〕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第323页。

　　（作者：王杰、张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