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曾发动了一次次的武装起义，其中在广州发动的就有三次，即乙未广州起义（1895年）、庚戌新军起义（19l0年)和辛亥黄花岗起义（1911年）。关于这三次广州起义的经过，不少论著都作过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三次武装起义何以能够在广州一座城市里连续发动；三次广州起义的异同；三次广州起义的重要历史意义。

　　三次武装起义得以在广州连续发动的原因

　　从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连续在一个中心城市发生三次反清武装起义，这在当时中国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并非偶然，它有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因素，也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广州的高度重视有关。

　　首先，从社会政治因素上来看，广州在近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鋭，是一座有着反帝反封建斗争传统的城市。早在17世纪，它曾对正在建立新王朝的南下清军进行过顽强的扺抗；进入近代，广州又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和受害特别深重的地区，所以广州人民的反抗热情特别高昂。从鸦片战争开始，有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和后来的反租地、反英人入城斗争，继之，这里又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策源地和天地会洪兵起义的中心地之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会党活动仍然十分活跃。而且藉助于广东在海外的华侨众多、出入频繁等便利条件，“广东会党分子常常出没于海内外，活跃于港、澳之间，联络他们，有利于革命派争取海外华侨龢利用港、澳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1〕另一方面，清末广东新军中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和加入革命团体者也相当普遍，庚戌新军起义前，由于革命党人的宣传发动，“广州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加入同盟会的已达3000余人，占新军总数一半以上”。〔2〕这就为武装起义的发动提供了比较雄厚的人力基础。所以孙中山当时曾说，起义“以广东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彪悍之徒三四十万”，〔3〕“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处虽有形势，虽便接济，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4〕

　　其次，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上看，广州在近代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新生资产阶级，在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较早，发展亦较快。以民族工业为例，据民国初年农商部所作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12年，广东已有工厂2426家（2212家设于1911年以前），其中织造类工厂413家（包括制丝、织丝、织物、刺绣、成衣、染坊及漂洗、编织等厂），机械及器具类工厂189家（包括机器制造、船舶车辆制造、器具制造、金属品制造等厂），化学类工厂1154家（包括窑瓷、造纸、制油及制蜡、制漆、火药火柴、化妆品、染料颜料、香烛等厂)，饮食品类工厂560家（包括酿造、制糖、烟草、制茶、制盐、汽水及冰、糕点、碾米等厂），杂类工厂109家（包括印刷刻字、纸制品、竹藤柳制器、毛皮革制品、玉石牙骨介角制作等厂），电气工厂l家。在广东的2426家工厂中，使用机器为动力的有136家，共拥有动力（蒸汽机、电动机）4566马力。虽然广东使用机器的工厂每厂平均所拥有的动力并不多（33.6马力），低于全国使用机器工厂拥有动力的平均数，但广东无论在“工厂”数和“使用动力的工厂”数方面都居全国各省区首位。〔5〕广东的这些民族工业大多设于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城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因此这里也是新生资产阶级的聚集地和活动场所。20世纪初，在广州已出现商会、自治会等资本家的社会团体，一批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商办”报刊相继创办，资本家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越来越明显。邱捷先生在细致考订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在广东的发展情况后断言：“从广东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及广东资产阶级的情况看，广东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及运动的中心地区，是有着其阶级和社会基础的。”〔6〕这个结论无疑也适用于广州。

　　再次，从文化因素上看，广州乃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岭南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对比较开放、勇于创新和讲究实用的特点，这些特点在进入近代之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展开，更获得空前的发展和质的飞跃，从而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有利于民主思想在岭南的传播，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成长龢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和文化氛围。以孙中山先生为例，他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杰出领袖，固然与他系统地接受西式教育、吸收融会西方先进文化密不可分，然而也同岭南文化对于他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在考察了岭南文化对孙中山个性心理、思维方式、情感世界、行为方式的影响后所指出的：“是岭南文化赋予了孙中山成为一个伟人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所必备的心理素质。甚至可以进一步地说，是岭南文化和岭南文化圈内的许许多多的有名和无名英雄把孙中山推向了民主革命的前沿，使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从这一方面看，伟人孙中山是他所从属的岭南文化作用的产物。”〔7〕孙中山是如此，近代岭南的许多民主革命志士也是如此。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岭南文化因素所起的这种作用。

　　第四，是由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广州的高度重视。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进行反清武装斗争过程中，一直特别重视经营广东，而广州作为广东首府，自然更是重中之重。这同孙中山以及其他不少粤籍革命党人的乡土情结诚然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早期的兴中会会员大多是广东人（据不完全统计，同盟会成立前，兴中会总会员286人，广东籍就有257人），〔8〕同盟会成立后，其不少成员、尤其是一些领导骨干，也仍然是来自广东，他们比较熟悉家乡（包括家乡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社会关系、方言等），又十分希望革命能够首先在自己的家乡开花结果，所以很自然的会将起义地点选在广东。但是，他们之所以重视经营广东，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看到了广东当时所藴藏的革命潜力和所拥有的一些有利条件。孙中山当时曾分析道：“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外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幷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现时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9〕这样的认识无疑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选择广州作为起事地点的决策不仅得到粤籍党人的支持，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也得到许多非粤籍党人的赞同，例如黄兴、赵声等都曾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在广州所发动的起义。黄兴后来曾说：“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于两粤，而不注重于此（两湖地区）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运输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欲令为主动耳。”〔10〕表明他一开始也认为两粤、尤其是广东具备有超过两湖的起事条件。当然，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广东当时所拥有的这些有利条件只是相对的、可变化的，一味胶着于广东而忽视其他地区的革命活动的开展，也并不正确，同盟会领导层内部后期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与此应当说不无关系。

　　三次广州起义的异同

　　1895至1911年之间发生的三次广州起义，有着相当大的共同性和密切的承继关系。它们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试图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活动；在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均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筹划准备工作，但在起义计划具体实施中，都有过某种“意外”，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三次起义前后相承接，一浪高过一浪，虽然都失败了，但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三次广州起义又有一定的差异，各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三次起义的时代背景不尽相同。第一次广州起义发生在1895年，是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屈辱求和，激起全国人民对其腐朽统治的切齿雠恨，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在广州，两广总督李瀚章于和议之后，不给资用便将军兵遣返原籍，也引起极大不满，被解散者多散而为流民盗贼，汇入会党、緑林队伍。这些都成为在当时发动起义的有利条件。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改良”、“维新”的呼声正方兴未艾，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主流思潮，而对于“革命”，在絶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只不过是“密谋”、“叛乱”而已，无法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发生的背景则与此有所不同。维新派“戊戌变法”的被扼杀，义和团反帝爱国主义运动的被剿灭，使许多国人对这个“洋人的朝廷”已不再抱有幻想，而清廷所谓的“新政”也使人们看不到多少新的希望。1910年，中国社会的状况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混乱局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持续恶化，清政府财政难以支撑，出现了全国性的财政金融危机，立宪派先后发动了3次全国规模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在全国风起云涌。据统计，全国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1906年有199次，1907年有188次，1908年有112次，1909年149次，1910年有266次。〔11〕这说明清王朝已经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一场大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1910年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中国内地事情诚为风云日急，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机局已算成熟”。〔12〕这时革命的形势比较第一次广州起义时已经更加有利了许多。

　　其次，从起义的领导状况来看，也有一些差异。1895年时，兴中会初立，人员最多也只有100多人，且成分复杂，这样的一个团体，不仅组织不够完善，且力量弱小，发动武装起义在很多方面是依靠孙中山的个人力量。孙中山亲自在广州组织领导起义，他往广州双门底王家祠设立农学会，实际上是广州起义的省内总机关，吸收会员，联络会党，还从美国夏威夷请来化学师制造炸弹。而后两次广州起义举行时，同盟会早已成立。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无论是组织程度还是内部力量上都强于兴中会，且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广州新军起义的直接领导者是倪映典，他受香港同盟会支部委托在广州新军中开展起义工作。黄花岗起义则是由同盟会南方支部直接领导的，黄兴具体负责幷亲自参与了起义。而孙中山在这两次起义中都并未亲临战斗现场，可以说是间接领导了这两次起义。

　　再次，三次起义所依靠的力量不完全相同。第一次广州起义依靠的主力是以游民、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会党。他们的长处在于，会党成员一般处在社会的底层，富有强烈的反抗性：有一定的组织系统，只要取得它的首领的支持，很容易一呼而集，是一支现成的队伍；具有“反清复明”的传统，容易接受革命党人的反满宣传，甚至还能接受他们提出的民主共和的主张，这是孙中山依靠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的原因所在。但广州新军起义则转向主要依靠新军，原因是此前的起义接连失败，使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感到，会党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他们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彪悍难于节制，战斗力不强，因此军事斗争不能只依靠会党，还应该加强在清军尤其是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把掌握新式武器、有一定训练的新军作为发动起义的基本力量。因此，这次起义主要是运动新军，以新军为主力。而到黄花岗起义时，情况又有新的发展，革命党人除了继续对运动新军给予重视外，还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精鋭部队。这次起义同盟会选拔800名骨干人员组成“选锋”（敢死队）进入广州，准备作为起义的中坚力量。在起义仓促发动之后，实际上也主要是黄兴率领一部分“选锋”同清军进行战斗。

　　最后，起义的组织准备程度不同。第一次广州起义可以说是在组织仓促、准备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广州城内有清方正规军一万多人，训练有素，而兴中会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则只有几千人，而且基本是依靠旧有的社会关系或以金钱收买而组织起来的，兴中会并没有在他们中间开展革命宣传教育工作，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起义时很难听从指挥；兴中会内部也存在矛盾，分成“孙”、“杨”（杨衢云）两派，不能形成共同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起义队伍人员复杂，有叛徒告密，致使起义计划泄露；在广大群众中更没有开展革命宣传工作，缺乏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难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起义，完全是一种军事冒险。第二次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较第一次有很大的进步：同盟会在香港成立南方支部，作为指挥起义的总机关，由胡汉民任支部长，下设筹饷、军事、民军、宣传等机构，分工负责，筹划和组织起义。并以在广州新军里担任炮兵排长的革命党人倪映典为运动新军总主任，派姚雨平、张醁村等策动广州附近的巡防营，派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禺、南海、顺德等地民军作为响应，胡汉民、黄兴、赵声则在港规划全局。这说明此次起义的准备工作要比第一次细致得多。黄花岗起义则是这二次广州起义中准备工作最充分、最周密的一次。为了发动这次起义，革命党人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孙中山特地从美国赶到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和一些华侨中的同盟会骨干开会，商讨起义计划。会后，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专力策划广州起义。统筹部下设八课，各司其职，负责各项具体工作。派遣党人潜入广州，设立秘密机关数十处。为避免泄露秘密，在广州的各秘密机关之间，互不通气。对于广州的主要军事据点、清军布防等情况，事前都摸得一清二楚，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这些都是前两次广州起义所不能相比的。

　　上述这些差异表明，通过一次次的革命实践，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论是在对客观形势、起义依靠力量的认识上，还是在组织领导能力、斗争策略上，都在不断地提高，因而斗争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

　　三次广州起义的重要历史意义

　　三次广州起义尽管都失败了，但是它们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却十分巨大，已远远超出了广州、广东的地域范围。

　　1895年的乙未广州起义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孙中山及兴中会在领导这次起义过程中，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尽管当时历史的主要潮流还是维新改革，尽管乙未广州起义在全国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但它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开始，是中国人民通过暴力手段来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孙中山从革命一开始，就以微不足道的力量进行武装起义，充分体现了他的过人胆识和远大抱负。也是从这次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开始用“革命”一词来称呼自己的政治行动，他的革命活动也慢慢地受到国人关注。在这次起义中，被捕的革命党人临死不惧，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陆皓东在死前的供词中写道：“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吾言尽矣，请速行刑。”〔13〕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初一批成员的这种英勇的斗争精神，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后来者投入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因此，这次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的意义，首先在于证明瞭孙中山关于在新军中开展革命动员工作、把新军发展成起义主力思想的正确性。胡汉民说，这次起义“结果虽不幸而失败，但新军的确足为革命用，则已经证明”。〔14〕其次，它改变了很多人对革命是否能够成功的疑虑，大大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姚雨平说：“在新军起义前，一般人认为，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船坚炮利，非有充足的武力，不足以谈革命；革命党人只凭赤手空拳，充其量只凭民军、会党、緑林的一点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新军起义后，观感为之一新，大大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华侨方面，影响更大，大部分华侨都愿输财资助革命，基本上解决了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所需经费的问题。”〔15〕再者，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革命种子的死亡。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次起义，革命党在新军中播洒下革命的种子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新的更大的革命斗争的起点，这次起义失败后依然存留的革命种子成为黄花岗起义的重要力量来源。

　　1911年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历次起义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次，其意义也更为重大。这次起义直接地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为此后不久爆发的武昌起义的胜利及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开辟了道路。孙中山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16〕又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蜇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17〕这些评价完全符合实际，毫不过分。应当说，若没有黄花岗起义的惨烈失败，就很难有武昌起义的迅速胜利，辛亥年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两次大的武装起义，前后相互辉映，同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两座丰碑。另外，这次起义中革命党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也永远激励着后人。林觉民被捕后写给爱妻的遗书成了流传后世的千古絶唱，其他如林文、方声洞、喻培伦等烈士在牺牲前也都表现了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其教育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辛亥革命的时空范围，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前赴后继、为国献身的巨大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从1895年剑1911年，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连续在广州一个城市发生三次武装起义，它反映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广州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体现了广州这座城市所藴藏着的巨大革命潜力。这三次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它们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打击，对民主革命运动的推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和鼓舞，都有着十分巨大的意义。就广州而言，它们不仅显示了这座城市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奠定了广州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与中心地之一的历史地位。

　　注　释

　　〔1〕陈剑安：《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文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 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3〕《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

　　〔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4页。

　　〔5〕邱捷：《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在广东的发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邱捷：《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在广东的发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胡波：《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页。

　　〔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26页。

　　〔9〕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10〕毛注清：《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页。

　　〔11〕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1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92、486页。

　　〔13〕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9页。

　　〔14〕胡汉民：《七十二烈士的成仁就是成功》，《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版。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録》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0页。

　　〔16〕《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2页。

　　〔17〕《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0页。

　　（作者：赵春晨、孙颖，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