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西方文化最新输入精神中国的地方,是近代新文化的策源地”〔1〕。岭南大学在近代广州乃至近代中国,都是一所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学府,岭南大学的学生也是社会上特色鲜明、凝聚力很强的一个人群——“岭南人”。1920年至1938年,在岭南大学存在着一份学生刊物——《南风》,记録了反映“岭南人”思想与生活的大量文章和作品,从中可以看到岭南大学学生思想若干重要方面。其中岭南学子对于国民革命的认识和态度,是表现他们面对近代社会和政治变迁的观察及思考的重要内容。而岭南大学所处的广州,又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岭南学子对于政治取向和对革命的认识,有着特别值得关注的意义。
一、校园之声:岭南学生与《南风》杂志
岭南大学所处的广州,既是西方文化输入较早的地区,又是近代中国进步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岭南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本地的官商人家,也有许多来自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侨家庭,多数希望能够在学校得到英语和西方知识学习的良好机会,以便为将来经商或者留学打下基础。特殊的校园环境和优越的家庭出身,使得岭南大学学生的生活有着“西化与贵族化的趋向”。〔2〕 而以“施行人格之教育,养成科学之人才,适合中国人需要”〔3〕为宗旨的教育,也形成了以“服务、友爱、自由、平等”为基本内涵的鲜明的“岭南精神”。在岭南大学良好的环境和科学严谨的西方式教育下,学生的思想和生活也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一面。
1920年,岭南大学学生团体南风社创办了《南风》杂志,至1928年6月起,改由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编辑。在第一卷第一号的宣言中,编者揭示了这份刊物的旨趣:“本志为本校学生发表言论,介绍和研究学术的公共机关。”“我们相信中国学术,应该改造。西洋学术,应该输进。我们虽然才力薄弱,然愿本其所能,尽研究和介绍的责任。”〔4〕 这一份杂志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社会等各个方面,幷且对时事有特别的关注。该刊自创办以来,虽然体例有所调整,但直到1938年抗日战火蔓延到广州、岭南大学南迁香港前停刊时止,一直坚持出版,是岭南大学学生刊物中发行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刊物立场相对独立的一份学生期刊。
《南风》的编者,全部是岭南大学的学生。就刊载的文章而言,除少量岭南大学教授的专门文章外,作者也几乎全部是岭南大学的学生。《南风》作为校园刊物,其志向和视野却并不拘泥于校园,对于社会问题,如女子教育、非基督教运动以及其他各类话题,《南风》都有相当多的讨论和争辩。因而,它既主要服务于广大学生,又有面向公众的指向,不仅在校内发行出售,也向社会公开发行,立足于岭南大学,面向社会,甚至面向全国文化界。
《南风》杂志在同类学生刊物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谭卓垣总结道:“以出版机关来分析广州的定期刊物,学校出品的数量是超过一切的。……占百分之三十四”,因为“在广州市执笔能文章的人,大多数是来自学校,尤其是南方两间著名的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5〕 学校刊物的蓬勃,首要的条件是学校里集中了一大批掌握文化,能够通过文字来发表思想感情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这一些知识分子,需要学校刊物这个载体和阵地来表明自己的想法态度,彰显个性和特色。从实际功用上看,也可以为学校作广告式的宣传,或使一般学生得到练习做文章的机会。教会大学崇尚西方教育中的“教、学、做”结合的原则,有较为开明的办学理念和相对宽松和谐的环境,对学生参与学术期刊的编辑采取支持和鼓励态度。〔6〕 据统计,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各教会大学先后创办过的学报校刊,总数当在500种左右。〔7〕 在这些刊物当中,相当数量存在的时间不足1年,大部分的刊物持续不过5年,而像《南风》这样,持续时间长达18年的,不过10种。〔8〕 这些持续时间较长的学生期刊,更能在一个相对持续的时期反映出学生思想的显着特征。
《南风》杂志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保存本部及校史室有较为完整的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中山文献馆)及广东省档案馆也有部分收藏。到目前为止,《南风》及同类岭南大学的校园出版物,学界多作为资料加以利用,但《南风》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1935年,谭卓垣发表《广州定期刊物的调查(一八二七——一九三四)》〔9〕,对广州地区的定期出版物进行了调查、分析和研究,肯定地指出《南风》刊物对广州社会的影响。赵立彬研究全盘西化思潮的专著《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以及发表的相关论文,〔10〕 利用过《南风》杂志的部分内容,论述了岭南大学师生全盘西化思想的群体性特点及全盘西化思潮中“派”的问题。而近代广州进步政治运动接连兴起、国民革命蓬勃发展,对岭南学生思想的关注点、思想的波动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亦可从《南风》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二、求学不忘救国:岭南学生对政治的关心
一般认为,教会大学的学生普遍缺乏对社会政治的关心,甚至认为他们对于政治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然而,从《南风》反映的情况看,情形并非如此。只是岭南学生对政治的关心,带有基督教教会大学学生的独特风格。有学者曾经总结说:“教会学校以自己的民主与基督教精神,培养出更多的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20世纪的激进主义者。”〔11〕 教会学校的学生对中国政治的关心与参与程度没有公立学校的学生高,采取的方式也比较缓和。确实,因为特殊的体制、传统和风气,教会大学学生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并不十分激进,但是从《南风》中可以看到,他们也有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的民族感情,同样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幷且由于他们受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熏陶更深,对于民族独立,国家自主的愿望不仅是非常强烈和真挚的,而且同时具有更为理性的特征。
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自然深受宗教的熏陶,但未必就反对爱国与革命。岭南学生认为:“基督教学校,自然带着基督教的色彩……其实教会学生何尝不爱国,不过他们的方法,与那公立学校学生动辄巡行、罢课、宣传、通电……不同罢了。他们所主张的是‘求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求学’两者兼顾的主义,平日只重实行,不用口头的。因着他们镇定澹薄的缘故,所以就惹起人家说他们做凉血动物了。救国方法自有千头万绪,他们自有他们基督教主义来救国,在事实上和理论上絶不能责斥他们的。”〔12〕
1926年,《南风》主编公仁在《南风》发表了《一封讨论学生时期应否参加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信》,表达了他对青年学生求学不忘投身社会、政治运动的态度。他说:“军有军阀,商有商阀,学有学阀,皆秉帝国主义者之南来害国家者也,我们虽欲安心读书,从事快乐;然心也何曾安乎?乐也何曾得乎?……除非死的,或极麻醉自己的忠骨的学生,我知其必同情于读书时期从事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矣!”“我们于读书余时,不可不参与政治运动;因为自命为中国主人翁的青年学生,还不起来问及政治,又哪怪官僚政客之弄坏政治耶?……政治之腐败不堪,国家之快要败亡,又哪能静候我们‘学成’耶?……所谓‘学成’者,乃学得几多就能致用几多耳。”他认为,投身社会、政治运动,是青年学生学以致用,“学成”的最好表现。〔13〕 作为学生领袖,公仁自然也清楚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除了有对投身革命持怀疑态度一味求学的学生,还有一些依旧沉迷于灯红酒緑的娱乐和享受的学生。在文章的最后,他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愿同学们以求个人快乐而开的交际会所耗的时间,参加为众利益而奋斗的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14〕
当时岭大校园里,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不独这一例。在《南风》周刊第二十一期的“一周随笔”栏目发表了《告滚蛋》一文。这篇文章直言“说学生不应问政治的人”是“滚蛋”,引名言、举事实而反驳之,言辞非常犀利,认为“他们的说话,会令青年学子丧失国家思想,他们的说话,会做成放弃责任的国民。”指出:“在今日的中国,学生问政,更要比他国为急要。”〔15〕 表达了岭南学子对关心天下兴亡的强烈愿望和热情。
岭南大学的学生,对于政治问题,不单有热情投入的强烈意愿,也有深入理性的思考。岭南学生在评价五四运动时写道:“五四运动,在历史上,是我们学生界一段絶大的光荣,而同时又是我们学生一段耻辱”。因为“(五四运动)完全是我们学生,具清醒的头脑,毅利的目光,看清楚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看清楚卖国汉奸的倒行逆施。为我们民族的危亡计,迫于义愤,故能在军阀官僚帝国主义者,数重压迫之下,联合起来,不畏强权,唤起全国,高呼‘力争山东’、‘排除卖国汉奸’的口号。故能赤手空拳,冲入国贼的住宅,把章宗祥痛殴。甚至因此而被拘捕,受笞刑锁铐,断絶粮食的痛苦。然而他们压迫自压迫,我们救国还救国。还能再接再厉,鼓励全国,罢工罢市,与军阀官僚帝国主义者相抗衡。这种先知先觉,大无畏奋斗精神,真是我们的光荣。而令我们可以顾盼自豪的。”然而,“当日全国一致,认为汉奸,认为卖国贼,而给我们高呼着排除的曹章陆等,是什么样人?从事实说,他们无一不是当时所谓‘得风气之先’的留学生。所以救国的是学生,固然是我们一段光荣;可是卖国的,亦是学生,又何尝不是我们一件耻辱?我们打开一本学生运动史看,最可叹的,便是有许多人,无论在学生时期,如何觉悟,如何热心;可是‘入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到了权位有着,身荣心泰的时候,总是把本来面目,根本改变。从前高呼救国的,变了卖国;高呼救民的,变了殃民。种种现象,不单是五四运动前才有,就是五四运动至今日,也不絶的发现。…… 在这种现象没有停止发现前,我总不信我们学生,可以跻中国于治平之域。”〔16〕 这篇文章,既肯定青年学生在救国救民中的巨大力量,也表达了对许多青年学子的革命理想逐渐被腐蚀而陷于堕落的担心。因而岭南学生提醒众人,要将这种理想主义的信念持续化,不至被社会腐化,这既是师长对于青年学生的殷切提醒,也是青年学生自己的内在警惕。
三、追慕与自醒:岭南学生眼中的国民革命和孙中山
国民革命起源于广州,身处这一革命氛围之中,岭南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深刻的影响。“五卅”惨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广东“沙基惨案”中,岭南大学两名学生区励周、许耀章壮烈牺牲,岭南大学学生对于国民革命的认识更进一层,反映出政治上的不断自觉。
岭南学生深刻认识到求学和革命的关系,正如公仁所说:“曾有几位同学询我‘何故于求学时期从事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我以‘我虽离学校,而我仍是求学。’……所谓‘求学’,岂是‘在校读死书’么?”“孙中山先生从前对广高学生代表说:‘社会乃一内容最丰富而最切实用的大课本’,可见站脚在求切实用的学问的观点上论,从事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也是求学的方法之一。” 〔17〕
从革命的实际表现上看,20世纪20年代初期,岭大学生的爱国革命运动,相对于其他公立学校是比较平静的。有的学生们自己也意识到,“我们在这养优处逸的贵族式学校,容易忘觉中国社会的痛苦,和同胞的困厄,因为我们和社会愈隔膜,革命心也愈薄弱。”“现在岭南学生的情形,恰似犯着这种病症”〔18〕,“实际上多数的青年学生仍然……死读书……甚有连革命的真意义都未曾明白瞭解,便诅咒起国民革命来了。……青年学生,仍旧许多是迷恋在自身的享乐,不肯分担起一半革命的责任,甚有些自视过高,把自己认作为一种特别的阶级——智识阶级,而看轻为我们谋衣食居住的工农,不屑与他们为伍,不肯投身农工运动,替他们谋幸福,和领导他们得达优善的地位。”〔19〕 一位教师提到:“我两年前(1924年)来岭南,不久就感到一种奇异的现象,就是很多岭南学生,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和他的革命工作,抱着怀疑,且有些学生,极持反对……以素称最高学府,最高知识阶级的岭南学生,处在这革命发源地的广州,受了孙先生直接的教训,仍然这样冥顽不灵,觉无省悟,可不是一件最伤心的事吗?”〔20〕
国民革命的发展推动了岭南学生的政治觉醒。岭大学生的这种不问时局,“没有觉悟”的姿态,到1925年以后,发生了较为显着的变化。他们自己观察到,“这一年来,……我们岭南学生,也受了上海五卅和汉渝粤——直接目击的尤其是沙基惨案——帝国主义者屠戮我们同胞的惨案惊觉,揭起打倒帝国主义的旗,竭力唤醒同胞,共救危亡。同时我们岭南员生,区励周、许耀章二烈士,为国殉难,使我们愈觉我们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21〕 学校里,追随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学生俱增,校园的革命风气热烈而积极,“我们岭南员生,已不期然而追念起为我们提倡民族解放,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求中国民族之自由平等的孙中山先生起来了。”“岭南学校,生气勃勃,充满了救国思想,和崇拜孙中山先生的敬心。”〔22〕
对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的追寻,直接表现在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认识上。1926年3月,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南风》周刊出版了一期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专号。用论文、诗歌、散文和剧本等多种形式,表达了对这位伟人的悼念和崇敬,表达了岭南大学学生追随孙中山先生思想,完成其遗愿,继续投身国民革命运动的决心。孙中山曾几次亲自到岭南大学参观、演讲,著名的“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学子寄语,就是在岭南大学的怀士堂演讲时做的。《南风》载文总结孙中山先生对岭大学生的教导说:“孙先生……要我们知道革命事业,是教会学生应同具有的精神,不要为一并虚伪,薄弱的道德空言所蒙蔽;不要为文化侵略的甘言美语所诱惑,失却了青年革命的鋭气。”“孙先生尝对我们说:‘……我们同胞又是这样贫穷愚昧,生活一切,断不像诸位在这富丽的岭南,安逸读书,所以诸位要立志,协力去带动这大多数贫苦和无智识的同胞,奋起救国!’……是要我们出到社会去,引导平民,唤起同胞,合力去救国。”青年学生也认识到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在国民革命当中,青年学生,自然占很重要的位置,历史告诉我们说:革命事业,离开青年学生,总不会得到什么成功的。辛亥以前,如同盟会的义勇队,黄花岗之役;民国以后,如五四打卖国贼之举,和最近北京力争关税自主巡行的流血,凡一切有革命性质的运动,没有不是青年学生主动的。……因为他们(青年学生)是先知先觉者,应该去领导群众,所以他们于革命事业,有密切的关系。”〔23〕
孙中山先生虽然逝世了,但孙中山的革命理想理当为青年所承继。《南风》载文说:“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是最有作为的,最热心爱国的,是最勇敢的,最富于革命精神的,苟能明瞭本身的地位,走到革命的战线上来,联合起世上一切被压迫的朋友共同努力反抗帝国主义这条路走,则中国的民族革命的前途不无一线曙光,推而言之,世界革命的成功也因此而呈现一种喜兆了。”〔24〕
既然清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岭大学子更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南风》载文说:“我们既然负很大的责任,我们就能寻求先生的真精神,向往先生所指示的道路跑,然后方可达到成功的目的。”“我们如果以为孙先生所说的话是对的,所做的事是合的,我们便要奋勉决斗,实行先生的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压迫者、拼个他死我活,继承先生之志,做了中国的真人民!”〔25〕
那么,如何继承孙中山先生之意志,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呢?《南风》载文说:“我们要知道,革命事业,不是空谈的,是要实践的,你不进前,帝国主义即向着你步步逼来……我们岭南诸同学,要从实际的革命工作,做点切实的功夫,得一步便再进一步,无所畏惧;无畏惧便是无敌,无敌便是成功,成功便是自救,救国,救全世界的人类。”〔26〕 这种从实际的社会情况出发,做切实的工作,就是要联合农工,走到民众当中,发动他们,领导他们,共同奋斗。在《岭南大学为孙公逝世周年纪念敬告群众》文中,岭大师生就向民众呼吁:“孙公的不幸,诚我四万万民众的不幸,我们当由不幸中冲开出来,使孙公的救国主义,能环射世界,使世界的弱小民众,信仰孙公的伟大处,且使世界的帝国主义者知道孙公的伟大处……我国民要联合起来,向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进攻……我们惟有站立起来,联合起来,为我们民族自身的生存而努力,向前奋斗。”〔27〕 以实际的行动,面向社会,与民众结合的姿态,实践对孙中山思想的追随。
四、奠定传统:《南风》与岭南学子爱国的精神传承
在近代政治革命的舞台上,岭南大学也有着光荣的传统。1928年惺社同学捐建了校园里的惺亭,就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烈士史坚如和沙基惨案烈士区励周、许耀章的。岭南学子对母校光荣的过去是自豪的,向往的,也要求自己继承发扬这种革命的传统。1926年《南风》刊文说道:“岭南大学,是革命人材的出生地。从前则有史坚如先生,为推翻专制而牺牲;现在则有区许二烈士,为反抗帝国主义而流血。这些光荣历史,令我们母校,生色不少。……我们今日,在这里受良好的教育,应该继续前人的事功,抱救国救世的宏愿,才能不负所学,若是徒然唱着“不谈革命”“求学即是救国”的高调;或是迷醉于失却时间性的文艺诗歌,消沉于“你爱我恋”的两性生涯,那就对于先烈,应该愧死!”“罗素先生说:‘中国的青年,是全世界意志最勇猛,解放最彻底,前途最有希望的青年。’南大的青年学生呵!你们要毋负这句称许,从速发奋为雄,如入国民革命的前线,向帝国主义进攻,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努力,为世界弱小民族解放而奋斗!”〔28〕
岭南学生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爱国传统,在其后的历史舞台上更有突出的表现。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向以文艺作品居多的《南风》,在随后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里,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图存。如程万扬的《我们到了生死的关头》、苏天逸的《日本幷吞东三省后中国的前途》、刀农的《东三省的被陷与我们的态度》、张喜洲的《法西斯主义的检讨》等,还有《日本侵略中国之一笔帐》、《我们应当觉悟的是什么?》〔29〕等小文章。作者们对于国家被侵略,民族被侮辱是相当愤慨和痛苦的,但当时国内分裂,时局未定,对于如此重大的民族危机,岭南学子也深感茫然无措,惟有以议论和宣传的方式,表达扺御外侮的信念,以继承自国民革命兴起以来的关心政治和爱国革命的传统。
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在抗日的宣传中,岭大学生仍然注重把岭南大学本身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精神,与抗日救亡运动相联系,以这一传统作为现实抗战宣传的重要历史资源。《南风》刊载了维持所作的诗《怒吼吧!红灰狮子》:
怒吼吧!红灰狮子!/虽却你生活在乐园里——/‘花娱鸟乐,饱受春雨’/这不过是生命的开始——/为训练成革命的战士/好与敌人拼个你活他死。
怒吼吧!红灰狮子!/你原是革命策源地之子/不要消失了那反抗精神/不要步维持的后尘/‘卿卿我我’为情痴/要做个真正的红灰健儿!
怒吼吧!红灰狮子!/难道让敌人蚕食你的土地/让敌人猖獗地走私/让敌人屠杀奸淫你底弟妹兄妹/你对这一切能吞声不吭气?/为何你只吟咏着风花雪月的歌诗?
怒吼吧!红灰狮子!/你不羞于人们赠给你的讥嘲——‘贵族绅士’/你不顾光荣历史与煊赫门楣?/不要忘记呵,红灰狮子!/你的血曾灌溉过革命之花,/你的血曾洒遍了六二三纪念碑!
怒吼吧!红灰狮子!/白山黑水间的民众狂潮声浪/珠江已掀起的激怒血液/也早应把你的美梦惊破/快把海燕般的歌声豪放/唤醒民众联合起来把恶魔扺抗!〔30〕
文中所说的红灰狮子,就是岭南大学的标志。“革命策源地”、“六二三纪念碑”等等,指的都是岭南大学爱国运动的光荣历史。作者否定了“贵族绅士”“卿卿我我”“风花雪月的歌诗”等一般民众对于岭南大学学生的看法,呼唤岭南学子发扬传统,奋起抗敌,不负广州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光荣历史。这样一首既追溯历史荣光,又描写现实局势的抗日宣传诗,对于启发岭南学生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起到良好宣传效果。
《南风》为岭南大学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这份刊物的留存,使我们能够观察到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这一特定的群体所见、所思、所感。20世纪20至30年代,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民族觉醒、国民革命运动的思想启迪,给岭南大学的学生生活和思想带来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影响。作为教会大学的学生,岭南学子身处的信仰背景和教育环境是欧化的、西式的,在一般看来,他们生活比较奢侈,作风洋派,思想西化,这些外在表象很容易被贴上纨绔子弟,崇洋媚外,甚至“亡国奴”的标签。通过对学生刊物《南风》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见岭大学子思想更丰富和深刻的一面:他们在国家民族命运的牵引下,同样关注国家命运和政治时局,他们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选择关注和讨论方式,采取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这既是出于他们虔诚地宗教情感,也体现出对政治风潮相对平缓、克制的态度。但平缓、克制不代表漠然,在民族危机逐渐加深的时代,岭大学子也一样“求学不忘救国”,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拥护国民革命,追随和敬仰孙中山先生。在民族处于危机之时,在革命潮流激荡之时,关怀天下、奋发图强的呼声同样是岭南学生校园生活的强音。
注 释
〔1〕陈序经:《社会学与西南文化之研究》,《岭南大学校报》,第89期。
〔2〕 黄菊艳主编:《近代广东教育与岭南大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6页。
〔3〕 高冠天:《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之计划》,见李瑞明编:《岭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统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第176页。
〔4〕《本志宣言》,《南风》,第1卷,第1号,1920年4月。
〔5〕谭卓垣:《广州定期刊物的调查(一八二七——一九三四)》,《岭南学报》第4卷,第3期抽印本,第5页,1935年8月。
〔6〕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9页。
〔7〕主要依据《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録》(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增订本)统计,见王奇生:《中国教会大学学报校刊出版史略》,收入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7页。
〔8〕有191种寿命不到1年,138种持续1-5年,而持续16-20年的刊物仅有11种。见王奇生:《中国教会大学学报校刊出版史略》,附表“教会大学中文期刊寿命统计”,收入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5页。
〔9〕谭卓垣:《广州定期刊物的调查(一八二七——一九三四)》,见《岭南学报》第4卷第3期抽印本,1935年8月。谭卓垣本人曾是岭南大学学生、《南风》编辑,并在很长时间内担任主笔,因而对这份校内学生期刊十分瞭解。
〔10〕赵立彬:《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赵立彬:《陈序经与1934年广州文化论战》,《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赵立彬:《论与派:文化论战中的全盘西化思潮》,《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1〕John Israel(易社强):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p.5,转引自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6页。
〔12〕志:《为反对基督教进一解》,《南风》周刊,第1卷,第8期,1925年1月10日。
〔13〕公仁:《一封讨论学生时期应否参加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信》,《南风》周刊,第1卷,第24期,1926年4月12日。
〔14〕公仁:《一封讨论学生时期应否参加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信》,《南风》周刊,第1卷,第24期,1926年4月12日。
〔15〕《告滚蛋》,《南风》周刊,第1卷,第21期,1925年12月25日。
〔16〕黄文华:《五四纪念日想说的几句话》,《南风》周刊,第1卷,第26期,1926年5月10日。
〔17〕公仁:《一封讨论学生时期应否参加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信》,《南风》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四期,1926年4月12日。
〔18〕无忝所生:《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与岭南学生》,《南风》周刊,第1卷,第23期,1926年3月。
〔19〕有徽:《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青年学生应有的觉悟》,《南风》周刊,第23期,1926年3月。
〔20〕无忝所生:《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与岭南学生》,《南风》周刊,第23期,1926年3月。
〔21〕无忝所生:《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与岭南学生》,《南风》周刊,第23期,1926年3月。
〔22〕无忝所生:《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与岭南学生》,《南风》周刊,第23期,1926年3月。
〔23〕革人:《弱小民族解放运动与青年学生》,《南风》周刊,第22期,1926年2月5日。
〔24〕有徽:《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青年学生应有的觉悟》,《南风》周刊,第23期,1926年3月。
〔25〕洪高煌:《先生在哪里》,《南风》周刊,第23期,1926年3月。
〔26〕无忝所生:《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与岭南学生》,《南风》周刊,第23期,1926年3月。
〔27〕《岭南大学为孙公逝世周年纪念敬告群众》,《南风》周刊,第23期,1926年3月。
〔28〕革人:《弱小民族解放运动与青年学生》,《南风》周刊,第1卷,第22期,1926年2月5日。
〔29〕见《南风》,第5卷,第1期,1931年10月5日。
〔30〕维持:《怒吼吧!红灰狮子》,《南风》,第13卷,第1期,1937年5月16日。
(作者: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钱宁宁,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广州铁道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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