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文化成为泛珠三角主流文化之同时，不同地域文化融合也随而发生生，各地区文化共同性特点进一步增多，这肇于宋而高潮于明清，也在明清时期，发生泛珠三角文化进一步融合，随而推动区域关系新发展。

　　在四川，到明末清初掀起“湖广填四川”运动中，大批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区移民入居四川，不但带来经济多样化，也引起当地文化变迁，加深巴蜀文化与移民源地文化关系，在多个文化层面上表现出来。雍正《四川通志•卷首•序》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外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贸，俗尚不同，情性亦异”。移民“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1］，他们原居地很多风俗文化被保存下来。志称入川者“着籍（入籍四川者）既之，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胄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者”［2］。但另一方面，具有厚重积淀和强大吸纳能力的巴蜀文化在与移民文化碰撞、交流中，毕竟是处于优势地位，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大约到清中叶，许多移民文化发生变化，“习尚半从其籍”［3］。越往近代，这些移民文化基本上融合于巴蜀文化中。如四川官话，开始形成于明代，定型于清代，属北方官话一部分，与云贵地区属一个语言区，这对文化经济交流具有重大意义。又如移民在四川建立大批会馆，即有湖广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等，遍布全川。其中犍为县139座会馆中，湖广移民所建有20座，广东移民建有20座，江西移民建有22座，名称不尽一致，建筑风格各殊，展示这些地域文化特色 ［4］ 。而最有特色的还有风俗。雍正《四川通志•卷首•序》指出：“大抵属湖广者习故常信巫觋，以楚俗尚鬼也；属广东者趋利益好争夺，以粤俗喜斗也；属江西、福建者转徙懋迁，以赣、闽滨江临海利交通也”。这些地域文化移植四川，一方面影响当地风俗，另一方面又保留、传承原居地文化。无论哪种方式都起到文化交流，加强省区、族群关系作用，有助于泛珠三角文化更多地向共同性方向发展。

　　闽、粤、赣文化交流和融合，主要是通过客家人迁移和定居而实现的。三省接壤地区即为这种文化交互作用地带。客家人原居中原，历史上有过多次南迁，但以宋元规模最大、流布地方最广，客家系也在这一时期形成。研究显示，北宋元丰初年主客户比例在各州分布，其中广东梅州、惠州和广西融州、浔州的这个比例都在50％以上，表明外来人口在当地占优势，奠定了客户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人口基础。后来梅州、惠州成为客家人在广东的大本营。宋末元初，进入闽、赣、粤交界地区的汉人更多，大量地方文献和谱牒记载了这个移民盛况。据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统计，南宋从江西、福建以及安徽、江苏南迁广东龙川、五华、和平、梅县、大埔、蕉岭、河源、始兴、南雄、兴宁、惠阳、平远、翁源、丰顺、揭阳等地的有魏、曾、徐、谢、饶、丘、华、邓、刘、巫、何、张、温、吴、罗、廖、陈等18姓。如《五华魏氏族谱》云：“时值宋末，天下混乱……我祖兄弟，惊恐流涕，商议只得移别处逃生。……至公至惠州长乐（五华）为一世开基祖。”《兴宁黄陂曾氏族谱》记：“宋政和壬辰年（1112年）由南丰徙福建宁化石壁卜居焉。因宋元兵扰，不能定居，由宁化徙广东长乐县家焉。现居兴宁、梅县、平远、镇平、五华、龙川、惠州、河源、和平、广州、新宁（台山）等县之曾姓，皆为此祖之后。”刘士骥《梅州丘氏创兆堂记》云：“谨按梅州丘氏……先世由中州迁闽。……少与乡人谢翱善，信国勤王师起，与翱同杖策入幕府。信国既北行，复与翱同归闽，道梅州北，今镇平之文福乡，喜其山水，因卜居焉。”又南雄《南阳堂邓氏修族谱》曰：“名世之孙升，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升为散骑郎。……越三世坤钟，避宋季乱，徙居南雄象湖。”王象之《舆地纪胜》引《梅州图经》（已佚）：“（南宋时）郡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农田，而田每以人力不给废。……然由其说可知南宋以前土著之少，而汀、赣客民侨寓之多。故，<太平寰宇记>载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丰九域志>载梅州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则是宋初至元丰不及百年而客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户），且浮（高）出十之一二矣” ［5］。近年有人对209个客家氏族入居广东的时代分布作了调查，得到以下结果［6］（表1）：

  表1  209个客家氏族迁广东时代分布（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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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时代不明的氏族以外，宋元入居广东氏族占有明确记载氏族135个的68%。这些氏族入居对客家系在广东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一项研究结果，还展示这些氏族地域分布的集中现象（表2）［7］：

  表2  宋元62个氏族迁广东地区分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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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州县除潮州、揭阳、海丰、东莞以外，都为客家人主要迁入地。1986年南雄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对境内2400多个村落142姓作过来源调查，其中刘、叶、陈、黄、李、张、邓、何、钟、王十大姓族谱记载，他们主要自宋元从福建、湖南等地度岭迁入南雄，再辗转南迁，而留在当地的有八成左右成为客家人［8］。道光《直隶南雄州志》云：“稽户口于南雄，昔也往来无定，今也安止不迁。周末越人徙此。晋迁江左，而西北缙绅随以南焉。宋南渡而仕宦之族，徙浈水者尤众，是岭表之首，亦远人之所萃也。然仙城鉴海间，自北而来者不少，望南以去者亦多。而今殊不尔矣，烟村鳞栉，考其先世来自岭北者十之九。”光绪《嘉应州志》也指出：“其后屡经丧，主愈强，至元初大抵无虑皆客，元史所载，亦不分主客，疑其时客家之名已成，无主之非客矣［9］” 。这里特别提到元代“客家”专称已经形成，说明客家作为一个独立民系至少在人口结构上已占压倒优势［10］。

　　在福建，客家人主要在闽西。据《唐书•地理志》，唐代中叶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设置汀州时还只有4千多户，一万多人，其中还包括后来划出汀州府的沙县在内。500年之后，据《元史•地理志》，划出沙县之后还拥有4万多户，23万人。户数增加9倍，人口翻20番。据宋代元丰、崇宁年间的统计则有七八万户，可能是闽西人口的高峰期。闽西的开发是客家人迁入的功劳。唐代中末叶，特别是黄巢起义之后，长江中下游和赣北地区为主战场，民不聊生，在那里立足未久的中原南下流民又开始了新的迁徙，主要的途经便是沿赣江南溯到赣南，越过宁化石壁村到闽西一带避难。两宋三百年间，沿着宁化通道，布满闽西各地，并继而向粤北粤东迁徙。从宋代的七、八万户到元代的四万多户，应是反映了宋末动乱时期，客家又从闽西逃难、勤王南下入粤的史实。后来入粤的客家人所编族谱，十之八九都有唐代中末叶经由“宁化石壁村”入闽的记载［11］。客家文化特有的耕山，强烈宗族意识，语言、习俗、尊师重教等文化特质，同样使闽、粤、赣成为客家人分布地区。而原先生活在这里的土著畲、瑶人先后被汉化，或他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云：“（梅州）主为畲、瑶，客为汉族”，光绪《嘉应州志》称“梅地古为畲所居”。闽西古时土著状况也与粤东相类，如“武平是畲族主要聚居地” ［12］。该县至今还留下30多处“畲”字地名，邻近连城、长汀、龙岩、上杭、永定5县“畲”字地名多达100多处，还有“瑶”字地名，说明它们曾为畲瑶族居地。被称为客家“基地”的闽粤赣地区，据徐旭曾《丰湖杂记》：“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清中叶）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 ［13］。作为客家“通衢”的自宋代以来即有“闽粤通衢”之称赣东南石城，为一个水陆交通枢纽，是客家迁民从赣北迁闽西、粤东、赣南、粤北的必经之地，当然又是客家文化传播通道；江西赣州即赣南大片地区，连接梅关被认为是客家“锚地”，含今江西18县市，占地约4万km2，总人口710万，其中客家人约680万，占95％以上［14］，这部分人被称为“老客”。由于迁移中迂回、反复等原因，他们具有客家文化某些特质，还不是典型客家人，但不管怎样，赣南仍不失为粤赣两省文化共性最大地区之一。福建宁化县石壁，因处闽赣往来隘口，亦为南迁汉人栖留之地，被称为客家“驿亭”。光绪《嘉应州志》称：“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自来，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赣州来者” ［15］，即为一个过往之地，也是一条客家文化走廊，在此滋润了客家文化，并经此传播到福建汀州和广东嘉应州。汀州因处于闽西、赣南、粤东交会地带，又为韩江上源，南通潮汕，唐以前为畲、瑶人所居，宋以来大批汉人迁来，发展为客家系，被称为客家“首府”；最后，以梅州为中心粤东北大片地区，被称为“客家腹地”，也是客家文化特质表现最鲜明、最具代表性地区。

　　从上述客家人形成、迁移到客家文化传播、覆盖地区分布，不难发现，宋代以来大量汉人南迁，一方面使少数民族汉化或退居山区，另一方面使汉文化像墨渍扩散一样，分布到迁民所到之处，从而改变当地文化特质和风貌。无论汉人后来在岭南发展为广府系、福佬系，还是在粤闽赣相邻地带乃至某个腹地发展为客家系，其汉文化共同性仍是主流，较之少数民族文化毕竟是先进的，因而促进地区开发和进步，故到宋代，珠江三角洲经济有长足发展，已成为全国一个基本经济区［16］。岭南文化也呈后来居上之势，宋代已有“岭外科举尤重于中州”之说［17］。在潮州也人文蒸蒸蔚起，宋诗人杨万里赞曰：“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潮州被称为“海滨邹鲁”，堪为泛珠三角文化进步一个缩影。

　　五岭以北，同处中亚热带的江西、湖南、四川一带，宋代以来由于人口迁移、商业活动等，也形成很多文化共性。就居民来源而言，如谭其骧先生指出“湖南故老传说，谓湖南人皆系江西移民之后裔，故湖南人自来称江西人曰江西老。老者老子之谓。易言之，即祖宗是也” ［18］。由于这种群落渊源，江西风俗对湖南影响极大。如湘东的醴陵，其地毗连江西，居民祖籍“半属豫章”，故而其语言习惯，与赣西各地“大相类似” ［19］。江西人祀奉神祗许逊，其许祖行宫、许真君庙等遍于湖南各地。江西人也擅长经商，且无处不到，但以小本生意为着。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云：“银钱生意一毫争，钱店尤居虱子名。本小利轻偏稳当，江西老表是钱精” ［20］。旧时还有“无江西不成买卖”之说，江西人足迹“豫楚滇黔粤陕川，山眠水宿动经年。……舟车经过数千里，东北浙西西粤南” ［21］。江西人也深入四川各地，不少竹枝词说“银钱铺尽江西人” ［22］， “痛规钱铺南昌老” ［23］， “怪他老表江西客，多认纹银是水汀” ［24］。也许是江西人搅乱四川社会宁静，引起官府不满。明成化十年（1474年），刑部公布一条例《江西人不许往四川交结夷人许告私债例》，内称：“不许江西人前往云南、建昌夷地买卖，以除边患” ［25］。在云南也出现类似情况。明末人文地理学者王士性指出：“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西）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然为土人之累亦非鲜也” ［26］。这说明江西人对云贵社会也发生很大影响。另外，江西人也流向广东打工。明人叶权《贤博编•游岭南记》说江西人秋收结束后，大都越过梅岭到广东打工。一则广东能提供就业机会；二则广东气候温暖，可省去冬衣。冬天过后，春天地气转暖，他们才回到本地从事耕作，年年如此。广东人称他们为“使郎”，像信使一样往来［27］。这些活动实际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传播。明代江西人在官场上有很大势力，形成“江西帮”。江西有一种地方剧种“弋阳腔”，一人独唱，众人帮腔，只用打击乐伴奏。明嘉靖年间弋阳腔流行于湖南、广东、福建、云南、贵州，以及北京、南京、安徽等地，应为江西文化一个代表。另外，江西民间信仰也遍及全国各地，王士性指出：“江湖社伯到处有祀萧公、宴公者，其神皆生于江右（西）” ［28］。这种民间文化传播，突出了移民与商业活动。由此也说明，泛珠三角文化自宋以来已有很多交往，明清发展到一个更大规模阶段，并形成许多共有文化特质，显示区域文化关系进一步紧密。

  注  释:  

［1］嘉庆.江安县志.卷1.

［2］民国.广安州新志•户口.

［3］同治.南溪县志.卷3.

［4］  段渝、谭洛非.濯锦清江万里流.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356－368.  

［5］光绪.嘉应州志.卷2.

［6］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177.略有改动。  

［7］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188.略有改动。    

［8］魏家琼.史志文存.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56.

［9］光绪.嘉应州志.卷7.方言.

［10］  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30－32.  

［11］王耀华.福建文化概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68.

［12］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20.

［13］胡希张、莫日芬.客家风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74.

［14］胡希张、莫日芬.客家风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77.

［15］光绪.嘉应州志.卷7.

［16］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附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17］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风土.

［18］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19.注（2）.  

［19］民国.醴陵县志•方言志.

［20］中华竹枝词.北京：中华书局，1982，(4)：2596.

［21］中华竹枝词.北京：中华书局，1982，(3)：2377.

［22］中华竹枝词.北京：中华书局，1982，(3)：3198.

［23］中华竹枝词.北京：中华书局，1982，(3)：3186.

［24］中华竹枝词.北京：中华书局，1982，(3)：3203.

［25］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9.

［26］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27］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397.

［28］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