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港口最多省区，秦汉以来即与海外通商，文化交流随而发生。在长期对外交往中，形成较为宽松政治环境和岭南文化包容、开放等风格，外来异质文化也首先得以在这里扎根生长，并被吸收、整合为岭南文化一部分。在这个文化特质方面，岭南文化是甲于其他地域文化的。近世西风东渐，岭南首得这股风气之先，继而引起社会各个层面的异动，发生包括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革中国社会、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事件。近现代广东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仍归结于中西文化交流作用力。这点已为中外人士所共识。但对沟通中西文化的媒介，明末清初义大利教士利马窦作为第一人，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还有英语在其中的作用，似乎未得到应有重视。当然，文化是以人为载体传播的，但人必须首先克服语言障碍，才有可能彼此交流，所以语言传播与其他文化要素传播是同步发生的。英语自英国完成产业革命，成为世界最大殖民帝国以后，也作为一种强势语言传播到英国殖民主义势力所到一切地区。岭南即为英语在我国登陆的首途之区，它深刻地改变了岭南语言文化景观面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是不能离开英语这个西方文化载体和媒介的。它在岭南传播历史，即展现了中西文化在岭南交流、整合的某些片断。

英语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它与当地文化一开始是有冲突的，但经过长期磨合，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大面积扩布，并被吸收为当地方言一部分。与岭南区域文化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这种交流可划分如下几个阶段。

一、鸦片战争之前：初步接触阶段

从乾隆二十二年到道光二十二年（1757年-1842年），在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条件下，广州独具一口对外通商地位，一些外国人仍可在广州和其他口岸从事商业和文化活动。首先是葡语，继是英语开始在广东传播，不过人数极少，范围也极为有限。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人登上澳门，后澳门发展为中外贸易港市，葡语在澳门流行，随而产生一批掌握早期中葡语言交流被称为“通事”的人。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曰：“西洋语虽侏，然居中国久，华人之习，多能言其言者，故可以华语释之”。［1］有个叫昌武劳的葡人，“尤黠慧，往来澳门十三行，先后二十年，土语、华语及汉文字皆谙晓”。［2］即在广东已形成能用双语的社会群体。同书又指出“挑夫”为“姑利”，即“coolie”音译（今译为“苦力”）显见葡语已为部分普罗大众使用。而粤与葡人结婚，也掌握葡语，张汝霖《请封唐人庙奏记》： “澳门一处，唐夷杂处。……其在澳门进教会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夷”。［3］大抵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在广州口岸的中国人与西方人进行商业交往的语言称“广东葡语”（Pidgin-Portuguese），使用广州话注音。《澳门纪略•澳译》即列举杨炳南口述、为清谢清高笔录的“广东葡语”，如国土称“哩”（rei）、公主称“必林梭使”（princesa）、王子称“必林西彼”（princepe）、一等文官（首相）称“善施哩”（chancelle）、上尉称“呷必丹”（capitao）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英国商人在定期贸易季节可长住广州，在非贸易季节则居住澳门，中英语言接触机会渐渐增多。但相互交流仍需依靠懂中国话的葡萄牙人或懂葡萄牙话的中国人进行翻译才能实现。直到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在中西贸易中地位上升，几占全部中西贸易额的80%以上。［4］英语地位压倒葡语，于是产生以广东土音注读英语的所谓“广东英语”（西洋人称为Canton English），随着时间的推移，“广东英语”代替“广东葡语”。按广东英语也称“Pidgin-English”,“pidgin”一词为“business”（生意）一词的讹传，两者合起来意为商业英语。这种“广东英语”为汉语和外语混杂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初期产物。例如当时流行chop（折）和cho（帖）都指文件、布告、收据、帐单、商标、等级之类。一等品称“一等chop”，好人称“第一chop人”，坏人称“坏chop人”等；又如 chow-chow，读音为炒炒，但其时用于两个极端，“第一号chow-chow”东西，意为“毫无价值”，但用于早餐或午餐，意又为“极好的”。［5］这说明两种语言组合是歧义的，后来才有比较一致含义。

因闭关时清政府是严禁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故懂英语的人甚少。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外国人学习中文为犯法。有个叫刘亚匾的人，因“教授夷人读书”等罪名而被处死。［6］1807年英籍教士马礼逊到广州，晚上用灯光遮住房间，保护他的中文教师。“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7］直到1825年，美国人W•C•亨特到广州仍说，只有3个外国人懂中文，一个是马礼逊，一个是他本人，还有一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商馆驻广州主任。［8］ 亨特说当时广州人用粤方言注英语读音，如“man”（男人）注音“曼”，“soup”（汤）注音“苏披”，“today”（今日）注音“土地”。广州市面上有一本称《鬼话》小册子，即这样处理而流通，受到仆役、劳力和店主欢迎。1817年-1823年，马礼逊在澳门出版第一部汉英对照字典《华英字典》，收入汉字4万多个，对英语在我国传播作出重大作用，也标志着中英语言交流进入学术层面。1827年英国商人在广州创办英文《广州纪事报》，1832年美国人在广州创办英文《中国丛报》，1835年英国商人又在广州创办英文《广州周报》，另还有英文《广州杂志》、《华人差报》与《广州钞报》等，1836年-1837年一位经澳门来广州的西洋人出版一部《番鬼在中国》的书，讲到他与中国人接触时听到各种人讲“广东英语”，其中还有一名蛋家妇女，［9］可见战前英语在广州已有一定群众基础，但这时“广东英语” 主要是口语，主要用于对话，靠声音而不是文字，靠听讲而不是阅读在进行交流，故拼写形式也不固定，一些词源来自马来语或印度语，如“chop(折)”即来源于马来语chapa。［10］但不管怎样，这已成为风气，英语大行其道。这种英语战后传到上海，称“洋泾滨” 英语。“洋泾滨”是英法在上海租界一条分界小河，故名，但其这种英语源头在广东。故广东是英语在我国最早立足和传播的基地，而广东人用土音注英语读音，化洋为中，这是个很大创造，是广东人对传播英语一个巨大贡献。战后有上百万广东人迁居上海，也加速了这种“广东英语”入沪。后来每讲早期英语，往往以“洋泾滨英语”为代表，却不提或少提“广东英语”，这实是本末倒置，应予正名，“广东英语”才真正是英语在我国传播最早方式。

二、鸦片战争后到建国前夕：扩大和深入传播时期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急于瞭解西方国家国情，一到广州，即招募四个翻译，组成我国第一个英语翻译小组，后称“近年雇有（指林则徐）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奴准备之方，多由此出”。［11］这包括《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英国人慕瑞（Hugh Marry）《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滑达尔《各国律例》（又曰《万国公法》）。林则徐后委托魏源将《四洲志》扩充为《海国图志》，这些译作有些被寄往北京，可能成为正式到达皇帝手中由中国人翻译的英语汉文图书。林则徐由此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而“《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3］《海国图志》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4］战后，香港割让给英国，开放五口通商，西方人被允许到这些城市设领事馆，后又进入内地，英译之风继从广州发展到其他口岸。但广州仍不失为英语传播一个中心。如1841年-1869年在广州英文报刊即有《广东探报》、《中国新闻七日录》等，特别是英占香港，英语成为官方语言，是主流语言之一，英文报刊即有《香港公报》、《中国之友》、《德臣报》、《香港之外友》、《狄克逊氏香港纪事报》、《遐迩贯珍》、《香港政府公报》、《香港航运报》、《孖棘报》、《香港晚邮报及船期报》、《中国杂志》、《每日广告报》等。不管办报目的为何，对传播英语而言是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香港出版各种中英和其他语种语言文化比较书籍，据有关统计，仅巴黎外方传道会在香港主办的拿撒勒印书馆而言，单它一家书馆平均每年出书29种，共62万册以上,另从1884年创建后50年中,以12种语言刊印28部字典，不同语种圣经38种版本。［5］另有中西人士编写在香港出版汉语工具书多种，如卫三畏  《英华韵华府历阶》    （The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1844年，1846年）、马礼逊等《英华合历》（The Anglo-Chinese Calender  ,1832年，1841年-1848年，1849年-1856年）、邝其照  《英华辞汇》（1868年，1875年，1899年）、谭达轩《英华字典汇集》（1875年）、《通商指南》（中英双语，1876年）、陆敬科编《英文文法译述》（1894年）、《英华文法捷径》（1897年）  等。这样，当广东葡语作为粤语和英语仲介使命完成以后，广东英语即以借词方式流行广东，形成早期很多口语和书面用语辞汇，如摩登  （modern）  、摩托  （motor）  、玻  （球ball）  、唛  （商标mark）  、哈帽  （cap）  、畅  （change兑换）  、凡士林  （faseline）  、朱古力  （chocolate巧克力）  、爵士乐  （jazz）  、呔  （车胎tyre; 领带tie）  、士的  （手杖stick）  、士巴拿  （扳手spanner）  等，反映产业革命后西方科技成就和社会生活。到清末民初，学习英语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一首广州竹枝词反映英语扩及到普通女性社会。张溪生词云：“髻盘委堕鬓如云，窄袖蛮靴衬布裙。妆束工趋时世样，女儿还喜演英文。”［16］ 许多英语口语也融为广东各方言一部分，以致很多人分辨不出它的来源，上述日常用语，即见于广州话。在潮汕方言里，即有目头  （mark商标）  、一尖钱  （cent一分钱）  、基罗  （kilogram公斤）  、巴仙  （percent百分比）  等。在客家话中即有红毛泥  （cement水泥）  、荷兰葱  （onion洋葱）  。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在我国兴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之下，更需英语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广东再度成为我国英语中心之一。特别是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悉即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句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17］这一规定，也加速英语推广，尤其对于与洋人长期接触的广州更是如此。1864年继北京、上海之后，广州开办“同文馆”，馆址在当时广州北大门朝天街，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第一任英文教习为美国人谭训（Thoes Sampson）.恰如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冯桂芬说：“惟是洋人总会之地，以上海、广州二口为最。种类较多，书脊较富，见闻校广，凡语言文字之浅者，一教习已足，其深者多在博采周咨，集思广益，非上海、广州二口不可”。［18］其中英语为主要学习科目，学生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而未有专门”，［19］ 后来才扩大至法、德、俄语。广州同文馆至1905年结束，在存在42年中为我国培养不少外交、洋务人才。如首届毕业生左秉隆曾随曾纪泽出使英国，任英文三等翻译，后又三届连任清驻新加坡总领事，做了不少有益国家民族之事。另两位学生杨枢、长秀合译有《各国史略》（Outline of the World History），对开拓国人视野，增广见闻，作用匪浅。另外70-80年代，外国教会也在广州和省内其他地方开办各级西式学校，广州就有真光、培英、培道、培正中小学和格致书院，即岭南大学前身。此前1839年在澳门设马礼逊学堂，1843年，原设麻六甲英华书院迁至香港。这两所洋学堂，英语为必修课。1862年香港成立第一所官立英文学校——中央书院，1907年创办香港大学，皆以英语为口语、阅读、写作。此前后各类私立学校接踵而起，对普及、提高英语水准作用不小。战后洋教大举进入广东内地，兴办不少学校、医院几其他慈善事业，如据《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书披露，到1920年广东全境5/6面积为基督教活动范围，共设957座教堂、10735处布道区、开办中小学834所、大学1所，广东成为基督教在我国传播最广省区。［20］据有关统计，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基督教《圣经》在我国方言译本有近600种，在广州出版有132种，占22%，居全国之首，［21］次为福州、上海。翻译如此众多版本的这部凝聚西方文化宗教巨著，反映广州拥有为数不少英译人才。因教会学校一般开设英语课程，故广东也是英语传播最广泛省区。如1922年版《中华归主》一书写道：“近二十年来，广州三角洲（今珠江三角洲）地带及人口众多、村落稠密之地区，宣教事业蒸蒸日上，几乎每镇都有教堂，并且以教堂为中心向附近乡村派遣中国布道者，积极宣传福音，甚至在不少地区中基督教之势力及思想影响几乎达到无处不在之地步”。［22］间接反映战后英语传播盛况。直到建国前，英语仍是各级学校必修课之一，加上出国留学、科技、医疗、商务、外贸往来等交流，英语传播势头始终未减。它迅速占领各个地域和使用空间，形成洋洋大观，除口语和书面语有充分表现外，至为触目的是英语地名。在广东历史上，主要广见于香港和南海诸岛，在广东内地则很个别。据国家测绘局地名研究所1996年对香港调查，在收录1000多条地名中，英语或“中英并用”地名占很大比例，包括各种地理实体和区域，其中纯以英语命名街道达95条。如奥卑利街（Old Baily Street）、般咸道（Bonham Road）、打比道（Berdy Road）、德辅道（Des Veux Road）、干诺道（Connaught Road）、赫德道（Hore Avenue）、剑桥道（Cambridge Road）、威灵顿街(Wellington Street)、维多利亚城（Queen's Town）、佐敦道（Jordan Street ）等。香港早期地名中，28位港督中有26位名字命名香港各个角落，充分反映香港被殖民统治色彩。［23］

 南海诸岛近代为外来势力侵犯和霸占，并以这些国家语言命名，其中以英语地名多种多样。一是用英语译我国渔民惯用地名，如磐石屿英语称Passu Keak、中业岛称Thi-Tu、渚碧礁称Subi，Soubae、太平岛称Itu-Aba、景宏岛称Sin Cowe等。二是用外国人姓名作为岛礁地名，如东沙岛称Pratas、郑和群礁称Tizart Bank、信义礁称Ist Thomas Shoal、南钥岛称South Island of Horsburgh、礼乐滩称Reed Bank、乐斯暗沙称Lys Shoal等，占我国已经公布南海诸岛部分地名252中21个，另有30个地名可能为外国人姓名作地名的，如乐西暗沙（Phillips Shoal）、布德暗沙（Bassett Shoal）、美溪暗沙（Smith Shoal）等。三是以船舰号为地名，如中沙群岛称Macclesfield Bank、宣德群岛称Amphitrite Islands、黄岩岛称Scarborough Reef等，这类地名有25个。仅这三者地名达76个，［24］占总数302%。另还有以动植物、世界地名、方位、地形特点命名英语地名，显示我国领海无权时代，英语地名景观在南海海疆何等普遍和触目。这些地名现已随着新中国成立标准化处理，大部分成为历史。

在广州也有个别英语历史地名，如长洲岛上柯拜船坞（Couper Dock）为1845年英国人柯拜在岛上所建中国第一座船坞得名，沿用至今。汕头有英国人德谪（Deuzie）1862年创办“德记洋行”，至今有“德记前”地名。台山市上川岛有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us Xaverius）墓堂，为1552年病死岛上葡萄牙教士沙勿略葬地等，都是一些小地名。

三、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萎缩传播阶段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为外国敌对势力封锁和禁运，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中断，英语传播在我国受到很大限制而处于萎缩状态。在“全盘苏化”主宰下，俄语取代英语地位，英语在大多数学校成为小语种，在广东也不例外。如中山大学经济地理1962年级23名学生中，学英语仅有5人，占217%。［25］英语在社会使用机会大面积减少，多限于必要公事往来，甚至将学英语与叛国投敌相联系，许多人不得不退避三舍。新增辞汇甚少，只保持传统英语景观。一些用词也废弃不用。如米突（metre公尺）、柏纸簿（pad拍纸簿）、葛朗玛（grammar语法）、德律风（telephone电话）、生风尼（symphony交响乐）等。但广东毕竟又是我国对外交流视窗，港澳存在和华侨以及外贸往来，仍使英语保持一定空间，只在商贸、旅游、侨务、外事群体和部分大中学校中仍占相当地位。例如，70年代前后，广东在全国最先引进快巴（fiber化纤）、Decron（的确凉）等纺织品用语，并扩布全国。

四、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热”

1978年以来，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与西方国家建立千丝万缕经济、文化、社会等联系，社会发展需要使英语以前所未有规模和速度在我国首先在广东传播。无论学校、传媒、科技、旅游等各行各业，还是从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到边远山区城镇，英语作为一种新潮文化现象，不胫而走，占领广大文化空间。如据有关报导，广州市政府规定到2002年底全市26万部计程车都安上英语扬声器。从2004年起，英语口试将正式成为中考内容。［26］说明英语有非常广泛群众基础，进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成为公共生活一部分，是仅次于汉语之外使用者最多一种语言，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盛局面。而近年新潮口语更风靡在香港、广州、深圳等城镇乃至珠三角各地，并融合为日常用语一部分。如波士（boss）、阿Sir（员警）、爱滋病（Aids）、士多啤梨（strawberry草莓）、copy（复印）、part time（兼职）、柯（call打电话）、吧女（bargirl）、裸跑（streaking）、网际网路（internet）、派对（party）、酷（cool）、基佬（gay）、作秀（show）等。有些用语甚至传到山区小镇，如广东揭阳古溪镇1991年之前几乎无人会讲普通话，1992年以后涌进大量民工，不仅普通话，连一些英语口语也流行当地，如stick（的士）、mummy（妈咪）、MTV（音乐电视）、BB崽（baby婴儿）、daddy（嗲的）、store（士多，商店）等。［27］至于在家庭使用，香港、广州等情况不一。有研究显示，1996年香港5岁以上居民惯用英语人数总共为184308人，占全港5岁以上总人口31%，仅次于使用粤语人数（887%）。［28］广州虽无相关资料，谅这个比例不可能超过香港。所以香港是岭南英语最流行省区。至在教学、会议、旅游、购物、广播、影视作品、文艺演出、宗教活动以及车站、码头、机场等公共场所出现口语环境，经常使人感觉出来。粤语中英语借词是现代汉语公共用语和各方言交流中最多的，以日常生活用语为主，在口语中流行。借助于香港电视、粤语流行歌曲和其他传媒扩布至内地和仿效，如happy（快乐）、tip（小费）、party（聚会）、soft（软）、sorry（抱歉）等，已风靡全国大小城镇，尤为年青一代口头禅。据广州零点调查公司对全国10大城市4030个被访者调查结果：近六成市民会英语单词，而广州则达八成人爱用英语单词，常用有“OK”、“yes”、“bye-bye”、“thank you”、“no”、“sorry”等。［29］改革开放以后，书面语在广东使用呈雨后春笋之势。在报刊杂志、图书出版物、各种文件、报告、商品说明、邮件、网路、公用建筑，乃至招牌广告等都有所表现，也至为触目。英语在某些场合或考核，成为一种必要条件，甚至超过汉语重要性。如职称评定、技术考核、出国留学、入学考试等，都要通过英语考试，由此引发“英语热”达到历史颠峰。据有关统计，目前粤方言中英语借词约有400多个，大部分是新词。而1949年前旧借词约有160多个，有些是近年随香港文化传入而复活的。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由英语、国语和粤语整合形成“港式中文”，也传入广东，继及内地一些城市。港式中文在构词、语法、句式方面都有自己特点，与标准汉语较大差异，如常用“有”作动态动词：“当局证实至少有找到六十二具尸体”。［30］广东方言、报刊，尤其流行文化、商业文化中即深受其影响，在影视、歌曲、广告词中大量使用港式中文，又在汉语中夹带英语单词，如“今日睇真D”、“我唔like it”等。［31］这到处可见，由此造成对汉语纯洁性冲击，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另受外国地名影响，一些大型建筑物或社区冒出一些英文地名，如广州即有蒙地卡罗山庄（Monte Carlo Village）、莱茵花园（Rhine Garden）、奥林匹克花园（Olympic Garden）、澳洲山庄（Australia Village）等，这些地名因悖于国家有关管理规定，引起有关方面注意和批评，是当前广东地名管理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

五、结语

  以区位和历史及社会经济条件等优势，岭南是英语在我国扩布历史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地区之一。在它不间断的传播进程中，在各方面产生重要景观效应，并被融合为广东方言一部分，使岭南文化涂上更多的西方文化色彩，并以此甲于其他区域文化。在当前“英语热”风行全国的态势下，岭南各省区在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历史传统的同时，应从英语文化景观各个要素和层面上，充分重视它传播的积极效应，预防它的某些负面影响，使之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

  注  释：  

［1］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

［2］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

［3］  转见刘羡冰.澳门开埠前后的语言状况与中外语言沟通.载中国语文，1994，(1)：56.  

［4］  刘圣宜、宋德华.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85.  

［5］  参见（美）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46-47.  

［6］  参见（美）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44.  

［7］  参见（美）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44.  

［8］  （意）马西尼着.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辞汇的形成.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10-11.  

［9］  转见周振鹤.中国洋泾滨英语最早的语词集.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1):78.  

［10］  转见周振鹤.中国洋泾滨英语最早的语词集.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1):78.  

［11］  （意）马西尼着、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辞汇的形成.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21.  

［12］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21.  

［1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323.  

［1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323-324.  

［15］  刘圣宜、宋德华.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164-165、174.  

［16］  卢诗钟所编.续羊城竹枝词.见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475.  

［17］    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8-9.    

［18］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转见岭南文史.1985，(2)：116.  

［19］  广方言馆全案.转见蔡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553.  

［20］  参见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1090-1100.  

［21］  邹嘉彦、游汝杰.汉语与华人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96-197.  

［22］  转见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334.  

［23］  樊桂英、牛汝辰等.香港地名词典.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

［24］  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7.313-316.  

［25］司徒尚纪提供。

［26］羊城晚报.2003-3-19.A版.

［27］  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出版社，1999.31-32.  

［28］  邹嘉彦、游汝杰.汉语与华人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88-189.  

［29］羊城晚报.2000-4-23.A8版.

［30］星岛日报.2000-9-28.A4版.

［31］  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54、161.   

（原载《岭南文史》，2003年第4期，合作许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