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元亨

　　在建筑上，广府民居的形态，在南江已经相当成熟，且得到较完整的保留，这与广府文化较早进入南江很关系，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广府文化最早形成于与南江相接的西江流域的结论。

　　一

　　“南江文化”一说，是我们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同仁们，在对粤西南部，包含云浮、湛江、茂名、阳江四市进行了长期、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之后，所提出的一个文化上的新概念，用以整合如南江、南渡江、鉴江、漠阳江、新兴江乃至南流江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在这个文化区域中，古南越文化的遗存较之附近的珠三角、北江、东江文化区域，无疑要保留得深厚得多，在与中原文化交融中呈示与其它区域不一样的特色，无论从宏观，还是从细部而言，都颇其研究价值，从而大大地丰富了珠江文化的内涵。

　　本文拟从南江的建筑文化上入手，试图从这一方面，去破译其文化的密码。

　　所选取的研究个案为两个：

　　一是郁南县大湾镇古民居;

　　二是云城区腰古镇水东村的明清古民居。

　　这两个个案，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以及作为南江建筑文化的典型。

　　前者，环山抱水，水便是南江（即罗定江），而民居后边，却不乏山林，这些山林，一般被称之为风水林，是民居的“胞衣”，起到调节小气候、水土保持等作用。建筑的整体感很强，一座座以“大屋”相称，形制上也基本统一。

　　后者，当是“择水而居”，为新兴江畔，地势平坦，无前者的山丘与谷地，择的是“莲花地”，村民建屋则不存在坐北朝南的取向，可以随意任何一个方位，这对古村落建筑群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者，在建筑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差别,与文化传承、地域环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其异同中，解读出很多的文化、艺术，乃至于经济、习俗。

　　　　

　　二

　　儒家理念，是二者体现出来最为一致的方面。

　　二者的宗祠，在整个古村落中都很为突出，成为一道最为鲜活的人文风景线。立祠，自为拜祭祖先，和眭宗亲，从而光宗耀祖，好流芳百世。这对一个宗姓而言，是头等大事，更是千年大计。无论大湾古村落，还是水东村徽式民居，宗祠始终是一个姓氏的中心，它超越了贫富、尊卑，仅以血缘为纽带。其实，这也是数千年中国社会呈“稳态”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广泛的因素。我们曾一度试图打破乃至粉碎这一纽带，其结果是众所周知，造成道德沦丧、人性颠覆、伦理败坏，迄今仍难以修复。

　　我们看到，大湾古村落中，聚族而居的特色尤为明显。本来，较早为海洋文化熏陶的广府民居，独门独户已占优势。但大湾却不一样，仍保持古代这一传统，甚至有点跟客家围屋相类似，如旧兴昌大屋，俨然就似一座围屋，怡昌大屋前边，更有半月塘这一格局，如果不留意其镬耳墙，以及围内各个家宅的排序，很可能就会产生误会。当然，无论广、客、潮三大民系的民居如何千差万别，但最早自中原承载过来的儒家理念，仅是有深浅之区别，而不是有无的差距。而生活在山区，又在水边的南江民居，自与海边及三角洲典型的广府民居拉开相当的距离。是以“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动天地”，①《黄帝内经》这一说，核心在“感动天地”上面，乃天人相洽，天地人合一矣。

　　水东村更临水，纵然立村于明永乐年间，其中有明朝所建祖祠三座，清朝所建祖祠六座，作为理学大师程颢的后人，自然更重视儒家理念的体现。因此，整个村落，虽没有各自的围屋，却是一个完整的围村，仍是“聚族而居”——全为程氏血脉，其堂号“序伦”、“笃庆”、“聚顺”三大堂号，也反映出程家治族的意识。当然，作为徽派建筑的本身，也同样为观念的外化，当然，到了广东，也会随形就势有所变化。

　　　　

　　三

　　在北美当访问学者之际，曾与一位著名教育家、阿尔伯达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哈利.加芬克有过几次长谈，他问我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的沿革，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在中国古代农村里，一座祠堂就是一个学校，从家塾或私塾起步，而后才有书院遍及中州、江南。水东村是安徽程氏一脉过来的，自不消说。而在大湾，我们在其正村李公祠里，读到这么一段文字：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纳国民于教育之中，所以成人才而厚风俗也。历朝寿考，作为特隆。学校凡所以养士之思，教士之法，无不备至，盖以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 ②

　　此文中的“庠”、“序”出处乃是，殷曰序，周曰庠，为教化之宫也。可见这一崇文重教的习俗何等源远流长。

　　这种教化，甚至深入到建筑的格局中。

　　在水东村，其建筑形式、规划布局，无不与中国传统文化代代相承的“天圆地方”相适应，整个村子如此，连9个宗祠合用的一口水井，也都是方的，与别处的圆井口不一样。

　　天圆地方是外在的自然，那么，做人，则“外圆内方”，当是一种道德规范，这与程朱理学是分不开的，所谓人情练达，处事圆融，当是一种操练，而内里，则是刚直、方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自是后儒的先师，他就在《与于衰阳书》中就这么写过：

　　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③

　　后现代建筑中，有所谓“意念性建筑”，在当代颇为风行。其实，在古代中国，这一类建筑，早已比比皆是。水东村是一例，宏村是一例，恩平的歇马村、肇庆的八卦村……等等，均是如此。因此，如何发掘、保护并予以弘扬中国建筑文化，水东村当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四

　　前几节，叙述了南江建筑当中藴含的人文精神，这里不仅仅是儒家理念、宗教意识、伦理秩序、崇文重教,等等,融汇其中，而且绵延不絶，源远流长,寸寸节节，都给人以深厚的历史感。

　　但历史感并不是单一存有的，它更凝固在建筑的审美艺术之中，在《南江古风》一书的序言中，我是这么写道的：

　　令我兴奋不已的是，不少古民居拍摄的角度，都是半俯角的，也就是把建筑群的顶部，非常逼真地摄録下来，一幅一幅翻阅下来，我眼前也便连成了一片……化作了韵致无尽的意象：那是连绵起伏的墨緑色的山峦，那波涛起伏的青緑色的山林，那是……同样是青色的波浪的山庄一个接着一个：可不，作为古民居的青瓦、屋脊、山墙，在苍茫的云天下，也一般似滚滚波涛，那么极富动感，那么生生不息。于是，山峦、山林、山庄，都在墨緑、青緑、黛緑、苍緑中交融在一起，在骀荡的长风中，如同起伏翻涌的波涛，从天边延伸到眼底，成为南江一幅山水建筑历史画卷，也只有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感悟，古人是如何把“天人合一”这一充满生态智慧的理念，运用到自然与建筑当中。古村落民居，就这样不露痕迹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获得顽强的生命力，一直衍生到了现代，保住了其原汁原味，让你为之惊喜。

　　我想，正是这《南江古风——广东省郁南县大湾古民居赏析》最为独特之处，方勾惹起我无尽的遐想。中国文化的精要之处，每每是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的，无论是自然、人类还是别的什么。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却把什么都割裂开来，只见局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于是，连建筑也失去了其整体感，其实，注重鸟瞰的效果，换一个视角，不过是一种回归而已。洞悉一切，自然也包含这一俯视，这絶非仅属于哲学家的命题。④

　　　　

　　引文似乎长了一点，但在这里，我想阐述的是，在南江文化区域中，这种相当成熟的建筑形态，也许正由于其处于相对稳定的历史环境中，才得以有如此完整的呈示。到南江后，我曾惊奇地发现，在粤文化的中心地区，人们正在努力并大声疾呼，要抢救粤剧，可在罗定，却有一个粤剧团，几十年间，几乎没有被关闭过，以至成为整个广东的一个文化亮点，不久前，力挽狂澜要振兴粤剧的前广州市市长黎子流，还亲此率一批粤剧艺术家来此。

　　这似乎应了孔子的话：礼失求诸野。

　　可以说，连绵不絶、线条柔和、如波浪起伏的广府民居标志：镬耳墙，似乎暗示了海洋文明的侵淫，那么，楔入南江的徽派建筑，又意味着什么呢？

　　水东村的核心建筑，程氏大宗祠，自是典型的徽派建筑。徽州，位于内陆，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地理上相对封闭，所以，为其建筑文化的发展及其原始形态的保存提供了天然的保证，更为后来明清徽商发达之际, 修建独具地域特色民居创造了条件。

　　而水东村，正是程氏后人，自明代于徽州迁入，他们择水而居，可建筑却不离当年山居的传统。因此，其建筑的形制，乃至细部，都打有徽州民居深深的烙印，程氏大宗祠自是其最出色的代表作。

　　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便是与周围封火墙不同的马头墙。

　　马头墙本身是与徽州文化讲究的均衡、稳定，有序密切相关。

　　一般的描绘称，以建筑的顶端黑色瓦墙所构成的屋顶结构，最具徽州民居的代表性，这一黑色瓦墙也就被称之为“马头墙”。建筑匠人采用的是抽象的手法，把屋顶依坡度装饰成昂首长啸的马头形状，而后搭配上密铺的小青瓦，从而产生马鬃的视觉效果。而这黑色的墙脊，又与整体的白墙相映衬，错落有致。整体上，线条简洁、流畅、舒展，明暗对比有度、有节奏，马头墙本身包含的长短不一的直线，既平行，又有高低的相错，从而产生起伏、重叠的秩序感——这是建筑艺术所达到的一种极致。

　　这种山居的马头墙，一旦座落到了水边，自会产生别样的韵致。

　　至于徽州民居的其它特点，如高门、牌坊、戏台……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叙了。

　　　　

　　五

　　然而，在水东村，在整个建筑群落中，除开中间的程氏大宗祠外，其余所有的宗祠、民居，如还保留诸如高门外，大都不再用马头墙了，而是南方特有的，以金、木、水、火、土为各种形制的封火墙了，且大量是镬耳墙。

　　熟悉的可以指出，墙头较尖的，当是金，圆的为火,墙头偏直的，自是木，而稍平的，则为土，有简单的波状线的，自是水。有“金尖火圆,木直水曲,土方平”的说法.这五种形态的封火墙，无论在水东村，还是大湾，都可以找到，而且是数不胜数。前边引文中形容俯瞰大湾古民居，有波澜起伏之感，正是镬耳墙造成的视觉效果。广府人，还有潮汕人，都讲究山墙的金木水火土的意头，当然与古代文化分不开。某种意义上，愈早来到岭南及南江区域的，古文化的遗存也就愈丰富。

　　那么，这两大个案的研究，当给我们怎样的启迪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建筑上，广府民居的形态，在南江已经相当成熟，且得到较完整的保留，如同这里仍有粤剧团一样，这与广府文化较早进入南江很关系，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广府文化最早形成于与南江相接的西江流域的结论。

　　第二，即便是建筑文化，在定型之际，同样仍有开放、兼容的势态，所以仍处于流动与发展中。水东村徽州民居建筑的楔入便是一例。当然，整个水东村，仍以镬耳墙的数字最多，最密集，包围住了当中的马头墙，也十分协调与和谐，粤徽趋向合一与整合势态非常明显。

　　第三，无论是广府，还是徽州，从建筑形态上，更有一种同质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原文化、儒学理念的认同，所以彼此方可有楔合点，能和谐共处，一道发展，以形成新的形式。当然，仅讲同质，徽州民居与客家民居，也有“聚族而居”的同一之处，客家民居的直接源头甚至可以从安、徽州寻找。但形式上发展下来，却大相迥异。南江民居与徽州民居之间，并无这种直接的师承关系，可形式上却更有类似之处。所以，其研究价值也就在这里了，且留下这一问题。下篇文章再探讨好了。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

　　①引自《黄帝内经》

　　②《南江古风》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第61-62页

　　③韩愈《与于衰阳书》

　　④《南江古风》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