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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到岭南的“第一路”



  文/何天杰

  作为世界最早的有闸运河,灵渠综合地实现了分水、引水和泄洪等项功能,在世界水利史上堪称奇迹。它沟通了湘江和漓江,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在一起,从而成为中原到岭南的“第一路”。

  一道南岭横亘在岭南与中原大地之间。在现代人的眼中,这两个地域之间的交通往来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问题;可是,南岭(包括都庞岭、九嶷山、九峰山、大庾岭、九连山等等),在古代人的视野中,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户限,这也是岭南开发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岭南与中原的直接联系始于何时?中原到岭南的“第一路”又存于何地?

  岭南归化中原的时间,前人有三种说法,即西周说、东周说和秦汉说。

  主“西周说”的有明代的郭棐,其《粤大记》卷二《事类记·武周开周》谓“周武王既灭殷……十八年夏,王南巡狩,陈诗至于南海。”由明入清的屈大均也赞同《粤大记》之说,其《广东新语·地语·南交》谓:“南交者,粤也,陶唐之南裔也,故举南交而可以概粤矣。然史称周武王巡狩,陈诗南海,又诗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则举南海,又可以概粤矣。”

  主“东周说”的,有明代黄佐的《广东通志》:“楚子熊恽受命镇粤,至此开石城,建楼以表其界。”据说他的这一主张来自《史记·楚世家》,而《楚世家》关于这一事实的记载是“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熊恽因从其侄儿手中夺得楚国王位属于来路不正,所以他不得不讨好周边的其他诸侯国,更要对名义上的共主——东周惠王表示礼敬。周惠王也顺水推舟,让他去镇压“南方夷越之乱”,楚成王便乘机开疆拓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主“秦汉说”的,是西汉的刘安和司马迁,还有明代的丘浚。《淮南子·人间训》:“秦皇挟録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淮南子》没有记载屠睢进击岭南的具体时间,秦始皇是在二十六年最终击灭山东六国的,而他又在三十三年另外征集兵力进攻岭南,则他派出进击岭南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当在秦始皇二十六至三十三年之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他死后不久,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此后的岭南,按《史记·南越列传》的记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絶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刘邦死后,吕后执政时,南越国与朝廷又曾发生矛盾,赵佗曾自号南越武帝,一直到汉文帝即位,再次派遣陆贾出使南越,赵佗才去帝号,表示归顺朝廷,这是后话了。而明人丘浚在《唐丞相张文献公开凿大庾岭碑阴记》开头即言“岭南自秦时入中国”,实际上也是主张秦汉说的。

  在这三种主张里,据目前我们掌握的史料来分析,第三种说法是最为合理的。理由大致有二: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文献发表的时间。主“西周说”与“东周说”的都是明清人,而主“秦汉说”的主要是西汉人。我们并不否定,后人在史料的搜集考证上有可能会出现某种突破,但一般的规律总是,距离所描述的历史更近一些的历史学家,在掌握历史事件的细节上具有先天的优越性。

  其次,我们还必须具体分析三种主张所依据的历史文献的可信程度,哪种主张所依据的历史文献漏洞最少,则该主张的可信程度当然就越高。“西周说”带有明显的漏洞,作为占领黄渭流域的部族,周聚合“八百诸侯”进攻黄河中下游的殷商,并取而代之。周朝建立之后,其统治范围一直维系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范围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而郭棐《粤大记》提出“周武王既灭殷……十八年夏,王南巡狩,陈诗至于南海”,这条材料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古代史纪年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这是自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开始就如此记録的。近年来,在李学勤等人主持下,集合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多种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历史文化遗址的发掘,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鉴定以及对古天文学记録的整理,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而这些最新成果,身为明代人郭棐的是无从得知的,所以他的“周武王十八年”的记载,只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臆测。二是《粤大记》对“南海”的界定是含混不清的,它一会儿说“以南海地在东南扬州之裔”,以与“交趾、合浦”相区别;一会儿又采用《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载,写楚成王奉东周惠王之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一会儿又说东周末年周显王时楚熊商击败越,“越遂散处江南海上,是为百越。自丹阳、皋乡、梅里至于岭表,皆越王子孙也”,我们实在无法从他的记述中得出“南海即岭南”的结论。屈大均《广东新语》明显继承了《粤大记》周武王巡狩南海的的提法,不过他举的诗句“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却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两句诗出自《诗经·大雅·江汉》。此章中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数句,毛序将此诗的历史背景定为“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召虎平定的“南海”,指的今天江浙地区,与广东之“粤”根本牵扯不上。主“东周说”的,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因为这里“南方夷越”指的,还是“淮夷”。可以说,直至战国末年,楚国的政治势力仍未伸展到岭南的范围。当然,由于战争、灾荒等诸因素的影响,楚国、越国向岭南小规模的移民的可能,则是不能排除的。相比之下,“秦汉说”的主张显然是相对严密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击灭山东六国,定天下为三十六郡,岭南不在三十六郡之数,因此尉屠睢的身份只是“南海尉”,而非“南海守”。秦始皇二十六至三十三年之间,屠睢向岭南展开军事行动,是中原政治势力对岭南的第一次进入。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据《淮南子·人间训》中所说“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南海郡监史禄为瞭解决秦朝南下大军军需给养,修凿了一条运河以利船运,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广西灵渠。灵渠是世界最早的有闸运河,其建成时间,有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三十三年两说。灵渠渠首处用拦河坝壅高湘江水位,将其一股(今称南渠)通过穿越分水岭的人工渠道引入漓江上源支流,并对天然河道进行扩挖和整治后,入漓江;将另一股(今称北渠)另开新渠屈曲于湘江右岸再入湘江,综合地实现了分水、引水和泄洪等项功能,这在世界水利史上都堪称奇迹。灵渠沟通了湖南湘江和广西漓江,漓江是西江上游支流,湘江则是长江的支流,灵渠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在一起,其意义非比寻常。秦始皇首次派往岭南的军事长官屠睢残忍横暴,滥杀无辜,激起岭南原住民的激烈反抗,他们集结起来,四下出动袭击秦军,秦军大败,屠睢被杀。秦始皇任命的第二个南海尉名字叫任嚣,他执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与岭南的原住民和谐相处,岭南地区遂安定下来。统帅策略的调整,固然是秦朝军事行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在古代的远距离的军事行动中,后方的供应有时候比前方的杀伐更为重要。灵渠的开通,使秦朝可以将援兵和补给源源不断的运往前线,推动了岭南战事的发展,最终把岭南的广大地区正式地划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任嚣病逝后,赵佗继任南海尉,他乘刘邦和项羽在中原争夺天下的时机,出兵占领桂林、象二郡,再加上南海郡,岭南都在赵佗的掌握之中了,他还自立为南越武王。当时,南越国的疆域包括了五岭以南的大片土地,东起福建,西至贵州夜郎,南达越南中部,与战国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相比毫不逊色。汉高祖刘邦经过十多年征战统一天下后,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不想以武力解决南越国问题。于是,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拜赵佗为南越王,赐金印,赵佗向刘邦称臣。刘邦死后,吕后改变了刘邦的政策,禁止向南越国出售岭南缺少的铁器,赵佗便自立为南越武帝,用“黄屋左纛”的皇帝仪仗,派兵越过五岭,进攻湖南的长沙郡。吕后病死后,汉文帝即位,再一次派陆贾出使岭南。赵佗向汉文帝上书谢罪,去帝号,向汉文帝称臣,从此岭南地区正式成为中华领土的牢不可分一部分。这些史实清楚,刘安、司马迁等历史学家的叙述明晰,因此我们认为,岭南归化中国的时间以“秦汉说”最为可信。

  在岭南与中原的直接联系始于何时这一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我们又要继续探讨中原到岭南的“第一路”存于何地的问题了。据《淮南子·人间训》,南海尉屠睢受命经略岭南,共置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据考,镡城在湘桂边界的靖县,九疑在湘南的宁远,番禺即广州,南野在赣南南康,余干即赣北鄱阳湖一带。屠睢最后在“越地”被杀,同时被杀的秦兵“数十万”,可见不仅其“司令部”设在番禺,而且其统帅的部队基本上都部署在番禺左近。那么庞大的一支部队连同它的后勤保障人员是如何越过南岭、进入岭南的?《淮南子》、《史记》都没有明说。《淮南子》所说五军之地,排除番禺和赣北的余干,剩下的就是湘桂边界、湘南和赣南了。而《史记·南越列传》载赵佗继任南海尉之后,马上通知“横浦”、“阳山”、“湟溪”三关切断北上通道“聚兵自守”。按《史记索隐》、《史记集解》,横浦在赣南大庾岭下,阳山在粤北骑田岭(贴近湘南),湟溪在广西桂阳。赣南、湘南、桂阳,这与《淮南子·人间训》中关于屠睢的屯兵地点的表述几乎惊人地一致。也就是说,秦军的大规模入粤,必定是这三个位置中的一个。

  这时,“灵渠”就再一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淮南子》称史禄开凿灵渠是为了“通粮道”、“转饷”,可“通粮道”、“转饷”不仅仅意味着后勤保障,在古代的军事行动中,它与部队的大规模调动几乎是同意词,只需稍稍阅读秦汉时代典籍关于军事行动的描写,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如《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巨鹿之战”,项羽军渡漳河,“破釜沉舟”,“与秦军遇,九战,絶其甬道,大破之”。巨鹿之战打响之前,秦军主将章邯在包围巨鹿时,第一件工作就是命令部下“筑甬道而输之粟”,项羽渡河之后的第一件工作同样是“絶其甬道”,可见“甬道”是古代战争的命门。最近有人提出,秦军是在湘南粤北的骑田岭一带入粤的,当地还遗留着秦军大部队行动时踩出的道路遗迹。其实,骑田岭一带地势险峻、道路崎岖,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宜守难攻,根本不适于大部队行动。当宿将屠睢、任嚣先后率领数十万秦军南下时,他们絶不会选择这条道路行进。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行动的描写,部队的辎重、士兵的负载都相当沉重,这在出土文物如秦始皇兵马俑的造像中都可以得到大量佐证。为了行军的方便,为了后勤保障的安全,屠睢、任嚣最可能的选择是——灵渠!

  我们还可以找到另一条证据,那就是西汉立国之后两次出使南越国的陆贾。陆贾南下,走的都是长沙—灵渠—漓江—西江—番禺(今广州)一路,粤西的西江畔有一座名城德庆。据《德庆县志》,德庆有緑水河,发源于佛子岭,东流四十余里汇入锦江(西江支流)。因陆贾经过此地,遂称陆溪。据说陆贾曾在江中洗锦,所以又叫“锦江”、“濯锦川”。据传陆豀边曾有大中大夫(陆贾)祠,古代诗人作诗云:“陆庙春晴候,花飞锦水香”,又有诗云:“陆贾祠前锦水香”。为什么陆贾入粤会选中走灵渠呢?如果走捷径的话,陆贾应该是从长沙经湘南直入粤北,再达番禺,可他反而选择了一条更显曲折的道路入粤。原因是作为天子之使,陆贾必然有众多的随员前呼后拥、伴随护送,其规模不会小于一支部队,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西场》云:“陆贾初至南越。筑城于番禺西浒以待佗。名曰陆贾城。其遗基在郊西十里。地名西场。一曰西候津亭。”为了与赵佗相见,陆贾居然还特地命令手下筑了一座城,其气派是在不可小觑!率领这么一支庞大的出使队伍入粤,灵渠是陆贾的必然选择。我们或者可以说,即使到了距秦始皇末年已有数十年之久的汉高祖、文帝时代,灵渠仍然是从中原到岭南的稍大规模行动的首选之途,这恰恰可以为灵渠乃中原到岭南的“第一路”提供一条旁证。

  当然,在检索史籍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二十六史中,《南史》、《北史》甚至是《隋书》、《旧唐书》都没有提及灵渠,只是从欧阳修、宋祁主编的《新唐书》才开始说到灵渠。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一丝惶惑。是否在联系中原和岭南的诸多通道的重要性上,“灵渠”在古人心目中的位置并非太高?史载唐玄宗开元四年,朝廷命张九龄开凿大庾岭北上通道,因为当时“岭东废路,人苦峻极……以载则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这给中原与岭南之间的经济商贸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大庾岭梅关通道拓宽之后,可通车马,方便了旅人和商贸,成为岭南北上的最重要通道之一。此后不久,大庾岭的新路还使得距梅关不远的珠玑巷兴旺了起来,变为大庾岭路上最重要的驿站。

  不过,大庾岭通道的开通,虽然可以证明唐之后的人们开始对灵渠的“迂道北上”产生不满,但不能证明灵渠已经完全丧失了沟通南北的渠道作用。大庾岭北上通道历代虽经多次修葺,道路仍然显得逼仄,交通行走不甚便利。明代的王守仁在嘉靖年间领兵出征广西,镇压叛乱。战事结束后,王守仁因身患重病,匆忙辞职还乡。在部下和学生的护送之下,王守仁从广西到广州,再北上梅关之道。风雪中翻越大庾岭让王守仁透支了最后一点体力,因此他在离开江西南安府后不久,就在赣江的一条小船上与世长辞,没有能够挺到回乡之日。如果大庾岭的道路平坦宽敞,可容车马长途直驰的话,王守仁大概不会留下这种终生遗憾吧?另据清朝同治年间的茂名举人杨庭桂则在《南还日记》里称:梅关古道上行人拥挤,比看唱戏的人还多,走起路来如蚂蚁般缓慢,可见大庾岭通道的交通情况,至清代仍未有根本变化。

  在此情况下,反观历史记载上有关灵渠的材料,我们发现,灵渠的作用和地位是岭南其他北上通道所无法取代的。《新唐书·地理志·岭南道》云:“兴安……西十里有灵渠,引漓水,故秦史禄所凿,后废。宝历初,观察使李渤立斗门十八以通漕,俄又废。咸通九年,刺史鱼孟威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宋史·河渠志·东南诸水》亦云:“广西水:灵渠源即离水,在桂州兴安县之北,经县郭而南。其初及秦史禄所凿,以下兵于南越者。至汉,归义侯严出零陵离水,即此渠也;马伏波南征之师,饷道亦出于此。唐宝历初,观察使李渤立斗门以通漕舟。宋初,计使边诩始修之。嘉佑四年,提刑李师中领河渠事重辟,发近县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明史·河渠志·直省水利》、《清史稿·河渠志·直省水利》也都先后记载了当时朝廷修整灵渠以“利农田,通行舟”的事例。作为世界最早的有闸运河,灵渠在历史上屡废屡兴,原因就是它除了有灌溉农田的作用之外,还可以用船来运货。河运能加大货运的总重量,有效降低货运的成本,这是陆路运输无法替代的。因此,灵渠的运输路线尽管曲折迂逥,却一直保留下来,直至清末粤汉铁路修筑之前。这似乎也可以作为灵渠是中原到岭南的“第一路”的再一条旁证材料。

  最后顺便说说,现在灵渠南渠岸边的“四贤祠”内,仍然供奉着史禄和此后主持修葺灵渠的其他三人(东汉马援,唐代李渤、鱼孟威)的塑像。灵渠在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刻苦耐劳精神的同时,也展示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

  (作者单位: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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