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我仍很难相信报纸上的消息，说交响乐如何在羊城受欢迎，说芭蕾舞如何场场“爆棚”，说高雅艺术又怎么复兴……等等。我宁可相信是“大款”们附庸风雅，却不愿认为广州人的口味有如此迅速的演变。他们太务实了，粗俗如法国贵族所看不起的中等阶级，如果贵族们认为中等阶级也高雅起来，岂不是历史也得改写么？中等阶级该有中等阶级的文化——自有其承认的高尚一面，不必附庸于贵族——否则，那可成了“阶级投降”了！

　　让我产生这么个看法的，莫过于前些年上海话剧团来穗演出的两台戏各自不同的命运。《喜福会》几欲门可罗雀，没门票坐进去都受欢迎；而《留守女士》场场爆满，黑市票炒得翻几番。平心而论，二者一样“高雅”，可前者无人问津而后者竟挤破门槛，何解？因为后者太切近现实了，广州有几家人没有人上海外的？留守女士之多不消说——人心之共鸣，陪上小姐太太几滴眼泪，这再务实不过了。

　　我抨击广东所缺的“精英文化”之内涵，其实，我是讲的，在现有广州文化的基础上——这包括流行文化、商业文化，更上一个档次，形成自身有特色的文化氛围。君不见，六七十年代美国“反叛的一代”，其流行音乐、摇滚什么的，当日被斥之流俗、等而下之，可如今，却早已堂而皇之登上了大雅之堂，连林肯艺术中心也得为其开放。有谁还说其粗俗呢？这可是整整一代人的创新，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凡庸走向辉煌。广东文化在中原文化背景下似乎缺少一种自信，唯有这种自信才足以向上，成为精英——这种精英文化，自然大不同于内地自命的宏博、崇高与食古不化，却一样博大精深、高尚与日新夜异。没有“自己的，”却混同于他人，又有何“精英”可言？

　　当年，广府人是够精英的，花县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南海康有为的百日维新，中山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一部近现代史，广府精英们的光辉足以照彻，且还有不少文化名人。岭南画派也在此成为中国大师一级的作品而自成一统。文化的南移，是历史的逻辑使然，只可惜有非逻辑的断裂、中隔，以至今天成此不尴不尬的格局——要不，当在洪杨、康梁、孙中山之后，崛起更多大师级的文化精英。人才的“群体激发效应”是当代人类思维科学一大成就之一，这亦可以证明广东一度的失落以及自今之后有可能的星汉灿烂！

　　如今，浮在面上的俗文化可谓喧嚣一时，“东北人什么敢做，北京人什么敢说，广东人什么敢吃”，吃蛇的一族得此历史殊荣也实属不错——食文化不也是一种文化么？吃更是一种文化心态：什么都敢尝试，而比陆地大上一倍多的大海，更有吃不尽的源泉——说不定也能吃出几位大师或精英来！

　　在“吃”上也苛求于大一统的，是统对吃不出什么出息来。

　　忙忙碌碌的“食文化”，掩藏了许多生意场上的龙争虎斗。广府人绝不似人家，以为把客人请至家中便是客气与尊重，却宁可请人上星级宾馆，大大方方花上一笔钱。家可是绝对的个人世界，与“隐私权”相提并论，是不可以“统”起来的。他们把家宝贝得称之为“二人世界，”岂容他人闯入？

　　可这并非严苛，平日，无论多激烈的对峙，多难排解的纠纷，他们也可以统统用一句几乎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的“你有冇搞错，”便化解掉了，排到了脑后，不再去争个高下，是非与对错。你说你没错，行，说错了，也行，人世何须这般劳累地计较、权衡，不妨宽松一点，宽容一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世界本就是多元的，为什么偏只取一个尺度，一个标准，你用米，并不妨碍我说尺呀！这种现代的宽容，该是新的精英文化成长的沃土，没有容忍，在良莠不分之际，统统“排头砍去”，那什么也长不出来了。

　　新东西冒出来时，总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遭到围剿的。而广府人却偏好标新立异，老外的东西亦不妨拿来试试。这边，奋起抗英，充分表现出了广府人强悍的民性，反抗精神，可另一方，西方文明先进的东西，亦照拿不误，并无“崇洋媚外”之说，哪怕去吃西餐什么的。“不二价”也是从英国人那里“拿来的，由此兴盛了中国百货业，崛起了中国的民营工商业——与洋商、官商成鼎足之势。

　　当然，如我们光看到引进的东西而花了眼，那也就认不清广府人了，不妨到顺德看看，那里的乡镇企业不乏引进项目，可整体还是自己的。决不会让别人左右了自己的命运。在科技上，他们绝对拥有自己的队伍，尖子的队伍，决不在洋人面前有几分媚色。能不寄望于这种状态下，迅速形成自己的文化精英重么？

　　内地人来到广东，把大海当作了世界的尽头。殊不知广府人却把大海看作世界的真正的起点。

　　于是，大海非但没隔绝他们，相反，却给了激励他们去开拓、去冒险、去创新的勇气——海给他们带来对彼岸世界的浪漫幻想，恐惧不安与返朴归真的祈愿，海给生活在坚实土地上务实的人群以最不实在的无限想像力，海上的漂流，巨浪与“海不扬波”（这是南海神庙上的题匾）的交互，激发他们的冲击与对享受的渴求，他们也就最雄心勃勃又同样凡庸世俗，他们太容易由激烈转入平和，又由安逸投入动荡。

　　他们也就拥有了大海的性格，大海的文化。

　　不妨设想将冒出海平线上高高的桅尖——精英的出现。

　　中国是太需要来自大海文化的补充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是内陆文化的最高境界；大海无垠，所向无涯，这该是大海文化另一重启迪。

　　由宗法制度的“德治”（其实不可能、也从来未曾有过真正的德治）转向现代的法治，不是以“景行”来制约人的行为，而是以舟楫等功利性的物质来度量人的欲求，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是两种不同意义、不同层次上的文化。

　　没有高山的阻隔，海边上的人们是容易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看得更远一些。正因为看得更远，才懂得自身的局限，才有那么多人在惊呼广东的“文化危机”。

　　可广府人也绝不为此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依旧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评论，而且，由其自然而然地消退，毋须大惊小怪。这同他们历来的自信力不无关系。

　　他们照旧去品尝“生猛海鲜”，照旧一早去喝早茶、点点心，照旧把一个客厅装点得似丛林中一般，有树有花，有山有水，照旧过着中等阶级悠闲的世俗日子。

　　他们毋须在此操心。

　　“大款”是买不来文化的，“大腕”们到此也失去了魅力，狂热已经退潮，一个多元的文化格局，谁知道日后哪一家成得了气侯呢？

　　文化自有它独特的气候与生存环境。

　　说“沙漠文化”也罢，“殖民文化”也罢，说迷失了“文化自身品格”也罢，说不定，这个可以把蓖麻长成大树的地方，会玩魔术地长出一个什么怪胎来呢。

　　再怪，广府人也不会少见多怪，怪胎也许正是希望，正是新生，正是精英呢。

　　不妨认真看看，为广东文化“沙漠化”而捶胸顿足的，大部分竟不是广东人自身，而是自命为广东人了的外地人。也难怪，广府人历来的排外心态，也为他们所接受，所以把我这顺德人也整得呜呼哀哉，他们操着吴侬软语，蔑视地称“你从那偏僻的内地回到了广州，有什么不满的，受点逼也只是小意思……”

　　在海外讲学之际，我竟发现这么一个“怪”现象——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世界地图上，Canton（即广州）这个地名，都印得比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俨然是中国第一大都市。

　　更让我吃惊的是，老外竟毫无例外地认为，Cantonese,是正宗的中国话，而普通话，竟被译成Mandarin（官话，国话），竟是从“满大人”转来的。

　　后来一想，也释然了，在海外的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早早在几个世纪前，讲的也就是Cantonese，所以，自古以来，老外能不把Cantonese当作中国话么？

　　错的不是他们，谁也没错，他们每每振振有词：几个世纪来这里的中国人，不就是这么说话的么？

　　也难怪他们把Canton印得那么大。

　　Canton是他们认识中国好几百年中的唯一视窗。

　　Canton，也是中国走向世界最早的Passport！

　　历史该怎么给这Canton定位？

　　当然，地图上的定位是早就不可移易了的。作为文化地理上的定位，似乎也一般不可移易了。

　　人说，中国在近代来了个“百年再造”。那么，在这百年再造中，重铸中国人的灵魂。重铸民族精神，广东以及广府人又起到了一个怎样的历史作用？

　　无论是20世纪初的政体更迭，到20世纪末的经济激扬，历史学家们，是无法躲得开广东的。

　　广东，在燃烧起一个民族的生命。

　　广东，不仅是中国的广东，亚洲的广东，也是世界的广东。

　　那么，广府人，也就更具有了世界公民的最初资格。

　　也同样有了一种跨世纪的豪迈气魄。

　　那么，就让广府人以其独立不羁、野心勃勃、自以为是、傲视一切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任人评头品足好了。

　　我知道，不会有也不应该再有一次反“地方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