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水晶与钢铁

　　顺德人与温州人，相信有不少可比之处，因为他们前边同样被加上“可怕的”定语。

　　的确，顺德与温州，都创造了经济奇迹。

　　顺德人与温州人，也一般打遍天下。

　　顺德人在改革开放中，当上了省会广州市的市长，而温州人也一样，也当上了所在省的省会杭州市的市长。

　　还可以列举很多。

　　可不管怎么说，顺德人与温州人之“可怕”，说到底不是一回事。

　　温州人之可怕，在于做生意，“打来兮，骂来兮，赔本的生意勿来兮”，几百年来，温州人就这么教育他们的子女。在他们来说，万变不离其宗，一句话：

　　——赚钱才是硬道理。

　　顺德人之可怕，在于办企业，“自我坐大”，天生我才必有用，别人不用自己用，几百年间，顺德的“传统教育”亦是如此，所以才得“得唔得，唔得返顺德”一说。在顺德人而言，他们信奉的，也是一句话：

　　——个性才是硬道理。

　　顺德有个性，顺德人有个性。在这芸芸众生中，人们之所以很容易把顺德人辨别出来，不在别的，正在这，改革开放中，并非特区的顺德能异军突出，其原因也在这。

　　顺德的状元之所以在全广东占那么高的比例，顺德历代文人骚客，每每在广东乃至全国占有一席之地；顺德的科学家、企业家更在近现代如此出类拔萃，这都离不开这片富有个性的土地。尤其在现当代，顺德出了好几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更是颇具有个性。

　　首先，是出生于顺德桂洲东村的草明，19岁，她便参加了“左联”，后来到了延安，并参加了有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解放后，还当上了东北作协主席，70多年里，她勤奋笔耕，而且专注于一个题材——这是与她自小当缫丝厂工人分不开的，所以，她写了一辈子工业文学，以至于当年一位写过长篇《钢与渣》的苏联著名作家沃列沃依竟要问她：“你一个女作家为什么要写工业？偏偏还是重工业中最艰苦的冶炼工业？”

　　的确，在常人看来，女作家写点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之类的东西，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可出生于顺德的这位女作家偏不，就写最具有男子汉气魄的大工业，尤其是冶金工业！两个世纪前，法国学者利希霍芬几度考察中国，得出广东人有经营大工业的本事的结论，他可曾也预料到，顺德女子也有写大工业的气魄！

　　这便是顺德人的个性！读草明的名著《原动力》、《乘风破浪》、《火车头》、《神州儿女》，你有时也许会忘记，这会出自一位女作家的手。

　　为此，她成为了第一位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女作家。

　　她是那么关注顺德在改革开放中大工业的崛起，几度回乡，她曾动情地表示：“我写了一辈子工业小说，看到家乡的发达工业后，还想以故乡的工业题材继续写作。”可惜，天不假年，2002年，她以89岁高龄撒手西归，未能实现这一心愿。

　　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第一代作家，她自有一种后几代人所没有的赤诚，这种赤诚近乎于偏执的地步。人们每每把她与《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相提并论，而后者每每还受到小资情调的非议，但草明却是那么透明、那么纯净，以至连这种非议都难得产生。

　　但“文革“中她一般难逃劫难。

　　于是，已经因身体原因调到北京的她，也就那么执意地要求回到东北，回到那里的工人之中——惟有他们、是她文学创作的保护神，而当年，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鞍山钢铁公司，就曾赠她一个匾，题的是：

　　

　　延安火种钢铁魂

　　这是对她这样一位奇女子、一位纯钢般的女作家最贴切的评价！

　　是的，还是在念中学时，她就一心向往了北方那个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毕竟她是曾拥有最多工人的顺德的女儿！

　　不到20岁，她因为投身于文学创作，在作品中为自己的苦难的缫丝工呼吁，竟被视作赤色分子，被反动派通缉，只身逃往上海，成为了“左联”的中坚分子。

　　同样，她亦不安于大后方，于1941年，往复辗转，投奔了延安。

　　在延安，她得到了比她大20岁的毛泽东的接见，鼓励她上前方去，到工农兵当中去，创作出最有生命力的作品。

　　就这么义无反顾地去了。

　　于是，1948年，她出版了享誉中国文坛的长篇巨制《原动力》，写的正是工厂、工人、工业——如今说“三农”，她则是写“三工”，这部作品，更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被译为10多种外国文字。

　　1950年，又出了长篇《火车头》，依旧写的是“三工”。

　　1959年，以钢铁厂为背景的长篇力作《乘风破浪》问世。

　　……

　　一部部的工业题材的作品，就如钢铁一般，铿锵有声，震动文坛。

　　直至她古稀之年，经磨历劫之后，她仍写出又一部长篇小说《神州儿女》，那已是1984年了，出版后，一口气发行了10多万册，对于今天，万把册亦被叫上畅销书，她这一销量，当得上天文数字了。

　　时至今日，“工业题材”也罢、“下生活”也罢，似乎已经被风行一时的美女作家、自我写真之类所淹没了，甚至年轻一代对这样的字眼都已感到了陌生。然而，无论字眼或名词有了什么变化，但其内涵却是永远不会变的。当一个民族走向复兴、大规模的制造业兴起，也当会有与之相称的大作品问世，今日顺德的“顺德制造，中国骄傲”之推介词，不早已响遍寰球么？可惜天不假年，否则，草明大姐当实现她“以故乡的工业题材继续写作”的心愿，但可以相信，后人会继承她的遗愿的。包括笔者在内，在她逝世的前夕，书名为《正道沧桑》的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剧均已问世，那正是以顺德产权改革为背景写下的，这略可弥补老人的遗憾吧。

　　至于“下生活”，则永远不会过时，这里说的不是刻意地、任务式地到一个陌生地作急就章，而是长期浸润在广大劳苦大众之中，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时下，那些什么“资本时代”、“黑金岁月”之类白领文学充斥文坛，虚伪、伪饰成份显而易见，但“打工文学”正在脱颖而出，日益引起广泛的关注。草明大姐当日关心缫丝女命运的小说，本就是今日“打工文学的先声……生活，永远是创作最深厚也最珍贵的宝藏！正是生活，使草明成为一位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伟大作家！

　　她那水晶般纯净、透明的爱心，创作下了中国文学中独具一格的不朽之作！

　　她那钢铁般坚韧的意志，支撑着整个共和国文学史的天空！

　　已故的顺德大作家中，还有一位是黄秋耘，他是国际笔会中国中心的负责人，他是在草明之前一年走的，比草明还小5岁，而他磊落、耿介、颇负个性的一生，有更多的曲折、坎坷，甚至九死一生。

　　广东作家恐怕最记得的是他讲过的一句名言，那便是：面向文学、背对文坛。

　　他还专用此语写过一篇文章。

　　这句话，集中表现出他不肯阿附权贵，独立卓行的个性。

　　在他过世后，我曾以《一位困兽犹斗的人道主义者》为题，写下悼念文章。

　　与草明从缫丝工、左联、延安到大工业基地清晰的文学道路相比，这位仅小5岁的黄秋耘，有着曲折得多的文学生涯，为我们树立了另一个参照系。

　　而他的启示，也更绵长与深远……黄秋耘：困兽犹斗的人道主义者

　　黄秋耘这个名字，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坛中意味着什么——纵然他活到了2001年八月，超过这个世纪有八个月。

　　踌躇再三，终于找到了一个几近无奈的借代词：困兽犹斗的人道主义者。

　　一如他的自述：“我一生拿枪的时候比拿笔的时候多，但是拿笔之后的迟疑和勇敢却比拿枪的时候多得无法比拟。”而他的迟疑与勇敢，又为的是什么?

　　自然都为的是人道主义，为的对人道主义的坚持与张扬，而他却每每为这碰了个头破血流。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人道主义，始终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话题，如同梦魇一样，压得任何一位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有勇气的文学家（这里且用“文学家”这个词，因为“作家”一词已用得太滥了）无法喘得过气来，一闭上眼睑，便是无边无际的腥红。一般人难以明白，人道主义这个词，为何非要冠上“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这样的定语才可以获准通行，否则，便成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了。既便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当日，这样一个词的使用也仍要被视为左道旁门，乃至离经叛道。一个世纪了，人道主义的命运尚如此，那么，死于这个世纪刚刚结束之际的黄秋耘，他又能配享受怎样的命运呢?

　　谁能回答?

　　从他的简历上看，他是一位卓越的反法西斯战士，我曾写过当年香港的秘密大营救，写过著名的抗日雄狮东江纵队，那当中都少不了他。这便是他一生辉煌的起点，但反对法西斯，对法西斯的反人道，非人性的暴行的清算，自然把他导向了人道主义，对人性的张扬，而这却又成了他一生黯淡的落点——时至今日，人道主义几何时在东方这片土地上得到过正名呢？

　　他只是作困兽犹斗罢了。

　　如他自己所说的，这“困兽”便是“一只古怪的猫”，一只讲“猫道主义”的古怪的猫，最后不得不被主人收拾了的“无用的猫”。这便是他的悲剧，尽管他在《古怪的猫的自白》中窃窃自喜，“这只古怪的猫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它并没有把自己的同类当作老鼠来吃掉：发了疯的不是这只古怪的猫，而是把同类当作老鼠吃掉的猫。”

　　就这样，我总算确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

　　写下标题，我的心就碎了，欲哭无泪。

　　秋耘老师已过世有半年了。他过世的时候，我正在南非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回来后，听到这噩耗，当时就傻了。因为还以为能与他再一次促膝长谈，听听他那充满哲理与智慧的妙语，追忆那些个回风舞雪的岁月……然而，这一切已经不再了，上次“不要愧对你经受的苦难”，竟成了他对我的最后嘱托。

　　只是，我能做到么?

　　连为他写这篇文章，我都几番提笔，几番放下。我当写什么呢?我想写的，未必能写得下，而我不想写的，又写它做甚?直到这次顺德城庆，应邀到会的国内几位文化艺术界的顺德籍友人聚在一起，感慨顺德一下子走掉了三位顶尖级的大作家——龙江的黄秋耘，桂洲的草明，以及作为“顺德女婿”的张光年，有人问我：“黄秋耘与你是小同乡，你那两本七八十万字的厚书，他都读完了，而且向不少人推荐过，你为什么迄今仍不着一字?你对得起他么?”

　　当时，我一个字也答不出来。

　　我该遭到指责——半年了，我怎么就不着一字呢？说什么也该有只言片语呀!不可以再拖下去了，况且，草明与张光年，我多少还写下一些文字，记得，晚年致力于写工人的草明，仍少不了受到“小资情调”的指责，至于张光年，在反“自由化”中的遭遇，就更为严重与惨烈得多，我手上有他的《文坛回春纪事》，回春也少不了倒春寒，相比之下，黄秋耘的经历更曲折一些，更艰难得多，而他与我的关系，却又更密切得多，我却仍这么一再踌躇。

　　仍是一个“难”字了得?

　　不、不、不。

　　无论如何，我是该写了，写不写，在于我，在于我的心，至于人家发不发，那就不在我了。当然，尽量能发的好，也只能这样。哪怕是只言片语。

　　回到家，拿起他的旧信笺，读到“手款及大作两种已拜读。……我的身体比去年略有进步，但年迈久寒，懒于出门行走，乞谅。”眼又湿了。这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七日的来信，其时，《潘汉年》《潘氏三兄弟》两书，后一本刚出没几天，没想他便读过了。我还说，还有第三部《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正在修订，到时，也算是个三部曲了，了结了我这一不大不小的工程。其实，三部都是八十年代早就完成了的……然而，他已经读不到第三部了，而第三部的出版，恐怕仍遥遥无期。信末，他署的是“弟秋耘”，其实，他与我父亲是同年的，我是不折不扣的晚辈，而且是同一个乡里的晚辈，我也是顺德龙江人。

　　可我又能写什么呢?还是从这两本书说起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带着浑身的伤残及厚厚一操书稿，走出冤狱，便径直跑到了北京。秦兆阳当时是《当代》的主编，一下子便看中了我那部《一个年代的末叶》，批了“此书立即可以出版”，还找我与责编龙世辉长谈了一下午。也就是改稿期间，我认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季涤尘。两年多之后，当我在一家刊物发表了关于潘汉年晚年狱中生活的纪实，便收到了他的约稿信。一九八四年，我便完成了全书。然而，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此书的出版终于搁浅了。老季把书稿及当时一笔相当可观的退稿费交给我时，是这么嘱咐过，你去重找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们社太树大招风了，出不了；以后，要是出了，可千万要送一本给黄秋耘，他是你老乡，你回广州，一定去看看他，代我问好。老季是《风雨年华》的责编，而《风雨年华》只出了薄薄一本，自然是真正被腰斩过的。因为里边说到老人家活到六十岁会是列宁，七十岁则会是史达林，而八十岁就只能是他自己了之类的话，在当时老季没少受责难。

　　不仅《潘汉年》搁浅，《一个年代的末叶》也一样，退稿费都没付——这对我已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没想到，老季的嘱咐，我却是十三年之后才得以照办——《潘汉年》是一九九六年底才出版的，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该书的出版，责任编辑严虹——同我一样，当年的老知青了，也受了不少委屈，甚至无端的打击，这里就不提了。本来，该社还准备连续出《潘氏三兄弟》等我的一系列作品，也因此只出一部就“腰斩”了——当是“斩首”吧，因刚出一部，还到不了腰。在此，我借此文，也向严虹表示深深的歉意。当《潘氏三兄弟》转到北京出版社，我的责编丁宁（这位是丁东的妹妹，不是反右中的丁宁，特此说明）还惊诧地问：真的么?这么好的稿子舍得转出来?她不敢相信，可我却惟有苦笑。潘汉年多灾多难，连关于他的书稿，也照旧要株连不少人。当然，这里我也应对丁宁她们表示谢意，后来，象韦君宜的《思痛录》等，也是她们最后出的。

　　我终于不负老季的委托，让姚玳玫把先出的《潘汉年》送给黄秋耘，虽说在十三年之后，我已从湖南省作协调至广东高校。不记得是专门附上一份信函，还是就把老季所嘱之事写在了扉页上，很快，便接到了黄秋耘的电话表示感谢。他还说，自己算是潘汉年的老部下了，所以，更存一份感激之情。这才明白季涤尘嘱托我送书的原委。在这一段期间内，不仅接到不少电话，甚至有人登门拜访，一个个老泪纵横。我没料到，广州居然还有那么多潘汉年的部属。我告诉黄秋耘和其他人，后边还有第二部、第三部……而现在，第二部是出了，但第三部——这回，算真正“腰斩”了。

　　在黄伟经的《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中，我读到了他谈及《潘汉年》的一段话，那是谈到周扬、刘白羽没也把他划成右派的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周扬说不能划。另外，刘白羽本人恐怕也有点怕搞过党的情报工作的这一类人。这一类人在党内的关系很复杂的，你看了《潘汉年》这本书就晓得。刘白羽也许怕得罪了这些人，以后不管碰上哪一次政治运动都得提心吊胆。”

　　这段话很有点意思，这也说明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到了何等地步。然而，并不等于说，搞过情报工作别人就怕，也不是这么回事，怕，同样也包含不信任。当年东江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文革”前任暨南大学校长的杨康华，曾打报告到广东省委，要调黄秋耘到暨大去当教授，结果，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书记区梦觉却不同意。后来，秦牧问区梦觉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黄秋耘这个人我知道。对他的学问、业务能力，我没有什么怀疑，可以做教授。我所以不同意，主要一条，他有个最大的问题——不听话。”

　　连教授也当不成，所以，当教授的资格，第一条便是听话，至于水准、能力、学问什么的，都在其次了。因为不听话，便不再对此人信任——这恐怕又涉及到人道主义问题了。对人自身缺乏信任，对人的尊严的亵渎，恐怕是众多人道主义悲剧的根源。“文革”中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不就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猜忌、仇恨、争斗才产生的么?以至历史上种种可怕的酷刑都在其间复活了。

　　我们终于有了一次会晤的机会，梅花村37号……不知怎的，是室内光线不好，还是别的原因，他给我的，始终是一副病容!—我们在不少场合下见过，握过手，却未能深谈。而每次，我的心都有点战栗，不知他还有几天——也许他看出我的神态，后来信中才特意提到“身体比去年略有进步”以宽慰我。而他以病弱之躯抗到八十四高龄，也实不易，是怎样一种生命意志?!在痛苦磨砺下顽强抗争的生命意志?

　　

　　无端屈辱无端恨，

　　

　　巨眼何人识书生。

　　这是潘汉年四十年代写给冤狱中的扬帆，五十年代却成了自画像。后来呢，更成了无数人的慨叹……一见他，我便想到了这两句。

　　这当是纯粹的私人谈话，我不想被认为是与潘汉年当年部属情报人员的交谈——因为写了这些书，有人已认为我知道得太多了，处处设防了。

　　他问起我何以会选择写潘汉年，不仅仅是因为在茶陵氵米江与潘的“一面之缘”吧?我默然，他却有意提起我“文革”中将半年多代课工资资助了一位同是顺德籍的艺术家，当时这位艺术家当作“红皮白心”双开回了原籍。我点了点头，说我“文革”中为上百位老干部、专家写过“翻案书”，他们有的当时便“甄别”了，但大都是三中全会后才平反，可一百个中只要有一个没平反，我就“有问题”，为此，还写过一篇《1＞100》的杂文。我这么一说，他全明白了，摸了摸我肩膀。我苦笑，说，你不也一样么?也许，这正是龙江人的秉性。他又问起《一个年代的末叶》来，说不要仅仅送与潘汉年有关的书，别的他也要看。我告诉他，书迄今仍未出得了。他叹了口气，说，你这本书，还没出，名声就太大了，秦兆阳好心给你帮了倒忙。我说，后来，秦老师千方百计帮我找地方出，还嘱他儿子秦万里找个地方“悄悄地出了”。不能怪他。我只不明白，当日那位总编辑，自己是搞翻译的，译过莎士比亚的书，何以竟以“整个作品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罪名，禁了我这本书。他说，当领导的，已经不是从他个人出发，而是得从领导身份出发考虑问题，也许他听到什么关于批人道主义的风声吧。我说。当时还是1980年底，并没有这一风声，批周扬是几年后的事。他沉默了，又是一脸倦容，我又补充了一句，再说，我书中连人道主义这个词都没使用。凭什么要扣这个帽子?我几乎是写与七九，八O年同步写冤假错案的平反。

　　他目光一闪，就那么一闪，苦笑道：平反冤假错案，是要恢复公正，恢复执政党的形象，可说到底，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你选择这个题材，包括写潘汉年，就已经决定了你的所谓思想体系，不在于你用没用这个字眼。我说，我也想明白了，现在也不抱屈了，他们要戴我这么个七寸三分的帽子，我倒觉得多少有些恰如其分，而且还逼我下功夫去钻了一下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有，共产主义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与彻底的人道主义……他说，译法有不同，有的把这译为普遍的人道主义，朱光潜就是这么译的。彻底与不彻底，普遍与不普遍，肤浅与深刻……却不是什么程度问题。我说，秦兆阳老师在谈我那部长篇时，有人担心会不会引发“人权”争议，秦老竟站了起来，说，宪法上还有不许侵犯人权的字眼呢，“人权”为何提不得。人道主义也一样，有人试图把人道主义限定在道德范畴，这其实是阉割了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同样也是一种历史观。好在，现在没人敢否定当日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了。

　　我知道，秋耘老师一直坚守着他的人道主义，虽九死而不悔，可他却不愿我也因这个而受累，可我们都无法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更何况在我们身边仍在发生着种种人道的悲剧，包括因为我们出书而受牵累的编辑——老季、小严……

　　他写过一篇《锈损了灵魂的悲剧》，抨击的是知识份子遭市侩主义，犬儒主义的锈损。而因为这篇文章，却发生了一个更为惨烈的悲剧。那是“反右”之中，《北京日报》有个记者叫戚学毅，人家叫他揭发一位好友，他不肯，说：一定要我揭发的话，黄秋耘不是写过一篇《锈损了灵魂的悲剧》吗?带着锈损了的灵魂活着没有多大意思，不如死!于是，他就从五层楼上跳下来，当场便死了。

　　这种刚烈，自是与市侩主义的油滑，大儒主义的“忠诚”、奴化所对立的。无疑，黄秋耘的人道主义，每每包含有这种刚烈的、视死如归的大勇成份，广东作家中就流传有他在“五七”干校中“不服改造”的一些故事。人道主义自然是与苟且偷生格格不入，与所谓的绝对服从而取消个性、取消独立思考所格格不入的。因此，有人称黄秋耘是“人道主义软弱”，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即使是甘地，曼德拉的非暴力，也决非软弱无力的。

　　黄秋耘讲到，当初韦君宜得知此事，非常动感情：“为什么非要把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人逼上死路不可呢?”黄秋耘听说韦君宜近日写了本回忆录叫《思痛录》，认为她会把此事写进去。他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出版，关于出版的曲折都听说了，只不知道他后来见到由小丁宁担任责编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思痛录》了没有，可惜，后来我也未来得及告诉他。韦君宜出版这部书所面临的曲折，他当是完全可以预计到的。

　　他始终坚持，对于十年浩劫中那些悲惨的往事，还是应当多讲一些，多听一些，多知道一些，多写一些，多看一些为好。这样的作品不但不会使读者感伤沮丧，失去信心，相反地，倒会激起人们的义愤，群策群力，彻底否定那丑陋的过去，肃清其余毒，他疾呼，“哪怕再多一些，我们听了耳朵也不会起茧，讲了喉咙也不会发痛。至于眼睛冒火，这样的火，倒不妨更加炽热一些，而且保持得更长久一些为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敢揭自己的疮痂，任其溃烂下去，是不会有前途的。黄秋耘这一人道主义观，也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当冠之于历史的人道主义，却未必加上别的什么大字眼。本来，人道主义就是历史地发生的，是针对封建极权及法西斯主义而发生的，是近现代反对神权与封建主义的一面大旗，在中国，缺乏的正是这个，“文革”之后，人道主义实际上成为了对极“左”而实质是封建极权的尖锐武器，无疑，对于那些始终抱住自造的光环的人而言，显然是大逆不道了。

　　这也是人道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所配有的命运。但二十世纪毕竟该过去了。

　　我从来就不是，也不能算是一个理论家，虽然我被推到了大学教授、专门从事学术理论这么一个位置上，也滥竽充数出了好些所谓的理论著作。我还是专情于文学创作，毕竟，我所经历的苦难，是不可以仅仅作理论的表述，而应当诉诸于文学。而这，我远还没做到。

　　他看住了我，说：你一定吃了很多的苦，不然，你不会去写这些，更不会这么想。我讲了自己的经历，三年冤狱，狱中如何重伤致残，以及狱中种种非人性的东西。我察觉他眼角已噙有泪水，不忍再往下说了。他却总催我往下说。我讲到，当时的“一打三反”，判谁的死刑，在牢房里也得“民主投票”，所以为表示自己已经改悔，就得举手投票赞同判自己的死刑呢。

　　他苦笑道，这当是集体无耻了，你不投自己死刑一票，说不定你就难逃一死。

　　就同如今集体腐败一样，大家都贪，你不贪，反成了怪物，先把你整成贪污犯。我一笑，说起早两年选作协代表，人家硬用一个刚刚嫖娼被抓，且没有一篇文学作品的人顶掉了我，还美其名曰民主投票，我叹了一口气，我明明是广东人，可在文化界一开会，一点到我，就被称作“外来户”，其实我回广东都多年了。

　　他直摇头，你这是要我重复“面向文学，背对文坛”的旧话题了。你会在乎那么一个代表的名额么?我想不会吧，你有几十本书，比一个代表不更有价值得多?你要是代表，反掩盖了这种无耻。只是这些人，也欺人太甚了点。我说，有人甚至公开说我休想进入这里作家的圈子。他一笑：那是什么圈子?青红帮么?进去了，你反而坏了。我说，是呀，顺德人就这样，务实，不图虚名，不必与那些“无产”作家合流。他点头道：一个作家，作品才是最实在的，别人说长说短由他去。说，我算哪个圈子的?一有了圈子，就没有了是非，还是当圈外人的好!

　　我说，一讲圈子，同样也就没有了人道，无论是姓“社”还是姓“资”都没有。

　　本来，我就是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只因为母亲健康的缘故，才回到广东。却进不了作协，显然是圈子问题，我也无所谓，这才到了高校。还在作协时，我便读到了黄秋耘《面向文学，背对文坛》的文章，颇有感慨，这也就最终离开了作协——算是“文坛”吧。而今这类机构，早已衙门化了，“衙门深似海”，何必去碰呢?我就遇到几个时任作协领导职务的人，津津乐道自己已算是“公务员”编制了，言下之意便是，我没有写出文学作品又能把我怎样，已不可能把我这“公务员”撤了，文学院长无作品，作家协会出党棍，当然顺理成章无须直面一位作家的历史良知。

　　就这个话题，我告诉黄秋耘，几年的一部理论专著《土地和农民的史诗》还批过他的《（山乡巨变）琐谈》。他很有兴趣地听了我的“批评”。而这篇文章，张光年是大为推崇的：“这样的文章，老实讲，你（指冯牧）写不出来，我也写不出来，要黄秋耘才能写得出来。”

　　我笑了，说，我引的就是那么一段话：

　　“……仿佛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给带进了这个平静的山乡……当然，也许作者在生活中所看到的农业合作运动，就是出现在笔下的这个样子，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作家去写他所不曾看到过的，或者还不熟悉的东西。”

　　他听罢，也笑了。因为我所“批”的，恰巧是他的苛求，而这却是无法办到的，因为那场运动本就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来的，周立波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他只能当人民的代言人。

　　也正是这篇评论后不久，黄秋耘便写了《杜子美还家》，而且，立马被认定其有“为民请命”，“为民代言”的错误倾向，所以，书中我是这么说的，因此，我们应当感激黄秋耘，通过曲折的途径，说出了真话，为我们三十年后重新认识《山乡巨变》的真正历史价值指明了道路……所赢得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听罢，他沉默了，他没有为我这样的肯定而感到欣慰，而只是可惜，即便在今天，《山乡巨变》所写的农业合作化也已无法肯定，作家的才华，尤其是出色的语言才华，虚掷在这样的题材上了。

　　我们还谈得很多，当然，少不了关于人道主义的话题，这一辈子始终困扰着他的人道主义，看来还得在我身上继续困扰下去，但我并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最近，《一个年代的末叶》在经过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出了清样，有人劝我是否在文字上改改，我说，就保持那个年代的原汁原味好了……可惜，包括这本有可能出版的书，秋耘老师也未能看到，只能焚于他的灵前了!不然，又该引发他多少感慨呀。

　　而那位给我横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罪名的人，退下来后，已若无其事在大谈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了。秋耘老师说的对，那时，他不是他，他只是一个“领导”的符号而已，有什么必要怨他呢?虽说一去就二十二年!

　　我也知道，象我与他这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在现实当中能抗御得了什么?有人为了当官，已不惜雇上杀手，你能同这号人讲人道么?象雨果一样，视人道的原则高于一切，可他自己不也被迫流亡么?否则，决不会对他讲人道的。甘地提倡非暴力，金也提倡非暴力，可他们全死于暴力之手。人类的兽性被激发出来之际，任何理性都无法约束得住它的……于是，我们就默默在圈外，只凭自己的良知行事，写作好了，包括秦牧临终前不久，在我们组织的一个儿童文学的会议上，都表示要建立一个纯美的社会只是可望而不可及，他多少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愿多揭文革疮痂的，那么，黄秋耘临终前，又会怎么说呢?

　　

　　默默观史变，萧萧壮士心。

　　——这是潘汉年的遗诗中一句。我想，黄秋耘当是如此。尽管人道主义面对强权一时是那么苍白无力，但谁能说，凭此便可以用“红色恐怖”给所有的非人道正名呢?在长远来说，人道的呼声，总归要压倒炮弹的喧嚣——这是有一年我从诺曼第归来写的散文中的一句话。在那篇散文中，我写到法国人津津乐道的，却是那片弥漫过战火的土地上，留下的却是画家万古如斯的、恬静的、在蒙蒙雨雾中的海湾——英吉利海峡永远如此，那是米勒的海湾，而绝非战争的海湾。战争中那里是短暂的几天，而和平在那里却是永恒的，和平，毕竟要压倒战争；人道，总归要压倒战火的呼啸。就这么篇散文，就因为有这样一句画龙点睛之语，为不少处所转载，有的报刊，甚至专门把这句话引出作为导语。

　　自然，我的感慨不仅仅源于那个古老的、沉默的、宁馨的海湾。

　　我所经历的，在我这一代人当中，或许是最为惨烈的一种，有的，已经写在发表过的作品中，可只是作为点缀，让其“漏网”而已。而我想写的，或许还得留着，留在心灵深处，是不会发烂的。

　　我想，黄秋耘在送我出门口时所说的这短短的一句话“不要愧对你经受的苦难”，也在他心中留存了很久、很久……

　　我希望我不会愧对，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而黄秋耘呢?他自然也这么对自己说过。然而，他固然写了不少自己想写的文章，在他垂暮之年，可他该写、想写的还当有多少?

　　而这一大片的空白，还有望填充掉么?

　　时至今日，我还不明白，他给我覆的这封信，何以是红笔所写，是因为在看校样时，随手写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读着，读着，我眼前一片腥红。

　　“不要愧对你经受的苦难”——这当是人道主义一个高亢的呼喊!

　　这不仅仅对我，对我个人所言。

　　顺德女婿：灵气与个性

　　讲了草明、黄秋耘，余意未尽，却又想起了两位顺德女婿。既是女婿，就非顺德籍人了，可作为女婿，却多少沾了点顺德的灵气，也一般有个性。

　　第一位，当讲一个老外，瑞典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罗思教授。他是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的弟子，一直锺情于中国文学及语言，娶了一位元顺德女罗惠玲。这些年来，他几乎年年都来顺德一趟，研究顺德的方言、民俗，他对广府方言，有着独到的见解。前年我到隆德大学，该中心正致力于文学中的广府方言的研究，当然是用现代的方式，运用电脑进行比较、统计、分析。我想，国内研究粤语的学者，也很少有他这么专心致志。当他谈起如何从零开始，筹办起这么一个研究中心，都有点眉飞色舞了。这是整个欧洲最大的一个东方研究机构了。

　　罗思早在“文革”前便来到了中国，学习中文，且在中国的对外杂志中当过编辑，他讲起“文革”中自己这位老外如何参加“大串连”的，更是眉飞色舞。

　　正是这些独特的经历，使他锺情于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方言。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国语，即普通话，但是一旦说起广府方言，如果你没正面对着他的金发碧眼，势必左右寻找这话是不是在旁边有一位广东人？地道得教我这位顺德人自惭形秽了！

　　这自然得益于他的顺德贤内助。

　　恐怕很难有人相信，这位顺德女婿，还专门写过一本关于香港黄大仙的研究专著，让我们这些广东学者大跌眼镜。

　　如今，他一手创办的东亚研究中心，已是有一栋办公楼了，楼下，是一个藏书不少的中型书库，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诸如莫言等人的作品，还可以看到如朱崇山的《风中灯》、洪三泰《风流时代三部曲》及其他广东作家如孔捷生等人的作品，近年来，该研究中心研究过上海作家及不同地域作家的作品，现在，则把重心放在广东作家与广东方言上，而且，进入了思维领域。

　　这样的女婿，当为罕有。

　　另一位顺德女婿，更是著名的文学大师光未然，他也同草明一样，活到近90岁，而且几乎是同时离开的。

　　他在晚年，仍笔耕不辍，且有研究古代文论的专著问世。他的真名叫张光年，我与他还是后来相识的，未相识前，就听朋友们讲到，他也是几乎年年下广东，上特区，而且专门要到顺德，他常说，南下广东，主要是呼吸南方的新鲜空气。

　　“新鲜空气”，自然包含有很多的内容，他对广东，对特区、对顺德，可谓情有独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这里改革开放的新进展，新事物。他过世后，我为顺德报专门写了篇悼文，题为《扛住闸门的高人》，不长，就全录了下来。

　　中国民俗学之父，我们广东走出去的一位文化大师钟敬文先生，刚刚过了百岁诞辰，便与世长辞了，还没来得及从悲痛中走出去，又惊闻张光年同志走了，这位以《黄河大合唱》震惊中国文坛、乐坛已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大师，也是我们顺德的女婿，怎么就走了呢?他不是说，兴有百岁之寿，可现在还不到九十呀!

　　是三泰在电话中讲的这一噩耗，而三泰当是从崇山那里得知的，因为崇山那里始终有一条光年热线，还不由得我不相信。巨大的悲痛，又一次搂住了我，面对著书架上两卷本的《文坛回春录》，泪水打湿了我的脸颊。

　　仿佛就是昨天，我们还曾相见。耳边还萦绕着他的笑语：“呵呵，你这顺德人当了我们湖北的女婿，我这湖北佬是你们顺德的女婿，大家彼此彼此。”

　　可现在，我们都已阴阳相隔了。

　　两年多以前，中国作协要召开我的《客家魂》三部曲的研讨会。会前，我的责任编辑吴光华对我说，张光年对近年来出的大作品都很关心，这个三部曲早早就给他送去了，我们去拜访一下，看他对这个研讨会有什么意见?

　　吴光华是北京出版社著名的老编辑了，经他手出版的长篇，光获茅盾文学奖的就有两部《黄河东流去》与《穆斯林的葬礼》，其他奖就更不用说了。他与光年相交甚厚，很尊重光年的意见，他这么一说，我便欣然前往了。

　　出了地铁站，没有走多远，我们就到了。光年同志正在家，一见光华与我，很是高兴，叶绿大姐（按辈份，我当叫阿姨了，可大家都这么叫，也就随大流了，也许，这一叫，把她叫年轻了，当更高兴）连忙招呼我们坐下，喝茶，一听口音，便听得出是顺德家乡人。我忙作了自我介绍。

　　光华又补充道：“他可是湖北的女婿，当年是武汉大学作家班第一届的学员，不仅拿走了文凭，还在武大拐走了一位媳妇……”

　　于是，便引出了上面那段笑语。

　　光华说明了来意，说：“《客家魂》三部曲，是我退休前在北京出版社编的最后一部书稿，是我编辑生涯中打下的最圆满的一个句号，小谭埋头笔耕，淡泊名利，不好张扬，其实已出了几十本书，这次，给他的作品开个研讨会，不论对他，对我也是一个激励。”

　　光年很是高兴，说，应该的，出这么多书还没开过研讨会，是不是小谭太淡泊了点，作家协会应当关注这样有潜力但不好张扬的中青年作家，文坛的真正希望恰好就在这些人身上。

　　我们就这么谈开了，他兴致勃勃地说，这些年，我就只上广东去，不仅仅是因为我是顺德的女婿，而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一片热土，我到了那里，就感到气顺得多，那里什么空气，都新鲜嗨，更何况那里有不少谈得来的老朋友，象朱崇山，我们什么都能谈……

　　我说，我给朱崇山的《风中灯》写过评论，在反映香港回归题材的长篇作品中，他主笔的是最有深度与力度的一部，尤其是敢于抓住中英谈判期间金融动荡的一刻写，没大手笔不行。光华出的霍达那部《补天裂》，写的是新界被割让的历史，要容易把握一些。

　　光年说，崇山同志近年笔耕很努力，现在又在准备写澳门回归的长篇了。功力日见深厚，不容易，在他那个年龄，不吃老本，在艺术还力求再上一层楼，写得更勤，更多的，已经不多见了。

　　记得他还说，书出得多是好事，有数量才会有品质，巴金前不久也说过这一类话，有人总是非议中青年作家写多了，“文革”前一年才出几部，方有“三红一创”，其实，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书才出得多了，没坚实宽大的塔座，哪能有高耸的塔尖呢?为什么怕出得多?恐怕，有的人不是怕这个……

　　光年有点咳嗽，我们没敢多呆，更没有提出让他参加研讨会的事。另说他身体欠佳，平日，他也早已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再破例参加多种首发式、研讨会，保持低调，我自然理解，能亲自聆听他的教诲，便已十分满足了。不过，临走时，叶绿大姐却一再叮嘱，很高兴又认识了一位元老乡，是老乡，就常来串串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以后一到北京，别忘了这里来，你这位老乡加女婿……她反复强调“老乡”，我却领悟了这两字的意思，这恐怕是人世间最寻常也最亲近，却不带有任何功利与色彩的一种关系了。下回到京，应该来。

　　可过了一年多，1999年底，为协助深圳龙岗举行客家节去京请一些客籍领导人，我住进了作协楼里的招待所。在那里，我遇见了叶绿大姐，一问，原来光年同志有所不适，住在这里，好方便上医院检查。我在客厅里，只能轻声说话，回望里间，灯光昏暗，只隐约看见床上有人。我自然没有进去，却失去了与老人最后见一次面的机会。

　　上他家造访的机会，也就不再了。

　　拿出书架上的《文坛回春录》，想起老人的谆谆教导，仍止不住泪水双流。当年，正是这“回春”录上所载，如果不是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我们又怎有他日放手创作的春天呢?而当日为争得文坛的春天，张光年并一批文坛宿老，又曾以怎样罕有的勇气。经受多大的磨难与打击……我清晰地记得，当初我一部长篇处女作到了秦兆阳（他也是湖北人）手上，有人提出这么写是否有写人权之嫌，老人竟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大声说：“宪法上也有‘人权’二字，不许侵犯人权嘛”。时至今日，我才明白这些老同志为何会为这如此激动。尤其是十一年前，张光年亦曾大放悲声，为当年一同打破坚冰而准备下地狱的战友与领导。这两卷本，多少记录了当日的抗争——而这些，恐怕后人是很难领悟背后的严峻与复杂，假如不加注的话。

　　又走了一位为我们扛住“闸门”的高人了——光年个子很高，年轻时恐怕有一米八九，今后，还有谁为我们扛呢?我们自己是否扛得住呢?痛失先师，是无可弥补的。我手下的笔，还能让这文字似倾泻的春水过闸而出吗?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