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书痴”之称。“书痴”，说的是唐代窦威，“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诸兄哂之，谓之书痴。”

　　拿上一本好书，读到不觉东方既白，不知肉味，在我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少年时代，所以落个神经衰弱，常常失眠，为同屋所笑。

　　但我还是爱书，书里面有我的甘甜苦辣，有我的毁誉荣辱，有我生命的基因、链环……甚至可以说，我的一生都将要靠书连接起来。唯有书，才能使我生命之火、事业之波永不泯灭……

　　一九六三年前后，其时，我仅是个十多岁的初中生，酷爱《离骚》及唐诗、宋词，有时也爱在作文中引上几句。我的第一个语文老师叫冯泽龙，其实他那时仅是代课教师。他看我的作文尤为认真，眉批比比皆是，而且常找我谈话，介绍我读这样那样的书，我照着他的指点一部一部地读。自然，他是殷切期待我日后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然而，第二个语文老师，长文章一律不看，不打分，见引了《楚辞》的句子还得批上几句刻薄的话。终于，他得知我在写小说，于是串通了学校某些负责人，公然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我写反党小说，把我关押起来。

　　由此我大病一场。病中，我仍然在读书，先是读了邓普同志的《军队的女儿》，也正是作品中女主人公鼓励着我与重病作斗争，没有气馁。同时，也坚信“反党小说”的罪名一定能洗雪掉。

　　而我却因祸得福，市里的一番调查落实了我的问题。原来小说写的是一位流浪儿童如何得到解放军、老师们的帮助而成为好学生，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因此，倒使市局器重起我来，来人捧了我一大迭草稿推荐我上重点中学。于是，我又成了当时全市唯一的一个跳级生，初二没读完便升了高中。

　　“文革”当中，我又再度罹难。“一打三反”里，我被押在学校的钟楼里，居然又找到了前一位老师介绍的那套《约翰·克利斯朵夫》。这番重读，与几年前的心境又大为不同了，因祸得福的奢望是绝对不敢有的，到处都是一片“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狂呼声，我那里甚至还想到死。但是，正是书，给予我活下去的勇气。

　　我总忘不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后的一切，克利斯朵夫背负着一个孩子要涉过一条大河，孩子太沉重了，他要背不动了，但他知道，他背的正是未来……

　　沉重的现实，在我也是一种未来，我深信生活会偿还我的，这是书与生活同时给予我的启示。

　　于是，我活下来了。书告诉我活下来，而我活下来也终于写出了书。

　　书，也同生活一道，告诉了我关于人的尊严、人的天性、人的情感、人的权利、人的一切。我才有了那种宏博的人道主义激情，才敢于对一切不公正的、丑恶的、罪孽的东西宣战。我才成为了我——一个不同于别人的我。

　　凯勒说过：“一本书象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海洋。”这是千真万确的。难道不正是书，引导我走向了壮阔的人生么？如果我在那可怜的阁楼里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我还能有今天，还能为今天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呕歌吗？我坚信，书会引导我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我永远忘不了，在乡下的日子里，一旦听到什么地方有一本书，不管什么样的，都不惜走上七、八十里甚至上百里地，以一睹为快；也忘不了，因读书入迷了，被农民当精神病人，左右开弓，打得脸肿了几天；更忘不了，在牢狱中，把马列著作读了又读，从而确信自己没有什么大错……迄今，我仍是那么酷爱书。我一生都将离不开书，这也许是命中注定了吧。书铸造了我的人格，书培育了我的情感；最终，书也将延续我的生命，完成我的形象。

　　这便是我的读书生涯。书使我不幸，却又使我于不幸中赢得大幸；书使我负重，却又使我展翅飞翔；我为它而生，也为它而死。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痴人说梦”；我呢，就借用一下，改一个字，改作“痴人说书”，权且充作标题，也算是我的一片痴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