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芳

　　穿越历史的时空，开启尘封的记忆，四十四年前的大学生活仿佛就在昨天，那么亲切，又那么清晰。

　　有缘千里来相会。十七岁那年，我抹掉与慈母分别时留在脸上的泪花，离开了长江边的一座小城——沙市，来到了珠江畔的大都会——广州，住“娱乐升平”、“春江花月夜”优美的乐曲声中，我迈开青春的步履，抱着美好的憧憬来到了如诗、如画又如梦的康乐园，住进了当时中山大学唯一的女生宿舍“广寒宫”。

　　大学生活开始了，我们班的同学相聚在一起，遵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我们的学识在不断的增长，我们的情操也不断地在升华。朝朝暮暮我们同窗共读，所到之处都散发出书卷的幽香，潮涨潮落，我们手牵手地在北校门前的珠江边漫步，夜色来临，我们肩挨着肩凭栏远眺：斜对岸长堤街上的万家灯火，远方白云山顶灯光闪烁；还有那似乎永远停泊在江心的一艘巨轮，任那文静而温柔的珠江水在他身旁缓缓流过……。南国的明山秀水间留下了我们的足印，美丽的康乐园中有我们轻歌漫舞的身影。在这里我们唱响了大学时代的青春之歌；在这里，我们放飞了这一辈大学生的青春梦想。就在这段人生旅途中，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让我们至今魂牵梦系。我们在这里结下了好多、好多的情缘：师生缘、同学缘、朋友缘、同仁缘、夫妻缘……。这些都好像是天生约定的。

　　师恩如海岁月如歌

　　大三时，为贯彻和宣传“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教育方针，系里组织汇演，我们班则动员了～半的同学参加演出独幕话剧：《师生之间》。剧本是由我来编写的，演员和导演都是同学们自己。演出那天，在男生宿舍门口的黑板上还贴了一张海报。如今剧本早已不知去向，可它留给我的记忆却那样的深刻。

　　“师”剧的梗概是：教授、讲师、助教和一群大学生在一起共同探讨关于南海诸岛鸟粪资源的开发、利用课题，以此带动“三结合”教育方针的贯彻和执行。其素材是来自中国自然地理老师徐俊鸣教授的教学内容。在我国的南海分布着东沙、中沙、西沙、南沙四个群岛，地理上，我们统称它们为南海诸岛。在这些小岛的上空有成群的海鸥和无数的热带鸟儿在自由地飞翔。浩瀚的大海中这些岛屿就是他们的栖息之所，与其它动物一样，它们吃了海中的生物后也要排泄，鸟粪就是他们的排泄物。鸟粪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各种微量元素，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特殊肥料，我们人类应该去调查它、分析它、认识它，从而利用它。

　　“师”剧的主演是龚伦杰，演教授。他音色浑厚，举止持重，坐在书桌前，桌上放着地球仪和几本厚厚的大书，另一边则摆放着沙发和茶几，显然，这是教授的书房。幕布拉开时，他戴着一副老花镜，低着头正仔细地查阅资料。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学生)及其男友从外面进来。女儿喊着“爸爸”，并告诉他水文实习的日程已安排好了，下星期一出发去江门。剧中之教授与龚伦杰的年龄差距很大，经历自然更不相同，要演好这个角色难度较大，但经过他努力塑造，看上去还有点“教授相”。“教授”的女儿，由李焕珊扮演，她体态轻盈，大大的眼睛透着灵犀，宛然一支小鸟飞到了龚伦杰身旁，当然也免不了要在“父亲”面前撒点娇，她的男友由谢君出演。这是我在该剧中安排的唯一的表现爱情小插曲的两个人物。因剧中人与现实生活贴近，所以这两个主要角色是比较好把握的。他们两人的表演都很成功。讲师兼党支书由邹尚辉饰，助教是我来演。班长这个角色则是让现实生活中的班长周源和来承担，还有一大群大学生：郭文莹、李百明、王文介等一起登场，其演出阵营真还不算小。剧情围遶老师、学生在一起讨论鸟粪的价值和如何去开发利用而展开，在讨论中有相同的看法，也有各持己见的争论，但剧情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老师耐心地赐教，学生们虚心求教，最后达到教学相长、和谐统一。通过剧中人物的安排及台词对白，不难看出：师生之间的关系像同志、像朋友、更像父亲在教育子女，两代人之间进行着知识的接力。“师”剧在全班同学的努力下，以一个活生生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情景展示在观众面前。

　　在“师”剧的演出中，最后是最有魅力的压轴人物李新芳登场。她美丽、端庄、高雅。出台时，她略微卷曲齐肩的头发梳在耳后，身穿一件淡蓝色、稍带飘逸感的连衣裙，脚穿一双半高跟的细边带黑皮鞋，她从舞台的左后方出场，然后从容不迫地遶场半圈，向前台右边所放的一架黑色发亮的三角钢琴走过去，在聚光灯和追光灯的交相辉映下，她胸前佩戴着的那枚珠光璀璨的别针闪闪发亮。她以不凡的气质、独特的风韵在台上“亮相”令观众为之一惊，这时只听见台下“哇!”的一声，这“哇”声便是观众对李新芳形象的喝彩。她走到钢琴前站定，用右手轻轻地提了一下裙摆，移步落坐在琴凳上，翻开曲谱本，随即将那双调整到一定力度的白净的双手落在琴键上，弹奏起“地理工作者之歌”的乐章。序曲之后，全台演员伴着她悠扬的琴声唱响了：“我们是地理工作者，我们是祖国的建设尖兵，背上了行袋，带上那地图，我们走遍祖国的万水千山……。”幕布在歌声中徐徐落下，观众的掌声也热烈地响起。这支歌的词、曲出自高年级熊广政学兄的笔下，而此时此刻却从我们师、生的心头飞起。

　　剧中的“教授”有当年教我们中国自然地理的徐俊鸣教授的影子，其它角色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

　　流年似水，岁月如歌。四十多年过去了，徐老师已离我们而去，可他的音容笑貌、诲人不倦的精神、严谨的治学风范却永远留在了我们心里。在他身后，我们这一代学子也正是遵循着像他这样的一批老师的教导，如“地理工作者之歌”的歌词中所写的那样，成为了地理工作者，走遍祖国的万水千山，唱响了我们事业上的青春之歌，沿着当年老师们的治学之路，一个个都成了教授、专家、学者。如果说，当时我们是有意识想通过“师剧”的演出来展示师生情谊，而在无意中却正演绎着我们自己的未来。

　　红豆曲

　　高中时，我读过王维的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还看过千古絶唱《红楼梦》，曹雪芹在书中有这样的一首词：“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那时红豆给我的印象是：红色的豆子，感情的象征，生长在广州。至于它的形状：像黄荳、緑荳、豌豆，还是蚕荳，就不得而知。既然我有幸地到了广州，那少不得就要找红豆了。

　　中山大学校园景色迷人，如果全国高校来“选美”的话，冠军非她莫属。而赋予她这般出众的姿色则要归功于优越的南亚热带气候条件和园丁们的辛勤劳作。

　　这里的树木四季常青，草坪终年常緑，从春到冬百花绽放，争奇斗艳。

　　校园的中心矗立着孙中山先生的全身铜像，簇拥他的是万紫千红、明媚鲜艳的花艹，贯通学校南、北大门的两条主干道被树干粗粗的、树冠大大的榕树所遮隐，高高的木棉树上开着大朵大朵的红花让人们很远就能看见，白杨、棕榈、大叶香桉毕直向上似乎要插入云霄伫立在小道的两旁，夜色来临便散发出阵阵幽香，还有木瓜树、橄榄树、番石榴、杨桃、香蕉、大蕉枝繁叶茂、苍翠欲滴，到了秋天便挂上累累硕果，成片成片的岭南竹林，风姿绰约、亭亭玉立，郁郁葱葱的南亚热带密林处处可见。

　　广州简称为穗，又名五羊城。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五只仙羊口衔稻穗从天而至，广州因此而得名五羊城，而位于城东南的康乐园正像那羊群中领头羊额上的一颗晶莹剔透的翡翠钻。我们的校园是一个令人心醉的緑色王国。可这万緑丛中我要找的那“一点红”究竟在哪儿呢?“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我们几个女生要到男生宿舍去开会，会尚未开始，我们就在男生宿舍前面的树下散步，我正低着头，突然眼睛一亮，啊，红豆!鲜红鲜红的，小巧、精致、玲珑、扁扁的、椭圆形，长轴约半厘米，看上去像是硬硬的，表面犹如涂了层大红油漆，光光的、滑滑的，他们撒落在一颗小树下的地面上。不用说，这棵树就是结红豆的相思树。我们班的女生都是广东生、广东长的，对于红豆也许他们已是屡见不鲜，所以并不在意，仍继续向前走，但对于我这个从未见过红豆又如此向往红豆的江南女孩来说却如获至宝，即俯身蹲在地上捡了十几粒，从手中的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将它包了起来。因为红豆是相思之物，出于少女微妙的心态，回宿舍后我便将它作为“隐私”藏了起来。一年后，未来的先生又送了我一包红豆，我将这二包红豆合而为一，用条小手绢包好视如珍宝锁在箱内。毕业后，红豆自然也随我从广州来到了武汉。在大喜的日子，我拿出它们，用一个精美的小圆盘盛着放在书架上。文革期间，哪容得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情之物的存在，我担心它们会给我招惹麻烦，于是，我就将这些红豆给扔了。抛红豆时，全然没有曹雪芹词中所写的那种情调，既没流泪，更没有滴血。事后想起，倒是非常惋惜，添了一些伤感之情。所以多少次梦回故园，睡梦中我又去追逐那棵相思树的踪迹……。不过现在那颗相思树是否存在对我已经并不重要，因为我早已将相思子——红豆种在了我心里。

　　相思子虽小，但它记録下了我们许多许多的康乐情结，它寄托了我对中山大学这块土地的无限深情，无限真爱。

　　小小红豆，她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坚贞。她履行了她的神圣职责：勾却了一笔相思债，圆了我的“春闺梦”。这场梦源于中大广播站。

　　我刚进校的第二周，就被选人广播站当播音员。广播站设在小礼堂楼上东侧。站内分机务、编辑、播音三个组，直属校团委领导，站长是由团委宣传部长兼任，除机务为专职人员管理操作外，编辑由各系选派一名，都是男生，播音员则是在全校范围内挑选，男女各半。播音时间安排在早、中、晚进餐时间，一日三次。播音员和编辑每人每周值班一天。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系，所以除了二周一次站内规定的业务活动在一起外，平常大家都不相往来。播音室在三楼。播音时，只准四个人在室内，即播音员一男一女搭档，编辑两人。播音员与编辑相对而座，中间用一块隔音玻璃分开。广播前，编辑将广播稿从玻璃下面的一条缝隙间传递给播音员，播音员拿到稿件看一遍之后打开麦克风再照本宣科地广播出去。进广播站时，站长再三强调广播站是党的宣传阵地，麦克风是党的宣传喉舌，所以我们每个工作人员工作时都非常严肃认真。我当了四年的广播员，从未迟到和读错过稿件。至于广播的好不好我就没去管，听站里领导和同学说，我的声音像小孩，后来播音组业务活动时听自己的録音才听出来，还真是别人说的那样，是童声。我自己觉得怪怪的，因为我的个子不算矮，1．64米，明明是个大人，怎么声音竟像个小孩子，我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的声音，可在别人听起来还觉得我这带稚气的声音挺可爱的，所以有小孩内容的朗诵节目就派我去。记得“五·四”青年节，广州市在青年文化宫举行纪念会，我与外系的两名男生代表中大出了一个朗诵节目《鲁迅的“过客”》，其中小孩说话的内容就是我朗诵的。整台晚会，除了我们是大学生的节目外，其它都是专业文艺团体的节目。我们的“过客”朗诵完后，谢幕时掌声还挺热烈的。其实，见怪不怪，我当时才十七岁，还不算成人，又刚从中学来，“童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年级过去了，我加入了“成人”的行列，学识增长了，见识也广了，对人和事的认识已不再“童言无忌”地盲从，而是有了一定的判断力。

　　二年级上学期，我们班的团支书，也就是我们班“永远的领袖”梁必骐物色了一个男生，代表地理系到广播站当编辑，他叫蔡述明，潮州人，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平时，他满脸的严肃，还带着几分清高，不知是谁给他取了一个儒雅而又亲切的绰号：“阿格明教授”，同学们都这样叫他。他很少主动与女生说话，当然我也不会去主动找他说话，我和他不但在一个班，而且还在一个政治学习小组，所以我们相见很早，相见也很多。但却似互不相识。要说真正的相识还是在广播站，因我们都是地理系的，站里排班时总是将我们排在一天。他初到广播站时，与往常一样，我们按照正规程序操作，他将广播稿从玻璃下的缝隙中传过来，我先读一遍，然后打开麦克风广播出去。他写的文稿文笔流畅，字也写得不错，倒也文如其人，字里行间藏着几分才气。既然编辑和播音员是面对面，距离也只有一米远，中间虽有玻璃隔音，透明度却很大，那就不可避免有四目相对的时候，他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很普通的近视眼镜，“国”字脸，五官也颇具立体感。播音结束后，我们一块下楼，说一说今天要上的课程和班上的活动，走下小礼堂的台阶后就各自到不同的食堂去吃饭，我们之间的说话虽然平淡而简单，但毕竟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静。从此，我们从相见跨越到相识。

　　天上掉下来个“宝”哥哥!是我们班的领导梁必骐将他送到了我面前，梁必骐书记作了“战略上”的贡献。不过，那时还不是“燃情的岁月”，不应该算组织派对。

　　那年头，经常停课，开会很多，女生在男生宿舍停留的时间越来越多。以后的日子，朦朦胧胧的说也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感觉，他的影子总在我脑海里晃来晃去，我开始喜欢和他说话，在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下，还想探索一下外表严肃清高的他，内心的感情世界又是怎样的?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男生宿舍去拿讲义。那天，男生宿舍留下的人不多，很安静。我们年级的男生住一楼，“阿格明教授”住106室。我一上台阶就听见郑泽厚在106室高谈阔论的声音，于是放轻了脚步走了进去，看见只有他们两人在阳台上，谈得十分投入，他们没有发现我的到来，我拿了一本讲义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背靠着书桌佯装翻看，耳朵却在听他们说话。郑泽厚站着，还不时配合着手势，像是在发表演说一样认真地阐明他的观点：“理智和感情是人类情感世界里的两个侧面，当感情冲动时，人要敢于做感情的主人，应该用理智来控制感情，否则，就会沦为感情的奴隶，但光有理智而没有感情，生活将变得像机器运转一样，节奏单调，索然无味，时间长了，人就没有感情了，这也很可怕，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只好不欢而散。”“教授”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微笑着点头，以示赞同，并说道：“感情和理智是一对矛盾，然而他们二者又是相辅相存的。光凭理智，人就像被囚禁起来，失去了自由；光有感情没有理智，人就会迷茫、放荡、愤怒、疯狂。所以理智与感情随时都要和谐相处，才能达到完美的统一。也只有有理智的感情才是最真诚的、最纯洁的、也是最神圣的。”原来道貌岸然的他内心世界也懂得感情，至少在理论上懂。这不正是我要探索的问题的答案吗?我正想着，被郑泽厚转身时发现了，他高兴地说：“哦!原来你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我答道：“来了一会了，你们的高见我正洗耳恭听哩!你们二位是否在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郑泽厚说：“是呀!你怎么知道?”我一边走上阳台一边说：“他的小说《为什么》、《怎么办》我都看过，该书的内容就是讲感情和理智如何处理问题。”“教授”朝我看了一眼，然后起身让座于我。我们三人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又继续讨论。不一会，有人叫郑泽厚，要他去拉小提琴，郑泽厚走了，阳台上只剩下了我和“教授”，暂时无语，显得有些尴尬。时值深秋，_阵晚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还落下几片树叶，我不禁脱口而出：“花开花谢飞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香榭，落絮轻沾扑绣帘。”他说：“这是林黛玉的《葬花词》，太伤感了!”又问道：“你为何想起这首词?”我说：“也许是触景生情吧!读着玩而已。”口里回着他的话，心里却想：这人平时课余只见他看一些哲理性和科学家传记之类的书，竟对才子佳人之类的芳传也感兴趣。我便问道：“你也喜欢红学?”他说：“这是一部伟大的巨作，不能不读。它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作品，也是一部写实主义作品。”我接着说：  “这‘梦’字充满了浪漫的色彩，而‘红楼’指的是闺阁琐事，便是写实。”于是我们谈论起《石头记》来。他说：“小说原名《石头记》，又名《情僧録》，贾宝玉原是被扔在青梗峰下的一块石头投胎到人间的，林黛玉是一棵绛珠仙草的化身。”我紧接着说：“所以才有‘木石姻缘’的故事存在，但‘木石姻缘’最后还是让位给‘金玉良缘’了，那么，你认为那种好呢?”他答道：“金玉虽被称为良缘，但没有情作基础；木石本为前盟，生来本是心灵相通，情意相投，默契、超脱。”话说到此，我已无心再讨论“石头”的故事了，只是想：他是否有点借故喻今，还是我自己敏感呢?何不壮着胆子问个明白。于是问道：“你喜欢哪种?”他不作答，反问道：“你说呢?”两眼看着我，这时我躲避着他的目光，不吭声，沉静了片刻。他说：“也许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他的回答使我感到有些意外：表面清高而稳重的他，居然能如此勇敢而巧妙地回答了我直奔主题的提问。

　　高山流水，难得知音。从此，我们两心相知。我们在互相信任、彼此尊重的基础上相恋了。为了维护他“教授”的尊严，我们理智、文明，我们没有轰轰烈烈地拍拖，更没有为“爱情至上”闹得满城风雨、死去活来，我们努力的保持“一级絶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这是年轻人极为敏感的事。幷且每次播音结束时，播音员要向听众报告当班的值日编辑和播音员的名字，自然我们俩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他的室友们开始用调皮而神秘的口气冲着他开玩笑：喂!值日编辑……。不言而喻，他的室友们有意无意的要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了。

　　二年级下学期，我班同学要分散到全省各地参加为时5个月的土壤鉴定，出发前，我们约会了一次。那天，正逢端阳佳节，春色满园，宁静的夜晚，美丽的康乐园显得格外妩媚。这时，一钩新月挂在天上，在翠竹环绕的亭子里坐着我和他，也许是由于初相恋而马上又要分离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要说的话又羞于启齿的缘故，相见时我们之间虽然没有了“隔音玻璃”，但都一言不发，还是他打破沉静提出要我唱首歌。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该唱什么好呢?革命歌曲显然不适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虽流行校园，又太明白，“芦笙恋歌”、“天涯歌女”这些又太通俗，不是知识分子表达的方式，所以我没有唱歌，而是轻声地唱了一曲戏文旖旎缠绵而含蓄的越剧《春香传》里的段子：“年年端阳春风吹，今年春风更可爱……但愿百年如今宵，但愿百年人不老。”最后两句我用普通话念了一遍，又重复地唱了这两句。他双目凝视着我说：“谢谢!我听清楚了，词曲委婉动人。”接着，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叠着的信封，将它放在我手心里：“这是红豆，送给你!”我紧紧地攥住了这包红豆，眼中蓄满了泪水低下了头。我们重新又陷入了沉默，一直到他送我回宿舍，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快到女生宿舍了，在路口我往他手上递过一张纸条，我们就分道了。纸条上我恭恭正正的写着七个字：“南归花舫泊韩江”。在于无声处，我们两心相许，“私”词了终身。

　　在土壤鉴定期间，经常要下到基层，流动性很大，我们没有联系。几个月后，工作结束了，班上的同学都回到了学校，可唯独不见了他和郑泽厚，听别人说他们两人到北京大学去了。一星期后，鸿雁传书，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和郑泽厚在土壤鉴定过程中突然被急召回校，系领导决定要他们转学北大读地貌专业，北大是五年制，他们将插班二下一直读到毕业，再回中大工作。那信还没读完，已让泪水浸了个透湿。“粒粒红豆劳惠赠，为君哪能不伤悲”。然而，我还是将思念深深地埋在了心里，理智地接受了这天南地北长别离的现实。以后，每当南国康乐园里大钟楼旁杜鹃花啼遍之时，北方燕园未名湖畔的依依垂柳便倾吐出万屡情思，我们隔着万水千山，共同期待着：花开并蒂。

　　1960年，我大学毕业，回到武汉，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地理系。1961年他北京大学毕业，回到中山大学地理系。1962年，正是武汉炉火正红的7月15日，由系主任梁希杰教授主婚、教研室主任徐宝芬教授证婚，地理系工会为我们一对和我的同事：黄添和牟瑞霞一对举办了隆重的集体婚礼，工会主席景才瑞教授的生花妙笔为我们两对人写下了情深意长的对联，刘燕堂、张贞勤、谭占魁老师为我们贴上好大好大的红喜字，王增学老师还为我们做了圆圆的煎饼……。在司仪袁策明老师的发令下，我们两对新人向我们的同事们深深地一鞠躬，全系教职工欢聚一堂衷心地祝福我们。

　　8月初，先生偕我南归。在广州，也就是我们相见、相识、相知、相恋、相许的康乐园，学友梁必骐、李春初、应秩甫为我们筹办了茶话会，由系教工团支部书记梁必骐主持，邀请了我们大学时的老师和同学，大家欢聚在一起，热情地向我们祝贺。在中大住了三天，我们便启程回潮州。到家的第二天，家里来了好多亲友。正午时分，公公婆婆端坐在大厅中间，我接过大嫂、二嫂准备好的红枣糖水茶走到二老面前奉上，说了句刚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潮州话：“阿公、阿婆请吃茶!”公公婆婆端起糖茶，随即从婆婆手中掉下来一枚金指环落在红漆茶盘里“当!”的一响，我定位成了蔡家的媳妇，做了述明先生永远的“家人”。在这一系列的新旧礼仪中，我们向法律宣誓：要相依相伴到水远。

　　他生在韩江边，我长在长江畔，我们相逢在相思树生长的地方，我们又拥有JJIV／_,多的红豆，我们没有辜负红豆赋予人间的美好愿望——花好月圆。有词为证：

　　南国系红丝，康乐摘红豆；记得同窗共学时，一对相思瘦。

　　江汉定佳期，桂子结佳偶；君子好逑共月圆，不尽多情酒。

　　以上这首“卜算子”词是我班的同学，也是先生当年的室友、我们现在的好友龚伦杰1962年7月所赠。因其内容切实、墨迹人体、笔锋潇洒自如，所以现在我已将填有此词的字画裱糊一新，装在镜框内置于卧室中了。

　　香姐

　　10月的武汉，天高云淡，金风送爽；南湖之滨，丹桂飘香。

　　2003年全国地理学会年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地理学界精英云集在桂子山上。会议期间，10月18日，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原院长许学强和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保继刚在桂苑设午宴招待与会的和在汉的地理系校友。到会的约五十人左右，主要是56级一60级的老一辈和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校友。

　　当时我身体不好正住院，本没打算去，但因我先生在开幕式时曾和大家见过面。见面时，很多学友，其中有好多还不是同班的学友再三交代他，要他转告我：几十年没见了，他们很想见到我。出于不负盛情相邀和自己对学友们的思念，便强打起精神去赴宴。12时许，我一步人宴会厅，几乎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我身上来了，很多同学迎了上来，在前面的几个同学握住了我的手，出人意外的是：他们没有客套的寒暄而是异口同声地问道：“你的鞭子放下了没有?”一时，我不知所答，但还是很快地找到了一句双关语：“谢谢大家还记得香姐!”新老校友，聚于一堂，畅谈各人的创业道路和感叹人生过往自不必说，只是这阔别了几十年的“香姐”此时又回到了我的面前，这不仅仅使我想起了当年，也回到了现在。

　　还是在读高中二年级时，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对全校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由我们的政治老师樊克导演，在全校范围内上演了一幕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很有名的一个话剧。为了更有真实感，演出地点不是在舞台而是选在操场，观众都席地而座。因学校人很多，所以分两次演出，接连演了两场。我扮演剧中街头卖唱的歌女“香姐”。樊克老师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曾亲临街头演出过此剧，因此他导演很有水平，而我那时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小木偶”而已。

　　大学三年级时，也是“一二·九”配合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校要在新落成的大礼堂(风雨操场)汇演。节目中：诗歌朗诵、黄河大合唱、美声独唱“松花江上”等这些大学生的例行节目自然是少不了的。当时系学生会决定，地理系出演《放下你的鞭子》。因为剧本中香姐唱的歌“毛毛雨”没词，也没曲，可能早已失传，但在中学演出时，樊克老师曾口传授予我，所以我会唱，因此“香姐”这一角色只能由我来承担了。这也是我的“传统剧目”。不过，街头剧要搬上大舞台，效果会怎样呢?我带着这个疑问“重操旧业”。这时的我已经是大三的学生，而不再是“小木偶”，所以对角色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台词的道白、感情的掌握、动态的表现、唱歌的声调都自主了许多，再加上“小木偶”的经验，排练时感觉还不错。

　　演出那天，我身穿一套白底红碎花唐衫，上衣的下襬还是圆角的，后面拖着一条用红毛线扎发根的大辫子，一个十足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乡下姑娘。演我爸爸的是经济地理专业的一个男生，他贴着假胡子，带着一顶很旧的帽子，将一件灰黑色的破长衫的一角撩起，用一根草绳扎在腰间。还有一个小男孩，穿着一套破旧的白粗布唐衫，这就是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幕布拉开，台上的灯光亮了，出场时，老汉手持小锣走在前面，香姐将二胡夹在腋下跟着，小男孩则挑着简单而破旧的行李走在最后。三人步入台中，小男孩放下行李担子，拿过老汉手中的小锣敲了起来以招揽观众，这时群众演员便陆续登场，面向观众成半圆形将“卖艺人”围在中间，表演正式开始。

　　老汉一声：“香姑娘!”我应了一声“哎!”随后，老汉拿起二胡坐在破旧的行李上拉响了，香姐附和着老汉的琴声唱了一首“毛毛雨”，接着唱第二首：“高粱叶子青又青，9月18日来了日本兵……”，这首歌还没唱完，香姐突然咳嗽起来，唱不下去了，老汉连忙放下二胡，打躬作揖，为留下观众，便要已气短力乏的香姐来个“鹞子翻身”，香姐勉强用一只手支撑着身子准备打个翻叉，可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在了地上。围观人群中有人起哄，有人摇着头准备走开，眼看这场卖艺又讨不到钱，老汉气急败坏，拿出皮鞭，狠狠地向倒在地上的香姐抽去，香姐忍着痛，不吭声，还挣扎着想爬起来，可没等她爬起来，老汉的皮鞭“叭!”的一声又落在她身上，这时围观人群中有一个工人模样的人站了出来朝老汉大吼一声：“放下你的鞭子!”同时用他那只强有力的手拽住了老汉已扬鞭的手，人群中有人说老汉太狠心，拉着老汉的衣襟举起拳头要揍他，眼看拳头就要打在老汉身上，爬在地上的香姐仰起头来，艰难的伸出手示意阻止，同时哀求道：“好先生，请你放了他吧!”已落在老汉胸前的拳头停住了，围观群众不解的望着地上的香姐问道：“他为了赚钱，把你买来，还这么狠心地鞭打你，你还为他求情?”香姐慢慢地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对观众说：“好先生，放了他吧!我不是他买来的，他是我的亲爸爸。”观众哗然，带着怀疑问香姐：“他为什么这么狠心地打你?”这时香姐用凄凉的声音说了一大段台词：诉说“九·一八”日本鬼子侵人中国后，沈阳沦陷，父女俩从关外逃到关内来，流浪街头，靠卖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原来很爱她的父亲，只是因为常常肚子饿而变得狠心，不时用皮鞭打她。淳檏而善良的香姐一番如悲如泣的诉说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同情，也唤起父亲的良知，老汉弯下腰，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说道：“我简直不是人，她的确是我的乖女儿呀!”这时香姐蹲下身，依偎在老汉腿边，伸手给老汉擦眼泪，老汉拉过女儿的手更是痛苦流涕：“好女儿，爸爸对不起你呀!”香姐仰着头，看着父亲她伤心地哭了，一边还劝慰着老汉：“爸爸，这不是你的错，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家，没有饭吃，饿肚子不但摧残了我们的身子，就连我们的心也都……"街头卖艺的父女俩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苦难的亡国奴生活，对日本侵略者声泪俱下的控诉，激起了围观群众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打倒日本鬼子，还我中华!”“打倒日本侵略者，还我家乡!”“日本鬼子滚出去!”的怒吼声响彻街头。帷幕在此起彼伏的声讨口号中落下，沉静了很久的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演出的目的达到了，演出很成功。我们演出的目的是想通过话剧的形式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而宣传者本人必须先受教育，所以全剧的每一个演员，无论是主角还是群众演员，在演出时都倾注了一腔爱国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在剧中人身上，因为我们都是大学生，要调动起这种感情并不算难，所以演得都很好。而台下的观众也是我们的同学——新中国的大学生，都是热血青年，都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历史上，中国几万万同胞生活在铁蹄下的苦难还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九·一八”国耻在我们心中永不会忘记，“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呐喊仍在我们的耳边振响，它随时在告诫着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我们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几年后我们就是国家的栋梁，中华要崛起，民族要振兴，我们有责任、有志向挑起这副重担：要让我们的国家富强，让我们的人民不再忍饥捱饿，我们任重而道远……。正因为台上、台下的演员、观众都是一个群体，一个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所以我们的演出才得到如此强烈的共鸣。我们的眼泪洒在一起，我们的爱国热情交融在一起，演出效果具有轰动性。据说，当时台下观众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哭了。效果确实不错，所以次年“五-四”青年节又演了一场，这次演出还有中文系的一个独幕话剧《火烧赵家楼》同台竞技。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并不属于那种天真浪漫、无忧无虑、蹦蹦跳跳的活泼型女孩，我很传统，也喜欢安静，我坐得下来。我可以“闭门造车”四五日，甚至更多天足不出户，只是由于爱好文娱，对唱歌、跳舞、演话剧甚至一些地方戏曲都有点兴趣，所以常出现在校园舞台上。然而，让我自己最满意的“成功”“成名”之作还是我的传统保留剧目：  《放下你的鞭子》。因此，很多同学知道地理系有个“香姐”。

　　谢谢你们，我亲爱的学友，“香姐”在你们心中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谢谢您，我的母校——中山大学，您给我们提供了精彩的舞台，让我们展示我们这一辈大学生的博大情怀和动人的风采。

　　剧本已丢失多年，找不到了，我那可怜的食不裹腹的“爸爸，，也不知在哪儿?拉着二胡在街头卖艺吗?这是絶对不可能的。我想，您应该在宽敞明亮的现代化的办公室里，坐在大班桌前接电话，桌上供着一个十分显赫的在国内知名的大公司“总裁”的牌子，你再也不会穿着扎草绳的破长衫，而是一身西装革履，经常出入在五星级宾馆；也许你正在美利坚住房前的草坪上带孙子玩耍；而最有可能的是：您正伏案用你最新的观点在写论文或者在整理你的著作，但至少你是走在小康路上，吃着“金字塔”的营养餐。遗憾的是，至今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只知道你是我“饿着肚子的爸爸”，你的女儿“香姐”在找你!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个大舞台呢?自己在这个舞台上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而对于一个知识型女性来讲，最重要的角色莫过于在事业上和家庭中。既然我出自名牌大学，又是一个成功的课余话剧演员，那么我就会在事业上，在家庭中给自己的角色定位，但是要演好这两个角色也决非轻而易举的事，而是要付出很多很多：成家了，少女时代的花前月下已成过去，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纷杂琐事，望着先生奔忙的身影，我差不多要效孟光“举案齐眉”，只是小锅小灶，无“案”可举，只要将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叫一声：“饭熟啦!”就可以了，结果获得了一枚“贤内助”的“军功章”。对儿女则是尽心尽力地履行着天职，一天天望着他们长大成材，他们给我的是“世上只有妈妈好”的颂歌一曲。要说不累也不合实际，但我还是要感谢孩子们和孩子们的爹，谢谢你们为我搭起了一个好大的舞台，让我展示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做一个贤妻良母。

　　在事业的平台上，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也应该是成功的。华中师范大学衔山抱水，桂魄流光，在全国也算得上是知名的学府。自1960年我被分配到华师地理系后，我带着“中大人”特有的风格：“老老实实教书，规规矩矩做人”，一步一个脚印的在这片土地上辛勤的耕耘了三十七个春秋。我在系主任梁希杰教授和恩师徐宝芬教授的精心培养下，通过了试教，接了徐宝蕖教授的班，任《气象学与气候学》的教学。这是地理学系的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课时很多，幷且多设置在一年级，所以我年复一年的站在教学第一线。看着课堂里这些刚从中学来的学生那张张纯洁的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脸，望着他们对知识渴望的眼神，我敦促自己，我要凭良心，要对得起他们，所以我不怕苦也不怕累，全身心的扑在教学上。虽然我形影瘦弱，但我敬业的精神却十分坚强。正当我深感知识欠缺的时候，我读大学时的气象课老师黄润本和班主任黄美福(黄伟峰)老师“雪中送炭”，给我寄来了一本又一本的理论书和成套的实践指导资料，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主任梁必骐学友给我寄来他的气象专著和教材，他的夫人梁经萍老师给了我一叠又一叠的卫星云图照片。我没有机会去进修，我就自己抽时间到数学系去听课，向数学系的老师和物理系的老师请教，我的知识在不断的加深，不断的更新，教学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我的课程是基础课，在课堂上，我以十分准确而简明的语言，将基本概念解释得清清楚楚，用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出气象学基本方程，并以此来阐明基本理论，我结合实际分析当前天气形势和预测天气的未来，运用具体资料进行野外气象观测分析，说明各种尺度的天气、气候特征，从而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我的课程是理科性质的，我首先要把握住课堂的严肃性，我慎思、明辨每一个教学环节，在严肃中不失生动，严格中又不能教条。我决不刻意去创造生动，但又要不断的启发学生去积极的思考更多、更广、更深的问题。我要尽我所能让学生们从我这里得到很多知识，因为我是一名教师，我深深的爱着我的学生。

　　春天辛勤的耕耘总会带来秋日的累累硕果。学生们在校刊上写我，赞我是“春蚕”、是“蜡烛”，在下面还称我是“漂亮的老师”、“美丽的老师”，这“漂亮”、“美丽”虽为夸大之词，但说明他们是爱我的。学生还说听我的课“是一种享受”。我的教学获得了学生们的最高奬赏，我的音容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那么美好的印象，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所以当我拿到那一个闪着红光的退休证时，我心里格外的坦然。

　　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我所扮演的这两个角色：贤妻良母尚未下岗，在事业上作为一名退休教师，我今生无悔、无憾!

　　今天中山大学地学院院长设宴桂子山，请校友们共进午餐，我是宾；作为华师的一名教师，我又是主，宾主相兼的我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我是“中大人”，我在这里为中大争了光；因为我是“华师人”，我在这片土地上奉献过我的智慧和力量。

　　“中山大学”四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灿烂的光环，只要在这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每个人身上都会折射出母校的光芒。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血脉，我们曾共饮过母亲的乳汁，所以我们都无愧于母校。虽然我们已不再年轻，但是我们却拥有了新世纪的新成果，所以我们今日才能欢聚一堂为母校喝彩。让我们同举杯、共祝愿：我们的母校永远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