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发现甚少，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学者大部分是外国人，不是沙俄的就是日本的，中国人是极少的，发现的文化地点极少，仅顾乡屯、昂昂溪等地，其研究程度也很有限。解放初期，在辽宁南部建平县南地乡的供销社里收购到一支人类的上臂骨，从而引起了国人的重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也曾组织力量普查，但收获不大，后由高等脊椎动物研组室编写了一本“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志”作一研究小结。此后，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古生物的发现和研究就没太大的进展，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情况仍然无多大的改观。但自1972年底，我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调到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工作后，在所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第一个旧石器晚期遗址——凌源西八间房遗址在1973年被发掘，经过研究很快地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上发表了。直到1975年——1976年，凌源鸽子洞遗址，在原来普查的基础上经连续两次发掘其成果也很快地在人类学报上发表。同时由于在1976年——1979年，全国各大区进行地层断代总结工作，开展地层断代和标准剖面的考核，确定时代及其伴生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其成果以论文集和图录形式出版。当时本人被推选为东北大区地层断代工作瓿生代组业务队长，和东北三省地质局和长春地院及各省地质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一起，踏遍白山黑水和现在的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调查、论证、核实整个地区一些新生代的标准剖面。而且对这个时期各标准剖面，文化遗址所出土的各种古生物化石(主要是哺乳类化石)进行系统的研究，最后达到确立若干个标准剖面和从早到晚新生代若干个动物群。为东北地区新生代的地层断代和各动物群的划分和系统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尤其是为东北地区第四纪地层研究和时代的划分，提供了丰富的古生物化石依据。与此同时，也为东北第四纪的古人类、古文化与其生态环境的关系的研究提供充分的实物材料。

　　随着后来在1979年至1983年间，金牛山遗址、庙后山遗址、鸽子洞和小孤山遗址、前阳洞遗址等一系列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才使东北地区的史前文化系列从早到晚地建立起来，填补了原来的空白，而且为全国有关中国人类的起源和史前文化演化及传承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各文化遗址情况的简略介绍

　　为了全面地瞭解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和第四纪地质的关系，我们首先要对这个时期不同阶段各文化遗址的情况有个基本认识，现介绍如下：

　　(一)1933年6月，杨钟健等人在旅顺至大连公路侧畔的红色土层内发现了几片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这是最早发现的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二)1957年8月，在朝阳地区建平县南地乡公社收购来的龙骨(即古生物化石)堆中发现了人类上臂骨化石，经供销社人员的介绍，这些化石可能来自张家营子村附近。1975年5月本人和李传夔、王景文等人，曾对整条南地乡的南地沟进行了较为仔细的考察，结果仍未发现什么线索，所以至今建平化石的具体出土地点还是一个谜。

　　(三)1965年10月，在文物普查中，在喀左县水泉乡首次发现鸽子洞群，其中在勺子洞中发现了旧石器。这次的发现，为后来在1973年5——6月在喀左县水泉乡鸽子洞中发现了含人牙化石的鸽子洞旧石器文化遗址打下了基础。为此，后来接连两年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出土的遗物包括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人工打制石器、骨器和一颗小孩的牙齿化石。

　　(四)1972年9——10月，在朝阳地区凌源县草帽山大凌河边Ⅱ级阶地上发现了西八间房旧石器文化遗址。发掘中出土了一批细小石器，加工十分精细，其中以喙背刀刃为最具特点。这批打制石器次年很快由本人整理研究出来，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上发表，这是首次公布的在辽宁省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末的遗址。

　　(五)1973年5—6月第1次及1975年夏天对鸽子洞(即K7301A和B)进行第2次发掘，两次发掘自鸽子洞A洞地层中，出土了石制品约300件和22种属的古生物化石。以及包括牙齿、顶骨、颞骨、和髌骨等四件人类化石，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烧骨和骨器。用火痕迹相当明显，因为有很厚的灰烬层。张森水先生认为这是有可靠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年代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其堆积剖图和地层划分各种文化遗物。

　　根据多位元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认为，当时当地的古人类对制作石器的原料已经有严格的选择。打片基本上使用锤击法，偶有砸击法的痕迹。

　　无论石片或石核，自然台面者居多，少见台面脊者，是否与修理台面有关，因例子太少而难于肯定。

　　常用较原始的毛坯来制造石器，是鸽子洞石器工业技术的一大特征。修理技术主要用锤击法，以单向修理为主，且多向背面打击，同时使用错向加工和两面打制的方法。由于不经直接打击，致使刃缘多是缺口状。刮削器是主要器种，其余还有砍砸器，尖状器等。各类石器在形态上缺乏相对的稳定性。鸽子洞出土的石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与山西和陕西早期旧石器地点和周口店第1地点出土的同种石器颇为相似。鸽子洞的石器，无论从类型上、尺寸上以及制作方法上，均与周口店第l地点上部地层，第15地点和山西垣曲南海峪的旧石器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而与豫西三门峡地区——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系统有较大的区别，鸽子洞旧石器与国内现有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相比较，差异相当明显。这说明了可能属于时代不同的产物，相反在文化性质上与北京人文化较为密切，可视为北京人文化往北辐射的轨迹。

　　鸽子洞遗址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含多种文化遗物的遗址，对此遗址的研究也比较深入。虽然迄今为止仍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对直隶狼的鉴定是否存在着问题，还有关于遗址的时代和年龄等问题，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但总的来看分歧并非绝对的。比如对直隶狼的鉴定，原来最早鉴定者是在下，我认为属直隶狼，后来张森水先生和吕遵谔认为是一般狼，而祁国琴在争论发生后再一次把鸽子洞动物群进行研究，她的研究结果认为应是似直隶狼。祁国琴女士是我国研究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的资深学者，她的研究结果可能更可信些。吕遵谔先生是一个研究史前文化的行家，研究文化可能在行，如果要求他在第四纪古生物化石的鉴定上一样准确，真有点难人所难了。在是否存在骨器问题上，原作者认为有，而张森水先生认为鸽子洞遗址出土的大量骨中，有一部分已肯定有人工打击痕迹，但是否包含有打击骨器，还有待深入研究后才能肯定。本人认为这两种讲法，本质上是一样的，差异不大。在年代上的差异，迄今为止，大家的看法绝大多数都认为鸽子洞遗址是我国旧石器文化中期的一个代表性遗址(尤其在北方)，其差异上不过是应放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早一阶段呢还是放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晚一阶段更为合适而已。只有吕遵谔先生认为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从整个动物群的组成上看，鸽子洞动物群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个生活在寒冷期的动物群。而根据研究大气候的学者认为，在距今5万年—7万年间有一个寒冷期，这与整个动物群组成性质是一致的。另方面，从其地层岩性面貌来看，没有钙板层等代表温暖气候的碳酸岩溶解后再凝结的沉积，在洞穴地层堆积中只有许多棱角分明的角砾，土色呈灰黄，也没有胶结。在整个动物群中没有代表温暖气候的种类，多数是草原型的物种，如达呼尔鼠免、硕旱獭和上头田鼠，披毛犀等化石种类。表明当时气候是寒冷的。

　　(六)金牛山遗址

　　金牛山遗址地处辽宁省营口县即今大石桥市西南8公里的西田屯村西边的一座孤山上。从航空照片上来看，此小山丘颇像一个牛心形，故又称牛心山。它的地理座标：东经122°26'30"，北纬40°34'40"。其实在金牛山被发现有人类文化遗物前，一直被人称为一个古生物化石点。因为日俄占领时期，特别是日本人占领后，日本人曾派人在此调查过，发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所以一直称之为化石点。

　　自1974年5月8日金牛山联合发掘队进入发掘现场，5月10日开始发掘后，一直到1978年10月20日止，一共进行过四次发掘。前三次(即1974年、1975年、1976年)发掘均由联合发掘队负责执行，第四次(即1978年)的发掘是营口市博物馆自己独立进行的。还有一次是1984年秋，北大吕遵谔先生带领着考古专业研究生班学员来金牛山实习，最后发现了金牛山人化石。所以明确地说应该有五次的发掘。由金牛山联合发掘队负责执行的前三次发掘，可以说是开拓性和试探性的，虽然每次的发现都比较丰富，但对整个遗址各个点的情况是不太清楚的，是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去做的。每次发掘完毕后的研究成果也只能说是阶段性的成果，谈不上是整个遗址的成果。到了第四次发掘，从出土的文化遗物来讲是最丰富的一次，而且揭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给金牛山遗址的研究工作起了促进作用。第五次发掘最有意义的是发现了金牛山人化石，这次发掘不仅获得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而且还有不少的肢骨和脊椎骨，对研究这一阶段的人类进化十分有意义。

　　经过这五次发掘后，金牛山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已十分丰富，不管是石器、古生物化石、人类化石以及骨器等等，都相当丰富。虽然前三次发掘后都有研究报告发表，但都属于阶段性成果，不足以反映金牛山遗址全貌。到了第五发掘过后情况却不一样，是到了进行一次综合性研究的时候。所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郑绍华、韩德芬、候连海、尤玉柱等人和营口市博物馆崔德文等人一起，以金牛山遗址第四次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为基础，结合对比前三次发掘的研究报告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研究，把前三次发掘后所未能解决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解释。当然，这次综合性的研究，也并非把金牛山遗址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因为金牛山遗址包括的文化点比较多，现已发现的已有A—F个，各文化点的堆积情况也不尽相同。迄今为止，以A点和c点最具代表性，我要在此介绍的也是以这两地点为主，其它地点为辅了。

　　张森水等(1993年)研究了1978年A点发掘所得的全部标本后，把综合研究的主要成果结集于《金牛山(1978年发掘)旧石器遗址综合研究》—书中。这些室内研究成果对金牛山遗址今后的研究工作将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

　　下面让我逐一给予介绍。

　　1.地貌及地层

　　①金牛山遗址A点堆积剖面的地层划分

　　经1974年第一次发掘，A点的堆积物已被挖到了20米深，研究者按其岩性不同将其自上而下划分出6个地层：

　　第1层，碎石层。为大理石碎块，顶部有厚10厘米褐色亚粘土含碎石堆积层。这是晚近人工堆积而成，层厚0.4米，未发现化石。

　　第2层，含碎石黑褐色亚粘土层。碎石为白云质大理石，呈棱角状，直径一般为3—5厘米。层厚约1.5米，未发现化石。

　　……侵蚀面……

　　第3层，黄褐色亚粘土层。这层只局部地保留在第4层的上面。具小孔隙及白色钙质菌丝状结构，裂隙面有黑色的铁锰薄膜，为古风化壳的残留部分。层厚O.8米。只发现少量啮齿类哺乳动物化石。

　　第4层，淡橘黄色亚粘土层。堆积较为致密坚硬，其中含有白云质大理石碎块及钙质结核，直径多为2～3厘米，个别大者可达10厘米，多呈棱角状。富含动物化石，以小型哺乳动物化石为多，层厚约2米。

　　第5层，棕褐色亚粘土含碎石层，碎石主要是大理石，还有少量的菱镁矿石。直径最小者仅几厘米，一般为20～30厘米，最大的可达1米左右。从中除发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外，还首次出土l件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片，以及零星的用火痕迹等，层厚4米。

　　第6层，棕红色角砾岩层。角砾主要为大理岩，次为绿泥绢云母片岩和菱镁矿，砾径最少的20～50厘米，大者可达1.2米。其间填充综红色粘土。越往地层的深部，粘土颜色越发红，局部由于淋滤作用使碳酸钙富集胶结成岩。出土变种狼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材料等。此层当时已挖部分厚约4.5米，尚未见底(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6年)。

　　②金牛山遗址C点堆积剖面的地层划分

　　这是一个较典型的裂隙堆积，经第1次发掘后，研究者根据剖面的岩性差异而把地层也划分为6层：

　　第1层，黄褐色亚粘土层。顶部呈灰色，往下渐变为黄褐色，内偶见大理石碎块，直径均在4厘米以下，具有孔隙。出土有披毛犀化石及1件骨制品，该层厚3.1米。

　　第2层，灰黄色亚粘土层。含大理石及菱镁矿碎屑，碎石直径一般为l～2厘米，个别可达20·30厘米。层理发育，沿层面含有砂及黑褐色植物残体和少量钙质结核等，内夹灰褐色亚粘土扁豆体。未发现化石。层厚1.6～2.2米。

　　第3层，棕黄色亚粘土层。内含少量碎石，主要是大理石，少数为菱镁矿石，一般砾径为3～5厘米，个别可达20～30厘米，呈棱角状。出土有披毛犀和赤鹿化石等，此层厚2米。

　　第4层，棕黄色亚粘土含碎石层。此层碎石占40％～60％，碎石含量随深度增加。碎石多为大理岩，少数是菱镁矿石，块径一般为10～20厘米，大者可达60～70厘米，含大河狸等化石。

　　第5层，灰绿色粗砂层，砂粒棱角分明而较粗，一般粒径为0.5～1毫米。其间有1～5毫米的细砾石，亦具棱角状，层理清楚，堆积物有轻度胶结。含动物化石，人类用火痕迹和打制石器材料等。此层厚0.4～0.7米。

　　第6层，棕红色角砾层。角砾大者可达1米多，角砾间有红色粘土填充，在其中发现有三门马等多种化石和人类用火遗迹，但未见底。已发掘部分厚达2.6米。比较异常的是在此层中发现几块似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灰岩石片和硬质泥岩石片。

　　A、C两文化点从岩性特征的对比来看，它们的地层关系是：C点剖面上没有A点的第1、2层堆积(Q4)；c点的第1、2、3层和A点第3、4层堆积相似，被视为同一时期的堆积物；而c点的第4、5、6层则与A点的第5、6层相当，属于同一时期的沉积地层。

　　但随着发掘次数越来越多，其地层深度则越来越深，涉及到洞穴和裂隙的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A文化点，由于它是一处裂隙洞穴堆积，在洞穴的形成中条件比较复杂，大都是地质构造(主要为断裂节理)的控制而发育形成的。A点的漏斗状溶洞在地表径流的作用下洞壁容易造成坍塌，也容易将一些填充物携带走，形成次生的孔隙，由次生孔隙扩大逐渐形成次生溶洞，次生溶洞又成为晚更新世新的堆积物堆积的埸所。但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溶洞中紧靠洞壁围岩部分的堆积物，由于长期在富含碳酸钙的地下水的渗透作用下，相对来讲有一定的胶结现象，不那么容易被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冲蚀而带走，仍然保留在漏斗状溶洞中。这些堆积物和后来从洞口上冲进来的填充物所构成的次生堆积，就不是同一时代的堆积物，但处在同一水准深度。如果我们不及时发现这一现象时，将会给我们判断各文化层的年代带来不可确定的因素，这种现象在古生物化石的垂直分布上也可反映出来。

　　不管情况如何，经过1978年的第四次发掘后，从A点出土的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都丰富得多，清理出来的剖面及其岩性面貌更加清楚。因此，在.1993年的综合研究中尤玉柱等根据崔德文在1978年发掘现场绘制的剖面图对A点地层及其岩性作如下的描述和划分：

　　第l层，碎石层。杂色，由未经冲磨的角砾碎石块和砂组成，属近期开山采石作业中形成的堆积层。不含化石，层厚1.1米。

　　第2层，呈黑褐色含砾亚粘土层。砾石为大理岩石块，直径一般在lO～20厘米，层内偶见砖块和瓦片。不含化石，层厚0.6～0.7米。

　　第3层，呈棕黄色含砂砾钙质粘土层，因钙质含量较多，故胶结坚硬。内含大理岩石块，一般砾径为4～6厘米，最大者可达1.9米，部分碎块已胶结成岩。出土的化石有剑齿虎、转角羚羊、鹿、免、狼、披毛犀和食虫类等。此外在发掘面的中部还发现有烧骨和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碎骨片。层厚1.5～1.9米。

　　第4层，淡橘黄色含角砾砂质粘土层。本层胶结较好，致密坚硬，所含角砾多为大理岩块，砾径3～6厘米，偶见可达2.2米者。局部地方因钙质富集而形成近1米厚的钙板层。此层出土的化石有剑齿虎、转角羚羊、獾、野猪、狼、大角鹿和啮齿类等。在发掘面中部见有两处灰堆。层厚1.8～2.8米。

　　第5层，角砾层。呈棕褐色，砾石最大的直径可达4米，内中有粘土填充，胶结甚好，致密坚硬，层内化石丰富，包括有居氏大河狸、大角鹿、葛氏斑鹿、斑鬣狗、野猪、獾和啮齿类等。层厚3～4米。

　　第6层，棕红色含角砾砂质粘土层。角砾大小差异甚大。层内除发现人类化石外，还见有大角鹿、硕猕猴、貉、獾、熊、獐、啮齿类和食虫类化石。以及有灰烬、烧骨和人工石制品等。剖面地层出露已有4.9米，但仍未见底。

　　从上述剖面中可以看出，除第l、2层明显属于很晚的堆积物之外，其余3～6层的堆积物，除土色有些区别外，从出土的古生物化石来看，似乎差别不大，相当混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地层没有准确地划分。因为对这个洞穴遗址的成因不太清楚，不知道在A点存在不同时期的地层复合体。另外，对各文化层出土的古生物化石，由于无法辨认而在出土层次上有记错之疑，所以最后造成如今之混乱。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在综合研究中，尤玉柱等认为有必要将A点第4次发掘剖面重新划分，结果由下而上分为9个地层：

　　全新世(Q4)

　　第9层，碎石层，层厚1.1米。

　　第8层，黑褐色含碎石亚粘土层，碎石直径0.1～0.2厘米，内夹杂有砖头和瓦片，明显地属于近代堆积物，层厚O.5～0.7米。

　　——平行不整合——

　　晚更新世(Q3)

　　第7层，淡黄色类黄土层。具孔隙和垂直节理，结构上与华北马兰黄土相似，宏观上是由山坡上的披盖物组成。层厚1.5米。

　　第6层，灰黄色亚粘土层。含碎石块，其中可见富含啮齿类骨骼的灰色泥质条带。骨骼石化程度较低。层厚2～2.5米。

　　第5层，角砾层夹细沙，粘土透镜体层。含较多的晚期哺乳动物化石以及人类生活及文化遗物中的碳屑和石制品等。层厚5.4米。

　　第4层，淡棕色夹角砾粘土质砂层。出土人类肱骨远端化石一根。层厚3.5米。

　　——角度不整合——

　　中更新世(Q2)

　　第3层，角砾石层。内夹棕红色砂质粘土。层厚2.5～3米。

　　第2层，块状砾石层。内夹棕红色粘土质砂。底部有一层粗砂层。层厚为7.5～8.5米。

　　第1层，角砾石层。内夹粗砂透镜体。可见厚度约2米。(尤玉柱，崔德文，1993)

　　从上述的地层划分中可以看出，随着发掘的深入，深度在变化，研究的程度也在变化。发现A点存在不同时期的地层复合体，这点十分重要，这可解释了一些前几次发掘时出现的不能解释的现象。但总的来看，本质上差异不大。首先，大家都把地层划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上部分为更新世晚期的堆积，下部为更新世中期的堆积(顶部为全新世暂且不管)。至于上、下部分界线的划分则有所不同，特别是综合性研究报告中的研究结果，和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6)在《辽宁营口金牛山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及其意义》一文以及本人在1981年发表的《辽宁地区远古人类及其文化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对金牛山A点的地层划分基本格局趋于一致。这三者与1984年的第5次发掘的地质剖面则差异较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原因是当时人们对A点存在不同时期的地层复合体没有足够的认识。把一些原来本应属于更新世期的地层，由于发现了个别时代比较早的动物化石之故，也划到更新世中期的堆积中去。结果给人们一个印象，金牛山A点，除了顶部属全新世堆积外，其余则全属于更新世中期的堆积。这显然是不对的。

　　金牛山C点是一个裂隙型的漏斗溶洞，但不象A点那样垂直。C点洞内堆积物的原始层状结构清楚，没有重新切割和再沉积的迹象。所以堆积物保持着正常的产状，层理清晰。但观其整个洞穴形状，也不是远古人类的居住地。根据1974年第1次发掘后的研究结果(可看c点剖面岩性地层划分图)。在C点第1层中曾发现1件中型的穿孔骨器，第2层中发现过具有粗磨和打制技术相结合加工而成的骨锥(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6)，这两件文物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是正确的。在其下部地层中曾出土过梅氏犀和大河狸的化石，时代比较早，定为中更新世是不成问题的。C点的地层划分是比较简单，不象A点那么复杂。但基本上也是有更新世中期和晚期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

　　2.文化遗物

　　①石器

　　经过1974年和1975年两次发掘，出自金牛山遗址A点和C点下部堆积地层内的石器材料，总共只有19件，按分类统计，其中有9件为石片，1件石核，7件刮削器，l件尖状器和1件雕刻器。可以划分为石片、石核和石器三大类型。

　　石片又可分为锤击石片和砸击石片两种

　　石核只有1件，属于比较典型的砸击石核

　　石器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三大类。其中7件刮削器中又可分为单刃、复刃和半园形三种。尖状器只有1件，由脉石英石加工而成，可称为纯尖尖状器。这种尖状器在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15地点和丁村遗址中均有出土。雕刻器仅1件，以上描述的是金牛山第1、2次发掘所出土的，此外，1976年第3次发掘中在首次发现人类股骨化石的同时，还清理出少量人工石制品(这部分的石器材料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尚未研究发表)。1978年第四次发掘，从第5～6层清理出21件石制品，这些石制品中以石英为原材料的有16件，其余有3件以石英岩制作，有2件用灰岩打制而成。这21件石制品中同样可分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类型。内中包括石核，共有3件，均为多面体石核。体积较小，全为宽体石核。

　　石片，共7件，其中有锤击石片6件，砸击石片1件。

　　石器，共9件，大小差异相当大，但多数是小型的，可分为刮削器和尖刃器两大类型。

　　刮削器，共7件，特点是加工粗糙，式样各异。内中可分为单直刃刮削器(2件)；单凸刃刮削器(1件)；单凹刃刮削(3件)。此外，还有端刃刮削器(1件)，尖刃器(2件)。

　　从上述石制品的介绍中，张森水、崔德文等认为其技术、工艺和文化特征可归纳如下：

　　第一，制作石器的主要原料是石英，打片采用两种技术，锤击法和砸击法，锤击标本多，砸击标本仅1件。石核形制不甚规整，多为自然石面，石片基本上呈梯形，且多是打击台面。

　　第二，工具基本上是以块状毛坯经二次加工而成。石片工具仅1件。工具分两类：刮削器和尖刃器，其中刮削器占多数，可再分为单刃组和端刃组，尖刃器则有正尖和侧尖之分。

　　第三，工具以中小型者居多。长度超过6厘米者有3件，重量超过50克的有3件，分别见于单直刃和单凹刃刮削器类中。

　　第四，修理工作采用锤击法，而且是以硬石垂加工，刃口上可见集中的打击点。由于修理工作粗糙，致使器形不规整，刃缘曲折，使用效果不佳。其加工方式以向背面修制的居多，个别采用向破裂面或复向加工。修制工具多用陡向加工，故刃口多较钝，刃角基本上在70°上。

　　上述石器性质表明，这些石制品仿佛是当时人类偶用型的石制品，不能代表当时当地石器工业的技术，工艺水准。加之数量少，品质低，可进一步推测，我们的发掘还可能不是“金牛山人”久居之生活面遗存(张森水等，1993)。

　　综合研究报告中小结的这些特征也概括了1974和1975年头两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的特征。

　　对上述的观点，本人觉得颇有道理，但认为由于石料是石英或石英岩，这种石料在做石制品时，对上述中某些特征，如使器形不规整，刃缘曲折等等，都是自然的现象，与加工技术和工艺可能关系不大，这种现象在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的上万件石制品中同样出现。

　　②骨器和用火痕迹

　　A.骨器

　　在金牛山遗址A点和C点地层中出土了大量的碎骨片，发现这些碎骨的破碎原因，可能有以下四种情况：第一，可能是受地层压力而破碎的；第二，是啮齿类动物咬碎的，因骨片上留有清楚的咬痕；第三，人工敲砸破碎的，因在一些骨面上留有敲砸破碎的痕迹，这可能与人类敲骨吸髓有关。第四，还有少许碎骨不属于上述的情况，因为它们没有骨髓，而是一些大型肢骨骨片破碎后，再由上面向两面打击出钝锐的尖。或由一端以及两端的破裂面向骨腔面打击出刀状，这种现象肯定是在破碎后再行加工的并非是自然破碎而成的，而且这种打击常常是连续进行的。

　　为了便于研究，研究者将骨器标本大体上分成有刃类和有尖类两种，而有尖类占更大的比重。现分别描述如下：

　　有刃类，中的2号骨标本，它是一管状骨片，骨型较厚。从观察中可发现，先在其一端打下一较大的骨片，使这部分变成钝锐的斜边，然后再加以打琢，其上留有4条平行的骨片疤，修理成象刮削器的刃口，边缘上似有变钝现象，这可能与使用有关。在其下部也有从里向外打下小骨片的痕迹，这是一类。

　　有尖类，这一类中可再分为锐尖和钝尖两大类型。

　　锐尖型可以原野外编号为71号的骨标本为例，这是1件加工细致的器物，修理工作主要在尖部，各个方面都有打击痕迹。右侧由里向外打击，背面顶端是横向打击，顶面则垂直打击，骨片疤重迭，使尖端成多脊的锐尖。不过这个部位有摩擦变钝的现象，可能与使用有关。

　　钝尖型则更多，可以，5号骨标本为例，前者由右侧向内打击，形成连续的骨片疤痕。在前部，先由顶向外打击一个小骨片，然后在尖端再加以修琢，使之形成钝尖。尖端有明显的变钝现象，打击时形成的棱脊变得钝，可能是由于使用所造成的。72号骨器标本，其右侧上部是自然破裂面，左侧由顶斜向打成凿子形。这件标本外侧中部以及两面都有连续打击的痕迹，骨片疤稍有重迭，边缘呈波纹状，在其向外壁打击的骨片上，放射线清晰可见。

　　至于金牛山A点的碎骨片中是否一样存在着有人工打击痕迹的骨制品。金牛山联合发掘队在1978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也曾经提到，把金牛山遗址A点下部地层中出土的一些骨器标本加以描述，其目的是为研究骨器问题提供一些新资料，说明对旧石器时代早期我国是否存在着真正的骨器问题深入探讨。

　　其实，在1974年和1975年两次发掘中，在金牛山遗址c点的上部地层中，曾获得两件真正的骨器。其中一件是由动物尾椎骨制成的穿孔器，器身长、宽、高分别为6.9厘米、4.1厘米、2.4厘米，石化程度中等。同层伴生出土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和驼鸟蛋壳碎片等。这件穿孔器的加工方法如下：先将尾椎骨打去一半，然后将破裂面刮削平，对其背面关节面突出部位也作了修整，使之与椎体面约略等高，接着在椎体中部穿孔，孔是两面对刮成孔的。刮孔工作细致，孔壁平缓，园弧度较均匀，孔径由大渐渐变小，孔最小径长略小于宽，长轴径1.12厘米，横径1.15厘米。其背面，由于椎体面呈鞍型，高低不一，骨面与孔的最小径之间的距离各部位也有差异(O.58～1.55厘米)，这个面最大孔径为2.15～I.6厘米，最小孔径为1.3～1.09厘米，均为长轴径大于横径。背面孔的加工较差，孔壁凹凸不平，孔不甚园略有弯斜。

　　穿孔骨器在黑龙江满州里市附近的扎赉诺尔也曾发现过，是件穿孔的鹿角块，孔是方形的，有人认为是用金属器具钻的。

　　此外，1975年在c点洞口洞顶坝旁的上部堆积中(相当于洞内第2层堆积)发现了一件磨制的骨器。与其伴出的还有披毛犀，恰克图扭角羚和多种啮齿类碎骨。它的长、宽、高分别为6.6厘米、1.9厘米和0.8厘米。加工程式似乎是先将骨内壁加以打琢，使骨面平整，在两侧边上留有明显的打击痕迹，标本下半部仅有粗糙的磨制痕迹，未改变弧形骨面，骨面上可见稀疏和较粗糙的磨擦痕迹。其上部左右两侧各打去一块骨片，使前端变成窄尖，再由尖端向内壁打琢。由于打落两块小骨片，顶端变成凿子状的刃口，呈一较典型的骨锥。

　　磨制骨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重妻的工业文化成就之一，而且在我国出现的历史较早。最早发现于周口店第4地点，还有湖南桂阳、四川资阳和广西柳州等地，穿孔的装饰品，除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有大量出土外，山西峙峪等地也有发现。金牛山的穿孔骨器体积小且轻，做工具有点不合适，所以研究者认为应算装饰品类为宜(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8年)。

　　还有，在1978年第四次发掘时，在遗址A点下部地层出土的骨制品至少有33件，共分11个类型。

　　B.用火痕迹

　　金牛山遗址的用火遗存，主要发现于西侧C点裂隙洞穴内的下部地层，即在第4层以下的堆积部分，在此同时发现零散的用火遗迹，其中有烧土块、灰烬、木炭粒和色泽多样的碎骨片。其中有黑、灰、棕黑、蓝黑等多种颜色，还有的已变形或龟裂。这种烧骨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里是屡见不鲜的。为进一步肯定其性质，研究者对其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不是铁锰质的污染，而确是烧烤的结果，含炭量为3.1％。这些用火的证据虽然不是原生堆积，但从炭粒、烧骨等无明显的磨园度看，原来的篝火堆可能就在洞穴附近，是经地表水短距离搬人洞内的。在烧骨中，以啮齿类、兔类和鹿类的肢骨为主，这说明当时的古人类主要狩猎的肉食对象就是它们(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8)。

　　此外，通过1978年第四次发掘，又从A点的第3～4层中出土烧骨，在第4层发现了灰堆遗迹，从第5～6层清理出21件石制品，还有用火遗迹。而且从第3～6层清理出约l万多件的破碎兽骨中，已经挑选出几十件加工痕迹确定的人工骨制品。这些标本的研究帮助我们对金牛山遗址的性质和文化特征有进一步的瞭解。

　　③金牛山遗址A、C点文化层的地质时代及其文化性质的对比研究

　　在张森水、崔德文(1993)的研究报告中，他们认为仅仅根据金牛山遗址A点已发现的文化遗物来判断其时代是困难的。若综合地层和古生物资料，将其时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偏后的阶段或稍晚是可取的，与文化遗物研究也不矛盾。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他们指出原来认为A点的第3～4层在时代上相当于c点的第1～3层(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6)的说法是不稳妥的。因为A点第3～4层始终未发现磨制工具，故时代上要早于c点。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可把A点第3～4层看作是—个时间单元，在地质时代上均属于中更新世中、晚期的沉积地质。

　　对此观点本人认为，不能因为在A点迄今为止仍未发现磨制工具(指骨锥)，就认为其堆积物时代一定早。如果把A点地层的复杂性这一因素考虑进去，有不同时代堆积物的复合体存在，在A点的填充物中仍有晚更新世的填充物存在。尤玉柱、崔德文1993年在综合研究报告中也认为，根据对目前发掘后残留下来的剖面观察，两种不同时代的堆积物还是有差别的。虽然都以角砾占多数，成分以白云质大理岩为主，填充物的物质却很不同。中更新世晚一阶段的填充物和上部地层都是棕红色砂质粘土，而晚更新世的填充物。是淡黄色砂质粘土，且有更多的泥质成份。

　　④小结

　　A文化性质

　　直至1993年发表的《金牛山(1978年发掘旧石器遗址综合研究)》一文为止，金牛山遗址已发掘了五次之多，每次发掘都有收获。尤以1978年第四次和1984年秋第五次发现更为重要，第四次发掘出土了许多前三次发掘所没有发现的古生物化石，种属也由42种曾至52种，新出土的种属包括金花鼠、居氏大河狸、似师氏河狸、红背鼠平、黄氏田鼠、根田鼠、崔氏剑齿虎、韩氏剌猬、最后斑鬣狗、丁氏虎等。1984.年秋第五次发掘，虽然面积不大，但发现了较多的人类化石(即后定为金牛山人)。使金牛山遗址成为一个具有古人类化石，大量古生物化石，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骨器和人类用火痕迹，全面的旧石器文化遗址。

　　从金牛山遗址A点和C点出土的石制品来看，反映出他们是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在技术工艺上都属于我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石器工业传统。与北京周口店第l地点上部地层出土的石器材料十分相像(张森水等，1993)，这种文化现象，可能是文化趋同现象，也可能是文化传统上密切相关的反映。可以作为北京直立人文化向东北地区传播的证据。金牛山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和本溪庙后山出土的石器材料迥然不同，主体类型和加工方式均不相同，为我国北方旧石器文化类型存在着多样性特征提供了实物证据(张森水，崔德文，1993)。

　　在A点首次发现了灰堆遗存以及灰烬层等，表明了当时的金牛山人已有较高的控制火势和保存火种的能力。

　　金牛山遗址中发现的碎骨数量颇大，从中找出了可靠的骨制品，但数量极少，不到碎骨总数的1％，在骨制品中，有些类型是国内此前尚未记录过的，类似砸击的标本也是首次发现的。在骨制品中，约有20％的标本可以看作是打击骨器，其中一端具有类似石器中雕刻器打法的器物也未曾见于报导，属于新发现的打击骨器类型。已知的打击骨器有三大类型：尖刃类、边刃类和雕刻器刃类。打制方法以锤击法为主。但修理方法有三种：向外、向内和复向加工。加工清楚的打击骨器的发现，使得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是否存在打击骨器的问题变得更加明朗和确定。这也是金牛山遗址大量出土骨制品的重要意义所在(张森水等，1993)。

　　B年代的确定和地层划分

　　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各有不同的，在宏观范围来看，金牛山旧石器遗址范围内，已经发现含人类和动物化石的地点共有6处，这些裂隙和洞穴堆积物，其相对年代可以分为早晚两组：第一组属于更新世中期，它们是A点、B点、C点的下部第4～6层(即后来把A点的地层划分为11层时的第5—11层)，以及D点和F点的全部堆积；第二组属于更新世晚期，指的是A点、B点和c点上部的第1～3层和E点的全部堆积。在第一组中，A点和C点下部地层的相对年代大体相当，属于更新世中期偏后阶段或稍晚，但c点下部地层的时代不能排除略晚于A点下部地层时代的可能性(张森水等，1993)。

　　从地层学来看，如果以A点第4层为界，将剖面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下部地层以综红色砂质粘土为主，颜色较深，上部地层以灰黄色粘砂土为主，颜色较浅，与华北地区第四纪堆积相比，棕红色砂粘土与离石黄土相当，应属中更新世。灰黄色粘土则与马兰黄土相对应，归人晚更新世为宜。按地层岩性分析来划分其年代不是不可以，也是很重要。但遇上了金牛山A点那样的近乎垂直的裂隙洞穴的次生溶洞在原有的漏斗溶洞中发育，出现次生溶洞被晚一阶段的物质所填充，这就形成了不同时期堆积物的复合体。这给以地层堆积来判断地层年代增加了不少的困难，但如果在地层岩性分析的基础上再加上古生物地层分析，对其相对年代的确定还是不难的。如综合研究报告人所说的，通过对地层的进一步观察和对1978年主要出土物的垂直和平面分布的分析，提出了新的看法，在A点存在次生洞穴和局部再堆积的观点，属于中更新世晚期的堆积物只存在于靠近两壁处。已发现具有断代意义的剑齿虎(Homotherium Suii)和居氏大河狸(Trogontherium Cuvieri)等都发现在这部分的堆积物中。中部的堆积可能属于晚更新世的早期，有代表性的化石如披毛犀(Coelodonta sp.)和最后斑鬣狗(Crocuta ultima)以及人类化石及其他文化遗物和遗址，均产自这部分的堆积物中(尤玉柱、崔德文，1993)。

　　不管如何划分地层，但总体来说，金牛山遗址的堆积，迄今为止还是存在两个不同时代的遗存，一个属于中更新世的，一个属晚更新世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至于两者的分界线在哪，或者是否存在更早期的堆积物?这是可以作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当然，亦有人认为金牛山A点溶洞没有中更新世的堆积，金牛山人的堆积以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都是晚更新世的(黄万波，1987)。如果这结论准确，那么金牛山人的属性就变得简单了，但古生物化石的鉴定结果并没有支持这种观点。

　　谈到地层断代问题时，很自然地使人想起了金牛山人的年代的争论，从人骨化石本身的特征来看，吴汝康、贾兰坡等一批资深古人类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们认为，金牛山人的形态特征较北京猿人头骨进步，更接近大荔人，所以应属于我国早期智人阶段的古人类。而作为金牛山人化石发现者之一的北京大学吕遵谔先生及其部分弟子们则认为，金牛山人若果不能归属于晚期直立人的话，起码应把它归属于晚期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度阶段的古人类，可称其为“智猿人”。这种分类法在世界上是否可行?由于我不是研究古人类的，所以难于发表任何意见。但我瞭解到关于金牛山人骨化石发现的全过程后，加上金牛山遗址前三次的发现、整理、研究，本人都是直接参与者，1978年第四次发掘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参加了发掘后的检查和验收工作。我清楚地记得，第四次发掘虽然是营口市博物馆独自搞的，但仍然遵照正式发掘的规程进行，发掘完毕后，整个发掘现场清理得非常乾净，可能正好挖掘到和第六层堆积交接的钙板层或是旁小洞的洞顶钙板层。十分乾净，底部无未发掘的堆积物。第二个印象是，第四次发掘出土的古生物化石标本数量和完整程度都胜于前三次。种属当时估计肯定会有所增加。但是由于没有参与整理研究，具体情况说不出来。因1984年底我就离开了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调回老家广东。当发现金牛山人化石后不久，北京大学研究生班的学员回北京路过渖阳时，曾有部分学员到我考古队办公室来，希望能看看我们前三次发掘出土的标本。借此机会我曾向他们提出要求，希望能让我看看金牛山人化石，但他们说十分遗憾，人化石不在他们手里，他们手里只有人化石出土时周边的土壤标本。我看完后当时就问了他们一句，这是哪一层的土壤?他们回答说第6层，即是当时发掘暴露出来的最底层。当时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些土样不是第六层的堆积，而是第五层或更上一层的。如果他们把这些土壤作为人骨化石的同层堆积物，这肯定错了。所以造成了后来的争论。

　　为了求证我的判断结果，1985年回到渖阳参加第六次全国考古学会年会时，我向金牛山人类化石当时的发现者之一、营口市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崔德文先生当面瞭解过整个发现过程，其结果告诉了我，我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当时发现的人类化石并不在原生地层中，而在所谓的第六层的最底层中，这是一层松散的堆积物，很有可能是从上部原生地层中塌方下来的。因为1984年所谓的第五次发掘只是一次实习性发掘，时间不长，发掘面积不大，更没有对发掘现场作彻底的清理。而据我们多次发掘的经验来讲，后一次发掘一定要花不少时间去清理前一次发掘后由于气候变化而带来的塌方堆积，何况第四次和第五次发掘相隔有近6年之久(78～84年)，上部堆积不塌方是绝不可能的，其实早在第3次发掘时就已从上部塌方下来的堆积中发现了一段人的长骨化石。所以贾兰坡先生早预言，金牛山一定还会有人类化石发现。本来早在1983年又一次计划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辽宁省博物馆的再次合作，可惜由于新领导的上台导致了这一计划的流产。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班学员的实习，幸运地发现了这一批古人类化石，对中国考古界而言，这是值得大家庆贺之事，毕竟这是由中国人发现的，每个中国人应为其感到高兴。但后来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争议?在此我列举一些事例可能会有助于人们对此争议的瞭解和从中可以吸取一些教训。首先，当这重大发现发生后，在辽宁省引起了轰动，接着而来就是一系列的新闻媒体的报导和发现者的大、小报告会，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对报告和报导者把金牛山人的归属由距今80万年前一直讲到距今40～50万年前(这是离开辽宁省之前的报导)。也许会有人讲，这是一种宣传手段，是一种估计而已，不必计较。但有一点很清楚，这个金牛山人的年代，怎么变其底线也不能低于北京猿人的下线，这给读者一个清晰的资讯就是金牛山人和北京猿人是同一时代的古人类。如果真是如此，我会高兴得拍手掌(在此我也提醒辽宁省的同行，金牛山遗址的堆积物还未挖到底，下来加把劲，也许有更早的文化发现)。可惜当我把自己的直观感觉告诉那几位学员，说您们给我看的土壤不可能是第6层的(即当时的最底层)。后来我瞭解到的确有学员把我的意见转告他们的老师，但得到的回答是那位老师告诉他们，叫他们别相信我的说法，因为我当时没能发现这些人骨化石早眼红了(其实正在那个时候，我已在办理调动工作，回到广州老家，我的母校——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我为啥要眼红呢)。

　　后来事态的发展实在使人感到可叹!可悲!可惜!可叹是指本来一件令人振奋的考古大发现变成了一件需要用行政手段干预的诉讼。科学研究是无界限的，只要不涉及一个发现权的问题，谁来研究都是一样的，有时你发现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你熟行的东西，只要人家承认你的发现权，由更内行的人参与自己的研究工作不见得是坏事，甚至独立研究也可以。但以此参与研究为手段去掠夺别人的发现权和已有的研究成果，这是不容许的，是一种公开的剽窃。甚者用行政干预手段去刁难和压迫发现者交出发现成果，这更加不容许的。政治上可以协商，我认为科学研究上也要运用协商方法来解决一些问题，其实一个重大发现，想由单个学科去解决是不容易的，应由多学科参与才能得到完善的解决，但在学术研究上过于自信往往容易造成自以为是的举动，金牛山人化石的研究可能属于这一类吧。可悲，是指金牛山人化石的研究至今仍然得不到深入的进行，因为至今金牛山人化石正型标本一直保存在北京大学，而真正有能力和条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则无从得到正型标本来进行研究，这种状态难道不是很可悲吗?在国外，只要真正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机构和人员，都可以通过合作或交流方式来进行研究，而在我们国家则做不到这一点，不是封闭就是垄断，这就是可悲之处。说到可惜，指的是这么重要一批古人类化石，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研究成果，在大多数的古人类学者都认为应归属于早期智人的情况下，个别发现者还坚持认为应归于直立人的范畴，甚至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划出一个新的分类标准，称为“智猿人”。这种连最起码的分类学标准都不符合的命名简直令人哭笑不得，而作为堂堂有名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都如此胡闹，岂不令人感到可惜吗?这种学风如果发展下去，实令人感觉不寒而栗。

　　从金牛山人化石的发现，研究的全过程中，本人觉得中国文博考古学发展到今天的确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迄今还健在的老一代学者，将给后代学者留下的该是一些什么?后辈学者又将从老一代学者中学习和继承些什么?另方面，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将何去何从?在维护科技教育界最后一片净土的战斗中，科技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通过金牛山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的全过程，我们应该想到这一切，意识到其严重后果。我在此谈这个问题并非是杞人忧天，而是谈亲身的感受而已。说到最后，本来多么重要的一个旧石器古人类文化遗址，到了今天，由于出土的全部文物标本分存四处，不能集中于一处，我们可以借鉴和利用的到底有多少?

　　C.和周边地区同期文化的对比研究

　　a.与庙后山石器文化的比较

　　根据研究报告可知，庙后山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共有76件，第4～5层的9件，第6层的62件，第7层的5件。这些标本包括锤击石核、锤击石片、碰砧石片以及砸击石片l件。工具类中有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前两类工具数量基本相同，但金牛山的石制品与庙后山的石制品相比，其主要特点是不同的。如金牛山A点无碰砧石片、砍砸器和石球，而庙后山的石制品较为粗大，砍砸器占有重要地位，仅比刮削器少了l件，也没发现尖刃器；修理方式以复向加工为主，与金牛山A点以背向加工为主的修理工艺明显的不同。可以说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技术传统。

　　b.与东北地区时代较晚的旧石器地点的对比

　　这些地点包括喀左鸽子洞、凌源西八间房、丹东前阳洞遗址、锦州沈家台、海城小孤山仙人洞、营口藏山遗址、本溪庙后山东洞遗址、大连古龙山遗址、吉林蛟河砖埸遗址、哈尔滨顾乡屯、哈尔滨黄山遗址、哈尔滨阎家岗遗址、五常学田遗址、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遗址、桦甸仙人洞遗址、安图石门山遗址、昂昂溪大兴屯遗址、讷河清和屯遗址、呼玛十八站遗址、扎赍诺尔蘑菇山遗址、饶河小南山遗址等等。当然还有一些零星的地点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按照张森水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金牛山的石制品与上述各地点的石制品均可找到或多或少的相似特点，但细比之下，与喀左鸽子洞和海城小孤山仙人洞的石制品相近之点更多一些，如打片方法相近，工具组合均以刮削器为主，兼有尖刃器和砍砸器，雕刻器都不典型，以及加工方法也都基本相同，可以看为是同一文化传统。只因后两地点的年代比金牛山的晚些，可能存在着传承关系。如果再与沈家台石制品相比，由于材料太少，是否属于同一文化传统实属难定。与西八间房的石制品相比，似属不同的文化传统，因为西八间房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包括一些长石片，这是石叶技术传统的成份，但亦有一些可相比之处，可惜由于两者时代相隔较远，对比研究不多，只能说两者间的文化特点有可能受到金牛山的影响。

　　对于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旧石器文化，除了黑龙江省呼玛十八站遗址的石制品外，其余各地点出土的石制品都可以找到可对比的标本，或者暗示在文化传承上有一定的联系性。

　　c.与北京周口店第1地点石制品的对比

　　金牛山遗址的石制品与北京周口店第1地点的石制品相比，相似之处相当多，这两个地点的古人类都用锤击法和砸击法生产石片，石器组合又都是以刮削器为主体，兼有尖刃器和雕刻器等多种工具类型。工具多是小型的，且以向背面加工为主，这表明它们属同一文化传统。如果更详细的比较，金牛山A点的石器和C点一样，更接近周口店北京直立人的晚期文化。在晚期文化中可找到更多的对比标本，但均非北京直立人晚期石器中的典型成份。因两者相距几百公里，文化上如此相像，其一种可能是北京直立人文化向东北地区传播的证据；另一种可能是属于处在相近发展阶段的旧石器文化，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有其明显的共同性(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8)。

　　D.发现的意义和作用

　　金牛山遗址A点发现的文化，其意义在于A点的石制品既可以与北京直立人的石器进行对比研究，又可与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进行对比研究，说明它恰在时空上居于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中间地位。尽管金牛山目前发现的石制品不多(只有37件，A点22件，c点15件)，但对研究我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石器工业的传播途径无疑是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牛山的石制品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张森水，崔德文，1993)。

　　除石制品外，金牛山遗址出土的古生物动物群，无论从数量上来讲是最多的，种属更为丰富，哺乳类有52种属之多，龟鳖类和鱼类有2种，鸟类有17个种属。在地史分布上，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中更新世时期，一个是晚更新世时期。至于更新世中期的动物群可以早到什么时候，还可进一步的探讨，但如此丰富的种属，对东北地区第四纪动物群组合和时代划分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由此而建立起东北第四纪地层标准剖面，以及用这些动物群的生态习性来指示当时的环境类型也十分重要。

　　同样，金牛山遗址发现的用火痕迹是如此明显，出土的有人工加工痕迹的骨制品，为骨器存在的研究和人类用火的研究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和材料。由此可见，金牛山遗址的发现其意义和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七)本溪庙后山遗址

　　本溪庙后山遗址是1978年5月，由当地石灰窑工人在开山采石作业中发现的。同年6月辽宁省博物馆会同本溪市、本溪县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和试掘，发现了肿骨鹿和三门马等化石，还出土了一颗残破的人牙化石及若干人工石制品。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979年春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发现了人类右上第三臼齿化石一颗(林一璞等，1987)以及一批哺乳动物化石。1980年进行了第二次系统发掘，出土了一颗完整的人类右侧下臼齿和相当数量的人工石制品。1982年7月进行第三次补充发掘，主要有目的地对一些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工作。这样，通过从1978年到1982年的连续四次科学试掘和正式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从1983年起在贾兰坡老先生的指导下，由多单位参加通过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和联合攻关的新途径，紧密围绕着庙后山A洞有关的诸多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提出了各个学科的相应研究结论，结集成册，荟萃于198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庙后山——辽宁省本溪市旧石器文化遗址》一书中，这是我国文博考古界由多学科参与，共同合作完成一个遗址的综合研究的首例。

　　1.地理位置、地貌及地层

　　本溪庙后山遗址位于辽宁省本溪县山城子村庙后山南坡一洞穴中。地理座标：东经124。7＇50＂，北纬40°14＇99"。地貌属于长白山南延的千山山脉东北端西侧之丘陵区。地势东高西低，海拔一般为400～700米，庙后山海拔450米，山前汤河谷地海拔250米。由南向北流经的汤河在小市南附近先后与太子河和浑河汇合后注入渤海中。

　　庙后山地区在大地构造上处于辽东台背斜太子河古凹陷区的中部，汤河西岸主要出露有震旦系，寒武系与奥陶系地层；东岸为奥陶系，石炭系与二迭系地层。庙后山洞穴遗址由奥陶系马家沟组厚层状与角砾状灰岩构成。

　　庙后山A洞遗址位于汤河中游东侧的山坡上，与高出汤河60米左右的第Ⅲ级阶地处于同一高程，发育在一个由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组成的单斜上，属于石灰岩地层中的洞穴堆积类型。庙后山周围的地貌，为通称“辽东地”中的中低山地形，山脊走向大致呈北东走向。附近山峰海拔一般为700～1000米，地形切割深度200～500米。

　　庙后山A洞原洞口一个朝北，一个朝西。自中更新世早期以来，在洞内形成了由砂质粘土、砾石和坍塌的灰岩角砾构成的第四纪堆积物，总厚度为13.5米，按其沉积序列、地质时代和剖面性质，发掘报告人将其划分为由3个沉积旋回形成的3个地层段，以及2个地层组和8个连续沉积的地层一。
① 第一个沉积旋回：早更新世地层

　　包括自下而上的第1～3层。第l层，浅黄色砂质粘土层。第2层，砂砾石层。第3层，角砾层。

　　②第二个沉积旋回：中更新世地层

　　包括第4～6层。在早更新世地层沉积后，庙后山地区处于上升状态，洞内堆积暂停，造成第3层与第4层间的沉积间断。而后沉积了一套黄褐色细颗粒的砂质粘土层，从下至上的第4～6层逐渐由细变粗，即由砂质粘土渐变为粉砾与细砾层。

　　③第三个沉积旋回：晚更新世地层

　　这包括A洞的第7～8层。进入晚更新世时，洞穴的宽阔部分几乎全被庙后山组地层充填。而后地壳继续缓慢上升，晚更新世沉积物沿洞穴上部裂隙进洞停积，堆积了第7～8层。这部分堆积的下部为一层黄褐色的角砾层，上部为灰褐色的砂质粘土层。第7层属大块角砾层。第6层形成后便进入更新世晚期，地壳又趋于相对上升状态，这时气候变得乾冷起来，洞穴坍塌加剧，堆积了较大块的角砾层。这时增加了代表干凉气候的动物成份。第8层为砂质粘土层，当第8层堆积完成后，第三个旋回的沉积就宣告完成。

　　2.庙后山A洞堆积的两个地层组的划分和命名

　　我们根据地层岩性、动物群的组合及其年代测定结果，将庙后山遗址A洞更新世的堆积物，划分成两个地层组，即将包括4～6层在内的大致属于中更新世上部的第Ⅱ地层段命名为“庙后山组”。把包括7～8层的属于晚更新世的第Ⅲ地层段，命名为“山城子组”，从而建立起两个至少在东北地区南部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地层。“庙后山组”地层大概可与周口店第1地点的中、上部地层对比。“山城子组”地层可与华北的许家窑组、丁村组及萨拉乌苏组(3.75±0.19万年)进行对比(贾兰坡等，1982)，其形成时代大抵于东北地区北部的哈尔滨顾乡屯组的地质时代相同(孙建中等，1981)。

　　研究者并对各地层组、地层段和地层年龄，运用多种年代学手段进行了测定。而且加上伴同出土之人类化石，打制石器和标准的中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化石的论证，所以其可靠性大大地提高。因此，“山城子组”和“庙后山组”的建立和命名，对于东北和华北地区第四纪地层的对比和划分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杨文才，1986)。

　　古地磁测定结果，布容正向时与松山反向时的古地磁极性转换点正位于第3层与第4层的界线上，所以，处于松山反向时中的1～3层应属早更新世。4～6层应属中更新世，但3、4层之间有一个侵蚀面占去了一定时间，所以4层底界之年龄应比B／M线的78万年为新。庙后山组中有一系列的铀系法年龄，由14.2 +1.3 1.1～33.7 +9.3 3.4万年，所以可以估计庙后山组的时域为14～35万年，属于中更新世的中晚期，这和古生物断代的结论是一致的。

　　取在山城子组中的两个14C样，PV363号为24570±5700aBP和PV366号为28040±6800aBP。第7层顶部有一个铀系法年龄为1.77万年，第7层下部还有一个铀系法年龄为9.6±0.6万年，所以山城子组为晚更新世1.5～10万年间的地层和古生物断代的结论也是一致的。

　　3.文化遗物

　　①人类化石

　　在辽宁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还相对较少(因为此时金牛山人化石还未发现)。在庙后山遗址被发现与发掘之前，其他地点上，有—些时代较晚的材料出土。如辽宁建平的上臂骨(1957)、吉林安图明月镇洞穴的右下第一前臼齿(1964)，以及辽宁喀左鸽子洞的一颗小儿第一前臼齿(1975)和辽宁营口大石桥金牛山遗址A点上部地层出土的一段上臂骨远端化石(1975)。此外，还有1951年由东北工学院师生以及1956年由裴文中先生等先后于吉林榆树周家油坊发现的榆树人化石等等。这些人类化石除喀左鸽子洞的材料属于旧石器中期以外，其余均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标本。

　　庙后山遗址A洞中出土的人类化石是一批新的材料。

　　A.1978年调查试掘时出自第5层中部的人类右上犬齿化石。此牙牙体呈浅褐色，石化程度很深，齿冠几乎全部磨损，只保留距齿颈3毫米部分，近中舌角缺损。由于齿冠磨损44毫米的变异范围之中。但其齿根部比现代人的14.4毫米的平均植既长大又粗壮。从横断面上观察，最大宽为1.5毫米，髓腔相当发育。牙冠轮廓较圆，属单齿根，略为扁平，惟其上纵沟不明显，属一老年个体的右侧上犬齿。

　　B.1980年9月26日第二次正式发掘时，出土于第9探方第6层的上部层位中的一颗右下第一臼齿(M1)。这颗牙齿保存较为完整，齿冠磨损程度中等(约3级)，致使下原尖和下次尖的水泥质已出露，下后尖和下内尖保留完好，应属壮年。此牙齿冠的近中远中径大于颊齿径，咬合面近似方形。从远中根舌侧分出一根小的齿根，故属第一下臼齿的可能性大。齿冠有4个齿尖，下后尖和下次尖连接在一起，属于“Y4”型。在4个齿尖中，下后尖稍大于下原尖。颊面及舌面向侧方隆起，齿点冠长11.5毫米，宽10.8毫米。近中远中径大于现代人的平均值，小于北京直立人的平均值。与欧洲尼人的平均值接近。颊舌颈的平均值，同样大于现代人而小于北京直立人，也接近欧洲的尼安德特人。齿根长11.98毫米，但末端稍有折断，比北京直立人14毫米的平均值为短。此外，远中面一侧有两个齿根，远颊根粗壮而且长，长度为12.6毫米，由此分出的远舌根极纤细并折断，只剩下4毫米长的一小段。从X光透视照片中可看出，牙髓腔比较发育，属“牛齿”型，咬合面上的沟纹比较简单，相当或接近于现代人。

　　C.1979年庙后山遗址A洞首次正式发掘出土的右上第三臼齿(M3)(已脱层)，这颗牙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林一璞先生研究的。研究者认为，它可能产自第5层中部与第6层底部之间。与人牙伴出的哺乳类化石有肿骨鹿、剑齿虎、梅氏犀和中国鬣狗等。其时代应属于中更新世。

　　这颗人牙化石(M3)的咬合面轮廓近于心形，颊舌径大于近中一远中径。由于磨损严重，致使各齿尖及斜脊均已不复存在，但4尖痕迹仍在，其中次尖最小，原尖最高也最大，前后尖几乎一般大，而且清晰可辨。但前、后尖都有较深的磨蚀坑。在原尖与前后尖之间，有呈弧形排列的3个磨蚀点，原因不明。至于近中面上有一光滑的接触面，在其下方还有一个卵圆形的龋孔，是中更新世人类牙齿出现龋齿病变的又一新例证。齿带虽不存在，但在原尖与次尖间相当于齿带的部位，釉质层较粗糙，可能是齿带退化过程中的残存部分。

　　齿尖的数目较多，除原尖、次尖和前、后四尖外，还有卡氏尖和原小尖。卡氏尖是位于原尖后外侧的一个齿尖，约止于原尖高度的1／2处。此外，前方为原小尖，两尖大小几乎相等。而且原小尖还有向下逾越齿颈线到达齿根上部的釉质层，且呈尾尖状的现象，实属一罕见的特征(林一璞等，1987)。

　　D.出自庙后山遗址A洞的智人股骨残段化石

　　此段古人类化石是出自第6层底部。仅存滋养孔以上至小转子以下的一段，与现代人同类标本对照，应属于一个8～9岁儿童的股骨残段。其全长为68.9毫米，小转子下方骨干前后径为14.8毫米，左右径(横径)为15.20毫米，骨壁厚2.4毫米滋养孔部位的前后径为14.8l毫米，左右径13.7毫米，骨壁厚3.95毫米。与同年龄、同性别、同部位的现代人股骨相比，其骨壁增厚0.6～l毫米。股骨脊相当发育，厚4.5毫米，耻骨线也显着。在北京直立人成年的股骨上这特征很明显，被视为原始性的特征，但在现代人中也常见，只是没那么发育而已。

　　②庙后山遗址A洞出土的人类化石年代的划分和意义

　　A.出自A洞第6层上部的右下第一臼齿(M1)，其相对年代相当于中更新世晚期，铀系法测定这一层位的绝对年代为距今14.2±1.3 1.1万年左右。

　　B.出自A洞第6层底部的智人股骨残段，时代相当于中更新世晚期之末，铀系法测定同层位的绝对年龄为距今12.2±4.0 6.6万年至14.2±1.3 1.1万年之间。

　　c.出自A洞第5层中部的右上犬齿化石的绝对年龄为24.7±8.3 4.9万年。这是迄今为止有明确出土层位，而年代最早的东北古人类化石。

　　D.已脱层的A洞人类右上第三臼齿(M3)，虽然根据推测是出于A洞的第5至第6层之间依铀系法测定的地质年代约在距今24～14万年的跨度之中，但因脱层难于加以准确的标定。

　　上述的庙后山遗址A洞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数量不多，完整的和成年的材料更少，但除右上第三臼齿(M3)外，均有明显的层位元记录。它们的发现和研究证明了早在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已分布到了辽东地区，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早期人类化石的空白，为研究这一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古人类的地理分布和辐射过程，提供了可贵的化石证据。

　　③旧石器文化遗存及文化特征

　　A.人工打制的石制品

　　庙后山遗址A洞出自地层的石制品合计76件，其中第4～5层出土9件，第7层出土5件，其余均出自第6层，且以第9探方内埋藏最为集中。此外，在遗址西侧的山坡上，发现散布有相当数量的人工石制品，其中许多器物与出自地层中的石器形状十分相近。而且两者在高程上也相同。

　　庙后山的石制品其原料绝大部分为灰黑色石英砂岩，其次为安山岩，后者因风化而表面都有一层厚重的淡褐色石锈。此外，还有少量脉石英。这些原料均来自遗址前面的汤河河谷的砾石层中。

　　如果把出土于第4～6层、第7层以及在A洞西边山坡上采集到的石制品，按其物体器形和功能来划分，可分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类。石器中又可分为刮削器、砍砸器、石球和石砧等四种类型。

　　石核以多面体石核较为典型，其特点是：台面角均小，无修理台面痕迹，石片疤深凹，打击点集中，放射线清楚，偶留部分砾石面。是用石碰直接打制而成。

　　石片可分为锤击石片，碰砧石片和砸击石片三类型。三种类型各不相同。

　　a.硾击石片：台面和背面均为砾石面，打击点集中，半锥体、锥疤和放射线清。

　　b.砩砧石片：砸击痕迹集中在石片一端，呈三棱体。其中两面是由破裂面构成。

　　c.砸击石片：形状不甚规整；台面为天然砾石面，很平；背面也保留有部分砾石面；石片角较大，半锥体散漫，打击点不集中。

　　石器同样可分为刮削器、砍斫器和石球三大类。各类的特点各不相同。

　　刮削器：均以石片修制而成。根据刃缘形态差异，又可分为复刃、凹刃两种。

　　a.复刃刮削器：选用梯形石片经二次加工制成，是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直刃，加工技术粗糙，刃缘呈锯齿状。石片两个侧边遗留有修理痕迹。一侧是从背面向破裂面打击，另一侧由两面加工而成。但也有四周边缘均有加工痕迹，采用单面打击，中途又调换方向，以致在同一件器物上形成了打击方向相反的两部分刃缘。

　　b.凹刃刮削器：选用碰砧法石片经二次修理而成。加工时往往在一侧边缘上或大部分边缘上由破裂面向背面打击成一个凹刃。

　　砍斫器：多以厚重石片修制而成，台面以外的边缘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成弧形刃，加工技术比较粗糙，刃缘呈锯齿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台面的前缘与破裂面相交处有修理痕迹，这种技术可归入修理把手之技术中。

　　石球：由多面体砾石加工而成，表面保留部分砾石面，还有重迭的石片疤和大的台面角，往往在用石硾打击之后，再用另一石球或石锤对敲而成不带脊棱的球体。

　　上述的是出土于4～6层中的石制品，出于第7层中总共仅有5件石制品，其分类十分简单，只分为石片和砍斫器两大类型。而石片占3件，砍斫器占2件。石片中可分为锤击石片和砸击石片，锤击石片的特点是台面上有重迭的石片痕迹，表明是人工修理台面，石片形状规整，半锥体凸出，石片角较大。碰砧石片的特点是宽大于长，以原有的石片疤台面，半锥体散漫，打击点不集中。砍砸器均是由碰砧法生产的大石片经第二步加工而成，大多数均有修理把手技术的存在，两侧部分边缘上有从两面修理的痕迹。采自庙后山遗址西边山坡上的石制品，无论在石材上、器物类型上和加工技术上与A洞内出土的石制品较为一致，但没有地层依据。石制品的分类可分为石片和石器。石片可分为碰砧法石片和锤击法石片。石器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和砍斫器。砍斫器内分园盘状砍斫器、修理把手砍斫器、不修理把手砍斫器三种。此外，采集的石制品中还有一种石砧。它是由一件大型的呈椭园形扁平状砾石制成。长、宽、高分别为34厘米、48厘米、和10厘米，重约20公斤。四周边缘有用交互打法进行修理痕迹，上下的平面中，一面有明显的琢痕和凿痕，另一面有研磨的痕迹。

　　④骨制工具和人类用火遗迹

　　庙后山遗址A洞地层中出土的大量碎骨中，多有人工砍砸遗痕，经观察研究后认为，有一部分很可能是曾经被当作为工具来加工和使用的。这些骨制品加工特点是，在器身两侧，由髓腔向骨壁方向加工，并在骨片的尖端上有类似雕刻器打法的加工痕迹。修理工作集中在碎片一边，由髓腔向骨壁连续打击，形成一锯齿状刃缘，颇适于刮削之用，刃角一般小于30°，庙后山遗址A洞内发现的用火遗迹比较分散，零星的炭屑、被火烧过的碎骨和薄层灰烬等比较多，只在A洞第6层中发现一片5～10厘米的灰烬和在第7层内发现一片厚10～25厘米，长120厘米、宽约50厘米的灰烬层，由粉末状的黑褐色物质构成，中间夹有灰白色的物质等。烧骨主要是一些动物的肢骨，过火程度不一，个别骨头上还有裂纹。用火痕迹的发现表明庙后山人已经掌握了用火技能，这是在我国东北地区继金牛山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时代较早的人类用火的文化遗存(黄慰文，1986)。

　　加工技术比较细致。

　　⑤庙后山旧石器工业的技术特点及对比研究

　　A.石器工业的技术特点

　　在东北地区，当时能够与庙后山遗址A洞的石器文化对比的材料不多，仅有金牛山遗址A、c点与其时代相当，虽然辛占山等(1990)指出庙后山、金牛山、鸽子洞以及小孤山仙人洞和西八间房文化之间，尤其是在砍斫器和刮削器的生产技术上、工艺上，具有较多的共同特征。但黄慰文等(1986)在研究庙后山的石制品后，认为与华北地区两个文化系统中的“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直立人遗址)——峙峪系”有较少相似之处。例如，构成庙后山石器工业重要特色的修理把手的砍斫器，在周口店第15地点同样存在，砍斫器不仅打法相同，甚至连形状大小也十分接近。采用砸击法生产的两端石片，两个地点都有，只不过庙后山遗址A洞发现得很少，仅有一件。从石器组合中作为北京直立人遗址出土的主要成份，如尖状器、石钻、石锥和雕刻器等等，在庙后山遗址中全然不见。而且庙后山遗址的刮削器类型单调，加工粗糙，比不上北京直立人遗址的刮削器类型那么丰富多彩，加工细致。

　　研究者通过对比研究，觉得相形之下，其技术特征与“匼河——丁村系”有较多的相同之处，第一，碰砧法石片在石制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特点在丁村石器工业中最为突出，庙后山遗址也如此。这里出土的砍斫器差不多都是用这种石片修制而成。第二，丁村系有修理台面石片，庙后山也有。第三，用交互打法去加工的砍斫器在丁村石器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庙后山也有这类石器。第四，石球是匼河、丁村遗址中常见的一种工具类型。庙后山遗址也出土这类石制品。所以说他们之间相似的地方不少，相异的地方只在于庙后山遗址缺乏丁村最富特色的大三棱尖状器和小尖状器。

　　如果再与周边地区的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比较，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地点则难于对比，因为无同一时代的石制品。但与近邻朝鲜半岛上的全谷里遗址有可比之处，因为全谷里文化在打制方法和石器组合等方面与“匼河——丁村系”接近，丁村的大三棱尖状器、手斧、交互打击的砍斫器和石球在全谷里文化中均可找到。这可以理解为与文化辐射有关系，因为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在地理上是山水相连的。在长期人类的迁移和文化传播上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⑥庙后山遗址A洞的动物群组合和时代的划分

　　当介绍金牛山遗址动物群的组合和时代的划分中，在上已列出庙后山遗址A洞出土的动物化石种类，总共有76个种属，其中哺乳动物类72种，鸟类2种，鱼类2种。这是经过1974～1978年前后四次发掘所得。研究者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合起来统计，72种哺乳类化石中绝灭种占35.3％，而且在不同层位中，化石种类的分布也有显着变化。在庙后山遗址A洞堆积的8个地层中，第l～3层中未见化石；第4层底部出土了一些时代比较老的残留种，如似剑齿虎、安氏中华河狸、师氏中华河狸等；第4～6层中出土的动物化石主要有三门马、梅氏犀、肿骨鹿、水牛、李氏野猪、中国鬣狗、变异狼、杨氏虎、翁氏免、复齿旱獭、白腹管鼻蝠、硕猕猴、油蝠等；而第7～8层内发现的动物化石主要有喜马拉雅旱獭、达呼尔鼠免、灰仓鼠、中华鼢鼠、中华貉、洞熊、西伯利亚鼬、沙狐、最后斑鬣狗、普氏野马、葛氏斑鹿、河套大角鹿、加拿大马鹿、更新獐、北京香麝、王氏水牛和青羊等。

　　研究者发现，庙后山遗址A洞的地层堆积无异常，只第4层底部有点沉积(地层)缺失，但4～6层的动物化石组成基本都是华北中更新世的典型种属，而第7～8层同第4～6层出土的动物化石组合成分上有明显的差异，所以把它们划分为不同时代的两个动物群，即出自第7～8层的晚更新世“山城子动物群”，出自第4～6层的属于时代较早的“庙后山动物群”。其时代是中更新世晚期的动物群，可与北京周口店第l地点中、上部地层和第8地点、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四川万县盐井沟遗址等动物群对比。研究者曾建议把此动物群命名为“剑齿虎——肿骨鹿动物群”。

　　随着动物群组合和时代的确定，庙后山遗址的地质剖面也可划分为两个组，属于中更新世中、晚期的称为“庙后山组”，属于晚更新世的则称之为“山城子组”。整个遗址的文化上部可以划归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下部划归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这个相对年龄被钱方(1986)、原思训等人(1982)以及刘光联等(1981)分别采用古磁法、不平衡铀系法和同位素14C法所做的绝对年龄测试结果所证实。

　　4.本溪庙后山遗址B点的旧石器文化

　　这个庙后山遗址B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庙后山东洞遗址，它是在1978年6月与庙后山遗址A洞同时发现的。1979年至1980年间，我们对庙后山遗址A点进行系统发掘时，也同时派人对东洞堆积物进行清理，除在表面发现了一些青铜时代的文化遗物外，往下挖还出土了少量的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品等。它被认为是与庙后山遗址A洞文化具有内在联系的又一处洞穴旧石器文化遗存。

　　①地形地貌

　　东洞周围的地貌环境与A洞相同，同是岩溶洞穴堆积类型。只洞口海拔350米，比A洞的相对高度高出25米多。洞内东西长19米，南北宽9米。1979年首次试掘面积25平方米。堆积物总厚度7.5米。我们自下而上划分为5个地层。

　　全新世(Q4)

　　第5层，碎石夹土层，层厚0.2～0.3米、

　　第4层，灰黑色粘质砂土含碎石层。从中发现了厚20厘米的灰烬层，同时发现大量的青铜时代的磨光石器、陶片和兽骨等。层厚O.5～1.6米。

　　晚更新世(Q3)

　　第3层，含角砾棕黄色粘质砂土层。其中角砾石占70％，砾径一般为20～30厘米，大者可达50厘米以上，本层东薄西厚，底层出土的动物化石种属有斑鹿(Cervus sp)、最后斑鬣狗(Crocuta ultima)、方氏鼢鼠(Myospalas fontanieri)、野猪(Sus scrofa)等。本层与第2层面有0.5米厚的粘质砂土层。本层厚0.8～2米。

　　第2层，棕黄色土夹灰岩角砾层。角砾占50％左右，一般砾径为20～50厘米，个别大者可达50厘米以上，为坍落灰岩碎块。地层内出土的古生物化石有棕熊(Ursus arctos)、葛氏斑鹿(Cervus grayi)、最后斑鬣狗(Crocuta ultina)和更新獐(Hydropotes inermisVarpleistacenica)等种，同时发现了人类化石和石制品等。这层厚O.4～O.5米。

　　——不整合——

　　上新世(N)

　　第l层，绛红色粘土层。质地较纯，含极少量的角砾，粘土结构紧密，未见化石等。发掘厚度2～3米，未见基岩(辽宁博物馆等，1986)。

　　根据出土遗物的分析，东洞的第2和第3层堆积，在时代上相当于庙后山遗址A洞堆积的第7、8两层。两个洞穴堆积物的岩性也基本相同，只是东洞面积较大，洞内外坍落的碎屑较粗。而且东洞第1层与上覆地层之间有一明显的不整合面。从岩性特征看，绛红色粘土可能为上新世或早更新世沉积的地层。而东洞的第4层(表层)出土的大量陶器、磨光石器以及未石化的兽骨表明，其时代应属全新世(辽宁省博物馆等，1986)。

　　②文化遗物

　　A.人的顶骨残片化石2块

　　这两块顶骨残片化石。都是小孩的，估计约1岁左右，化石程度稍有差别，根据颅内脑膜中动脉压迹的分布情况，可断定为右侧顶骨。面积为38平方厘米左右，厚度为1.8毫米。保留有人字缘的大部分，边缘有明显的锯齿状骨缝；矢状缘和颞缘都未保留；顶结节不甚发育，表面光滑，不见上下颞线的痕迹；颅内脑膜中动脉后支压迹十分清楚。与许家窑人化石和马坝人化石标本相比，东洞人化石的血管稍微纤细些，但比现代人为粗，而且小分支较少。与前两种古人类化石相似，不象现代人那样呈交错的网状型，这是图中的l号样本。图中2号样本也属小孩的，但面积小得多，只有15平方厘米，骨厚也只有1.8毫米。根据颅内脑膜中动脉压迹判断，可能也是右侧顶骨碎块，属颞骨与枕骨之间的部分，但也不排除是颞骨部分的可能性。骨中内膜中间有一条比较粗壮和清晰的血管压迹。这条血管较为平直而分支又少，很像是颞下支的左干，沟迥的压迹也比较深。限于材料残损严重，又是儿童发育阶段，许多特征不稳定难于确定。所以难作对比研究。

　　B.桡骨化石1件

　　这件标本也属于一儿童个体的，除桡骨的小头和桡骨茎突部的软骨部分已经脱落外，桡骨骨体还很完整。但由于两端骨骺尚未愈合，桡骨因粗隆度不很发育而显得仍低平，与现代人的同类标本相比，明显纤细，弯曲度也较大。测量结果为长170.8毫米，中部横径12.2毫米，中部矢径为9.1毫米，最小周长31.9毫米，弦长129.8毫米。这些尺寸与现代人同类标本均无明显区别。上述3件人类化石标本，虽然均出土于东洞的第2层，但埋藏深度不一样，顶骨出土第2层的底部，距出土旧石器文化层2。6米深。与顶骨一起出土的动物化石有最后斑鬣狗、棕熊、更新獐、斑鹿和欧洲野兔。时代属于晚更新世后期，同层位动物化石14C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28040±68年。桡骨出土于第2层的顶部，距旧石器文化层1.8米深，同层内出土的动物化石只有斑鹿和野猪，缺少其他能说明时代的典型动物。由此可见其年代会比顶骨的更晚些，相当于晚更新世末期。而其石化程度也比顶骨的较低，也可作为时代较晚的佐证(辽宁省博物馆等，1986)。

　　C.石制品和用火痕迹

　　由于东洞之文化层甚薄，发掘面积还不到3平方米，所以仅发现1件具有明显人工打击的石制品。它是1件石英砂岩石片，以锤击法打制而成的刮削器标本。台面呈三角形，背部有几个先期剥制石片时留下的石片疤，各边缘均无加工痕迹。

　　庙后山遗址东洞出土的石器材料虽然太少，但亦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人类仍然一直在庙后山周围地区栖息生存。我们相信，随着庙后山遗址同期的文化遗物发现的越来越多，人们将会更多地瞭解辽东地区乃至毗邻的朝鲜半岛地区人类的分布和迁徙轨迹，以及文化上的交流活动等。

　　在庙后山遗址东洞第4层中间，清理出一片0.2米厚的灰烬层，表明人类一直到青铜时代仍在此洞穴中活动。

　　③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从第3层底部和第2层中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共有如下的种属：斑鹿(Cervus sp.)、最后斑鬣狗(Crocuta ultina)、方氏鼢鼠(Myospalas fontanieri)、野猪(Sus scrofa)、棕熊(Ursus Arctos)、更新獐(Hydropotes inermisVarpleistacenica)、葛氏斑鹿(Cervus sp.)和欧洲野兔(Lepus eurpoeus)等。这些种类都是属于华北和东北地区代表更新世晚期的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中的成员，所以东洞的相对年代只能是更新世晚期的堆积。从这些伴生动物化石的绝对年代测定上来看，第2层底部的14C测定结果是距今28040±680年，可见这个数字和相对年代是吻合的。

　　(八)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

　　①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

　　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位于辽东半岛北部海城县城东南30公里的小孤山村附近海城河上游东岸之青云山下。地现座标：东经122°58'30"，北纬40°34’53"。

　　这个遗址的发现最早应归于1974年营口——海城大地震那年，本人和傅仁义两人受命到震中小孤山村进行地震调查时发现的。后来在1981年秋天，由省博物馆、鞍山市和海城县文物部门组成联合发掘队，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试掘。从地层内出土了1000余件石制品，14种哺乳动物化石，以及人类用火痕迹等，同时获得一些古人类用兽牙钻孔制成的装饰品，初步确定该遗址是一处洞穴旧石器文化遗址。1983年夏季，由省博物馆、市、县文博部门及中科院古脊椎所派人组成联合发掘队，对小孤山仙人洞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为期近两个月，由6月13日至7月30日，采用打格分方和对堆积物用过筛检查的方法进行发掘。总计清理了350立方米的土状堆积物，约占整个洞内堆积物的70％，从地层中发现了人类单个牙齿5颗、幼儿股骨残片l段、石制品约10，000件，骨角制品6件，穿孔兽牙等装饰品7件，以及大批动物化石和灰烬层等。在地层表面，曾发现一具端坐屈身葬的人类骨架，很可能属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这次发掘从而进一步证实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这批文化遗物，未作过系统的综合性的整理研究，只在1985年，人类学报4(1)上发表了一篇发掘简报，其他的均以个人或少数几个人一起对骨制品和装饰品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专题文章，而对上万件的石制品基本没有怎样系统地深入地探讨过，这是极为遗憾的事情。据介绍，后来在1990年和1993年顾玉才等人又连续进行了第2次和第3次的正式发掘，出土的石制品不仅数量多，工具类型也更为丰富和典型，但至今仍未见实际研究成果的公布，实为可惜。

　　小孤山的地形是丘陵地带，是辽南山地的组成部分，东南近邻是“玉石之乡”岫岩县，两县之分界处的山岭均处于760～930米的高度。西北是逐渐加宽的海城河上游河谷，河水自南至北流经县城后进人下游宽阔的河谷地带，与辽河汇合后注入渤海。小孤山一带属于前震旦纪白云质大理岩、云母片岩等古老变质岩以及侏罗纪花岗岩、闪长岩等深成中基性岩的出露区。在大理岩谷坡上，分布着一些不同高度的溶洞。在其中高出河床5.30米的溶洞里，充填着含有肿骨鹿化石的堆积物，时代大概为中更新世。在高出河床约1米的溶洞堆积地层中，则埋藏着晚更新世的动物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等。小孤山遗址就属于后一级溶洞类型。

　　小孤山仙人洞的洞口向南偏西，洞宽5.8米，深19米，洞后有落水洞相连，洞内面积约90平方米。洞内堆积最厚处在6米以上，洞口处堆积物顶部比洞前的海城河河床(海拔150米)高出6.4米。洞的底部东高西低，由洞后部向洞口微倾。后部西侧底部高出河床2.24米。而近洞口处西侧底部只高出1.7米。我们把洞内堆积物自上而下分为5层：

　　第5层，黑褐色粘土质粉砂土内夹白云质大理岩角砾层。

　　这可属扰乱层，从中出土的东西很杂乱，有近代人活动的遗物；有明清历史时期的铜钱；有新石器时代的红烧土、陶器、磨光石斧。还有少量未石化的人骨、兽骨以及现代人在洞内挖洞时从下层翻乱上来的打制石器材料等等。这一层的堆积厚度由几厘米至90厘米不等。

　　——剥蚀面——

　　第4层，褐色粘土质粉砂土层。内含零星的白云质大理岩角砾和以花岗岩为主的砾石。从这层堆积中出土了少量的动物化石和石制品。最厚处达2米。

　　第3层，角砾夹黄褐色粉砂质粘土层。这一层在洞口附近厚达2米以上，而且延伸到现在的洞口以外(原先属于洞内)。角砾均是洞顶和洞壁坍塌的白云质大理岩，尺寸较大，有不少长度超过1米。角砾间充填的褐色粉砂质粘土，因受碳酸钙溶液胶结而变得十分坚硬。从这层出土的文化遗物有石制品、骨角制品和动物化石等。层厚3.3米。

　　第2层，角砾、砾石夹黄褐色粘土质粉砂层。角砾亦为白云质大理石，砾石则以花岗岩为主，少数为中基性的浅成侵入岩。这层整个洞室内均有分布。近洞口处厚2米左右，向内逐渐减薄l米左右。上层以角砾为主，砾石只呈零星分布，而角砾较大；下层角砾数量相对较少，尺寸亦小，但同时出现了许多岩性上，磨园度和球度上均与洞外河床上所见的砾石相同，层位元越低砾石密度越大，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粉砂透镜体。小孤山仙人洞遗址的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以及灰烬遗迹等都主要出自此层，层厚1～2米不等。

　　第1层，砂砾层。砾石成分与第2层相同，而且呈平铺状分布于石洞内基岩上。自上而下是由黄褐色砂砾、褐色粉砂、黑色锰铁淋滤带和黄褐色砂砾构成。从此层中也出土了一些动物化石和人工石制品。层厚0.5～1米不等。

　　从上述的小孤山仙人洞总剖面可以看出，第1～4层的堆积是连续的，其中的第3层和第2层之间无明显的界线，两者呈渐变过程。第3层与第4层之间的界线。在洞后部不如洞前那样清楚，它们可能稍有先后，也可能是同期异相的沉积地层。

　　②文物的分类及其特征

　　A.人类化石

　　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不多，仅有单个牙齿5颗及幼儿股骨残段1件。至今仍未见有专题研究报告发表，也许认为属于晚期智人的材料，和现代人无多大的差异，加上数量不多，所以未能及时研究。

　　B.石制品

　　此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数石制品最多，仅第1次正式发掘(1983年)和试掘就发现了近lO，000件之多，这个数字还未包括发掘过程中清理出来的大量石片碎屑等。1990年第二次发掘时，又出土大量石制品，具体数字至今仍未公布。石器材料几乎全部选用脉石英砾石或岩块，只有不多几件以闪长岩、石英岩和玉石为原料。这些原料都来自洞穴前面的海城河河滩上，这也是小孤山仙人洞石器工业的一大特征。

　　可能由于石制品数量太多，工作量太大，未能作一个全体的系统整理研究，总结出其全部特征。现在介绍的只是经初步研究后的初步看法。

　　首先将全部石制品划分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类型。在石制品类中又划分出刮削器、尖状器、钻具、雕刻器、砍砸器以及手斧和石球等多种类型。研究者只能从这些不同类型中遴选出少量所谓典型器物进行研究，以形态和功能为标准，对小孤山仙人洞遗址的石器工业特征，包括打片技术和修理工艺等方面，提出初步的看法。

　　a.全部石制品中石核和石片的数量占较大的比重。而生产这两种产品的方法是锤击法和砸击法。

　　b.刮削器是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石器工具中数量最大。也是形式多样的一种工具。按其刃部的形态特征可细分为单刃、双刃、园刃、拇指盖状和吻状等多种。

　　c.尖状器所占的比例很小，是用脉石英厚石片加工而成。两侧边缘由单向修理而成，根部还见有剥落碎屑的疤痕。

　　d.手斧。只有一件比较典型的。是用闪长岩扁平砾石打制而成的。周边用交互打法修理。刃缘呈锯齿状。石片疤仅分布于器身周边，上、下两面的中心部分及保留有天然砾石面。

　　e.雕刻器。在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石器中，不仅数量少，而且形制不典型。

　　f.石球在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石器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它们都是用石英岩砾石制成。大多数为多面体石球，形制不甚典型。

　　g.钻具这种工具在出土众多石器中有一定的比例，而且形制较稳定。一般都用脉石英原石片制作而成，用交互打法打法加工周身边缘，最后形成一个突出的尖端。

　　1995年顾玉才从1990年发掘出土的具有钻器形态特征的石器标本中选出29件来作模拟实验，结果证明可以把这些钻具进一步分类成宽钻器，长身钻器两大类。而且通过微痕观察研究证明石钻可以用石锤直接修理而成，其部分标本的钻尖，可能用“指垫法”进行第二步加工而成。

　　小孤山仙人洞遗址的石钻确是这个遗址的石器工业中另一大特征，因为如此数量多，器物形制稳定，加工技术精细而且可能用到“指垫法”技术，确实与别的遗址不同。但我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这与这个遗址的整个石器工业生产的产品其使用功能有直接关系，因为这个遗址出土了一批带孔的骨、角制品和兽牙工具与饰品，这是必然的结果。

　　C.骨角制品和饰品

　　我们认为，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除了那一大批石制品外，最精彩的部分应该是伴随出土的那批骨、角制品和饰品了。这批器物数量并不多，但相当精彩，其中包括有1件鱼叉，1件标枪头(黄慰文等，1986)和3件骨针。装饰品包括以兽(小野猫和貉)的犬齿和鹿类牙齿以及蚌壳穿孔磨制而成，这批骨、角、牙制品加工细致，器形精美、可称为极品，比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所出土的那批同类标本还好，年代也稍为早些。

　　现在稍加介绍。这批标本，1986年由黄慰文等经初步研究后曾发表专题的论文后在1991年和1995年期间，安家瑗、吕遵谔等又发表过对鱼叉等标本的研究文章，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a.渔镖

　　1985年，我们最初研究时认为，渔镖是用鹿角制成的(亦有人认为是用较大型动物的掌骨制成的)。表面遗有锯、切、削、刮的痕迹，两侧有倒刺，根部做了一定修理，以便装柄或固定。标枪头用动物肢骨磨制而成，根部残缺。骨针用动物肢骨或肋条骨磨制而成，针眼以对钻法制成。安家瑗从小孤山仙人洞出土渔叉的结构分析，认为它应当属于脱柄渔叉(镖)类型，其根部被削薄，可能是作为插柄用的。另外，脱柄渔镖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水中捕鱼工具，还可以作为一种锋利和有效的陆上猎兽工具。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骨渔镖很可能就是两种功能的工具。经对比研究发现，这种骨渔镖和世界上马格德林文化时期的骨渔镖很相似，尤其是中期的(石兴邦，1958)。

　　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骨渔镖说明，在距今约40，000～35，000年(黄慰文等，1986)。人类已进行渔猎，而且工具已达到一定水准。所以它的被发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以为研究我国史前脱柄渔镖的使用方法及其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与新石器时代骨渔镖的承袭关系提供了唯一的实物证据。其次，可以和马格德林骨鱼渔镖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推断出从死柄到脱柄，由单排倒钩到双排倒钩的发展过程。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渔镖已相当先进了，显然更原始的骨渔镖仍未发现，需要我们去寻找。其三，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脱柄渔镖是一种复合工具，是人类把陆上狩猎的技术运用到水上，这是渔猎工具发展史上一次重大革命。它不仅反映人类社会生产水准的提高，也反映人类社开辟食物来源上的重大成功，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物质上的保证(安家瑗，1991)。

　　b.骨制标枪

　　这件标本在1985年的报告中曾被误认为骨锥。出土于第3层。这是一件尾部残缺的标枪头，呈浅土黄色，用动物肢骨制成。器身大体上呈扁椎体状，一面稍凸，另一面较平，稍凸的一面布满纵向的刮削条纹，较平的一面露出骨松质结构，整个器身都经过研磨加工。标枪头残长7.63厘米，下部宽1.72厘米，厚O.76厘米。在国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这属首次发现，在欧洲，这类器物早在奥瑞纳文化中期已出现(Dshorn，1925)。

　　c.骨针

　　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骨针已发表的有三根。最长的一根出土E7方第3水准层，这根针表面光洁，呈“象牙白”色，有油脂光泽，针柄上有矿物质污染造成的灰褐色斑痕。针身稍弯，断面大体呈园形。研究者认为它可能由象门齿做原料制作而成。针身长7.74厘米，柄部最宽处0.45厘米。针眼是先将针柄磨薄后由两面对钻而成，眼孔园，内径0.16厘米，外径一面为0.55厘米，另一面为0.52厘米。针身的一面上有三道互不连接的纵向裂纹。

　　第二长的骨针出土于F7方第一水准以下约1米处。此骨针针身光洁，外表因被矿物质污染而呈灰褐色。针身大致平直，断面呈园形，针尖微损。针身长6.58厘米，针柄最宽处0.4厘米。针眼同样先把针柄磨薄后由两面对钻而成，孔眼园，孔壁内径0.21厘米，外径一面为0.34厘米，另一面为0.30厘米。

　　第三根骨针最短，出土于F2第2水准层，身长仅有5.7厘米。针身也很光洁，呈“象牙白”色。也具油脂光泽，大概也是用象的门齿为原料。针眼未钻穿，只留下一小点(黄慰文等，1986)。

　　小孤山仙人洞出土的骨针，如果与国内、外同期的骨针比较来看，真有点名列前茅，迄今为止，国内只有山顶洞遗址出土过一根残缺的骨针，这根针的长度9.2厘米，稍长于仙人洞出土的三根针，根据对针眼残存部分的观察研究，发现山顶洞出土的骨针，其针眼不是对钻的，而是用一种尖锐工具从两面剔挖而成的(斐文中，1939)。由此可见，小孤山的骨针在加工技术上比较进步。而在国外，骨针最早发现于奥瑞纳文化晚期，但一般比较粗大而针眼的孔壁参差不齐。直到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时期，骨针流行，制作技术也比较进步，针眼为钻制而成。由此可见，小孤山的骨针和梭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更为接近(黄慰文等，1986年)。

　　d.装饰品

　　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装饰品包括钻孔的小兽牙和一蚌壳片。其数量并不多，总共5件标本。

　　出土于D9方第3水准层的标本是由一件貉(Mycterutes sp.)的上犬齿制成的，齿根磨薄后从两面挖孔。其结果每一面都形成一个椭园形的轮廓不甚规则的浅坑，然后在浅坑里钻孔，但没钻通。出土于D8方第3水准层的标本是由1件小野猫(Fellschinenzis)的上犬齿制成的。齿根中部以上的齿冠缺失一半，齿根磨薄后由两面对钻穿孔，孔径小而园，因为破损而出现一小缺口。出土于G8方第2水准层的标本是由l件鹿(Cervuscanaderhsis)的上犬齿加工而成的。穿孔时先将齿根磨薄，然后由两面对钻，孔径小而园，孔的内径为0.18厘米，外径一面为0.4厘米，另一面为0.35厘米。

　　出土于F6方第2水准层的由1颗食肉动物犬齿的齿根制成的，饰物非常特别、精细，制作时先由牙齿上截取牙根，再经精心磨制而成，端粗断面呈椭园形，孔壁内缘参差不齐，可能是由两面对钻和剔挖交互加工而成。

　　出土于G6方第3水准层的标本是一件蚌壳饰物)。这样本并不完整，只有近半园，在周边上刻有象征太阳光芒的条纹，研究者认为，这件饰品很可能和人类原始宗教的起源有某种的联系。我们应深入的研究它。

　　我们不妨把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装饰品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这里出土的穿孔牙齿远比周口店山顶洞人出土的穿孔牙齿少，它们的比数是4：125。但在原材料的选择上两者是相同的，主要是用小型食肉动物的犬齿制成，其次是鹿的犬齿。在加工技术有些差异，山顶洞人的标本，它的穿孔基本是用剔挖方法完成的，而小孤山仙人洞的标本，它的穿孔是存在着剔挖、挖钻结合和单纯钻制的三种技术。同时，在钻孔前都先把齿根磨薄。由此看来，小孤山仙人洞的穿孔技术比周口店山顶洞人的穿孔技术更为先进(黄慰文等，：1986)。

　　在装饰品中残留赤铁矿粉未着色的痕迹，在山顶洞的饰品中很常见，但在小孤山的饰品中只见于蚌壳饰物中，而且并不突出。

　　这类穿孔牙饰在国外的奥瑞纳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时期都有，在国内，除了山顶洞，还有宁夏水洞沟遗址，也曾发现1件用驼鸟壳制作饰品(邱中郎等，1978)，山顶洞出土的饰物中除了牙齿外，还有穿孔的小砾石和石珠。所以从饰物种类上小孤山遗址出土的饰物种类比不上山顶洞而显得贫乏些。但在工艺上则比周口店山顶洞的更胜一筹。在年代上也早些(40，000年)。

　　虽然自1986年后，吕遵谔、黄蕴平等人从实验考古学的角度，对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骨角器和装饰品进行过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颇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要实现使这种研究方法在考古学上起到真正的效果，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践和吸收更多的生物学、物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

　　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骨角器、钻孔饰物，数量是那么(石制品超万件)多，种类那么丰富，用料是脉石英，(难于加工的材料)，加工技术如此水准高，年代又那么早(30000～40000年)，遗址处于我国高纬度的北方(北纬40°34'53")。这一系列的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按一般规律来讲，在如此高纬度的北方，又在如此早的时代(距今40000)，不太可能出现生产技术生活水准如此高，如此丰富的族群，除非他们在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在适应这种特殊的环境过程中才孕育出哪些先进的生产水准。但统观小孤山仙人洞遗址本身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块属于辽南山地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海城河上游河谷地带。从动物群的组合，反映出当时小孤山一带的气候总的说来是比较温和湿润，但有过气候上的波动，出现过寒冷的气候过程。单就以上的自然环境就可以造就了上述的人类社会的生产技术和水准?不易解释通。在研究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整个动物群的组合和划分时，我们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就是一些在华北地区属于中更新世时期代表性的动物种属，如三门马、梅氏犀、粗角羚羊、水牛，居然和晚更新世代表性的披毛犀一猛玛象动物群中典型种类，如普氏野马、披毛犀、青羊、普氏羚羊、最后斑鬣狗等共生。这除了反映当时的气候比较温和外，是否还说明了当时正处在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到来之前(距今40000～35000年)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当优越，给人类提供的采集、狩猎(包括渔猎)的资源非常丰富，所以人类人口也迅速发展起来，需要从多方面来取得食物。这样就孕育了多种生产经营，从而进一步诱发了与各种生产经营相适应的劳动工具。同时又促进加工各类工具技术的提高。所以出现了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的古人类给我们后人留下这一切景象。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或许更合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