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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Ⅰ号打捞背后的“申遗”之争
2007522《新京报》
孙旭阳
粤闽浙等地10余年间争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广东少文物处处被动,如今古船将出水,再掀申遗风波。
广东省倾注资金2亿多,打捞南宋沉船,再次引发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之争。
粤闽浙等地争夺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活动始于1991年。由于广东在航海史的地位多见诸史料,少于实证,所以在申遗“争夺”中,一直显得低调和被动。
如今随着南海Ⅰ号和船上8万多件文物浮出水面,广东却要面临另一个难题,这艘多装福建瓷器的商船,究竟是始发泉州,还是广州。它和广东究竟什么关系还不得而知。
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景李虎的助理邹炜透露:“广东将启动包括南海Ⅰ号在内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
黄伟宗看南海Ⅰ号的报导显得异常专注。他觉得,这艘沉睡海底800年的商船出水后,“或许一个秘密就要揭开了。”
“它可能证明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黄伟宗是中山大学研究珠江文化的教授,也是南海Ⅰ号打捞的推动者。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自唐宋以来,进行海外贸易的水上通道。泉州、宁波和广州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申遗,比拼了10多年。幷且,泉州已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登记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唯一城市。
在比拼中,广州一直显得被动和低调。黄伟宗说,这和没有大量极具价值的文物出土有关。
随着,南海Ⅰ号出水日期临近,一场新的申遗比拼又将开始。据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景李虎的助理邹炜透露,“广东已将启动包括南海Ⅰ号在内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
申遗之初广东失利
距离南海Ⅰ号20多海里的海陵岛上,一座硕大的博物馆正建设得如火如荼。今年7月,它将竣工。届时捞出水面的沉船将被整体装入这座南海Ⅰ号博物馆。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开发项目组组长的黄伟宗说,有了这个博物馆,就能帮广东夺回申遗的话语权。
他记得,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争夺始于1991年。
那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东亚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的第一站,便是广州。当时黄伟宗参加了座谈会。他说,接待联合国人员的,不是当地的文化部门,而是外事部门。
官方邀请的是一位扬州师范学院的讲师,为来客讲解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位老师讲的,没有超出普通教科书的范围。”黄伟宗说。
而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出版过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专著的中国外贸史专家黄启臣,却只有10分钟的发言时间。
“学术界很焦虑,政府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黄伟宗说,“广东研究海运史的,研究古代贸易的,都大有人在,却都失去了话语权。”
研讨会开了一天便草草收场。教科文组织随即移师福建泉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并不看重广州。”当年参加座谈的黄启臣认为,广州港的重要地位,更多的是见诸史料,仅有南海神庙、怀圣寺等少数边缘遗址,跟泉州的古船和港口比,“显得很弱势”。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扺达泉州时,该市党政领导出面接见,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泉州展示了刺桐古港、南宋沉船和古代番商伊斯兰墓地等文物和遗址,激起考察人员兴趣。
大部分广东学者认为,泉州只有在元朝时候,外贸量超过广州。无论从年代长短,还是历史纵向的影响力,泉州都处于广州下风。
但是,泉州市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整修包装海上丝绸之路。仅在1998年后的4年里,总投资就为5亿元。这让广东学术界艳羡不已。黄伟宗说,“广东之前就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投入和研究。”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唯一入选的城市。
争夺始发港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转机,始自于当时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一次讲话。
1998年11月17日,在广东省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大会上,李长春说,“广东曾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而闻名于世”,应该很好地继承文化遗产,发扬文化精神。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才申请到研究经费。”黄伟宗说,2000年,他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广东徐闻和广西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于是向省政府申请科研项目。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黄伟宗于2001年11月,在湛江主持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研讨会。会上黄伟宗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广东徐闻自秦汉时期时,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比唐宋时期的泉州早了近千年。
泉州学者认为,黄伟宗的结论是凭藉古书上的片言只语而得出。如此便要推倒学界长期的公识,未免儿戏。而且,研讨会邀请的大多数人,都是帮广东说话的本地学者,一位泉州历史学家说,“找人帮腔是学术界的潜规则。”
就在广东召开研讨会的同时,福建省已批准泉州市政府,以“海上丝绸之路东端—泉州”为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广东与泉州争夺难以分解时,宁波也组织了一个50多位专家的研讨会,并在会上达成《宁波共识》,认为宁波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对于这样一份共识,泉州和广州并不认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王连茂认为,宁波的不少观点很幼稚。“比如拿河姆渡时代和战国时代的文物,来为海上丝绸之路造势就很不妥,这虽然可以变相拉长宁波港口城市的历史,但那时候的独木舟,能出海吗?”
黄伟宗想起昔日往事,有些感慨地说:“要是我们有南海Ⅰ号,当年就不这么被动了。”
小城合浦亦要申遗
2001年,在去湛江徐闻考察的途中,黄伟宗路过阳江,当地官员提了南海Ⅰ号,这让黄伟宗激动得彻夜难眠。
“我们早就发现阳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补给港,现在终于找到了实据。”黄伟宗感到此事非同小可。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文物持有量上的不足将得以改变。
原来早在1987年,中英联合搜寻小组搜寻另一艘沉船时,就已发现了南海Ⅰ号。但考虑当时打捞力量的薄弱,南海Ⅰ号就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以防止他人盗取船上文物。
黄伟宗发现这个秘密后,马上联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以及台湾地区原“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吴京等专家,一同赶赴阳江考察。
2003年9月,黄伟宗上书广东省政府,要求尽快打捞南海Ⅰ号。他为此做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在报告中,黄伟宗建议将南海Ⅰ号打捞,与申遗和商业开发结合。
当时,专家估算发现打捞南海Ⅰ号并建立博物馆,至少需要3亿元。
打捞地阳江也对此事颇为急切。为加快立项步伐,阳江市一领导还在2003年全国人代会上,擅自曝光了南海Ⅰ号,招致国家文物局批评。
那年下半年,打捞计划被国家立项,并拨款3000万,广东省为此拨款2亿多元。
就在黄伟宗踌躇南海Ⅰ号的打捞报告时,广西合浦、浙江杭州和香港地区,都加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争夺中。
2003年前后,在纷扰的争夺声中,不少专家发出联合申遗的呼吁,国家文物局很快同意了这一要求,称海上丝绸之路大家可以联合申遗,算是平息面上的争论。
联合申遗还是单独申遗?
每一项文物申遗成功的背后,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当地不但可以受到联合国的资助,而且申遗后地方旅游经济也会有很大的飞跃。安徽黄山在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两亿元;洛阳龙门石窟“入遗”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元,“入遗”第二年就达到2700万元。
伴随着南海Ⅰ号的打捞,阳江市市领导已公开表示,将为南海Ⅰ号申遗。
阳江市海陵岛旅游局副局长透露,该岛去年的旅游者有175万人次,南海Ⅰ号要运到岛上,即使没有申遗,旅游者最保守地估计也要翻一番,达到350万人次,可以增加数以亿计的收入。
广东省却不满足于仅仅吸引几个旅游者。据悉,广东省初步的规划,是将省内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和文物,打包申遗。
“南海Ⅰ号的加入,使得广东省的分量大大加重。”中山大学教授黄启臣说,“以后再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谁敢把广东落下?”
但黄伟宗却不满足于“联合申遗”或“打包申遗”。他始终认为,南海Ⅰ号可以媲美敦煌,“也许只有单独申遗,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南海Ⅰ号也让黄伟宗多了向宁波和泉州叫板的筹码。“宁波想把他们出土的‘羽人竞渡’的图标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标志,看来是不可能了,战国时候的文物,怎么能比南海Ⅰ号更能体现海外贸易的繁华呢?”
在黄伟宗向省政府递交的报告中,他建议乘南海Ⅰ号出水之机,举办世界性的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力争一步到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力争“世界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申办权。
“省领导很赞同我的计划。”黄伟宗说,“但我知道,其他城市也在争取这些。”
始发泉州怎么办?
黄伟宗也知道,当南海Ⅰ号浮出水面后,广东或许会面临这样一个尴尬,这艘商船或许是从泉州始发,因为目前打捞上的瓷器多为福建瓷器。届时这艘现今最古老的商船还和广东有什么关系呢?
“装的福建瓷器最多便始发于福建,这点经不起推敲。”广东阳江市专家冯铮说,“要知道当时福建和景德镇瓷器行销全国,在广州海港装上这些,我认为很正常。”
“即使始发于泉州,也可以证明广东在当时航道上不可取代的中转补给作用。”中山大学古代地理专家司徒尚纪说。
更重要的是,无论南海Ⅰ号从哪里起航,它都将被放入“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成为展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拳头文物。
船上的8万件左右的文物,也将广东立即列入文物大省的行列。目前,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国家一级文物的数量也不过406件。
对于南海Ⅰ号将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起到什么作用,泉州市龢宁波市对此不约而同地表示: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要看国家文物局的统一安排,对广东打捞南海Ⅰ号不便置评。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世界遗产处负责人则表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地将协作进行,“有进展了自然会公布”。
“至少现在还没确凿证据说明南海Ⅰ号发自哪儿的。”现在黄伟宗的心头也时常挂着这个疑问。
历史猜想
南海Ⅰ号讲了宋朝哪些事儿?
南海Ⅰ号无奈超载?
此前,广东省文化厅和考古专家都认为,南海Ⅰ号因超载而沉没,因为南海Ⅰ号如遇台风而沉,不会四平八稳地停在海底。
阳江市东平镇的老渔民说,南海Ⅰ号可能是慢慢进水后沉没的,“超载后吃水太深,船板缝或者朽坏的船板因水压大而裂开,这沉得慢,水手一般不会被困死。”
“当时货船超载跟现在汽车超载,原因差不多。”中国外贸史专家、中山大学教授黄启臣说,“以当时记载看,税费交得多,官员盘剥厉害,货船不超载都没得赚。”
南宋兴亡与市舶司
黄启臣说,南海Ⅰ号出海时,必须经过由当地市舶司开具公凭(出海许可证),并进行“抽解”(收缴部分货物充税款)。
南宋偏安杭州,对海上贸易的依赖与日俱增。高宗初年,政府财政收入不过一千万缗(千文钱为一缗),市舶收入即达一百五十万缗。
但市舶官员贪腐横行,本来规定的一成左右的税率,常被官员要至三成甚至五成左右。
无数艘南海Ⅰ号的货易之利,为南宋朝廷续命不短,但南宋朝廷1279年在崖山海战的覆亡,也与泉州市舶司有关。
“逼南宋小皇帝跳水的元军主力,便是原泉州市舶司缉拿海盗的水兵。”泉州专家王连茂说,“泉州市舶司的一把手蒲寿庚投降了元军,他是个阿拉伯人。”
4000枚铜钱说明什么?
南海Ⅰ号初步打捞,已出水了4000多枚铜钱。
“宋币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有坚挺的购买力。”王连茂说,南宋为了防止铜等战略物资的流失,严禁出海航船携带铜钱和兵器。“历史上,我国一直很缺铜和银。”
“铜禁也不是铁板一块。”古代商贸史专家黄启臣说,海船也可以带少量铜钱,如贿赂巡检官员的话,也可走私铜钱。
南宋后期,发行了大量没有银铜储备的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民怨沸腾,也加速了南宋的覆亡。
注:《中国经济网》2007年5月22日同时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