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笔者出于个人兴趣与工作需要，业余参加过不少学会或研究会，并从那里吸纳了许多做人与做学问的有益养份，虽然少有清闲时间，但觉心安理得，生活充实，不枉今世。

　　当然，笔者初时之重点是经营广东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再以该研究会为主线之一，发起、参与广东社会学学会；又以前面两会为基础之一，发起、参与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这是笔者有意识地设计的研究路向，以苦为乐，不待多赘。

　　但从这里似可看到，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学的基础之一，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作为精神文明学的基础之一，则是笔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观念，并贯穿于笔者所有的文字生涯之中。

　　盖因研究社会学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精神文明学也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所有社会现象，都是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产物；而社会历史现象又必有其精华；这种精华当然不仅仅是指精神文明，同时也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种文明和这些文明的人与社会的共有载体——生态文明等在内。

　　出于上述长期形成的观念，笔者在社会学与精神文明学的研究之中，或在参与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之中，脑子里总有“社会与文明”或“文明与社会”这两组字眼在轮番跳跃，甚而日夜缠绕、挥之不去。

　　正是出于这一缘由，在整理过往散稿时，便自然而然地将它们分别取名为《社会与文明漫说（1981—2000年）》和《社会与文明漫谭（2001—2008年）》，以及待出版的《文明与社会漫议（1980—2000年）》和《文明与社会漫论（2001—2008年）》四书。

　　其中，前两书主要从社会学范围来讲国内、省内当代社会历史中的文明现象；后两书则主要从精神文明学范围来看国内、省内当代文明社会历史中的社会现象。上述二者既无大的区别而又有所不同，只是角度的选择罢了；也无论是社会与文明还是文明与社会，都是互动的关系。

　　同时，之所以用“漫说”、“漫谭”、“漫议”、“漫论”的词语来作为前面四书的书名，关键在于一个“漫”字。它不是社会学或精神文明学的专说、专谭、专议或专论，而是社会学或精神文明的散说、散谭、散议或散论；不仅内容散，形式也散，编排更散，与别的著作不尽相同，因而显出“漫”的底色。

　　更加之，笔者眼里的社会学或精神文明学，在经世致用中接触日常社会活动与学术活动时，除了专篇论文与调查报告外，还化作讲话或发言，化作书评或书序，化作纪要或报导，大都是随机而作之，随缘而为之的，每每借此说彼，即使难免随波逐流，也多在夹缝中漫自言心，这既是个人秉性之流露，也是散学难专之故也。

　　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为广东社会学学会及90年代初为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的发起与参与到现在，已分别经历了24年和16年之久。这期间两会的主要活动与笔者的研究工作，不说水乳交融，也可说难分难离。把这些东西放进四书里面，却是笔者对社会学和精神文明学特别紧密的依存关联与特别深厚的浪漫情怀。

　　确诚于上，笔者宁愿以散学难专的事实而受到议论，却不愿割舍四书中两会活动的相关篇章——因为这是两会的部分历史文献，也是笔者怀着“路漫漫兮而求索”的一种心境、一种回忆和一种追寻。

　　如果说，这四书未能为读者提供更多高深的学术理论真知，那么，它起码可以为真正关心广东社会学学会和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的同仁留下研究两会的资讯记録，虽则不是完整的记録，吾愿也已足矣。

　　就《社会与文明漫说（1981—2000年）》而论，作为四书之首，从时间跨度来讲，正是广东社会学学会筹备、成立、学习、补课并逐步开展的时期；从选稿角度来看，笔者则是以学习、补课的心态和行动，为广东社会学学会的筹备、成立和开步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笔者认为，被打入冷宫近30年之久的中国社会学，虽于20世纪80年代初得到恢复重建，但于我们广东，还不是一下子就能搞起来的，故在1985年广东社会学学会成立前，做些学习、补课的筹备工作不能或缺。

　　要学习、要补课，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是很重要的一环。为强调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基本方法，笔者便重温了毛泽东同志《〈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并作为四书之首的开篇。其中《广州首创的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可说是笔者在广东社会学学会成立前的筹备期间，较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报告。

　　此其后，笔者多次到边远的南雄山区、著名的国有或民营企业、人所关注的深圳经济特区等，均作了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并写出相应的调研报告或论文，包括四书在内，调研报告的篇幅占了较大一部分。里面提及的东西也大都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

　　作为社会学爱好者、工作者，不仅要学习社会学，要补社会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课，还要不断地进行社会调查或田野调查，这才是活的社会学，有生命的社会学，有经世致用的社会学。但不管是社会调查还是田野调查，务须注意这些调查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相关因素，尤其是我们调查所处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

　　对此，《社会与文明漫说（1981—2000年）》一书在以调查研究的文稿为开篇之后，即选取了有关我国改革开放及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篇章为其组合的展开。其后各书也大致是此类篇章的交替笔墨。这是因为，社会学只有深入到社会的经济、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的文化等领域，才能显其重要的社会功用。不过，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要求，这些文稿还只能说是堆皮毛之见。

　　但不管怎样，笔者的用意——边学习、边补课，边为我国、我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为我国、我省公民现代文明综合素质的改善，为我国、我省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做点努力，为广东社会学学会和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的前行鼓与呼，则是由衷之举、自觉之践。

　　当然，笔者的《漫说》和《漫谭》、《漫议》和《漫论》，是分别按时间先后为序的。前两书重点讲社会学的近30年，后两书重点讲精神文明学的近20年，其涉及面比较广泛，有的篇幅很长，有的篇幅却很短；有的讲得较深刻，有的讲得很简单……

　　不过，篇幅长短也罢，论述深浅也罢，每篇至少有一个或几个尽量自完其说或看似“离经叛道”、实则试图立新的观点，则是起码的要求。本着“双百”方针，要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有请读者批评指正。

　　特别是四书中强调的、由我们广东社会学学会等率先草创的几个社会学分支学科，如意识社会学（也即精神文明学）、殡葬改革社会学、潜能开发社会学、健康研究社会学、志愿服务社会学，还有四书中点到而未展开的一些新的学科形态，都是有待长期的争鸣和深入的探讨，方能取得更多的共识。

　　再就是四书中强调的、笔者反复讲述的，一如人与社会和自然所形成的文明总体观，是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精神文明、人种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六大块及各块内部的系统结构；二如市场经济与人的现代文明综合素质一系列内容的系统阐析；三如当代中华凝聚系统自身内涵及对凝聚力之外十六个命题的提出等等，若没有学术的百家争鸣或自主创新的持续研究，死抱老皇历，照钞舶来品，是断难接近真知的。

　　回过头来看，如果说从1980年至2000年这20年间，广东社会学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忙于学习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补了一些所急所缺的东西，以及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于学科草创上的尝试等，在《漫说》和《漫议》中有所反映，那么，从21世纪开始以来的近10年间，虽然还要在社会学方面继续学习和补课，虽然要继续完善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但与当年的情形有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多少也反映在笔者的《漫谭》和《漫论》之中。

　　然而，以现在的眼光来审视，用发展的眼光来量度，这些散稿毕竟是30年前的旧货，肯定会有不少过时黄花。事实也是如此。只是为了客观一些地描留笔者多年来在广东社会学和精神文明学方面的足迹与样貌，便不计得失，冒昧端出；也乐度晚岁，笑对而已。是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