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岭南地区地处我国最南端，生态环境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我国四大河流之一的珠江水系贯穿其境。这里是高温、多雨、潮湿、日照强、海岛多、海岸线长、台风多的地区。全区山地、丘陵多，平原少。喀斯特地形在本区特别发育，原始森林分布广泛，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自然环境。到了人类社会出现以后，这里又成了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在这里生活的先民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尤其是史前阶段更为精彩，但在研究史前史过程中，作为考古工作者应该朝着哪一个方向努力，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果呢?这是本文要尝试探讨的问题。 

　　二、岭南地区史前文化特色

　　由于岭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复杂，史前的先民们在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总结起来，在岭南地区发现最多的史前文化遗址可归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洞穴遗址。这是分布最广、数量最多、保存得最好、文化堆积较完整而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例如闻名中外的马坝人、柳江人、桐梓人化石的文化遗址就属于洞穴遗址。此外，还有广东封开垌中岩、黄岩洞、罗髻岩、罗沙岩；阳春独石仔；罗定下山儿洞；英德云岭牛栏洞、宝晶宫和广西桂林穿山东岩洞、宝积岩、甄皮岩、庙岩、大岩；柳州都乐岩、大龙潭鲤鱼咀、思多岩；崇左矮洞、白莲洞；隆林那来洞；荔浦水泉东洞；田东定模洞；都安干淹岩、九塄山、巴独山牛洞以及贵州兴义猫猫洞；贵阳穿洞；水城硝灰洞；威宁草海；六枝桃花洞；黔西观音洞；盘县大洞等等，均属于洞穴类型遗址。 

　　第二类是贝丘遗址。比较有名的有广西南宁豹子头遗址、顶狮山遗址；桂林的庙岩遗址、大岩遗址和甄皮岩遗址；柳州大龙潭鲤鱼咀遗址和白莲洞遗址；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遂溪鲤鱼墩遗址；广东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等等。这类遗址有的和洞穴遗址有交叉现象，有不少洞穴遗址的堆积中往往有若干层是带贝壳的文化层，同时也具有不带贝壳的文化层，这种遗址往往是跨越的年代比较长。纯贝壳文化的遗址也有，如广西南宁豹子头遗址、顶狮山遗址；桂林的大岩遗址；广东遂溪鲤鱼墩遗址等等。 

　　第三类是阶地遗址，也有人称台地遗址。这类遗址都是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阶地上，从一级阶地（T1）一直到三级阶地（T3）上都有，个别可达四、五级阶地上。如广西百色盘地中的左、右江两岸阶地上分布得比较多，在珠江干流——西江两岸阶地上分布也很普遍。例如广西南宁豹子头遗址、顶狮山遗址；柳州兰家村遗址；广东英德青溪史佬墩遗址；封开勒竹口遗址以及最近发现的广西百色隆林百达遗址都属此例。 

　　第四类是在华南沿海地区或海岛地区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文化遗址，称为沙堤遗址或沙丘遗址，我个人认为为避免与沙漠草原区的沙丘遗址相混，称它为沙堤遗址更为好些。这类遗址有人称它为季节性遗址，幷非一年到头有人在此活动和生活，而且随着每年的季节变化而周期性利用。所以文化层的堆积带间隙性，但实际上，因其利用周期频繁，在文化层的堆积上看不到明显的间隙，基本上还是连贯的。这种遗址都和水上先民们或活动于海边的居民们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无论在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上以及居住活动形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例如香港大屿山石壁东湾遗址、南丫岛大湾遗址、深湾遗址、屯门龙鼓滩涌浪遗址、马湾东湾仔遗址；澳门黑沙湾遗址；还有珠海的宝镜湾遗址；深圳大黄沙遗址等等，均属此类。 

　　根据迄今已发现的史前阶段的遗址情况来看，岭南地区史前文化遗址有三种特色：其一，以洞穴遗址居多，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不少洞穴遗址中也出现贝丘文化层，阶地上发现的纯贝丘遗址不算很多，而阶地遗址中不带任何贝丘文化层的遗址也不多，往往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文化遗址才出现。其二，在岭南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中，文化层堆积普遍比较薄，尤其是阶地上的文化遗址(亦包括个别山坡遗址)，这可能与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有直接关系。因为岭南地区气候高温多雨，自然侵蚀力量大于沉积力量，所以能保存下来的文化堆积物不可能太多，文化层显得单薄。其三，岭南地区的文化遗址，除洞穴遗址中有因石灰岩碳酸盐钙化胶结作用，使得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和少量人类化石得以保存下来外，阶地遗址和大部分纯贝丘遗址中，都很难找到其伴生动物群化石，只有在较晚期的遗址中才能找到一些兽骨残块。这种现象也是由于岭南地区气温高而且潮湿有关系。在第四纪地层中，发育着一套带酸性的呈褐红色或褐黄色的风化壳，有机物如动物骨胳等均易被腐蚀，难以形成化石保存下来。这样一来，有些阶地遗址的相对年代和当时的伴生动物群的确定和瞭解就很难知晓，对恢复当时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增加一定困难。而且先民们生活过程中留下的各种遗物，除石头工具外，其余的都难于保存，虽然尚可利用植物孢粉、硅藻、硅酸体进行一些分析，但无法或难于与北方地区同期的文化遗址进行对比研究。这样一来，岭南地区的洞穴遗址中，由于石灰岩碳酸盐钙化作用，使不少先民们的遗物得以保存，虽然其条件远远达不到北方地区同期的文化遗址，但已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珍贵的遗物。因此，岭南地区的洞穴遗址成了研究岭南史前史的主要实物来源。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人类在史前阶段后期已从洞穴生活走出来，到了山坡和河流阶地上、海岸沙堆的沙堤上、海岛海湾沙滩的沙堤岬角上。生活范围宽广了，和大自然接触更多了，生产活动内容大大丰富了，生活过程中给我们后代留下的各种文化遗物也琳琅满目，但经不起大自然的强力侵蚀，所以所剩无几，尤其是史前早一阶段的文化层很难找到。前面讲过，在洞穴里会保存得好些，但在海拔高度低一点的洞穴中又遭现代的人为破坏，诸如旅游开发、采集钟乳石和“挖磷肥”等等，大部分的洞穴遗址被破坏得也差不多了。而在海拔高度60米以上的洞穴，由于登山困难，现代人较少踏足，大部分文化堆积均保留完好，广西柳江巨猿洞就是一例。在这些洞穴中可能将有重要的发现，不过目前我国考古学家还未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地方，加上研究经费缺乏，设备落后，也局限了向这方面发展。 

　　从前面的介绍，大家都明白岭南地区的史前考古不管是客观因素或是主观原因，都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本来是有利的条件，已被人为破坏；剩下可利用的地方有限，而眼前人们却没能力去利用。前人和现代人所作的一切工作是否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没有！是否已到此为止?显然也不是。哪该怎么办？ 

　　三、抓主要课题带动全局

　　不管怎样说，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考古学的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考古调查和发掘普遍地进行，特别是自从开放改革以来，随着工农业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考古成果是丰硕的，不少重大的考古发现陆续地呈现在国民面前。但一直被认为是蛮荒之域的岭南地区，虽然新的和重大的发现也不少，但和北方和中原地区却是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史前时期的发现，考古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如我国中原地区。不过从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发现，有些方面岭南地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比我国中原和其他地区先进，如稻作起源和家畜饲养的起源是在岭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在人类起源和人种分化确定与辐射方面，岭南地区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桥梁地带和中转站，同时也是现代中国人起源的辐射中心。 

　　近十年来岭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和深入研究，如广西桂林庙岩遗址的发现，广东英德牛栏洞的发现，加上紧靠桂北的湖南道县玉蟾洞的发现，已经证明我国稻作起源是在南岭南北这一片地区。通过南方中石器时期及其文化的研究，通过以英德牛栏洞动物群的研究和广西甑皮岩动物群的再研究，发现猪和鹿的驯化最早也是出现在岭南地区，狗的驯化也一样。而且从旧石器中晚期一直到新石器早期阶段，岭南地区存在着一套以陡刃砾石石器为代表的砾石文化，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确有一个过渡阶段，即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和北方同期的中石器时期及其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岭南扮演着不同角色。特别是近十年来，分子生物学研究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不久前，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诸家祜教授领衔，由中国7个研究机构12位研究人员承担的中国基因多样性课题组，对中国56个民族中的28个民族群体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幷将其与其他亚洲和非洲群体进行了比较，完成了题为《中国各人群的遗传关系》的论文。中国遗传学家的研究结果认为“源自非洲的现代人构成了目前亚洲人口基因库的主体”，他们认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大约在40 000～60 000年前，从非洲出发向东经印度洋取道东南亚进入中国华南地区。这意味着原来科学界所公认的中国人自北京中国猿人和其他古人类类型进化而来的传统观点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而这项挑战来自于生物科学的最新探索领域——分子人类学。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批分子人类学家根据对147名各大洲不同人种妇女胎盘细胞中的线粒体DNA分析，将所有现代人起源追溯到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这一被称为“夏娃理论”或“走出非洲”的假设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意味着人类起源和进化的主干在非洲，其他各大洲的古人类代表都不过是进化中的旁支。 

　　1997年，德国莱因汉斯博物馆和慕尼黑大学的分子人类学家联合，采取聚合酶链反应（PCR）分析方法，确认欧洲典型尼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处在现代人类序列的变异范围以外，因此不可能是欧洲人的直系祖先。这一成果被列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幷被西方媒体认为其意义可以和人类登陆火星媲美。 

　　最近分子人类学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一项由19项信息更为丰富的Y染色体指标被用来揭示东亚人群父系传承的遗传学研究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完成。由于变异相对较小，用Y染色体指标来重建人群的遗传历史长期没有进展，直到一种更有效的测定方法——高性能液相层析法（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被引入之后，这一领域的探索才有了进展。在过去几年里，大量Y染色体指标被分辨出来。通过对包括中国21个不同民族的人口、22个省份的汉族人口，3组东北亚人口，5组东南亚人口以及12组非亚裔人口在内的大量样本的分析，表明东南亚人口要比亚洲北部人口拥有更大的变异。这意味着东南亚大陆应是东亚现代人群最早的定居点。根据Y染色体变异速率的推算，晚期智人进入东南亚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8 000～60 000年前，紧接着开始了向北方的迁徙过程。与此同时，有另一批晚期智人群体从东南亚开始向南迁徙，进入马来西亚和印尼幷到达太平洋群岛。为此，Y染色体分析的结果与线粒体DNA的证据完全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夏娃理论”和东亚人自南向北迁徙和扩散的模式。 

　　但是，分子生物学的进展幷没有获得中国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欣然认可。以中科院院士吴新智教授为首的学者认为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不但在形态上、而且在时空分布上都显示出进化上的连续性，而且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显示出传统的延续，缺乏人口替代经常伴随发生的外来进步文化的取代。吴院士还指出，如果中国的晚期智人是从非洲来的，那么他们应当携带着更进步、和中东地区类似的旧石器工具，但是中国幷没有发现这样的工具。吴院士认为，晚期智人从非洲迁徙到欧洲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的过程可能是真的，但是中国经历了一个不同的进化过程，现代人类在远东的演化以本地人种延续为主、外来人种杂交为辅。这是当今国内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主流的看法。而且吴院士在《关于中国现代人起源的研究》一文中指出(2004年)从解剖学上来看,现代人进化的过程中有无丢失基因变异，在人群繁衍传代的过程中,肯定有许多个体早年夭折,陆续有群体因为瘟疫或其他灾害遭到绝灭,没有机会将他们具有的基因变异遗传下去而丢失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还经历过由于不同环境而引起的自然选择的不同后果，许多基因由此而消失了。因此从现生人群检测游列的基因变异与在实际进化过程中积累的变异相距甚远，幷非这么简单化。

　　另外，越来越多的试验结果表明基因突变的速率幷不恒定。不同的遗传位点常有不同的进化速率。人们发现，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通过分子生物学的途径研究现代人起源的时间常常会得出相差很大的数据。这样一来，对这些相差很大的数据的处理，就需要十分慎重才是。

　　第三方面，如果将今比古，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例如，18世纪大批欧洲人涌到美洲和澳洲，以他们在物质和文化上的压倒优势，占据了当地原居民的大片祖居地，将他们逼迫到很狭小或荒僻的地区，大洋州的塔斯马尼亚人甚至遭到灭绝。在这种白人占优势的物质和文化背景下不可避免会形成与当地人之间的婚姻生殖隔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旧避免不了通过欧洲殖民者与当地人的杂交，将后者的遗传基因流传到今天，幷未能造成人群的完全取代。何况在旧石器时代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物质和文化差异幷未达到欧洲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如此悬殊，所以很可能没有那样的婚姻生殖隔离存在。这样就不能完全避免与当地的原住民杂交。进行基因交流，完全取代的情况就很难发生。这种分析和我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和他们使用的石器工具所反映出来的特点比较吻合。

　　吴院士的观点有相当的说服力，所以不管怎么样，“走出非洲”或“夏娃理论”为21世纪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提出了一个意义极其深远的科学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地区看来不是在华北的黄河流域而是在我们先前认为旧石器发展脉络不清的华南地区，这是现代智人首选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为此，华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解决现代中国人的起源问题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地处华南地区南部的岭南地区显得更为重要。面对科学新课题的挑战，岭南地区的考古学已经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位置。 

　　由于国际学术界意识到“走出非洲”或“夏娃理论”是立足于现代人群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等遗传物质突变速率推算所得出的假说，这一遗传学证据幷非直观而被科学界称其为“软材料”，我们还需要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实物证据来作进一步的检验，而考古学材料被认为是重要的“硬材料”。因此，关键的证据的获得还是要靠考古学的发现。 

　　根据以上的介绍，毫无疑问，这个现代中国人的起源问题不仅是全国考古界最新、最重要的科学新课题，更是岭南地区考古学迄今最紧迫、最关键的科学新课题。 

　　如果说现代中国人的祖先不是本土古人类的连续进化来的，而是来自非洲外来者，那么我们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要弄清这一人群替代的详细过程。是采取了一种整体取代或是一种杂交和逐渐融合的过程？ 

　　第二，我们必须通过现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的进一步研究，找到确凿的证据，来显示外来的种群进入华南地区后如何生存，幷与当时当地的土著古人类群体共生、杂交和融合的情况。虽然我们已经在华南地区发现了马坝人、柳江人和资阳人、桐梓人等早期和晚期智人化石的材料，可惜其数量太少，以它们来检验中国人非洲起源说显然显得单薄。我们需要通过扩大田野调查范围，希望获得更多的材料，与此同时对已发现的所有古人类材料加以深入的研究，找出他们的异同点，幷与周边同期的古人类化石进行对比研究，找出他们之间的关系。  

　　第三，我们必须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寻找比较好和数量比较充分的文化遗址，瞭解古人的活动情况，他们的石器技术、生存方式和意识形态上的细节。尤其是关注五六万年前可能发生这一重大的转变和过渡。 

　　第四，我们必须寻找所谓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因素，从已发现的上百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已出土的上万件石器、骨器及其它一切生产工具中寻找和非洲及中东地区类似的旧石器工具与加工技术。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发展到几万年至八九千年之间。人类社会演化的许多大事件都在这个时期发生和确定的。如农业起源、家畜饲养和畜牧业起源、原始宗教、艺术起源、人类社会形态形成、人种分化最后的确定等等，都是与此时期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如果我们把万物之灵——人类起源的问题解决了，上述提及的其它问题的解决就不成问题了。 

　　所以，岭南地区史前考古研究的主攻方向，我们认定是现代中国人起源及有关问题的研究。如果把这一问题解决了，或者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充分的实物证据（所谓硬件），那我们将是功德无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