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三行是岭南商业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其存在的短短百年间，行商们以生命抗争表现出的精神气度，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岭南文化传统。而身处岭南，十三行人又不可避免地展现出岭南文化之于自身的投影。历史证明，十三行精神与岭南文化之间，实际上正存在着一种双向度构建的关系。

　　【关键词】冒险创新　兼容宽博　重商传统  

　　史册上，十三行人似乎是幸运的。

　　他们承蒙帝主恩泽，迎来了中华历史上从未呈现的繁华局面——“一口通商”、越洋经贸，一次崭新的商业实验让这个原来不起眼的弹丸之地在朝夕间从名不经传的南蛮荒地变成了商业天堂。随之而来的，是“香珠银钱堆满市”的纷繁夺目，是“洋货如山”的乱眼迷离，是“天子南库”的独尊美誉。

　　所有的这些，都是那么惹人艳羡！

　　或许，十三行人从未想过，在经商往来间要承接着这些特殊的历史名衔，在单纯的营利商贸中要缚上家国命运的绳索。但事实上，他们已身不由己地被历史的漩涡卷入繁复的斗争中，不止关涉经济，更有着政治、外交与民族的意义。

　　可以说，十三行人也是不幸的。

　　他们在原本琐碎而平凡的生活经历中被添加了太多的“意料之外”，有着太深重的责任，这已然是一种任何时代与群体都难以承担的历史负荷。在清末那个朝晖夕阴、风影摇曳的时间片段，他们历史性地见证着中外经贸交往的新生，但也不忍目睹在这场经济风暴中民族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遭遇劫难的。这里，充斥着不安与惊栗。

　　正是这种时空耦合所带来的历史特殊性，铸造了十三行人的精神，也让这种精神倒影在岭南文化的生成过程中，与之产生了一种跨越时空的重叠。

　　在岭南文化的许多特征中，其实我们不难看到作为粤商业文化典型的十三行经贸活动圈的某些精神或理念在其身上的影响。岭南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之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独特的商业文化内核，它具备了在中国“黄色文明”泛生态圈中少有的“蓝色”因子。很多学者曾把中华文明定性为黄色农耕文明的典型，海洋文化的暖风似乎从未吹拂在这片土地上。但实际上，岭南在中国诸多地域中却占了奇特的一席，其地理特征及人文精神发展都印证着它正不断地把自我与海洋牵连在一起，历史性地、潜移默化地。这当然不仅仅是指空间位置上的接壤，更是一种文化思维的融合。在我们通常所说海洋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个冒险拼搏，一个是商业意识。无可否认地，这也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但笔者认为，这种基本特征的形成实际上也有十三行这个岭南商业典型的影响因素。十三行人在承受深重劫难洗礼中所表达的那种精神、那种文化魅力，已经成为岭南文化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而另一方面，十三行从诞生之日开始又不可避免地接受着岭南文化的熏染。首先，从主体本身来看，十三行行商多为久居岭南之人，其思想文化意识不可否认地沾染了浓重的岭南色彩。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风格，思考问题的方向等各方面都会带有文化影响的作用力。其次，从地域而言，十三行地处岭南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区——广州老西关一带，他们所接触的人和事物都会让其身上的这种岭南文化色彩不断加重。本来，地域与文化之间就从不应该分以看之，任何地域都会由于其本身的独特性而对处于其内的事物产生影响。钱穆曾经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区别，进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它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具有掌控力和制约力。”而梁启超也有就地域对文化影响作出详细而独特的论述，其《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曾言道“凡天然景物过于伟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象力过敏，而理性因以减缩，其妨碍人心之发达，阻文明之进步者实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则人类不被天然所压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爱其美，而为种种之试验，思制天然力以为人利用。”地域差异不是也不可能仅仅是地理空间位置上的划分，在更大意义上，它应该是文化特征的一种标识。所以，十三行在影响着岭南文化生成的同时，也在岁月中默默地接受着岭南文化的打磨熏染。文化就是这样，总在不断沉积，不断衍生、流变，与发展。

　　以下，笔者将尝试从几个方面论述十三行精神与岭南文化之间的这种双向度建构关系。

　　冒险拼搏 ，开拓创新

　　十三行行商们的生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尽管一口通商格局的形成为他们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他们也肩负着朝廷与洋商的双重压力。可以说，他们是在夹缝中生存着的一群。“红顶商人”的风光耀眼其实只是一波又一波经济政治厄运的外殻包装，“宁为一只狗，不做洋商首”或许才是他们真正的心灵表达。行商的连坐制度、对外商犯事处理的分寸把握、对朝廷奢侈需求的满足……所有的这些，都足够让这个群体生存得噤若寒蝉。但正如广东民谚所说的“有危才有机”，正是在这样空前复杂的营商气候中，十三行人却有着独特的生存之道。他们意识到，这种困境是时代的产物，是整个政治环境与人的构成精神所导向的，并不是几个行商，或几个名衔就能改变。如果说天下太平的和乐气象能让商人们把自己的经贸活动放置在一个平稳的大环境中从而得到不惊不乍的坦途式光明前路，那么在当时惊涛骇浪、晴晦不明的氛围中，十三行人却又能以冒险家的心态去拼搏一番，带着满身伤痕闯出荆棘丛中的一条血路。

　　就像十三行行商中最具代表性的伍秉鉴，这位被现代人誉为世界首富的传奇人物，其执掌怡和行的生命历程时时刻刻都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冒险拼搏精神。当然，这其实也是客观现实的一种需要。如果他不去拼，不去闯，莫说世界首富只是一轮泡影，即便在洋商遍布、官僚横行的十三行立足，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作为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伍秉鉴深谙此理，这其实也是一个商业怪圈——他地位和财富的提升，是因为那种拼搏的狠劲，但当其真正高处不胜寒，想沉静下来收敛行事时，这实际上又成为一种奢望。现实要求站在整个商行上层的他更要拼，更要放手去做。这也许也是后来怡和行逐渐衰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商行前行的航舵了。据史料记载：

　　伍家成为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1831年公司欠行商款总额约75万两，其中欠伍秉鉴约55万两，占73%；1823年为76万两，1824年为85万两等。大班每年离开广州前往澳门居住，都将公司的存款和金银移交给伍家保管。1816年3月，伍家被委托保管现款将近40万元，还有新运到的金银46箱，约15万元。

　　可以想象，当时的怡和行是何等风光，但这风光背后又是何等的危险。债台高筑对于当时处于弱势的商人群体而言并不是一件美事，因为这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如何收回款项的问题，还有就是当时政府的态度政策。在对洋贸易上，清政府一向要表现的是一种“招徕远人，宣扬圣德”的光辉形象，他们要树立大国的威信，建立高高在上的形象。由此，统治者们都认为商贸中的“锱铢必较”是有失国体的，应该以大国的慷慨对他们给予“施舍”“赐予”。所以，“清帝在中外纠纷中，往往喜欢扮演一种‘朕统万方，天下一统’的裁判角色，为体现出怀柔政策，甚至多偏向于外方”。这种态度实在让十三行行商们吃尽了哑巴亏。很多时候巨额的欠款就在一道批旨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面曾经记载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公行的行商们自然是惨受敲诈，1771年已经发现其中有很多家破产，此外还拖欠了应付给官方的款项；于是公行被解散。据说这是为了外商们的利益而作。”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怡和行的这种大批款项外借确实是冒险之举，但这又是不得不为的事情。如果不是步如此险途，他们根本不可能与洋商们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也就不能把自身在商贸活动中的地位与之放置在一个平行线上。十三行商人们的所谓“对等贸易”，其实是一种以消耗自己资本和冒极大风险为前提所营造的商业氛围。这种状态在当时的十三行商人中已经成为一种行业习惯，无差别地分于每个人身上，“封建王朝统治下，商人社会地位低微，无法与官府抗衡，迫于无奈，潘启只能采用消极的反抗方式，以求助于通过权钱交易来换取‘公行’制度搁置。”可想而知，这种冒险精神在这个艰难生存着的群体中是起着何其重要的作用。

　　到了后来清政府所实行的保商连坐制度，又让十三行商人们陷入了另一个险地。这种方便政府管理、保证外国利益的举措，实际上是让整个十三行的商业群体变成了连环船，每个商行在经济活动中所要面对的风险都同样地投置到其他商行的身上。这样，他们要顾虑的和面临的灾难也更深重了。他们甚至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然身边的一个商行倒闭了，然后自己又无缘无故地要把他们的欠债背负起来。就像在嘉庆元年（1796年）蔡世文由于欠50万两巨债而自尽，其欠款最终还是落到了广利行卢观恒的肩上。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似乎已经成为当时十三行人身上一颗不知名的定时炸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活动更不能畏首畏尾，只能以“豁出去”的冒险精神延续着商行的生命。十三行人的冒险创新，是一种主观精神意志，但也是一种客观的“为势所逼”。

　　当然，“为势所逼”并不妨碍这种冒险创新精神在岭南文化中的承传与衍化。十三行作为岭南商贸文化中重要的一页，它所牵领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风云沧桑，更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文化是形而上的建筑，它的积累不是一砖一瓦的实体式堆叠，而更应该是无意识的岁月沉淀。十三行人的这种冒险精神对岭南文化的影响当然不是立竿见影式的，不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它更有着一种强化的、沉积的意味。十三行深刻的商海记忆，其实萦绕的，不仅仅是那几个商行家族，更是整个南粤大地，包括他们的商业精神，那种冒险进取、敢于直闯、开拓创新的精神。

　　另一方面，十三行人为什么能具备如此特殊的商业气质？为什么在全国的商业群体中能独树一帜地表现出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这又是源于岭南文化本身的引导和感染。

　　梁启超曾经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以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也。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鋭,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这段评述濒海居民共性的话语，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地理环境角度对岭南民性冒险精神形成因由的一种解释。而林语堂在论及广东人时，也曾作过一番很有滋味的评价：“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罣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在这里，两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点出了岭南民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冒险进取。事实上，这种与大海相持的而养成的精神，也是岭南人与中华大地上其他内陆民族相异的核心点。广东人善于冒险创新，“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粤民谚充分体现出他们那种为达到目标不惜一切的拼搏探胜精神。这是在几百年间与大海对话中磨练出来的自主个性，是在面对广阔浩淼的海洋时主体心态的一种营造——在海的凶险面前，你必须拼搏，必须冒险，才能与之相处，而争朝夕。身处粤地的十三行行商们在营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冒险创新精神，大无畏的气度，正是岭南人的特殊品格。他们虽深受清廷和洋人的压迫，顶着连坐的商行制度，背着随时会由于经济案件入狱流放的危险，明知道前路渺茫艰险，仍勇往直前。凭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拼劲，横扫商界。这里面当然也有着客观环境的要求，但除此之外，主观意识的萌发还是有着很深刻的岭南文化影响因子的。

　　而在冒险勇闯精神之外，十三行人身上那种善于变通，不拘泥一格的性情也反映了岭南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岭南人在与海洋搏斗的生存空间中，“如无一种随机应变、灵活敏鋭的个性，避险趋易，化险为夷，则很可能时刻葬身鱼腹”。环境决定民性，世代延续的生活圣经让他们养成了一种“变”的思维习惯。郦道元《水经注》里曾有“水徳含和，变通在我”之语，老子五千言中亦有“上善若水”之谈，能居于任何形态而不断修葺自我，以浩淼深广之态藏圬纳垢于无色无形之中，水这种以“变”为形的大德，亦成为了岭南民性之德。而这种民性德行，在十三行后人们弃商从文，远离祖上所经营的事业而觅寻属于自己道路的选择上，有着典型的表现。对于十三行后人而言，“弃商从文”里的“弃”，其实就是一种改变，一种变通。《易传》强调“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才能使事物迎立于不断变迁的外部环境之中，在物质世界里保持自我的生存力量，不至于存在价值在滞后中失落。十三行行商们深谙这个最简单却又最艰深的哲学道理，在发展道路上让后代不再封锁自己，而是“变”，变商为仕，弃商从文，总之不再涉足于自己曾经饱受冤屈折磨的商道。作为曾经叫响天下的十三行行商们，面对着这个自己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改变，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人的思维总有着一种固定性，当自己在某个领域取得非凡成就时，总希望子孙后代延绵不絶，继承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但这些行商们没有这样做，甚至“不约而同”地让后人皆放弃商途。在这个艰难决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一方面是十三行先人们当初经营这个商业帝国时，在表面风光的粉饰下，一直承受着的那种无奈与痛苦，另一方面也是岭南人生命流淌出的一种特殊地域文化品质——变通。

　　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

　　“海上丝路”在岭南的铺设，使这里的文化有了一个与西方对话交流的重要机遇，也让岭南人兼容开阔、海纳百川的气度在中西文化碰撞所激起的重重火花中更为凸显。十三行是“海上丝路”延展的基点，亦是清末中西文化经纬交叉的接融点。

　　十三行作为清朝对洋贸易的唯一通途，其所面临的西方文化冲击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这不仅表现在洋货物对本土物资的打击上，更有着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直接碰撞。在康熙开通海上贸易大门以后，刚开始对教会文化并没有采取太严厉的打压政策，使很多的传教士在这个时候能够走入中国的大门。就像天主教的汤若望、张诚、南怀仁、戴进贤、郎世宁等，他们把西方的文化带进了中国人的视野，让长期处于闭关锁国而变得妄自尊大的国人开始意识到除了清朝廷之外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除了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外地球上还有其他不同种族肤色的人，除了长期在中国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释道那一套之外，人类还是可以有其他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睁眼看世界，是从经济领域的开放，走向文化意义的兼蓄包容的。

　　无疑，处于对外接壤浪尖上的十三行，是最早也是最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外来文化的碰撞力度的。夷馆林立和洋商的常驻，使广州这个弹丸之地同时容纳了中西两种迥异的文化形态，也使这里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外来事物。这是一种琐碎至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大至思想层面、家国层面的交融沟通。在当时，由于十三行贸易往来的需要，外国货币在岭南地区大量使用，虽然期间两广总督吴熊光曾上奏朝廷要求洋货币需要熔制为银锭纔可以流通，但清廷为免生事端，最终不了了之，没有予以批准。因而干隆年间便又一次出现了“银钱堆满十三行”的景象。

　　而至于外教传来之热，这时候风气更甚。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雍正十年七月初二日广东总督鄂弥达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清楚地记録了当时广东传教的“热闹程度”。他在奏折里称：

　　广州城有8处设天主堂，正堂主由外国人充任，副堂主都是中国人，负责招收信徒。西门外杨仁里东约堂1400余人，杨仁里南约堂1000余人，濠畔街堂1200余人，卢排行堂1100余人，天马巷堂1300人，清水濠堂2000余人，小南门内堂1400余人，花塔街堂300余人，8堂诱入男子约万余人；又女天主教堂8处，……八堂入教约2000多人。

　　当然，鄂弥达上报这份奏折的目的是希望清朝廷加强对天主教的防范措施，禁止传教者继续在广东进行传教活动。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不难看到当时传教在十三行以致整个广州城的盛行。根据历史经验，外国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带来的往往不仅仅是教义、道德方面的宣扬，更有着许多自然、科学、医学等知识的传播。这极大地开阔了岭南人的视野，也拓宽了科学认知的领域。事实证明，岭南人在后来的发展中比全国许多地方更早也更好地接容了西方文化因素，像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有志之士都致力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加入西方某些值得参照的观念知识，希望以此挽救积弱的国家。而岭南地区西式学堂的林立、各宗教教堂的幷存、科学知识的普及等现象，都表明瞭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对外来文化不是持有敌对抗拒的姿态，而是以海纳百川的量度去容纳所有的“异己”，并使之为己所用。

　　在这种状况下，十三行商贸带来的就已经不是物质意义上的中外交流，而是文化意义上的融汇了。这也促使了岭南文化中兼容并蓄的品格更进一步提升。在对外交流开放之前，岭南文化的开放性更多地表现在它对其他地域文化的接纳与认同之中，“其兼容性表现为各种地方文化的共存共生现象。特别要指出的是，岭南文化的兼容性表现在对立异质文化的共生上。”就像广东人习惯于清淡饮食，但他们对川菜、湘菜等其他地域饮食文化从来不拒絶，而是收为己用，甚至作出适当的调合，演化为具有粤特色的地方菜系。而十三行商人们却在经济活动中对岭南文化兼容幷包的特性作出了一次新的诠释，这次的包容不仅仅是国家内部地域文化之间的，更是国与国、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次对话。十三行，就为这个新的尝试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也促使了岭南文化这种品质的进一步深化、内在化。

　　而另一方面，岭南文化本身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征，也让十三行人比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商群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更积极主动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岭南地区临近大海，是中华大地上海岸线最长的地域。海洋一方面赋予了这里居民以丰厚的海上资源，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的生命中具备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海洋性格。在自然界中，大海唯不择溪流，广纳百川，才能成其浩淼深阔之势，唯藏污纳垢，不拘于物，才能展现最大容量的纯净。而海洋赋予岭南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兼容并蓄、包容万物的人生哲学。“它处于与不同文化相互对流和沟通的状态，不存在严重冲突和对抗的局面……它表现了开阔的胸襟、博大的气魄。”

　　清代以来，随着外来文化的输入，西方国家开始走入清廷的视野，中西文明也开始在这里得到了一次磨合与交融的机会。在此过程中，岭南人表现出对外来事物的非凡包容力，不但允许多元文化幷存，更主动摒弃传统封建文化的糟粕，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这种宽容，不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它更是岭南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和文化情绪，是岭南民性中根存性的东西。

　　就像在1810年，十三行行商们伍敦元、潘致祥、卢观恒等人集资在洋行商馆聘请邱喜、谭国等人为广州人接种牛痘。在这之前，天花在中国是一种极为高危的疾病，基本上无药可治，每年由于这个病而失去生命的人不计其数，其中皇室成员也大有人在。可以说，这种疾病在那时长期消息闭塞的中国人看来已经是一种如洪水猛兽般的絶症，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有医治或预防的方法。但当十三行商人们集资请外国医生为人们种痘时，岭南的人们竟然又乐于尝试，并越来越接受，以致这种医术推至全国。这件事情其实也反映了岭南民性中本质地存在着的那种乐于接纳、兼容万物的品格。这，就是一种海洋的性格。

　　而十三行行商们在“商”与“仕”，与“文”的道路选择中，实际上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一种宽容的品性。没有对商道的盲目固执，没有把自己乃至后代的发展狭隘到仅此一个行业中，而是兼蓄并容，让他们自己去发展，自己走不同的道路，选择不同的行业。或走入仕途，感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关怀，或走入学术研究领域，在笔迹墨痕中度过平淡而雅致的人生。任何事情，任何选择都是有可能的，都不会受到打压和制止，在此，他们表现出一种经历大风浪后所具有的开放气度和海纳胸襟。这是岭南民性在其身上的投影，而他们的行为也让岭南文化得到了一次深化与洗礼。

　　重商传统，儒商气度

　　十三行商业圈是岭南经贸文化发展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笔者这里所评价的“光辉”，并不是指行商们富甲天下，“家家金珠论斗量”的气势，也不是指十三行“百货通洋舶，诸夷接海天”的盛况，因为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红顶商人的风光旖旎其实只是对他们深受双重压迫的生存境遇的一种掩饰和安慰，外表看来繁华喧嚣的十三行也处处潜伏着中西矛盾可能带来的危机。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十三行商业圈在岭南经贸史上的地位。从历史的目光来看，无论十三行人所遭遇的劫难是如何深刻凝重，这都只是一个时间片段的事情，对十三行的评价，更应该放眼于整个历史长河，放眼于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格局，而不单是一个个零碎的时间段。

　　清朝廷一口通商的政令让十三行行商们成为了天下之先，也凝聚了整个十三行商业文化圈。他们具有开拓意义的对外经贸活动创造了粤商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其光辉之处正在于他们以群体形式跨出了中华经济史上对外经贸活动的第一步，缔造出十三行商贸圈的繁华，使对外贸易从零星之举变成普常之事，与洋往来从小心翼翼的稀奇变为从容不惊的平常。这一崭新的历史状态，为十三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平台，从而上升至一个更成熟的运作圈。

　　十三行人以世界视野观照经济商贸，贯穿其活动的，正是一种大商业文化意识，一种睿智者的风度与气魄，而不是市侩小商人那种只能看到眼前的短浅狭隘。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对广东人的评价中就曾经说过：“(广东人)在所有的智能、企业精神、美术情趣方面优于其他所有的中国人。……广东人对经营大商业和大交通业有卓越的才能，他们生长在自古形成的氛围中，受其熏陶，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人种。”这里所提到的“大商业”气度，在十三行人的经商活动间有着集中反映。一改传统商人那种“重利轻义”的价值判断模式，十三行人做生意讲求诚信，坚守原则，不屑为那些赚钱但埋没良心之事。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行商模式是以广交朋友为前提的，而絶对不是“穷得只剩下钱”的商人。在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就曾经作过这样的记録：

　　这时我们见到一种新现象即我们已经发现高级商人，他们善于经营，坚持要获得好的价钱，但当价钱已达到极限时，他们立即让步，尊重他们的对手大班，而大班亦尊重他们。从这个时期起，双方不断冲突，但在整个过程又是亲密的朋友。

　　像这样的例子在他们的日常经贸活动中俯拾皆是。潘启的茶叶对外销售活动就凸显了这一点。茶叶的储藏是极为注重通风乾爽的，但海上运输又不免遭受“水”的冲击。海上湿润的环境对茶叶而言是极具风险的。而潘启一直经营茶叶贸易都对货物的品质百分百保证，即便货已经到达大洋彼岸，如果出现霉变等问题，一样照单赔款或换货。1783年，潘启就对东印度公司退回来的1402箱武夷茶进行了全额赔偿，这种在很多现在商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亏本行为，当时他们做起来却是眉蹙也不皱一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应该的”。这种“应该的”价值判断，根源正是那种开阔的大商业气概。而这种胸襟与理念，在后来整个十三行“逆流而行”共同坚持扺制鸦片倾销中得到了一次最光辉的验证。可以看到，实际上十三行人已经建构起一个成熟运作的商业圈了。他们不是为钱而商的一群，而是有着自己的一份坚持与理念的，是以商贸活动实现自己价值的人。

　　十三行经贸活动的开创与坚持，极大影响到岭南商业文化，促使这里的商业传统基奠更厚重，重商意识也进一步加深。当然，十三行人对岭南商业文化的影响，不单在于重商意识的深化，更在于他们延续性地发展了一种“儒商传统”。

　　十三行行商们虽然饱经商海沉浮，在商场上冒险拼搏、奋勇无畏，但其实他们之中是不乏儒雅之士的，有些本身就是来自书香门第，捐资购买书法字画，开设学堂等筹办文化建设之事甚为平常。黄任恒就在《番禺河南小志》里记録道“200年来，粤东巨室，称潘、卢、伍、叶。伍氏喜刻书，叶氏喜刻帖，潘氏独以著作传。”的确，在十三行浓郁的商海风影中，我们感觉到的，不是由金钱物货转换带来的浮躁与愚昧，而是一股淡淡的书香流溢。就像这里曾经提到的潘启家，其次子潘有为善书画，醉心收藏艺术品，首开清代羊城鉴藏文物珍品之风，并在嘉庆年间刊刻了《看篆楼古铜印谱》《汲古斋印谱》《古泉目録》，幷且还有《南雪巢诗钞》。而四子潘有度着有《义松堂遗稿》，其时以诗才着称商界，居处名为漱石山房，极具雅致情愫。潘有度四子潘正炜的听帆楼藏书与文物极为丰富，他也热心与文化人交往，当时广州著名的文化人吴荣光、张维屏等都与他有交情。潘家的这些文化史迹在十三行人中其实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像当时的十三行行商伍怡和、卢广利、刘东生、梁天宝、关福隆、谢东裕、李万源、潘丽泉、麦同泰等共同投资文澜书院的建设。可见，这些行商们其实都有着一种对文化的倾向性，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满身铜臭、重利轻义的商人，而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睿智与气质。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梁经国对子弟的严管中得到某种印证：“经国严于教子，宾礼塾师使磨砺灌溉，自是黄埔梁氏乃屡有掇科登仕者矣。”而事实证明，梁家的后人们的确在文化事业上多有建树，鉴赏收藏之事自不在话下，能吟诵诗词，撰写流彩华章，考取功名的也不是少数。这与从祖上传承下来的深严庭训和叮咛教导是不能分开的。由此可见，在十三行狂风骤雨般的商战背后，其实有着一种浓浓的文化情怀。用“诗礼传家”这个极富象征性的语彚去形容这些商行家族一点也不过分。“诗礼传家”，在他们身上不仅仅是一种深情的期盼，更是现实意义上的记载与撰写。

　　当然，在另一方面，为什么十三行能够在岭南地区创造瞭如此多的奇迹，甚至结成了整个商业文化圈，这也有着岭南文化本身重商意识的思想渊薮。

　　岭南地区与海洋的天然相接，使蓝色文明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踏出了深浅足迹。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海让古希腊惊人早熟地建筑起自己独立的商业文化，并以此为根基创造出政治城邦制度的繁华。而在中国，海洋亦让岭南人早早地就建立了交流互换的思想，而表现出与其他内陆地域不同的文化姿态。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仕农工商”，“商”永远是遭人唾弃的末流。从战国的商鞅开始，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便从未在统治者脑海里消失。他们认为，“农”是一切之本，是满足生存需要的第一要务，而“商”则是末，只是多余消费品的一个交换过程。没有农业发展，没有剩余物，根本就不可能交换。为了防止人们本末倒置，就必须重农抑商，打压商业和商人。而岭南人却不同，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商品交换的重要性，社会分工的细致化让这里的人在坚守自己的分工岗位的同时，亦注重在商业往来中完成生活的全部需要。“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换取生活的其他必需品以及扩大再生产的资源——这样，便卷入了商品经济的大循环中，产生愈来愈强烈的商品意识”。重农抑商“这种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条件下萌生的价值观念，在岭南地区并无突出的反映。”

　　由此，十三行商业文化圈的建立便有了地域文化基础依据的解释。十三行商人们能够在这个远离天子的地方建造起自己的商业帝国，打造出当时世界商贸格局中的品牌，其实也是由于岭南地域本身已有的商业传统。在这里，人们并不抗御商业文化，甚至对之有一种由熟悉而致的热衷。在千百年的商贸间，他们早已掌握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商业经”，十三行对外经贸格局的打开，无疑让他们有了一个施展拳脚的机会。这种地域性的大众心理，让十三行顺理成章地在这里生存着，发展着。

　　房龙曾经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名，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对于他而言，“中国”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地图上某一个刻点，而是一度遥远而神秘的思想藴藏。这是一种由地理差异而衍生的思考距离。实际上，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中西方的文化鸿沟中，更表现在同一国度的不同地域上。任何一个由地理特征而进行界定命名的地域称谓，在某种意义上说，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代表性的名字划分。岭南文化的独特性，让十三行商业文化圈得以挺立出自己的姿态，谱写了中华商贸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页。同时，十三行在岭南的发展，也深深地影响了这里的文化与传统。这种影响，不会是雪泥鸿爪、雁过留声式的稍纵即逝，而更有着点滴沉积的文化意义。对十三行精神与岭南文化之间这种微妙的双向度建构关系的解剖，其实正是对文化生成之于地域的一次特例解读，也是在一个新的角度对岭南传统形成过程的一次叩问。

　　注释:

　　〔1〕刘正刚.话说粤商［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G］．北京：中华书局．1988．

　　〔4〕李国荣主编，覃波、李炳编着．广州十三行——帝国商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5〕马士着、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6〕潘刚儿 黄启臣 陈国栋.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7〕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谭元亨.广府寻根：中国最大的一个移民族群探奥［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9〕郦道元.水经注（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0〕老子·老子：奚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黄寿祺，张善文译著.周易译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2〕李国荣，林伟森主编.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13〕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14〕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广州市海珠区区志编辑室.海上明珠集［G］.广州:广州海珠区人民政府编印，1990.

　　〔16〕黄启臣，梁承邺编着.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7〕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艺术［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琪琪，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