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尚纪

　　人口与土地、环境的关系是人口科学所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种关系是顺畅或是恶化，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海南岛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人口与土地、环境的关系更具地域特色。本文拟从这三者在海南各开发时期的主要特征出发，阐述其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有关经验教训，当有助于今天海南的国土整治和开发。

　　一、人口与土地，环境关系在各开发时期的主要特征

　　海南岛的开发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以汉族移民的人居，土地的垦辟和环境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演变过程。

　　海南原为一个森林之岛，汉初建立郡县时，森林覆盖率达90％左右（1）。汉到南北朝为开发初期，据《汉书·贾捐之傅》记载，岛上三郡十六县为2.3万户。若以其时每户六口计算，则约有13.6万人，人口密度4人／km2，几乎是同期广东大陆人口密度的4倍（2），表明该岛开发比当时岭南许多地区都要先进。但汉代统治海南六十余年就放弃了。此后直到隋朝，直处在当地人自理状态，人口无从统计。

　　秦汉时期，在该岛耕耘农业渔猎经济均有发展，岛上居民主要是黎族先人，汉人很少，不久又退出，故这时期海南基本保持过去状态，人类活动还未给环境变迁留下更多痕迹。

　　隋唐为海南环岛开发初期。随着汉人和俚人（两广大陆少数民族）南迁的增多，岛上人口理应有一定的增长，但据诸史所列的人户数量、却相互矛盾，统计甚为不确。唯以隋大业五年（609年）19，500户（3），约合10万人权可相信。此时期已形成环岛作物带，人口与耕地主要分布在岛四周沿海。与此同时，森林渐从沿海后退，造成森林与耕地错杂现象，环境有所变迁。但毕竟人口稀少，土地利用率仍很低。

　　从宋到元，海南才踏上认真开发的道路。人口也理应增加.但反映在官方史书中的宋代人口只有万余户（4），约五万余口。到元代，据《元史·地理态》竟达92，244户，156，257口，户数竟为北宋的九倍。宋王朝对海南采取以怀柔为主的统治政策，许多人户未能统计。而元朝的统治很苛暴，新附黎峒可不少，扩大了人口的控制范围。这时期移民增加，对耕地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主要是在沿海与内地，土地垦辟越来越多。自宋以后，五指山边缘的黎族巳广泛使用钩刀等铁质农具，使包括刀耕火种在内的土地利用更多地指向山区，扩大了环境变迁的范围。由于贸易事业的发展，木材输出数量随之增加。近年考古发现，广州南海神庙码头使用的木桩，经C14测定是唐宋时从海南  输入的紫荆木（5）。说明这时期森林变迁在沿海加剧，尤以人口较多的北部、西北部和东部为甚并有向山区推进的趋势。在这种土地开发的新形势下，首先在岛西北部，出现“濒海瘠卤之地”（6）。生态平衡在局部地区受到干扰。

　　明清为海南全面深入开发时期。明洪武26年（1393年），琼州府68，522户，298，030口（7）），人口比元代增加44％，占同期广东人口10％（8）。以后人口数量略有下降，维持在25万左右。与嘉靖11年（1532年）广东各府人口相比较，琼州府仅次于广州府和潮州府，居全省第三位（9）。这是海南前所未有的人口现象，意味着更多的大陆移民入居。据正德七年（1512年）统计，全府男女性别比为250：100（10）按照移民一般心理状态，这也是移民增加的佐证。

　　从明代开始，海南耕地有了较为可靠的统计，从明初189.4万亩增加到明末383.5万亩，二百余年间几乎增加一倍多（11）。明末的田亩数直到清末仍居本府田亩统计的最高额，人均耕地已接近全省平均水平，连明政府的地方官员都惊叹“方今生齿众多，土地垦开，山岚瘴气，已消灭八九分”（12），此为明代该岛人口与土地开发的缩写。    

　　清初，海南人口一度鋭减，康熙年间才恢复到40万，（13）到嘉庆间陡然猛涨到150万（14），道光年间虽降为125万，（15）但清中以后人口上升的总趋势却难改变。此时耕地并未能与人口同步增长，如从康熙元年到嘉庆11年，耕地只有299.8万亩，为万历年间耕地78％（16），而同期人口却几乎增加三信，造成人口与耕地分布不平衡的情况。

　　清初两者还比较协调，以后耕地略为减少，继而稍为上升，呈一平稳折线，而人口恰好相反，虽间有两次短暂下降，但总趋势却是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口给土地的压力日益加重。其结果，一是迫使部分人口向岛内迁移，二是加紧对土地掠夺式经营。前者如文昌、琼山等北部人烟稠密地区的人口流向西部、西南部和东南部未开垦的远僻地区；后者则主要从土地中强化摄取物质和能量解决民食问题。    

　　人口和耕地矛盾的尖鋭化及其不合理的解决办法，其严重后果是森林面积减少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如在东部万州，明代就因森林采伐过量，以致“条萝枯尽”（17），到清代出现“其田斥卤，率种槟榔为业”（18），引起了农业结构的改变。在文昌县沿海，红树林被砍伐后，风砂移动加剧。据有关调查，该县冯坡区有1万9千亩流砂地，近二百年来平均每年随风移动8米，埋没耕地2千7百余亩，13个自然村三易其址（19）：在西海岸，直到解放前当地居民患砂眼病的人很多，其中昌江，感恩沿海就有90％人染这种病（20），其他水土流失，小气候异常等现象更不胜枚举。反映人类不合理活动给环境和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种种危害。   

　　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为海南半殖民掠夺式开发时期。此时人口与土地，环境的关系处于矛盾更加激化的阶段。1928年岛上人口达220万（21），比战前增加76％，而耕地面积，据1835年统计为385万亩，只比战前增加28％。这种不平衡的增长，除继续迫使少数人迁居山区外，更多的人口流向海外。为了应付租税和人口再生产，留在当地的农民只有继续扩大和强化对土地掠夺式经营、使环境变迁和生态失调现象有增无已。抗战以前，  “濒海各地，弥望童山”（22）。即使左五指山太片森林也被砍伐。抗战期间，更是遭到日寇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森林覆盖率从1933年50％（23）减少到解放前夕35％（24），不到二十年时间下降了15％。这个破坏总量、相当于元、明、清三个朝代森林消失的总和，实为海南森林资源一次空前浩劫。森林被破坏后，许多地区的生态系统每况愈下，农业凋敝，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该岛所需口粮约1／4由岛外接济。

　　二、从海南开发史看人口与土地、环境的辩证关系

　　人口土地、环境是一个紧密联系，小可分割的统一体。人口数量、分布，迁移和人类各项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的变迁等，都起着能动和积极的作用。纵观海南开发的历史使是如此。

　　首先，没有移民就没有海南的开发。据诸史估计、汉人迁居岛上，唐代以前为2万，唐7万，宋10万，元17万，明47万，清217万（25）。汉族的迁移，先落脚于岛北部，西部和南部，然后转到东部，再及五指山腹地，形成类似“6”字形流动图式。土地开发和环境变迁一般说来也是按此图式发生，这个先后顺序当以开发之初表现为着。

　　人口密度指标最能表达人口与土地的分酣关系。海南人口密度长期低于大陆，丰富的土地潜力和资源，成为吸引大陆移民力量所在。在岛内部，后来崛起的东北部和东部较高的人口密度与西部，中南部很低的人口密度的差异，构成人口从前者向后者迁移的机制，并促使人口与土地占有的关系趋于均衡。这个过程存在于海南开发的始终，自发地调节着历史人口与土地的分配关系。

　　入口的民族成份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对该岛土地利用及环境变迁起过巨大作用。隋唐以前，岛上人口主要是少数民族、他们的食物结构除了粮食以外、兽类和水产品占了很大比重、农业与渔猎并重，未导致土地与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变。宋代以后，汉族移民迁入他们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食，必须依靠粮食才能维持人口增长的需要。由于人口增多所引起的粮食消费量增加，促进了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然而由于海南自然条件所限，粮食生产不得不以杂粮为主，产量一般都很低，故缺粮问题并未能由于耕地扩大而获得解决，却引起了土地肥力下降，局部生态平衡失调的后果。

　　海南山区面积广大，主要为少数民族所居。他们以刀耕火种为主，明末，又从广西迁来一部分苗族，则为游耕式这种土地利用的方式，加剧了山区森林消失和环境变迁。

　　土地和环境接受人类活动的干挠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某种界线，就会从量变到质变、报复于人类。据地方志统计，明清时期全岛共发生水旱灾231次，其中人口稠密，开发程度高的文昌、琼山、澄迈、临高、会同等县竟达109次（26），占47％，而地广人稀的南部无论水旱频率还是危害程度都低于北部。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土地和环境不堪负重的压力、以各种自然灾害的形式表现其巨大反作用的结果。面对自然灾害的人们，要么出走，要么通过土地和环境整治，使之恢复良性循环。但在旧社会的条件下，除了出走，几乎别无出路，这是旧社会人口与土地，环境关系难以顺畅的症结所在。

　　三、小结历史的启示

　　从上述三者相互关系的演变中，可以得到一个历史性的启示：要消除过去由于人类不合理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就必须在遵循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从缘合，整体的高度出发、处理好该岛人口再生产与土地资源，民族之间、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诸关系，并为此制定正确的策略和措施，使人口、土地、环境这三个因素得以协调和统一，在这一前提下合理地开发岛上人口和自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