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尚纪

　　明代广东的经济文化，经过宋元以来的开拓，已跻进全国先进地区的行列。这在广东地方开发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与这个时期相适应，本省生产分布面貌也不同于过去，在农业和手工业分布上表现特别明显，体现了当时的广东经济地理特色。

　　 （一）

　　广东在地理位置和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但是，只是到了明代，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本省农业生产的地方特色表现得更加完备，在熟制、土地利用、部门结构诸方面都有不少创新。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出现，经济作物集中种植区开始形成。这又为后世农业分布，勾划了基本轮廓。

　　明代本省耕作制度和作物组合比较复杂，以一年两熟为主。一年两熟连作制，只限于人烟稠密、水利条件较好的两大三角洲中的部分围田和沙田区。其他地区，还是二熟间作，即所谓“挣稿制”。它在明朝始有记録，是闽广人民的独创。它是在地多人少，劳力不足，生产力不高情况下充分发挥地力的一种先进的耕作制度和切合实际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在两熟连作制和单造制中发展起来的，在当时有很大的实际价值。

　　本省具有薯类生长的优越条件，番薯传入以前，甘薯（番薯：别名甘薯、白薯、红薯、红苕，学名Ipomoea batatas（L）Poir，为万历年间从菲律宾传入我国，而我国古籍上说的甘薯不同于现在番薯，它是薯蓣属的植物，在广州叫参薯、大薯，海南叫黎峒薯，学名：Dioscorea alata Linn.）是最重要的杂粮，历代民间的重要粮食，广大乾旱丘陵台地，无不种植。万历（公元1573～1620年）后传入番薯，它很快压倒包括甘薯在内的一切杂粮，跃居为仅次于稻谷的粮食作物，有些地区居主粮地位，从而使番薯成为粮作布局中极其重要的“成员”，并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

　　南宋时，广东粮食十分富足，广州还是个米市。明代广东稻谷单产也不低。明中期以前，并无粮食匮乏之虞，但在明代中后期，广东粮食生产出现逆转，广东在历史上第一次变为缺粮省。《广东新语》卷十四指出“东粤少谷，恒仰于西粤……东粤固多谷之地也，然不能不仰资于西粤，则以田未尽垦，野多汗菜，而游食者众也。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而天下游食奇民，日以辐辏……增至数千百万，皆以东粤为鱼肉，恣其噬吞。而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奈之何而谷不仰资于西粤也。”又有些地方，对农业很不重视，耕作粗放，如《粤剑篇》作者王临亨巡视广东各地时写道：“及行部从田间走，始知粤农之不讲于农也殊甚。初以牛耕下种后，悉听于天，农夫只问割获已耳。如此岁收，安得不薄也?”这固然是缺粮原因之一，但最主要是：（1）生产的人少，消费的人多。这是工商业发展，城市人口迅速集中的结果。“或云潮之粟，多以食闽人；广之粟，澳夷十余万，皆仰给焉，故不见赢”（（粤剑篇），卷二）。（2）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争地的矛盾已经很突出，有些地区，前者排挤了后者，例如《广东新语》指出，“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与禾田等矣。”这样一来，缺粮便成为明中后期广东农业生产的突出问题，此后一直未能解决。

　　明代广东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业是最发达的商业性农业部门，其中蚕桑、甘蔗、水果、鱼苗、蒲葵、种香、花卉，蔬菜等，已形成商品性集中产区，成为商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些地区的农业地理特色。其他经济作物的分布，也有较大改变。

　　广东蚕业虽久负盛名，但在明以前，并不为人所重视。广东成为国内重要养蚕区，主要还是明代海外贸易兴旺的产物，而以珠江三角洲的蚕桑业最为集中，商品化程度高，表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这里的劳动人民，在开发地势低洼、水患严重的三角洲过程中，创造了挖深为塘，复坭为基这样一种生产形式，摸索到把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它们之间的物质和能量循环，构成一个特殊的人工生态系统的一整套经验，从而找到了在三角洲这种地理条件下最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这就是桑基鱼塘，它是珠江三角洲人民的独创。尽管它后世有不少发展和扩大，但其产生和定型，主要还是明季的事情。在三角洲，据《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三）统计，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三角洲各县课税鱼塘为159，828亩。若按三基七水比例推算，则有桑田68，497亩，各县分布不均，有些县已接近达到或超过现有水平。养鱼和蚕桑互为条件，蚕桑业的兴盛发达，又使本省成为全国人养鱼发达地区。当时科征鱼塘课税比民田要高或相当，说明鱼塘收益比稻田要大，这是刺激人工养鱼业发展的机制之一。据认为，至少在元朝中期，这里所养鱼类，仍以鲤鱼为主，但到明代，鲢、鳙、鲩、魿四大家鱼已经繁殖定型和普及，（参见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三）它们对水体空间有不同要求，大大提高了对水域利用的经济效果，产量大增，使三角洲养鱼业从明代起，就大放异彩。人工养鱼的兴旺又带动了西江鱼苗捕捞业的发展，西江鱼苗远销许多省区，对全国淡水养鱼业作出很大贡献。

　　明代，广东甘蔗生产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明中后期，它在摆脱小生产的自给状态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珠江三角洲，它亦是分布集中、地域分异明显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开辟，成为甘蔗生产的巨大动力。明中期，广东生产的片糖，已是“天下所资”（嘉靖戴通志），获得全国性意义。明末清初，广东的白砂糖和冰糖，已“售于东西两洋”（李调元《粤东笔记》卷十四）。影响更大了。明代长江以南、五岭以北都种蔗，甘蔗分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但是象广东一些地区那样大规模地生产，还没有先例。《广东新语》指出：“糖之利甚薄，粤人开糖坊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与禾田等矣。”在东莞篁村、河田一带，“白紫二蔗，动连千顷”。不过明代广东甘蔗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河流阶地和丘陵高旱地区，冲积平原和塘基上甚少。甘蔗所在“连岗接埠，一望丛若芦苇然”。

　　广东是著名的水果之乡，《广东新语》有“岭南之俗，食香衣果”的话，说明水果业在本省经济生活中占相当重要地位。种类多，商品性高，分布集中，这是明代广东水果生产的主要特征。本省除原有的荔枝、龙眼、柑桔、香蕉、槟榔、扬桃等大宗水果外，明季又从海外传进菠萝，并很快跻进名果之列。广东最大的水果王国，仍在珠江三角洲，“广东新语》对此描写最详。如顺德县陈村一带，“周围四十余里，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枝、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末富”；在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在番禺“其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饶”，水果业已成为这里的衣食父母。它不但产量大，且不乏良种，三角洲甜橙，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还辗转传到欧美。现在美国加州花旗蜜桔，就是由本省间接引种培育起来的。三角洲水果，明中期曾采取果基鱼塘布局方式，主要分布在平原。迨到明末清初，果基被桑基取代以后，水果种植转向低山、丘陵和台地上，并进一步发展起来，出现更为集中砷植的局面。《广东新语》说.“广人多衣食荔枝龙眼。其为栲箱打包者，各数百家，舟子车夫皆以荔枝糊口”，“每岁贾人载以栲箱，束以黄白藤，与诸瑰货向韶关而北，腊岭而西北者，舟船弗絶也”，这种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标志着三角洲水果业黄金时代的到来。此外，其他地区的水果业也有不同程度发展，象潮州柑、龙眼，颇有盛名，海南岛槟榔椰子，除了供输纳，还远销海外。它们都是广东百果园中的一枝枝秀木。

　　广东植棉较其他省区要早，宋代就有基础。元代棉花普及到长江流域。到明代，棉区推进到黄河流域，棉布成为最普遍的衣料。广东雨水多，虫害严重，植棉条件不及长江、黄河流域。“粤地所种吉贝（棉），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广东新语》，卷十五）这里所需棉花，多仰给于岭北的长江、黄河流域。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明代惠州棉花“仰江西省恒什伍”（《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三，惠州府部物产考），又“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来卖，秋则不买布，而买花衣（棉花）以归，楼船中皆装布囊累累”，  （褚华《木棉谱》），明代广东种棉花比以前减少，棉区从南向北移，而棉花和棉布自北向南运，这是当时棉花种植和加工配置出现的新面貌。

　　此外，东莞种香，新会蒲葵，广州、佛山等城市郊区的商品菜园都是专门性质的农业部门，它们都已在明代定型或者成熟，不过其分布地域不广，影响较上述部门为逊。

　　明代本省经济作物地位的崛起，粮食生产的萎缩，几种作物集中产区的形成，原因在于，一是因地制宜，发挥地区条件的优势，如屈大均所指出的，“番禺土瘠而民勤，其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饶，负者乃三糯七粘，稼墙是务，或种甘蔗以为糖，或种吉贝以为絮。南海在在膏腴，其地宜桑宜荔枝。顺德宜龙眼，新会宜蒲葵，东莞宜香宜甘蔗。连州、始兴宜茶子，阳誊宜缩砂蓉，琼宜槟榔，或迁其他地而弗良”。第二，这种地域分异过程，又是伴随着明中后期出现的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不同作物环绕着市场供求关系而展开的争地现象同时进行的。其生产的兴败盛衰，地域上的枯荣更替，深受价值规律支配，具有很大竞争性，势必引起一系列分化，打上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印记。

　　  （二）

　　明代广东手工业的生产和分布比较复杂，既有封建家庭手工业的孤立与分散，又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工场手工业的明显分工和专门化，对市场的依赖以及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联系的加强，并由此产生手工业中心，它们一起构成本省手工业地理的总面貌。

　　明代我国的手工业生产已发展到一个新高度，许多技术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广东也一样，手工业生产花繁果硕，有些部门和产品较其他省区先进，其中以坑冶、造船、纺织、陶瓷、制糖和食品加工等手工业最为发达，且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有些直到今天还有继承意义。

　　明代广东的矿冶，以民矿为主，受官府约束较少，当时矿课也较轻，客观上有利于矿业发展。但由于地质条件限制，只有本省北半部和东半部，大小矿石罗列，而南部和沿海较少。据近人章鸿钊《古矿録》统计，明代广东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约有五十余种，比较著名的有铁、金、银、铜、锡、锌、铅、海盐、云母、石墨、丹砂、水晶、玉石等。

　　明代广东铁的开采和冶炼，规模巨大，技术精湛，组织严密，产品优良，饮誉海内外。据《广东新语》指出：“广中产铁之山，凡有黄水渗流，则知有铁”。可见指的是褐铁矿和沼铁矿。它们品位虽低，但有害杂质少，同样能炼出优质钢铁，所以李时珍赞“广铁为良”。明代全国产铁州县有232个，广东主要有23个，占10％，（见黄启臣《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载学术论坛》1979年二期）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全国有铁冶十三所，阳山冶属其中之一，年产铁七十万斤（合350吨）占十三冶总产的7.7％，  （参看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友展》见《学步集》）到嘉靖十三年（公元l534年），广东产铁增加到3，108吨（见黄启臣文），矿工人数也随而增长。据崇祯《南海县志》，南海、新会各地铁矿，“始只三五十人而已，近年则三、五千矣。”同时还谈到龙川、海丰、河源等地矿徒“几及万人”。戴通志说粤北、惠州一带的矿徒，入秋以后“百千万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峒，创寮住扎，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矿，煽铁取利。”可见明代广东的矿工队伍相当庞大，戴通志还指出“广东惠州、潮州有（铁冶）四十三处”，其所产之铁，除本省消费以外，还外运他省。《天下郡国利病书》指出，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这里出产的铁，以牛驮运到江西，日达数千驮，可见铁业之盛。

　　尤值一提的是佛山铁冶业，它是仅次于河北遵化的全国第二大铁冶，在技术经济和组织管理方面还有许多独到之处。据崇祯《南海县志》，明中叶，佛山冶工不下1，500人，明末已达“三、五千人”。根据《广东新语》列举的材料，计算其高炉容积约为280立方米，比遵化冶的高炉要大（参见孙承泽《春明梦余録》卷四十），这种冶炉，沿用到近代。佛山冶按分工进行生产，计有司炉、掘铁、汲水、烧炭、运输诸项，相互配合。并把炼生铁、铸造、炒熟铁、炼钢等生产环节联合起来，采用半连续操作。嘉靖以后，还带动了拉丝、铁钉、铁锁、刀剪、香炉等行业的发展。这使得从原（燃）料开采、加工到制成品，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分工、协作和联合。佛山本身不产铁矿，但通过水运从南雄、清远、惠州、连州、罗定等地运来矿石或粗铁，“诸炉之铁既成，皆输佛山之埠。”（《广东新语》卷十五）由从化、新宁、香山等县运来木炭，使该冶原（燃）料有可靠保证，由生产集中同时走向地域集中，变成一个“其焰烛天，黑浊之气，数十里不散”的冶炼中心。它的产品，“薄而光滑，冶炼既精，工法又熟，诸铁器，率以佛出为良”（《广东新语》），远销国内外。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佛山的冶铸业才渐渐衰落下来。

　　制盐与坑冶，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两大经济部门。对地处沿海的广东来说盐业更为重要。洪武二年（公元1369）置广东和海北两个盐课提举司，管理从海南岛到闽粤交界的饶平县沿海二十七个盐场。据黄通志，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全省灶丁约五万人，占全省人口1.65％，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降为三万四千人。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广东司所属盐田472，912亩。洪武年间，全省盐年产量73，800引（约为14，000吨），占同期全国产量的20％（据《大明会典》，户部）居全国显着地位。而元代广东盐平均每年不过45，500引（约9，100吨，还包括合浦地区），只占全国产量的2.6％（参考徐俊鸣元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载中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60年2期），明代增长很快。又据《春明梦余録》卷三十五，广东盐课岁入太仓银每年约二万两，而嘉靖年间广东缴铁课银才8，290两（戴通志），远在盐课之下。所以时人谓“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广盐远销岭北、闽、桂诸省，“广盐行则商税集而军饷足；广盐止则私贩兴而奸弊滋”，（龙文彬《明会要》故盐业与广东地方财政收支，所关甚巨。此外，广盐质量上乘，“气力重于淮盐一倍云”（《广东新语》卷十四）这也是它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

　　广东海岸曲折绵长，海域广阔，河流众多，船只需要量很大。广人善水，造船历史悠久，加上贸易和国防的需要，遂使明代广东造船业的规模之大，水平之高，配套之全，分布之广，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屈大均有“粤人善操舟，故有铁船纸人”之语，反映了船只、篙工和内河、沿海水域地理条件的相互关系。据《广东新语》指出的船种类，就有战船、藤埠船、泷船、蛋家船、大龙艇等，它们能满足不同的需要。质量高是广船值得称道的另一方面。福建制造的“福船”本是著名的战船，但广船比它更胜一筹。《明史》卷九十指出：“广船可发射佛朗机（洋炮），可掷火球”，此为福船所不及。东莞有“乌艚”、新会有“横江”等主力舰。它们在抗倭战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运输量也相当可观，从七、八百石到一、二千石不等。珠江、韩江、鉴江、南渡江等大河口附近是船坞所在。广州、潮州、高州、琼州等地是造船业中心，它们除了方便的地理位置以外，还在于它们都是全省或地方性手工业中心，容易取得其他手工业部门的配合。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曾指示：“如或新造海运船只，须要量度产木，水便地方差人打造。”（《明会典》卷二，河渠）以上地点均能满足造船这个要求，因造船业成绩斐然，在我国造船史上占有光辉的一席地。

　　广东通用葛麻等夏布较其他省区为早。明代桑棉种植扩大，野生纤维的利用更广泛，广东纺织业这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其时本省生产的棉、丝、麻、蕉、葛等纺织品，种类繁多，花色鲜美，各地俱有特色。虽然棉区北移以后，广东棉织原料在历史上第一次仰给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但“广南为布薮”（宋应星：《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的声誉仍能维持。按《广东新语》所列，广州、佛山、海南岛、雷州、潮州、潮阳，以及许多州县所生产的各款织物，代表了那个时代所达到的水平，周流省内外。佛山是当时广东最大的绵纺业中心，织棉为当地农村主要副业，附近高旱地多种棉花。应注意的是，明代广东丝织业，由于外贸刺激和桑基鱼塘的兴起而比棉纺织业更加发达，除制成绸缎外销外，产品中比重最大的是生丝。生丝通过澳门运往海外，换回大批银元，广州竹枝词云：“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使广东经济与海外发生更多联系。

　　明代广州陶瓷业，有许多新发展，技术进步使这古老的行业又开新花。黄佐《广东通志》指出：“今陶器出南海石湾与东莞，潮州”。还有阳春、新兴等地（皋青陈万里《中国瓷史略》）丽以石湾窑为本省陶业佼佼者。石湾窑起于唐。直到明朝以前，它名声不大。但在明代，它经过一系列重大技术革新，摆脱南方龙窑系统以后，才在同行中异军突起，进入自己的繁盛时代，成为综合性陶瓷业基地。不但产量大增，而且产品独具一格，为南方各窑所宗。据近人李景康在《石湾陶业考》中指出“石湾陶业全盛时代，共有陶窑一0七座，容纳男女工人六万有奇。”在当时简直是一座瓷都，加上它对“业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故石湾之陶遍二广及海外之国”（《广东新语》十六卷），赢得“石湾瓦，甲天下”之誉。

　　广东气候湿热，可供口福的物产甚多，因此食品制造业的发展条件得天独厚，最富地方特色，尤以制糖、酿酒、千果为甚。明代广东甘蔗已很普遍，珠江三角洲有些县份，稻蔗面积各半，潮州，雷州的蔗也渐渐跟上。甘蔗加工业在蔗区也相应发展起来，榨季一到，“遍诸村岗垄，皆闻戛糖之声”。土糖寮遍地开花，所制片糖、砂糖、冰糖大批出口，风行国内外。广东多灵泉甘液，终年花果芬芳，酿酒原料特别丰富。因此熬酒成风，竞相高下，制造出许多名酒。至于果品加工，或晒或蜜渍，或盐腌等，十分普遍，许多果品是当地人的嗜好和社交礼物，成为花繁果硕的明代广东手工业一个部分。

　　（ 广东现在行政区划，其基本轮廓，奠定于明代。在此以前，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两地不在广东而在广西所属行政区划内。明初由于交通国防的需要，这两地划归广东。一九六五年现在合浦地区从广东划出，而解放前属于广西的怀集县解放后划入广东。本文所谈范围，系以现在行政区划为准，所用有关资料亦尽可能除去合浦地区和加上怀集县，但由于资料所限，难以在时间上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