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强　胡华颖　张　军

　　城镇分布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研究课题。但直至目前，研究成果不多，且以定性描述为主。本人试图借用计量方法总结我国解放以来城镇分布及演变的某些数量特征。由于引用的方法和资料的一定局限性，难免有不妥之处，希予指正。

　　一、我国城镇密度（所用行政区划以1978年为准。三个直辖市按地理位置分别并入河北、江苏省进行统计和计算，由于资料限制，未包括台湾省。）

　　1978年我国万人以上的城镇共1，497座，平均每千平方公里0.156座。以各省区为单位，全国城镇密度的省际差异较大。密度最大的江苏、浙江两省，分别为0.874和0.638（座／千平方公里），密度最小的西藏、青海，只有0.002和0.011我们采用了中位数法，将各省区的城镇密度分为四级：

　　密度最大（≥0.410）：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和福建等五省；

　　密度较大（0.227~0.409）：包括江西、湖北、河南、山东、湖南、吉林、辽宁和河北等八省；

　　密度较小（0.117~0.226）：包括四川、广西、山西、贵州、黑龙江和陕西等六省（区）；

　　密度最小（≤0.116）：包括云南、内蒙，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和西藏等七省（区）。

　　将上述资料编绘成“我国各省区城镇密度图”。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各省区城镇密度从东向西有规律地递降。

　　我国各省区城镇密度的省际差异，是自然、政治、经济、人口和历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人口因素对城镇密度的影响，已经反映了自然、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作用。为此，根据资料收集与数量化的可能性以及省际的可比性，选择了经济和人口因素方面的六个因子进行回归分析，试图对平均密度的省际差异进行定量的解释。

　　六个因子中，人口密度与城镇密度的相关性最显着，相关系数为0.7，因素贡献的F检验值最大，为195.58，说明人口密度较大的省区，城镇密度也大。东部省区一般是人口多、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大，虽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很高（一般为12％左右），但城镇人口的絶对数都很大。城镇数目多，因此形成较高的城镇密度。相反，西部省区大多土地辽阔，人口稀少，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高（一般在20％左右），但城镇人口的絶对数却很小，城镇数目不多，因此城镇密度低。

　　表2还告诉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与城镇密度关系也很大。工农业总产值可以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它与城镇密度的相关系数较高（0.63），因素贡献的F检验可在99％置信水平上显着，说明，国民经济越发达的省区，其城镇数目越多，城镇密度越大。城镇人平工业产值大体上反映了各省区的工业技术。

　　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进而反映了工业发展概况。城镇人平工业产值与城镇密度的相关系数和F比都较高，分别为0.41、18.15，说明人平工业产值越高的省区，城镇密度越大。各省区铁路长度指数，农业人平粮食产量与城镇密度的单相关不显着，但两者的因素贡献的F检验都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着，因此，被选入了回归方程。而城镇扩散系数与城镇密度的相关关系不显着，F值最小，因此未被选入回归方程。最后的回归方程为：

　　由于该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大（R=0.96），F比高（50.36），估计标准误小（0.0635），估计值与实际值相比，超过两个标准误的省区只有山东。因此，该回归方程能较好地解释我国各省区城镇密度的差异。

　　二、我国城镇分布类型和集聚型式

　　（一）城镇分布类型的验证

　　点型的空间分布一般可分为集聚型，随机型和均匀型三类。下面将每一个城镇，不论其规模大小，都作为一个点来验证我国城镇分布所属类型。

　　首先，使用方格分析法构造实际频率数组，并用柯摩哥洛夫—史密尔诺夫公式对城镇分布是否服从于泊松分布，即是否属于随机型进行检验。如果计算的D值小于查表的临界值，城镇分布服从泊松分布，即为随机型。否则为非随机型。

　　我们在全国地图上将全国划分为304个小方形格子，观察每方格所包含的城镇数。计算的D值（0.476）大于99％置信水平上的临界值（0.074），说明我国万人以上的城镇分布不是泊松分布，即不属随机型。

　　（二）集聚型式

　　1.集中偏于东部。以京广线和京哈线为界，铁路以东集中了我国特大城市9座，占特大城市总数的69.23％，大中城市6l座，占70.93％；小城市和万人以上的城镇671座，占48％。而其面积仅是我国国土的七分之一左右。

　　2.集中于几个平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在下列几个地区，城镇呈块状或带状密集，初步形成五个城镇集聚区。

　　我国城镇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受工农业生产的布局制约的。这些城镇集聚区都位于平原和三角洲地区，土地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开发历史悠久，人口密度大，劳动力充裕，农业生产发达。尤其是前三个集聚区，更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商品生产基地。而有的集聚区，如辽中、京津唐地区，还是我国煤、铁等多种矿产的主要产地，是我国冶金、机械、化工等多种工业的基地。

　　3.集中于主要交通沿线。交通线是城镇形成和发展的生命线。在滨海地带（如东南沿海的温州、福州、泉州、厦门、汕头一带）；在长江、珠江等大河沿岸（如长江的重庆，宜昌、武汉、九江、南京等，珠江的梧州、肇庆，广州等）；在京广、陇海、兰新、中长、包兰、浙赣和同蒲等铁路沿线以及交通线的交叉点上（如翼南的邯郸、邢台等，豫中的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等，湘东的长沙、湘潭、株洲等，关中的西安、咸阳等），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镇，形成了一些城镇集聚区。这些城镇集聚区的规模大小，常视其地域的广狭、交通线的重要程度而定。

　　三、我国城镇分布的变化

　　为了衡量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分布的变化，这里除进行城镇密度分析外，还采用了最近邻分析法和物理学中求质点系重心的方法。由于资料限制，只能以五万人口以上的城镇为研究对象，并按六大协作区分析区域差异。计算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分布的演变有如下几个特征。

　　1.城镇密度普遍提高。

　　表6首先告诉我们，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镇数目日益增多，城镇密度不断提高。根据资料分析，我国五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密度，由1953年的每万平方公里0.16座，逐步提高到0.32座，提高了1倍。

　　其次，说明我国各大区城镇密度差异大。最高为华东区，每万平方公里约有一座五万人口以上的城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多。最低为西北、西南区，分别只有0.155、0.096座，与华东区的密度相差6~10倍。这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差异所形成的。华东区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8.33％，却集中了全国29.4％的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业产值，四分之一的五万人口以上的城镇数目，因此，城镇密度高。而西南、西北土地面积分别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强，但人口仅占16.35％、6.91％，工业产值分别占7.57％、5.65％，因此，城镇数目少，城镇密度低。

　　第三，各大区城镇密度提高的速度差异也很大。速度最快是东北区，1978年比1953年增加了195.39％，几乎为全国平均速度的两倍；其次为西北、西南区，分别为124.64％，123.26；最慢的是中南（70.05％）和华北（71.11％）两区；华东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情况说明，解放以来，在东北、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建设。同时增长速度的差异还与原来基础有关。华东区原有基础好，基数大，虽然城镇密度的絶对数增加很大（每万方公里增加0.431座），但相对速度却很慢。西北、西南原有基础差，虽城镇密度的絶对数增加并不大（每万方公里分别增加了0.053，0.086座）。但相对速度却显得较快。

　　最后，从时间过程来看我国城镇密度平均年增长率前期（1955～1963年）较快（3.9％），而中期（1963~1973年）和后期（1973～1978年）较慢（2.9％和2.3％），这说明前期工业和城镇发展速度较快，中、后期较慢。前期开辟新的工业点多，形成了不少人口超过五万人以上的新城镇，特别是“一五”重点建设地区——东北区，城镇密度提高最快，年平均提高中8.2％；其次为华东（4.1％）、西北两区（4％）。中期以“三线”建设为重点地区——西南区，城镇密度的年平均增长率很快，高达6.7％。后期主要在原有经济中心实行革新、改造、挖潜，充分发挥原有工业基础的作用，较少开辟新工业点，对“三线”建设进行整顿，因而这一时期西南区城镇密度提高速度最慢，仅为0.70％。其它各区较快，并相差不大。可见各时期城镇密度增长速度的变化，直接受各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所制约。

　　2.城镇平均最近邻距离不断缩短。

　　城镇平均最近邻距离的大小不仅受城镇密度的制约，而且还受城镇分布类型的影响。在城镇化过程中，新城主要在原有城镇附近兴起，使平均最近邻距离迅速缩小；但当开辟新区时，个别新城在远离发达地区的新区出现，有时会使平均最近邻距离拉长。特别是当研究区域大、城镇数目少时更容易产生这类情况。不过，一般来说，总趋势应是随着城镇密度提高，平均最近邻距离缩短。

　　从1953年至1978年，我国五万人口以上城镇的平均最近邻距离在逐步缩短，由106.31公里缩至81.02公里，平均每年约缩短1公里。

　　东北区由于城镇密度大，新城镇多，并多沿交通线呈线状分布和围遶大城市呈“组团式”分布，所以城镇最近邻距离短（52.06公里），缩短的相对速度快，25年共缩短了81.25％.平均每年缩短1.69公里，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华东，中南区原有城镇密度较大，分布较均匀，新出现的城镇，一般分布也较均匀，因此城镇最近邻距离较短（65.64、73.48公里），缩短的相对速度较慢（平均每平缩短0.89、0.77公里）。西北区由于土地面积广，城镇数目较少，且分散，因此，最近邻距离最大（144.93公里），1953一1963年间，由于在兰州和乌鲁木齐之间出现了玉门，拉长了最近邻距离，但自此之后，新增城镇主要分布在兰新铁路沿线及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大城市附近，因此，最近邻距离缩短速度较快，1963～1978年间，平均每年缩短1.81公里。华北，西南区土地面积都较广，城镇数目较少，城镇平均最近邻距离较大，分别为114.12、89.42公里。华北区由于将原来单独设立市但离张家口市、天津市很近的宣化、汉沽、泊头等分别并入各市，而新达到五万人口以上的集宁、满洲里等又远离原有城镇，所以1953~1963年间，最近邻距离加长，近期由于远离原有城镇的内蒙锡林郭勒盟首府锡林浩特及蹬口都超过了五万人口，因此，在1973～1978年之间，最近邻距离再次加长。西南则由于在1953~1963年间，拉萨市超过五万人口，使西南区的最近邻距离拉长，随后则一直缩短。

　　3.全国城镇分布类型变化不大，但有的大区有向随机型、均匀型演变的趋势。

　　如前所述，我国城镇分布主要呈集聚型。通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出现了许多新的城镇，使城镇分布的集聚程度有所缓和，但从最近邻点分析的结果看，我国城镇分布的基本类型没变，仍属集聚型。

　　由于各大区自然条件、人口密度、工业化程度及城镇化进程不同，使得城镇分布类型有很大差异。华东，中南区后期属均匀型或接近均匀型。为适应农业发展和行政管理需要，早期这两个大区的城镇体系就较为发育。近代，由于现代工业和交通业的发展，不仅是在农业发达地区，更在交通方便的沿海、沿河、沿铁路线及矿产资源附近形成了许多新的城镇，相对而言，使得城镇分布比较均匀。华东区较早完成了这个过程。中南区由于解放以来，襄渝、湘黔、焦柳铁路等的修建，带动了这一区域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一些超过五万人口的新城市，如三门峡市、十堰市、怀化市等等，使城镇分布由随机型逐步过渡到了均匀型。东北，华北和西北一直都属随机型。从表中数据可见：东北、华北的最近邻指数比较接近或越来越接近随机域的上限，这说明，随着工业和城镇进一步均衡的分布，这两个区城镇分布类型将有可能由随机型转变为均匀型。西北区的最近邻点指数目属随机范围，但接近下限，说明西北的工业和城镇还主要集中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周围及河西走廊，城镇分布接近集聚型。西南区的城镇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从1953～1973年，在四川盆地的外围和云贵高原出现了不少新城镇，使城镇分布类型由集聚型变为随机型，但1973～1978年新出现的两个城镇位于原有城镇集聚区内，加强了城镇分布的集聚程度，城镇分布类型又由随机型变为集聚型。

　　4.城镇及城镇人口分布重心略有向西及西北移动的趋势，但移动范围很小。

　　我国领土的几何中心位于东经103度，北纬37度，即兰州市东北方向约20公里处。主要由于历史的原因，致使在解放前夕，全国70％的工业产值、65.3％的城市人口集中于不到全国总面积30％的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和城镇人口分布重心明显偏东，如1953年这两个重心分别位于郑州东南方约120公里处（即E114°22′，N 33°52′）和徐州以北约35公里处（即E117°18′，N 34°33′）。

　　但从“一五”以来，由于国家既重视利用东北和上海的原有工业基础，又十分注意加强内地的建设（三分之二以上的基本建设投资在京广线以西地区）①。因此，形成了我国城镇及城镇人口分布重心略有向西及西北方向移动。分阶段看，从1953～1963年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方针是充分利用东北和上海基地，积极建设华北、西北、中南（主要在郑州、武汉地区）的新工业基地，因此城镇重心明显北移，同时略有向东。1963～1973年间，由于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使得城镇重心西移，同时继续略有北移。1973～1978年间，由于经济处于混乱到调整的过渡时期，许多“三线”建设项目下马，加上落实政策，我国东部地区的城镇又得到较快发展，因此，城镇重心略有东移，停止北移。1953～1978年间，东北、西北、西南等大区五万人口以上的城镇人口数量增长了101.24％，而华北、华东、中南只增长了52.6％。因此，城镇人口分布重心一直西移，幷且前期偏北。但是，我国国土辽阔，东西部发展条件和原有基础差别很大，要在短期内改变生产力分布不平衡的状况是十分艰巨的，因而城镇和城镇人口分布重心移动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1953～1978年城镇重心北移纬度1度左右，虽然1963～1973年略有西移，但随后又复东移，城镇人口重心北移纬度也仅1度，西移经度也不过只有1.5度。

　　通过本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城镇密度是由东向西逆降的，是与我国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相适应的。就全国范围讲，城镇分布属集聚型，城镇主要集中在东半部，集中在几个平原三角洲地区，集中在交通干道沿线，这种集中分布的类型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生产力分布的实际。解放以来，我国城镇密度普遍提高，其中东北，西南和西北速度最快；城镇最近邻距离不断缩短，缩短最明显的要算东北；全国城镇分布类型没有变化，一直属集聚型，但各大区差异大：华东局一直属均匀型，中南区近来才由随机型变为均匀型，东北、华北和西北属随机型，但东北区向均匀型过渡的趋势十分明显，西南区则仍在集聚型与随机型之间徘徊；全国城镇和城镇人口分布重心略有向西及西北移动，但移动范围很小。这些变化是我国解放以来生产布局方针的具体体现。总之，城镇分布的任何特点及其变化都决定于生产分布的现状及生产布局的方针。目前生产分布的现状是长时期的历史发展结果，它受着自然、技术及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要想在全国范围内相对均衡地分布生产力，城镇分布类型由集聚型向随机型、均匀型过渡，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作出不懈努力，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下，才有可能实现，任何不顾客观条件，操之过急的作法，必然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