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岭南木鱼确实与唐代俗讲有多少 “隔代遗存”和“远祖亲缘”，那么，在宋元时这一条木鱼孕育期的“血缘基因链”又在哪里呢？换一个说法，谁有资格在宋元时去当木鱼的“父亲”呢 ？尽管在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因子网络的运作，若以出现多因一果，因果互换多的角度观察下，介入孕育木鱼的“父亲”会不止一个而是多因一团、网络因果链态一丛。

　　若干答案之一是宗教说唱——宝卷。我们知道，明代的宝卷由于民间宗教的发展最为兴旺和流传最广。那么有没有宋代和元代的宝卷，就成为了上述入选担当木鱼多元父亲”之一资格的关键。

　　一　追寻最早的宋元宝卷

　　1996年，研究宝卷多年的学者车锡伦在其论文《中国最早的宝卷》（此文收入《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又见《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湾学海出版社。
1996年。），对郑振铎等先后提出的4种产生于“宋元时期”的早期宝卷进行考证、辨析，指出：只有郑先生认为“元末明初”的金碧钞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是产生于元代的宝卷。其后，他又对后来发现南宋宗镜禅师编的《金刚科仪》和在广西发现的元代宝卷传钞本《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并考证分析……。

　　今天如上述所知，现存最早的宝卷作品有三种：

　　一是北元宣光二年（即洪武五年，1372年）蒙古脱脱氏施舍的彩绘钞本《木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蒙古脱脱氏施舍的彩绘钞本《木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在明代特别流行，有多种刊本留存，又称《销释金刚科仪宝卷》。关于它产生的时代，参见（日）吉冈义丰《金刚科仪的成书》（日文），载《小笠原宫崎两博士华甲纪念史学论集》，日本龙谷大学史学会，1966·12。）

　　二是南宋理宗赵昀淳佑二年（1242）隆兴府（今江西进贤县）百福院宗镜禅师编述的《销释金刚科仪》，（今存北京图书馆，原郑振铎藏书。本卷简名《目连宝卷》、《生天宝卷》，孤本，原为郑振铎收藏，现藏北京市国家图书馆，仅存下册。原为蝴蝶装，后又重新装裱为方册（约30×30cm）。封面为硬纸板裱装黄彩绢，内文裱装为页，共54页。工笔小楷精抄，每页12行（单页6行），行16字，其中有8幅彩绘插图。郑振铎认为：“这个宝卷为元末明初写本，写绘极精。”）并未以“宝卷”为名；

　　三是近年发现在广西西部地区的魔公教使用的经卷中发现的元代民间钞本古宝卷《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本卷未见单独着録，仅存抄传本，见王熙远《桂西民间秘密宗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1994）收标点本。本卷产生的年代，参见陈毓罴《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考辨》，载《中国文化》，北京，第十三期，1996·6。）

　　车先生指出：“上述3种宝卷是现在可以确认产生于宋元时期的佛教宝卷，它们虽然产生和发现于不同时期和地区，称名有“科仪”或“宝卷”的不同，但演唱形态和文本形式，却惊人的一致（俱见车锡伦论文《佛教的忏法、俗讲与宋元时期宝卷的形成》。）：

　　即每个演唱段落都由5段形式不同（但各卷一体）的散说和歌赞构成，由若干个这样演唱段落构成严整的整体结构。只是因为《金刚科仪》是演释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而在每一个演唱段落前转读原经的一段经文。如 “第一部分”：

　　

　　（经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1） [白文] 调御师亲临舍卫，威动干坤；阿罗汉云集只园，辉腾日月。入城持钵，良由悲愍贫穷；洗足收衣，正是晏安时节。若向世尊未举以前荐得，犹且不堪；开口已后承当，自救不了。宗镜急为提撕，早迟八刻，何故？

　　（2）         良马已随鞭影去，

　　         阿难依旧世尊前。

　　（3）（唱） 乞良归来会给孤，  收衣敷坐正安居。

　　      真慈洪范超三界，  调御人天得自如。

　　      西方宝号能宣演，  九品莲台必往生。

　　      直下相逢休外觅，  何劳十万八千程。

　　      百岁光阴瞬息回，  其身毕竟化为灰。

　　      谁人肯向生前悟，  悟取无生归去来。

　　（4）  善现启请，顿起疑心，合掌问世尊。云何应住，降伏其心。佛教如是，子细分明。冰消北岸，无花休怨春。

　　（5）       金刚般若智，莫向外边求。

　　       空生来请问，教起有因由。（俱见车锡伦论文《佛教的忏法、俗讲与宋元时期宝卷的形成》。）

　　（为便于比较和说明，为每个演唱段落中的散说和歌赞唱段加了序号⑴⑵、⑶、⑶、⑷、⑸）

　　

　　车氏在论文通过对宋元时期产生的宝卷与前此的佛教俗讲和当时流行的忏法异同的比较，得出了：宋元“宝卷是继承佛教俗讲的传统和忏法演唱形式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说唱形式。演唱宝卷是佛教徒的宗教信仰活动。说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在解释宝卷的渊源和形成时没有实际的意义；“宝卷同宋代瓦子中的‘谈经’（说经）也没有关系”，这样的一个颠复性的结论。

　　车先生指出：

　　

　　“宝卷是一种新的佛教说唱形式；受弥陀净土信仰的影响，为满足信众的信仰需求而出现了弘扬西方净土、劝人“持斋念佛”；其演唱形态受佛教忏法的影响，注重道场威仪，整个演唱过程仪式化，文辞格式化，结构形式严整；演唱的曲调，除了传统的佛教歌赞外，受宋元词曲的影响出现了长短句的歌赞，也唱散曲。”（俱见车锡伦论文《佛教的忏法、俗讲与宋元时期宝卷的形成》。）

　　

　　所谓宝卷，看起来十分深奥复杂。主体部分划分二十四品，每品文词由先白文、次偈赞、后曲牌三种体栽按次序连合而成。而实际上是由：㈠诵经文与偈赞；㈡白话诠释散说；㈢吸引世俗大众的叙事说唱；㈣仪式，四部分组成。事情往往走进民间大众，就渐行反面。不分品了，也不用曲牌了；只剩下散白和七言、十言说唱故事；头尾几句偈赞，一个木鱼。实际上到了明中期，宝卷最能吸引百姓，早己不是枯燥的经文。而是带有故事性的说唱。宝卷首先面对的是自身各种民间宗教宝卷的竞争，以及处于杂剧衰微、地方戏曲和传奇交错发展，各地方说唱争奇龢民歌小曲开始盛行，纷纷进入城镇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选择删繁就筒，淡化仪式，争取信众的入俗生存路线。读者今天所看到的明代宝卷如人物性格生动和形象鲜明，故事有趣吸引的《先天原始土地宝卷》就是当时“惟恐入俗不深”这求生求变路线的产物。

　　继承唐代俗讲而发展的宋元代至明初的说唱宝卷，当然可以看作介入木鱼孕育期的资源因素，至少包括下面四种说唱因素：

　　㈠ 继承于唐代俗讲：讲经文，唱导的导愿文．偈赞、歌赞和说因缘等。从明代宝卷看，导至后来宝卷故事借用历史故事，戏曲，小说故事龢民间故事，而更加媚俗教众和吸引喜好故事的社会听众。最后生发出唱本地方言的民间宝卷。

　　㈡ 从宗教曲音乐性说，摄取各地南北曲、散曲相，更倾向各地民歌，地方韵律随乡入俗。

　　㈢ 宝卷走出寺院，面对广大市民。迟早会发生的是：寺院僧侣因说唱宝卷而收取实物或金钱布施，而加入了市场，而接受（听众）市场的需求和改变。于是我们看到了在东莞乡间流行多年的唱本地方言的《何仙姑宝卷》。

　　㈣ 宝卷南下后，与地方多种因素结合，衍生为地方性宣卷和日益脱离宗教的说唱新品种。

　　二　明代万历宝卷

　　从上述所知，车氏新的研究认定：宝卷初萌于宋元，风行于明清。实是由唐代俗讲和忏法的讲唱的形式而来，与变文无关，这和以往的旧说：“从变文而蜕出”，实有相当大的差别。

　　以最可靠的明人叙述明代宝卷宣演而言，最详细不过的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读者从西门庆的家庭小型法事中，看到了明代向施主收取现金报酬的宣卷说唱场面，所谓“宣卷”，是明人在法事中展开宝卷说唱的一种名称，宝卷实为宣卷的脚本，“科仪”也是宝卷的别称，不过宗教程式味道较重。若说宝卷的俗称，就如小说中月娘说的，“听大师父、王师父说因果、唱佛曲儿。”

　　下面选《金瓶梅词话》涉及宝卷说唱（宣卷）五个段落，感受一下明人职业尼姑（姑子）在大户人家说唱宗教宝卷（木鱼父亲）的气氛和明代社会的风俗人情：

　　⑴  八十二回

　　

　　在大厅院子东厢房对窗下的潘金莲说：“……昨夜三更才睡，大敬后边拉着我听宣《红罗宝卷》，……”

　　按，《背解红罗》是珠江三角洲最流行的木鱼书，又称《红罗传奇》醉经堂刻本，有初集和续集，共十二卷一百七十七回，但是从内容看，与上述《金瓶梅》所提到的《红罗宝卷》应没有什么有多少关系。

　　

　　⑵  七十四回

　　《潘金莲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谈经》：

　　

　　“月娘向大妗子道：我头里叫他使小沙弥请了《黄氏女卷》来宣”。

　　“不一时，放下炕桌儿，三个姑子来到，盘膝坐在炕上，众人俱各坐了，听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这薛姑子展开了《黄氏女卷》，高声演说道：

　　‘盖闻法初不灭，故归空。道本无生，每因生而不用。………风火散时无老笑，溪山磨尽几英雄。’

　　演说了一回，又宣念偈子，又唱了几个劝善的佛曲儿，方才宣示黄氏女怎的出身，怎的看经好善，又怎的死去转世为男子，又怎的男女五人一时升天。慢慢宣完，已有二更天气。”（下面是李桂姐唱《更深静悄》曲儿、张竹坡在下面评了一句：

　　“三姑宣卷，一娼唱曲，彼此唱和的是一派同调。”

　　（再是郁大姐又和申二姐争相唱小曲）

　　

　　按，薛姑子、王姑子宣讲《黄氏女卷》是《三世修行黄氏宝卷》的简称。黄氏女笃信佛教，后成正果。

　　明人张竹坡端的有眼光，把唱讲宝卷的姑子和唱小曲的姐儿看作同调同派的曲艺。

　　⑶七十三回：

　　

　　“月娘洗手，香炉中炷了香，听薛姑子讲说佛法。薛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讲一段五戒禅师戏红莲，方子转世为东坡佛法。”

　　

　　⑷  五十一回：

　　

　　“月娘因西门庆不在，要听薛姑子讲说佛法，演颂《金刚科仪》。在明间内安放一张经桌儿，梵下香。薛姑子与王姑子两个对坐，妙趣、妙凤两个徒弟立在两边，按念佛号。大妗子、杨姑娘、吴月娘、李桥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和李桂姐，众人一个不少都在跟前围着他坐的，听他演诵。先是薛姑子道：

　　盖闻电光易灭，右火难消。

　　落花无返树之期，逝水絶归源之路。

　　画堂绣阁，命尽有若长空；

　　极品高官禄絶犹机作梦。

　　黄金白玉，空为患祸之资：

　　红粉轻衣，总是尘劳之费。

　　妻孥无百载之欢，黑闇有千垂之苦。

　　一朝枕上，命掩黄泉。……。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干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

　　王姑子道：‘当今释迦牟尼佛，乃诸佛之祖。释教之主，如何出家，愿听演说。’薛姑子便唱《五供养》：

　　释迦佛，梵王子，舍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鹰鹊巢顶。只修的，九龙吐水混金身，才成南无大乘大觉释迦尊。

　　王姑子又道：释迦佛既听演说，当日观音菩萨如何修行，才有庄严百化身，有大力道愿听其说”薛姑子正待又唱，只见平安几慌慌张张走来……。

　　

　　按：薛、王两姑子所演颂《金刚科仪》宝卷。就是说唱演译《金刚经》，是目前保存最早的元代宝卷之一。外加上一些有故事情节的佛本生故事和《观音出世》以便象串几折子戏一样，弄一个宝卷套餐，以便吸引西门庆的女家眷们。

　　⑸《金瓶梅》三十九回所写是王姑子与大师父宣卷：

　　

　　“众人围定两个姑子，正在中间焚下香，秉着一对大蜡烛。听着他说因果。先是大师父讲说，讲说因果，直从张员外家豪大富说起，漫漫一程一节直说到员外感悟佛法难闻，弃了家国富贵，竟到黄梅寺修行去。说了一回……。

　　“两个姑子打动击子儿，又高念起来。从张员外在黄梅寺山中修行，白日长跪听经，夜夜参禅打座。四祖禅师见他不凡，收留做了徒弟，与了他三件宝贝，叫他往浊河边投胎守舍，不合答应他一声，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

　　“又听到河中漂过一个大鳞桃来，小姐不合吃了，归家有孕，怀胎十月，王姑子又接唱一个《耍孩儿》，唱完，大师父念了四偈言：

　　             五祖一佛性　投胎在腹中，

　　             权住十个月，转凡渡众生。

　　

　　按，这是演说禅宗五祖忍弘修成正果，度母升天的故事，读者看到了宝卷在吟诵偈赞时，还要按节拍打“击子儿”（木鱼），（木鱼或多或少还散发着宗教的气息）。

　　明清的宝卷宣演（宣卷），实际已经分流：

　　一类内容是纯宗教科仪性质，且无故事情节，如世俗佛教的《心经卷》《大乘金刚宝卷》。以及一些明代中期的民间宗教，如罗教编撰的五部六册宝卷，多是一些宣讲布道、宣讲教义、修持、规仪的宝卷。不过地点已不限于寺院，可以在社会上做法事，收取施主报酬。

　　一类是虽关涉宗教，但有故事内容：如《目连卷》，《香山宝卷》。题材为佛本生故事。另有一类纯是民间故事。地点多在勾栏、死舍、街头、饭庄、茶馆宣卷，有的到大户人家做法事宣卷，会把不同类型的宝卷连缀，以便多勾留几日。而且产生一些擅长唱颂两类宝卷的职业“姑子”，如《金瓶梅》中的王姑子和薛姑子

　　第三类只是民间故事，与宗教已无关系。

　　宝卷在清代分流入南北大江各省，在民间盛行，集教化、信仰、娱乐于一身。令人大跌眼镜的则是，在清末民初，各种民间宝卷发展更为普及和鼎盛，文学故事宝卷占了大部分，如在江浙一带已成为仅次于弹词的曲艺娱乐形式。

　　宝卷由佛教讲唱流入民间，成为带宗教性的民间说唱，引起了法器木鱼亦走出寺院与道观，成为世间乐器之一族，大概应在元明之间至明代中期，中国说唱艺术逐渐昌盛的历史时期。 

　　以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区为中心的粤调木鱼歌（书)的孕育和形成，其源流湍变百端，从怀胎到诞生，各种偶然因素与必然的历史机缘，错综复杂。本文最先出场的法器木鱼和后出的宝卷，只是社会、艺术、宗教关系的几个支流动态的侧面，内中几个元素的历史索引。估计在木鱼歌（书)孕育期中，宝卷在珠江三角洲的传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木鱼这一打击器乐却成了由宝卷向木鱼歌过渡的特征和标记。

　　大概从元末明初至明代中后期左右，从说唱的历史标尺而言，即从宣卷（宝卷)产生和流布到岭南广府文化区，至江浙弹词的产生左右，应是珠江木鱼歌在本乡水土，百年怀珠，南北合育的艺术形成过程。悠长的数百年间，北方人口不断迁徙到岭南。随之而来的说唱艺术和大量的唱本，如陶真、宝卷、弹词，自然还有话本和戏曲（梆子、二黄、西皮、高腔、秦腔、弋阳腔和海盐腔等等)。但是，我们却在木鱼长短篇曲本中未必能明显地对应性地一一找到上述的外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