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宣扬“众生平等”，因此这一标题看起来有点不合时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里所说的“众生平等”是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而言的，而无其他含义。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由于受长期封建传统的影响，妇女在某些领域里，尤其是传统上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领域里，还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在宣扬众生平等的佛国领域里，男女僧众的地位是否如教义宣传的那样呢？为了使我们的结论不下得太仓促草率，我们在这里引用了一些旁证。

　　美国哈佛大学宗教学博士秦文洁在其论文《中国毛泽东时代以后佛教的复兴：妇女对Emei（峨嵋）佛教的重建》中说：“在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中，新一代的尼姑涌现出来，成为了由俗家佛众支持的佛教寺院的社区领袖，……她们……大多饱尝了一个女人的辛苦(按：这与弘福寺尼众相仿)，寄希望于通过佛教从困苦中获得自由。……Fuhu（伏虎）寺的尼姑操纵职权以获取自治和权力，并挑战佛教传统中的性别不平等的价值观和行为。她们采用佛教和马克思女性权利理想来拒绝男性为中心的观点。”〔10〕 这可以表明在Fuhu（伏虎）寺尼众确实取得了领导地位，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寺庙中仍是由男性领导，僧尼的地位仍有截然不同。

　　下面是笔者于2001年10月2日对闽南佛学院的一位佛弟子的电话访谈录(他在入学前曾在弘福寺出家近一年)：

　　X：“今天忙吗？”

　　 F:“不忙，只是从台湾来了一个尼众团，都是些老尼姑，五六十岁了，是学院第二任已往生法师 ——太虚法师〔11〕 的学生，送太虚法师的铜像到佛学院来。院内男众二百余人，女众三百余人，列队在路两旁站着迎接。她们给每个学生发了50元钱，感觉很尴尬。”

　　X：“为什么？”

　　F：“她们是有钱人嘛，每回有来头的人来了，就有这种感觉。”

　　X：“尴尬?”

　　F：“对，不舒服，像是矮了一截。”

　　X：“为什么发钱给你们?”

　　F：“和我们结缘嘛，种福田嘛。”

　　X：“今天好像你的心情不太好？”

　　F:“唔，睡了一天觉。”

　　X:“为什么？”

　　F:“隔几千里地，说实话，很想家，昨天晚上(中秋节)打电话回家，没人接，后来打给我哥，问他回家看望父母没有。(他)说是十几天前去的，感觉不舒服。”

　　X：“唔？”

　　F：“家里以为我没出息。除了家里人，我们那的人没人知道我出家了。”

　　X：“……能聊点学院的事吗？”

　　F：“好，今年有6个本科毕业生考取了本院的研究生，4名女众，2名男众，阴盛阳衰”。

　　X：“为什么会阴盛阳衰呢？”

　　F：“我想跟男众自以为了不起有关吧，不精进（即上进）；女众演讲也比男众好，机会都让女众抓去了。”

　　X：“什么机会？”

　　F：“到港澳台弘法呀，去那些地方弘法的大部分都是女众。现在已形成一种风气，都想出去走一走，而唯一机会就是考上研究生，光明正大而不是偷偷摸摸地走。”

　　X：“男众为什么会自以为了不起？”

　　F：“女众上殿不过是凑人头，没有说少了哪一个不行，维那、悦众，还有其他管事的均为男众。女众连敲木鱼都没资格。”

　　X：“男女岂不平等？”

　　F：“不，男女在心性上是平等的。”……

　　从对话中除表现了僧界与当地世俗的一定隔膜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几个事实：经济上的优越可产生至少是心理的优越；男众地位远远超过女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男众地位较高的原因之一是其在僧团中任领导及其他主要职务，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与Fuhu（伏虎）寺尼众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Fuhu寺反映了当今汉地佛教寺院中的一个特例，而恰好凸显了佛教传统中的女尼地位偏低的现状。也许正因为女尼地位较低，所以她们表现出比男众更强的上进心，力图抓住每一次机遇来改变自身的处境 —— 考研则是通过改变受教育状况来改变处境，实现自我社会地位提升的手段之一。

　　僧尼地位上的不平等在僧众的日常行事、戒律义轨等方面均有所体现。如男众又称大众，女众又称二众、小众。在另一次访谈中笔者问：

　　X：“(公共活动时)男众和女众分开坐？”

　　Y：“对，就像弘福寺上殿一样，男众位于进门的右侧(即东侧)为大众，女众位于进门的左侧(即西侧)，为小众。”

　　X：“东单大，西单小。”

　　Y：“对。”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右为贵 ，左为贱”的传统规则，可看出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佛教中也还有体现。

　　这种不平等现象可上溯中国佛教发展的早期。晋代时中国第一个比丘朱士行出家之后一百八十多年，才有第一个比丘尼种令仪的出家。〔12〕 早期中国佛教女尼的受戒就比男众多一个考察阶段——式叉摩那，据说是为了防止一些怀上孩子的女人在剃度后生孩子让人讥笑；后来受戒也有三坛传戒之律，但却要经过比丘大师们的考察方可；在受具足戒时，男众受250条，女众受348条，整整多出了98条。这些条款直至现在，在弘福寺及其他汉传寺庙中也还仍然如此。

　　僧尼地位不平等，原因来自各方面。大体说来，有如下几方面：第一，佛教传统中的性别不平等，除上文提到的中国第一个女尼晚于第一个比丘一百八十多年才出现外，在印度佛教创立期间就已存在这种问题了。据佛教典籍记载，当时佛陀不同意其姨母出家修道的要求，其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汉译为“大爱道”)及其他一些要求出家的妇女三番五次哀求无望后失去常态，她们改穿粗衣陋衫，光脚行走，蓬头垢面，终日在城门外啼哭。后来经阿难以释迦姨母的养育之恩及女众修行有益教团等劝说，佛陀才应允并说她们要出家可以，但要遵守比男子更为严格的戒律，终其一生不许触犯。佛教传至中土后随着中土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社会的男尊女卑的现实。第二，相对于男众，女尼人数上处于劣势。弘福寺常住男僧有62人，女尼只有26人，超过1倍多。第三，女尼自身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总体上与男众相去甚远。如上述女尼文盲占61.6%,而男众仅占17.7%。弘福寺男众中有些人在佛学院受过高等教育，精通佛学义理，甚至也有舞文弄墨的高手、书法绘画技艺精湛者，而女尼则大都是小学文化或文盲。第四，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传统的影响。宗教只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按照全息论的观点，部分能体现整体，故而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现实。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所结识的一个僧者阐述如下：“至于谈到寺院众僧尼地位问题……，僧尼在佛教当中，是无法求得平等的。这好像于他所宣扬的众生平等有冲突，但是佛教宣扬的众生平等只是心性上的平等，而并非是男女平等。”

　　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而正进行着缓慢而深刻的变革。根据人类学的扩散理论，观念的社会变革的扩散传翻，只有在相当数量的人群和社会集团愿意接受时才能得以实现。峨嵋山伏虎寺女尼地位的变革，闽南佛学院女众在人数及学业上均超过男众等事实则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这一变迁趋势。

　　注　释：

　　〔1〕 转见施联朱、雷文先主编：《畲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2〕李富华着：《中国古代僧人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第55页。

　　〔3〕《早期佛教僧衣净法辨析》，载《世界宗研究》第1期，2001年，第57页。

　　〔4〕潘　明权：《上海佛教寺院纵横谈》，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5〕李富华着：《中国古代僧人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第99页。

　　〔6〕李富华着：《中国古代僧人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第66—67页。

　　〔7〕方广锠主编，《中国佛教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39页。

　　〔8〕“和尚”（亦写“和上”）一词，原本是对佛教师长的恭敬称法，在“和尚”前加“大”字或“老”字，用来更进一步表示恭敬或特指方丈。参见方广锠着：《中国佛教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9页。

　　〔9〕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宗教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10〕秦文洁：《中国毛泽东时代以后佛教的复兴：妇女对Emei（峨嵋）佛教的重建》，2000年7月24－28日，在北京举行“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2000年中期会议”所提交会议论文。

　　〔11〕太虚（1889—1947年），俗姓吕，浙江桐乡人。十六岁出家，是新时代中国佛教革新的代表，对中国佛教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参见方广锠着：《中国佛教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34—135页。

　　〔12〕吴光正着；《女性与宗教信仰》，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年2月1版，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