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1946年粤港沙头角复界问题是经粤港高层官员协商并组织实施和解决的边境遗留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象征着英国恢复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本文研究并证明瞭英方曾指责中方在边界“自竖标志物”的确是一次误判，而中英界碑勘测图还将为中英街中心线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关键词】粤港   沙头角边界   复界
　　
　　Abstract: The Lapped-Boundar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 Lapped-boundary in Sha Tou Kok (Shatoujiao) was mutually compromisss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high officials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1946.  This symbolized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U.K.) had resumed her colonial governance on Hong Kong.   This artical studied and proved that the United Kingdom's accoused China of “unilateraly erecting landmark” was a miss-judgement, and the reconnaissance map of the Sino-British Boundary Stele provide a major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middle-line of Chung Ying Street (Zhongying Jie)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   Sha Tou Kok (Shatoujiao) Boundary   Lapped-Boundary 　　
　　
　　1941年12月25日香港伦陷后，粤港沙头角边界两边均已成为日占区，日军以“妨碍交通”为名，丢弃了中英街3-8号界碑。日本投降后，英国重新占领了香港。1946年，港英政府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沙头角边境复界问题。他们为何会在日本刚刚投降不久就提出解决这一问题，国民政府是如何应对的等问题，过去由于缺少资料，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究。
　　
　　2009年，在香港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下，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获得了一批关于沙头角复界问题的历史资料，它们主要是一批粤港高层之间的信函。通过这批资料笔者才进一步瞭解到，关于战后沙头角边境的复界问题是在英国高度重视下，经过粤港政府间高层协商和推动完成的。如：香港总督杨慕琦、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罗纳德·哈尔、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徐景堂等中英官员均参与了沙头角边境的复界问题的讨论。
　　
　　一、沙头角边境复界问题的提出
　　
　　1946年4月27日，港英政府公共工程部土地测量员柯林斯在中方高级测量员黄汉陪同下，来到新界东北部的沙头角查看了位于中英街的1至8号界碑。查看后，柯林斯还专门撰写了《中英边界勘察报告》，并向上司报告了界碑的分布情况。柯林斯在报告中特意提出了他在沙头角的新发现：“在沙头角观察发现，中国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边界界标，在边界上距离英国一面几英尺的地方装有一面旗”。
　　
　　5月7日，担任监督职务的G. H. 甘地在给公共工程部的复函中提出“应设法及早重竖界碑”的意见，他还在函中透露“有一幅32英寸比1英里的边界大比例尺地图，它明确了界碑重竖的位置”。这幅标明界碑位置的大比例尺地图是1927年港英政府所绘制的《粤港边境界碑走向图》。
　　　　
　　图一   1927年香港测绘的中英界碑分布图（局部）（图片略）
　　
　　2009年香港考古学会吴伟鸿先生来深参加岭南考古年会时答应协助查找，不久即向笔者提供了这个地图的出处和信息。同时，深港多个研究部门也在香港查找这份重要的资料。2010年3月，香港岭南大学华南与香港史研究部刘智鹏主任和刘蜀永副主任来中英街考察时，向本馆提交了沙头角边境中英界碑分布图复印件。这幅地图标注了从沙头角到深圳河沿线的20块界碑所在位置（图一）。由于地图太大，本文所用部分只是中英街1至8号界碑范围的局部。
　　
　　　　
　　中英边界勘察报告〔1〕
　　1946年4月27日和29日
　　　　
　　4月27日，星期六，我在边界东段检查了沙头角的八个界标，随行的是中国高级测量员黄汉先生。我发现，在这些界标中，只有前两个完整无缺、状况良好。其余六个已连同底座一起被拔除幷且在距离它们原址一段距离的不同地方全部被找到，就这样形成了乾燥的碎石垛墙。
　　
　　  在沙头角观察发现，中国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边界界标，在边界上距离英国一面几英尺的地方装有一面旗。视察期间中国士兵或官员都未遇到任何困难。
　　
　　　　
　　（签名）S. C. 柯林斯　　
　　土地测量员　　
　　1946年5月2日　　
　　
　　给公共工程部的复函〔2〕　　
　　公共工程部
　　
　　S.C.柯林斯先生随函附上删节报告已提交，该报告摘自中英边界遗失界碑的第2、5、4、6项内容。
　　
　　我认为我们应设法及早重竖界碑，否则它们可能会丢失，但是在与中国当局取得联络之前，我们不能这样做。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联系到一位中国官员，他有权陪同我们的维修团队并对重竖
　　
　　位置没有异议。我们有一幅32英寸比1英里的边界大比例尺地图，它明确了界碑重竖的位置。国有土地管理局还持有这份地图的另一副本。
　　　　
　　（签名）G. H. 甘地　　
　　1946年5月7日
　　
　　
　　为了推动粤港沙头角边境复界问题的尽快解决，5月17日，香港总督给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去了一封信函，其中有一句话引人注意：“即在边界处距离英国一边几英尺的地方已经竖立了一块新的界碑”。这句话显然是在针对中方。他正是从土地测量员柯林斯的报告中得到的情报。实际上，柯林斯在沙头角中英街查看的“距离英国一面几英尺的地方”是中英街三号界碑的位置，这里是中英街通向新界的三岔路口，1941年日军占领沙头角后曾在这个位置构筑了一个碉堡（图二）。
　　
　　图二   位于中英街三号界碑旁的日军碉堡（图片略）
　　图三   日本碉堡曾被中方用作边防战士执勤哨位（图片略）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个碉堡一直未拆除，曾被中方哨兵用作值勤站立的哨位。20世纪70年代，深圳摄影家协会主席何煌友在同一个位置拍摄了一幅历史照片，中方的边防战士就是站在碉堡上面值勤的（图三）。但柯林斯在战后来到中英街，即以敏鋭的目光将日军碉堡看作是“中国人建立的他们自己的边界地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英街成为商贸业的集散地，从国内慕名而来的购物群众人山人海，由于中英街道路狭窄，十分拥挤，于是，中方一侧的中兴街居委会才安排工人把这座碉堡拆除了。
　　
　　8月12、13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哈尔连续给香港总督回复了两封信函，信函中谈到了总领事协调中方的情况及许诺找到重竖界碑的证据。同时也流露出重新划界存在的难度。罗纳德在协调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后得到罗卓英满意的答复，他在回复香港总督时还把罗卓英的函件作为附件。就这样，1946年，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哈尔根据港督的意见，就重竖中英界碑事宜与广东省政府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香港总督杨慕琦给广州总领事的函〔3〕　
　
　　SEC 1/2911/46　　
　　香港礼宾府　　
　　1946年5月17日
　　阁下：
　　
　　我很荣幸地给您写信，就有关沙头角华界和英租界之间的边界划定问题进行探讨。在沙头角附近的全部八个界碑中，目前只有两个位于正确的位置上。其余六个则被置于距离它们原址一段距离的不同地方。
　　
　　人们注意到了一点，即在边界处距离英国一边几英尺的地方已经竖立了一块新的界碑。有人认为，对边界所做的任何再标记都应该在与适当的中国当局取得紧密联络之后进行，因此，如果您能邀请广东省政府说明他们正式授权的代表何时何地最方便针对当前问题与本政府的一名代表会面，我将万分感激。
　　
　　谨启　　
　　总督   杨慕琦
　　英国国王陛下的总领事
　　广州
　　
　　英国广州总领事哈尔写给香港总督的复函一〔4〕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1946年8月12日 
　　阁下：
　　
　　 谨向您提及7月22日第三人的6号（1/2911/46）急件，该信件要求对有关沙头角华界和英租界之间的边界划定问题做出答复。
　　
　　1.我再三恳请罗卓英主席尽早回复我。我获知，当许多政府部门参与进来时，在8月10日举行的省政府会议之前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答复的。现在我明白，已经无法改变的是，如果没有高级负责人的参与，省政府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这个问题已提交到最高国防委员会等待裁决。
　　
　　2.据悉，与此同时，一名普通测量员也可能被派往沙头角勘察这个问题。
　　
　　3.在省政府任职的岳云先生参加了中缅边界委员会，缅甸因占领该领域达两个季节幷且卷入了佤族部落小战役而遭受了严重的困难，因此他可能会过度强调这项举措的潜在困难。
　　
　　谨启　　
　　
　　总领事   罗纳德·哈尔
　　香港
　　香港礼宾府总督
　　G.C.K.G.杨卡克先生
　　阁下　　
　　
　　英国广州总领事哈尔写给香港总督的复函二〔5〕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1946年8月13日　　
　　阁下：
　　
　　1.谨提及我于8月12日的编号为66（5/72-16/46）的急件，该信件有关沙头角华界和新界之间的边界重竖界碑问题。
　　
　　2.一名省政府官员今天对我说，因为涉及到这么多内阁官员，他认为或许没有必要推迟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似乎可以做一项适宜的调查，会发现重竖这些界碑可能不存在很大的困难。
　　
　　3.我许诺，只要可能，一定找出可以对界碑进行重竖的证据。例如，我看到于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署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没有试图界定边界，而只是说“英租界范围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大，这在所附的地图上有所表明。当两国政府任命的官员进行适当的调查之后，确切的边界应该固定下来。”毫无疑问，如果具有“两国政府任命的官员”签名的调查可以生成的话，那么在处理该问题时，这将会是相当大的帮助。如果华人获悉重新界定的边界线的长度，或者换句话说，获知不存在争议后两块界碑分开的距离，而且如果他们获知在两块界碑之间划条直线是否真正构成无标记界线的话，这也将可能帮助他们决定他们应该多么谨慎。
　　
　　4.当我看到1925年和1931年殖民部归档的香港和新界地图中标记的边界时，我发现该问题可能比我起初想象的要难得多，因为这两张地图中划出的边界明显不同；事实上，在沙头角，这存在大约两英里的区别。
　　
　　谨启
　　总领事   罗纳德·哈尔
　　香港
　　香港礼宾府总督
　　G.C.K.G.杨卡克先生
　　阁下
　　
　　罗卓英主席致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函〔6〕　　
　　
　　阁下于1946年08月01日发函，表示希望我们能够对任命官员处理沙头角地界问题的事宜尽早做出回复，我很荣幸告诉您，自1946年05月28日收到贵函后，该问题已通过电报呈递至袁总执行长处等待批复，现已下令区政府调查此事并做出答复。一旦得到回复，必将致函并随后派遣人员赴港解决相关事宜。

    广东省政府主席   罗卓英（签名）　　
　　1946年08月22日　　
　　
　　二、实地测绘和勘察
　　
　　就在罗卓英主席8月22日给香港总督复函一个多月后,中方已经开始落实沙头角复界事宜。10月12日，中国外交部代表李瀚、地政局代表曾隼秋、会计处王睿、民政厅王仁佳在广东省政府民政厅会议厅召开了“整理沙头角中英界石案第二次座谈会”。座谈会由王仁佳报告了自9月1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商议的多项办理步骤，以及由地政局派人前往沙头角测勘旧界和绘图；并通报了粤海关税务司公署来函转来九龙海关钞送的沙头角新界图一份。从图中可以看到，对中英界石位置的记载甚为明晰。同时，根据宝安县政府报告：“中英界石虽已被毁，惟此界之遗留痕迹尚可辩认”的情况，可以派人前往宝安县政府会同派员依图勘对，如属无讹便可呈复外交部核办〔7〕。　　
　　
　　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 
　　
　　1.根据九龙关送来的沙头角新界图所绘中英界线，由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及省府地政局派员前往会同宝安县府勘明石界遗留痕迹是否与图载相符（图四）；
　　
　　图四   中英界限平面图（图片略）　　
　　
　　2.赴勘人员旅费先由省府垫借二十万元，由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并入办理此案，预算呈请外交部拨还归垫；
　　
　　3.由地政局复制沙头角新界图六份备用；
　　
　　会勘清楚后，由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将调查此案经过情形，连同有关文件及造具经费预算呈复外交部核示。
　　
　　4.为查验沙头角界石是否与图载相符，广东省地政局派丘明学股长，并会同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科长李瀚、吴俊章和宝安县政府陈嘉会一行四人赴沙头角实地查勘，五天后，他们把查勘情况写了一个报告：
　　
　　“查本案应施行查勘区域，即在沙头角附近，由第一界石至第八界石，经过地带据当地巡官王铭章及正副乡长暨地方绅耆等，所引指各该界石之位置，查其附近之地物地形，虽与两广特派员公署检送之沙头角新界图，及九龙关钞送之新界图等，所示之地物地形多未符合（界石经过两旁全数建筑店铺），惟上开图内所示第一界石于南之海，及第三界石于西之桥梁、车站、等地物，与现在实地情形尚相吻合，且第一、第二两界石，仍巍然存在，而第三、第八之遗留痕迹，又班班可考，复查由第一界石至第八界石，各该界石间之是地距离，与上开两图所示之距离，均约相等，是可证明当地巡官、乡长、绅耆，所引指各该界石之是地位置，与上开两图所示之位置大致尚合也。惟第四、五、六、七等四个界石位置（当地人士所指引）全无痕迹遗留，虽其各该界石间之是地距离与上开两图所示之距离约相等，惟其方向间有偏差，（第七界石偏差较大），现该地区之地物地形已大部变更，而当地人士所指之第四、五、六、七等各该界石之方向，又略有偏差”。似应再派人员重新施测，以符地形。而策精确除将（当地人士所指）第四、五、六、七等界石之位置另在查勘略图内分别注明外，谨将查勘结果、连同查勘略图二份，一并报请察核〔8〕。
　　
　　1947年2月26日，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公署召开座谈会，会议决定于4月5日前，派省地政局股长曾隼秋和技士古士宗，携备测量仪器前赴沙头角精密测绘中英边界现状，此行仍由宝安县政府派员协助，并通知深圳镇公所会同前往，沙头角乡镇保长等人也到场协助。当时，测量所依照的图纸是九龙关和英驻穗总领事馆送的沙头角中英界石图各一份。经详细研究后，他们将其比例尺化为分数，一为一千五百三十六分之一，一为一千九百八十分之一的比例，将两图所标示界石的相同位置及距离，两相核算对比大致相符。　　
　　
　　尊敬的C.S.
　　给C.P.的复本　　
　　
　　1. 星期一我同A.D.O.一起，首次拜访了位于大浦的沙头角镇公所。开会前，我围着镇上的边境线散步，乡镇保长还指给我被拔除的界碑的位置。在桥附近，我们碰巧看到了一些被遗弃的界碑，我让P.W.D.将这些石块带到了警署，这样当他们被复位时就不会消失了。
　　
　　2. 在我看来，在地图上打叉的相关位置上，仅能从一件事物看到被拔除界碑所引起的不快，那就是街道中间一个直径为2米的圆形障碍物，其上立着一支长杆，杆顶飘着中国旗帜。我知道杆子前的铺子（有汉字写着沙头角）是中国的派出所，而且在附近看到了带有武装的中国巡警。
　　
　　3. 不知道他们何时以及如何开始了这种厚颜无耻的傲慢，（虽然土地测量员柯林斯先生在1946年04月27日已经目睹——见注释1）但我建议是时候中止我们的宽容了。
　　
　　4. 在结束与镇公所的主要讨论时，我问他们界碑的拔除是怎样影响英属地沙头角的人们，他们回答：除了有时会从某些不确定地点，有装载大米的车由中国运往英属地沙头角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随后的讨论中，我感觉他们并未对英方表示抱歉，幷且认为我们很大度，尤其是在中国旗帜和飘着中国旗帜的旗杆问题上格外大度。
　　
　　5. 因此我即刻建议我们应向中国政府表示我们有限的容忍度，尤其是在旗帜问题上。　　
　　
　　J. 班洛　　
　　D.O.,N.T.　　
　　1947年11月07日　　
　　
　　尊敬的C.S.（经由D.C.S.）　　
　　沙头角界碑
　　
　　以下为4月15日与中国人所作会谈的简短摘要。可以说通过介绍，中国人持有极好的合作态度使整个合作工作进行的十分顺利。　　
　　
　　1.我同D.O.N.T.,D.S.N.T.一起去罗湖，并徒步穿过铁路桥来到深圳站，在那里我们接到了从广东搭晨间快车并已扺
达的中方人员。除了郭先生办公室已经告诉过我们的广东民政厅长，中方人员领队徐景唐将军外，一行的还有我的老朋友大英帝国四等爵士楚赖川（音译）将军，战时他曾服役于曲江第七军区司令部，在B.A.A.G.中有很高的声望。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因战时的出色表现荣获了大英帝国四等勋章（图五）。
　　
　　图五 1948年4月15日，广东省民政厅徐景堂厅长率团来沙头角视察复界工作（图片略）
　　
　　2.我们于下午一点扺达沙头角，警署奉出茶水糕点款待中方人员。结束简短的初步讨论后，我们开始讨论1号、2号界碑，由于从未被移动过，所以双方对此无任何异议。当随后讨论到3号界碑时，中方绘制的地图，因有效记録下了边界两边建筑的前后对照图和测量数据，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地图标注与我方基本吻合，故就此问题很快达成一致。在对周边建筑进行勘对后，双方在剩余的4，5，6，7号界碑问题上也取得了共识。
　　
　　3.既然界碑要被永久安置，界碑的位置一被确定，P.W.D.代表很快在该位置打上下尖木桩，并用石灰水绕木桩画圈，随即命苦力打下地基。
　　
　　4.大量时间被用在解决8号界碑问题上。该界碑仍旧留在河床的中间，但因水流关系，已将之冲倒。为了将来，在确定位置时中方采纳了我方建议，同意在河两岸各竖标志石一块，以指明第八号界碑之位置在该两块标志石相距之中心点。双方很快就两标志石的位置达成共识。
　　
　　5.沙头角的工作已经结束，所有参与工作者到位于大埔的政务司官邸参加午餐会。班辂先生致以简短的欢迎词后，提议为中国元首乾杯致意。徐将军回以同样热忱的祝词并向国王H.M.敬酒致意。
　　
　　6.大家用了约45分钟在政务司官邸讨论标志石上应铭刻的内容。为签署记録整个过程的备忘録，特安排于 04月16日下午在P.W.郭先生的办公室举行会议，来进一步讨论该项事宜。会议大约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来整理备忘録的内容，并决定在04月17日星期六中午12点再次会面，在定稿上签字。
　　
　　7.我和班辂先生已经研究过尊敬的S.G先生的建议，先生曾帮我们将备忘録相关文件呈递给副检察长。我十分满意那份已签署的文件。
　　
　　8.星期六我们在T.W.郭先生的办公室会面时，已敲定且签署好备忘録的中英文终稿，双方各保留一份复本。我方复本已随该文件呈递。
　　
　　9.考虑到联合测量，双方要共同绘制八块仍有争议的界碑图纸等安排，中方同意让公共事业厅测量员准备一份地图，并将随后对其进行审核。因此，若我方已备好地图，应通知T.W.郭先生办公室安排中方测量员对其进行审核，而挑出人选代表港府届时签署文件将十分必要。
　　
　　10.现在必须将此事汇报给S.of S.,并把副本送到南京和广东。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对备忘録原稿进行影印，并寄出影印本。
　　
　　11.我已快递给S.of S一份草稿，并向驻广东总领事寄出一封短信。来自英国驻广东总领事馆的C.M.梁先生将十分乐于帮忙。
　　
　　C.B.B. 柯特·史密斯　　
　　政治顾问　　
　　1948年04月19日　　
　　
　　三、粤港复界问题的最终结果　　
　　
　　从1946年开始，粤港双方先是通过协商对沙头角复界问题取得了共识，这是推进重竖界碑问题解决的基础。
　　
　　图六   《重竖沙头角中英界石备忘録》中文影印件（图片略）
　　
　　（一）1946年4月27日，港英政府公共工程部土地测量员柯林斯在对沙头角中英街考察中发现的所谓“中国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边界界标”的说法缺少调查，仅根据看到的现象就下结论，因此，难免因为缺少事实根据而造成误判，他所说的中方在中英街设置的2MX2M的物体根本不是中国人制作的边界界标，而是日军占领沙头角时留下的一座碉堡；
　　
　　（二）复界最后采用了英国人的方案，分别在沙头角界河8号界碑两侧竖立了标志碑，以防止界碑被水冲走或移位。
　　
　　（三）1948年4月15日，粤港双方方组织的代表扺达沙头角，“勘界工作由下午一时开始，历两个小时许始告完成，每一界碑位置测定后，即用白粉作标识，另由工程人员另行竖碑”。　　
　　
　　（四）4月17日，中英双方代表在国民政府两广特派员公署办事处内签订了《重竖沙头角中英界石备忘録》，沙头角边境的复界以此为标志宣告结束（图六）。
　　
　　四、结 语
　　
　　对粤港沙头角边境地区的复界问题，是英国在战后制订和完成对香港重新管治所采取的一次边界确认行动。复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日军丢弃的3至7号界碑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以便尽快恢复边境秩序。英国通过驻广州领事馆成功协调了广东省政府，在省政府主席罗卓英的重视和配合下，复界行动在历经整整两年后得到圆满解决。
　　
　　注释：　　
　　〔1〕参阅香港历史档案馆：《沙头角复界资料》“1946年公共工程部土地测量员柯林斯在沙头角勘测报告”。　　
　　〔2〕同注〔1〕。　　
　　〔3〕同注〔1〕。　　
　　〔4〕同注〔1〕，参考文献编号66（5/72-16/46）。　　
　　〔5〕同注〔4〕，参考文献编号：70（6/72-16/46）。　　
　　〔6〕译本参考信函编号为Man Yee15856。　　
　　〔7〕广东省档案馆：《广东地政厅测量沙头角历史概况说明》；　　
　　〔8〕同注〔7〕。

　　（孙霄，深圳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