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开，汉时为广信县治所之地，西汉时又一度作为岭南首府交州刺史部而令人关注。虽然广信县治在今封开江口抑或是在今梧州，史学或地史学界迄今尚未有定论，但从考古学资料分析，封开作为先秦时期岭南考古文化的交汇地，在历史上曾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应是没有疑义的。本文论述封开在先秦时期所发现的考古学资料，期盼对探讨封开在岭南考古文化交汇中的历史作用有积极的意义。

　　一、垌中岩与黄岩洞古人类显示了西江走廊中古人类自西而东的发展进程

　　在封开垌中岩发现的两枚人类牙齿化石，判断其人类形态特征属早期智人，距今年代为14万年〔1〕。他与西江流域大古人类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云贵地区，以元谋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和以贵州旧石器时代遗存为代表的考古文化，反映了中国早期人类的生活形态。在广西百色地区以及左右江、南宁、柳江地区等，也分布有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和古人类化石遗存，百色旧石器的年代大约在距今80万年，而柳江人等化石年代则在距今5万年前后。他们都是西江走廊古人类的代表。

　　可以说，封开垌中岩古人类化石，也是西江走廊中古人类演化的重要一环，在古人类发展演变进程中，垌中岩人是一处重要的指示标志。在西江的南部地区，云浮蟠龙洞早期智人化石〔2〕的发现使我们对岭南地区古人类向东发展的态势有更多的认识。而粤北马坝地区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化石的出现，更多的说明古人类在岭南地区有着丰富的遗存。他们是岭南人类的早期开发者，而封开则在这一进程中显露出地理位置的重要，这是因为封开地区石灰岩洞穴有着极大的优势，它的东南（云浮、罗定一带）与东北面（怀集、三连、英德、韶关一线）有着相类的地理环境，而东面（肇庆一带）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封开地区石灰岩地貌已处于边缘区域。

　　封开黄岩洞遗址也有与此相类的情形。黄岩洞遗址属于中石器时代，距今在一万年前后〔3〕。在它的东南可见有阳春独石仔遗址〔4〕，而在东北面，则有英德牛栏洞遗址〔5〕。他们之间的文化关系非常密切，无论是遗址年代还是文化面貌，都有惊人的相似性，如打制石器与刃部加磨石器，可以说是难分你我。他们的区别在于英德牛栏洞遗址有着更晚的考古文化，在它最晚的阶段已出现有陶器，即出现了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情形。这种情况使我们注意到黄岩洞遗址所起着的先导作用。

　　二、乌骚岭墓葬为代表的石峡文化反映了自东向西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演进

　　乌骚岭墓葬为代表的考古遗存〔6〕，以墓坑小、火烧坑壁、属二次葬、排列整齐为特点，其遗物以三足陶器、石琮等为特征，属于石峡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石峡文化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7〕，在粤东的北部也有一些，与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关系最为密切。封开的石峡文化遗存是石峡文化分布位置最西的地点。目前的资料显示，石峡文化未能越过贺江而向西发展，这或许说明在当时的封开地区与梧州地区多少有点区别。有资料显示，石峡文化转而越过西江而向南发展到达了郁南，因为在郁南的平台镇也发现了属于石峡文化的三足陶器。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石器中石峡文化最为典型的有段石器在封开并不占絶对优势，而是有相当数量有肩石器，这是粤中珠江三角洲西樵山石器〔8〕最为常见的。我们认为，应是封开的石峡文化受到西樵山石器影响的结果。由此使封开地区作为石峡文化和西樵山石器的交汇点而备受关注。就此而言，封开地区在史前时期的沟通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三、大石铲在封开的分布说明在新石器晚期至商时期，这种考古学文化自西而东影响了广东的西部

　　在广西南宁西面的隆安大龙潭遗址，有一种大石铲，以双宽肩，有的出扉棱，舌形器身，形制较大为最大特征，与广东常见的石铲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大石铲在封开也有一些发现〔9〕，粤西的德庆、郁南以及粤西南的廉江、雷州也有零星发现，这是大石铲遗存的外围分布。封开的大石铲，有可能是入传品，也有可能是本地制作。但都反映了大石铲这种考古文化自西而东的发展路线。广西大石铲既具有岭南本地双肩石器的底藴，也有受岭北石牙璋器形影响的一面，因此，大石刬的年代大约为距今4000年前后，其年代下限应在商时期。封开作为大石铲遗存的分布区的最东线，正是岭南区内东西考古文化交汇口的反映，其间所起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大石铲被认为是祈祷谷物收成的祭祀仪式时使用的神器，此时岭南地区已更多的进入稻作农业，这从大石铲以及其他石刬的存在可见一斑。

　　四、夔纹陶器与米字纹陶器所代表的周代岭南地区考古学文化，自东而西的发展

　　在广东，周时期最具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器物是夔纹陶器与米字纹陶器。夔纹是从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化而来，装饰在陶器上则是岭南越人的创新。夔纹陶器的生产中心区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增城、博罗都找到了生产此类陶器的制陶作坊〔10〕。从夔纹陶器珠江三角洲腹地顺东江、西江而上，夔纹陶器的传播到达了粤东北的五华一线，但潮汕地区则分布不多，到揭阳、惠来一带已较弱。顺西江而上，封开一线则可见许多夔纹陶遗址，但在南路，阳江以西地区则已少见。在封开杏花牛围山，发现一处周时期的夔纹陶瓮棺葬〔11〕，这种葬式与粤东惠来的夔纹陶瓮棺葬相同，可见两地有同源的考古学文化。封开地区之所以能见到许多夔纹陶遗址，说明当时封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一样，也是岭南越人的主要分布区。而在封开以西，夔纹陶器的分布则很少，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米字纹陶器是从华东地区传播而来，在楚灭越之际自东北而西南入传岭南，并逐步分布于整个岭南地区，分布范围大于夔纹陶器的分布区。在封开南丰的利羊墩墓地〔12〕，有许多以米字纹陶器为主要特征的战国至西汉初期墓葬，这类墓葬大体上与岭南地区的同时期墓葬形制相同，随葬器物也大同小异。因此，他们都属于岭南越人的墓葬，文化遗物也属于相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奠定了南越国时期的文化基础，封开作为这类考古学文化的中心区，也凸显了其沟通两广地区文化关系的重要通道作用。

　　五、汉置广信县，标志着封开地区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秦平百越，置南海、桂林、象郡，封开其时应属桂林郡。其后南越国立，封开地属苍梧，南越国赵佗称帝，封赵光为苍梧王，辖地当包括封开在内。汉武帝平南越，在西江沿岸置县多个，如四会、高要、端溪、广信等县，分辖西瓯及苍梧越人之地。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岭南之地，又将广信县治作为苍梧郡、交趾刺史部的所在地，使广信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虽然这个中心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却从此确立了广信（含封开）的历史地位。东汉时，在南海郡番禺设州，即以广信取名为广州，及后设广东、广西，又以广信为界取名，广信以东为广东，广信以西为广西。广信一名，是汉武帝将此地作为“广布恩信”之地而取，时人又以今贯穿渔涝、杏花、罗董等地之河流命名为广信河。由此，封开的历史重要地位可上溯至先秦时期，历经秦汉，广信（含封开）永远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它所闪烁的历史光芒也将长久的留在岭南的光辉史册里〔13〕。

　　注释：
　　〔1〕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封开发现的人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6年4期；邱立诚：《广东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其文化》，《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2〕邱立诚、张镇洪：《广东云浮蟠龙洞出土的人类牙齿化石》，《天道酬勤桃李香——贾兰坡院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3〕宋方义、邱立诚、王令红：《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1期；宋方义、邱立诚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综述》，《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4〕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考古》1982年5期。
　　〔5〕邱立诚、张镇洪、金志伟、韦贵耀：《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吴海贵、古运泉、邱立诚、李宏海：《简谈封开杏花乌骚岭新石器时代墓葬》，《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30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7〕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７期。
　　〔8〕曾骐：《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古遗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9〕邱立诚、邓增魁：《粤西发现的大石铲》，《考古》1983年9期。
　　〔10〕邱立诚：《对广东青铜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铜鼓和青铜文化的再探索——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民族艺术杂志社，1997年；《论广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文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7期。
　　〔11〕杨式挺等：《广东封开县杏花河两岸古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12〕杨式挺等：《广东封开利羊墩古墓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3期。
　　〔13〕邱立诚：《从封开地区史前期考古文化看广信作为岭南首府的历史背景》，《岭南文史》1996年４期。

　　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