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月一日起随着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生效，香港、澳门部分商品、服务进入大陆市场，可享受免关税、低门槛等优惠待遇，台湾的经贸地位是否被进一步被边缘化的疑虑也随之而起。两岸经贸关系经过近二十年的交流已形成一共同体。两岸贸易去年达五八三亿美元，台湾对大陆顺差三七一亿美元，已远超过台湾国际贸易顺差总额。去年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合计占台湾对外出口百分之三十四点五，超过对美国的十八及对日本的八点三。大陆市场已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据估计，去年台湾与大陆及香港进出口造成对GDP成长的贡献为百分之三点○五，占去年台湾全年GDP成长率百分之三点一五的百分之九六点六八。换言之，去年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来自于对大陆与香港的贸易。 

　　由于大陆劳力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已成为世界跨国公司投资的热点，目前台商投入大陆资金估计超过五百亿美元。从一九九五年到二OO三年，台湾对大陆顺差累计达一六七九亿美元。然连年对大陆巨额出超，台湾外汇存底必将大幅减缩。大陆市场逐渐开放，香港与中国内地签订CEPA等于给予港商、包括以香港为注册地的台商，先占大陆市场的优势；对于经济不断沉沦的香港而言有喘息的机会，对于香港的就业压力更有舒缓作用。然基于下列原因CEPA并未成为台湾政坛讨论的焦点。

　　一、CEPA未受台湾重视的原因

　　（一）高度政治心防 

　　CEPA之启动乃因应香港面对经济转型及全球经济不景气双重打击的措施，其涵盖范围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然因“安排”定位为“国家主体和其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贸关系”故具高度政治敏感性。专责与北京当局谈判的港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唐英年表示，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大陆不但要与港、澳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北京也在探讨将台湾融入其中，期能达成“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安排。北京研究世贸组织的专家张汉林在解释台湾和大陆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远景时指出，“两岸是同一国家之内兄弟之间的纷争，又有什么不可以化解的呢？”

　　其实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王在希早于去年七月十八日在云南丽江举行的“两岸关系论坛”中就曾呼吁两岸尽快建立经济合作机制，以保证两岸经贸关系健康有序发展。王在希认为当前应把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摆在更突出的位置，一切干扰与影响两岸经贸交流的政治分歧都应暂时搁置并逐步化解。而大陆官方英文中国日报则称，王在希是向台湾提出类似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该报强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正式提议以这种方式来加强两岸经贸交流。此外，由于这项提议紧接在大陆与香港间签署CEPA之后提出，似乎暗示两者之间可能有类似之处。

　　然对台湾而言，北京考虑的不只是经济，也有政治上的战略企图。民进党以意识形态执政众所周知。从任命李登辉“两国论”的幕后捉刀者蔡英文为陆委会主委到“一边一国”的提出，明白显示其大陆政策之立场。从主张“中国崩溃论”的章家敦和主张“中国邦联论”的大前研一于二OO三年同步访台时所受的“政治礼遇行情”可以看出台湾的政治价值尺度。从二二八“手护台湾”的口号“台湾Yes!”“中国NO!”到意图对大陆配偶课征五百万台币“人头税”更可见民进党“文化锁国”的具体实践。因此，在台湾讨论与中国的未来关系究竟是威胁还是机会不单纯的只是学术上的分析预测或趋势索引上的判断，更是意识形态上的斗争。

　　就两岸的经贸关系而言，不论民进党当局口里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来自意识形态。由于两岸不能直航，高雄港无法转运大陆出口至世界各地的货物已使其排名一路下滑，由两千年的第三名，降至二OO三的第六名，几年间被釜山、上海及深圳赶过，如果再不开放直航，高雄港未来的营运将难以乐观。空港货运情形也类似，上海浦东机场去年排名还在世界第二十八名，今年已上升到第十七名，而桃园中正机场则在世界第十三名原地踏步，不出几年，必将落在上海机场之后。连全球最大半导体公司英代尔执行长贝瑞特(Craig Barrett)都关心两岸通航问题，他建议台湾“要创造新一世纪的工作，而非保留上一世纪的工作”，而两岸是否直航虽与英代尔关系不大，倒是对台湾自己的效率有所影响。[1]

　　不容讳言，台湾有一群坚定信仰“台独”意识形态的基本教义派，所占比重不高，但声势凌厉、意志坚强，尤其当他们高呼“爱台湾、打倒中国猪”时，少有人敢轻撄其锋。而这一群人正是阿扁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大声吶喊为阿扁涂抹了许多相同的色彩。两岸直航，对基本教义派的信徒而言，万万不可行；因为今天千方百计设下种种障碍强力阻拦两岸的互动，仍然有如此众多台湾的企业家以台湾奶水喂养出来的人才与技术，数十年筚路蓝缕辛苦积攒的资金、资源拿去“资匪通敌”。一旦两岸直航将导致双方经济的密切互动甚至水乳交融，他日恐将再难用任何力量将台湾切割出来，岂不是永远断掉了台独的希望？对基本教义派而言，不但直航断不可行，企业与资金不断向大陆流动的现象也必须严加拦阻。此次陈水扁的选情由负转正的紧张过程中，“爱台湾、打倒中国猪”的呼声更是响彻云霄，其声势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峰。也正是这一个因素使许多台商绝望移民，许多外商悲观撤资，扁当局四年来的政策反复、言行不一难辞其咎。 

　　三月份台湾大选出现所谓的“南绿北蓝”现象在年底国会选举前将更加剧。北部都会工商发达地区，人民所得与国际化程度较高，十分渴望两岸“三通”及政治和解，因此也比较支持蓝营立场。而中南部农业县市，居民结构中农民与老人较多，故对“三通”的要求较低，部分人甚至担忧“三通”会使更多大陆农产品进入台湾市场，可能更加速厂商赴大陆投资，使中南部非技术劳工的失业率提高，因此他们支援绿营立场，不急着“三通”。“南绿北蓝”现象如果持续将使北部白领阶层出走诱因加大，而目标很可能是中国大陆。这种南北分裂的政治、经济与就业倾向，对台湾长期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定非常不利。

　　（二）无法解决经济危机

　　CEPA生效后因港、澳部分商品、服务进入大陆市场，可享受免关税、低门槛等优惠待遇，因此去年台湾赴港投资金额大幅增加。CEPA虽受台商欢迎却未受官方青睐实乃无法解决台湾目前「四高」与「四低」经济困境。陈水扁执政四年来，台湾经济出现四高与四低现象分述如下。

　　1、高失业率——台湾在千禧年政党轮替前，失业率长期维持2%上下，达到充分就业。政党轮替前夕，失业率亦仅2.7%，但在政党轮替后，15个月内失业率连续突破3%、4%及5%，而窜升到5.12%。而5%以上的高失业率维持了两年，直到去年第四季才降到5%以下，全年平均失业率为4.99%。然去年第四季就业增加的9.9万人，完全是当局利用公共服务扩大就业方案雇用7.2万人，及补助中小企业雇用3万人的结果。此等短期性的救急措施，一旦年度预算用完不再继续，失业率将再回升。

　　2、当局债台高筑——政党轮替前当局债务虽已在不断累积，但在政党轮替后，债务增加更快更猛。当局债务占GDP比率，由1999年的24.2% 骤升到2003年的35.6%，四年间增加1兆多元，速度之快世界少有。而陈水扁“四年不加税”的承诺及减免税的大幅增加，此一趋势如不改变，不仅财政收支平衡目标无法达成，未来巨额的还本付息将更进一步排挤当局支出，而形成更严重的财政僵化问题。

　　3、穷人暴增——台湾“内政部”发表的低收入户人口2002年6月为17.7万人，三年半间增加29.6%。另据家计调查最低所得组每人每月可支配所得新台币11,270元者在目前生活水准下，应属贫穷阶级，其人口高达295万人占总人口的13.1%，即每7.6个人有一位属贫穷人口，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一般想像之外。 

　　4、高素质犯罪案件大幅提升——根据台湾“内政部”统计，至2002年刑事案件不仅创历史新高，而且嫌疑犯的素质三年来大幅提升。以2002年与1999年比较，三年间大专程度嫌疑犯增加53.2%，研究生学历者更增加1.1倍。大专以上程度嫌疑犯增加人数，占总嫌疑犯增加人数的比率高达92%以上。再从嫌疑犯的犯罪前职业来看，从事专业、技术、单位主管经理等高阶人员嫌疑犯人数增加59.3%，其增加的人数占总嫌疑犯增加人数的88.7%。显然过去三年增加的犯罪人数，几乎全是高学历、高层级的人，不仅显示社会堕落得惊人，也因此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 

　　四项该高反而低的指针为，

　　(一)低经济成长率——陈水扁“执政”将近四年期间，以亚洲四小龙1999-2003年四年平均每年经济成长率来比较，台湾为2.6%，仅高于新加坡的2.4%，较香港的3.8%、韩国5.4%低，排倒数第二，与过去居四小龙之首，不可同日而语。 

　　(二)人民生活指标降低——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人民生活九大类指标综合的结果显示，自1993年微幅上升至1999年达到高峰。但政党轮替后，即逐年下降，至2001年降至十年来新低。九大类中仅环境污染有改善、社会参与有提升，其余七项包括家庭生活、工作生活、学习生活、健康、安全、文化休闲均下降，而以经济安定降幅最大。 

　　(三)出口竞争力衰退——陈水扁、吕秀莲一再引以为傲的是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成长竞争力指针”中，台湾排名第五、亚洲第一。但实际上，政党轮替后四年（即1999-2003年）台湾出口仅增加18.6%，与新加坡增加29.4%、香港增加30.2%、韩国增加35.5%比较敬陪末座。过去台湾出口曾高居世界第11名，近两年却与新加坡争第14名。显然实际出口竞争力，与理论上排名有相当差距。 

　　(四)投资率创新低——陈水扁“执政”后不久在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已兴建三分之一的核四发电厂停建，后虽复建但其伤害已造成。复因国际经济不振，投资一落千丈，连续三年下滑，2003年投资率自1999年的23.2%骤降至16.3%，创46年来新低。[1]

　　纵观上述的四高与四低可知台湾经济体质似已呈现虚弱化而必须进行重大变革的关键时刻。

　　二、前景--形势比人强

　　台湾经济发展从“中成长”阶段逐步进入“低成长”阶段，甚至可能从转为“长盛期”转为“长衰期”，在经济边缘化和政治孤立化危机不断扩张压力下的台湾终将无法抗拒CEPA可能带来的利益。

　　（一）经济边缘化

　　世界经贸版图正快速改变中。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坎昆部长会议后的多边自由化谈判陷入停顿后，区域经济整合潮流已是势不可挡。现实的状况是：由于WTO奉为圭臬的全球化，拉大了国与国间的贫富差距，也凸显了各国经贸发展的差异化，不仅阻碍了多边关系下的全球贸易谈判进程，反而催化了双边及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必要性。就两岸而言，因始终未依WTO规范的议题协商，在未来的贸易纠纷中大陆调查机关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不采纳台湾厂商的答辩资料，而在“可获得最适资料”的基础上做成最后裁定，台湾商品可能将因面对最高税率而丧失大陆市场。

　　再者由于大陆与香港和澳门所签署之CEPA，除了确定其与港澳在WTO架构下之“国家主体同其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贸关系”外，更重要的是，将大陆与港澳的经济交流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层面，特别是大陆与港澳分别设立由双方高层代表组成的“联合指导委员会”，并设立联络办公室，根据需要设立工作组，进一步磋商和协调两地在CEPA新关系下的经贸事务。该协调机构有利于促进大陆与港澳间经贸共同规范、审批与管理之建立，也有利于大陆与港澳整合的层次从经济面逐渐迈向政治面。CEPA的签署实施不仅有助于大陆与港澳的经济整合，更有助于增强“大中华经济贸易圈”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与辐射作用，特别是若港澳从CEPA获得的利益显着，台湾将更难以回避“大中华经济贸易圈”的影响。[1]

　　至于自由贸易方面到去年十月底，已经正式通告WTO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近二百个，加上进行谈判中的则高达三百个。数百个区域贸易协定织起的自由贸易网路，虽未直接对外筑起贸易壁垒；但自由贸易网路内的低关税、低障碍、低门槛自由化环境，对于网路之外的台湾会形成立足点不同的不公平竞争。这也意味台湾加入WTO所取得的公平贸易保障已无用武之地，要求WTO为所受到的歧视伸张正义也无异缘木求鱼。

　　以FTA为主要形式呈现的区域主义对台湾的威胁将更为直接、具体，因为所涉及的国家，几乎都是台湾周边重要的经贸伙伴，因此一旦被排挤所可能引发的政经利益损失会比较明显。    区域经济结盟趋势将使台湾更容易陷入不利局面的原因在于FTA的洽签过程需要政府之间的实质政治互动，这也使得对外关系境困难的台湾，更容易因中国因素遭到排挤而导致“缺席”。中国只要善用此波区域主义风潮，积极与周边国家洽签FTA，同时围堵台湾对外洽签FTA，然后进一步循香港模式以CEPA利诱台湾，对两岸政经关系将有强烈的影响。

　　尤有甚者，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物价调查报告显示台湾的贸易条件已一年比一年差。国际经济理论以出、进口物价的变化来衡量贸易条件，当一国或地区出口物价连年上扬，而进口物价下跌，意味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具有较佳的竞争力，随着贸易量的扩大，不但厂商获利较丰，一国或地区也得以享有高额的贸易顺差，这是贸易条件好转的现象。台湾当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出口产品价格自八十八年以来长期下跌，近五年平均跌幅达2.4％，但生产所需的农工原料价格则连年上涨。从经济理论来看，这是贸易条件变差，从厂商的角度来看是利润受到压缩，长此以往，为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外移的速度必然会再度加快。[1]

　　台湾贸易条件变差明显反映出产业结构上的困境。台湾虽是资讯产品的制造重地，但由于相关技术、专利仍掌握在美、欧手中，加上竞争对手四起，使得台湾只能做价格的跟从者，而不能做价格的决定者。    台湾虽然目前每年对大陆仍可享有逾两百亿美元的顺差，但是在近年来贸易条件愈变愈差下，台湾对大陆还可以享有多少年的优势不无疑问。

　　其实台湾引以为傲的对外经贸从传统产业到高科技产业在世界经济的分工上，始终是代客生产(OEM）的角色，顶多是代客设计(ODM），从未晋级到拥有自我品牌(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也就是说，台湾的研发、生产全面控制在跨国企业的手里，跨国企业既“代言”又“代颜”。然而，台湾却由于代工体系完整，上中下游产业自我完善，因此形成一个看似开放，其实封闭，看似外向，其实内聚的社会。因而形成台湾独特的自闭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下苟延残喘的台商也就不得不视CEPA为其延续生命的救命丹。

　　（二）政治孤立化

　　陈水扁“执政”四年间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空间因其意识形态和经验不足被大幅压缩，而“公投”更引发美国、日本、法国等疑虑，政治孤立化的情形愈来愈明显，其中又以和美国关系的恶化最严重。

　　反观中国大陆，近年来在美国国会的活动力日益增强。过去不论是柯林顿访大陆或是江泽民赴美访问，美国国会都会接到台湾促请要求行政当局勿牺牲台湾利益的呼吁。但去年温家宝访美却未听到同样的呼吁。此何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国会参议员柯瑞(John F. Kerry)会提出台湾应接受“一国两制”的主张。

　　中国大陆在美国国会运作功能的提升当然也有经济实力做后盾。去年美国国会参院台湾联机小组成立前，中国曾警告有意加入的美国国会议员，一旦加入台湾联机，将断绝或减少中国大陆与该州的生意。而过去死忠支持台湾的议员，如前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姆斯，前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前众院程式委员会主席所罗门等纷纷雕零，台湾也未再与当年促成李登辉访美的“凯西迪”公关公司续约。近年来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的美国国会议员也越来越多，台湾与中共在美国国会的实力消长，已非常明显。[1]

　　以两岸关系为例，继反对党提出“金马非军事化”主张后，陈水扁于二OO四年二月三日也推出建立两岸和平稳定互动架构，并倡议两岸划定非军事区(DMZ)。这个构想在民进党两岸政策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北京对台动武条件未修正前，冀望得到回应恐不切实际。两岸建立“非军事区”虽然不能与两岸签订互不动武或和平协定画上等号，但实质意义相当接近。“非军事区”成立背景或因强大国际势力施加压力，例如南北韩间设置DMZ，或因两岸具备互信，设立非军事区表达善意，并且提供和谈契机。然而，两岸互信早因民进党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及一边一国论述而荡然无存，成立非军事区的空间相当有限。 

　　更糟的是美国也表达反对此一构想。美国海军战略专家今年二月十九日在“日本情报计画”举办的“东亚地区海事安全及合作”研讨会中强烈批判陈水扁提出建立台海非军事区的建议，强调这与区域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冲突，“尤其是与美国海军的利益冲突”。《海上长城：中国海军进入廿一世纪》一书作者、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副院长柯尔(Bernard Cole)指出，中国海军正加强投射能力，积极增建潜舰武力及水雷作战武力，最重要的目标在统一台湾，逼台湾上谈判桌或逼台湾统一。[1]

　　“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SAIC）战略评估中心资深分析家吉亚洛(Paul Giarra)则指出，台湾必须先瞭解未来的海上作战再决定如何与美国海军共同作战。如果台湾海军现代化失败，将增加危险误判的因素。吉亚洛认为海上非军事区是与该区域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冲突的，尤其与美国海军利益冲突。[1]如此露骨的批评显示美国对台湾国安当局相当的不满。二月下旬中央情报局长特纳(George Tenet)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也表示“台北的内政是近期内台湾海峡稳定的主要因素。”[1] 针对台湾选后的局势，CSIS“费和中国研究讲座”负责人季北慈(Bates Gill)表示“不论谁当选，都必须修补华府与台北的关系，‘重建支架，重建互信，重新向美国保证维持稳定’等。”[1]

　　三、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对台北及北京提出以下建议。陈水扁当局参与台商活动虽比国民党“执政”时积极，但有必要让民众瞭解台商对台湾经济的贡献，而不是污名化。以台湾官方选前放出鼓励台商回台上市的利多为例，部分台资企业却毫不考虑而干脆直接申请在香港上市，显示“遥望天边的彩虹，不如亲吻身边的香草”的观念在台商间有愈来愈普遍的趋势。年近九十的台塑董事长王永庆都说他愿意为两岸交往担任“跑腿角色”，就是因为两岸复谈遥遥无期，企业商机逐日流失，台湾紧握在手中的直航等经贸筹码日益减少，社会对两岸“积极开放”的期望将逐渐压过“有效管理”。

　　“只有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增进与大陆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才能使台湾从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中受益。”[1] 因此新当局须面对两岸经贸谈判是不得不然的现实。以目前台海关系现况来看，两岸间要有“互信”比较难，故应先从经贸上的“互惠、互利”做起，累积沟通的管道，即使透过民间团体或复委托机制，在个别经贸案例上互动方可建立起两岸间良好的气氛。因此在政策上，“操之在我”的部分应积极推动，包括放宽大陆台商回台上市的限制、两岸货运便捷化、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等，皆有助于促进台湾及大陆经贸的发展。

　　对北京而言，台湾大选虽具争议但陈水扁得票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台湾意识”的增强将使原本在“一国两制”精神下设计的CEPA更难获得台北的认同。然因福建一直是两岸经贸的重要“视窗”，是全国开放度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的地区之一，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复因台湾经济学界呼吁多时的“两岸自由贸易区”确能加速经济整合促进双赢。因此，所谓“闽台经济合作区”应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构想。

　　“闽台经济合作区”不仅可提升大陆对台商的吸引力、缩小两岸经济差距，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加强两岸民间相互交往与沟通，化解政治对立态势，增加互信与瞭解，有效遏制岛内分离主义倾向。”至于具体实践上可利用“金马直航”先行的优势，重点开拓对台旅游通道；利用“试点直航”的政策，扩大直航口岸的功能与范围，以建立“大三通”的先期条件。另为便利两岸人员往来，可进一步将大陆一般民众赴台审批权下放地方台办以增加灵活性。[1]

　　四、结语

　　台湾前陆委会主委蔡英文二月二十四日接受路透社的专访时表示如果陈水扁连任，两岸关系要提升到更有意义的层次，才能创造区域的稳定繁荣。此次“公投”未达法定门槛，应可让两岸关系获一定的舒缓空间。而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许惠佑稍早也表示选举过后的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应该是两岸营造谈判环境较好的时间点，而CEPA就属于更有意义层次的议题。事实上CEPA对台港经贸冲击已浮现。陆委会港澳处长张永山指出，去年台湾对香港投资大幅成长二点八倍，经香港转口大陆的金额也持续成长，但台港之间的贸易却出现萎缩。   

　　由于受到CEPA的影响，台资企业在香港挂牌上市已成为一股风潮。大陆台资企业晶门科技已于四月八日正式在香港股市挂牌上市，这是CEPA正式启动以后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台资企业。同时，营业主体在台湾的台湾宽频公司也预计今年在香港挂牌。此外，鸿海精密也有在香港挂牌上市的计画。摩根大通甚至估计明年赴香港上市的台商将可达到百家以上。而与过去十年只有二十家台商在香港上市的情况相比，CEPA对吸引台商的力量实不可等闲视之。[1]

　　诚如大陆台商联谊会会长兼三二O返乡投票服务中心召集人张汉文表示，“比起四年前完全不同，因为台商知道需要用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根据被用以号召返台投票的“爱乡项目”，台商的十大诉求包括两岸人货直接通航、全面开放金马中转、开放两岸资金自由流动、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协议、普设台商子女学校、开放大陆学历认证、解决台商健保问题、签署两岸互免租税协定、落实海外通讯投票、全面开放两岸人士互访及大陆人士来台观光。[1]以此观之，大选后的会谈CEPA必将成为讨论的议题。

　　如何突破政治束缚透过CEPA加强两岸四地物流的合作追求双赢局面因应全球化的挑战是陈水扁在新任期内不得不严肃面对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