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广东省政府参事、文史馆馆员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召开了专题座谈会。省政府参事室主任、文史馆馆长陈毓铮，副主任、副馆长周义出席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省政府参事、文史馆馆员围绕如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教育体制，引入竞争机制，建设教育强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就当前高校合并的利与弊，大、中、小学教育如何衔接，如何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以及如何执行《高等教育法》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现将参事、馆员座谈会情况纪要如下：

　　  搞好教育改革关键是体制

　　  周浩华(省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资讯学院教授)：我国高等教育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准，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教育投入和科研投入的问题。关键也是体制问题。教育经费投入，国外不单是政府投入，还有民间投入。中国基数非常大，不能单纯看百分比。可采取国立大学、地方大学、民营大学等各种模式，由不同的办学主体去投资办学。科研投入问题，政府也应放权。科研部门要创新。过去凡是题目能定出来的，已不是发明创造层面，而是技术层面，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开展某些课题的研究，这是不可能促进科技创新的。当年，VCD搞得非常红火，原因是科技部没有立项。这说明解决高校教育和科研等问题，必须从体制入手。

　　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在哪里?过去基本框架是苏联式的，不管是什么式的，都不要搞得过火。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来看，大、中、小学教育的衔接就存在问题。现在提出的中、小学生要“减负”的问题是对的，中、小学生的课程越来越深，高中二年级分文理科，这样的设置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能在中学完成基础课的教育?把这些问题交给教育家来解决更好。办教育首先要遵循科学规律，中、小学教育强调基础，培养学生在德、智、体、美方面全面发展和创新意识，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专业人才、创新人才，幼稚教育、中小学教育，要着重基础知识方面培养，真正注重素质教育、德育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和优秀文化传统。不要盲目拔高中小学课程的要求，内容和深度要科学衔接，建议终止中学阶段文理分科的做法。随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科互相渗透，搞人文科学的要有自然科学基础，搞自然科学的也要有人文科学基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利于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的创新人才。因此，教育改革，首先要从体制上下功夫，国家要把依法办学自主权交给高校，给高校松绑，把教育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多快好省地培养出大批专业人才和创新人才。

　　  马达(丈史馆馆员、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科教兴国”的落脚点在教育。教育是培养造就人的系统工程，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九至二十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离开教育，什么高新科技、弘扬民族文化，以及国家的兴盛强大，人民的富足安康都无从谈起。片面强调上层建筑，把教育局限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上是片面的。不应把教育定为阶级或党派的工具。教育以人为本，“有教无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教育的每个阶段构成国民教育的系统工程。大学是教育系统工程的顶端。要切实办好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必须真正是义务的。加大政府投资，严厉禁止乱收费，确保按时发放工资，并逐步提高他们的工资。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深得民心。群众对教育投资的积极表现是最好的证明。组建多学科的巨型大学，管理必须跟上去，不宜在全国仓促铺开。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大学管理应法制化。学校的各个方面，各种机构，各项行为，都应制定严谨的规章制度，依法治校，照章管理，校务民主化，公开公正，集思广益。以此行事，即使是新组建的多学科巨型大学，也不难较快地磨合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整体。大学校长应选有较高学术成就、有名望而且懂得教育管理的学者。学术上要民主、宽容，鼓励不同学派的形成与争鸣。创新人才是在民主、宽容、争鸣中脱颖而出的。

　　  高校合并应遵循教育科学规律

　　  陈武光(省政府参事、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今年6月30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江泽民主席撰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说“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给人们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再一次证明，知识和技术创新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的创新体系，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创新靠什么?靠的是要有大批创新的人才。我国教育自建国以来，就在不断地改，不断地变。为什么变得不令人如意?主要原因就是没有遵循教育科学规律办事，让教师、学生和家长都觉得匆匆忙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办教育是不是首先要看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教育改革，世界各国都比我们深刻。80年代美国搞教育改革，提出的口号是“国家处在危机之中”，现在它搞2061计画，充分体现一条就是科学，用科学来提高全社会公民的素质。目前我国正在搞公民素质网路系统，不久就要开通，它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系统。我国高教改革也应考虑如何构建面向21世纪的教育体系，而不是今天的教育只解决今天的问题，教育更应肩负着解决未来问题的重任。现在大搞高校合并，实际上，分与合，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没有分，就没有合的存在。现在实行大学联合，强调原各大学要淡化自己的东西，缩短“磨合期”。事实上，合并是为了提高，如何处理好普遍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应值得重视。另外，变与不变，也是一对矛盾。统编教材内容滞后，不利于发挥学校的个性，学校都在呼吁要改变，怎样改?关键是教师如何跟踪科学前沿。教育有它自己的特定规律，必须严格地遵循自身规律，兴办教育要按科学规律办事，教育改革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服务。

　　  叶国泉(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近年来，从浙江大学试点，到大动全局搞高校合并，有人说是“XX模式”。我认为，为了扩大办学规模，搞一些少而精的“航空母舰”是可以的，但不宜重复过多。教育不是求大求全，教育评估，是靠竞争，不是靠合并搞品牌。大家都搞合并，貌合神离，各搞各的，会造成混乱。学校之间应根据需要提出来合并还是不合并。制定高校利益分配政策时，要顾及各层次教师的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高等教育应当实行“宽进严出”

　　  冯志新(省政府参事、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教育改革问题，党和政府历来非常重视，我省也确立了建设“教育强省”的奋斗目标。规划到2005年，广东高校在校学生将从现在的22万人增至43万人，将近翻一番。我认为，在扩大高等教育招生数量的同时，必须注意保证高等教育的品质问题。为了杜绝以数量代品质、靠降低品质来增加数量的情况发生，我国高等教育应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即考虑实行低门槛入学考试，开放性的学分制和严格的学分管理相结合的一种学历和文凭管理体系。即考生一旦通过基本的入学考试，便取得了进高等学校的学习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能在规定的期限拿到文凭。通过入学考试的考生可以在他一生中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修满学分，获取文凭。美国有不少大学，特别是社区大学，免试入学，但一学年后，平均50％被淘汰。我认为，在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宽进严出”政策，有几个方面的益处：一是可以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克服目前存在的受教育机会和水准的不平等性。随着经济水准的提高，中国人让自己的孩子受到较好的、花钱多的教育正在成为社会时尚。而目前我国高校的高门槛挡住了考生的大学梦。据瞭解，1998年普通高校教育本专科入学人数占同龄人6％左右。国内高校难进，许多家长只得把眼光投向国外，大把钱送给外国人赚。如果我国高等教育能实行“宽进严出”，既可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程度，又可保证高等教育的品质。二是现有潜在的教育资源可得到挖掘。据瞭解，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34087万人，教职工人数10296万人，其中专任教师达4072万人。就是说，我国高校每个教师平均负担8个学生，相当于世界多数国家平均水准的一半，有的大学教师每周只有3-4节课，出现了巨大的人才浪费。因此，教师资源大有潜力可挖。此外，目前高校的硬体也有使用潜力。就拿广东来说，普通高校校舍从1978年的1196万平方米增加到8172万平方米，增长了68倍，而学生才增加了1倍，教学仪器设备由1983年的14亿元增加到现在的137亿元，而教育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可以实现资源分享，课室、图书室、实验室开放的时间延长，则使用率会大大提高。三是可以减缓目前就业的压力。高校采取“宽进严出”，使更多的适龄青年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将可推迟参与社会劳动，不仅人力资源得到开发，还可使参与劳动的知识技能准备的更充分一些，这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四是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点。

　　  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陈曾侠(省政府参事、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授)：我国正朝着现代化目标前进。根据教育现代化标准要求，在20-24岁年龄人口中，大学生占的比例是125％以上。我国1998年的统计是4％，离现代化水准还有相当的距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实现经济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方针。我省要实现“教育强省”的目标，必须在加快教育改革的同时，加快用人机制和教师人事制度的改革。首先，要建立科学的用人机制。用人机制是否科学，其评价标准：一是能否留住人才；二是能否吸引人才；三是人才能否快速顺利成长，人尽其才。长期以来，我国有大批优秀人才外流，目前滞留国外的各种专业人才已达30多万。据说美国的硅谷每个科研机构都有中国科学家在那工作。出现了“中国种果树，外国吃果子”现象。我国改革开放20年，出国留学人员达40万人，学成回归的只有10万人，回归率只有33％。而印度采取了吸引知识份子的高工资政策，出国留学人员回归率达2／3，相比之下，我国的用人制度已落后于印度。广州1996年曾接收过颜光美等12名放弃国外优厚待遇集体回国效劳的博士，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批博士大部分离开了广州，其中4人倒流美国去了，成为一大新闻。人才外流，令人痛心，人才倒流更令人寒心。因此，加快用人机制的改革，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落到实处，千方百计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是当务之急。

　　广东应加快建设一支与教育强省相适应的高素质教师队伍，首先是要制定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相关政策，充实师资后备队伍；其次，教育主管部门和各学校都要有切实可行的长期培养现代教育人才计画。计画工作的重点是抓骨干教师、学术骨干或学术带头人的培养，着眼点是促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实现“步步高”。我省4年前开始的高教系统的“千百十工程”(选拔千名校级学术骨干、百名省级学术骨干、十名国家级学术带头人)和去年8月启动的普教系统“百千万工程”(培养百名教育专家、千名校长、万名教师)，是我省现代教育人才培养的重大举措。有这样一个计画当然是很好的，但要有落实的措施。从实践来看，高校“千百十工程”似有上头热，中层(学校领导)温，下边(教师)冷的现象。有的学校由领导圈定学术骨干名单。我们知道，一个学校，一个省的学术骨干，不是靠计画圈定名单就能成为骨干的，也不是靠参加一次“高级研修班”就能功成名就的，而是靠教师经过多年艰苦拼搏，获得丰硕成果或突出贡献，为学术界认同自然形成的。对教师来说，多拨点科研经费，多给点科研时间，多给一些参加教学调查、考察、进修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机会，是最实惠的培养。过去教师学历标准不高，应根据现代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提出大学教师学历硕士化、博士化的目标，分期达标，以促进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其三要把提高教师待遇作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基础工作来抓。目前我国知识份子经济地位低，严重制约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印度也是发展中国家，其科教呈高速发展之势，现有高等院校6000多所，综合大学200多所，研究院2000多所，拥有科技人员350万人，有人撰文介绍，印度的科技实力已经排在美国、俄罗斯之后，排列世界第三位。印度科教发展成功经验，在于较早地形成了科教立国的思想，高度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对知识份子，尤其是对教师实行高要求、高工资的“两高”政策，其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率较高。学界议论我国是“一流人才出国，二流人才进外企，三流人才留学校”。可见，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是影响教师队伍的最大因素。其四是要加快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大力压缩行政机构，扩大教师编制。弘扬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教师和教学服务的风气，使教师有一个宽松良好的环境，倾心倾力搞好教学，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提高教学品质而努力。

　　  必须执行《高等教育法》

　　  李启欣(省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法律学系教授)：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如何面对资讯革命浪潮、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与机遇?我认为，主要在于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向和遵循《高等教育法》，建立完善的、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系统，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据有关研究及资料表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从其结构、规模来看，经历了精英型、大众型、普及型三个阶段。可以用数量指标“成长率”(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巨大型”(高等教育机构规模的扩大)、“在校率”(在校大学生人数占适龄人数的百分率)来划分。其中，在校率具体指标在15％以下的为精英型阶段(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少数人的特权)，在15％-50％之间的为大众型阶段(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具有一定能力的人的权利)；在50％以上的是普及型阶段(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每个公民可享受的普遍权利)。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多数已进入到大众型阶段，有的甚至进入到普及型阶段。我国大学生在校率1980年为1％，1990年为2％，1999年为8％。国家规划，2010年达到15％以上。今后10年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由精英型向大众型阶段转变的时期。我国政府关于扩大高等学校招生名额的决定，关于实行高等学校合并、组建新的巨型大学的决定，无疑是为了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向和世界科技教育潮流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以广东省为例，1999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人数比1998年增长543％，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增至23万人，提前超过“九五”计画确定的215万人的目标。今年我省由广州师范学校、广州大学等8所高校合并组成的新的广州大学，招生即高达7577人，居全省之冠。

　　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若干所高校合并成一所巨型大学，被认为是一所新的大学的建立，就应该适用《高等教育法》关于设立高等学校的规定，其中有制定高校章程这一项。但据我所知，迄今无论是原有的高校还是新组建的巨型大学，似乎都没有制定这样的档。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经过20多年的法治建设，已基本形成了以《教育法》为主体并包括《高等教育法》、《教师法》、《普通高等学校评估暂行规定》和《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内的教育法律体系框架。在教育领域已经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必须遵循《高等教育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与规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那么有关高等学校合并这样的大事，要不要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这种组织形式让教职工知情?要不要由专家组成的评议机构进行评议?高等学校依法享有自主办学的权利，但高校合并却没有被说成由有关高校进行可行性论证，按修改后的章程而作出的共同行为，流行的说法是政府行为。当然《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实际，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高等教育的品质和效益。这都是通过政府行为来实现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政府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高等学校合并组建新的巨型大学，其程式是否严格遵循《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原则与有关规定，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同其他一切领域一样，厉行法治的关键也仍然是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


　　近几年，根据中央决策，政权机关及有关部门推行政务公开，实行办事公开制度。其实高等学校也应实行校务公开制度。推行校务公开，必须遵照《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与规定，以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为着力点，对运用行政管理权力(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其行政管理权力为法律授权，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必须依法行政)办理的与学校教职工和学生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保密法》规定范围，都要向他们公开，接受他们的监督。校务公开的内容可以分为：（1）学校重大决策的公开；（2）财务公开；（3）热点问题公开。校务公开可采取多种形式，重要的是确保公开结果真实可信。高等学校校务公开，有利于加强学校民主建设、厉行法治、严格监督机制，更好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落实科教兴国战略。

　　　　　　　　　　　　　　　　　　　(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