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至1976年国内十年“文化大革命”，也称“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及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国各项事业均遭到了全面的干扰破坏。
　　
　　侨务领域更是重灾区。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受到歪曲和破坏；十七年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被全盘否定；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到迫害和打击；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的侵犯；致使“文革”后期，不少归侨含泪告别祖国。海外侨胞面对国内的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或迷惘、或生畏，不少侨胞不愿也不敢回乡探亲访友，严重挫伤了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热情。“文化大革命”使建国后蓬勃发展起来的侨务事业陷于中断。
　　
　　一、“文革”中，党的侨务工作出现全局性错误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全局性错误。错误理论的指导，导致了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出现了重大失误，致使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遭到空前的摧残和破坏。由于侨务工作的涉外性和侨务工作对象的复杂性，侨务战线便成为了阶级斗争的敏感领域。
　　
　　（一）国外侨务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使我们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认识越来越出现偏差。在“反修防修”的误导下，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制定了反对“帝、修、反”的对外政策，承担起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重任。
　　
　　在对外宣传上，配合国内形势的需要，也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没有什么侨务政策可言，也要求海外华侨手拿红宝书，胸带领袖章，墙挂主席像。完全抛弃了国外侨务工作要公开、合法的原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煽动华侨造侨居国政权的反，搞所谓的世界革命，并出现了一些过激和粗暴的举动。
　　
　　另一方面，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也影响到海外。要求华侨“归队”，“不要与资产阶级当权派同流合污”，要求侨团、侨校依靠工人阶级，不能让资产阶级当家等等。一时间，给海外华侨华人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国外侨务工作陷入了困境。到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一些起色（中美、中日建交）。海外华侨的过激言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纠正。
　　
　　（二）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侨”列为防范、打击，甚至专政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人为导致了阶级敌人无处不在，复辟危险迫在眉睫的危机。“侨”与“地、富、反、坏、右、资”并列，成为“黑七类”。“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认为，华侨大多生活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资本家”，是“资产阶级”，“反映资产阶级的意识”，因此，他们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物件。根据这个逻辑，“文革”时间，便公开宣传“海外关系”是反动的政治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是反动的社会基础。如果说，在庐山会议以后的六十年代初，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只是一种错误的“左”倾言论的话，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海外关系”就成为被公开宣称的罪名了。由此，归侨侨眷受到防范、遭受打击，成为专政的对象。侨务工作遭到全面否定、遭受重大摧残。
　　
　　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特别是侨乡都进行了清查“海外关系”的工作。1970年4月，广东省在《处理海外关系干部六条》中明确规定：“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上的联系，要从严处理”。“要进行必要的批判斗争”，“要进行组织处理”（严重的要清除出队），并规定“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关系的人当干部，对干部婚姻要把好关”。广东省有些地区搞得非常厉害，比如1970年广东省台山县在“斗批改”运动中，提出开展“批三洋”口号，即批判“崇洋、慕洋、靠洋”。强迫归侨侨眷和侨务干部同海外亲人和朋友划清界限，党团员干部都要填写《海外关系登记表》和保证书，如不斩断海外关系就不能再当干部。
　　
　　（三）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正确的侨务政策
　　
　　“文革”期间，建国后党和国家制定的正确的侨务政策被全面否定。反而，在“文革”前就犯过，且已被纠正了的错误，在“文革”中又重犯而且被更加强化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文革”前17年的侨务工作，实行的是一条又粗、又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被全面否定。早在1956年就已被提前改变华侨地主、富农成份的侨户，在“文革”中又被重新戴上了地富的帽子，被列为专政物件，受到管制、被监督劳动，甚至没收其房屋和财产。
　　
　　“文革”还否定了对归侨侨眷实行的“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则。把侨务工作的“八字原则”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是搞“特殊化”，必须加以批判。归侨的入党、入团、参军、提干、晋级，甚至找对象等都受到歧视和排斥。归侨侨眷知识份子和专业人才，得不到合理的安排和使用，更谈不上发挥他们的作用。
　　
　　“文革”中还取消了凭侨汇券供应商品的政策。凭侨汇券供应部分商品被说成是搞“特殊化”；侨汇政策被攻击为“侨汇挂帅”；接收侨汇被视为“剥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更有甚者，把侨汇诬蔑成是“特务活动经费”。五十年代在广东、福建成立的华侨投资公司，“文革”期间也全部被撤销。在这之后，侨汇则大幅度减少，直到七十年代初才有所回升。“文革”开始不久，就停止了接受华侨华人的投资和捐赠，变相没收了华侨集资办的企业和农林牧场，使国家和华侨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四）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华侨华人无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海外关系”遭受公开批判之后，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由于我国在“文革”期间实行了反对“帝、修、反”的对外政策，就形成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封闭孤立的局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砍断了中国与国外的正常联系，包括与华侨华人的联系。也隔绝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这种盲目排外的自我封闭政策，反映在侨务工作上，就是实行“六个不给”的原则，即不给出国、不给探亲、不给通信、不给通汇、不给回乡、不给定居。前三个不给是针对国内归侨侨眷的，后三个不给是针对海外华侨华人的。
　　
　　当时，海外华侨华人来华探亲、旅游还是可以的，但被当作纯粹外国人来看待。对他们来华一律从严控制，一律按对待外国人的方式来接待和管理。那个时候华侨华人回国探亲是不准回乡探亲的。他们回国后，只能住在指定的宾馆里，有关侨眷也只能到指定的宾馆里去与海外的亲人相见。这就使得华侨华人不愿回国，更不用说投资和创办公益事业了。即使想投资和捐赠，当时也无法办到。这样做的结果，实质上就是割断了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一切联系。
　　
　　“文革”期间，侨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归侨侨眷有信不敢收，有汇不敢领。据有关资料统计，1967年以后，侨汇继1958年“大跃进”之后，再次呈下降趋势，严重制约了侨乡经济的发展。七十年代以后，虽然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转机，但受国内“左”的思想的影响，并没有认识到华侨华人在促进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更看不到华侨华人资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各项政策，仍然未涉及与海外华侨华人的经贸联系。当时，华侨华人回国的人很少，即使是到中国来旅游、探亲的华侨华人也很少。他们一来是害怕给国内亲属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二来也感到，即使回国也无事可做。华侨华人投资祖籍国的建设已被终止，这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损失。
　　
　　与此同时，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台湾当局却非常重视调整有关侨务政策，特别是制定了一系列优惠华侨投资的政策。如优惠提供工农业用地；减免工商税收；简化华侨投资的相关手续，缩短审批时间；重点引进海外侨商的高新技术和设备；放宽结汇限制等等。这一系列鼓励华侨投资的法规，吸引了不少侨商来台投资，为台湾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在这期间，我们却丧失了十年经济发展的大好时光。
　　
　　（五）侨务机构被撤销
　　
　　1969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被正式撤销。侨务工作归属外交部，中侨委设立留守处，由外交部代管。接着，各级侨务部门也都被相继撤销。
　　
　　“文革”撤销了侨务机构，但并不意味着侨务工作没人管。当时的侨务工作是由外交部领事司代管，其行政地位只是领事司下属的一个侨务处。当时侨务处的同志们，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他们的工作也非常努力。但即使是夜以继日的工作，也顾及不过来堆积成山的各项侨务行政事务。特别是侨务部门作为相对独立的行政部门被撤销以后，侨务工作的政策性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保证。侨务干部也不能得到应有的理解，致使许多侨务干部得不到保护。有的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派”，有的被下放劳动，很多侨务干部都遭受到与归侨侨眷同样的命运。
　　
　　侨务机构被撤销后，从1950年到1960年期间，先后建立起来的北京（1950）、集美（1953）、广州（1954）、汕头（1959），还有南宁、昆明、武昌等七所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被迫停办。福建厦门大学、泉州华侨大学、广州暨南大学也相继停办。许多回国求学的学生无学可上，不少人被强制下乡插队。广东省下到农场的学生就有上千人，还有一部分学生被强制在农村落户。这些做法在海内外均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侨务机构被撤销后，1955年成立的侨务干校，也随之停办。
　　
　　侨务工作应该遵循总的外交路线、配合外交斗争，这是正确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侨务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因为护侨工作本身就是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侨务工作做好了，华侨就会在贯彻我国外交路线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两者是一致的，是相互紧密关联的。
　　
　　但长期以来，在各级党和政府中，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对侨务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缺乏正确的瞭解。在一段时期内，很多同志都认为，中国的华侨华人问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双重国籍的问题解决以后，这个问题基本上也就解决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华侨都加入了当地国的国籍，他们已不再是中国公民，他们的事情不能也不需要中国政府再去管了。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华侨，他们的问题由外交部领事司代管一下就可以了，不必要再设立那么一个从上到下的侨务机构。“文革”中撤销侨务机构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恐怕以上的理由也是重要的原因。侨务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我在前十章，论述侨务理论原理和侨务理论观点中，都已经讲到了，在这里不必重复。这一章，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取消侨务机构的危害中，再来分析一下侨务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文革”中，海外华侨华人的许多问题，中国政府很多都是交给一些所谓“兄弟党”、“兄弟国家”去解决的。而事实上，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但即使华侨在这些国家里遭受到迫害，权益得不到保障，我国政府也不敢说话或不愿说话，担心会影响“兄弟国家”、“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如果华侨住在国是非“兄弟国家”、“兄弟党”，是资本主义国家或与我国的关系不好的国家，就提倡和组织华侨进行阶级斗争，搞所谓的世界革命。“文革”中，侨务政策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
　　
　　在“文革”前，由于国家有专门的侨务部门做国内外侨务工作，国家也有比较系统的侨务政策来指导国内外侨务工作的开展。所以，即使一般人对侨务工作没有太多的瞭解和认识，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的权益还是有保障的。“文革”中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国家从上到下取消了侨务部门，国内外的侨务工作都没有专职人员来实施，这就使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的权益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
　　
　　比如对柬埔寨的华侨。在西哈努克时期，中国政府要求当地华侨要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甚至准备把华侨交给柬埔寨政府来管理，柬方当时不敢接受。朗诺政变后，又要求华侨支持柬埔寨共产党及布林布特政权。许多华侨积极分子跑到解放区参加柬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并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金边解放以后，柬共则对华侨采取了排斥和迫害的政策，使广大华侨流离失所，基本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当时有很多柬埔寨华侨向我驻柬使馆和援柬专家哭诉投书，要求祖国能出面交涉保护他们。但使馆人员和专家们都根据国内的指示不能与当地的华侨接触，也不敢收华侨送来的信。据说这是“考虑到我与柬共关系友好，如对华侨表示同情和帮助，会使柬共不快”。这真是其有此理、荒唐至极。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侨务工作上的失误，使得所谓“印支难侨”这个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与中国的关系长期得不到改善。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这就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情。由于国内没有专职的侨务部门为华侨的权利和利益去考虑问题，去做具体的侨务工作，海外华侨受了委曲、权益受到了损害也投诉无门。当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北朝鲜和越南，虽然我们都把他们称为是“兄弟党”，对他们有过各方面无私的支援和帮助，但他们对本国华侨的态度却是很恶劣的……。“文革”中的中国政府，没有了相对独立的侨务机构和侨务政策，只有从属于片面外交的涉侨措施。这些措施往往是通过牺牲华侨华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持中国与所谓“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密切关系的。这种分析可能尖刻了一点，但确是事实。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侨务关系和外交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但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外交关系是国家关系、主权关系、法律关系；侨务关系则是亲戚关系、亲友关系、亲情关系。外交关系处理好了，能够更加密切侨务关系；反之，则会危害侨务关系。侨务关系处理好了，能够促进、补充外交关系；反之，也会损害外交关系。处理侨务关系，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敏感性，必须要由专门的部门来从事这项工作，侨务是一门对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的专业，不是任何人、任何部门都可以做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们特别注重亲情和友情。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国用建立侨务机构、制定侨务政策、培养侨务干部、开展侨务工作等特有的办法，来调整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之间的关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出体现，也是历史的必然。
　　
　　二、“文革”后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些相对有利于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的侨务政策
　　
　　到了“文革”后期，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我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关系恢复正常。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制定了一些对海外华侨有利的政策。
　　
　　这些政策是：1971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归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1973年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关于华侨学生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1974年国务院批转的外交部、公安部《关于对中国血统的外国籍人入境、接待、管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国家计委《关于归侨职工出国居留发给退职金问题的请示报告》；1975年外交部、公安部《关于处理外籍人来华同中国公民结婚问题的规定》，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华侨投资公司申请汇出到期本、息问题的请示报告》，外交部、财政部《关于对原在国外侨团、侨校、侨报长期工作的老归侨生活补助问题的规定》；1976年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国家计委、农林部、财政部《关于国营农场归侨职工出国居留发给退职金问题的请示》等。
　　
　　这些政策虽然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文革”中的一些错误作法，但由于这一时期并没有在总体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所以，侨务工作也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