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办：香港政策研究所中国评论月刊
　　
　　主持人：李正仪（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协理院长、博士）
　　
　　评论员：叶国华（香港研究所主席）
　　
　　何炘基（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学讲座敎授）
　　
　　余刚（财华集团行政总裁、博士）
　　
　　张炳良（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敎授）
　　
　　洪清田（香港统计及商业研究社主席）
　　
　　陈永德（野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之中国及香港研究部主管）
　　
　　时间：二OO三年第一次座谈会（总第六十次）
　　
　　地点：香港政策研究所会议室
　　
　　如何看待香港的庞大财政赤字
　　
　　李正仪：开场白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大家参加这个有关香港财政赤字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思想都论坛”。我们先谈谈香港财政来字的问题，然后再铺展到其他问题。我们可以先就一个问题谈，其后也可以相互提问。是不是请何敎授先谈？ 
　　
　　何炘基：香港财政赤字并非结构性赤字
　　
　　政府一直都讲所谓的结构性赤字，支出大岁入。我其实并不同意这咱观点。我认为有两个因素构成今天的财政赤字。
　　
　　一个是指数的问题：金融风暴之后，因为联系汇率等问题，整体经济处于收缩状态。从一九九八到二零零一年，经济下降了百分之十三。其实CDP包括了政府的开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同期的开支基本没有下降，最多祗有百分之一的轻微下调。
　　
　　整体经济下降百分之十三，意味着收入、企业的营运、开支、收益，可能下降了百分之十六、十七。但是政府的开支并未下降。如果说香港的运营成本是两千亿元，其中政府部门的开支与其他部门开支的差距有十六、七个百分点的时候，明显已经有二、三百亿的差距在那里。
　　
　　就是说，这些数位表明，并非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当然，这里牵涉公务员薪金问题，而公务员薪金问题又与《基本法》有关系。
　　
　　第二个因素是：早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已经存在的问题，就是将大量的人群拎出税网，将税基
　　
　　收得很窄，将免税额幅提高。这样应收税就形成了一个T字形的结构。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而且由于政府不收缩开支，就造成了这个很大的资金裂口，约二百亿元。加上另外一个周期性的问题，就是卖地收问题。以前可能每年都有二、三百亿收入，不久前港府宣布的拯救楼市的“九条”，使这个收入完全化为乌有，也就是缺少了二百到三百亿。
　　
　　我认为，房地产跌到这么严重，除了周期性问题之外，与过去几年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政策极度混乱有关；使得很多人就算有钱，也不愿在香港买楼。日前颂的一项估计，大约在三百亿元到大陆买楼，不愿留在香港。
　　
　　很明显，这是经济性的问题、同期性的问题，以及政府在九七之前和九七之后的政策问题。
　　
　　面对这样的状况，香港需要从根源出发，要扩大税网，将过高的支出按照价格指数加以下调。祗有这样，才能弥合财政裂口；否则裂口永远存在，且会越来越大。
　　
　　张炳良：潜在结构性失衡由来已久
　　
　　对何敎授的观点，我是部分同意，部分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看目前的香港财赤状况，我同意所反映的不是我们的一般所讲的结构性问题。其中有通
　　
　　缩的因素等等。但是长期以来，香港的财政收支有着潜在的结构性收支失衡。
　　
　　为什么这个潜在的结构性失衡，我们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看不到呢？反而我们可以看到政
　　
　　府可以累积大量的财政储备呢？因为有着很特殊的原因。
　　
　　所谓潜在的结构性失稀，就是第一，我们一般所讲的入息税，大体上停留在百分之十五、十六；但是香港的公共开支占CDP，大部分时间都在十六到二十二之间徘徊。这个数字本身，就证明收支的不平衡。税收在九十年代以来，基本都是下降的轨迹，但是支出的压力不断增加。这样，失稀完全可以是很严重的，九七以前之所以没有出问题，在于土地收益可以长期弥补财政的不足，甚至能够带来一定的盈余。土地收益不仅在于卖地，还有印花税、促成房地产市场的蓬勃、短期制造财富效应、名义资产价格增加等等，这都会使政府收益增加。因此九五、九六年时，当时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现任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警告港英政府小心大搞福利开支会导致“车毁人亡”的时候，受到了香港很多舆论的批评。因为当时大家基本上都不相信会出现这种状况：香港政府的收入很稳定，政府储备很充足。这样，香港就在一段时间里维持了低税收、高福利、高开支的“香港式财政神话”。
　　
　　 “香港式财政神话”的破灭就在于香港并无一个好的制度化的节制，而政治制度又不可以处理到开支增加的问题。
　　
　　现在香港的政治，基本是祗有“索求的政治”所有的行业、人员都是向政府和他人索求，整个社会政治特征就是“索求的政治”，但是没有一个“支持的政治”。就是说，与经济制度有关，导致政治制度都不平衡，且无法用制度苑制需求。
　　
　　正是因为在这种“索求的政治”，使得政府也难以随意增加税收，经济越不好就越困难。而政府开支，也因为僵化的运作，使得难以有所触动，比如开支中有七成以上是薪酬。有些未必一定是法定的利益，如综合援助金。理论上政府有权说不给的，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就变成了变相的法定权益，政府变得不可随意取消甚至不可随意减少。
　　
　　这是不是构成财赤的问题呢？我认为要相对来讲。七十年代我有一段时间在政府的财政科工作，当时香港政府的一盘帐，员工费用已经占经常性开支的七成了。为什么以前不是问题，而现在成了问题呢？我认为，这祗是问题的表像，而不是总是代的根源。
　　
　　对于财赤，我认为支出方面由于僵化的问题，使得政府消除削减支出的时候很不容易，因为员工薪金不可能随便减少，也不可以随便栽员或者将一些部门私有化。百分之九十七的公务员是长俸制，除非犯了纪律上的错失，否则不可解雇。理论上政府可以透过取消职位变相裁员，但这是很大的动作，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因此政府所能够做的祗是自然流失，透过自愿离职计画减少人手。而自愿离职计画是两面刃，因为要给一笔过的长俸金以及每个月支取的长俸，都是财政支出，短期来说对于解决财赤问题没有帮助。无论自愿离职还是工作外判等，实际上，对于支出的弹性影响是有限度的，而且，在经济收缩的环境下，政府又很难有很大的动作。
　　
　　对于香港的财赤问题，目前焦点都摆在削减公务员薪金、缩减综援额方面，但是我认为这并非是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向。为什么？因为本财政年度的财赤危机，并非是因为支出失控，支出祗是延续过去的轨迹，轻微上升。但是更加重要的失控，在于收失控。
　　
　　如果比较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二各财政年度的累积变化，支出方面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但是收方面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八点一。虽然在经济不好的年度，政府都难以大幅减少开支，但是如果收入能够维持到一九九七年的水准，这些都应该是没有总是代的。九七的时候支出很高，但是收入更高。
　　
　　所以，我认为信个财政年度面对的问题，依然是收支未能达到理想而污蚀出来的。长远是结构性问题，短期则是通缩问题；一方面是政府开支缩减不了，另一方面是政府收入大幅下降。
　　
　　余刚：香港可以抵押资产发行债券征收销售税
　　
　　我从金融的角度说说解决的办法。
　　
　　除了进行结构性调整，比如降低公务员薪酬等方面，这个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最主要的，在短期之内，应该很好的利用香港的资源，比如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好的法治环境等，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增加收入、降低负担，强化投资者，市民以及政府的信心。
　　
　　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不能在销售税上面做一些事情。比如加百分之二、三的销售税，每年就可以增加上百亿的收入。其实销售税也可以分很多不同的层次，比如全面征收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也可以对基本消费品免税，比如在美国，食品和衣服等就没有消费税，而对一些耐用品、奢侈品征收销售税；而对于游客来说，征收百分之二、三的销售税，对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一般老百姓肯定不愿有销售税，但是从经济的角度讲，完全是可行的。而且增加的销售税，不会大幅增加市民的负担。
　　
　　香港有这么多的投资银行，有很好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实际上有很多钱可以投资。香港政府可以一些五年、二年的长期债券。有些大学、敎育机构可以私有化，虽然需要先给一笔钱以保证运作，但是长期来说，就给未来节省了这笔钱，而且这笔钱不必从现成的库房拿出来，可以通过发债的管道，五年、十年之后还掉。
　　
　　香港目前还有三千多亿元的储备，如果发债可以有很好的反应，穆迪等评级机构对香港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目前香港楼价虽然跌了很多，但还是不算很低。香港政府有这么大的资产，其实可以做一个投资公司，虽然以后资产的走向我们不一定很清楚，但是现在可以将之做成抵押或者证券化，你可以拿出几千亿的现金，可以解决短期的投资需求，不会造成今年三千亿，明年祗有两千五百亿，后年祗有两千亿的状况。就是说可以从市场上将这个钱拿回来、再投资，如果五年之后香港经济又发展，比如可能是因为自身或者中国内地的发展、全球经济回升，问题就基本解决了。这样短期之内香港市民对经济复生的信心就会增加，如果信心增加，你就不会担心资产贬值。如果有信心，国际投资都、大陆投资者、香港市民消费，都可能回升。
　　
　　瑞士的消费，成本比香港还高，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将钱往那里放而没有人撤资呢？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地方有信心，回报比较稳定。如果有信心，资产价值可能会调整，但是不会那么明显。
　　
　　我信为，公务员减薪可能还有一些商量的余地。
　　
　　洪清田：财赤反映仲介地位消失问题是香港重新定位的初期形态
　　
　　我看赤字，是反映一个地方、一个经济体系的基本经济能力指标。
　　
　　其次，政府与民间的关系，财赤反映了政府在整个经济活动里面扮演的角色、所占的比重。比如公务共开支占CDP的百分比，另外我们可以从这个比重看出，政府同民间资产、公共开支与私有开支、公共概略与私有权力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讲，就是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从经济、金融角度扩大到政治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字与民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
　　
　　通常大家都认为，政府介入越深的话，很可能面对财政赤字风险的机会比较高；如果介入比较浅、干预能力比较低和方法比较少的话，出现财政赤字的机会就相对减低。
　　
　　第三个角度，就是财政状况、财政处理、财政控制方面，刚才已经有学者谈了不少。
　　
　　第四，我会从过去二十年香港的经验来年香港赤字如何出现。对于赤字来说，可能前面三个方面都没有问题，就是经济基本因素没有问题、生产力竞争没有问题、官民关系没有什么变化，总体看香港经济很健康，各种储备的总和超过万亿。尽管前面三个方面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危机处理、财政处理出问题，仍然可以造成很大的灾难，甚至其危险性是万劫不复的。
　　
　　而回顾二十年来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我强烈地感受到，以往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手法、政策，是造成今日财赤的重要原因。我们这里与第二个角度相联系，就是与政府与民间、私产与公产、官民关系等方面有关。
　　
　　泡沫的破灭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取消金本位之后，导致全世界金融化、全球化以及资讯化。问题就上升到很抽象、游离的状态，使得泡沫的形成和爆破近乎于无可避免。
　　
　　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如何处理呢？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九七之前的港英政府，就是任听其爆破，爆破之后再收拾，民不聊生的时候还要加税，这是殖民地的特色。主观目的不说，但是客观上就是听任泡沫破灭，清除泡沫成分，顺便清理制度。
　　
　　但是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现在特区政府所用的方法，具有东方特色，甚至是日本模式。比如港府官员在九七金融风暴时先是不断否认危机；第二步就是在无法否认、必须面对的时候，就完全失去分寸、手足无措；第三步就是死顶硬拚。这四五年、我们看到的都是如此，尤其是第三步，他们不肯面对事实，坚持一些资本主义已经要淘汰的的方式。泡沫最终也是要破灭的，而香港政府本应该带领民众改革体制，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处理。
　　
　　我认为，香港的财政状况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危机处理出了问题。而第四层的问题带动第一层的问题，就是财政赤字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经济体系的基本经济活动能力，对香港来说就是反映了香港仲介地位消失的问题。
　　
　　历史地看，香港一百多年来，就是做一些东亚社会、中国社会不做的事情，包括商业往来、与西方的关系等等，为此香港付出很多代价包括道德上的代价，中国社会看香港就是一个藏污纳垢、腐化堕落、等待挽救的社会。其实这祗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平反的，当时很多香港人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确很低，但是因为笼断了中西之间的仲介活动，因此香港可以赚一笔钱。
　　
　　但是现在不同了，整个东亚、整个中国、成为全部直接面对西方的世界，香港还有什么仲介
　　
　　角色可以担当呢？有什么钱可以赚呢？
　　
　　我认为，接下来香港的人才、资金、知识，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之下，会单向流入中国内地。以我的观点，目前看不到任何可以扭转这种趋势的可能。
　　
　　财政赤字祗不过是一百五十的来香港重新定位的初期表现形态。
　　
　　陈永德：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香港财政赤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政治、制度，多于金融管理、财政管理的问题。我首先认为财政赤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在过去五六年经济出现两次衰退，如果说香港财政预算不是保持平衡，那才是非常之奇怪的事情。
　　
　　如果看看制度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经济旺盛的年度，比如九七、九八年，我们曾经有超过七百亿元的财政盈余。因此在经济逆转的时候，我们有七、八百亿的赤字，都不需要太过奇怪。其实不仅祗是香港有这样的问题，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收入方面一定是周期性的，祗不过程度上有所不同；而支出方面绝大多数政府是非常稳定的，波动不大。如果现在香港的怀支依然平衡的话，社会问题会更加多
　　
　　观察财政过字，有两样问题比较重要：第一是如何控制赤字在一个接受的程度之内；第二样就是钱要“用得其所”，也就是说政府用钱的质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还不是香港政府发行债券的时候，因为发债起码都要五、六厘的回报。但是香港政府自已的财政储备都没有五六厘，在这种状况下为什么不用自已的周转现金呢？
　　
　　最后的方面是政治制度问题。除了行政的制度外，很多方面有很大的问题。早在九七、九七年，也就是香港经济状况很好的时候，金融界每年都反映税网、税基以及弹性的问题。当年我们已经看到新加坡是在每年给一个当年的特别免税额，造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态势。就是说，新加坡财政的管理是更加富于弹性的。
　　
　　另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香港金融管理局今年赚一千亿。并不代表明年也会赚一千亿。而九八年牵涉金管局的分帐模式的改变，实际上是增加了风险。如果一部分以债券形式保证稳定的收入，另一部分是浮动的收入，令财政收入的预算可以稳定很多，也都不会受到市场周期的影响。就是说，政府很多时候看不到弹性的问题，就令限制加深了。
　　
　　另外香港的行政和立法都是很大问题。香港现在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的政府，在议会里面没有自己的声音的。这就导致一些长期的项目很难推动，这种状况也都反映到我们的财赤方面。这导致政府不能宏观地把握一些事情包括减少财赤的问题。我不是很担心财政赤字的问题，我认为最危险的是政府不去寻求财赤的根源在哪里，却祗是关注表面的现象。
　　
　　叶国华：香港亟需“与时俱进”
　　
　　香港性质巨变不能墨守成规
　　
　　我认为，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不可能有一套永恒的财政政策，以前讲得神乎其神的格林斯潘，现在都没有什么招了。因此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政府的财政政策以及各种各样的施政政策，都是与时俱进，有所变化和调适。
　　
　　我同意洪先生的讲法，财政赤字表现了香港历史仲介地位的改变、消失，而政府没有做相应的转变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
　　
　　纯粹从收支来讲，很简单，过去在殖民地时期，港英政府依靠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点，国契约港英政府采取那种土地策略得到大量的收入，压低社会的税收，同时没有福利支出；就是说，是因为殖民地时期的独特性，才使得英政府可以那么做。洪先生讲到的毫无投入感的政府施政程式，关键在于当时的主政者是外来的，他们不会为香港的痛苦而睡不着。但是现在特区政府的高官，个个都会对你讲睡不着，为什么？是因为社会性质转变了。
　　
　　因此，我们完全应该有相应的转变，才能够适应转变了的情况。如果祗是就收入问题，减这个、加那个，这祗是普通公司的一个做财务控制的员工所做的事情。今年生意好就多一些奖金，生意差就裁减点人手，这是很简单的。但是今天的转变之特殊性在于，反映了香港以往特殊历史地位的转变，但是整个社会却没有作出与之相适应的转变，或者不能够自觉地加以转变。
　　
　　包括中国政府，有几条恪守不变的东西，我认为是没有理由的。
　　
　　其中一个是公务员一定要怎么怎么，这是政治决定。当政治环境改变之后，还是否需要这样呢？香港怎么可能仅仅是一个经济城市，而没有各种政治上的互动和反映呢？
　　
　　比如量入为出的平衡财政政策，这也是不妥当的，社会的起起落落，今年收入多于支出，明年支出多于收入，都有一定的变动，不能要求年年福利政策变、年年收入政策变，这样进行平衡是不可以的。当时提出这个平衡的财政政策，是中英谈判时双方进行政治斗争，大家都在争取民心、相互表明立场的时候提出的，这些不应该成为现在处理所有问题的“假原则”。
　　
　　我认为对于这些“原则”，现在全部都应该重新检讨。回归五年半了，对于“一国两制”的很多措施，应该重新仔细地思考一下、检讨一下，哪些是在变化和应该变化的呢？
　　
　　中国大陆这么大，都要讲“与进俱进”，这么一个巨大的邮轮航行出海都要讲“与时俱进”，香港这么一个舢舨，就然要“岿然不动”，有什么理由？周围的风浪这么大，小小舢舨当然要顺应潮流才能平安驾驶嘛。
　　
　　可能我们的政府、包括内地政府都有误会——香港的责任就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你周围的环境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好像玩滑浪运动，你让他稳定是不可能的，祗能顺势驾驶。
　　
　　香港永远不再是以前的香港
　　
　　我认为，很多误区的主生，要回顾过去十五、六年香港的发展历史，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以及今后应该如何做？
　　
　　我非常同意洪清田我行先生所讲，这反映了香港独特的历史政治地位、独特的社会文明地位消失的结果。
　　
　　如果香港政府继续不能“与时俱进”，结果将更加令人担优。
　　
　　我们的管制概念变化了的社会面前，为什么不能转变？这是我们一定要面对、不可回避的问题。
　　
　　财赤在短期的数字上落，我认为并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真的要调动全民解决，这是政治上的管制技巧问题。我不相信像董特首和梁锦松司长这样原来都管理大生意的人，会不懂高速这种上落。但是为什么做不到？是管治的技巧、管治的信心、管治的制度的问题。
　　
　　对于这一任政府，我们不可企求进行很大幅度的制度转变，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香港已经永远不再是以前的香港。
　　
　　香港一定要面对五十年后的中国——中国将按照其轨迹发展，香港能够继续发挥什么作用。但是，香港很多人包括内地一些对香港的政策，都是不愿面对这一点。
　　
　　香港仍可依自己的独特性争取利益
　　
　　一百五十年来，香港、澳门一直是先进的工业管制、商业管制、法律管制、体制管制的西方文明，持续冲击落后的农业文明的中国、道德管制的中国。这是东西方文明的大冲撞，这个冲撞点就在港澳地区。
　　
　　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等，都与香港所代表的一种体制，对中国体制的冲击所分不开的。中国现在摆出姿态加入WTO，营造实行工商业管制、法律管制的社会；香港在过去二十年的土地政策帮助了上海、北京，梁振英先生经常到北京等地讲授香港如何处理土地问题，是不是我们的作用已经到头？是不是我们能玩的把戏都已经玩完了呢？
　　
　　我从来不否认香港要融入中国经济的大体系里面共同得益，但是香港是不是就没有了地位呢？
　　
　　其实香港还有很特殊的地位，比如洪先生所讲的，香港有很多有形的社会资产——政治的文明、法治的完善、社会的开放、言论的自由、人权的保障、民主的发展，因此我们相信这个社会的动作。
　　
　　如果香港能够保持这种特色，使得那些民营企业老板对于香港有信心、钱集中在香港动作的话，香港的金融服务待业就会大大上升，就可以代替原来依靠土地的财政收入。对于内地的有产者，如果香港能够使他们感到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言论自由、私有财产的保证、与国际的接轨、金融外汇流动的自由具有充分的保障，香港同样可以发展出很好的服务体系，能够代替原来的方式。
　　
　　香港经济的规模并不大，要想吸纳中国内地这么大的经济体系，必须发挥自由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就是在今后五十年，继续对中国内地产生正面的社会文明的影响，而不单单祗是经济策略的影响。这样，香港就会找到自己的出种。
　　
　　宏观是本，节省为标
　　
　　到于说几年之间财政的起起落落，我相信未来也找不到一个永恒的办法；永远保持收钱多于花钱；这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起落。
　　
　　我同意大家的想法，在香港加归后到了第二任、第三任的时候，是应该考虑香港的“一国两制”如何重新理解的问题，反而，财政赤字不是那么值得紧张的问题，如果一个公司有一万亿的储备，现在有六、七百亿的赤字，我会觉得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今年支出多，就作出平衡，有两年赤字也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看整个公司的走势、方向、市场，就是公司如何可以赚到钱。董先生前不久就说，关键在于香港是否可以多做能够赚钱的生意。如果这个宏观的问题解决不了，就算继续节省又能如何呢？
　　
　　我认为，这是整个香港，以及中国内地，需要重新认识的。
　　
　　解决财赤总是的建议
　　
　　李正仪：有什么可行的问题解决之道
　　
　　大家讲了好多很基本的问题，其中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认为经济问题都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仅仅是财政管理的问题。
　　
　　刚才张炳良敎授提到不应该将焦点放在公务员的薪酬上面，但是现传媒、当派、工商界都站出来说：“加我们的税可以，但是你们要先减薪酬”。我想问几位有经济学背景的专家，你们对于公务员的支出问题，有什么看法？我们能够给特区政府提供什么可选择解决办法？
　　
　　洪清田：公务员可减薪百分之十到二十
　　
　　公务员薪金问题，绝对不可以不理，但是并非意味着降低公务员薪金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因为公务员薪金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很大，所以不可不理。作为重要的解决财赤问题的因素之一，我觉得公务员减薪百分之十到二十是合理的。
　　
　　张炳良：《基本法》限制了公务员减薪
　　
　　从经济通缩的角度来看，我并不质疑减少公务员薪酬可能是适用的。
　　
　　但是我并非从感觉上来判断，主要基于这样的因素，就是到底有几条解决问题的路可以走。就算你认同可以减百分之十几，但是对照《基本法》就不同了。你这样讲，倒是他们真的可以挑战你的，而法院也是接受的。你可以说《基本法》该条款是错的，但是香港人就会说，当年定《基本法》的时候可没有人说定得不对。就算《基本法》给你一个空间，都减不到百分之十。如果你相减少政府公务员的数量，能够做的空间又是很小。
　　
　　就是说，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而制度的松动不能靠短期解决。就算枪松动，现有的这班人都不会过度到新制度；为什么要过度？没有好处嘛。
　　
　　从理性上讲，对于公务员的开支，没有理由不加以调整；但是我们不能低估高速进可能遇到的艰难。因此在目前的状况下，就不要对此讲太多，政府是无法拿出有效的方法的，此次更是制造民众对政府无能的失落感，连减少公务员百分之二就有三万人上街，很多事情就停滞了，更不必说减百分之十几。我们不能高估自己的影响力。
　　
　　何炘基：政府应该促使公务员减薪
　　
　　从九八年到现在，香港总体的生产总值下调了百分之十三；就是说，如果从香港回归之后的CDP下调整个低度来看，香港公务员薪酬下调百分之十以上，并不违反《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如果公务员不愿意，大家可以到法院打官司嘛。
　　
　　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都与联系汇率有关。如果我们看看周边，南韩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差。虽然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南韩币值急速下跌，九八年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多；而如果贬值不能在短期刺激出口，状况会更加差。当时南韩呼吁全民捐金，政府出面团结所有国人的心。而到了九九年就开始反弹，二零零一年CDP有百分之三的增长，今年也是增长。
　　
　　香港为什么会比南韩差呢？这一方面是民心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经济的问题。就是说，香港的条件，不允许港币急剧地贬值，祗能慢慢调整。但是，当市场本身调整了很多的时候，政府不愿调整，总是还是难以解决。
　　
　　陈永德：联系汇率再撑下去会导致很大麻烦
　　
　　联系汇率是一个问题。如果将经济看得微观一点，看其金融价格、资产价格、劳工价格等等，每一个市场都是不同的。现在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前在美国发展的事情，一个月之后可能才影响到香港，但是现在可能即时就会影响是香港。由于没有弹性，所有的冲击就直接传输入香港。问题是每一个经济个体的反应都是不同的，有的是因为自主的问题，有的是相关规则的问题比如《基本法》的法律影响，这就导致价格调整不平均——有的方面比如股票可以跌到六千点，楼价下跌百分这六十五，那么薪酬可不可以跌百分之六十五呢？虽然薪金可以这样下跌，实际上行不行得通呢？这个方面下跌百分之六十五，其他事情又会发生。
　　
　　在价格调整不平均的情况下，就开始在相互比照中下跌，比如当楼价下跌之后，人们对员工质素就会提出疑问，也会导致薪金下调。
　　
　　我的结论是，其实我们真的需要考虑一下联系汇率的问题。香港在九七年的时候，还可以说有很多的外汇储备，可以撑下去。当然，一改变联系汇率，一段时间影响将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在九七年的时候还可以因为底子厚而躲过改变，但是现在如果再撑下去，可能将会出现很大麻烦。
　　
　　何炘基：汇率水准与经济基本功能脱节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未来世界的发展前景难以预料，香港虽然有老本，但是我担心今年七百亿、明年七百亿，万一经济继续萎缩，外汇储备持续跌下去以到于仅仅可以支撑港币，香港的功能将会变得很差。如果在这种状况下依旧固定联系汇率的时候，就导致香港汇率水准与所有的基本经济功能发生脱节。
　　
　　一旦出现这种脱节，全世界的炒家都可以来冲击、投机；而这种脱节，乃是金融危机的先兆。
　　
　　叶国华：拖延会持续弱化香港基础
　　
　　所以这个问题，我建议《中国评论》加以突出。因为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假如说让梁锦松一个人决定，那是假的。对这个问题，当然要与中国的财政权威商讨，大家在一起决定。但是拖延会持续弱化香港的基础。
　　
　　余刚：贬值一次到位可以促进香港随中国经济增长而繁荣
　　
　　联系汇率是牵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或者由中央决定、或者由特区政府自己加以决定。另外是外界如何看香港政府的决策问题，就是能做什么的问题。
　　
　　但是我基本上持赞同的态度。为什么，如果港币一贬值，虽然有人会说你不坚持《基本法》原来讲的，但是你可以将一美元坚持在十五港元币，一次就贬值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现在有很多储备，你可以很好地捍卫联系汇率；但是“我坚持十五年”，就带来十五年的烦恼。
　　
　　实际上中国大陆在九四年一次性贬值百分之五十，中国在过去八年可以说是一个太平盛世，什么事情都没有。联系汇率至今已经十九年的时间，香港经济从八三年至九七年是一直繁荣的。如果香港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人民币到时候也会自由浮动的话，比如今后十年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港币就可以并入；或者在香港经济又繁荣起来的时候，中间一下子将港币项进去就一下子完全变成一个自由汇率。
　　
　　我认为，香港如果现在做，比今后五年当你没有钱的时候再做，机会要好，不会被投机者“玩死”，因为你现在有钱。
　　
　　如果能够一步到位，今后二十年香港将跟随中国走向繁荣。
　　
　　陈永德：香港市民对港币贬值有心理准备
　　
　　香港市民其实有心理准备，联系汇率会在某一天突然改变；一般在资金结构方面，外币都是占百分之四十五。就是差不多一半外币，一半港币，我相信在未来几个月，这个比例会转变。
　　
　　说香港市民没有准备吗？从数字我们看出他们的准备；而如果这种比例已经存在，即使港币贬值，对于整体的存款来说，影响是不大的。因为一旦贬值，就导致港元看淡，但是在债务方面就得益了。因为香港人的债务，大部分都是港元债务。而外币存款在港币贬值之后转回港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帮助减轻负资产问题。
　　
　　我们常常开玩笑，就是在即将贬值的时候，金融界的人会怎么做呢？就是将银行资产顶到最大，转往美国，港币一贬百分之三十的时候，负资产即时就没有了。虽然很可笑，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人都这么讲；就是当你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
　　
　　余刚：长痛不如短痛
　　
　　信心问题在短期内是很难解决的，特别是负资产的问题，对很多人是非常严重的压力。从经济的角度说，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成本这么高，祗有通缩一条路。而且这个通缩的过程非常痛苦，时间极长，根本见不到底。联系汇率如果可以在某个机制上做一次性的调整。很多总是都可以解决掉。
　　
　　陈永德：要让更多港人瞭解
　　
　　立法会不敢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而我们应该让香港人知道这个问题，明白这个问题。
　　
　　在座的诸位，可能的中的现金超过百分之五十已经是外币，但是我们应该做多一些，让香港人知道联系汇率问题发生的时候，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或者他们做些什么，可以减低负面影响什么得益。
　　
　　卖地政策大幅改变如何填补财政裂口
　　
　　李正仪：如何处理卖地政策改变后的财政裂口
　　
　　我们现在转一个话题，就是香港政府的卖地，算不算是香港的一个经济结构性问题？香港政府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卖地收入，但是现在自己将这个来源打烂了。
　　
　　可能当初提出每年提供八万五千套住宅的计画，愿意就是认为香港经济不能长期依靠房地产，可能调整得过于急进。那么刚刚公布的政策，既然已经进一步说明香港不能长期依赖卖地收入，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填补停止卖地造成的财政裂口呢。
　　
　　张炳良：连续上当让人难以相信房地产市道会变好
　　
　　政府现在处在两难的境地。不是托不到房地产市场，但是真的托市，政府又担心整体经济受到进一步的打击。
　　
　　从香港政府不久前公布的九项刺激房地产市道的措施来看，实质的托市能力，我不敢高估，即使短期可能有点作用。过去几年陆续尝试过停止卖地九个月、停售居屋一段时间等，最近也宣布停建居屋。第次推出新的措施，房地产商都会说马上就会上升了，但是很多人一入市，马上变成负资产。
　　
　　经过几次惨痛的经验，很多人就变得很谨慎。就是说，你到底有什么理由让人闪想念长房地产市道会变好呢？现在通缩的情况严重，有多少人有能力去买呢？
　　
　　因此托市的效应我不看好，但是房屋政策需要调整，并且可以借势调整。但是经过了这几年，可能要做某些初步的判断，就是香港房地产已经下调并恢复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不同是一个魔术棒；就是说，建基于过去三十年上升轨迹的房屋政策，可能需要调整了。
　　
　　何炘基：回归小政府
　　
　　从有些数字看，政府营运性的开支，一直不是由卖地收入贴补的，一直到一九九二财政年度，营运支出和营运岁入是相约的。到二零零一年的时候，才产生这么样的问题，就被叫做“结构性赤字”。就是说，卖地其实一直都不是补贴营运支出的。
　　
　　对于房屋政策的调整，就算能够托市，人们也不会马上入市，但是如果能够跟随出台一整套配套措施，要另一个信号表示政府全面退出市场而不单单是房屋政策。其他市场都减少干预；就是说恢复小政府的状态，不现祗是不停地讲这讲那，而市民的政治需求变得很大。
　　
　　我们是在转型，但是不能认为香港政府就可以带领我们转型，其实是市场带领我们转型的。现在的政府实行问责，其实问责并非说要带我们如何走，可能不做有些事情的政府是更有责任的政府。如果总是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不断干预的政府，反而是不负责任的政府。
　　
　　叶国华：积极干预、有所作为在香港是否合适
　　
　　近五年来，其中管制理念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究竟政府的功能是怎么样的。有一个变化就是，从一个“积极不干预”的政府，逐步变为“有计划、有限度”干预的政府，到现在变成“积极干预”、想“有所作为”的政府。
　　
　　这个变化究竟合不合理呢？这是不是香港的方向呢？这个做法是不是我们整个民族现代化过程中香港可以提供的一个实验内容呢？
　　
　　我觉得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张炳良：政府应该牵头
　　
　　事物发展到了某个阶段，是无法回头的。实际上“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转变，并非是回归之后才开始的。
　　
　　我认为，想回复到一个典型的小政府，不是一个很切合实际的想法。，我们当然不是鼓吹政府需要干预一切，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应该干预的，政府未必干预；不应该干预的，有时又做得过了头。现在，政府想要干预的时候，就会有人说“无能而有为”，这是最惨的，不如“无能无有为”就好了。“无能则有为”就是在做不到事情的时候还要做，没有这个政策的能力和能量，没有相应的领导号召力，就很难做了。
　　
　　社会等待政府牵头做点事，虽然最终在于市场力量，但是政府牵头做一点事还是有益的，因为市场力量很多时候都要看信号的嘛。比如想要做工业的人坐到一起讨论一些问题，都需要如召集人的嘛，政府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再有，现在经济不好，社会各个阶层都要共同承担，大家都应该分担一下，政府就应该出面邀请劳资双方坐下来协调，以及对不同的党派进行协调。
　　
　　政府的号召力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很担心政府的“信用卡”已经严重透支到了“绿爆卡”的地步，就是政府讲很多都没有人响应，就是想“有为”都难以“有为”。
　　
　　陈永德：政府政策定位一定要清晰
　　
　　目前在政策上是有些问题的，第一是商家根本不愿出面支持。在政治上，立法会不听政府讲的，公务员也都不听政府讲。
　　
　　我同意叶先生的讲法，就是地产作为香港经济非常重要之角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也同意政府出面做一些事情。正如前面有的专家所讲，政府是不可能不干预香港的地产，因为香港政府是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政府一定会干预。现在需要做的，祗不过是要明示社会、哪些是政府要做的，哪些是不会做的；对于承诺不做的，永远都不做。当市场知道了这个定律且相信的时候，人们会自己作出判断的。
　　
　　因此政府比次推出的九条救市措施，除了救市之外，还在于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位。定位清晰对于经济活动的作用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洪清田：香港目前不及以前处理危机的水准
　　
　　香港的发展应该注意，首先发展方向要沿着一定的轨迹；第二是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险和危机，东方社会包括日本社会，对此是不太适应的，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应该有危机的。有危机的
　　
　　时否认，有风险的时候否认风险，日本人在八十年代赚了那么多，但是在九十年代又输了那么多，就是这么个原因。
　　
　　东方社会包括日本，是不太懂得处理危机的，香港在九七年之前是东方唯一的可以适当地处理危机与风险的社会。当然，东方社会的个人有些是善于处理危机的，但是整体社会则不善于处理。比如香港那么多的华资股票行、银行都没有了，就是不善于处理危机的原因。
　　
　　此次九项拯救地产的措施，与一九八七年的救市有什么分别呢？主要是方向问题，一个是干预之后就停在哪里，政府的角色就在那里了；而在八七年金融危机之后，李福善宣布停市，虽然导致大跌市，但是经过各方协调，汇丰银行、中国银行、李嘉诚等都参与注资救市，还有相关多种措施；就是说，要多方协调才能解决问题。
　　
　　但是此次推出九项救市措施，在协调上明显不足，包括政府宣布时的强调程度就不够。虽然很多地产商家出面唱好，但是都明显是零零碎碎的，缺少协同的努力。各个地产大户不是站出来很认真地强调地产市道复生的可能，好象祗是走过场一样，看到这样的措施公布，见到这样的政策出台安排，完全不能反映政府自己的信心。政府高官甚至说“现在我们一切可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不知道除了这样的措施，我们还能做点其他的什么事情”。这种态度怎么能行呢？
　　
　　香港税基是否需要扩
　　
　　李正仪：如何看待香港税基问题
　　
　　现在我们进入另一个话题，就是香港税基的问题，比如扩大税基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目前能够是真正缴纳百分之十五的薪俸税的人，香港总共祗有一万人。很明显，香港的税基是很窄的，大家对此有载我观点？
　　
　　余刚：不应增加与内地整合的障碍
　　
　　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免税门槛要降低；第二从大处着眼，在不影响民生的情况下，增加销售税，美国、英国都有销售税。
　　
　　但是反过来说，财政司长说要加陆路离境税，算下来一年才十亿元，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有些反向而动的感觉。比如现在正在谈香港与内地的整合问题，如果香港加一个障碍的话，对于经济活动、人流、物流的成本增加，实际上香港自己会受到损失。
　　
　　洪清田：征税要跟着经济活动而外移
　　
　　我觉得目前酝酿、讨论的各种增加税收、扩大税基的方法，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的形势是，中国内地将持续开放，会吸引香港的资金、人才、经济活动乃到司法活动，香港原来的经济活动会有一部分流出香港的一千平方公里之外，但是反过来。港人的子女会在香港读书，父母可以享受香港的相关福利。我前面所讲的第一个经济定位问题就是指这个，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是在一千平方公里范围内的CDP以及经济活动，在可见的将来，会不断流出；但是在一千平方公里内提供的服务，却不能减少，赤字就很难被掐断失血管道。唯一的方法，就是税跟着人走，就是如果你是香港人，不论到哪里赚的钱，都应该在香港按规定纳税；没有这样的概念，是无法解决基本问题的，我认为开征销售税等等提议都是无用的，因为经济活动是可以外移到其他地方的；经济活动外移，税当然也就收不到，税加得再高都没有用。所以征税应该跟着经济活动走，经济活动向外流，征税就跟着到外面。当然这种方式实施起来是很难的，但这是香港是否可以继续成为香港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因素。
　　
　　陈永德：香港可成东南亚赌球中心
　　
　　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在香港境外的经济活动，已经首先在当地缴纳；比如在内地已经缴纳百分之三十多，在香港怎么还要再交呢？计算一下的话，收回的钱是很有限的。
　　
　　香港不能还是像以往那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包括足球赌博合法化的问题，讲了很久，采用的也是英式足球赌博的很初步的方法，是很皮毛的，并非现在香港参与足球赌博的人所喜欢做的，无疑，用这种初步的方法来由政府参与赌博，实际上还是不愿承认足球赌博在香港的存在；但是明明香港市民是喜欢某种赌球的方法，但是政府推出的方式并不加以配合，香港政府用马会来赌球，实际上是有机会可以成为东南亚的赌球中心。香港马会的信誉非常高，香港的资金自由进出，税率低、廉洁、政治稳定。
　　
　　何炘基：香港可以出售独特的服务
　　
　　香港的经济环境是很开放的，但是当全面提高税率，不论是销售税还是什么，就很可能导致人力、财力的外流，甚至落根在其他地方。
　　
　　如果香港税率不再低，不如到深圳住，四十五分钟就可以返回香港城市大学敎书，主要的消费都放在深圳，你也不能说我有什么不合法。
　　
　　因此，香港祗能是出卖香港之外，或者周边地区无法出卖的东西，也就是独特的东西。比如税收，就是一种可以出卖的服务。
　　
　　刚才讲赌球，澳门其实就是出卖其独特的服务，其一年赌税已经足够澳门政府的开支。对香港来说，如果将医疗等问题逐个提出来考虑，就比全民加税要好，其实医疗方面，是可以收取更多的费用。澳门现在推出的政策，就是卖一百万的楼，就可以向澳门移民，香港为什么从来不这样做呢？移民来香港，除了会购买香港的资产之外，政府还可以收取移民税，就是说，我们不是将家当卖掉，而是出卖服务。香港其实还是目前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最好的服务平台，而服务是长卖长有的，是卖不完的。
　　
　　陈永德：让私营机构更多发挥作用
　　
　　时代不同了，香港政府应该随之改进。比如政府应该给更多的机会，让私营机构参与投资。为什么现在说私人投资不积极？因为政府都做完了，我还参与什么？政府投资是不讲究盈利回报的，私营机构如何与你竞争呢？政府提供服务，着眼点是在社会效应，而不是为了赚钱；但是私营机构投资一定是为了利润，比较起来私营机构一定争不过政府。这就导致资金外流或者留在本地而不愿投资。
　　
　　张炳良：由政治入手解决经济问题
　　
　　我同意洪清田先生讲的，就是用政治来解决经济。经济是很多问题的根源，但是要解决经济问题，你就要在政治方面入手，不可以就事论事。
　　
　　为什么？因为现在要解决经济问题，首先要有全民共识，让人们都认识到现实环境就是如此，使得经济方面的疏导能力加强。我们现在总是讲凝聚力。讲得不好听，大家近乎“大难临
　　
　　头、各自逃生”。现在你站出来说“不用害怕”，其实大家更加害怕，因为信誉产生不了作用了。就是说，现在不能靠香港的某一个人的威信了，因为这种威信已经不足以维持人们的信心了。如果想要建立威信，一定要引入其他因素。
　　
　　陈永德：香港需要政治强人
　　
　　为什么要从政治角度解决？就是因为香港需要制度上的改变、思维上的改变，不能祗是想着以前的做法。
　　
　　那么，首先是政策制定方面需要改变，因此一定要在政治层面改，因为决策者是政治人。尤其是问责制之后，全部都是政治人负责了。一定在政治层面先解决，因为不改变这一班人的思维，如何推行改革呢？
　　
　　第二，要带领一个地方走出经济困境，一定需要一个政治强人；没有一个政治强人，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每当面对改革，一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如何平衡社会利益？同时你需要有这样的政治魅力，让人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做到，我投你有信心的一票。
　　
　　何炘基：香港政治限制领袖人物转“危”为“机”
　　
　　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有经济的基本元素在其中。好似当年的美国和英国，都是因为经济顶不住了，才出现雷根、柴契尔夫人这样的政治人物出现，政治人物出现后就趋向强硬，并最终由他们引导国家的经济环境发生转变。
　　
　　问题在于，香港的政治又不能利用经济因素将“危”转为“机”。其实领袖最开心的就是见到危机，那样就可以长驱直入施加干预，平时反而难以得到支持。
　　
　　叶国华：香港需要大胆革新
　　
　　香港有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的大环境，是有利于特区政府承认困难、大胆革新的，不要再遮遮掩掩，否则祗是害香港。
　　
　　第二，经济问题的出现，需要用社会政治的手法，由政治领袖来解决，并不是仅仅找一个政治管家或者财务管家来解决。需要清楚地指出，不要使香港单纯地依赖技术官僚来解决问题，香港需要的是有历史、文化视野的政治领袖。这一点，要大胆地讲给当权的人听，五年的事情已经做了，跟着应该如何呢？要大胆面对。现在最惨的是，基本上政治核心团队是不敢面对管治信心的问题，不承认有管治危机；如果我们再不敢面对这样的状况、新的领袖还是看不到香港目前这种问题的话，香港还要继续多受苦五年。
　　
　　所以，我认为特区行政长官在第二任时，不必过分执著于首任时的思考，即“平衡过度”、“一切以稳定为主”。对于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祗是掩盖，整个社会已经转变了，政府与时俱进，大胆改变一些已经不合时机的做法。
　　
　　今天的香港是没有解决大历史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今天香港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余刚：不说香港有这么多的资产，即使没有资产，也还有很多办法，香港这么好的法治、金融中心的地位都舍之不用，是很可异的。
　　
　　叶国华：善意指出问题与刻间攻击贬低是两回事
　　
　　讨论到香港问题的时候，亲中的报纸杂志往往不能坦率指出。即使是我们这班人讲话错了，都会有人讲“没有什么关系呀”、“没有什么问题呀”。但是，祗有容纳不同的观点，才真正是香港的独特性之所在。
　　
　　当然，要注意有别于像有些报刊那样祗是一味地踩低特区政府。那种刻意的贬低，是有别于我们今天所指出的问题的，这是两回事。
　　
　　香港的财赤并非真的严重得不得了，如果一间公司有一万亿的资产，即使有七百亿的赤字也不算什么。
　　
　　李正仪：座谈会结语
　　
　　我们讲了很多有关财赤的问题，发现参加此次论坛的专家、学者有一个很清晰的共识，就是解决财赤问题，绝非简单的加税减税、收入支出的问题。
　　
　　我们前面讲了几个问题，第一是联系汇率。第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扮演的角色，就是如何让市场得到一个很清晰的资讯，是回复一个小政府。对照大家前面的观点，就是一个有为但是无能的政府，实际达成的可能是与愿望相反的结果。而无为但有能的政府，可能是香港的一个比较习惯的政府。第三，目前这种收入和支出结构一定要处理，公务员的薪酬问题、政府整体支出包括公营机构的私有化、相关的医疗与敎育等方面是否收费太低等，都需要处理，但是这些经济问题需要用政治方法加以处理，而并非纯技术性、官僚式的处理；而政治问题，经络是最后、最关键的问题。香港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就是不仅仅是香港境内的本身市场与政府的定位关系，更重要的在于香港在中国发展的大环境里、大方向上如何定位，使香港“与时俱进”，这才是解决财赤这个“小问题”的“大方向”。
　　
　　评论员简介：
　　
　　叶国华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曾经担任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特别顾问，在特区成立后被委任负责香港和台湾之间的经贸、文化、人员交流等方面的联系工作。他先敎学后从商，现担任中国内地多个研究所及大学的名誉敎授。
　　
　　何炘基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学讲座敎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擅长证券分析及投资组合管理。曾任香港特区香港特区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香港联合交易所之期权结算所有限公司董事。
　　
　　李正义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前行政总裁）、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协理院长；曾任城市大学高级讲师和博稚公共关系公司公共事务总监。专长是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研究。是创办于一九九五年初的香港政策研究所的发起人之一。自一九九四年起一直兼任香港城市大学荣誉研究者。
　　
　　余刚财华集团行政总裁。四川大学数学学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经济学硕士，纽约州立大学财务学博士。
　　
　　张炳良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敎授，新动力网路主持人，公务员新酬委员会成员。
　　
　　洪清田香港统计及商业研究社主席，香港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董事，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硕士，武汉大学经济学士。已经发表专著、文章近四百万字。
　　
　　陈永德野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之中国及香港银行研究部主管，原为大中华经济研究部主管。经济学硕士，曾在汇丰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任职，后担任所罗门美邦副总裁兼亚太区经济师，ING霸菱大中华经济师。曾被路透社评定为九七年香港经济及策略研究调查第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