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国评论月刊
　　
　　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
　　
　　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样交流研究所“中华二十一项目”
　　
　　主持人：黄枝连（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
　　
　　评论员：林珲（香港中文大学地球资讯科学联合实验室主任）
　　
　　萧耿（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吕维加（香港大学医学院骨科学系科学主任）
　　
　　赵晓斌（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副敎授）
　　
　　尤来寅（香港航太科技集团高级研究员）
　　
　　邱震海（文汇报高级记者）
　　
　　会期：一九九九年第九次座谈会（总第二十次）
　　
　　地点：香港浸会大学林护国际会议中心
　　
　　大陆海外留不在港专业人士
　　
　　黄枝连：今天应邀前来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群体。你们都是具有一个比较相同的文化敎育背景：都是在大陆生长并接受高等敎育，此其一；其后或工作一段时间或直接到海外，主要是到美国和欧洲攻读学位并皆已获得博士学位，都属学有所成、学有专长的高级知识份子，此其二；学成之后来到香港的高等院校或大机构担任较高层级的职务，此其三也。
　　
　　如果你们同意我这三点概括，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对你们这个群体定名和定位呢？怎样才能准确地表述你们这个群体的特点呢？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正名”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从中就可以定位。所以请大家就“大陆在港专家学者”这样的名称、名义，给出一个你认为比较合适的定义。而如果改用“大陆海外留学来港工作专业人士”的名称，是不是比较繁锁呢？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更为精简扼要的高度概括呢？
　　
　　林珲：如何称呼我伴这种背景的人士，还真的没有仔细考虑过。
　　
　　尤来寅：大概可以用“在港工作的大陆数学系海外学人”，或者专家。
　　
　　林珲：我想应该突出海外留学背景，同时又是在香港工作的。这个名称无非要概括几个条件，一个是大陆出去的，一个是海外留学的，一个是在香港工作，主要就是这三个条件。我想“在港工作的大陆海外学人”是可以的。
　　
　　萧耿：或者“大陆海外留学的在港专家学者”。
　　
　　吕维加：欧美同学会所用的一个名称是“欧美留学在港专业人士”。如果用“大陆海外留学在港专业人士”也可以。（黄枝连：那么大陆人来香港读书的算不算？）这个算不算还不好说，比如不少人跑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留学。当然，一般的海外留学概念还包括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大陆海外留学在港专业人士”应该可以用。
　　
　　黄枝连：通过正名，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在哪里，可以对现在的处境、未来的发展，可能的规模有一个大致的构想。
　　
　　林珲：就规模而言，虽然对于全港有多少这种背景的专业人士难以判断，但是我所在的系占了三分之一。
　　
　　吕维加：医学院属于比较传统的领地，整个学院不超过十个人，大约占十分之一。
　　
　　萧耿：我们那里大约占五分之一。
　　
　　赵晓斌：我所在的系占十分之三。
　　
　　尤来寅：航太科技集团总部的企业发展部和资讯部大概有五个人，百分之五左右吧。
　　
　　邱震海：我们报计就更少了，有这种背景的大概就是两个人。整个香港传媒界都很少。
　　
　　黄枝连：很清楚，这是一个新兴的专业群体，规模不大，但是明显具有增加的趋势。
　　
　　根据大陆背景、海外背景以及在港的专业性角色等三个特点而拟定的名称，不一定很准确，见仁见智，争论在所难免。如同有关华人经济、两岸四地经济的各种定义，据说超过四十种。我想，你们这些由海外来港服务的专业人士，和香港的主流社会属于同文同种，但背景又不完全相同，所以可以称之为“群体”。既然如此，你们对于香港主权回归、“一国两制”的展开、香港环境的发展，以至于香港在东西文明交流冲突中的定位等，相信都会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尤来寅：对于这个群体的规模，我们公司的马国南博士等人认为也不能低估，特别在外资大行中，这类背景的人士所占比例和影响都不小。他们估计总人数在一万至两万之间，不超过两万。但是我比较怀疑，认为总量不超过两千。
　　
　　萧耿：这要看你如何定义，如果祗是说获得博士学位的，大约不超过两千；但是算不具有硕士学位的，加上到外面读书但是没有拿到学位也来港工作的，那样人数就很多了。
　　
　　我的二十个同班同学，就有三个在这里。其中有的在外资大行具有很高的职位。
　　
　　能够和香港社会和谐相处吗
　　
　　黄枝连：作为这样的一个在成长中的群体的一分子，你们具有前面所讲的特点，那么你们如何对自己加以定位？自认为是一种什么样的群体，你自己对在香港生活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其他人对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比如美籍华人学者，在香港作为一个群体，我看是意气风发的；因为他们得到了最好的位置，同北京的关系也不错。那么你们这个群体的自我形象和人家对你们的形象地位的评价是什么？
　　
　　赵晓斌：如同足球“外援”但要尽量同香港社会融合
　　
　　从个人来说，在这里工作就不想将自己定位为具有大陆背景的专业人士。因为无论在香港还是在美国，我们还是需要尽量同这个社会融合，不想突出自己是一个特别的群体。我个人就是尽量同本地人保持和睦融洽的关系。
　　
　　我可能比在香港生活的那些人来得晚一些，而实际上我现在也是香港人了。从个人角度说，就希望尽量同他们一样，不要有意识地显示自己的大陆背景。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说，人家会经常将你当做一个从大陆过来的人，从这样的角度看你。因此，这个概念有时也给我们一定的压力；所谓的压力就是自己要工作得比别人好一些，就是自己长期以来都要拼命工作，做得好一些还不能出声，尽量老老实实工作。
　　
　　简单说个例子，就是各个领导阶层，都会将我们种背景的人当做一种“外援”，如同足球队从外国或其他地区聘请的球员，就是说请过来的人一定要有实力，而且一定要是“正选”，是主力；假如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你可能就必须走人了。
　　
　　萧耿：压力来自竞争
　　
　　我研究的是中国经济，那么名正言顺地就是表明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的强势就是研究中国；因此，我就没有刚才赵晓斌所讲的那种顾虑。
　　
　　我所做的研究同香港的关系不是很大。我从世界银行出来到这里，而且还要经常回去给世界银行做一些事情；同本地的老师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因为他们对于研究中国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因此相对而言不必对大陆背景的什么顾虑。
　　
　　我觉得对于那些不是研究中国大陆的同背景的同事，他们确实有这个方面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大陆自己的留学生，希望在这里工作的人太多了，往往一个空缺很多人前来申请。因为香港本地到外国留学的不是很多，如果有一个人申请，他们在语言上比较容易沟通，这在客观上容易有一个不同的感觉。
　　
　　当然，大陆的留学生确实也做得不错。由于大陆留学生在香港获得职位后的工资比较高，本身的压力就比较大。我们系里面有两三位大陆留学生，在这里待了几年之后就离开了，因为升迁的关很难过。至少这种现象在我们系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即使是香港的人也比较难过。
　　
　　林珲：特殊背景具有桥梁作用
　　
　　他两位讲得都满典型的。我原来其实曾经同越晓斌先生在一起工作，后来到这边；也许是因为个性方面的原因，我倒是没有刻意回避我自己的大陆背景。因为越晓斌先生有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他会讲广东话，而我不会，怎么掩盖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大陆人的标笺对我来说是写在脑门子上的。
　　
　　另外，我对香港了有一个正面的认识，就是香港百年以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大家无非是先来后到的问题。最近自由党主席李鹏飞就有关移民问题有一个讲话，他谈到他许多年前从澳门乘船偷渡到香港，现在发展得很不错；他的意思就是呼吁大家不要看低香港的新移民，因为这些移民将来可能是香港发展的一个动力。
　　
　　我一九九三年来了之后，就产生了一个观点，就是从我们所从事的专业的角度看，如果不同大陆合作，那么提升科研水准与成果的速度将比较慢。我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做向北看，请了很多人叫做“南下部队”。当时的环境下，有些人对此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请那么多人对大陆人下来参加我的研究工作，对此议论不少。但是随着九七回归，观点都变了，很多院科系都想请大陆人来做。很多电脑的人才包括我们所需要的人才都是大陆来的，如果去请欧美人从事同类的工作，更加请不起，而且何必舍近求远呢？
　　
　　尤其是工学院，很多人才都是从大陆请来，帮助本地加快研究速度。从现在的情况看，反而我当时走的路子是对的。从现在我所主持的研究的发展势头来看，我认为我当时走的路线是正确的。正是因为有一批人下来帮我们，使得我们现在的进度比较快。实际上目前香港高校都在向国内靠近，联合中心也好，联合试验室也罢，生怕自己落后。而关键是，我们这种人能够起到这种桥梁作用，就是很多人还在进行交流和认识朋友的阶段，我们已经拥有天然的血缘联系。
　　
　　祗是这种作用在开始的时候，有人不认同或者为了某种原因持不同意见；但是长久利益会使他们认同，我们这种背景的人能够做到不具备这种背景的人一些做不到的事情。
　　
　　尤来寅：大陆在港专才是否形成社会力量值得怀疑
　　
　　我们是中资公司的，我同意萧耿的看法，就是我们这种背景的人在公司之所以还能够发挥一些作用同大陆分不开。因为中资公司除了在香港本地请一些人之外，还有一些内派的。作为一个搞经济研究的人，无论研究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比较起来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在中资公司里面，本身不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祗要工作能够拿得起来，能够对公司有所贡献，基本上还是比较受重视的。
　　
　　我个人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在海外拿学位到香港工作的人，基本功是过关的，比较受领导的器重。但是这种背景的人是不是已经在香港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对此我表示怀疑：不知道人数有多少？不知道分阶段产在不同的公司或单位受重视的程度如何？
　　
　　香港的大学敎职的报酬比较高，对人们的吸引力很大，不愁没人。特别是这几年大陆留学生争取这种位置的人太多了。相对而言，中资公司的报酬没有大学那么高，但想来的还是不少。
　　
　　吕维加：国内和国外的双向桥梁
　　
　　我们到香港，首先一点是公开招聘而来的。因此在招聘之前，具体的系或者大学对其所需的人才都有一定的条件，你必须符合其要求才能获得聘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比谁弱，所以不需要走后门，因此是名正言顺过来的。
　　
　　过来以后发现，留给我们的位置还是恰当的。对于我们搞医学的来说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是需要具备独立地进行研究的能力，第二是要起到桥梁作用。这个桥梁作用不仅仅祗是考虑到国内，还要考虑到国外的桥梁。我后来发现，原因就是在香港的大学里面，很少有比我们在海外留学时间还长的，除了他们所请的外籍敎师。在香港大学的医学院或者工程学院的真正的香港人，他们有些在国外也就是三、五年，而我们都是呆了七、八年。因此，院方认为我们同国外的社会更加融合。
　　
　　这样来了之后，我们发现还是能够满足院方的要求的。而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别人应该是承认我们还是属于一批拔尖的人才，而且能够起到一些特殊的作用。比如同国内的联系，尽管他们早在一十年代就开始与内地进行联络，但是进展很慢；而我们带队进去，找一些国内的专业人士，马上就可以来香港了；而且通过工作证明，我们找的人还是比较对口的，并且在国内拥有一定的成果。我们来了之后，很快就同五六家大家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关系，我们的作用因此也显示出来。
　　
　　有关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认为在我们医学院里面，大家还是比较实在的：就是你能够做出东西来，自然就肯定其作用和位置，续聘与否还是根据你的成果来定。他们对自己的人要求严，对你也是同样的要求。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完成他们预期想要我们做的事情；另一方面看到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觉得香港还是一个公正、公平的地方。
　　
　　邱震海：香港是中国与海外之间的跳板
　　
　　我当时来的时候就很明确：我不是广东人，也不会说广东话，从事的工作当地基本上没有很多的关系；因为我基本上负责外交呀外事的采访报导，所接触的对象都是鬼佬，工作语言不是英语就是我本来所学的德语。我同当地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我学习广东话的进展非常缓慢。
　　
　　另外，从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来说，我也不是看重香港当地的文化，而主要是看中此地自由的环境。我所学的传媒多多少少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因此主要是看中此地的社会环境，特别是自由的环境。以海外的观点看，新闻记者的舞台就是整个社会，就是应该将社会看作一个实验的物件。最初我来时，有人对我说，像我这样的条件，最好到香港的外资公司工作。我说如果要去外资公司我就不来香港了，就留在德国了，可以在土生土长的德国公司而不是香港的外资公司。我之所以来香港，就是看中它是一块跳板，是中国大陆与海外之间的一个跳板。
　　
　　我当时是因为对大陆的某些不满意而出了国，在国外也真正知道了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等等一整套的东西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想，就自己所认识到的这些东西，到底哪里是自己的舞台？自己的试验室？对我这样的搞社会科学或者说搞媒体的人，最好的出路是进入中国大陆，最坏的出路是返回西方，不好不坏的状况是待在香港。
　　
　　我当是从思想状态来说是这样的。来了之后，我进入这么一家同中国大陆有密切关系的报纸，应该说是有所选择的，就是基于我刚才说的某些想法。当然来了之后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认同感等等。我认为这些认同感更多的不是在地文化之间的冲突。应该说，我来到之后还是颇受重用的。因为首先凭着我们的专业所长如国际交往经验，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更多的一种冲突却是另外一种层面上的冲突：简单举例，就是作为一个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一个传播学的博士，却做记者；实际上香港将记者当做连一个小学生都能够做的职业。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的文化版，三十个编辑里面十六个是博士。这说明，两边做新闻的水准完全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博士到报社就是屈才，报社请了一个博士就是捡到了便宜；祗是证明如果传媒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小学水准的话，那么自然就会觉得博士是多余的。
　　
　　这就是一种观念上的冲突，这个冲突的不适宜不在我，而是在于另外一种当地文化的生态。
　　
　　来了一年半，如果说到港对不对，那么应该说总体上说是值得的。当时在海外的一个最大冲突，就是像我们这样学习背景的人，是希望以社会做舞台；当海外社会的架构已经非常完美的时候，人家也不需要你去架构什么了，这是其一。其二，本身具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是工科或者理科的技术人才，这就决定你在西方国家从事社会舞台方面的竞争，是个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我在德国的媒体工作过，是一个黄皮肤的德国记者，就可以想像人家对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当然这可能更多针是自己的心理感受的问题。
　　
　　到香港以后，我不是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同中国打交道，而但是反过来作为一个具有中国文化背景但是瞭解德国文化、欧洲的东西及其心态的记者。至少从自己的心理感受上，比以前好得多。今天我经常出国采访，比如到德国，现在我受到的尊重较之我当年作为一个黄皮肤的德国记者所受到的尊重以及另外层面的东西，感受是相当不同的。
　　
　　香港如何走出经济困境
　　
　　黄枝连：现在转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群体，如何看待香港目前的状态？特别是香港目前的经济状态，可能是战后最好为困难的时期。跟着我们就谈论，依你们的认识，香港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尤来寅：香港走出困境不易需要发挥两地智慧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资公司的冲击，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从去年广信事件之后，中资公司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
　　
　　香港政府首脑曾经预料，香港会是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同周边国家或地区相比，如同以往一样，最早恢复并走出危机的。但是现在看来，香港至少是落在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后面了，并没有摆脱危机。今年港府官员宣布香港经济可能增长百分之零点五，但是未必能够实现，很多人预测是零增长，还有可能是负增长。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经济增长，政府一系列的加价的措施就出来了，相信未来巴士、火车等都会跟着加价。对此，我们认为特区政府的措施出台太早了，过激了一点；这说明对于香港经济的恢复缺少信心，没有其他的更加有效的措施以促进经济恢复。可以说，以加价促进经济恢复是最笨的办法，而且是容易失去民意的办法。
　　
　　我考虑。“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从社会政治的设想来看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从维持香港的经济繁荣、维持香港作为“大香港”——华南的经济中心这个角度来看，“一国两制”需要发挥两地管理人员的高度智慧，研究如何突破局裉性。很明显，上海作为一个“大上海”，其带动整个长江下游经济的发展，在制度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纽约作为大纽约，虽然涉及不同的州，制度上也是基本没有障碍的，洛杉机和三藩市都是如此。
　　
　　但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之后，钱财物的流动往往祗是单向的，而不能双向流动，这就是制约了香港的经济发展。吴家玮校长和我们的王美岳总裁，都反履强调香港一定要发展高科技，以华南为中心。但是现在是“一国两制”，人财物的流动是受到限制的。内地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开放，加工贸易又有许多新的规定，劳动力不能自由转移，这就带来许多问题。特别是涉及香港经济走出困境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些问题。
　　
　　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解决，要发挥两地高度的智慧来加以解决。欧洲联盟从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时间，最后在那么多的国家这间消除了关税和各种障碍，成立了欧洲货币，时间长但是问题解决了。那么“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和内地之间的问题比欧盟之间的问题要简单得多；可以解决，但是需要时间。
　　
　　我对于香港经济走出困境，可以说是谨慎乐观；也可以说不是很乐观，因为不是那么容易。这取决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内地改革问题，特别是国企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第二就是处理人民币和港币之间的相互制约问题；第三就是联系汇率问题。
　　
　　萧耿：香港遇到的是双重危机应真正看到香港的强弱之处
　　
　　香港的问题同中国大陆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香港的问题是，所有的要不成本都很高，土地、劳动力都很贵；钱也很贵，能够来香港的钱能够去世界任何地方，所以要把钱吸引到香港是很难的，因此香港的利息都很高。
　　
　　中国大陆则是什么都便宜，土地、劳动力都便宜，连钱都便宜，存款很多。
　　
　　香港的好处在于交易成本很低，就是说香港做生意时，人为的成本很少。中国大陆什么要素都便宜，但就是办不成事，就是交易成本很高，或者说制度成本很高。
　　
　　香港以前嫌钱是领先其交易量，因为交易成本很低，可以招来很多生意；钱很多，进出口也很多。如同麦当劳，在全世界都有点而且价格基本相同，但是在香港铜锣湾这个世界上铺面最贵的地段也有一个麦当劳的店面，这就是依靠出售量大来赚钱。在尖沙嘴的麦当劳二十四小时开放，同一个地方全天开放当然赚钱。香港在金融风暴来临之前，之所以楼价涨到那么高都不怕，就是因为有人来，有人愿意付那么高的房租；投资银行觉得赚钱，它就会来。但是亚洲金融风暴一来，东亚和东南亚的财富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样导致香港的交易急遽下降，股票和房地产、旅游等等的交易量都全面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就遇到了双得危机。双重危机在于，香港的交易成本很低，但亚洲及至整个世界没有人希望在这种时候投资；即使制度和政府再好，没有人来做交易也是没有用的；另外一方面，香港面临一个直接的竞争，就是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特别是华南的竞争，因为成本太高了。深圳的一家集团公司，一年招收三千个大学生，而香港没有一家公司敢一年招收三千个大学生，因为成本太高。
　　
　　我认为香港政府没有真正看到香港的强处和弱处，其办法就是要把香港的要素成本降下去；而要把要素成本降下去的根本办法，是要把它的劳动力和土地、资金的成本全部都降下去。如何降呢？举例来说，香港市民有很多不应该在香港居住，完全应该到深圳去住。举例来说，香港市民有很多不应该在香港居住，完全应该到深圳去住。举例来说，港深二十四小时通关早就应该实行；如果有铁路，深圳到香港祗要半个小时。就是说，包括搞高科技、基础设施，香港和中国大陆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危机的结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联系汇率，但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香港如果没有联系汇率，香港将会出现更多的危机，就是你不知道将会现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我们这些人来香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香港的工资高；如果联系汇率去掉之后，你就不知道自己会有多少钱，那么你还来不来？来了之后留不留。
　　
　　香港同中国大陆不同，所有的东西都是进口的，联系汇率一改，所有物品的价值马上都上去了。就是说，香港的人、钱、物全都是有腿的，联系汇率如果不钉住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会动，那将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结果。联系汇率动的风险非常之大，但是如果不动，就需要调整；而这个调整是需要非常具体的调整。
　　
　　赵晓斌：信心危机导致金融危机
　　
　　我自己觉得，香港还是很有希望的。危机的形成当然是因为要素成本高，加上炒楼炒股的银行贷款高，加上追债、外资银行撤走资金等，就是大众化的信心危机导致了金融危机。
　　
　　联系汇率使价格降不下来，加上产业结构非常专业化，整个经济依靠地产和金融支撑。地产本身并不产生GDP，金融服务业如果没有服务物件的话，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我的感觉是，香港的应变能力还是很强的。在数码港的概念出台之前，大家都认为香港搞高科技简直是乱来，文化和钻研精神都没有；但是一搞出来，整个国际社会还是看好香港。包括微软的人都认为应该先到香港，再到大陆，因此说香港还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数码港所带出来的资讯就是香港能够干很多事情，工业一直被认为不行，但是我认为没有那样的道理。就要素成本来说，香港的很多厂房和仓库的价格现在已经非常低廉，就是说要素成本会随着市场而调节。
　　
　　如何看待香港的文化
　　
　　邱震海：香港文化与世界级城市不般配
　　
　　我准备从一个比较大一些、浅一些的框架，来谈谈我对香港以及整个香港社会文化的感受。
　　
　　如果以一个普通的人来感受香港，绝对不喜欢香港和香港的文化；但是我作为一个记者或者说社会工作者，我对这块舞台很感兴趣。从文化来说，我们也应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社团；而我所接触的主要是说英语的社团。他们所看的报纸主要是南华，电视要看英文台；他们多数住在半山或靠海的地方，基本按照西方人的方式来生活。如果对照一个普通的说广东话的香港市民家居，第一眼就可以感受到，两者之间的活反差非常之大。
　　
　　当初我来香港的时候，有人对我说可以到北角或者湾仔租房子。但是我来了一看，那根本不是我在西方所熟习的生活环境，简直太可怕了；但是很多人就是在那里生活。
　　
　　第二你可以观察他们对什么东西感兴趣。这里撇除大学的学者和高层次的人士，一般的香港市民主要看本地的通俗报刊，其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如果将香港最畅销的、最有水准的报纸拿出来同西方国家的最有水准的报纸比较一下，可以说香港简直不是世界级城市，报纸的水准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方面引申一下，如果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暂时的话，那么香港文化上的危机则是长期的；目前的危机是表层的，文化的危机是深层的。
　　
　　二十一世纪香港往哪里去？我觉得一方面经济上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事实上经济上的东西同文化上的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你看普通香港市民对什么感兴趣？就是炒股、地产、明星绯闻等等，整个文化心态是比较浮躁的。他们可能不会对高雅的艺术感兴趣，尽管香港的资讯非常发达，香港人可以极快地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但是无法产生一种更深层的文化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要讲不能同巴黎、伦敦、柏林比，可能也没办法同上海和新加坡比。
　　
　　我认为香港有两个意义上的“香港”：一个是行政和经济意义上的香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是成功的，尽管目前有危机，但其行政和法治是成功的；但是另外一个是文化上的香港，这个香港是失败的。一个世界级城市有很多内涵，不仅有经济上的指标，还有文化的指标。巴黎之所以成为巴黎，恐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而更多的在于她的罗浮宫。如果香港想在下一个世纪成为世界级的城市，就必须考虑文化上的香港因素。这个问题不是三两年能够解决的，着急也没有用，但是在下一个世纪肯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越晓斌：香港文化属另类文化充满动力影响深远
　　
　　我对此想说一些另外的话。港人急功近利、炒作心态强等等，是事实，而且亚太地区都是如此，也是政府搞成的。
　　
　　我觉得邱震海博士是以一种正宗的大文化，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大文化，乃至用巴黎、伦敦等正宗文化来看待香港的文化，的确有着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香港形成了市侩文化或者另类文化、市民文化，其实也是很有特色的，充满动力，影响深远。对于全球华人来说，香港文化远比北京、角台湾等正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应该说香港文化是一类文化，不能说它是低，一样是充满动力。而且从市场的角度说更是充满动力，但是从高雅的角度说可能是比较低俗。我认为炒股等等行为，实际上不是一种文化，而是政府导致了这种行为与现象。
　　
　　黄枝连：我也注意到，香港市民最多看的就是通俗报刊，有的读者看样子还是属于精英分子。对此我心情很复杂；如果香港的统治精英不看高水准的报刊，比如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不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高层次的报纸，那么这样的一个高级知识份子阶层，是不是能够维持香港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竞争呢？他们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准甚至精神境界，是否有一个过分庸俗化或者超向低落的问题？
　　
　　港式文化的确在世界很多地方有所传播，我刚刚从美国回来，也看到港式文化在那里的流传。但是，这种文化的祗是停留在纽约唐人街，其实在美国并非主流社会的文化。
　　
　　再者，香港文化是一个低水准的市民文化，接受这个文化的，往往无法在同西方人的竞争中取得突破，是否如此？
　　
　　邱震海：香港文化流于肤浅影响民众素质
　　
　　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畅销性的通俗报纸，但都是什么样的人在看？一般更多的是汽车司机或者售货员在看，穿西装打领带的人一般兴地在公开场合看这种通俗性的报纸。但是香港就不一样。
　　
　　还有，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在香港的媒体上很难找到深层的分析性文章。在香港的媒体上可以找到很多资讯，可能是世界最快的资讯来源，但是找不到深层的分析。但是我们可以在《纽约时报》和《读卖新闻》、《泰晤士报》上可以找到；就是说，如果你要追究深层的东西，必须到西方的报纸去找，或者从中国大陆的报纸找。
　　
　　香港文化是自成一体，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化，但是对人群素质的影响是值得考虑的。同样是一批公务员，为什么回归前能够在英国人手下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回归之后就不行？那么是否因为其文化结构有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香港当地培养出来的公务员，在这种文化中培养的人本身就缺乏远大的目光？这祗是我的一种猜想。就是说，他们是看一些报纸中的消遣故事长大的。在这种缺乏眼光的情况下，香港表层的危机同深层的危机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林珲：文化危机早暴露是好事殖民地文化形成转变需时日
　　
　　香港就是一个殖民地，不能否认长期受殖民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很多文化因素的形成是因为殖民地统治导致的。像我带的学生，他们会非常警奇地说：中国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带他们到景德镇和庐山，二十多年来，他们脑海中的词？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反而对中国大陆落后面的东西报导很多。六四之后，恐怖性的报导更多。加上以前根本不敢到大陆去，他们对大陆的概念包括中国文化的认识都是很肤浅的。这些学生经过实习之后，他们虽然也看到了大陆现实的负面的东西，但是也亲眼看到了比较正面的东西。
　　
　　我们讲的文化危机，正是因为遇上了金融危机才爆发出来；如果不是经济上的危机，这种殖民地敎育的影响还会延续下去。在我看来，这种爆发反而是好事。就像很多人所说的，香港回归之后，很多预期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很多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实际上就是金融风暴把很多东西戳穿了。包括公务员的素质问题，英国人很早对此就有长远打算；我们现在说公务员如何如何，其实是这么多年来逐渐培养而成的东西。
　　
　　香港也有不少人提到，香港的问题是香港文化层面的问题。我不认为那些有思想，本身就是香港市民的香港人，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实际上都看到了；有很多活动都是力图在文化层面上进行建设。
　　
　　我本人也认为，一个人有一点技巧上的东西比如上一门课，那些祗是安身立命的本钱，能不能成功关键还在于文化层面。如果一个人有点本事，却跑到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去，想要成功是很难的。
　　
　　香港社会还是要在整个文化层面进行重建。但是香港的文化是殖民者花了很大努力，通过一百五十年殖民地统治培育出来的，你想一朝一日就加以改变，谈何容易。
　　
　　如何改进香港的各方面结构
　　
　　黄枝连：你们认为应该如何再造一个香港？
　　
　　邱震海：文化深层存在危机
　　
　　我认为重组香港，文化层面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刚才几位读者在谈论之中也都看到了香港在文化深层存在的危机。
　　
　　这个结果的确是一百五十年殖民地统治遗留下来的。但是我们是否还要再用一百五十年，让香港随着与母体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加母体文化的万分，再用这么长的时间去改回来呢？或者是我们现在要给予推动？如果说要推动一下，我们怎么推？
　　
　　萧耿：不要划地为牢拒向内地开放香港获得的利益将多过内地
　　
　　过去香港的成功主要是开放，是对外开放；而今后要想成功，必须对内地开放，这是要本性的问题。以前香港的桥梁作用，同内地其实祗是接触而不是开放，其开放属地向外开放，是单向的。今后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大陆要开放。
　　
　　香港今后要成功，就必须考虑如果没有“一国两制”，没有边界，香港如何成为中国最为先进的一个城市。可以这么想，在纽约、在伦敦，都是没有边界的，那么他们如何维持其先进、至少保持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相当高？目前我们总是强调通过“一国两制”保护香港人的生活水准，这在短期内可能有效，但是长期来说会害了香港人。
　　
　　香港人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其长远利益，特别是他们的小孩，未来要发展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真正融入中国大陆，对中国大陆开放。因为如果香港不能够吸引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不能够对全中国发挥辐射作用的话，香港就失去了其国际城市的意义。
　　
　　比如说美国，它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包括吸收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留学生如果乾得好就可以在美国留下来。香港的大学如果不能吸收中国大陆最优秀的大学生的话，就不可能成炒亚洲最好的学校。
　　
　　就是说中国大陆是很多潜力的，祗是发挥不出来。一个人在中国大陆的话，可能同在香港产生的作用完全不一样。比如将我放在中国大陆的话，可能干不了什么事情；但是到了香港就不一样。就是说香港要利用其制度的优势，因为如果真的是优秀人才，就可以在香港干得非常好，而在香港干得比较好，就需要计程车、要去餐馆，这样就为本地人创造很多工作的机会。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领导人需要意识到，吸收中国大陆优秀人才到香港来，实际上是为本地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好办法。
　　
　　应该优势互补。香港缺地，香港的人如果永远住在四百多尺的房子里，是永远不可能过得舒服的。向中国大陆开放就是，要让一部分香港人到中国大陆去住，香港人可以利用内地的一些优势，这样才能使香港人从划地为牢中跳出来。
　　
　　中国大陆对于香港是相当开放的，因为深圳非常愿意同香港合作；主要是香港人自己要利用“一国两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认为如果开放的自己的生活水准会下降。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如果香港真正能够二十四小时通关，把香港到深圳的铁路连起来，香港人大批到深圳去住，香港人可以从中得到非常多的利益，其得到的好处比深圳人得到的好处要多得多。
　　
　　尤来寅：加快公务员改革吸纳世界各地精英入政府
　　
　　但是我今天听到大家的发言之后，我突然得到这么一个启发，就是重建或者再造一个香港，其精英的水准一定要提高，所以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一定要加快进行。我同最近一万多要求减缓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那些公务员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这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行动，完全错了。现在看来，公务员制度改革，需要吸纳世界华人精英，加入香港的公务员队伍。田长霖是从大陆出去、角台湾读书、美国深造的美国公民，但是他领导的创新科技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就很好，整个香港发展高科技的气氛同他领导的创机关报科技委员会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萧耿：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投资银行以及一些公司，已经是从世界范围包括中国大陆召集人才）。
　　
　　第一个方面是公务员系统需要改革，尽量吸收全球华人精英进入公务员系统，身份证上没有三颗星就不能担任公务员的规定，我看可以改变。（吕维加：为什么一定要华人呢？祗要是世界的精英都可以进入公务员系统嘛，祗要效忠于特区政府就可以。特别是在基层政府机构里面，你看纽约的唐人街，有很多陋习；要打掉陋习，就要有各种人。公务员和精英的统治层还不一样，特首不能是美国人或者印度人，但是下面的公务员，甚至在局一级的干部里面都可以是外籍人士。）
　　
　　第二个方面是香港的议会人选，这个处于香港第一层次的人群，一定要选取香港最优秀的人才。按照《基本法》，未来直接民选的比例要增加，我认为是未来的方向。我的个人看法：就是需要加强民选，使最有才能的人能够加入决策层。另外，不妨试一试部长限制，作为过渡是可以的，长期而言对香港是不利的。
　　
　　黄枝连：公务员系统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利益集团，外人是很难打入的。比如设立北京办事处，公务员系统绝对不会找一个专家学者前去担任办事处主任，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升迁机会。关键就在于，其本身就是一个封闭性的利益集团。
　　
　　萧耿：香港制定政策的方式往往还不如大陆
　　
　　我觉得香港针对有关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政策讨论，还不如在北京。
　　
　　在北京，一个政策出台之前，不管是在各个部委、地方还有学术界，事先都有很多讨论，通过不同管道将意见反映到领导层，并有所回馈。但是香港很多政策的出台同学者和社会的联系实在是太少了，往往就是那么突然一下出来了，缺乏想像，缺乏沟通。
　　
　　还有香港政府同所谓资本家的联系太过深入，而同中产阶级、市民的联系不是那么密切，因此导致整个社会好像无法沟通，还不如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有党的体系或者这个或那个体系，各种意见都可以通过一些管道加以反映。虽然那些管道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但是毕竟还在；所以有的时候中国大陆出台的政策比香港还要漂亮，因为其中有一个回馈、协调过程，有时政协还会对一些问题开会讨论。
　　
　　香港目前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学者不知道政府讲什么东西，政府也不理解学者，双方好像一见面就要吵架，但是不知道在吵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越晓斌：保持政府的廉洁透明杜绝中国官场习气
　　
　　仔细将香港和内地包括上海比较一下，可以发现香港还是有很多优势。如架构、资讯等等，特别是在制度方面，如终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除了制度之外，政府在廉洁、公平、公开方面的特点一定要保持。这个地方一旦松懈，加上周边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加强，香港真是可能兵败如山倒。祗要这些方面抓得好，同目前的中国大陆比，就会有很明显的优势。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一定要同世界规范完全一致，千万不要参杂一些中国的或者说是不好的官场习气。比如数码港和没有出台的邮轮港，在外界可以梁和很大的丑闻，但是在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最后立法会也能通过。假如这样发展下去，香港同大陆包括上海相比的真正优势，就没有了。那样的话，还真不如到上海，因为那里还在改革，象市场经济发展；而香港同向后倒退。
　　
　　吕维加：香港缺乏行使民主土壤需强化知识提高素质
　　
　　我还是从“科技救香港”的角度来说。
　　
　　如果以长远的眼光来看，香港还是需要发展科学文化，要所有的民众提高文化意识和知识，能够真正理解理代社会的民主，这样才能够选出精英。
　　
　　香港同大陆还不一样。比如大陆有一段时间讲太子党的问题，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而香港可以说是富翁党，其实分析香港各个层面在位的主要人物，其背后都是有富翁的影子；其往往都豪门出身，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富翁未必就有长远的眼光，反而很多都是使用短期的投资盈利方法；让他们制定一个有助社会长远发展的政策，他们可能定不出来。
　　
　　在这种政府或者说这些人的控制之下，想要定出一个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规划是比较困难的。要打破这种局面，必须要民主选举。但是香港缺少民主选举的土壤，因此就必须从最基本的，也就是科学文化的角度把人们的意识提高，使其自身的文化素质提高。祗有达到这个层次，香港才能逐步走向同世界竞争的地步。
　　
　　萧耿：结合香港西方的制度优势和大陆的资源优势
　　
　　我认为没有中国大陆的话，香港本身的前途不太好。
　　
　　香港实际上已经是完全融入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和西方是完全开放的。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中国大陆还是落后的。而正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落后，其人才和基础设施才有竞争力，就是其要素成本很低；如果香港不利用这些，香港在国际上是不会有竞争力的。我的意思是从这个意义上开放。
　　
　　向中国大陆开放，并不是说将大陆的制度引进到香港；恰恰相反，就是要利用香港的先进制度，来吸收大陆的生产要素，包括人才、资金还有土地。祗有这样，香港才能够将中西方的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在国际社会具有竞争力。
　　
　　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包括修建更多的路、实现二十四小时通关，包括设计一定的管道让大陆优秀人才进入香港；而不是将大陆那些当官的人的小孩引入香港。就是根据香港的需要，把香港具有的西方先进的制度和大陆丰富的资源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和竞争力。
　　
　　这一点，香港的私人企业一直都在做，而且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政府不跟上去，很多事情会
　　
　　被政府阻碍。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四小时通关，香港同深圳的关系如此密切，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进里都没有解决二十四小时通关的问题，这对香港来说就是失去了很多机会。香港在中国同西方以及两岸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黄枝连：现在是最后的问题，准备扯远一些。就是北约对南联盟的攻击，引发出的议论，特别是北京提出的西方国家的新的战略概念，“人权高于主权”。在这种背景之下，你们这个群体，对于西方文明的看法，还有美式文明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我想一定会产生一些冲击。我最近在美国看到考克斯报告的出台过程，说中国人偷窃美国的高科技；认为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其实都是偷窃的结果。并且说到，还有几千人隐藏在美国的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是中国大陆正在活动或可能的特务，他们很清楚地在电视上直接这么说。在座的可能很多已经拿了绿卡甚至已经是美籍华人，看了那个报告之后，相信很多人都会流冷汗。就是说无论你如何优秀、如何忠实于美国，最后都可能成为被肆无忌惮地攻击的物件。同样是美国人，他伴就可以在传媒上肆无忌惮地攻击很多同样已经是美国公民的华人或者华裔，根本不将这些公民当一回事。
　　
　　在这种背景之下，你们是否考虑过在香港的工作，以及将来香港同大陆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的发展；还有香港在中西方文明的接触中、在中国西方国家关系、两岸四地包括中国的和平统一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最后学有香港在二十一世纪的定位问题。
　　
　　赵晓斌：祗有通过对话建立信任
　　
　　有误解也好，故意不故意也好，是否阴谋论都好，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对话。大家斗气，谩骂于事无补，就是老老产实对话。
　　
　　香港能够扮演角色最好，证实很多方面的技术并不是偷的，很多东西都是网上都可以拿到的。很多华人包括香港人都在考克斯报告中所指的地方工作，但是并非间碟，相信他们可以帮助说明。
　　
　　在表明我们的意思的前提下，祗有对话才能取得谅解，建立信任关系。
　　
　　尤来寅：香港可以扮演缓冲地带角色
　　
　　香港可以在其中扮演一个缓冲地带的角色，主要是指两岸关系。
　　
　　中美关系过去是直接对话，现在也不排队；但是通过香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比如美国前总统布希此次突然来到香港，与董建华共用早宴，我们就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而布希同中国的关系又很好，但是布希不直接到北京去。
　　
　　那么，克林顿是否会请一个同中国关系不错的前总统，前来就有关问题进行干旋，做一些解释？那么这不一定要到北京去，到香港来就可以了。因为向董建华请了之后，董建华会将之作为一个情况向中央政府报告，这就起到沟通的作用。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猜想。
　　
　　香港在两岸关系中的政治作用，今后还会进一步发挥。但是不要忘了，香港是一个自由港，政治和经济制度更加接近西方，而且同西方包括美国有着很多的人脉关系，未来还继续可以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受了屈辱之后，最重要的是自强。自强就同发展香港的高科技有关系了，就是要利用香港的创业板市场，利用发展数码港，把中国在美国留学的高级人才吸引过来。让他们在这里开公司，而不是非要在硅谷开公司，大陆就是他们的市场。在美国寄人离下，常常受气，何必不来香港或者深圳创业呢。
　　
　　就是说，香港南非要提供一定的硬体，使高级人才能够在此创业。
　　
　　林珲：香港目前可以起到两岸城市难以取代的作用
　　
　　当然对于中国大陆到海外的留学手来说，他们还是有不少人希望在香港寻找工作的。对于有些人才来说，无论是生活环境、待遇也好，或者是其追求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也好，香港都要比大陆具有更多的优越条件。这是一大群在西方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人员选取香港的重要原因。比如我，当初选择香港，一个原因就是靠父母近，再一个就是香港是一个中西方文明交汇的地方。我相信我能来，我的很多朋友也会喜欢这里的环境。他们不一定直接回到大陆，但是回到香港，他们认为也是回到了中国，在各方面都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因此说，在这两个层面都能吸引一部分人才到香港来。
　　
　　谈到对台湾的关系，也有两个层次的问题。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来自台湾，这一批人的沟通，比上一辈人的沟通来得方便得多；大家那么多年留学在一起，实际上很多东西满一致的，没有什么不能谈的。比如我和台湾的朋友们现在就办了一个“中国特大城市信息系统论坛”，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加上广州、深圳；角台湾则有台北、高雄、台中，加上香港。我们每年举办一次，今年在上海，明年应台北，海峡两岸办输递举办。这都是同学促成了政府官员参加，我们请到了市一级官员参加。
　　
　　我觉得，从两岸的角度来说，香港同台湾能够做到目前大陆和台湾的某些城市还做不到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香港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在大陆，我要想做成这些事情就要这里批、那里批，在这里由我们提出来的会议，如果两岸不适合开，就可以到香港开，而且每一个城市都会来。香港还是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其不少功能是两岸其他地方不能够取代的。
　　
　　黄枝连：座谈会结语
　　
　　从今天下午的对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陆在港留学专业人士，香港的主流社会是可以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里，全面地、有效地开展交流协作关系的。
　　
　　正如大家指出的，香港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社会，人来人往，千变万化。如果不保持社会的流动性（横向的区哉流动和众向和升迁起落），香港社会便不能保持其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的生命力。
　　
　　比如说香港的大专院校和企业集团，多的是从台湾出外留学，在西方国家取得高级学位和专业成就的美籍华人，他们在香港各大机构和公司特别是大专院校，占有较多的领导地位。那么从大陆前去欧美国家留学并取得学位和专业技能的人士，为什么不能来港、在港、留港，也在各个领域，除了谋生之外，还能大展鸿图呢？因此在新旧居民之间，在不同群体中间，要建立平等互惠、公平合理的关系。而香港主体社会所追求的是，不管是土生土长的，还是海外来的专来人士，祗要他们愿意在香港《基本法》的大框架下活动，都是应该有生存发作出贡献的机会的。其实对于非华人，即各色人种和各国人士（如印度人、美国白人、美国黑人、欧洲人、日本人等等），香港特区都应该给他们提供大展鸿图的机会。祗有吸引更多的才俊到香港来创新事业，我们才能“再造一个香港”。
　　
　　其实，在改革开放以来，大陆青年到海外深造者络绎不绝，如果这些人学成之后，部分留在美国，部分流向东南亚和香港，相信他们都会成为当地在二十一世纪获得发展的生力军。
　　
　　最近我去美国，正遇上美国国会议员考克斯等人公布所谓中国“偷窃”美国科技报告书，搞得议论纷纷。中美关系不好，美国主流社会不尊重亚裔人士，会使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流向世界各地；除了更多的人学成回国之外，看来也会有更多的高学历人才流入香港和澳门。
　　
　　既来之则安之。作为一个新兴群体，就要融入港澳的主流社会。但是，也要发挥“双向桥梁”的作用，即沟通特区和内地，特区和西方世界，发挥特区“五大中心”的作用。
　　
　　评论员简介：
　　
　　林珲现任中国乘法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地球资讯科学联合试验室主任。八0年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航空摄影测量系，八三年获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理学硕士，九二年获布法罗大学博士学位。九三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从事遥感、地理资讯系统和电脑制图的敎学与科研。
　　
　　吕维加加拿大华铁卢大学生物医学博士，现任香港大学骨科学系科学主任。助理敎授，并被任命为系研究委员会之研究生委员会主席。目前主要从事生物医学工程高科技领域的研究。
　　
　　萧耿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学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助理敎授，并兼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开发计画署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企业及金融改革。近着有《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赵晓斌中山大学学士，中科院研究生院硕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自一九九一年至今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敎，现职副敎授，主攻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邱震海德国图实根大学传播学方向哲学博士，香港《文汇报》外交及国际新闻高级记者。曾就读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德语专业和同济大学德语系，分别获得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着有传播学专著《不同的技巧，不同的思维——东西德、中国大陆及角台湾媒体操纵技巧和政治思维方式之比较分析》（德文）等。
　　
　　尤来寅香港航太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理事。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学硕士，纽约州立大学实汉顿分校社会学博士，研究领域主要为世界经济体系理论、世界经济统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