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资源禀赋不足，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缺乏能源自主性。岛内政治博弈导致能源议题“政治化”，政策制定偏离专业，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民进党当局推进能源转型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化”倾向，加上地缘政治、新冠疫情等因素持续扰动全球能源秩序，使得蔡英文当局的能源转型政策成效不彰，未来面临诸多困境与不确定性。可以预见，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能源相关议题仍将持续发酵，并对岛内政经生态产生深远影响。

　　一、民进党能源政策形成过程

　　民进党能源政策主要基于意识形态与选举需要，至今已经历四个主要时期，包括“党外”时期及第一次在野的萌芽期（1986—1999年）、第一次执政的探索期（2000—2007年）、第二次在野的调整期（2008—2015年）和第二次执政的成熟期（2016年至今）。

　　（一）萌芽期：树立“反核”“神主牌”（1986—1999年）

　　1970年开始，为保障电力稳定供给，降低燃油发电比重，台湾当局相继兴建第一、二、三核能发电厂。该时期虽也有“反核”声音，但并未成为社会重要议题，直至建设第四核能发电厂（简称“核四”）。“反核四”运动自初期就与台湾政治转型并进，随着民进党势力不断壮大，环保团体与民进党密切合作，推动对抗国民党威权统治。民进党于1986年11月公布的党纲中，明确提出“反对新设核能发电机组，积极开发替代能源，限期关闭现有核电厂”。1992年12月，台湾地区第二届民意代表选举中，民进党获得了161席中的51席，得票率首次超过三成，让“反核”团体龢民众觉得通过支持民进党经由立法机构的预算审查达到停建“核四”成为可能。1996年5月，立法机构以76票比24票通过民进党籍民意代表张俊宏等所提“废止所有核电厂兴建计划”案；1996年10月，为反对国民党在立法机构强行通过“核四”复议案，民进党动员所有党公职人员发动静坐抗议。1999年3月，台湾当局“原子能委员会”核发“核四”建照，民进党发表“谴责‘原能会’核发‘核四’建照”声明，并组织“3·28”反核大游行。至此，原本是环保议题的“核四”问题已沦为朝野政治势力恶斗的工具，民进党更是将“反核”塑造为“政治正确”，借此谋取政治私利。

　　（二）探索期：能源政策主张逐步体系化（2000—2007年）

　　2000年政党轮替，民进党开始研究其能源政策顶层设计及政策体系，解决政策配套、计划衔接、项目落地等方面问题，于2004年改组“能源委员会”为“能源局”。但因党内派系争斗，且在立法机构席次未过半，加上两岸局势持续动荡，这一时期民进党未能形成完整的能源政策体系。

　　其一，推动“非核家园”目标“法律化”。民进党于2000年9月发表“尊重专业判断，迎接緑色能源”声明，指出不建“核四”，台湾也不会缺电。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于2002年9月设立“非核家园推动委员会”，全面规划达成“非核家园”愿景与推动机制。2002年11月，台湾当局立法机构通过“环境基本法”，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应订定计划，逐步达成非核家园目标”，但各政党在实现“非核”时间表、化石能源使用、再生能源发展政策上仍有较大差异。

　　同时，推动“核四公投”。民进党因在第五届民意代表选举中仍未过半，加上国民党等在野党联盟制衡，试图通过立法机构投票实现“核四”停工短时间内无法实行。此后“反核四”运动转向“公投”，寄希望于岛内民众来选择。台湾当局立法机构虽于2003年11月三读通过“公民投票法”，但陈水扁任内未进行“核四公投”。

　　其二，发展再生能源产业。2002年1月台湾当局行政管理机构实施“再生能源发展方案”，并研拟“再生能源发展条例草案”。2005年5月将再生能源列入“挑战2008台湾发展重点计划”之重点投资计划“水与緑建设计划”领域，推动重点包括再生能源“立法”、再生能源研发与推广应用、阳光电城、风力场、地热公园等。

　　其三，提出台湾发电结构配比规划。为应对《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全球减碳趋势，民进党当局于2005年6月举行第二次“全台能源会议”，虽谈减碳，但更强调“非核”。此次会议提出2020年台湾发电装置容量结构配比为燃煤46～47%、燃油3%、燃气26%、核能9%、抽蓄水力5%、再生能源10～11%;2025年为燃煤48～50%、燃油2～3%、燃气27～28%、核能5%、抽蓄水力5%、再生能源10～12%。较第一次“全台能源会议”规划的2020年电力装置容量配比，核能由19～20%降至9%，燃煤、再生能源比重大幅上升。

　　（三）调整期：聚焦“大选”完善能源政策体系（2008—2015年）

　　2011年日本“3·11”福岛核灾事件爆发后，时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提出“2025非核家园”计划，通过寻找替代能源、提升发电效率、节约能源、产业结构调整等，到2025年不再依赖核能发电，并作为其参加2012年“大选”的能源主张。2012年“大选”后，民进党因不满国民党当局坚持推进“核四”建设，联合岛内“反核”民间团体于2012年3月、2013年3月、2014年3月连续举行“反核”大游行，并在2014年4月份相继发起前民进党主席林义雄禁食、“4·22”“立法院”外抗议、“4·22废核光点行动”“4·23人民作主·停建核四”行脚活动、“4·23国民党部抗议”“4·24反核四占领凯道”等一系列活动，国民党当局被迫于2014年4月27日宣布“核四”停工。逼停“核四”一定程度上削弱国民党执政优势地位，同时为民进党赢取2014年11月“九合一”选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使其将“2025非核家园”政策体系化，服务2016年“大选”。

　　民进党智库“新境界文教基金会”于2014年3月发布“緑色新政：民进党的新能源政策”，提出2025年台湾能源愿景，即2025年台湾的緑色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例达20%，緑能产业的发展将带来20万个緑领就业机会。具体主张政策包括：节约能源；提升能源效率；发展緑色能源；促进能源科技创新；改革能源事业；2025年实现“非核家园”。2015年3月民进党“大选”候选人蔡英文宣布，执政后将启动“新能源政策”，通过实施能源事业革新、节约能源、发展緑能、科技创新、“非核家园”等政策，实现2025年緑能发电比例20%及“非核家园”、2025年碳排放减至2000年水平、发展节能与緑能产业及緑领就业等三大政策目标。

　　（四）实践期：推动能源转型（2016年至今）

　　2016年5月民进党重新上台后，随即于6月成立“能源及减碳办公室”，统筹制订能源转型政策。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根据“能源管理法”于2017年4月完成“能源发展纲领”修正，定位为台湾能源发展的上位指导纲要，为各部门配合能源转型相关政策计划、准则及行动方案订定的政策方针。2017年6月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公布“能源转型路径规划”，提出以减煤、增气、展緑、非核的再生能源发展方向为规划原则，研拟“能源转型白皮书”规划未来能源发展目标、具体推动措施及政策工具，于2025年达成“再生能源20%、燃煤30%、天然气50%”能源结构及“非核家园”目标。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于2020年11月公布“能源白皮书（核定版）”，提出实现2025年全面能源转型的具体行动计划，以落实“能源安全、緑色经济、环境永续、社会公平”为原则，涵盖创能、节能、储能及智慧系统整合，并规划配套措施与产业发展以辅助整体能源转型推动（见图1）。

　　二、蔡英文当局能源转型成效评估

　　蔡英文当局推动能源转型已六年，能源供给自主性、再生能源发展等核心政策主张落实不到位，“非核家园”政策在岛内社会仍存高度争议，仅在利用气候变化、再生能源等议题拓展“国际空间”方面有一定进展。

　　（一）能源供给自主性差

　　能源资源禀赋是能源供给保障最直接的、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台湾初级能源资源禀赋匮乏，据台湾中油公司统计，1946年以来的油气探勘与开发成果以天然气为主，伴生凝结油，原油甚少。目前陆上生产中的油气田有锦水、铁砧山、出磺坑、青草湖、永和山、新营、八掌溪、白沙屯等，均分布在台湾岛的西部，其中以苗栗的铁砧山、出磺坑两气田最为重要，1959年至2016年累计自产天然气逾500亿立方米及凝结油约500万立方米。再生能源方面，除水资源外，地热能较为丰富，全台共计27区，总发电潜能为989MW，主要集中在大屯山、宜兰清水、土场、庐山、金仑、知本与瑞穗等七处。但因地热资源开发受环境先决条件之限制颇多，且开发过程中易造成环境污染，目前全台已商转电厂仅宜兰清水（结元能源开发）和台东知本（安葆电能）两处。风电方面，台湾海峡的狭管效应导致海上风力强劲且稳定，赋予极佳的离岸风场开发条件，也是蔡英文当局重点发展方向。

　　从能源供给视角看，2016年以来台湾能源自产比重虽有小幅增长（图2），但高度依靠能源进口的局面并未有任何改观。2016—2021年间，台湾的能源进口依存度由始终保持在97.4%至97.8%之间，未有明显变化；其中石油进口依存度一直维持在99.8%，而天然气进口依存度小幅攀升至2021年的99.6%（图3）。

　　从能源储备角度看，台“石油管理法”第24条规定当局运用石油基金储存石油，储存量30天；石油炼制业及输入业应储备不低于60天的安全存量，共计安全储油应储存90天以上。据台“能源局”统计，2022年2月可用油品储备量818万立方米，可用149天，与2016年2月相比，可用天数虽有提升，但实质储备量却呈现衰减态势（图4）。天然气方面，台“天然气生产或进口事业自备储槽容量”规定天然气进口企业在不同时期段储槽容积天数与安全存量天数期程与目标（表1）。据台“能源局”统计，台天然气进口企业2020及2021年每月平均安全存量天数分别为11.2与11.6，超过规定的不低于7天，但仍远低于韩国53天、中国大陆51天、日本36天。每年的7—9月为台湾的台风季和夏季用电高峰期，若连续遭遇台风等极端天气，将造成运输船无法靠岸或离岸的困境，岛内天然气存量将出现不足。

　　（二）再生能源发电发展缓慢

　　当前台湾发电以火电为主，2021年火电占比达83.4%，高于2016年的81.9%；其中，燃煤发电比重小幅衰减，燃气发电比重由2016年的31.5%增至2021年的37.2%（图5）。同时，再生能源发电滞后。据台湾当局能源主管部门规划，2021年底再生能源发电比重应为12%，但实际进度仅有6%。此外，2025年20%緑电目标提前破产。台湾当局能源主管部门评估称，2025年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由原先设定的20%目标下调为15.2%，因台湾经济及制造业快速增长带动用电需求大增，导致再生能源占比降低，原定2025年光电20GW及离岸5.6GW的再生能源装置容量目标不变。

　　光电与离岸风电进度皆不如预期，本土化进程缓慢。因2020年台湾当局农业主管部门修正相关规定，不同意2公顷以下的农地变更地目种电，加上2021年岛内疫情防控警戒造成缺工，以及上游原物料大涨都造成工程延宕，导致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装机容量未达标，2021年仅7.7百万千瓦（GW），仍低于预定目标8.75GW。离岸风电方面，截至2021年底，仅有台电离岸一期及海洋风电（“Formosa1”）顺利发电，装置容量约237.2百万瓦（MW），而原定2021年底要完工的风场因岛内疫情防控警戒限制海外工程师及设备赴台，因此全数延期。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预计2022年将幷联4个离岸风场共2百万千瓦（GW）。从另一角度也说明，台湾的离岸风电产业严重依赖外资，本土化进展缓慢，如水下基础设施建造商世纪钢铁进口韩国钢材假冒本土产品；沃旭能源委托兴达海基制作的水下基础转接段出现焊裂现象。

　　同时，岛内企业减碳压力增大。跨国公司持续推动建立緑色供应链（GSM），对其供应链厂商的再生能源占比要求日益明确，进一步增大岛内企业减碳压力。目前，岛内緑电多被台积电等大企业抢购，中小企业面临无电可买的困境。当前，美日欧正在酝酿对进口商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台湾的金属冶炼、化工等产业首当其冲。台湾处于高度碳关税风险的企业占岛内GDP超过6%，受冲击就业人数逾30万人。

　　（三）电力供给系统脆弱

　　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电力系统已发生10次较大规模停电事故，其中2017年8月15日、2021年5月13日及17日、2022年3月3日爆发四次全台大停电（见表2），凸显台湾电网韧性严重不足，为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以来历届当局之最，根本原因在于蔡英文当局推动过激的能源转型政策。以2022年3月3日全台大停电为例，因兴达电厂单一电厂事故，造成7处电厂机组停机，约1/3的全台电力系统停摆，是继1999年“9·21大地震”引发大停电以来最严重停电事故，当时8处电厂机组停机，全台649万户停电。但相比于“9·21”全台大停电，2016年以来的四次全台大停电全部是由人员操作失误或设备故障，说明蔡英文当局在电力系统运维、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缺乏有效投入，只在乎是否完成装机容量等数字“政绩”。“台湾美国商会”发布的“2022年商业景气调查”中有逾七成会员对岛内供电稳定、电压稳定性及緑能进展等议题表示担心。

　　（四）“南电北送”模式未改变

　　台湾电力资源分布不均，呈现“南电北送”的特点。北部经济相对发达，人口集中，用电大，但发电少，而火电等基载电力多位于中南部。目前，台湾北部地区（北北基宜及桃竹等县市）平均每年用电缺口逾130亿千瓦时，全部需要“南电北送”支援，导致中南部民众对此意见颇多。“南电北送”模式使得高压输电系统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成为保障电力供给的关键。目前，台湾西部仅有三条345k V南北超高压输电线路，是维系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血管”，在用电高峰期负荷较大。同时，据台电公司统计，由于台湾目前还无法实现区域供电自给自足，导致每年输电线损的电量高达110亿千瓦时。

　　（五）持续推进“非核家园”

　　当前，台湾第一核电厂及第二核电厂的1号机组已停机退役，未启用的第四核电厂所存燃料棒已全部运回美国，目前仅有第二核电厂的2号机组及第三核电厂处于商转状态。经历2018年“以核养緑公投”、2021年“重启核四公投”后，蔡英文当局坚持核电厂不延役、“核四”不重启，2025年核电厂全数进入除役阶段。据台“能源局”统计，核能发电由2016年的316.61亿千瓦时降至2021年的277.88亿千瓦时，占全台发电量比重由12.0%降至9.6%。

　　（六）拓展能源领域涉外合作空间

　　其一，利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及世贸组织（WTO）平台加强相关磋商交流。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参与APEC能源部长会议及能源工作小组会议，多方动员谋求担任APEC能源工作小组及其分组重要职位，争取举办相关会议及活动，同时提出关系多方利益的项目计划以获得APEC经费补助。同时，试图通过WTO及APEC等既有平台，谋求参与国际能源署（IEA）、《能源宪章条约》（ECT）等国际能源组织及相应活动，拓展参与国际能源对话的渠道。其二，利用既有的官方与民间对话平台（表3），洽签相关合作协议，促进与重要贸易伙伴间的能源科技与产业合作。其三，目前台湾当局所谓“邦交国”多为全球变暖的受害岛国，蔡英文当局继续与“邦交国”加强在再生能源、减碳等议题上合作，博取对方好感与政治支持。

　　三、蔡英文当局能源转型政策困境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稳定的能源供给来保障。一般而言，能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须匹配能源保障目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蔡英文当局推行的能源转型政策多基于其政党私利，缺乏科学论证及规划，未来仍面临诸多困境。

　　（一）能源供需与使用风险持续叠加

　　其一，工业用电需求不断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认识到工业对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相继提出“再工业化”相关政策，台湾地区也不例外。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积极推进智能制造及“投资台湾三大方案”等政策，工业增加值占台GDP比重已由2016年的36.87%增至2021年的37.84%，对应工业发展所需能源也持续增加。据台湾当局能源主管部门统计，工业部门电力消费占岛内电力消费的比重由2016年的53.6%升至2021年的57%（图6);2021年工业部门消费同比增长7.1%，高于岛内电力消费4.3%增速，工业电力消费增量占岛内电力消费增量的90.8%。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预估2021—2027年间台电力消费需求年增2.5%，但工业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可能进一步推升整体电力需求，不仅增大台电公司供电压力，还会挤压服务业、农业等部门用电。此外，台电公司消极实施“需量反应”机制，参与率较欧美国家仍较低，调节用电高峰成效有限。

　　其二，能源议题政治化持续撕裂岛内社会。2021年底涉能源的“珍爱藻礁公投”与“重启核四公投”结果均呈现明显双峰分布，说明岛内民意在蓝緑政治动员及议题操弄下走向不可调和的对立，未来仍将持续撕裂岛内社会。接收站建设方面，目前岛内仅有高雄永安及台中两座天然气接收站，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桃园观塘）经2021年“公投”虽可继续施工，但已拖延两年。当前基隆协和电厂规划更新改建第4座天然气接收站，预计填海造陆面积高达18.6公顷，7万多株珊瑚及外木山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都会受到冲击，比“三接”影响更大，环保团体持续抗议，不排除再次发起“公投”。“核四”议题已逾40年，经历三次政党论题及两次“公投”，至今未有共识，未来仍是选举重要议题。

　　其三，能源运输面临较大威胁。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是能源安全的基本要素。首先，台湾四面环海，能源大宗商品进口只能通过航运，仅有部分石油管道铺设于台湾海峡一侧。同时，台湾为孤立电力系统，在缺电情况下无法获得境外电力系统支援。其次，中东地区政经局势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行为及海盗威胁上升。2019年6月，运往台湾“中油”公司的载有7.5万吨石油脑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袭击，货物全数遭毁。台湾“中油”公司评估称台湾依赖中东地区油源，地缘形势升温恐增加原油供应、油料运输航道风险。此外，在蔡英文当局继续加大“倚美”背景下，反美力量有可能对台能源供给及运输造成严重威胁。

　　（二）台湾电力系统安全隐患重重

　　其一，电力供给可靠度评估体系落后。目前，台电公司采用的备转容量率计算方法不科学，无法有效反映台电系统供电可靠度。备转容量则以天为单位，用系统运转净尖峰能力（将当天所有可参与发电的机组供电能力）减去系统瞬时尖峰负载（当天最高瞬时用电量），预估系统当天实际可调度的发电容量。当前台当局核定备转容量率为10%，大于等于10%代表余裕充足，而备转容量低于90万千瓦以下则达限电警戒。以此方法计算，2017年5月13日、2022年3月3日两次全台大停电时，备转容量率都为充裕状态。但是，需要注意太阳光电已成为台湾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通过“太阳光电2年计划（2016—2018年）”及接续的“2020年太阳光电6.5GW达标计划”，发电量由2016年的11.09亿千瓦时增至2021年的79.20亿千瓦时，复合年均增速达48.2%（图7）。一般而言，系统运转净尖峰能力出现在中午时刻，这时也是太阳能发电高峰，但供电压力时间段已由中午转为下午3时至晚上10时，这一阶段太阳能发电能力持续减弱。2021年5月13日大停电就发生在下午3点左右，当时太阳能发电量已衰减，真实的备转容量率可能已低至6%以下，处于供电或限电警戒状态，而非当日早7时前公布的10.03%。可见，在緑电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台湾的电力供给可靠度评估体系已滞后，缺乏“小时级”的及时评估数据，且未有相应的危机管理机制。

　　其二，电厂规模大型化隐患多。台湾地少人稠，加上多环保运动，选址难度及建设成本较高，因此一旦确定新建火力发电厂，多采取大型多机组模式，如近年引发四次全台大停电的兴达电厂及大潭电厂，已分别有9个及6个发电机组，仍计划增加新燃气机组，且单机组装机容量高达130万千瓦。电厂大型化的最大问题在于故障可能导致多个机组跳机，需要更大装置容量机组做备援。2021年“5·13”大停电的直接原因是高压变电所故障导致兴达电厂共4部机组跳闸，但另一个原因是备转电力无法弥补缺口，只能停电。其次，电厂大型化会降低机组大修排程的弹性，影响整体发电效率。每年6月至9月因是用电高峰，台“能源局”要求台电在此期间不要安排大修，但电厂大型化使得机组大修复杂度加大、时程延长。如2021年“5·17”大停电时全台仍有近457万千瓦装置容量机组正在大修，超过兴达电厂总装机容量，直到7月才全部完成。

　　其三，电价长期背离市场。台湾电力市场化改革滞后，民营企业参与度低，发输配售电业务高度集中于台电公司，且缺乏有效监管，经营效率低下，人事成本高昂，决策黑箱作业，贪腐弊端丛生，沦为当局“政策买票工具”。长期以来，历届台当局基于选举利益考量，对油、电等能源价格多采取缓涨或冻涨决策，致使其无法反映市场价格，台湾的油、电价长期在亚洲都处于低位，也导致台湾“中油”、台湾电力等公营企业赚少亏多，依靠官方补助运营，同时投资诱因不足致使能源结构改善缓慢。2018年10月以来，蔡英文当局为谋求选举利益，连续“八冻涨”电价，看似兑现“能源转型不涨电价”的承诺，但因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增加成本等于直接转嫁给台电与“中油”，变相由岛内民众纳税买单，也造成岛内电力消费大幅增长。台湾当局能源主管部门数据显示，2021年台湾的工业与住宅电价均是全球第四低，仅是日德电价的三分之一；2011-2021年间台湾人均用电量增长10%,2021年人均用电量全球排名第12位，超过法德英日韩等经济体。当前，岛内发电成本仍面临上涨压力。台“工研院”评估称台电每生产1千瓦时电，从源头燃料挖掘、电厂发电、输电到用户端，大概要花费5千瓦时电；受俄乌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台电发电成本将进一步上升。

　　（三）再生能源产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其一，再生能源推广面临多重困境。首先，再生能源推广涉及土地、运输、储存、传输、天气、海象、产业等多重因素，已引发云林县四湖乡、口湖乡、台西乡、麦寮乡、苗栗苑里镇等地居民的强烈抗争，反对的理由包括低频噪声扰人、炫光影响行车安全、影响农作物及渔业资源、破坏当地生态和景观、土地价值等。其次，岛内灾害频发导致营运成本高。台湾地处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台风、地震等地质灾害频发，在海上安装风电设备需要钻得更深、更大的施工弹性，增加建设与运维成本。此外，目前岛内储能、新能源汽车、緑色公共交通等领域发展仍相对滞后，也影响再生能源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岛内储能产业发展落后，仅有台泥集团建成全台第一座智慧储能系统，设置容量仅5MW；技术研发由“中研院”主导，多为中小型示范储能系统，缺乏实践应用。台湾电动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普及率低，据台湾当局交通主管部门统计，截至2022年2月，台湾共有汽车835.2万辆，纯电动汽车2.0145辆，占比仅0.24%；另一方面缺乏本土汽车品牌厂商，2021年台湾纯电动汽车上牌数7276辆，其中特斯拉5632辆（77.4%）、保时捷805辆（11.1%）、奥迪（3.2%）。

　　其二，緑电产业深陷政商勾结。能源产业在台湾属特殊管制，需经当局许可，企业纔可在油气及发电领域经营，加上利润丰厚，一直是政商关系的模糊地带，国民党时期“核四”曾被质疑有“国库”通党库之嫌。蔡英文当局在緑电收购价格订定、风场招标、光电土地释出与招标、政策补助等方面，通过政治施压、优惠贷款、财政补贴、高价购电、人员安排等方式，使緑营与緑电业者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致产业发展畸形。在蔡英文当局支持下，前民进党籍民意代表赖劲麟担任董事长的云豹能源，2016年成立以来已获得多个緑电大项目，于2022年1月登陆兴柜，力拼年底上市。2020年“大选”期间，台湾緑电产业打破企业界“选边站”传统，“一边倒”成立“2020蔡英文连任全台緑能产业后援会”，捐献政治献金超2500万元新台币。

　　四、结语

　　蔡英文当局的能源政策缺乏战略思维，偏离专业，多服务于其“政治目标”，无助于改善台湾能源困境，岛内供电不稳定与脆弱恐成为常态现象。近年，受益于中美贸易摩擦转单效应及疫情下远程经济拉动，岛内出现一股投资热，成为带动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岛内能源与电力供需风险持续凸显背景下，相关投资效益及政策效能必然被削弱。此外，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中，涉能源议题仍是岛内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重点县市长参选人的相关表态可能直接关系最终选举结果。长期看，缺乏能源自主供给能力、电力供给脆弱、需求快速增长等风险因子可能演化为经济社会危机，诱发社会稳定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