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3月更换台湾领导人的选举中民进党的候选人陈水扁击败了国民党的候选人连战和独立参选人宋楚瑜，当选为台湾新的领导人,在台湾执政50年的国民党交出了政权、沦为在野党，民进党上台成为执政党。这一结果不仅使岛内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两岸关系发展与和平统一投下了巨大变数。一个“台独”色彩鲜明的人、一个以“台独”为党纲的政党上台执政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两岸政策?到底会把台湾引向何方?举世瞩目。而要把握民进党执政后的两岸政策走向，首先必须对其过去的政策有所瞭解，为此本文拟对民进党成立以来的两岸政策发展演变作一初浅的探讨。

　　追溯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从成立初期主张“住民自决”到完全演变成主张“台独”、从“激进台独”向“务实台独”方向调整、从主张“台独公投”到主张“统一公投”三个阶段。

　　一、从“住民自决”到“台独党”的演变阶段(1986年9月—1991年底)

　　民进党从1986年9月成立提出“住民自决”的主张，到1991年10月将“台独”列人党纲为时仅5年,这一快速的转变过程是伴随着李登辉上台执政、岛内政局发生剧变而完成的。其间又历经了五个发展步骤：

　　(一)建党之初主张台湾前途“住民自决”带有分离意识的因素，两岸具体政策主张开放交流。

　　民进党的成立，集中了台湾岛内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各种政治势力，既有本省籍的、外省籍的、统派人士，又有带有“台独”意识的势力。这些不同的政治派别汇集在一起，冲破国民党的“党禁”成立第一个在野党，其共同目标是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争民主，争自由，争参政权。由于当时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没有“台独”的生存空间，故没有人敢公开鼓吹“台独”。民进党作为一个违法成立的政党，随时面临被取缔的命运，更不敢公开主张“台独”。这些长期受国民党压迫或政治迫害的党外在野人士,出于叛逆心态,不甘心接受国民党对台湾未来前途的安排,故提出了“住民自决”的主张,以有别于国民党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民进党当时提出的“住民自决”没有明确标示未来的发展结果,比较模糊，带有鲜明的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争取民主权力的色彩,因此能为党内各派政治力量和台湾社会一定程度上所接受和同情。民进党自身也将“住民自决”解释为是冲破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手段”,主要是欲以此来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民进党的“住民自决”演变成赤裸裸的“台独”是在李登辉主政后纵容“台独”的结果。

　　民进党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政治禁忌，反对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民进党公开主张放弃“反攻大陆”，终止两岸对抗，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要求开放两岸人民返乡、探亲、寻亲、扫墓、旅游，开展两岸学术、文化、体育和科技交流，“乃至通商、通航、通邮的沟通”。1987年3月，民进党发起了“反乡省亲运动”，并组织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民进党的公职人员还为此四处奔走呼号，这对促使台湾当局早日开放探亲，打破两岸隔絶的僵局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党内“台独”势力开始抬头，“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列入党代会决议文，民进党开始突破“台独”禁忌。

　　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当局下令全台湾解除“戒严”，从而结束了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军法统治，台湾人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及权力,随着“党禁”、“报禁”的解除，民进党也由非法变为合法，这一重大政治环境的改变使民进党内的“台独”势力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欲借刚刚获得的某种自由和权利，来突破国民党当局为取代“戒严令”而颁布的“国家安全法”所明定的“不得主张共产主义,不得主张分裂国土”的禁忌。1987年7月间,民进党党员江盖世等“台独”分子发起“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之自由”的运动。8月底，“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成立，并明确提出“台湾应该独立”。同年10月,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以“叛乱罪”收押“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骨干蔡有全和许曹德,民进党内的“泛新潮流系”发起声援“蔡许案”活动。在党内外“台独”力量的鼓噪下，民进党中常会发表声明称:“本党一贯的主张是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如果自决的选项应该是完全开放的，在逻辑上台独自然是无法排除的选项之一。”在此前后，党内以江盖世为首的“台独”分子借机积极运作，企图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列入党纲。11月,民进党召开第二届全体党代会，正式就“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之自由”列入党纲一案进行讨论，但因反“台独”势力及“温和台独派”在民进党权力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中执会并没有通过此一议案，最后在党内各派系相互妥协之下决定以大会决议文方式处理，并由民进党时任政策协调会主委姚嘉文(“泛新潮流系”)提出正式声明。这份声明的重心是“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在这次全代会上，党内的统派和“温和台独派”与“激进台独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路线斗争，其结果虽没有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列入党纲，但最终将其列人了大会决议文，这标志着党内“台独”势力开始上升，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从刚成立时的以“住民自决”为主开始向“台独”方向发展。

　　(三)党内“台独”势力迅速膨胀，鼓吹“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的“四一七决议文”通过，民进党向“台独”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正式上台，由于李登辉的省籍背景,特别是他与党外某些“台独”色彩浓厚人士的密切关系，他的上台使岛内外“台独”势力认为鼓吹“台独”的时机更为成熟,民进党内以泛“新潮流系”为首的激进“台独”势力亦更为嚣张。1988年4月16、17日，民进党召开第二次全代会第一次临时大会，民进党内以“新潮流系”为首的激进“台独”派又提案要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之自由”列人党纲。该派系重要人物、刚任党主席不久的姚嘉文以“将台湾还给台湾人民”为题发表演讲称，“旧金山和约”与“中(台)日和约”已确定台湾的“自主独立”地位,无论台湾将来前途如何决定,皆需建立在“台湾独立”于中共之事实上，并声称，民进党要为台湾人民指明建立“台湾之国”的前途，赤裸裸地鼓吹“台独”。当时,身为台湾地方派系“余家班”掌门的余登发(在民进党内属“泛美丽岛系”),首先反对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列人党纲,引起党内激烈争论。虽在党内统派人士和“温和台独派”的坚持下，大会同意暂不将“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列入党纲,但大会决议文却声称:“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必须经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同意”；还提出了所谓“台独”“四条件”，即“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民进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由于这个决议文是在4月17日通过的，因此被称为“四一七决议文”。该决议文首次公开提出“台湾国际主权独立”，将台湾的未来前途排除在统一之外，标志着民进党又向“台独”的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民进党内已没有主张统一的自由，鼓吹“台湾事实主权独立”的“一○○七决议文”通过，民进党进一步滑向“台独”。

　　1990年3月李登辉运用权谋，化解了不满其搞分裂的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当选为台湾第八任”总统”。李当选后公开勾结民进党，支持纵容“台独”势力，邀请海外“台独”头目回台参加“国是会议”。在李登辉庇护下，“台独”势力有恃无恐，气焰十分嚣张，在民进党内更无半点主张统一的自由，一些统派人士都被迫离开了民进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10月6、7日,民进党第四届二次全代会召开，准备讨论通过由姚嘉文提出的“我国(台湾)主权不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的提案。此案不仅要国民党当局公开宣示“台湾的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和蒙古”，而且要大陆承认“台湾的主权独立”。这个提案得到了民进党内各主要派系头头的联署，准备提交会议审议，后因国民党当局郝柏村等公开表示该决议文“违宪”，如果民进党在会上通过，将依法严办。在台湾当局的压力下，民进党不得不将“主权”改为“事实主权”后交大会通过。由于该决议文是10月7日通过的，因而被称为“一○○七决议文”的通过为民进党沦为“台独”党奠定了基础。

　　(五)“台独”列人“党纲”,民进党完全沦为“台独”党。

　　随着国民党当局将“宪政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之后，民进党加紧在岛内推动所谓的“制宪”运动。加之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相继解体，民进党视之为推动“台独”的良机。1991年8月,民进党联络其他在野势力召开“人民制宪会议”,最后抛出了由林义雄起草的“台湾宪法草案”，将“国名”定为“台湾共和国”,声称台湾“领土”包括台湾本岛、澎湖群岛、金门、马祖、附属岛屿及“国家权力所及之其他地区”。其间民进党内以党主席黄信介为代表的“泛美丽岛系”与“泛新潮流系”之间还发生“民主”与“台独”孰为优先的争论，不过，最终还是“泛新潮流系”占上风，而一些反对“台独”，倾向统一的人士则因“党内已经没有主张统一的自由”而早已离开民进党。同年10月,民进党召开第五届全代会，13日，大会以无异议的方式通过由“泛美丽岛系”陈水扁所提出的基本纲领修正案，在党纲中列人“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并将党纲中提到的“中共”全部替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标示台湾与大陆是主权国与主权国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现行的“台独党纲”大会幷发表了《民主制宪、执政建国》的宣言，至此，民进党已蜕变成为地地道道的“台独党”。

　　二、“转型期”的两岸政策(1992年—1998年)

　　国际大格局的变化及祖国大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形势的发展，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败选打击，“台独”已成为民进党发展乃至取得执政权的瓶颈。特别是1992年因将“台独”列人党纲而造成年底“国代”选举惨败之后，民进党内一些“温和台独派”被迫面对现实,开始思考如何淡化其强烈的“台独”诉求，调整其两岸政策，即主张民进党进行其所谓的“转型”。这种转型,在许信良1996年再次当选党主席后，进入最为活跃的时期。其间民进党内部的权力、路线之争相互夹杂在一起，其两岸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但其追求“台湾主权独立”、坚持“一中一台”的实质始终没有改变。民进党转型期对两岸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淡化“台独”，将政策诉求重点转向公共政策。

　　民进党在1991年10月召开的第五次全代会上,将“台独”列入党纲，由于此一激进的主张背离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在当年底的“国代”选举之中便受到重大挫折。民进党内有人开始思考过分突出“台独”诉求对其选情的冲击，提出尽量少打“台独牌”,而将重点转向公共政策。自此民进党在公开场合便很少提“台湾共和国”,但是其对两岸政策的基调仍是“一中一台”,对两岸交流的主张则一直处在争论之中。1992年,民进党为配合年底的第二届“立委”选举,开始对“台独党纲”进行淡化处理,抛出了包括两岸政策、“国防”、“外交”等内容的“公共政策白皮书”，全面阐述其对当前台湾各项重大政策的的具体主张，以求改变只追求“急独”而没有公共政策的形象。在这次选举中，由于民进党不再将统独议题作为重点，而是将文宣攻势的重点转向公共政策,提出“反军权、反特权、反金权;要主权、要直选、要减税”等，因而选举成绩大大好于上一年的“国代”选举，民进党取得了“立法院”161个席位中的51席。1994年底的省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再次以淡化“台独”诉求的“走出悲情,快乐希望”为文宣口号,因而赢得了选战,当选台北市长。

　　不过，这一阶段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基调，仍是“一中一台”的“台独”主张,并要求按国际关系原则处理两岸关系。具体而言,在关于两岸关系定位问题上,主张“台湾主权独立，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之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统治中国大陆之合法主权政府”。反对两岸任何形式的党对党谈判,反对国民党片面制定“国统纲领”,要求裁撤“国统会”。以“一中一台”的策略谋求国际生存空间,争取加入联合国及其周边组织，以及其它国际组织；在两岸交流方面,主张根据国际间的规定来处理两岸经贸往来和文化、社会交流。反对推动“大中华经济圈”和“亚洲华人共同市场”；要严查流向大陆的台湾资金，必要时切断资金流通管道；寻求与大陆签署“国家与国家间”的“投资保障协定”。

　　(二)积极要求参与大陆政策的决策过程、介入两岸谈判事务。

　　就在民进党淡化“台独”诉求的同时，国民党当局的大陆政策也有很大的变化。1992年11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于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这使民进党在两岸问题上处境被动。在这种形势下，民进党开始重视对两岸关系的研究与规划，准备提出完整的两岸政策，与国民党争夺选票。与此同时，开始加强与大陆的接触瞭解，并积极要求介入国民党两岸政策的决策过程和两岸谈判事务。1993年,民进党“国大”党团提出其两岸政策的四项原则:“一中一台”的台湾“主权独立”原则；“台湾安全”优先原则；“平等互惠”的实质原则:“和平共存”的“善意”原则。幷且要求废除“国统会”；避免过分倚重大陆市场；防止大陆劳工入台；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加速两岸体育文化交流。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张俊宏向党中央建议组团在第三地与中共举行两党会谈。1993年7月,谢长廷访问大陆之后，呼吁“降低两岸的猜疑与敌意”、加强两岸交流、为台商在大陆提供“应有的奥援与保护”等等。当然,这些都没有成为民进党的具体政策。

　　而与此同时，民进党仍然在继续推动其“台独”路线，并对两岸交流采取阻扰的做法。1994年,两岸关系发展有起有伏，两岸商谈进人具体事务性谈判阶段。民进党在此时除重弹“一中一台”的老调外，还极力牵制破坏两岸两会的正常接触与交往。1994年2月与8月,两次“唐焦会谈”分别在北京、台北举行，2月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专门召开会议商讨对策，要求焦唐会延期举行”，8月，民进党还接连组织了两次极具挑衅性的“示威活动”。这一年3月所发生的千岛湖事件,李登辉肆意将其政治化,借机恶毒攻击祖国大陆,民进党紧密配合，利用此一单纯的刑事犯罪案件大做文章,甚至坚请李登辉“毅然宣布台湾独立”。此外，民进党还积极充当李登辉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在国际上大搞分裂活动的急先锋。而一些激进的“台独”分子，则在岛内发起一股“新台湾运动”，妄图将“台独”意识根植于基层，为“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作准备。在1994年底举行的首次民选台湾省长过程中,民进党的省长候选人陈定南喊出了台湾“四百年来第一战”“台湾人出头天”等口号,激化岛内的统独对立与族群矛盾。

　　(三)推动策略转型,强化“实质独立”内涵。

　　1995年,为了在年底的第三届“立委”选举与次年“总统选举”中有所表现，民进党内“温和台独派”开始积极推动“策略转型”。1至3月，一批“务实台独派”公开提出要修改“台独党纲”；3月，陈水扁在日本表示，“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台独’是票房毒药,民进党一定要扬弃炒作意识形态的做法，更不能谈‘台独’议题”。7至9月，民进党举办“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许信良坚持“台湾的国家定位已经完成”。目前的两岸政策应采“政经分离”，政治上“坚持独立”,经济上则“大胆西进”。时任党主席施明德在1995年9月15日访美时，首次公开提出：民进党即使上台执政，也不会宣布“台独”。这一系列推动转型的动作,都为民进党内“基本教义派”所不容，因而引来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与抨击。正是由于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彭明敏为首的“基本教义派”在“总统”选举期大打“台独”牌,因而导致了民进党在1996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惨败，彭明敏只获得了21%的选票，创下民进党成立以来最低得票率。这一结果使民进党内“务实台独派”更加坚定地认识到民进党的发展只有坚定地走转型这一条路，同时党内新生代主张转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激进的“基本教义派”感觉到其激进主张在民进党内没有市场，最后终于选择了从民进党中分裂出去，另立门户,于1996年4月成立了“建国党”。

　　缺乏掣肘之后的民进党，以新生代为代表的“务实台独派”或谓“新兴台独派”，其“台独”主张，基本上与李登辉的分裂路线接近。因此，在台湾定位问题、推动“务实外交”、参与联合国等活动上，出现了国、民两党“合流”、“协作”的情况。但是,在民进党内部,却针对两岸交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许信良在1996年再次当选为党主席后，多次提出台湾是“危机社会”，民进党应顺应主流民意，不应再挑起岛内的统独矛盾；继续鼓吹“大胆西进”,要求两岸尽早举行“三通谈判”;称“台独党纲”是历史文献，“公投台独”会使台湾受到伤害。但是，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却一改其选举时要求淡化“台独”的主张，一再公开批评许信良，称目前两岸谈判的时机不对，应先通过“交流接触”，再“对话”纔可谈判;“三通”是台湾的唯一筹码，不到最后时刻不能接受;“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是民进党党纲的明文规定，“至今没有废除”。陈水扁此举,明显有与许信良争夺党内基层“台独铁票”的意味。由于陈水扁的言论既迎合了民进党内的保守势力，又符合李登辉的分裂意图，因而提高了他在民进党中的地位，为他将许信良挤出民进党,独揽民进党资源,最终登上权力顶峰打下了基础。

　　为了寻求党内共识，也为了获取更多选民认同,在许信良主导下，民进党于1998年初举办了中国政策大辩论，经过党内激烈争论，辩论会最后形成四点共识:两岸应该谈判，但不能将台湾“主权”作为谈判前提;采取“全方位谈判”策略；实行“政府对政府”谈判，反对“党对党”谈判;两岸经贸交流采取“强本西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这四点共识可以说是民进党当时的两岸政策基调。

　　总之，此段时间内，民进党两岸政策的主要特点是淡化“台独”、积极谋求参与两岸事务,但也决不放弃“台独”主张。由于在寻求政策过程中内部的矛盾斗争十分激烈，最终也没有形成统一的两岸政策。而促使民进党进行政党转型的主要因素是:其一,国民党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推行一条不断走向“隐性独台”的路线，远较民进党赤裸裸地搞“台独”有欺骗性，容易赢得民众的选票，为了选票民进党不得不面对现实；其二,是国际形势所迫；其三,最为关键的还是祖国大陆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并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压缩了“台独”的生存空间，民进党不得不寻求“务实台独”的策略，以求突破发展瓶颈。

　　三、从主张“台独公投”到“台湾前途决议文”追求“事实独立”(1999年5月至今)

　　自1996年以来祖国大陆进行了一系列反分裂反“台独”斗争,1997年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克林顿访华明确宣布对台“三不”政策,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产生重大冲击，民进党在1998年底“三合一”选举中失利。为了突破困境,也为了在即将来临的2000年“总统”大选中争取选票，民进党不得不进一步淡化“台独”,并在两岸政策上做出实质性调整。1999年5月,民进党抛出了“台湾前途决议文”，成为民进党现阶段大陆政策的纲领文件。2000年取得政权之后,面临执政危机的陈水扁当局,在两岸关系上一方面不断做出缓和两岸关系的种种姿态,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手段拒絶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同民进党内的基本教义派站在同一立场,坚持其既有的“台独”主张及分裂立场。与此同时，民进党内“务实派”基于巩固执政地位的考虑,主张继续推动民进党两岸政策的转型,修改“台独党纲”,但这股声音在党内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再受到强力打压,民进党的转型之路困难重重。

　　(一)“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出台和“总统”选战中的策略性调整。

　　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上海明确宣示对台“三不”政策,在香港正面肯定“一国两制”,对民进党及“台独”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针对此，民进党中常会发表“七点声明”提出“台湾为一已经独立的国家，任何改变台湾独立现状的要求，都必须由全体台湾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加以认可”。其中与过去民进党两岸政策的表述最为明显的不同有两点：一是强调“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不是需要去追求的目标；二是将公民投票的目的由原来的“建立台湾共和国”转变为“任何改变台湾主权独立现状的要求”。1998年底“三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受挫，再次突显了台湾主流民意对“台独”的排拒。为了突破发展瓶颈,迎接2000年的“总统”选举,1999年初,陈水扁提出了所谓“新中间路线”，声称要以“国家安全为主轴”，“跳脱传统的思维看统独”,走第三条路，并以“两个华人国家定位两岸关系”。

　　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再次就是否修改“台独党纲”展开激辩。最终达成了“不动党纲本文,另提决议文对党纲进行解释”的共识。1999年5月8日,民进党八届二次“全代会”以233票赞成、21票反对的压倒优势，通过了由“新潮流系”林浊水和前政策会执行长郭正亮起草中执会讨论修改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该决议文的出炉是民进党1991年将“台独”列入党纲以来,对两岸政策作出的一次重大调整,成为民进党两岸政策由“激进台独”向“追求事实独立”转型的纲领性文件。与此之前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相比，“台湾前途决议文”出现了三个新的变化：

　　一是从原来拒絶接受“中华民国国号”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变为阶段性地承认“中华民国国号”。决议文称，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的主权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与其附属岛屿”;“对外不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并以各种不同名称,广泛参与各类官方及非官方国际组织”;

　　二是对“公民投票”的功能与取向重新进行瞭解释。称，“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湾应尽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实直接民权，并于必要时藉以凝聚国民共识，表达全民意志。”

　　三是主张与大陆进行全方位对话。提出“台湾与中国应透过全方位对话，寻求深切互相瞭解与经贸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构，以期达成双方长期的稳定与和平。”

　　此外,在1999年下半年就开始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民进党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两岸政策主张。11月15日，民进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发表《跨世纪中国政策白皮书》，再次重申了“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主张，并提出四项具体建议:1、两岸积极展开对话与协商;2、两岸对话议题开放,经贸事务、建立军事互信措施、签订和平条约等都可纳入谈判范畴;3、沟通管道多元化;4“鼓励中国政治民主化”。

　　但无论陈水扁的“新中间路线”，还是《中国政策白皮书》，基本上都是为选举而进行的策略性调整,并非实质性的变化，其“台独”的基本理念和最终目标、以及图谋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其中不仅没有触及“台独”党纲，幷且由于党内仍存有争议，这段时期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主张摇摆不定，反复无常。一方面，为了化解国民党打两岸关系及安定牌,竭力淡化“台独”色彩以争取中间选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及党内顽固势力及民进党基本支持力量的态度，因而导致陈水扁面对“独派”一再表态“追求台湾主权独立的目标不变”，并在竞选过程中高喊“台独万万岁”。

　　(二)陈水扁执政后两岸政策的基本框架。

　　陈水扁的上台使两岸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变数进一步增大，和平统一面临严峻的挑战。陈水扁龢民进党一方面坚持其的“台独”立场，沿续李登辉“分裂”路线，另一方面在两岸关系上又采取缓兵之计，作出一些所谓缓和两岸关系的姿态,企图“以拖待独”；坚持“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以所谓维护台湾“安全、对等、尊严及民众福祉”为前提抗拒统一，其“台独”本质并未改变。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陈水扁当局两岸政策的基本框架是:以拖待变,全面投靠美国,维持现状,谋求两岸分裂的永久化、合法化,在“中华民国”招牌下搞“实质独立”，走所谓的“务实台独路线”。其具体做法：

　　一是以模糊、逥避、拖延等手段拒絶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以拖拒统,以拖待独。为了稳定政局，陈上台以后在两岸关系上，虽不敢也不愿公开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甚至在其就职演说中还提出所谓的“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但实际行动上，却采取蓄意模糊、逥避的态度，混淆视听，否认两岸“九二共识”，拒絶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二是大打“民主人权牌”，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欺骗岛内民众。陈上台后，迎合西方“民主、人权”价值观,在岛内外升高所谓“民主、人权”的宣传调门，大肆鼓吹台“民主成就”，声称要将台“重新纳人国际人权体系”，设立所谓“国家人权委员会”。并不断鼓吹“岛内民众对台湾前途有最终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公民自决”。竭力将两岸间的主要矛盾从“统独之争”转移到所谓“民主”和“人权”的对抗上，借“民主人权”的招牌搞分裂活动。

　　三是全力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推行比李登辉更为亲美的路线。与两蒋时期对美国“又投靠又扺制”、李登辉时期“亲日大于亲美”的政策相比,陈水扁推行的是一条全面投靠美国、配合其“以台制华”、两岸“不统不独”战略的路线政策。当选之后，陈水扁积极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向美国显示其与李登辉的区别，力图改变“麻烦制造者”的印象。2000年5月20日前陈水扁将其就职演说稿送交美方征求意见，并公开说他“520”讲话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让美国满意”。陈水扁在政见发表和人事布局等问题上都主动与美国政府通气，充分“尊重”美方意见，要求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同年8月17日，陈水扁关于“统一不是唯一选项”的讲话,明显是迎合了美国当局多次讲的“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必须经过台湾人民同意”的论调，为其推行“台独”路线寻找靠山。小布什上台后摆出一幅对华强硬的姿态,在大幅度增加对台军售的同时，还公开声称要“协防台湾”,陈水扁受宠若惊,甘当美国牵制中国大陆的棋子,使得本已处于僵持状态的两岸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三)民进党内部在两岸政策上存在重大争议。

　　2000年3月18日以来，以“台独”为基本理念的民进党一夜之间成为执政党，两岸关系的走向不仅是岛内外各方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成为民进党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一是祖国大陆坚守“一中原则”以及坚决的反“台独”立场;二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三是岛内国、亲、新在野三党不断以两岸议题对当局施压，敦促其接受“九二共识”，并积极推动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十分被动;四是岛内民众对民进党的“台独”心存疑虑，尤其工商界更是强烈要求民进党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开启两岸谈判，尽早实现“三通”。以上种种使民进党的两岸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此种情况下,党内务实派基于巩固执政地位的考虑，面对岛内的政治现实,意识到岛内主流民意与民进党“台独”立场之间的巨大落差，主张进一步推动民进党两岸政策的转型，但遇到来自党内的种种阻力。

　　民进党执政后，如何处理“台独党纲”的问题再度浮上台面。党内对此主要有三派意见:务实派认为民进党必须转型,甩掉“台独党纲’的包袱,新世纪办公室系“立委”陈昭南向中央提案修改“台独党纲”,一些新世代“立委”也要求“扩大党纲意涵、修改台独主张”;保守派认为，现在还不能轻言修改“台独党纲”，但基于政治现实的考虑，可以少提“台独”党纲，避开来自各方的尖鋭批评;激进派则坚决反对修改“台独党纲”,公然声称“民进党对台湾前途的主张并不因为执政上台而改变”,甚至提出将“台独党纲”作为对抗祖国大陆的“纵深”筹码。党内激进势力的影响力依然很大，而对“台独党纲”存废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陈水扁却一直不表示态度,党主席谢长廷只好采取含糊的变通说法。以陈水扁的“五不已经对台独党纲做出新的诠译”“目前修改台独党纲没有急迫性”来解套。面对党内基本教义派的巨大压力，陈昭南被迫撤回修改党纲的提案，在2000年7月中旬召开的九届一次全代会通过的宣言中，依然坚持“台湾主权独立的立场絶不改变”，长期困扰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包袱仍然无法扔掉,民进党依然突破不了执政的困境。

　　另外,民进党内部在如何处理“一个中国’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基本教义派与务实派的冲突不断,党主席谢长廷关于金门厦门“是同属于一个国家的两个城市”讲话引来党内中一片反对之声,谢的厦门之行宣告流产。此后，谢长廷谈及台湾前途时表示“不排除统一为未来选项”,以及“回归宪法谈一个中国”的讲话，甚至招来基本教义派要“罢免党主席”之灾。基本教义派明确表示，民进党没有可能接受一个中国,务实派推动两岸政策的转型努力严重受阻。最后，为整合党内意见，更为了搪塞来自各个方面要求陈水扁回应一个中国缓和两岸关系的呼声,在民进党的主导下,推出“跨党派小组”的所谓“三个认知、四个建议”的共识，要以“依中华民国宪法回应对岸一个中国的主张”继续逥避拒絶一个中国原则，力图从困境中解套。但其“共识”不仅没有能化解困境，反而引起在野党的强烈质疑与批评。

　　今年元旦,陈水扁又抛出一个变相的“两国论”，即所谓的“政治统合论”，企图借此欺骗世人，达到缓解内外压力的目的。然而，正是由于陈水扁与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逥避实质问题，大玩文字游戏,导致两岸关系混沌不清，使得岛内广大民众对台湾前途缺乏信心，直接影响了台湾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陈水扁上台一周年之际,岛内各种民调均显示，陈水扁一年来的各项执政成绩均为“不及格”，民众对其两岸政策的不满意度仅次于财经政策，排名第二。对此,岛内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两岸关系始终是民进党的烫手山芋,选前如此,选后如此，执政满一年后还是如此。”

　　结语

　　应该说，目前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仍处于变化与转型的过程之中，但其基本格局仍是“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基本框架。而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尤其是面对今年的“立委”及县市长选举，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的走向将继续成为其争取选票的关键，同时也将面对在野势力的挑战。从目前岛内政治现实分析，民进党两岸政策能否朝着务实的方向转型，不仅关系到两岸关系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民进党执政基础能否得以巩固在关键之所在。民进党在未来三年的执政期间采取什么样的两岸政策，人们正拭目以待。

　　（作者与余克礼、党朝胜合着,发表于《台湾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