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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熙玉:中美应更关注半岛问题

  近年来在亚太地区,防务安全与各国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一直是被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重返亚太”、韩朝之间的斗争、中日关系的冰冻等话题一直都被热络地讨论。2014年10月底,中评社记者应韩国国防部邀请采访报导了第三届首尔防务对话,并在之前于首尔对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院长李熙玉进行了独家专访,李熙玉畅谈了中、美、日关系、中国外交、半岛核问题等令人关注的热门话题,表达了自己的独到观点。 

  李熙玉教授作为研究中国长达30年的学者,是韩国有名的“中国通”,他与74名韩国各领域中国问题专家不久前共同撰写出版了共有104个章节540页《中国手册》。他说,这本书“将变成国民书架上的教科书”。他表示,“中国将在2016年至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韩国对最大的市场中国毫无了解的话就没有前途”。

  日试图建立三足鼎立态势 中美新兴大国关系有差异

  记者:您认为,日前日美两国修订的《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中期报告是在军事上针对、遏制中国吗? 

  李熙玉:这个好像是还没决定。日本好像是要在确定日本自卫队范围后,大约在明年左右才会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日本外交正在追求的是一种以防卫合作为核心的身份政治外交(Politics of identity),即,日本的目标是,要搞清楚在美日同盟体制里,在亚洲要抓住怎么样的主导权,与中国要达到怎么样的平衡。所以,日本不是单纯地要在军事上封锁或包围中国,而是试图在中美两强体制里制造出日本-中国-美国三足鼎立的体制。 

  记者:您认为目前的美日关系是怎样的?日本是否正在逐步改变“美主日从”同盟关系? 

  李熙玉:日本在美日同盟体制里寻求活路的这些措施,在现在的国力分布上是不可避免的。美日同盟正在现在的力量分布下运行,并且会逐渐相当稳定,但是从今后长期来看,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日本独立运行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美国在经济危机后,很难继续实行控制全球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日本才实行了外包形式(Outsourcing Diplomacy)的战略,所以美日同盟体制可以看做是相互利用的一个体制。

  记者:您认为,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兴大国关系”有着怎样的理解? 

  李熙玉:中国所说的“新兴大国关系”与美国的接受态度有很大差异。“新兴大国关系”的三大要素是“不对抗、不冲突、合作共赢”,这也意味着中美之间正处于“冲突”和“对抗”中,也就表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再稳定”。 

  从中国的“新兴大国关系”的核心可以看出中国在历史上首次试图进行了强大国家改革(great power reformism)。在中国进行中国式强大国家改革试验之时,美国还没做好迎接中国挑战的准备。所以在这方面出现了对新兴大国关系的认识偏差。 

  就我看来,中美两国产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国际问题、地区问题、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等问题,而不是来自于中美两国本身的问题。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最终使新兴大国关系趋于稳定。

  韩日关系难修复 中韩已迈向全面发展

  记者:您认为,中日矛盾和韩日矛盾有相通之处吗? 

  李熙玉:虽然中日矛盾与韩日矛盾有相通之处,但是,也有不同点。就历史问题举例来看,相似之处是,日本从战后体制、和平体制里脱轨而出,在积极追求和平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历史修正主义(revisionism)国家,在这一点上,中国与韩国都很担忧。中国与韩国有着相同的历史记忆(history memory)。 

  不同之处是,中国与日本之间,在历史、领土问题等大方面的问题上存在矛盾,但两国本身的矛盾不是很大。例如,没有慰安妇问题的深层矛盾,而是在大框架上,因为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及对日本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等这些方面存在矛盾。但是,韩国与日本之间很深地牵连着慰安妇问题的国际人权问题,在韩日关系上,日本一直没有提示新的解决方案,所以,也有人评价说也许中日关系会先于韩日关系得到改善。

  记者:您认为,韩日关系难以修复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李熙玉:我认为韩日关系基本上(都是自主国家)在安保问题上有合作的空间,但是历史上的问题很难解决。韩日关系里,历史问题不是历史进步(history progress),而是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安保或者说安定感。即,这已经成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不是通过安保和历史交换,或者通过经济和历史交换等协商和对决的方式就能够解决的。 

  因此,历史问题是对韩日间经济问题或安保问题也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因素。朴槿惠总统对此也说过‘加害人与受害人是经过千年也不会变的’。在政治上领导人发表过的言论是无法收回的,在政治学上称为“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这既适用于安倍首相也适用于朴槿惠总统,所以在现实上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记者:中国渔民同韩国海警的摩擦由来已久。您认为,这个问题会损伤两国关系吗?两国应该如何阻止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李熙玉:中韩关系已经得到全方位发展,类似渔民事件的发生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我认为这应该从实务方面来解决。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危机管理系统的良好运行,但对于渔民问题,韩国与中国还存在认识上的差别。 

  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在管制渔民们的非法作业,也存在不能有效解决渔民生存权的问题。从韩国的立场来看,全球变暖而导致渔场变化,使得捕鱼量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非法捕鱼作业,使得韩国渔民的生存权受到更大的威胁,所以才会不断发生冲突。 

  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生暴力现象,这些暴力事件,中国由于中国渔民的死亡而认定为是领事事件,韩国方面则主张依法处理。我认为这样的事件完全可以通过领事合作来解决,以防止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这样的问题不会对中韩安保关系或者政治合作关系产生较大影响。

  韩朝存在诚意问题 中美应更关注半岛

  记者:10月14日,朴槿惠总统首次提及了“用对话解决5·24措施”。您认为,该措施未来是否应作出改变,甚至被解除? 

  李熙玉:这是朴槿惠政府推进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在任期内打好解决统一问题的基础”;还有“统一大发论”(注释:韩国总统朴槿惠通过提出“统一大发(大发=好、给力)”的理论,强调半岛统一的重要性,并要求人们对半岛统一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以及建立统一准备委员会,并且朴槿惠通过德累斯顿宣言(Dresden Declaration)表示要对朝鲜实行人道主义援助。而这里最大的绊脚石就是5·24措施。朴槿惠所谓的 “通过对话来解决5·24措施”,就是试图要寻找韩朝关系的突破口。 

  对于“5·24措施”的导火索,即延坪岛天安舰事件,韩国政府认为,如果朝鲜采取诚恳措施,表示出对话诚意,那么韩国也将减少对彼此的意识差异,拿出诚意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这点上来看,这是韩国政府转向对朝鲜提案的一个信号。 

  我认为韩朝关系上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诚意的问题,另一个是门槛问题。国际社会要求韩国降低门槛,而韩国政府或美国等国家则要求朝鲜先拿出诚意。大家都试图从对话中来调节这一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 

  记者:您认为中美两国连手处理半岛核问题是否会有积极的效果? 

  李熙玉:中国对韩半岛的政策正在逐渐改变。韩半岛有三个原则,分别是韩半岛稳定,韩半岛无核化,和通过对话和妥协来解决问题,中国对韩半岛的无核化立场非常坚定,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与美国具有一起合作的基础。但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现在正专注于国内政治,韩半岛的核问题不在奥巴马外交政策的优先顺序上,所以,对于韩半岛的核问题,还需倾注更多关注,以寻求解决方案。

  “习式外交”有亮点 中国应消除他国戒心

  记者:您如何评价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外交理念? 

  李熙玉:中国强调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环。中国自认为在国际水准上与美国还存在实力差距,认为自己还不是G2。因此,中国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致力于打造强国基础。这就需要坚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构筑合作基础。 

  命运共同体,是处于安全意义上的考虑,可以说是与责任共同体具有相似的概念。利益共同体则是指经济方面的合作,即,强调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利益。这样的外交理念,是把责任与安全、经济问题统一起来,共同解决的复合型外交理念。并且这也是中国强调要积极为东亚发展做出贡献的奉献外交中的一环。最近中国重提的“一路一带”政策,也是中国以命运共同体及利益共同体的具体政策来体现的。 

  记者:从整体上讲,您如何评价“习式外交”? 

  李熙玉:习近平式的外交才刚刚开始,还没完全确定。习近平外交的核心,第一是国内政治稳定优先于外交。要稳定国内政治,改善国内政治与民生问题,就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习式外交围绕这点展开。 

  第二,“习式外交”以更积极的姿态强调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如果说过去中国是在美国制定的秩序里行动,那么现在可见中国对与自己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部分,要积极发挥制定规则的作用(rule setter)。 

  对这部分,周边国家因为对中国这样的变化还不确定,所以有受到威胁的意识倾向。对此,中国政府需要做出外交努力:通过软实力(soft power)、魅力攻势(charm offence),还有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等方式,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强大而产生的威胁感,与周边国家共享利益。

  记者:您是中国通,您对习近平主席个人的形象如何评价? 

  李熙玉:韩国成均中国研究所在习近平访韩之前,翻译出版了《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并在习近平访韩时分别转交给了习近平主席和朴槿惠总统。我认为,习近平主席非常善于沟通,很有交流技巧,掌控现场,以身作则,在外交政策上也尽量遵守承诺,实行了慎重的外交。 

  韩国国民也认为习近平主席具有大国风范,在其深化改革方面也是友好看待。特别是习近平访韩后,韩国对中国舆论大有改善,这也是领导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记者:中国一贯强调和平发展,为什么一些国家仍然觉得中国是威胁? 

  李熙玉:尽管中国强调和平发展,但是周边国家还是感觉受到威胁,原因就是,对于中国的强大,周边国家不能很好的区分中国形象与实体的差别,从而引发了上述误会。 

  很多国家认为,中国的强大会对周边国家带来威胁,而不是机会,我认为这是有势力在制造威胁,并从中谋取利益。这样就会加强韩美同盟,或者是韩美日安保同盟,或者是加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作用,我认为问题正出在这方面。从中国立场来看,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做出上面曾提到的那些外交努力才行。

  (记者:郭至君 林艶 崔银珍/2014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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