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来看，美国对民进党“台独”理念提供了重要支撑，特别是美国“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住民自觉论”等，都成为后来民进党各种“台独”理念变体的重要“先声”，但同时美国也因担心被“台独”拖进与中国大陆的持续对抗而对民进党“法理台独”有所约束和限制。

　　第一节　美国“台湾地位未定论”与民进党“台独”意识形态的内在契合

　　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开始抛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The Theory of the Undetermined Status of Taiwan，也被称为“台湾主权未定论”the Theory of the Undetermined Sovereignty of Taiwan），这也成为后来民进党追求“台独”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台湾地位未定论”及其由此衍生的“住民自决论”，“台湾民族论”、“台湾命运共同体论”等都先后成为民进党追求“法理台独”的重要理论根源，其影响与危害深远，不容小觑。限于本书探讨的主题，这里重点论述美国“台湾地位未定论”、“住民自决论”与岛内“台独”运动的内在关联。

　　一、美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历史语境与演变脉络

　　还原历史现场来看，美国一直图谋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本节中有必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历史溯源。1943年10月，也即在开罗会议前夕，美国总统及其高度倚重的国安会成员等最高层决策圈在研究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时，就曾酝酿考虑过不应该把台湾归还中国，而是要把台湾打造成“重要基地”的方案。1946年，美国驻台新闻处处长罗伯特·卡度提出与“台湾地位未定论”意涵相近的论述，主张让“联合国托管台湾”。1947年10月15日，罗伯特·卡度再次声称，“台湾地位并未完全确定下来，在正式完成缔结对日和约之前，台湾人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台湾的未来。”这种论述后来影响甚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做是开启了后来在岛内兴起的“台湾住民自决论”的“先河”。

　　1947年11月，《新民晚报》刊文指出：美国驻台官员与台湾议员秘密会晤时表示，在对日和约缔结之前，台湾归属问题尚未从法律上得到确定，因而台湾的地位并不完全确定。如果台湾试图从中国脱离出去，或同意以“托管”的方式融入美国，美国愿意采取措施给予配合。几乎与此同时，美联社也刊文称：台湾的分离运动正在加速进行，未来或将以“全民公投”的方式来重新确定台湾的“主权”问题。消息传出后，在中美之间引发较大风波。这些消息的接连出现，也的确折射出美国准备策划台湾从中国分离“独立”出去的图谋。

　　1947年3月6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的一周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致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声称“美国在台湾的声望很高，台湾人迫切希望美国能够介入，以实现被联合国托管或被美国托管的愿望。”1947年9月，司徒雷达在与“台独”分子廖文毅等人会晤时称，“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值得奋斗”（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 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由此可以看出，在1947年的时候，美国就已经把“托管台湾”和“支持台独”当做重要选项来加以考虑。

　　1948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等都曾提出过“台湾地位未定”的谋划，但当时在美国特殊政治氛围特别是已经显现出“谁失去了中国”责任认定的情势下，美国总统没有轻易采纳。

　　1949年2月15日，在国民党败局已定、准备撤往台湾时，国务院根据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的建议，致信美驻台北总领事克伦茨，要求对方先在岛内“扶植台湾自治运动”，将来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鼓动相关理论在台湾策动“起义”制造混乱局面，这时候美国进行介入的话，“在道义上讲就是无可争议了”，也可以避免“招致国际上的批评和谴责”。为避免消息泄露，信后还专门标明：“阅后务必烧毁。”美国当时支持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谋划可见一斑。

　　1949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建议，应该在台湾发展“自治运动”，并协助台湾“在经济上实现自足”，杜鲁门对这一建议颇为认可。

　　1949年3月，迈克阿瑟表示，“在对日和约签定之前，台湾仍属于盟军总部”，“中国政府只是一个托管者而已”；1949年4月15日，美国国务院新闻事务特别助理迈克德·莫特声称，“只有签署对日和约条约之后，台湾归属问题才能完全确定下来”。迈克德莫特这番言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标志着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开始正式粉墨登场，其影响效力延续至今，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特别是和平统一投下重大变数。

　　自此之后，美国明显加速了推动台湾“自治”或“独立”的步伐。1949年3月1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发布报告，“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依然是被占领的领土……没有国家承认台湾被并入中国……台湾内部反而有要求自治的要求”。1949年6月9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与联合国司制定联合报告，提出先指导岛内的“台独”分子提出被联合国“托管”的诉求，然后美国和盟友在联合国提案通过，最后实现所谓台湾“独立”计划。1949年6月下旬，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凯南制定了更为激进的计划，就是让美国和盟国出兵占领台湾，先形成既成事实，然后再利用舆论操控等鼓动台湾民众发起所谓“公投”，“要求联合国托管或直接宣布独立”。1950年1月，杜勒斯表示，最好把台湾作为“非自治地”交给联合国“托管”。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来看，岛内“台独”势力动辄谋求以所谓“公投”来追求“台独”的做法其实在七十余年前美国那里就已经有了精心设计。不过美国当时迫于国际形势压力，操作手法比较隐蔽，而今日岛内“台独”势力则更为显性。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所谓“协防台湾”，同时还发表声明称：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到太平洋地区恢复安全、对日本的和平条约订立、或经联合国审议后才能决定。这一般被认为是美国国家领导人正式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

　　无论是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还是1952年的所谓“中日和约”，里面都为中国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即只说明日本“放弃”对台湾的“权力”，但对台湾究竟归属何方却只字未提。这就为后来“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进一步发酵和美国持续炒作提供了重要条件。1970年美国国务院在给参议院的信函中还在表示，“台湾和澎湖群岛的主权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将来必须依靠国际性解决方案”。直到2007年9月5日，针对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还向潘基文致函抗议，表示强烈不满，声称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从上述历史描述中，可以清晰看出，美国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完全是美国一手炮制和精心策划的产物，没有任何法理可言。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邱宏达对于美国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原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是个战略岛屿，不能被共产党政权掌控。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若能控制台湾，有助于从南北两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因此，美国需要为继续插手台湾问题制造藉口。”邱宏达的解释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于史有据。例如，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对当时台“驻美大使”顾维钧威说，“不能把台湾看作是中国领土，否则，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便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二、民进党“台独”理论对美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承继

　　美国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前后，中国各界高度抗议。1944年7月24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战后台湾必须归还中国”。1944年9月12日，中共代表博古也提出，“战后台湾必须归还中国”。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当时国共两党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对于“战后台湾必须归还中国”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共识。但后来在台湾成立的民进党却将“台湾未定论”视为自己“台独”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直到现在，岛内一些“台独”基本教义派还在幻想着，只要美国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立场，台湾就有机会“公投制宪”，就可以实现“独立”长远目标。

　　民进党最为重要的建党理念就是“台湾独立”（简称“台独”），这是台湾“独派”的核心政治理想即所谓“家国认同”。当然，民进党的“台独”理念并非上世纪八十年代创立时才产生的，回顾历史来看，二战后不久，台湾已经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当时国民政府对台湾只是“治权”的“接收”，而不是“主权”的“拥有”，所以台湾的地位依然是“未定”。岛内这种声音的出现，并不是原生自发的，而是与美国等外部输入有着密切的关系。

　　1946年1月12日，当时的中华民国将台湾民众的国籍由日本国籍更改为中华民国国籍，此举引发外部较大反弹。1946年8月份，英国驻华大使馆专门致函称，“英国政府认为仍应遵守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在与日本订立和平条约之前，台湾主权并未移交中国”，“因此，台湾虽已为中国政府统治，英国并不认可将台湾人的国籍恢复为中国国籍，。”1946年11月，美国国务院也积极跟进，立场与英国如出一辙。此外，当时的荷兰等国也持相同立场。这显然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变体。两蒋时代，台湾当局采用各种方式严惩“台独”，对英美等外部“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提出抗议，但并没有在理论上进行系统而有力的驳斥，使得这一理论得以谬种流传，而且很多“台独”分子对此深信不疑。

　　“台独”大佬黄昭堂、彭明敏等认为，当时是“麦克阿瑟对蒋介石发出命令，幷且蒋介石接受了命令，这是一个主导者与代理者之间的关系”，如此演绎推论，即是说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无对台湾的“主权声索依据”，而只是执行了麦克阿瑟的命令。“独派”学者陈荔彤认为，1950 年杜鲁门发表声明后，美国对台湾的定位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主要是想设置法律障碍，避免台湾“落入中共手中”。在另外一些“台独”势力看来，台湾是处于“悬空的割据”状态，应该是当时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之下的“未合并领土”（unincorporated territory）。

　　民进党创党时提出的“住民自决”就是建立在“台湾地位未定论”基础之上的。1988 年4月17日，民进党“临全会”通过决议宣称，“台湾依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及1952年‘台日和约’之规定，都未以和约决定战后主权之归属，故其主权并未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李登辉上台后，对“台湾地位未定论”不再打压，反而给与高度认同。由于李登辉在台湾政坛独特的具有“教父”级的地位，“台湾主权未定论”在岛内的传播面和接受范围变得更加广泛。

　　三、民进党执政后对“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背离

　　有意思的是，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对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一直奉为“圭臬”，但等民进党执政后，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则不再接受。2004年，陈水扁明确表示“台湾地位已经确定”，“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后来也成为民进党内部一种比较重要的声音，即认为“中华民国是台湾”，包括后来蔡英文都予以认同和坚持。民进党的“中华民国是台湾”，当时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形成了鲜明的分野和对立，一度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2004年，时任陈水扁当局“考试院长”姚嘉文声称，“台湾地位未定论”完全是错误的说法，“旧金山和约”之后，在“主权”问题上台湾与日本已经没有关系，台湾“主权”只属于2300万的台湾人民。苏贞昌也跟着叫嚣，“台湾就是‘独立’国家，不然大家怎么会选出台湾‘总统’呢？”

　　从上述系列引述材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民进党以及部分深緑和铁杆“台独”分子对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认为“台湾过去的国际地位未定，但是今日的地位已定”，“经过台湾岛内外人民四五十年的努力，台湾人民实质上已经形成自决，台湾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独”分子之所以会有这种认知上的巨大变化，主要原因就在于，如果民进党再继续死守“台湾地位未定论”不放的话，那么民进党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不复存在，无论是陈水扁八年执政还是目前蔡英文在台，也就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

　　四、“台湾住民自决论”：美国与岛内“台独”势力的共谋

　　1942年初，美国国防部远东战略小组乔治·克尔（George Kerr，中文名为葛超智）为美国军方准备了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认为决不能“把台湾交给中国人”，而应该先对台湾“托管”，再由台湾民众以“公民自决”的方式实现“独立”。乔治·克尔后来曾任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副领事，其所撰写的《被出卖的台湾》中提出的“台湾独立和自治”的观点在海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出卖的台湾》早期在台湾被列为禁书，据台湾前卫出版社社长林文钦回忆，1965年《被出卖的台湾》英文版出版时，国民党非常紧张，出动人员到美国将此书全部收走，甚至向美国出版社施压，不准再出版。1974年该书由陈荣成和几位留学生共同将此书翻成中文版在海外流传，但当时并未正式印刷，也没有书号，只是在一些留学生中私下借阅传播。此书汉译本的正式问世，最早是由日本“玉山书社”出版。而台湾最早的汉译本是深耕（伸根）杂志特刊本（底本应是日本汉译本），后来才由该杂志印成书本销售。1991年由前卫出版社社长林文钦引进版权，在台湾正式出版。2014年，该书由台湾学者詹丽茹和柯翠园重译校注，由台湾教授协会发行。《被出卖的台湾》英文版目前可在互联网免费下载。《被出卖的台湾》中提出的“独立和自治”以及当时国际社会对“台湾地位和未来应由台湾人民决定”的相关言论后来也成为民进党“台湾住民自决论”的重要滥觞。

　　上世纪70年代，许多台湾留学生在海外读过后，内心受到极大冲击，许多人因此纷纷投入“台湾独立运动”。此书之所以鼓吹“台湾自治”，主要目的是为“美国必须设法控制台湾”提供合法性包装。在乔治·克尔看来，台湾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首先，美国可以把台湾打造成为在亚太地区的商业集散中心。其次，台湾拥有独特的战略地缘价值。再次，美国可以利用台湾封堵中国的出海口。1947年5月26日，克尔又向国务院递交一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尽快采取措施，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或由美国来“监管”。

　　由此可见，美国炮制所谓“台湾住民自决论”，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赋权于民”、“为台湾人民主持公道”，而是为将台湾分离从中国出来、满足美国战略利益需求提供一个藉口。美国的这一图谋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直到1983年美国参议员格林（John Glenn）还在参议院抛出决议案，声称“台湾的前途必须用和平的、台湾住民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不应有任何胁迫。”1983年11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高票通过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法案”，声称“台湾的前途”必须以台湾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而不应该是强迫性的。“这一法案所隐含的所谓‘自决’思想后来被在美国的‘台独’组织带入到台湾，逐渐成为“台独”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独分子”从逻辑上推演，既然“台湾地位未定”，就需要创造一种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所谓“住民自决论”（后来被称为“台湾人民自决”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产生，核心意涵是指台湾未来的地位由台湾人民通过合适的程序自行决定。

　　在美国炮制“住民自觉论”的同时，岛内也开始滋生类似的论调，与美国相互唱和。早在1946年6月，“台独”分子黄纪男（时任台电公司职员）就以“台湾青年同盟”主席名义，向美国驻台领事乔治·克尔（George H. Kerr）提出请愿书（petition），要求对方将请愿书交给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希望台湾能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成为像瑞士一样的“中立国”。1946年6月，黄纪男又趁英国派团来台考察日月潭电厂时机，将请愿书副本偷偷塞到一位英国团员的房间，请他将台湾“公投独立”的诉求转达到国际上去。1947年1月，黄纪男带领150个团体代表、共800余人再次向美国驻台领事馆递交请愿书，要求对方将请愿书发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声称“在联合国与日本的合约缔结之前，台湾未完全归还中国”（Taiwan has not yet perfectly returned to China before the Peace Treaty concludes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Japan），必须由联合国在台湾进行联合执政，切断台湾与中国的政经关系，才能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黄纪男又向赴台考察的魏德迈中将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提出应该推翻暴虐无道的国民党政权，让台湾人民享有自决之权”。“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创会会长蔡同荣长期推动以“公民自决”也即“公投”来决定台湾前途，因而被人称为“蔡公投”，声称“除非由台湾住民来决定台湾前途，否则台湾问题不会得到公正解决”。

　　1970年代以后，海外“台独”运动相对衰落，用“台湾住民自决”取代“台湾独立”成为当时很多“台独”分子的主要主张。1970年12月25日，在白色恐怖弥漫的时期，余登发等人还发表声明称“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台湾1700万民众来共同决定”。而这也成为后来民进党“台独”党纲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在其党纲中就延续了党外时期的“住民自决”论调。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杨锦麟才认为，民进党在创生之初就带着“住民自决”的印记。

　　时任民进党中常委谢长廷称，“我赞成‘自决’”。当时岛内还有很多分裂势力把“台湾住民自决”和“台湾独立”等而观之。

　　“台独分子”在“台湾住民自决论”基础上又进一步炮制出“台湾民族自决论”，企图塑造所谓“台湾民族”来对冲和解构岛内民众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其背后的逻辑推理是：并非所有的台湾人都是来自大陆，因而台湾人不属于中华民族一部分。例如，“台独分子”廖文毅就用混杂血统论建构“台湾民族”，认为从血统上来追溯的话，台湾人身上流淌着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国的血，与中国大陆的汉族并不相同。而“台独分子”王育德则声称，民族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汉民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确立了民族意识，因而台湾民族不属于汉族。

　　小结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出，美国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精心炮制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放弃。美国此举最重要目的是想为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制造一种“合法性支撑”，以便更好地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美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成型和传播，对岛内早期“台独”势力活动特别是后来民进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想资源”，直接催生了“台湾住民自决论”和“台湾民族论”，成为岛内緑营势力拒絶两岸统一的重要藉口。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一部分，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法理依据来看，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美国如何炒作或是岛内“台独”势力如何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歪理邪说来谋求“法理台独”，最终的结局都注定是死路一条，任何人或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两岸迈向统一的历史大势。

　　第二节　美国对“台湾独立”的担忧与对民进党“法理台独”的规制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出，美国炮制的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住民自决论”等，都直接催生了民进党后来的“台独”意识形态，对民进党“台独党纲”的构建和广为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支撑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因担心台湾宣布“独立”导致两岸陷入战争并把美国给牵连进来，美国一直对“法理意义上的台独”抱持着高度防范的心理。当民进党在“台独”道路上滑向“激进台独”和“法理台独”，如陈水扁时期，美国就果断出手，给与敲打和警告，这在客观上也对民进党构成了制约作用，起到了“刹车片”效果，迫使民进党不敢在“法理台独”的道路上过于嚣张狂妄。

　　一、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意涵及其对“法理台独”“不支持”态度

　　在2007年和2013年美国国会研究部的报告中，都对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One-China Policy）给予瞭解释说明，二者大相径庭，相关措辞也高度一致，都认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One-China Policy）与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One-China Principle）二者之间虽有交集，但更有差异。该报告认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核心意涵有：美国从未明确阐明过对于台湾“主权”的定位，美国认为台湾地位“未定”；美国只是“认知”（acknowledge）而不是承认（recognize）“一个中国”；美国既没有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也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声索”。

　　从上面几点中可以看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已经成为美国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延续至今的重要“遗产”之一，这其实已经构成了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政治基础的重要冲击。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美国不“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言外之意就是美国“不支持”（not support）甚至是“反对”（oppose）“台独”。

　　2001年4月24日，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美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中表示，美国将会“尽一切努力协防台湾”（Whatever it took to defend herself）。岛内媒体闻之欣喜若狂，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准备直接卷入台海冲突，更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台“战略模糊”政策转为“战略清晰”。但即便如此，当媒体询问，若是“台湾宣布独立引发台海冲突，美国会如何应对”时，小布什的回答则是“‘台独’不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内容，台湾不应该发生‘台独’。”由此可见，美国对于所谓“宣布台湾独立”是完全不支持的。这表明，陈水扁一再恣意妄为，也使得其在美国面前的政治信誉开始走向破产。

　　2007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幕僚长维尔克森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台湾若是宣布“独立”，无异于自杀，美国不可能武力协防台湾。2007年8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资深研究员史文（Michael D. Swaine）披露，“希拉里两年前曾对我说，美国不可能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发生战争’。”2012年2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表示“美方拒絶任何‘台独’主张”，相较于以往的“不支持”，这一次使用“拒絶任何”，显然在措辞的语气上更为强烈。

　　2019年2月13日，因应“公投法”松绑后，“喜乐岛联盟”酝酿推动“独立公投”，“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孟雨荷（Amanda Mansour）表达美方对于两岸任何一方不应企图片面改变现状的立场，明确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公投。2017年12月份，民进党当局藉助所谓“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来打压政治对手，威慑岛内统一力量，美国也积极出手，担心民进党当局若继续在“台独”道路上暴走，将会引发台海局势动荡。“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James F. Moriarty）就表示，他“担心‘促转条例’造成社会分裂与北京的反应”，“希望民进党政府处理过程不要太过激烈”。

　　二、美国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与对民进党当局“法理台独”的威慑

　　陈水扁执政时期，经常在两岸政策上制造毫无“预警”的巨大“意外”，引发外界也包括美国的高度不满。例如，2002年8月3日，在此前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陈水扁突然抛出所谓“一边一国论”，让外界错愕不已，直接导致台海局势骤然升级，这也让当时正忙于反恐战争、根本无法分身的美国对陈水扁的极端性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美国白宫、国安会、国务院等接连表态，明确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2002年10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在墨西哥举行的APEC峰会上，公开指责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完全“搅混了台湾海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并要求当时代表台湾与会的李远哲务必向陈水扁“转达此一不满”，要求陈水扁以后不要再继续制造“意外”。

　　但美国的约束并没有起到美国期待的约束性作用，此后陈水扁依然是“知错故犯”。2003年9月28日陈水扁“旧病复发”，且更为恶劣，直接抛出“台独时间表”，声称2006年要“催生台湾新宪法的诞生”，并到2008年5月20日正式落地实施。对于陈水扁的这一冒进之举，美国极为不满，次日也即9月29日的新闻记者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以一种非常罕见的方式重新复述了此前陈水扁曾经对美国承诺过的“四不一没有”全文，等于是对陈水扁的“直接打脸”。10月19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泰国曼谷出席APEC峰会时，也再度重申美国不支持“台独”的政策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陈水扁时期接二连三推出“台独”挑衅之举，遭到美国公开批判。薄瑞光指责陈水扁是冒险躁进者（brinkmanship），是一种“冲撞红线”（pushing the envelope）行为，影响台海两岸互动气氛与亚太区域情势，导致台海局势风高浪急、波诡云谲。对此，小布什时期国务卿赖斯在其卸任后出版的第二本回忆録《无上荣耀——我在华府岁月的回忆》，书中痛批陈水扁任内所推动的台湾“入联公投”，其实就是“台独公投”，使美国政府芒刺在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在回忆自己在2002年7月1日到2006年1月25日担任“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的3年半时间里，坦诚“我一直有忧虑……我其实是要防止战争发生。”对于陈水扁搞“法理台独”，“美国在台协会”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包道格回忆说，在那之前，“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曾经是“沉睡的角色”，但因为陈水扁走“激进台独”路线，当时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警醒的“美国在台协会”建立快速反应团队，并配备新的通讯工具，以便一旦有事，能够以最快速度与白宫和台方联系上。不但如此，包道格还专门到白宫向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汇报“台独”的危害性，认为美国若不对陈水扁加以约束，将会有大麻烦。小布什对此表态称，“我不拐弯抹角（I don’t do nuance），我反对台湾独立。”2003年12月9日，小布什在与到访的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晤时，公开表示，“美国反对单方面试图改变台湾现状的做法。”

　　对于陈水扁末期强力推出的“入联公投”，美国也是严阵以待。2007年6月18日，陈水扁当局正式宣布“入联公投”，图谋“以公投绑大选”，在2008年“大选”时同步进行“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消息公开后，美国反应强烈。陈水扁宣布这一消息的仅仅三个小时之后，美国国务院立即予以警告，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成员资格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因而对于陈水扁当局主推的“入联公投”，美国持反对态度。6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指责陈水扁“入联公投”是迈向“台独”的一步，公开要求陈水扁收回“公投”错误提案，否则后果严重。对于美国的一再警告，岛内陈水扁当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也让美国更加紧张。2007年9月11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专门发表长篇演讲，详细阐述美国政府反对“入联公投”的立场和具体理由，明确提出“美国必然会强烈反对公投这样的倡议”。收到警告后的陈水扁当局在选举的巨大压力下，虽然表面上对美国有所服软妥协，但实质动作并未停止，这也引起了美国高度不满，迫使美国以更高层级的领导人物出面表态。2007年12月21日，美国国务卿赖斯亲上前线，明确表示陈水扁当局推动的“入联公投”是一项“挑衅性的政策”，美国“坚决反对”。

　　直到后来较长一段时间，美国依然对民进党疑虑较深。例如，2012年民进党在华盛顿恢复民进党驻美代表处时，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提醒民进党既要注重搭建与美国沟通的管道，也要注意向美国传达的信息内容。

　　民进党经常沉溺于“以自我为中心”，误认为只要民进党在台湾“大选”中获胜，无论是美国还是大陆，都不得不向民进党靠拢。2014年7月，蔡英文表示，“如果民进党在2016年‘大选’中胜出，大陆自然就会创造条件向民进党靠过来。”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民进党也有这样的幻想，误以为只要鼓吹大陆威胁，就能够寻找到与美国的“利益交集”，就可以恣意妄为。但这其实完全是美国的误判，已经去世的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容安澜（Romberg Alan）就曾表示，美国“必须警惕台北的政治操弄，防止被裹挟着陷入漩涡”。美国由于对民进党两岸政策深度忧虑，多次要求民进党及时调整两岸政策。在这一时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Bush）等人多次表示，民进党必须调整两岸政策，才能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民进党得票率超过50%，才能最终胜选。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美国对“激进台独”特别是“法理台独”的约束和看管也从未放松。2018年岛内“独派”力量“喜乐岛联盟”等谋求推动“台独公投”，引发美国高度警惕。美国指派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睿哲专门发表公开信，专门指出郭倍宏推动的“台独公投”触及到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从来没有公开承诺“协防台湾”，美国有人主张可以把台湾当做资产来对抗“中国修正主义（revisionism）”，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政治势力就可以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第三节　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版本演变及其对民进党的刺激效应

　　近年来，在台湾当局的幕后推动和美国保守势力的持续炒作下，沉寂已久的美国“对台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重新浮出水面，甚至有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将其往法律化方向推进，妄图将其与“与台湾关系法”和“与台湾交往法”等量齐观，同时作为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法律支撑和美国“一中政策”的核心意涵。本书以过去近四十年美台关系的历史演变作为考察背景，尝试对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六个版本进行初步整理，并对其背后的发展脉络做一简要梳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罗列了目前关于“对台六项保证”的五个版本并对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第二部分主要对“对台六项保证”初创时期的历史场景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其中也会评析“对台六项保证”对民进党的影响，第三部分则对后来的历史演变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再度炒作“对台六项保证”的情况及其在岛内的接受特别是民进党对其“想象性接受”进行评析。

　　一、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策略与“对台六项保证”的版本分歧

　　1982年7月14日下午5点，也即在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出台之前，美国政府为提前安慰台湾当局，指派“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James R. Lilley）传达六点口头保证。由于当时整个会见为最高机密形式，只有蒋经国、李洁明和时任台“外交部长次长”钱复三人在场，并无任何机要秘书记録，也“没有书面记録”（no paper trail）可供查询，因而此后对“对台六项保证”的具体内容一直众说纷纭，版本各异。现将主要版本略作整理如下：

　　版本一（台“外交部”网站版）

　　1.美国未同意在对我军售上，设定结束期限；

　　2.美方对北京要求就对我军售事宜与其事先咨商事未予同意；

　　3.美方无意扮演任何我与中国大陆间调解人之角色；

　　4.美方将不同意修改“与台湾关系法”；

　　5.美方并未改变其对台湾主权之一贯立场；

　　6.美方不会对我施加压力与北京进行谈判。

　　（这一版本最早见于“中央日报”（台湾），1982年8月18日。）

　　版本二（AIT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版）

　　1.美国无意就对台军售设下截止日期；

　　2.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议题事先与中国咨商；

　　3.美国不会修改“与台湾关系法”；

　　4.美国无意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不能施压迫使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

　　5.美国不会改变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即这一问题需要中国人自己和平的解决。美国也不会施压要求其与中国协商；

　　6.美国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主张。

　　版本三（台“外交部长次长”钱复版）

　　1.美国不会同意设定期限停止对台的武器出售；

　　2.美国不会同意就对台武器销售问题和中国进行事先磋商；

　　3.美国不会同意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扮演调解人；

　　4.美国不会重新修订“与台湾关系法”；

　　5.美国并未改变其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

　　6.美国不会对台施压，迫使其与中国大陆进行谈判。

　　（钱复：《钱复回忆録》，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15-216页）

　　版本四（美“助理国务卿”何立志版）

　　1.美国不赞成对台军售设定期限；

　　2.美国不寻求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做调停；

　　3.美国不会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

　　4.美国对台湾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

　　5.美国不准备修改“与台湾关系法”；

　　6.《八一七公报》的内容并不表示美国对台售武之前会征询北京意见；

　　版本五（众议员夏伯特（Steve Chabot）版）

　　1.美国不会设定结束对台军售的日期；

　　2.美国不会改变“与台湾关系法”的条文；

　　3.美国不会在对台军售之前征询中国的意见；

　　4.美国不会在台湾与中国之间居中调停；

　　5.美国不会改变美国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那就是，这个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美国不会破事台湾与中国谈判；

　　6.美国不会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版本六（“美国在台协会”（AIT）2020年8月31日解密版）

　　1.美国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for ending arms sales to Taiwan)

　　2.美国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agreed to consult with the PRC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3.美国不会在台北与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play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4.美国未同意修订《与台湾关系法》；(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agreed to revis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5.美国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altered its position regarding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6.美国不会对台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C.)

　　对于美国“对台六项保证”这六个版本之间的差异，需要略作说明。根据当年陪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晋见蒋经国的前“外交部次长”钱复（后担任过台“外交部长”和“监察院长”）解释，美国警告台湾“六项保证”内容非常敏感，务必谨慎处理。因此，台北“外交部”在发布新闻稿时避开了一些敏感字眼。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在“主权”部份，李洁明传达的口信版本是：“美国不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的主张”；何志立1982年8月17日在众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声称：“我们在台湾主权议题上长久以来的立场没有改变。”容安澜在《悬崖勒马》一书中则说：“美国没有改变它对台湾主权议题的立场。”台“外交部”1982年8月17日发布的新闻稿，用字与容安澜相同。在对台军售部份，李洁明传达的原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美国设定一个截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但美国表示无法接受。”台“外交部”新闻稿简化为“美国对台军售不设定终止期限。”在美国不介入两岸谈判问题上，李洁明传达的原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美国对台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谈判，美国没有意愿这样做，因为美国相信那是中国人自己要以自由意愿去解决的问题。美国在公开及私下都已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唯一关切的是必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外交部”新闻稿将这段长文浓缩为：“美国不扮演两岸调人角色，以及美国不对台湾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共谈判。”钱复还透露，在“六项保证”之外，里根还于1982年7月26日由李洁明传达里根对蒋经国的另一项保证：“台湾的利益将被清楚地牢记在心。我们不会同意任何共同声明限制我们一旦台海和平发生变化时，回应台湾防卫需要的能力。”

　　由此可见，“对台六项保证”本来就是口头传达的内容，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都没有任何文字记録可言。目前里根总统图书馆虽然已经实现档案解密，但在涉及到“对台六项保证”的关键材料部分当时就被遮掩留白，因而无从考证。而在后来各方尝试将其进行书面化处理的过程中，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考量，不得不将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处理或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这也使得不同版本“对台六项保证”的内容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至于孰是孰非，哪一个版本才是里根经由李洁明传达给蒋经国的，现在基本已经无从考证，而这也是下文提及的共和党2016年党纲、2018和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等重要文件中虽然出现了“对台六项保证”这个名词却对其具体内容没有详加说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各方对于“对台六项保证”的具体内容各执一词，始终没有共识，因而美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一直尝试对“对台六项保证”进行溯源回本式的考证，目前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是美国方面。1998年，美国时为畅享书作家和记者、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的孟杰慕（James Mann）在《面子问题》一书中，对“对台六项保证”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但由于作者是将此书以畅销书定位，因而相关的材料依据和写作形式并非按照学术形态展开，其相关观点也有待进一步核实。2003年，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前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澜在《悬崖勒马》一书中，以较大的篇幅对“对台六项保证”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作者所认为的“对台六项保证”与台湾“外交部”版公布的内容颇为接近。2007年，曾参与制定“与台湾关系法”、后曾担任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政策资深研究员的费浩伟专门发表一篇题为《里根“对台六项保证”及其当下意义》一文，对“对台六项保证”的来龙去脉略作梳理，但限于篇幅有限，且对当下意义论述过多，使得作者对“对台六项保证”形成时的着墨较少。2009年，美国已经去世的知名台海问题专家唐耐心（Nance Tucker）在《海峡对话》一书中也对“对台六项保证”的内容进行了梳理，作者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进行采访，相较于孟杰慕而言应该说更接近历史真相，但由于当时采访的时间距离1982年“对台六项保证”形成的时间已经过去20余年，很多当事人对于20多年前的口头表述也已经相对淡忘，因而仍然未能妥善解决“对台六项保证”存疑的关键问题。2013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 Bush）在《未知的海峡》一书中，同样论及了“对台六项保证”，作者认为，“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在两岸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2014年，曾参与“对台六项保证”制定的前“美国在台协会”（AIT）理事主席丁大卫（David Dean）在其回忆録性质的著作《非官方外交：“美国在台协会”回顾》一书中，对“对台六项保证”出炉时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回溯，并提出当时里根除了通过李洁明向蒋经国传达“六项保证”之外，还专门向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Schultz）和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分别发送了一份关于“对台六项保证”的备忘録。

　　二是台湾方面。钱复在《钱复回忆録》、颜建发在《台湾的选择：亚太秩序与两岸政经的新平衡》，漆高儒在《蒋经国的一生》，苏起在英文版著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一书中，也都多次讨论了“对台六项保证”的缘起和演变。此外，金人在《美国“六项保证”的虚实》（台湾《海峡评论》2007年8月刊）、简瑛秦在《美台军事关系演变之回顾与展望》（淡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版）、吴汉在《美中台三角关系对美台军售之影响：从双层赛局理论分析》（《展望与探索》2009年第7卷第5期）等论文中也有论及。但整体观察，岛内学术界对于“对台六项保证”的研究，多是注重其政治影响，而对“对台六项保证”的具体内容探究较少。

　　三是中国大陆方面。苏格在《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陶文钊《在中美关系史》（下卷、）张清敏在《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决策的视角》、信强在《“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信强和张春合着的《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何子鹏在《利益的纠结：美国涉台政策解读》、沈惠平在《美国对台政策新解》等人都在其著述中论及过“对台六项保证”，但因为讨论的重点不在史料考证，因而对于“对台六项保证”各个版本的真伪也就没有过多论述。童立群在《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政策分析》，穆亮龙《美“六项保证”絶非“台独护身符”》，杨茂和牛大勇合着的《里根政府对台“六项保证”及其政治影响》等论文中，对“对台六项保证”都进行了专门论述，特别是杨茂一文对“对台六项保证”成形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较多梳理。

　　二、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出笼的历史动因

　　“对台六项保证”从早期的酝酿到后来向台湾当局的传达，再到现在的持续炒作，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史演变，现将其主要发展脉络梳理如下。

　　（一）历史初创期

　　美国之所以会在中美建交后不久就抛出对台湾当局极富安抚性的“对台六项保证”，背后有多种因素在发挥作用。

　　一是总统里根的“亲台”立场。里根长期“亲台反华”，事实上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为安慰台湾并向台湾澄清相关“误会”，尼克松就派里根专门赴台访问。为捞取政治资本，争取在1980年总统大选中一鸣惊人，里根在1978年还曾率团访问过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台湾即是其踏足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访台期间，里根受到了台湾的热烈欢迎，幷且得到了时任台湾“总统”蒋经国的亲自接见。为答谢台湾的款待，里根呼吁“如果美国政府抛弃一个盟友，而唯一的‘罪过’是这个盟友过于狭小并热爱自由，那么任何一位相信个人自由和自觉、理智的美国人，对此都不会坐视不管。”而当1978年卡特宣布中美建交的消息时，里根却宣称，卡特是在向中国“投降”（surrender），“他看不出有任何紧迫性需要去实现中美建交”。1978年，卡特宣布中美关系即将实现正常化之后，里根马上抨击卡特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太多，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卡特宣布中美建交后，里根还专门在佩珀代因大学（Peperdine University）发表了一场演讲，抨击卡特政策，声称“美国已经变得出尔反尔，让人无法相信了吗？我们把1700万台湾人抛弃在一边，完全不顾后果，我们已经没有尊严和道德了吗？”里根后来还赞扬国会所主导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为美台关系奠定了“官方基础”。

　　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里根，也曾明确反对台美“断交”，认为这是对盟友的背叛，他称“如果我当选总统，我希望传达一个信息：美国政府不会再背叛台湾，不会再背叛南越，不会再背叛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或许是出于总统选举的一种策略，也可能是其展现其内心的真实想法，里根不但明确反对美台“断交”，甚至还扬言他将逆转干坤，将已经“断交”的美台关系重新“官方化”。1980年5月17日，里根明确向记者表态，他若当选，他将“在台湾设立官方联络办公室”，“以确保台湾与美国拥有官方关系”。当时正在准备竞选总统的里根还亲自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我表示深深的遗憾”。众所周知，在决策人员的金字塔结构体系中，总统具有独一无二的絶对主导地位。而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决策过程中，总统的角色尤其重要，甚至有学者认为，“只有在对外政策中，总统才能充分发挥他作为总统的权力”。由此可见，“对台六项保证”能够最后成形，没有里根的主导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而里根出于自己多年的“亲台”情节，在准备与中国大陆达成《八一七公报》时，自然也会首先想到如何去安抚好台湾当局以及美国内部的“亲台”政治势力，这才有了“对台六项保证”的出炉。

　　二是安抚台湾当局。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前后，台湾当局与美国摩擦不断，双方政治互信降到冰点。1978年12月15日（台湾当地时间），美国驻台“大使”昂格尔（Leonard Unger）接到美国国务院电报，指示其在次日中美双方宣布建交公报前两个小时将消息告知台湾当局。1978年12月16日凌晨，昂格尔赶到台湾“总统府”，在中美宣布建交前的七小时之前通知蒋经国美国将与台湾“断交”时，蒋经国对美国发表公开抗议。不但在口头上向美国表示强烈不满，蒋经国更采取紧急心动，宣布“进入戒备状态。”在台湾一片“悲愤”情绪中，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引咎辞职。许多台湾人还聚集在美国“大使馆”、美军俱乐部和昂格尔“大使”官邸门前，举行抗议活动。部分激进人士还焚烧了美国汽车和星条旗。

　　1978年12月27日，为了协商在“断交”后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问题，美国由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ren M. Christopher）率领代表团前往台湾访问。但在台湾淞山军用机场下机后，美国代表团的车队就遭到了台湾民众用鸡蛋、泥巴和番茄的轮番围攻。他们的车队还被一些民众给围堵起来，被困在车里长达半个多小时。而且沃伦脸部还受伤，眼镜也被打碎，所坐的车的窗玻璃也被打碎。卡特政府认为这是台湾当局唆使的“肆无忌惮的公众示威”，因而威胁要停止谈判。由此可见，美台“断交”确实给台湾当局带来了巨大冲击。

　　1981年12月4日开始，为了早日化解横亘在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美之间展开了多轮谈判，并最终于1982年达成了《八一七公报》。《八一七公报》讨论的核心议题就是美国减少甚至停止对台军售，这自然也会冲击到台湾的利益，因而台湾当局对此高度关注，积极指派各方人员打探消息。事实上，1982年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后，台湾当局立即表示强烈不满，由台“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的做法背叛了“与台湾关系法”。对于台湾当局的担忧和可能引起的反弹，里根政府也瞭如指掌。由此，如何安抚台湾当局、防止台湾当局做出过激动作就成为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最终，在多位核心幕僚如“美国在台协会”（AIT）理事主席丁大卫（David Dean）与国务院台湾事务科科长马丁·莫尔（Martin Mohr）等人的推动下，里根决定通过口头的方式向台湾传达“六项保证”，以此作为“安慰剂”博得蒋经国的“谅解”。

　　三是对冲《八一七公报》。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直在玩弄平衡策略，这种平衡策略早在中美建交前后，就已经基本成型。就在中美积极协商《八一七公报》的过程中，美国又继续玩弄平衡策略，一方面向中国大陆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另一方面又马上通过“美国在台协会”（AIT）驻台北办事处主任李洁明向蒋经国澄清：“里根总统让我向您保证，他将继续坚定而又牢固地忠实于“与台湾关系法”中从道义和法律上的承诺。台湾将继续坚定地关注台湾的安全和台湾人民的福祉。美国将向台湾提供足够的武器来确保台湾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这一政策是美国政府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庄严承诺，得到了美国人民广泛而又坚定的支持。”不但如此，美国还向台湾做出“六项保证”的承诺。1982年7月14日，在中美共同发布《八一七公报》之前，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告知台湾当局，确认“六项保证”，而且明确告知时任台“外交部次长”的钱复，可以把这六项保证对外公开。“对台六项保证”与《八一七公报》完全背道而驰，在核心理念上彼此完全矛盾。美国此举显然是想玩弄两面手法和平衡牌，一方面通过《八一七公报》向中国大陆示好，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对台六项保证”维持住与台湾当局摇摇欲坠的关系。

　　自此之后，“六项保证”就与此前出台的“与台湾关系法”一道，共同构筑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也成为了台湾当局寻求美国庇护的重要“护身符”。直至今日，台湾也都会重申“六项保证”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如2013年2月26日，马英九在接见美国“2049计划研究所”访华团团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等人时，就称“里根政府时期提出的‘六项保证’，对于今日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18年8月13日蔡英文在“过境”美国期间参访里根图书馆时也称，“里根政府制定的‘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石，让美台关系更加坚实”。

　　（二）低调沉默期

　　里根政府之后，随着中美关系逐步步入正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相对克制，对于“对台六项保证”的态度也较此前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一是拒絶重申。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美国对于“对台六项保证”基本已经三缄其口，避免因为台海冲突而将美国卷入其中。例如，陈水扁卸任前，面对由于自己执政无方特别是自己一系列贪腐案所引发的民意反弹，曾试图通过“入联公投”来激发基本盘，以维系民进党当时岌岌可危的选情。陈水扁此举也被美看破手脚，美明确表示反对台湾举行任何形式的“入联公投”。但陈水扁并不甘心，还妄想利用“对台六项保证”等强化与美关系，拉美为自己背书。2007年6月，陈水扁在会见时任“美国在台协会（AIT）”理事主席薄瑞光时，要求美重申对台“六项保证”承诺，但美透过相关管道向台湾表示，不会重申“六项保证”。由此可见，当时美国对“对台六项保证”讳莫如深，不愿随陈水扁起舞而被其利用。

　　二是实质违背。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议题事先与中国大陆咨商”，但在过去近四十年的历史中，美国基本上已经打破了这种承诺，在很多重大军售议题上都主动提起并与中国大陆沟通。事实上，早在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访华期间，就向大陆领导人明确表示，“美国在向台湾出售任何先进战机之前，都会首先与中国充分协商（consult fully）”。2013年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在美会晤时，双方都提及到美国对台军售已经成为中美军事交流的突出障碍，因而应该设立专门的工作组以妥善解决此一问题。当时的情形是，“中国大陆提议成立工作组，美方对此积极回应表示认可，中美双方下阶段要探讨在什么层级、什么范围内建立工作小组，使双方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继续谈下去。”由此可以透露出，当时中美之间在美国对台军售议题上保持着高层级的沟通和联络，而且正准备着手解决。这也说明瞭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议题事先与中国咨商”的承诺，而开始与中国进行高层级的协商。

　　三是酝酿抛弃。2009年至2013年左右，随着中美综合实力的逐渐缩小以及中国大陆对两岸关系的掌控能力不断增强，美国学界不断有人呼吁“应该检讨与台湾关系法、停止对台军售、抛弃对台六项保证”。2012年11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人员保罗·凯恩（Paul V. Kane）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题为“拯救我们的经济，放弃台湾”（To Save Our Economy, Ditch Taiwan）的文章，建议美国政府以前放弃对台军售，以换取中国大陆持有的1.14万亿美元的巨额美债。2012年3月7日，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美国应该放弃以前支持台湾的政策，而是应该支持北京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也应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台湾《台湾时报》2012年7月16日。）美未必不可弃台，美国无限期对台军售，只会激起中国大陆的强烈敌意，为了更好维护美中关系，美国需要在未来10年内面对台湾问题。2012年5月30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美国外交政策研讨会开幕式上，布热津斯基再次表示，“只要两岸采用和平的方式进行统一，美国就不应阻挡，美国应该认真考虑将来停止对台军售”。而在“对台六项保证”议题上，许多美国有识之士也同样呼吁美国应该早日放弃。美国卡内基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称，美国应该承认现行的对台政策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而美国应该考虑在与台湾协商的情况下，与大陆政府直接谈判。为了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美国应取消‘八一七公报’签定前里根总统给台湾的‘六项保证’，并修改‘与台湾关系法’，并就对台军售一事与北京建立沟通机制”。后来史文在接受大陆《环球时报》采访时，对他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美国30年来不与中国直接协商台海军事安全的政策，主要是与“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有关。但“六项保证”不是美国法律，只是政策。现在的问题是，在某种条件下修改这些政策是否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大的趋势显示应该这么做时，美国政府应对这些政策进行重新评估。”

　　（三）复苏炒作期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美国对华打“台湾牌”的动能也与日俱增，许多保守势力再度炒作“对台六项保证”，妄想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大陆施压。早在2011年11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四名跨党派主席联名致函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Panetta），要求他在对台军售上不能违背“六项保证”。最近几年来在蔡英文当局和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的联合推动下，美国炒作“对台六项保证”的声音更趋激烈，甚至妄想将之和“与台湾关系法”并驾齐驱，再加上2017年3月美正式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一道，推动美“一中政策”进一步虚化，逐步由“一法三公报”向“三法三公报”转变。目前美国政界正延循“由政党到国会再到行政部门”的决策模式，推动“对台六项保证”逐步往法制化方向迈进：

　　一是共和党将“对台六项保证”纳入党纲。2016年7月，在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办公室亚洲安全顾问、时任爱德华州共和党主席、共和党2016年党纲起草委员会联合主席叶望辉（Stephen Yates）等人主导下，共和党首次将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纳入共和党党纲，这也是美“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首次被纳入美国共和党党纲。在2016年版共和党党纲中，明确纳入对台“六项保证”。叶望辉曾任职于传统基金会，长期“挺台”，与蔡英文私人关系较好，曾多次赴台访问并与蔡会晤。2016年底蔡英文与特朗普通话事件中，叶望辉就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中可以看出，2016年版共和党党纲能够将对台“六项保证”纳入其中，既与叶望辉等人的“亲台”立场息息相关，背后也有蔡英文当局游说的身影。对于“对台六项保证”被纳入共和党党纲，叶望辉称，“相信这是共和党党纲中，相较于历年，甚至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党纲中，美国确保对台友谊所使用的最强烈语言。”

　　二是国会议员谋求将“对台六项保证”入法。2015年10月28日美国第114届国会期间，共和党在俄亥俄州1选区的众议员夏伯特（Steve Chabot）就抛出题为“重申‘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基石”的决议案（Resolution），目前该法案已在众议院通过。2016年5月19日，共和党在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也效仿夏伯特的做法，也抛出题为“重申‘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基石”的决议案，不过与夏伯特版决议案不同的是，卢比奥提出的是共同决议案（concurrent resolution），需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其法律效力和政治象征意义自然也要比简单决议案更高。

　　三是候任国务卿声称将维持“对台六项保证”。2017年1月，候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参加参议院外委会举行的听众会时表示，“对于台湾，我们通过‘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向台湾做出重要承诺”，“美国会继续维持‘一中立场’、三项公报、与台湾关系法与对台六项保证为美国对中国大陆与对台湾的政策提供基础。”蒂勒森的此番表态，是美国候任国务卿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声称将会维持“对台六项保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蒂勒森对于“六项保证”的用词是“six issues accord”而非美国管用的“Six Assurances”，显示蒂勒森对于“对台六项保证”的名称及其内容已经相当模糊。而到后来正式走马上任后，蒂勒森对“对台六项保证”只字未提，并反复表示美国“一中政策”没有任何改变，由此说明蒂勒森在“对台六项保证”上维持了相对克制的立场。但需要注意的是，他的继任者蓬佩奥和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多次公开表态将会遵守“对台六项保证”。

　　四是“对台六项保证”被纳入“国防授权法案”。2016年下半年，美国参议院版“2017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提出，“美国应该增强并扩大其与台湾的长久伙伴及战略合作关系，目标系强化美国对“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之承诺”，但由于和众议院版差异过大，在最后经总统签署生效的“国防授权法”中，这一段文字被删去。在“2018国防授权法案”的草案中，参众两院都将“对台六项保证”纳入其中，并将其与“与台湾关系法”并列，共同视为“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最终在参众两院的合力推动下，“2018国防授权法”正式将“对台六项保证”纳入其中，这也是美首次将“对台六项保证”纳入“国防授权法”。此后，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的“国防授权法”中，也都多次重申“对台六项保证”。

　　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政府对待“对台六项保证”的态度反反复复、游移不定，这也体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模糊性和两面手法。从早期为了稳住台湾、对冲《八一七公报》，秘密炮制“对台六项保证”，到后来为了中美关系大局出发拒絶重申“对台六项保证”，再到近期为了重启“以台制华”策略再次炒作“对台六项保证”，美国的核心考量都是美国国家利益，无论是早期制定“对台六项保证”还是后来一段时期“冷冻”“对台六项保证”，美国都只是把台湾当成对华战略的一个棋子和筹码而已。相信随着时间的推演及中美实力的逐步接近，美国打“台湾牌”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当其付出成本大于利益回报时，美国“弃台论”也将成为现实，届时所谓“对台六项保证”也将被美彻底抛弃。

　　第四节　“资产”与“负债”的对决：美国“弃台论”思潮的历史演进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美国内部就存在着“弃台论”的声音。纵观历史，美国三次“弃台论”高潮中，第二次较大程度实现了“抛弃台湾”，即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撤军”。随着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2021年美国学界再次出现“弃台论”的呼吁，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台湾”，防止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冲突“闪爆点”并将美国拖入与中国大陆的战争漩涡。美国“弃台论”声音的持续出现，显示美国在对台政策上的战略矛盾，既想以台湾问题为筹码落实“以台制华”，又担心被台湾当局“绑架”导致与中国大陆发生大规模冲突。未来随着中美实力此长彼消，台湾问题对美国将更多是“负债”而非“资产”，美国势将再次“抛弃台湾”。

　　自从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踞台湾以后，美国国内出于维护其国家利益的战略性考虑，就一直存在着美国政府应该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放弃台湾的主张，也即一般意义上的“弃台论”思潮。例如，1949年8月4日，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向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建议，无论蒋介石集团怎样自我改革或者美国如何对其进行经济援助，都不会改变台湾将被中国大陆攻占的结局，因而应该早日做好台湾被攻占的准备。1950年，“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了所有在外使领馆人员，台湾可能很快就会被大陆攻占，公务人员应该告诉民众，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

　　直到现在，“弃台论”的声音也并未完全歇絶于耳。例如，2021年4月28日，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安全与冲突研究所联席主任格拉泽（Charles L. Glaser）就在美国最权威的《外交事务》网站发表题为“华盛顿逥避台湾和中国的棘手问题”（Washington Is Avoiding the Tough Questions on Taiwan and China: The Case for Reconsidering U.S. Commitments in East Asia），认为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对亚洲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承诺，包括降低对台湾的承诺，防止因为台湾问题出现与中国大陆的全面对抗。2021年5月5日，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贝纳特（Peter Beinart）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拜登的台湾政策真的非常鲁莽”（Biden’s Taiwan Policy Is Truly, Deeply Reckless）的专文，质问美国所谓挺台“鹰派”，若是为了与台湾“建交”，他们愿意牺牲多少美国士兵的生命？作者进而提出，若是拜登政府认为既可以忽视“一个中国政策”，又可以用武力威慑中国大陆，那真是太鲁莽了。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弃台论”在美国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而且多与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有关，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至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二是中美建交前后，三是21世纪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美竞合关系更趋复杂之后。就其客观效果来看，在这三次“弃台论”思潮出现之后，美国政府真正做到“弃台”的，只是在第二阶段，也即在中美建交前后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真正意义上较大程度上抛弃了台湾。1979年1月1日，美国正式通知台湾将于一年后终止彼此之间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1979年4月美国从台湾撤走全部驻台美军。1980年1月1日，美国宣布正式终止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不过目前学术界对于“弃台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三个阶段并出现了多篇重要成果，但对于真正弃台的第二阶段却研究甚少。本书即尝试以三次“弃台论”的发生为背景，对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弃台论”思潮的动因、特点与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美国“弃台论”的民意支撑与决策模式

　　从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后，台湾主政者就深知，中美建交及随之而来的台美“断交”或将来日不远。但中美由于受到各自国内问题的牵制，以及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立场的巨大差异，双方一直拖到1976年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1977年6月，美国才正式出台第一个关于对华政策的备忘録，即第24号总统政策备忘録，其中指出，美国应该接受中方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美国与中国建交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政府最终决定接受中国提出的三原则、放弃台湾，具有多种原因，而且这些原因与其他几次“弃台论”出现时的原因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一）中美苏大国战略博弈与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弃台论”的萌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在美苏全球争夺中开始呈现咄咄逼人的态势，而美国由于长期陷入越战泥潭，再加上国内经济、民生等也出现较大危机，因而在与苏联的霸权争夺中，美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为了有效地遏制苏联，在美苏中之间实现“权力的平衡”（balance of power），美国主动出击，准备采取“联中抗苏”战略，推动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而这也是当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一定松动、自觉降低台湾重要性，幷且最终与台湾“断交”的重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中美建交前后美国之所以会选择放弃台湾，与当时的国际格局息息相关，或者具体说与苏联的全球霸权扩张密不可分。

　　1978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刊文指出，苏联对中美关系给予较高关切，主要原因在于“中美建交公报”中，双方都提出要反对“霸权”（hegemony），苏联认为这显然是针对苏联。苏联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1979年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邓肯（Dancan）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就明确表示，“现在美国在东北亚的主要安全顾虑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苏联军事力量和朝鲜半岛一直存在的冲突危险”，“在扺抗苏联军事威胁上，台湾角色有限”，“虽然台湾可以为美军提供加油等后勤保障，但对美国协防韩国，台湾作用并不明显”。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大卫·琼斯（David Jones）将军也在众议院举行的秘密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要远远小于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和泰国的战略利益。“台湾只是孤零零地在那儿，而其他国家都被更广泛的战略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韩国连着日本，泰国连着整个东南亚地区，菲律宾和东南亚也都紧密联系着，如果我们在韩国遭遇冲突，台湾只能起到有限的后勤保障作用”。

　　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和21世纪出现的两次“弃台论”思潮中，美国主要考虑的乃是中美关系问题。例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助理教授迈克尔·蔡斯（Michael S. Chase）就曾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不改变对台政策，不放弃台湾，就有可能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新兴大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卡内基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在《美国的挑战：接触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中国》一书中也称，美国应该承认现行的对台政策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而美国应该考虑在与台湾协商的情况下，与中国大陆直接谈判。为了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美国应取消《八一七公报》签定前里根总统对台湾所作出的“六项保证”，修改“与台湾关系法”，并“就对台军售一事与北京建立沟通机制”。此外，2012年6月20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外交研究员欧汉伦在华盛顿举行的亚洲军备竞赛研讨会上，指出，“美国不计一切代价协防台湾的传统惯例，对美方长期而言不具有吸引力”，“保护台湾和维持航道畅通，在中国崛起后，实际上变得更加困难。”显然，这些学者的论述主要是从中美关系的宏观格局来考虑的，唯恐因为台湾问题导致中美关系发生大规模冲突甚至是核武器战争。甚至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时，都萌生“抛弃台湾”的想法，据特朗普身边人士透露，2019年的时候，特朗普曾对他说，“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不会去保护台湾，因为台湾距离中国只有两英尺。台湾距离美国却有八千英里。如果中国入侵，美国什么都做不了。”2021年2月，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专门发布题为“实施克制”（Implementing Restraint）、长达182页的战略报告，系统全面地梳理了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卡托研究所的卡彭特等主张实施“现实主义的克制大战略”，在涉台部分主张克制者认为，两岸军事实力已经发生天壤之别，台湾越来越难以防卫，因而美国必须保持克制，避免被卷入与中国的战争中去。

　　（二）中美建交前后“弃台论”思潮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支撑

　　美国作为一个民选政治体制国家，民意对于任何一任政府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如果违背广泛的民意，那么这一政府的对外政策可能就无法有效地得以推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查尔斯·伊凡·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才说，“民主体制下，民意可以挥舞权杖”。下面先来看一下第一次“弃台论”出现前后的美国民意走向：

　　1950年1月8日至13日，盖洛普民调：

　　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该如何处理？

　　表格略

　　1954年9月16日至21日，盖洛普民调：

　　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该如何处理？

　　表格略

　　从上面的两组民调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在1950年初的时候，美国支持“协防台湾”的人只占少数，有10%左右，而认为美国不应参与“协防台湾”的则有21%，远远超过支持“协防台湾”的人数。这也显示，第一次“弃台论”的出现具有较高的民意基础。

　　第一次“弃台论”出现时，美国大部分民众都予以支持。但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民意发生了根本性扭转。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8月盖洛普民调显示，48%的美国民众赞成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9 月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作了一次调查，75%以上的人支持总统的对台政策。上面第二个表格显示，到1954年的时候，支持美国政府通过派兵等各种方式协防台湾的人数达到了69%左右，这在当时已经创下了新高。由此说明，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大部分民众已经不再支持“放弃台湾”。

　　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民意又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大部分民众都反对美国政府武力“协防台湾”。例如，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974年、1978年和1982年所作的民调显示，当时大部分美国人都不支持美国政府以武力保证台湾地区的安全，只有不到25%的人予以支持。而美国政治精英支持武力“协防台湾”的人数则更少，1974年比例是11%，1978年比例为15%，1982比例同样维持在15%，没有明显变化。

　　下面再看几组当时其他民调公司的相关数据：

　　1971年7月，哈里斯民调（Harris Survey）：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是否应该武力介入其中？18%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武力介入，58%的美国民众则认为美国不应该武力介入，24%的美国民众则不确定。

　　1973年2月，哈里斯民调（Harris Survey）：

　　美国民众愿意协防哪些国家（willingness to defend with U.S. troops）

　　表格略

　　1977年4月，波托马克协会（Potomac Associates）民调：如果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假若未来中国准备武力收复台湾，你是否支持美国出动海军和空军协防台湾？36%的美国人表示支持，40%的美国人表示反对，24%的美国人表示不知道。而在那些表示反对美国出动海军和空军协防台湾的人群中，46%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向台湾提供军事物资支持，但不应该直接派遣军队，28%的人认为美国既不应该向台湾提供军事物资支持，也不应该直接派遣军队，26%的人表示不知道。

　　1977年4月，波托马克协会（Potomac Associates）民调：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你是否认为美国应该出兵协防台湾？32%的美国人表示支持，48%的美国人表示反对，20%的美国人表示不知道。

　　1979年9月，美国波托马克协会（Potomac Associates）民调：

　　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是否应该协防台湾？

　　表格略

　　1980年7月，美国波托马克协会（Potomac Associates）民调：

　　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是否应该协防台湾？

　　表格略

　　下面再来看一组综合数据：

　　中美宣布建交前美国民众对是否愿意协防台湾的态度

　　表格略

　　从上面的各组数据中可以分析得出，当时大部分美国民众都不支持武力“协防台湾”，这说明美国民众在理性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不愿意为维护台湾利益而被卷入台海战争。更重要的是，到中美建交前，美国民众对于台湾的信任度已经明显下降，认为台湾是可信伙伴的人数只有12%左右，参看下表：

　　1978年4月，波托马克协会（Potomac Associates）民调：

　　下面哪些国家是美国最为可信的伙伴，或者对美国而言是最不可信？

　　表格略

　　另外，当时美国民众对于台湾的威胁感有所上升，44%左右的美国民众认为台湾的商品对美国就业构成了严重威胁，参看下表：

　　1980年7月，美国波托马克协会（Potomac Associates）民调：你认为从哪些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商品现在对美国的就业构成了严重威胁？未来五到十年，哪些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商品又会对美国的就业构成严重威胁？

　　表格略

　　从上面的种种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多数民众认为美国不应该继续“协防台湾”，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于台湾的信任度明显下降，而对于台湾的威胁感则明显上升，而这些都为美国政府放弃台湾铺设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二、“弃台论”在美国的政党温差及其对台湾当局的“政治补偿”

　　从主体-机制互动论的角度来讲，主体既对制度产生依赖，但更有所超越，因而既有必要从关系范畴和制度范畴的角度来分析制度因素，也有必要从理论的维度来突显主体的塑造功能。在中美建交前后兴起的“弃台论”思潮中，主体因素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察视角。

　　（一）美国核心决策层对“弃台论”的坚持与落实

　　从“弃台论”提出主体的角度来考察，可以发现，第一和第二阶段“弃台论”主要发生在政界，主要是由行政官员发起和实施的，而第三阶段“弃台论”则主要发生在学界，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多持反对“弃台论”立场。

　　第二阶段“弃台论”发生于中美建交前后，但在此前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就已经开始流露出逐渐“放弃台湾”的征兆。例如，1969年10月，美国撤走在台湾海峡巡逻的第七舰队两艘驱逐舰。1972年尼克松正式访华，在下榻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面时，随手在纸条上写出“拿台湾换越南（Taiwan-Vietnam tradeoff）”等字样，准备牺牲台湾利益，以换取大陆支持美国的越南计划，事后双方发表《上海公报》，美国方面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1976年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指出，若台海发生武装冲突，美国没有必要介入，否则就会非常荒谬。1978年下半年时，美台“断交”的氛围逐渐浓厚，到1978年10时美国留在台湾的军事人员只有600名。另外一个迹象是，据称美国政府官员对“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表示，沈将成为台湾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沈卸任之后，如果台湾再派新的“驻美大使”，美国政府将不再接受。

　　1979年1月1日，美国正式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年后废除台美“共同防御条约”。

　　1982年8月17日，美国总统里根针对“八一七公报”发表了一番重要讲话，其中明确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内部的问题，有待两岸的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美国不会干预这一问题，也不会向台湾人民施压”。

　　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弃台论”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主要是美国政府，而到了21世纪美国“弃台论”思潮再次兴起时，它的倡导者则主要是美国学术界，美国政府则站到了“亲台论”的阵营。例如，2012年7月14日，“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演说时，明确表达无法认同“弃台论”，认为“这只是一种错觉。美台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实际情况与弃台相反，美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往来都非常密切，奥巴马政府对台尤其重视。”2014年6月，笔者在与薄瑞光一场关于台湾问题的闭门会议中，对方也明确向笔者表示，“弃台论”在美国政府几乎无人问津。

　　（二）智库学者对美国“弃台论”的舆论先导与政策酝酿

　　中美建交前后“弃台论”思潮的智库学者主要是中美关系研究专家，而其他次“弃台论”思潮的倡导者大多不是中美关系研究专家。中美建交前后，关于是否应该放弃台湾的争论，在美国智库引起了持久的讨论。美国支持“弃台论”的学者如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等，他们大多都是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专家，深知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建交的障碍性，因而普遍主张美国应该从大局出发，放弃台湾。1984年，专门从事美国对外政策和安全事务谘询业务的学者马丁·拉萨特（Martin L. Lasater）在其著作《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The Taiwan Issu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一书中，明确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在台湾问题上对台强硬，防止“台湾独立”。

　　这些中美关系专家除了普遍支持美国应该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之外，还特别提出美国应该反对“台湾自决”，认为应该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解决台湾问题。例如，1987年，鲍大可在接受采访回忆中美建交过程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关键性的考验。新成立的民进党某些成员使用了“自决”这一字眼，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除此之外，鲍大可还曾建议指出，台湾问题最终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解决。美国之所以主张台湾问题应由两岸中国人解决，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始终不愿意担任两岸之间的协调人。美国当时有人认为，由于美国对台湾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大陆会希望美国从中调停，向台湾当局施压。例如，1981年9月2日，《洛杉矶时报》就曾刊发一篇题为“中国欢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调停”的文章。但美国认为，如果美国在两岸之间协调的话，台湾方面会认为这是美国在协助中国大陆向台湾施压，而中国大陆则认为这是美国在干涉中国内政。因而最后海峡两岸都会对美国不满。

　　但到第三阶段“弃台论”思潮出现时，主张美国应该放弃台湾的学者，如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人员保罗·凯恩（Paul V. Kane）、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等等，都不是研究中美关系尤其不是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相反，反对“弃台论”的学者，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卜大年（Dan Blumenthal）、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等，则都是台湾问题的研究专家。由于“弃台论”主张者的非专业性，也使得21世纪的“弃台论”虽然在美不时出现，但从未占据主流地位。

　　（三）“弃台论”与“亲台论”的政党色彩

　　第一阶段“弃台论”出现时，美国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就开始反弹，要求美国不能放弃台湾。1949年11月初，共和党参议员压力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声称，“决不允许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他还建议，“美国应该将台湾交至联合国托管”。美国当时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提议，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托管（Trusteeship），并由美国派遣军队进行保护。

　　杜鲁门曾经以反讽的语气说道，“美国许多参议员认为英国首相根本不值得信任（引者按：当时英国首相力劝美国应该放弃台湾，转向承认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而蒋介石则永远不会犯错”。1971年，威廉姆·不乐（William M. Bueler）在其《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一书中表示，“杜鲁门知道，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许多参议员对于蒋介石的支持。”

　　1951年在参议院外交和军事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听证会，麦克阿瑟当时进行作证，之后参加听证会的12位共和党参议员中有8位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认为“我们深信，蒋介石政权之所以会在大陆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得到美国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帮助”。“到1952年的时候，共和党的议员认为，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倒台，原因并不在于蒋介石本身，而在于当时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即指杜鲁门政府——引者按）”。1953年5月，共和党参议员德克森（Dirksen）还提交了一份议案，认为如果联合国同意北京政府加入的话，那么美国将会终止对于联合国的费用支持，后来这一议案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了通过。1954年，共和党参议员德克森（Dirksen）还提出议案，如果中国加入联合国，那么美国将会从联合国退出。这一议案后来也在国会获得了通过，并对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威尔产生了较大的压力。

　　中美建交前后，总统卡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等，都属于民主党阵营，他们都曾竭力推动美国放弃台湾，实现中美建交。

　　事实上，中国在与美国建交的过程中，最基本的底线就是美国应该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美国一方面多次宣称难度很大，不会抛弃台湾，但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准备相关预案。例如，1977年5月，美国国务院、国安会和国防部（这三个重要部门当时都由民主党掌控）就联合向卡特总统提交了一份“政策评估备忘録”（Policy Review Memorandum, PRM-24），里面明确提出，“美国可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终止与台湾的正式官方关系。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之后，美国自然就可以终止与台湾的防卫协议，同时也可以从台湾撤军”。这份报告还建议，美国在与台湾“断交”之后，应对继续维持与台湾的经济、社会和其他非正式关系，而且应该在与台湾“废约”之前应该提前一年通知台湾。美国应当向台湾选择性地出售一些防卫性武器，而中国大陆也应该确保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78年12月15日，卡特宣布将与中国建交的消息后，与卡特同属民主党阵营的人士多对卡特表示支持。例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认为，卡特迈出的这一步“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佛兰克·丘奇也认为，卡特的决定是“果断而勇敢的一步”。前任总统福特也专门发表声明，对卡特给予支持，明确表示“基于我对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理解，我支持卡特总统所采取的行动”。

　　而共和党人士则立场比较保守，倾向于反对与台湾“断交”。例如，1978年12月24日，曾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来也曾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George P. Bush）就在《华盛顿邮报》上刊文对中美建交提出了强烈批评，声称美国与中国建交“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我们政府为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瞭高昂的代价，不仅牺牲了美国在全世界的信誉，而且为这一地区的和平前景蒙上了阴影”。共和党参议员贝利·戈德华称卡特的做法是“懦夫行为”，是在“美国最忠实和最值得依赖的朋友之一——台湾的背后插了一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布罗克把卡特的行为称为是“无耻的”、“自私而放纵的”。参议员杰西·海姆斯则称，“任何来自总统的糖衣裹着的言辞都无法消除这样一个事实，总统把台湾出卖了”。

　　1978年12月15日卡特宣布中美即将建交的消息之后，共和党众议员约翰·阿什布鲁克（John Ashbrook of Ohio）抨击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来自俄亥俄的国会议员阿什布鲁克（Ashbrook）向卡特政府威胁声称，“我们将竭尽全力，设置一切可能的障碍”。当时国会手中有的筹码主要有，国会有权是否批准驻华大使，有权拨款组建驻华大使管，有权修订与台湾新的关系法案等等。

　　美国保守势力代表、新罕布什尔州州长梅尔德里姆·汤姆森（Meldrim Thomson Jr.）甚至要求他所主政的州政府门前的台湾“国旗”降下半旗，以示抗议。

　　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里根，也曾明确反对台美“断交”，认为这是对盟友的背叛，他称“如果我当选总统，我希望传达一个信息：美国政府不会再背叛台湾，不会再背叛南越，不会再背叛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或许是出于总统选举的一种策略，也可能是其展现其内心的真实想法，里根不但明确反对美台“断交”，甚至还扬言他将逆转干坤，将已经“断交”的美台关系重新“官方化”。1980年5月17日，里根明确向记者表态，他若当选，他将“在台湾设立官方联络办公室”，“以确保台湾与美国拥有官方关系”。当时正在准备竞选总统的里根还亲自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我表示深深的遗憾”。

　　三、美国“弃台论”的影响后效及其对台湾当局的制约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弃台论”的声音就一直存在，并直接促成了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弃台论”能够在美国舆论阵地争得一席之地而且长期存在，到今天依然经常被人提起，透露出美国妄图“以台制华”的冷战思维已经不合时宜。中美建交前后，美国政府果断倡导和实施“弃台论”，明确放弃台湾，这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启了必备的一步，也为进一步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中美建交之后，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于与台湾关系的继续维系，特别是反对“弃台论”思潮的涌起，也给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中美建交前后“弃台论”思潮是唯一一次付诸实践的“弃台”行为

　　“弃台论”在美国由来已久，第一阶段“弃台论”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至朝鲜战争爆发。从蒋介石政权退居台湾之后，美国就一直存在着弃台论的声音。1948年4月，美国通过意在支持蒋介石的“1948年援华法案”，但也有大量反对援蒋的声音存在。1949年8月5日出台的《美中关系白皮书》，更可以看出美国已经对是否支持台湾开始产生强烈怀疑。1949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预测，中国大陆很快将对台湾发起攻击，蒋介石根本无力扺抗。美国若不援助，“1949年底，台湾就会落入共产党手中”。194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调查得出结论，中国大陆即使不用发动大规模作战，也能占领台湾，主要原因有：一是国民党军队接连失败，已经士气低落；二是蒋介石集团在台湾不得人心。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务院马上邀请专家学者及部分退休政府官员等商讨对华政策，整个会议持续三天。其中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鲍大可等人都主张应该承认中国新政府，放弃退踞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1949年11月，艾奇逊对《时代周刊》记者表示，“美国必须考虑如何摆脱国民党”。这显然是要放弃蒋介石集团。1949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使领馆发出秘密电报，表示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落入共产党人手中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将对台湾实行“撒手政策”。此外，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曾经四次评估台湾的价值，每次得出的结论都是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意义不大。直到1950年4月1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向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认为中国大陆最迟于1950年底就能攻占台湾。

　　为防止再次被卷入中国内战，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大陆“一边倒向”苏联，美国主动调整台海政策，对台湾由原来的支持转变为“旁观”。1950年1月5日，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宣布，台湾已经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交还中国，美国对台湾领土未有觊觎之心，美国无意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或在台湾拥有某种特权，不愿武力介入台海局势，也不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建议。这说明，美国当时已经表露出打算放弃台湾的意图。美国学者也认为，杜鲁门1950年1月5号的讲话，“已经非常清楚的表明，美国已经做好了台湾被共产党占领的准备了。”

　　同年1月10日，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Acheson）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表示，没有台湾，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依然是“坚不可摧的”。1月12日，艾奇逊在国家记者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发表题为《中国的危机》的演讲，提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是北起阿留申群岛，中间经过日本和琉球，最后到达菲律宾，对台湾却只字未提。当时美国许多人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已经抛弃了台湾。1950年3月29日，艾奇逊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明确表示，“难道我们需要为了一个并不至关重要的（not vital）的小岛来与中国开战吗？”5月下旬，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台北总领事”师枢安（Robert C. Strong）准备撤退美侨。

　　美国当时之所以打算“放弃”台湾，与美国总统的个人态度有着密切关系。杜鲁门本人对蒋介石一直不满，认为蒋介石一心只是想着拉美国下水，来与中国大陆对抗，进而助其反攻大陆。

　　但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部门都提出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大陆将于1950年底之前攻占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因为台湾问题卷入与中国大陆的战争，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发表讲话，提出美国不会干涉台湾的声明。为了说服国会保守势力接受杜鲁门的声明，国务卿艾奇逊在杜鲁门发表声明前的几个小时亲自约见了“院外援华（台）集团”的两个头面人物——参议员诺兰和史密斯。艾奇逊向对方解释，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公开干涉台湾问题，主要目的是想趁苏联影响在中国还没有立足脚跟的情况下，改善美国在中国的形象，以便制造中苏分裂。艾奇逊当时还表示，“如果我们想要使当前对台政策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必须小心掩盖想使台湾脱离大陆控制的意图”。

　　由此可见，艾奇逊当时并不是真心从台湾问题脱身，而只是为了以一种更加掩人耳目的方式来继续控制台湾。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后，艾奇逊是第一个提议指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不过，当时艾奇逊虽然强烈要求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但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第一时间内并没有批准。杜鲁门只是要求第七舰队先到日本南部的九州岛（kyushu）附近，同时他又指示麦克阿瑟派遣一支考察团到台湾实地考察。

　　另外，杜鲁门声明发表的半个小时之前，曾经将发言稿交给最高层领导人征求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要求对其中一段关键性语句进行修改。这段文字的原文是，“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无掠夺的野心，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或使台湾脱离中国”。布莱德雷对于其中的“或使台湾脱离中国”表示严重关切，认为应该将此文字删去，艾奇逊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但最后也表态同意将这句文字给删去。最后杜鲁门的发言中，“或使台湾脱离中国”这句文字就真的没有再出现过。此外，布莱德雷还建议，在“美国无意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一句前加入“目前”二字。杜鲁门告诉艾奇逊，布莱德雷“希望加入此短语，因为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也许必须在台湾取得基地”。这也再次说明，美国并不想彻底放弃台湾。

　　此外，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新的对台政策后，美国并未终止对台援助。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提出，根据杜鲁门1月5日的演讲，美国应该停止对台援助，而国务卿艾奇逊则拒絶停止，他认为杜鲁门提出的“美国不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是指将现行的合约履行完以后的事情，但现在的合约还必须履行，也就是根据已有的合约，美国依然会继续向台湾提供援助。美国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动台湾的独立性逐渐增强。

　　1950年5月30日，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向艾奇逊递交了一份备忘録，明确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必须采用强硬立场，否则将被看做是在苏联面前的一种后退，这将对美国的声誉带来极大的影响。几乎与此同时，艾奇逊的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向艾奇逊建议，美国应该控制台湾。而且他也非常认同麦克阿瑟的建议，认为对于美国而言，台湾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对于守住西方的意识形态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此次初露端倪的“弃台”趋势被紧急收回，特别是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更是明确表明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顽固立场。美国派驻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主要目的之一还想通过封锁台湾海峡，阻挠许多战略物资运至中国。1950年12月23日，美国商务部长（secretary of commerce）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之后，“美国任何船只都不允许进入中国大陆的港口”，“也不允许向中国运送任何货物”。美国派驻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训练国民党的海军，提升国民党海军的战斗力。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有意加大了对于台湾的军事支援和军事培训力度，并为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经过几年的时间，国民党军队的战斗能力大幅提升，许多美国军官认为，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可以和美国军队并肩作战了。

　　此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刻改变对台政策，后来又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国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中国大陆从朝鲜抽调一定部队来部署到台湾海峡周围”。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对到美国访问的新西兰访问团表示，“放蒋出笼”主要目的是，“迫使中国大陆保留大量军队来对付台湾”。

　　同时，杜鲁门还抛出了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声称“台湾未来的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uture status of Formosa must await the restoration of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a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 or consider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美国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意味着杜鲁门在对台政策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与此同时，朝鲜战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民意。民调显示，1949年时，50%的美国民众反对向国民党当局提供援助，而朝鲜战争爆发后，只有24%的人反对，58%的人则都支持向台湾提供援助。

　　同时，杜鲁门放弃“弃台”的想法，与共和党的施压也有密切关系。1971年，威廉姆·布勒（William M. Bueler）在其《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一书中提出，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政府调整政策，决定支持台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了共和党的压力”。事实上，1949年底到1950年初，美国许多保守势力都要求美国政府应该积极介入，协助台湾，“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代表性人物有参议员诺兰（Knowland）、塔夫脱（Taft），众议员查尔斯·伊顿（Charles Eaton），前总统胡佛等。

　　为了对美搭便车（free riding），企图将台湾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并借机凸显台湾的国际地位，1950年6月29日，蒋介石对美表示，愿意派出3.3万军队赴朝鲜作战，以支持美国。对于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最初有些动心，但后来国务卿艾奇逊和联合参谋总部都持反对意见，理由是，一是台湾本身力量薄弱，如果再指派军队赴朝鲜作战，则防卫能力会更加薄弱，台海地区可能会陷入动荡，考虑到当时美国第七舰队正在台湾海峡巡航，这甚至有可能迫使美国被拉下水，而中美对抗极有可能会引发一场世界性大战。二是如果指派台湾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会进一步刺激中国大陆，加速中国大陆愿意参与朝鲜作战的决定，中国大陆会将之看做是，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准备围攻中国大陆，因而中国大陆不得不出兵作战；三是台湾军队作战能力有限，不一定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考虑到不愿意扩大战争，同时也对国民党作战能力表示怀疑，杜鲁门后来毫不犹豫地拒絶了蒋介石的希望。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反对蒋介石出兵，认为国民党军队只是退逃到台湾的残兵败将，战斗力有限，而且武器装备有限，运用台湾的船只等设备来运送美国部队要比直接派遣台湾军队奔赴战场更为有效。而且当时副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认为蒋介石并没有诚意，只是一种象征性举动。在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共同建议下，杜鲁门最后决定拒絶蒋介石的建议。

　　但后来负责在朝鲜作战的麦克阿瑟根本无视杜鲁门的决定，多次向蒋介石集团表示，支持台湾派军参与朝鲜战争。麦克阿瑟在立场上非常“亲台”，1950年7月底他作为太平洋地区总司令还专门到台湾访问，并于7月31日开始与蒋介石进行了连续两天的会晤。在此期间，美国甚至全球很多媒体都猜错，麦克阿瑟是否会与蒋介石达成秘密协议。由于担心麦克阿瑟真的与蒋介石达成某种密谋，美国总统杜鲁门对此高度担忧，并于8月4日专门写信给麦克阿瑟，明确告诉对方，“只有美国总统作为三军统帅，才有权决定或者授权去采取措施来防范中国大陆的威胁。为了维护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美国不能与中国开战，无论任何理由都不能开战”。

　　1950年12月，英国首相艾德礼（Attlee）访美，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对华政策与其中的台湾问题。艾德礼认为，应该承认新成立的中国，将台湾归还中国。而杜鲁门则坚持不愿意让步。

　　1951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Marshall）声称，“絶对不允许共产党政府控制台湾”。1954年12月美台更是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至此，第一阶段“弃台论”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阶段“弃台论”虽然功败垂成，最终没有成功，但当时的美国政府也都反对台湾“独立”。“杜鲁门从来没有考虑过支持台湾独立”。“杜鲁门之所以不支持台湾独立，主要原因在于不想长期介入台湾问题”。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蒋介石本人都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作为一个外部因素，即使想支持，也难以实行其政策。到艾森豪威尔威尔时期，美国依然反对“台独”，例如这一时期的国务卿杜勒斯“也从未认真地考虑过支持台湾自决或者台湾独立。”

　　第一阶段的“弃台论”虽然没有成功，21世纪开启的第三阶段的“弃台论”成功的可能性也很低，这就使得第二阶段的“弃台论”也即中美建交前后美国的“弃台论”成为了唯一一次真正被付诸实践的“弃台”思潮，而其标志性事件则是1979年1月1日美国与台湾正式“断交、废约、撤军”。

　　（二）美国“三权分立”与国会对“弃台论”的反弹

　　“弃台论”声音在美国长期存在，但每次“弃台论”思潮的兴起，都会导致“亲台论”声音的强烈反弹，这也在客观效果上加速和强化了亲台言论的传播扩散。例如，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当时的国防部长刘易斯阿瑟·约翰逊（Louis A. Johnson）在立场上就比较“亲台”，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应该作出决定，派遣考察团赴台湾进行考察，以确定台湾是否需要军事援助。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建议后，约翰逊亲自将之上呈给总统杜鲁门，希望杜鲁门能够批准这一建议。但国务卿艾奇逊却建议，无论美国怎样帮助台湾，都无法挽救台湾。杜鲁门最后选择接受了艾奇逊的建议。1949年12月29日，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否决了派遣考察团赴台湾考察的建议，幷且决定禁止美国的军队去帮助蒋介石。不但如此，12月30日，杜鲁门还批准了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提交的48/2号决议（resolution 48/2），美国应该谨慎地避免出现介入中国内政的现象，以便能够维持美国的利益，将来利用中国与苏联的矛盾来拉拢中国、遏制苏联。

　　1950年1月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暗示美国应该放弃台湾。对于艾奇逊的建议，参议院的多位共和党议员，如加利福尼亚的威廉姆·诺兰（William Knowland）、新泽西的压力山大·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以及俄亥俄的罗伯特·A·塔夫脱（Robert A. Taft）等都表示强烈反对。威廉姆·诺兰甚至还提出，美国应该认为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将来美国可以把台湾从日本手中拿来，变成自己的领地（protectorate）。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威廉姆·诺兰还公开声称，太平洋地区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也同意他的观点。1950年1月2日，威廉姆·诺兰出示了一份美国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给他的一封信，建议美国应该派遣海军去保护台湾列岛、澎湖列岛甚至还应该保护海南。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托也公开支持胡佛的观点。但当时大部分国会议员都对此保持沉默，并没有公开支持胡佛的观点。事实上，仅仅在三天后，也即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表示美国将不会再介入台湾问题。杜鲁门声明发出后，国会马上反弹，1月5日当天，参议员威廉姆·诺兰（William F. Knowland）就在国会向总统发起抨击，要求对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进行重新调整，由在立场上非常亲台的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负责美国东亚政策的协调官，美国还应派出一个机构，专门监督对台援助的落实情况。参议员塔夫脱（Robert A. Taft）则认为，停止动用美国军事力量来阻止共产党在台湾的蔓延，这不符合美国的政策。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则直接提议美国应该占领台湾。

　　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当时的语境下，尽管美国各界对中美建交大多持欢迎态度，但对台美“断交”却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然而在中国合情合理、义正言辞的坚持下，美国终于答应了中国提出的三原则，即“断交”、“废约”和“撤军”，并于1978年12月15日宣布台美“断交”。此举不但在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反弹，而且在美国本土也是反对声浪高涨。

　　首先，部分行政人员的反弹。当时执政的民主党官员认为，维系美国信守国际承诺的信誉十分重要，美国有责任确保台湾不会被中国大陆所摧毁。卡特在宣布中美建交时，也特别强调会对台湾问题给予特殊的关注（special attention），确保台湾人民的福祉不会受到危害。美国人民将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商业、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同时，美国保守势力还迫使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作出让步，声称“美国将继续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抱有关切”，并要“特别注意确保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不能损害台湾人民的福祉”。

　　与此同时，美国行政部门也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进一步维持美台关系。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之前，为了安抚台湾，里根采取了平衡策略，秘密派人向蒋经国表达“六项保证”：一、不同意确定终止售台武器日期；二、不事先同北京协商售台武器事宜；三、不在台北与北京之间充当中间人；四、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五、不改变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六、不压台湾与北京谈判。美国国会和美国行政部门之间的这些举措，在客观效果上推动美国进一步强化美台关系。

　　其次，美国国会的反弹最为强烈。早在1977年，鲍大可就预测到，如果美国与台湾“断交”，如何说服美国国会和美国民众，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早在1977年8月，亲台反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声称鉴于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八亿人民还没有条件享受“基本的人权”，因而此时如果美国与台湾断交，将有损美国的荣誉，“所以尽管美国总统卡特有可能行使其权力，承认中国，但他不可能在没有获得参议院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废除一个条约（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引者按）。如果卡特擅自废约的话，这将成为他被弹劾的依据。”

　　曾担任加州州长后来在总统选举中击败卡特的里根（Ronald Reagan），也强烈反对抛弃台湾。为反驳“弃台论”，美国国会有意透过各种举措强化台美关系。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1979年3月28日和29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强力推翻总统卡特行使的否决权，分别以国内法的形式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试图继续维持台美关系。

　　再次，学术界的反弹。美国学术界对于美国政府决定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等也反映强烈。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尽管有少数人反对中美建交，但支持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声音已经占据了主流。但对于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问题，则是众说纷纭，歧见百出。现在回顾一下，可以发现当时美国学术界在美台在中美建交后是否应该继续维系外交关系，有不同的声音。有些学者出于联华抗苏和开拓中国市场的目的，提出应该着重提升中美关系、弱化台美关系。

　　但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建立中美关系，不应该以断絶台美关系为代价。主要理由有：一是美国将背负上背叛盟友的恶名。如果美国彻底与台湾断絶外交关系，那么美国就将在亚洲失去一个长期的、忠实的“盟友”，而且这种失去是由美国的背叛所引起，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地区的其他盟友如日本、菲律宾等等，就会高度怀疑，在将来某一关键时刻，是否会遭遇与台湾一样的命运，即被美国无情地抛弃。如此以来，美国的众多盟友将很难再听从美国的号召，而有可能转投苏联的怀抱。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二是美国在台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将受到巨大冲击。当时美台之间的贸易额已经高达几十亿美元，是陆美贸易的数倍。如果美国放弃台湾、台美关系走向破裂，那么毫无疑问，美国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长期以来，台美之间一直具有良好的经济往来，美国在台湾具有高额的投资。一旦台美关系受损，那么美国在台投资无疑将面临巨大风险。三是美国的战略布局将受到重大挑战。长期以来，美国都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大陆和防止共产主义在全球蔓延扩散的一个重要棋子，甚至将其誉为“不沉的航母”。因而，如果失去台湾，那么美国就将失去其在亚太布局中的重要一环。

　　从之后具体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些学者对于美国后来涉台政策的制定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间接影响作用。例如，后来美国虽然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三个建交条件“断交”、“废约”和“撤军”，但在这些表象的背后，美国又在竭力维持甚至是强化台美关系，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即是“与台湾关系法”的制定与出台，试图以法律的形式将台美之间的关系给固化下来，切实维护美国在台的各种利益。

　　由此可以看出，在与台是否“断交、废约”等问题上，美国不同的部门存在不同的观点。事实上，美国决策者内部权力关系向来错综复杂，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人员之间，为了权力的角逐争斗，有时观点不但相异，甚至完全相反。卡特任期内的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之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异常复杂的竞合关系。无论是万斯还是布热津斯基，都想主导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但随着万斯1977年访华无果之后，布热津斯基的优势地位逐渐凸显。这自然会引起双方关系的紧张，而后来逐步发展的事实显示，万斯与布热津斯基的这种紧张关系也对中美建交和台美“断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避免出现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掣肘、导致最后一事无成局面的出现，卡特决定在执行与台“断交”政策的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机密。这也和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冷战时期，国家安全和美苏争霸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国际关系的这一基本状况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对台政策的基本走向和主张，也决定了以总统为首的政府行政部门对外交政策的大权独揽，因此，智库参与外交决策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三）中美建交前后“弃台论”思潮引起了台湾岛内最为强烈的反应

　　每次“弃台论”思潮的兴起，不但会在美国的政界、学界引发广泛关注，在台湾岛内更会引发高度紧张，强烈震动，甚至惶恐不安。对于台湾来讲，没有美国的政治、军事支持，台湾的安全将失去重要的支撑和后援。第一阶段“弃台论”出现后，刚刚退守台湾、根基未稳的蒋介石政权一度陷入恐慌，唯恐失去美国庇护，因而蒋介石竭力采取各种措施，透过各种手段拉拢和强化台美关系，意图进一步维系住美国对于台湾的扶持。

　　而到第二阶段“弃台论”正式被美国政府付诸实践时，当时台美关系迭受重创，台湾当局的反应则更为强烈，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强烈的一次。事实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在台湾看来，美国的很多动作似乎都极具侮辱性。例如，布热津斯基有意选择1978年5月20日访问中国大陆，而这一天正好是蒋经国宣布“总统就任”的日子；再例如，美国选择在宣布中美建交的仅仅几个小时之前才通知台湾，让台湾显得措手不及。李浩认为，所有这些，都显示美国在有意忽略或者轻视台湾。

　　1978年12月15日（台湾当地时间），美国驻台“大使”昂格尔（Leonard Unger）接到美国国务院密电，要求其在第二天中美双方宣布建交公报两个小时前将消息通报蒋经国。昂格尔对此表示高度不满，坚持要提前告知蒋经国。后来国务院勉强同意，但要求蒋经国必须严格保密，在中美宣布建交公报前，不能将消息透露出去。

　　1978年12月16日凌晨，昂格尔赶到台湾“总统府”，在中美宣布建交前的七小时之前通知蒋经国美国将与台湾“断交”时，蒋经国对美国发表公开抗议：“美国决定与共匪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不仅严重损害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之权益，且将对整个自由世界产生严重之影响，其因此所引起之一切后果，均应由美国政府负完全责任”，“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不但在口头上向美国表示强烈不满，蒋经国更以实际行动向美国昭示抗议，宣布三项紧急措施，其中之一即是“三军、警察取消休假，进入戒备状态。”

　　在台湾一片“悲愤”情绪中，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引咎辞职。许多台湾人还聚集在美国“大使馆”、美军俱乐部和昂格尔“大使”官邸门前，举行抗议活动。部分激进人士还焚烧了美国汽车和星条旗。

　　台湾出现的强烈抗议，美国重要媒体对此纷纷在第一时间给予报导。1978年12月17日，《华盛顿邮报》报导，“台湾的反应非常强烈，不但延迟了本来预定下周进行的‘立委’选举，而且还撤销了‘外交部长’”，“成千上万人集结在美国‘大使馆’门口，痛骂卡特总统胆小懦弱”，“有人还朝大使馆里面扔石头和鸡蛋，有些人则试图闯进大使馆，后被门口的守卫人员使用催泪弹给制止”，“部分民众则冲进了美国军事俱乐部，掀翻了两辆车，砸毁了另外几辆，有两名在俱乐部的美国人受伤”。

　　1978年12月27日，为了协商在“断交”后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问题，美国由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ren M. Christopher）率领代表团前往台湾访问。但在台湾淞山军用机场下机后，美国代表团的车队就遭到了台湾民众用鸡蛋、泥巴和西红柿的轮番围攻。他们的车队还被一些民众给围堵起来，被困在车里长达半个多小时。而且沃伦脸部还受伤，眼镜也被打碎，所坐的车的窗玻璃也被打碎。卡特政府认为这是台湾当局唆使的“肆无忌惮的公众示威”，因而威胁要停止谈判。此后，台湾当局的抗议动作才有所收敛。

　　事件发生后，美国向台湾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C. Holbrooke）表示，这些民众的暴力行为并不排除背后有台湾当局的操控，未来美国有可能会取消与台湾当局的协商。国务院专门负责台湾事务的负责人哈维·费尔德曼（Harvey Feldman）也对外透露，无论是台湾的抗议还是美国的抗议，都是台湾当局发动的。总统卡特和国务卿万斯正在商量是否有必要取消与台湾的协商。

　　后来的事实证明，沃伦一行并没有取得成功，台美之间的谈判氛围非常紧张，双方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沃伦就仓促离开了台湾。

　　不过台湾当时被抛弃的弱者悲情形象，在美国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同情，对于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应，也给予了一定的理解。例如，1978年12月17日，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艾伦·惠廷（Allen S. Whiting）在《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上撰文，认为“自从尼克松访华之后，台湾就知道，中美迟早会建交。后来台湾被赶出联合国，日本也与台湾‘断交’，南越的垮塌，蒋介石的去世等等，都让台湾意识到被迫与美国‘断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如此，当美台真正‘断交’时，台湾还是感到非常痛苦，也有一种被美国出卖的感觉。”1978年12月29日，《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刊发评论员文章，标题即为“痛苦的断交”，文章开篇就称，“台湾民众对于美国与台湾‘断交’充满了愤怒，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实施“弃台”行为之后，在台湾岛内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弹，台湾民众对卡特、尼克松等美国总统多有不满。例如，1979年4月10日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后，台湾当局甚至还认为，“卡特政府不会忠实地去贯彻‘与台湾关系法’”。

　　台湾民众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同样不满，下面可以从当时两个民调数据中看出一二：

　　1982年10月，台湾CPO（Chinese (Taiw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民调。问台湾大学生：你最讨厌哪位政治人物？

　　表格略

　　1982年10月，台湾CPO（Chinese (Taiw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民调。问台湾大学生：美国一直强调人权外交（human rights diplomacy），你认为这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公平吗？认为不公平（unfair）的台湾大学生有78%，认为公平的有5%，没有意见（no opinion）的有14%，不知道的（don’t know）的有3%。

　　显然，美台“断交”后，台湾各界对于美国的态度直转急下，即使是后来美国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台湾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一项成功，因为在“与台湾关系法”并未提及任何“中华民国”的字眼，只是用“台湾人民”来代替。上面的民调也显示，台湾民众对美国政府的对台承诺表示质疑，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在台湾社会已经开始丧失公信力。下面这组民调也可以反映这种态势。

　　1982年8月，台湾CPO（Chinese (Taiw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民调：台湾民众对里根承诺的态度。美国总统里根声称，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台湾。问台湾民众：你是否相信里根所说的话？

　　表格略

　　但值得说明的是，由于美台实力处于絶对的不对等地位，因而在美台关系中，占据絶对主导地位的是美国，而不是台湾。即如李浩（Victor Li）所言，“在美台关系中，台湾只是被动的一方，而且在本质上一直是按照美国的指示去做。有时候美国会对台湾收紧缰绳，有时候又会对台湾给予一定刺激，但控制权和主动权都会在美国手中。”这就使得，对于台湾的强烈反弹，其实美国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关注。也就是说，台湾的反弹对美国意义不大，美国还是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设定的日程去处理相关问题，而不会过多考虑台湾的感受。事实上，对于台湾的反弹，美国舆论还对其给予了较为强烈的批评。1978年12月18日，美国《阿肯色报》（The Arkansas Gazette）刊发社论，里面也特别提到，“卡特宣布中美建交，在台湾引起了强烈抗议，部分示威者还烧毁了美国的国旗”。但作者并没有对台湾的做法给予理解或者同情，反而对台湾的态度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台湾过于脆弱，而且问题的根源是出自台湾而不是美国，台湾长期错误的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代表，但中国的代表并非台湾，而是已经存在了30年的北京政府。1978年12月29日，《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刊发评论员文章，作者也声称，“台湾民众对于美国的谈判者进行暴力袭击，无论如何，这都是难以被原谅的”。

　　结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对于“弃台”的理解并不是我们后来认定的美台“断交”，也就是说1979年美台“断交”，但美国与台湾断絶“官方关系”，“并不就是放弃台湾”。

　　事实上，卡特在竞选总统时，也曾经承诺不会“牺牲或者抛弃台湾”，台湾当局对此还颇感欣慰。1978年12月15日，卡特发表电视讲话，一方面宣布中美即将建交，另一方面也向台湾民众做出保证（pledge），声称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将会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广泛的、密切的和友好的关系”，“中美建交不会危及到台湾人民的福祉”。对于中美建交，卡特的定位是，“一方面想提升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不想违背对于台湾的承诺。”

　　1978年12月16日，美国白宫发言人也对外表示，美国将会“调整相关法律和条文来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商业、文化以及其他非政府间的关系”。1979年1月15日，国务卿万斯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不会废除美台‘防御条约’，相反我们会按照条约的相关规定处理，提前一年通知台湾。‘防御条约’之外的美台其他所有条约协议，都会继续有效。”

　　1979年3月28日，美国企业研究所举行题为“中美关系的未来”专题研讨会，会议由前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负责人（John Charles Daly）主持，参议员戈德华特（Barry M. Goldwater）、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参议员罗伯特·多尔（Robert J. Dole）以及众议员乔纳森·宾汉（Jonathan B. Bingham）等参加。在这场会议上，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表示，“我们有必要声明的是，我们并没有抛弃台湾”。后来艾伦·克兰斯顿也补充道，“我们将继续与台湾保持贸易关系，也将与台湾保持文化关系。尽管我不认为海峡两岸会发生冲突，但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美国依然有权力向台湾提供武器，并采取其他符合美国利益的措施。”

　　对于部分美国保守势力抨击卡特政府是抛弃了台湾，1978年12月18日，《费城询问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刊发评论员文章，认为美国并没有抛弃台湾，而是将会继续与台湾维持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而且中国大陆当时已经放弃了“解放台湾”的说法，而是变成了实现祖国统一。

　　鲍大可也认为，“美国并没有抛弃台湾，因为美国会继续维持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关系，同时也会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

　　1979年12月19日，美国《托莱多刀锋报》（Toledo Blade）刊发社论，认为卡特宣布中美建交，是结束了美国多年来“两个中国”的政策，但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在抛弃台湾。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李浩（Victor Li）认为，“虽然美国不会称呼台湾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府，但在具体行动中，或者根据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可以把台湾当成是一个事实的政府或者国家。”

　　卡特之后的里根政府，更是反对“弃台”。里根认为，“蒋介石集团代表了一种希望，具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可以借此摆脱共产党的统治。如果美国抛弃了台湾，就等于是抛弃了希望。”

　　美国认为只有在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算是“弃台”，“一是美国与台湾所有联系都被中断”，“二是华盛顿与北京的谈判导致台湾遭受到了武力的威胁，台湾有可能被中国大陆以政治或者军事手段占领”。后来的发展情况显示，美国虽然于台湾断絶了“官方关系”，但依然保持了经济、文化、人员交流等各方面的关系，而且台湾后来也没有遭受到武力的威胁，因而在美国看来，美国并没有“弃台”。但好在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又开始重新讨论“弃台论”问题，而且大有日趋高涨的态势，虽然从短时间来看，美国暂时难以真正弃台，但如果从长远来看，彻底放弃台湾将是美国唯一的选择。

　　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弃台论”的声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认为，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的“负债”而非“资产”，如果美国再继续奉行与台湾“捆绑”策略的话，有可能会被台湾特别是民进党的“台独”冲动给拖下水，甚至与中国大陆产生旷日持久的冲突甚至是核战争，这显然有悖美国的国家利益。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就表示，中美之间的确存在因为台湾问题爆发核战争的巨大风险，美国政府应该谨慎处理台湾问题，防止滑向无序和战争。无独有偶，2021年2月初，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发表题为“朝向包容平衡的区域秩序：新的美国东亚战略”（Toward an Inclusive & Balanced Regional Order）中，美国若持续支持一个“更加独立的台湾”，将会为中国大陆加大对台施压提供更充分的理由，这反而会削弱台湾的“相对独立地位”，并会增加台海地区的战争风险，甚至最后升级为核战争。这些声音的核心意涵显然都是呼吁美国政府不要被岛内的“台独”势力所绑架，否则有可能会导向核战争的边缘。这也给民进党当局敲响一记警钟，若是继续在“台独”道路上渐行渐远，终将被美国无情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