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9月28日，2000年首度执政，这也是台湾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继2004年连任后，2016年起第三度执政，2020年继续连任，三次政党轮替并首度达成同时掌握行政及“立法”部门的“完全执政”。民进党一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壮大的背后，始终离不开美国的身影。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采取“以台制华” 政策，尽管由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美国在不断调整其全球战略的同时也在调整其对台政策，但支持台湾“拒统”是美国的一贯立场。为此，对于台湾的政党竞选，美国自然会积极介入，甚至施加压力。无论对民进党，还是对国民党支持与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获取其最大利益。

　　按照厦门大学林劲教授的界定，所谓“台独”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海外的台湾政治势力发起的，旨在追求“台湾独立”目标，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一定风潮，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台独”运动早年是以日本为“大本营”，但到后来逐渐将“主战场”转移至美国，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民进党的成立，“台独”活动逐渐开始以岛内为据点。“台独”势力一路成长过程中，美国的角色尤其显眼。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乃至五十年代早期的时候，美国认为“台独”势力过于弱小，不但难以成功，反而有可能连累美国。美国当时主流看法认为，“没有新的证据表明台湾当地主张‘独立’的团体在人数、组织、武装和领导方面足以击败（在台湾）驻军而建立反共亲美的台湾当地人的政府。所接触的人都是自封的革命运动代言人，所言不实，完全缺乏现实感，没有任何武装和群众基础，完全指靠美国来替他们实现其目标，还要养活他们终身。”到后来，美国逐渐改变策略，开始积极扶植“台独”分子和“台独”团体。从演化图景来说，主要出现过以下几个重要“台独”组织。

　　一是“台湾人的自由台湾”。1955年“台独”分子廖文毅在日本建立所谓“台湾共和国”并堂而皇之地自任第一任“总统”，这也正式开启了海外有组织、有规模的“台独”运动的“序幕”。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廖文毅的“台独”活动是在日本进行的，却也得到了美国人的大力支持，“美国人多称其为托马斯·廖（Thomas Liao)”。1956年1月1日，五名赴美台湾留学生，主要包括卢主义、陈以德、林荣勋、杨东杰、林锡湖等（后被称为“费城五杰”），在美国费城发起成立了所谓的“台湾人的自由台湾”(Free Formosans’Formosa，简称3F）小组，目标宣称要“建立独立、民主的台湾共和国，反对所有外来的独裁政权”，两岸当局都是他们反对的目标。在其第一期活动的公开信中就直接喊出了自己的终极目标，“期待台湾‘独立’的终极目标的早日来临”。这一组织是美国境内第一个以推动“台湾独立”为终极追求的组织，当时这只是一个具有沙龙性质的、非常松散的组织，主要影响对象是在美的台湾留学生，但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在美留学生人数有限，而且又分布全美各地，因而这一组织的实际影响力非常有限。再加上“台湾人的自由台湾”在美国的活动，特别是对国会的游说，违反了美国的“外国代理人法案”相关规定，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介入，当时卢主义每隔几周就必须接受一次FBI的约谈，因而在1957年底“台湾人的自由台湾”不得不宣布解散。

　　二是“台湾独立联盟”。“台湾人的自由台湾”解散后，依然“阴魂不散”，并未停止“台独”活动。1958年几乎原班人马，在美组织成立了“台湾独立联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简称U.F.I.），建立了正式的组织章程。该组织发行两份刊物，分别为Ilha Formosa和Formosagram。1961年2月28日该组织正式公开活动，同年8月到纽约联合国大厦前公开示威，引发美国媒体注意。当时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诚到纽约联合国大会演讲，“台湾独立联盟”时任主席陈以德带领王人纪、许子津、刘宽平等到联合国大厦前寻衅滋事，高举各种“台独”标语，如“SELF-DETERMINATION FOR FORMOSANS”（台湾人自觉）、“FORMOSA BELONGS TO FORMOSANS”（台湾属于台湾人）、“CHEN CHENG CAN’T SPEAK FOR FORMOSANS”（陈诚无法代表台湾人）等。这也是在美“台独”组织的首次公开活动，次日就登上《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1961年9月30日，“台湾独立联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又去闹事，打“台独”标语并散发“台独”刊物Ilha Formosa，这是在美“台独”组织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示威抗议。

　　此时美国对这些“台独”组织的相关活动开始给与一定的支持。1956年12月，卢主义以“一个福尔摩萨人”（A Formosan）为名（未敢用真名）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发文，鼓吹台湾人有权通过“公投”建立“自由且独立的台湾国”，“美国在道德上可以支持台湾人的这项意愿”。1958年4月，美国著名的外交专业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公开发表卢主义（当时为躲避蒋介石当局的追杀，用了笔名：李天福LíThian-hok）写的“台独”论文“中国人的死巷：台湾人的观点”（“The China Impasse: A Formosan View”），使得“台独”理念成为美国学术界可以被讨论的对象之一。1966年11月20日，《纽约时报》刊发彭明敏“台湾自救宣言”英文版，对海外“台独”意识启蒙、组织基础的奠定以及 “台独” 理论化等发挥了一定影响，对后来台湾岛内“法理台独”的发展起到“催化性作用”。

　　在美国支持下，在美“台独”组织呈现壮大态势。当时在美国出现的“台独”组织主要有“台湾人的自由台湾”（Free Formosans’ Formosa，简称3F）、“台湾独立联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简称U.F.I.）、“全美台湾独立联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简称UFAI）、“台湾人权协会”（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简称FAHR）以及“台湾国际关系中心”（Center for Taiw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简称CTIR）等。

　　三是“全美台湾独立联盟”。1966 年，U.F.I.联合全美各地的代表在费城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简称 UFAI)，由陈以德（费正清的学生）担任首届主席。1969年9月29日，“台独”分子在纽约成立号称世界性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 for Independenee，简称 WUFI)，第一次形成了海外“台独”的大联盟组织。该组织与此前其他“台独”组织不同，设有严密的体系架构，包括“执行委员会”（设有“执行委员会”主席），下设“外交”、“组织”、“出版”、“研究”、“海外联络”和“财务”等各个部门。

　　需要点出的是，当时在美“台独”组织能够不断壮大，除与美国支持有关，与台湾赴美留学人数的猛增也有密切关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赴美留学生人数急剧增长，可参见下表：

　　表格略

　　这些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成型、特别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青年人纷纷赴美，幷且多数都选择留在了美国而非重回台湾，这也为“台独”势力在美国不断发展提供了重要人员基础。

　　四是“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海外“台独”运动特别是在美国的“台独”运动变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运动，出版发行有《“台独”》、《台湾革命》及《台湾时代》等多种刊物。其中，仅《“台独”》就发行上百余期。《美丽岛周报》最早其实是在美国洛杉矶创办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在美“台独”势力开始抱团取暖，谋求形成合力。1970年1月15日，四个海外“台独”团体，包括“日本台湾青年独立联盟（1960年成立，负责人为辜宽敏）”、“加拿大台湾人权委员会”（1964年成立）、“美国全美台湾独立联盟”（1966年成立，负责人为蔡同荣）和“欧洲台湾独立联盟”（1967年成立）与岛内的“台湾自由联盟”共同组成“台湾独立建国联盟”（英文：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WUFI）。第一任总本部负责人由蔡同荣及张灿鍙担任正副主席。“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以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福祉、公义之“台湾共和国”为宗旨。“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主张是“正名”、“制宪”、“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成立后，在日本、加拿大等地“台独”团体改称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区域本部（如日本本部、加拿大本部等），在区域本部之上再设“总本部”，各个本部自己推选所谓联盟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举或推举产生联盟本部负责人。

　　在美“台独”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美国对于这些组织或明或暗的支持，进一步刺激了岛内“台独”势力对美国的幻想，开始积极向美国“求援”。1977年6月16日，“台独”势力“长老教会”发动“全台一人一信”活动，号召台湾民众每人给美国总统卡特写一封信，要求美国支持台湾人建立一个“全新而独立的国家”。1977年8月16日，“长老教会”又发表所谓“人权宣言”，主张“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全新而独立的国家”。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美“台独”势力与岛内“台独”势力相互唱和，大力推动反国民党独裁的活动。1979年12月13日，“美丽岛事件”人士被逮捕消息传到美国后，在美“台独”势力纷纷跟进。1979年12月25日，“台湾独立联盟”（负责人为张灿鍙）、“独立台湾会”（负责人为史明）、“台湾临时政府”（负责人为林台元）、“协志会”（负责人为洪顺五）、“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负责人为郭雨新）、“美丽岛周报社”（负责人为许信良）、“台湾民主运动欧洲同盟”（负责人为陈重任）、“潮流”（负责人为陈婉真）、“台美协会”（负责人为彭明敏）以及“台湾人民自决运动”（负责人为黄彰辉）等数十个“泛台独团体”共同协商成立“台湾建国联合阵线”，向岛内的国民党当局发起猛烈抨击，要求“把罪恶的国民党政权彻底从地球上铲除出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长期是“台独”势力的重要“基地”，早期在美“台独”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与美国的支持密不可分。而在美“台独”组织与岛内“台独”组织的相互勾连，又为后来民进党成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美国对在美国和在岛内的“台独”势力不断扶持，主要目的是想培养“台独”分裂势力，落实“以台制华”策略，这也给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重大变数。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逐步放弃对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的默许纵容态度，转而谋求推动台湾向所谓“民主自由”方向发展，以便催生岛内的在野党，并以在野党为杠杆加大对台湾政局的掌控。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声称，“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美国支持台湾的关键，台湾民主化程度越高，受到美国支持的程度也就会越高”。当时美国的优先策略是，“保护新兴的党外反对势力，厚植台湾自由化和多元化的党内力量和党外力量，以待变局”。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美国在第一时间要求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开明地处理”，“不要冲动”，“不要做出过激反应”。美国还敦促当时国民党当局“彻底解除戒严”、“允许成立新政党”、“开放新闻自由”，美国还鼓励当时岛内的所谓党外人士“为更广泛的民主而冒险”。1985年，美国国务院又专门发布“台湾人权报告书”，藉助“江南案”等为藉口和幌子，以所谓“人权”的名义对国民党压制党外运动进行猛烈抨击，迫使走入生命晚年的蒋经国表态，下一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没有考虑由蒋家后代来担任。这在客观上为后来李登辉的上台以及民进党的兴起、成长和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条件。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当时美国支持民进党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把台湾打造成“民主的样板”，来实现“以台变华”，进而对中国大陆实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此后，在岛内本土势力力挺和美国等外部因素加持下，民进党在岛内逐渐站稳脚跟，并在各类选举中开始崭露头角。1997年民进党在“县市长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美国对于民进党的胜利给予毫不掩饰的赞誉，声称“这是过去十年台湾‘民主转型’的重要一步，令人刮目相看”。在美国因素等幕后推动下，台湾通过“宪政改革”实现“总统直选”，台湾也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精心打造的“民主样板”和“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盟友”，所有这些都为民进党在岛内的出现、发展和不断壮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2000年台湾“大选”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连续两次声称，“美国将继续反对接受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也将继续明确表示北京和台北之间的问题必须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幷且获得台湾人民的同意才能进行”。克林顿相关表态中，只字不提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反对“台独”。与此同时，美国时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思也公开声称，“不管谁在台湾的选举中当选，美国都会接受，并与新当选的台湾当局打交道，对选举后的美台关系毫不担忧。”美国这种表态，无疑给緑营支持者吃下一颗“定心丸”，在客观上也起到为陈水扁助选催票的效果。在台湾“大选”前，美国国会也是动作频频，30余位众议员联署提出“支持台湾民主选举”决议案，要求美国总统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大陆对台湾“自由民主选举”进行“文攻武吓”，这等于是对民进党的一种策应。2000年3月，民进党在台湾“大选”中一举击败国民党和亲民党，以微弱优势首次取得胜利，美国总统克林顿声称，“这清晰展示了台湾民主的力量和活力”。陈水扁执政期间，小布什也公开赞誉台湾是“由专制走向民主化的成功典范”，并强调“自由民主是美国与亚洲关系的基石”。在小布什第一任期，美国国防部部分“亲台”分子甚至向当时陈水扁当局传出与当时美国国防部完全相反的信息，一度还暗中鼓动陈水扁当局的“台独”行径。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就在美国全力支持“台独”势力登台执政的同时，当时陈水扁当局却以“民主”及“民意”为“挡箭牌”和“防火墙”甚至是“遮羞布”，来对抗美国的“遏独”举措，实现“以民压美”的预期目标。例如，陈水扁执政时曾以“台湾民意”、“朝野共识”等为由谋求“以台湾名义加入世界卫生大会”，因为其中包含浓郁“台独”色彩，因而遭到美国叫停。但陈水扁当局却对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声称“高达94.9%的台湾民众支持以台湾名义加入”，台湾“外交部长”黄志芳则表达的更为清晰，声称“这是朝野都支持的共同民意……如果美国老是漠视台湾内部民意，台美关系反而会先受伤”，这显然是要拿台湾“民意”来向美国施压。最终的结果虽然未能得逞，但也的确埋下了后来民进党利用所谓民意向美国叫板与对抗的前兆，而这也成为后来陈水扁当局与美国关系更趋僵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节　美国对民进党的扶植与民进党的首次执政（2000-2008年）

　　“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提出的重要地缘政治概念。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利用“离岸平衡手”角色不断加大对于台海局势的介入，其核心意义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海峡两岸也即中国大陆和台湾进行同步平衡，确保大陆不统，台湾“不独”，二是对岛内蓝緑两大政党进行平衡，通过介入台湾选举的方式尽可能维持对岛内两党的同步掌控。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从1996年台湾地区开启领导人直接选举以来，美国因素一直是讨论台湾“大选”时绕不过去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直以来，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国会，都会堂而皇之地宣称，美国对于台湾的选举立场中立，对于任何候选人都不会有倾向性态度，只要是台湾民众选出来的领导人，美国都会与其进行合作。然而，这只是美国冠冕堂皇的一套说辞而已，从美国实际动作来看，在台湾的历次重要选举中，美国从来没有缺席过，总是试图会影响和左右台湾的选举结果，确保台湾能够产生一个让美国能够接受的领导人。从历史来看，早在1990年3月台湾举行“总统”选举时，美国就开始插手介入，派遣所谓“观选团”到台湾和各路政治力量进行接触。

　　一、2000年台湾“大选”美国对民进党的公开力挺

　　台湾的选举影响辐射范围甚广，不仅涉及到岛内的政党轮替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也会直接牵动两岸关系走向以及台湾海峡局势的整体变化，这自然也就与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美国不得不密切关注选情，以便积极介入，不断施加压力。其实，美国插手台湾选举早已为时已久。2000年台湾“大选”时，国民党候选人连战、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龢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选情高度接近，在最后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克林顿、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思等都接连释放信号，声称“对于任何台湾新当选的领导人，美国都会与其接触”，这无疑是在给“台独”势力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潜台词就是即使是“台独”势力上台，美国也不会反对，这在客观上给陈水扁的支持者吃了一粒“定心丸”。

　　2000年台湾“大选”结果出炉后，陈水扁为赢取美国信任，反复向美国承诺“四不”，也就是“两国论”不入宪、不推动“统独公投”、不更改“国号”、不宣布台湾所谓“独立”。后来陈水扁还继续加码，声称其就职演说将首先使美国满意。陈水扁的一系列动作让美国颇为满意，美国未来推动岛内政党轮替，进而加大以在野党操控执政党来掌控岛内政局，美国经过周密评估盘算后，正式决定支持陈水扁就让台湾地区领导人。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还打破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的相关传统，首次向陈水扁发去贺电，“祝贺陈水扁当选”，这等于是为陈水扁“颁发了一份确认书和终极加冕”。在总统带领下，美国行政部门各级官员也纷纷表态，例如时任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国防部长科恩、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等重量级官员先后表态，对陈水扁多给与正面肯定的态度。在此过程中，美国国会也积极配合，参众两院专门通过共同决议案，声称台湾是“亚洲民主的灯塔”，台湾此次“大选”的结果体现了台湾“民主力量与活力”。美国高度“尊重”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力，未来将继续落实“与台湾关系法”强化与台湾关系。美国这一系列动作，显然是要为陈水扁背书，在国际上制造民进党新当局是一个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政权”。对此，岛内的《新新闻周报》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台湾大选后，美国一直在观察陈水扁的表现，刚开始时，美国确实感到忧虑，但后来陈水扁比较‘符合美方的期望’，美国又变得相对安心起来”。

　　二、2004年台湾“大选”美国对陈水扁连任的“临门一脚”

　　对于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美国一再表态“不干预”立场，这与美国在对待其他国家和地区选举时的态度完全不同。事实上，美国“不干预台湾的选举”只是一个藉口，目的是支持陈水扁、吕秀莲能继续连任，以进一步壮大民进党的力量。当时与陈水扁、吕秀莲竞争的是属于蓝营的连战和宋楚瑜，美国却对其并未给予青睐眼神，主要是担忧蓝营若执政，会打破美国所希望的中国永久分裂的“现状”。

　　2004年“大选”，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搭档，实现蓝营大团结，气势如虹，民调支持率一直遥遥领先，高于民进党的陈水扁和吕秀莲。但选前之夜的所谓“神秘枪击案”，却扭转了整个局势，最后陈吕仅以3万票的微弱优势胜出。结果如此接近，完全在误差范围之内，而且舆论盛传民进党有各种“奥步”之举，引发岛内各界强烈不满，许多蓝营支持者纷纷上街示威游行，岛内蓝緑对峙形势升级。在“大选”结果极富争议、各方争执不定的时候，时任“美国在台协会”(AIT) 驻台北办事处长包道格(Douglas Paal) 积极穿梭于蓝緑之间，主要是以承诺会协助验票为诱饵，要求连战和宋楚瑜取消街头抗争。然而，当泛蓝群众于3月27日解散后，美国却完全背弃诺言，没有协助验票，反而向陈水扁发送贺电，“恭喜陈当选”。

　　美国在关键时刻的这一表态，对陈水扁连任发挥了“一锤定音”的效果，也成为当时美国“扶緑抑蓝”的最重要的标志性动作。美国表态后，陈水扁犹如获得“尚方宝剑”，对于蓝营抗议者的态度明显变得强硬，公开要求连战和宋楚瑜“马上闭嘴”，甚至还借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之机对外宣称即使冒战争风险，也要搞“台湾独立”，未来4年絶对不会改变其“台独”路线。陈水扁的态度之所以会如此狂妄嚣张，没有美国的背后加持，几乎难以想象。

　　事实上，即使在2006年5月陈水扁“贪腐案”爆发后，美国也是采取“表面中立不介入、暗下实质相挺”的态度，主要目的是利用陈水扁当时正在遭遇的权力危机来加大对于陈水扁和整个岛内政局的掌控。例如，对于岛内风起云涌的“倒扁百万大游行”，美国却表态“不支持暴力或罢工等体制外（倒扁）运动”，这等于是在为陈水扁进行背书。又如，在2006年6月8日对陈水扁“罢免案”表决前的关键时刻，“美国在台协会”(AIT)理事主席薄瑞光专程访台，并对外放话称，美国对台湾政局“并无高度忧虑感”，这其实是向岛内暗示，美国没有放弃陈水扁的计划。更重要的是，薄瑞光拒絶与陈水扁的接替者也即当时的“副总统”吕秀莲会晤，也释放出重要信号，即美国并不打算让吕秀莲“继位”，这等于是对于当时正处于深度危机中的陈水扁打下一剂“强心针”。

　　从上述系列描述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于陈水扁龢民进党的纵容和扶持可见一斑。甚至到2007年也即陈水扁执政最末期推出“入联公投”时，美国一方面对陈进行批评指责，另一方面还在强调美台关系的重要性，声称“台湾在敏感的区域中占有微妙的地位，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美台关系一如以往的密切和互惠，美国和台湾人民之间的友谊具备深厚基础，双方的一些政治歧见只是美台广泛关系的一小部分”， “我们不愿意公开表达我们与陈水扁政府在公投或其它任何政策上的歧见。台湾是美国的长久朋友，我们不乐见彼此在重要议题上有重大分歧”。美国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其实也助长了陈水扁当局当时推动“入联公投”的嚣张气焰。陈水扁甚至公开呛美，表示“不做美国的龟儿子”，质问美国“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还不无调侃意味地对美国说，如果台美能“建交”的话，台湾就不会举行“入联公投”，但台美“建交”这可能吗？陈水扁之所以敢于如此狂妄地向美国叫板，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做满两任，没有再继续选举下去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对于“入联公投”的暧昧态度，也让陈水扁误以为可以继续往前试探。

　　第二节　美国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与民进党的败选（2008-2016）

　　2008年“大选”中，马英九“清廉牌”与陈水扁贪腐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马英九在与谢长廷民意支持度对比中，一直遥遥领先。但马英九也有自己的“软肋”，即美国“緑卡”问题。民进党一直对马英九穷追猛打，批评马英九持有美国“緑卡”，是美国人，根本没有资格参选台湾“总统”。对于这一关键问题，美国自然最有发言权，但美国却一直采用模糊手法，不做任何澄清，刻意给民进党留下攻击马英九的把柄和口实。“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夏馨（Therese Shaheen)一度还专门跑到台湾，声称马英九的“緑卡”依然有效，其对马英九的冲击效应可想而知。

　　但饱受民进党八年挑衅之后，美国对民进党信任度降到冰点，因而当夏馨释放对民进党有利的信息后，时任副国务卿柯庆生马上对外澄清表示，“夏馨是一介平民，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立场”。此后，美国又进一步加码，故意选择在最关键的在选前一天，由包道格出面澄清，表示马英九緑卡已经超过一年没有启用，属于自然失效。这就等于是给马英九解套，也为后来马英九能够胜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依托。

　　2012年台湾“大选”过程中，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龢民进党籍候选人蔡英文在民意支持度上一度非常胶着。根据当时岛内的“年代新闻”、“TVBS”、“中国时报”等各家民调显示，马英九对蔡英文虽然略占优势，但都在3%的误差范围之内，因而马英九并不能必然连任，特别是考虑到同属泛蓝阵营的民进党主席宋楚瑜有可能对马英九构成分票效应，马英九的胜选之路显得尤为艰难。但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示，马英九在极度艰难的情势下，依然以79万票的巨大优势成功连任。马英九之所以能够逆势而上，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美国的因素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就重点解析一下在2012 年台湾“大选”中，美国对于岛内选举的介入方式及其影响效应。

　　一、美国对国民党的期许与国民党“陆美两面平衡”策略

　　在陈水扁时期，民进党与美国关系出现重大裂痕，民进党试图挑动“法理台独”直接刺激美国，并有可能将美国“拉下水”。因而在民进党首次执政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对民进党一直心有余悸，对民进党始终无法完全放心。虽然在这期间民进党也试图通过恢复民进党驻美代表处、民进党主席率团访美、在两岸政策和对美政策上积极迎合美国等，但这并没有完全化解美国对民进党的深层疑虑。因而在2008和2012年台湾“大选”中，美国“挺蓝抑緑”倾向十分明显。对于2008年台湾“大选”，受陈水扁贪腐案、行政团队执政无能等拖累，民进党自选举开始就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美国只需在选举中保持中立，就有利于国民党胜选。

　　但2012年台湾“大选”中，蔡英文和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一度出现交叉，二者选情非常胶着，一度出现所谓“黄金交叉”。在这样关键时刻，美国的角色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2012 年的台湾“大选”，美国政府当时公开表态仍然老调重弹，但是很早就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支持马英九连任的态势呼之欲出。

　　其实，美国“支持马，担心蔡”的氛围早已形成。按照岛内不成文的惯例，“大选”之年，在野党候选人都会赴美访问，以争取美国加持。2011年9月，蔡英文就以民进党籍候选人的身份率团访美，期间与美互动颇为密切，对外展示出一副“已经获得美国认可”的态势。但让蔡英文感到非常意外和失望的是，在其尚未离开美国之际，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Tom Donilon)便以匿名的方式向英国《金融时报》称，“她( 蔡英文) 让我们明确怀疑她是否有意愿且有能力，维持近年来区域所享有的两岸关系稳定”。美国对蔡英文的不放心由此可见一斑。美国之所以对蔡英文难以安心，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对蔡英文向美国汇报的“台湾共识”并不放心，认为蔡英文的“台湾共识”内容过于空洞，毫无所指，只是是尚未成形的设想和概念，根本难以取信于中国大陆，因而也难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011年9月13日，时任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就明确表示，她不知“台湾共识”的“共识”定义为何，“台湾共识”可能只是一种拖延战术。以葛来仪的身份及其与美国政学界的特殊关系，她的这番言论应该不止是其个人的看法，反而有可能代表了某种“信号释放”，甚至有可能是美国政府故意借葛来仪之口来释放的。

　　当然，需要特别点出的是，现在回顾来看，美国对于马英九的支持，也并不是自始至终的。在2019年10月到11月的关键时期，蔡英文通过操弄所谓“三只小猪”策略大获成功，民调支持度节节攀高，一度出现过超越马英九的态势。美国此时又开始回归到所谓“不介入”的立场，不愿再做过多表态。

　　但到后来由于蔡英文龢民进党在操作所谓“水果月历”频频失分，被批评是“月月不忘抹黑，天天唱衰台湾”，而马英九和国民党主导的“九二共识”却在岛内各界特别是工商界高度强调。两相对比之下，马英九的胜选态势日趋明朗，美国也再次重启对马英九的加持，主要动作有：

　　一是以提升美台关系为马英九制造“执政政绩”。2011 年12 月，也就是在台湾“大选”前的关键一个月里，美国主动打破此前已经连续11年多没有美国部长级官员访台的记録，连续指派国际开发署署长沙赫(Rajiv Shah)和能源部副部长伯纳曼(Daniel Poneman) 两位部长级官员访台，规格之高，令岛内各界侧目。这也为马英九当局高呼“美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提供了重要着力点，从而成为马英九执政四年的重要“亮点”和可以炫耀的资本。在12月下旬，美国又继续加码，推出了让台湾普通民众更为有感的“免签证计划”(Visa Waiver Program)，受到了岛内民众特别是经常赴美探亲访友留学人士及其家属的欢迎。为了将这一事件的政治效应尽可能扩大，“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举行高规格记者会，专门宣布这一“好消息”。马英九当局对于这一期盼已久的“重大成果”自然也积极配合，宣称这是“台湾‘外交’的极大突破，是台美关系持续正面友好发展的重大里程碑”。

　　二是为马英九两岸政策背书。2012 年1 月11日，包道格在台北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公开表态支持“九二共识”，称“九二共识”是两岸都接受的“必要妥协方式”，符合多方利益，并称“美国政府和学者认为，如果马英九若连任成功，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将松一口气”。但对于蔡英文的“台湾共识”，包道格则称“过于空泛，无法让美国安心”。这番表态在岛内引发巨大关注，普遍认为包道格的身份不仅仅只是一个美国的普通公民，而是前“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背后一定是得到美国政府授意或授权才能如此表态。虽然事后“美国在台协会”（AIT）也有所澄清，声称包道格的观点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政府。但这一澄清很快就被淹没在岛内浩如烟海的各种消息新闻中，并没有引发太多的注意。

　　三是主动为马英九“澄清”。在台湾2012年“大选”的时候，民进党曾攻击马英九当局，声称美台关系并没有马当局渲染的那么好。对此，除了国民党出来反驳外，美国也积极配合，主动澄清，声称“美台正式关系状况良好，拥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在2012年“大选”中，美国之所以力挺马英九，暗中打压蔡英文，除了因为马英九本身在岛内民意支持度整体上高于蔡英文之外，更重要的是马英九在两岸政策和对美政策上比较符合美国的期待。也就是马英九所提出的“亲美友日和陆”以及两岸之间的“不统不独不武”，与美国当时的台海政策内在契合度是颇高的。

　　二、美国战略止损与对民进党两岸政策“暴走”深层疑虑

　　陈水扁执政时期，民进党当局不顾美国警告，大搞“台独”分裂行径，挑动台海局势紧张，引发美国对民进党的信任度降至为零。美国对民进党缺乏信任，有陈水扁当政时期的后遗症，也有对蔡英文表现的不满意，还有对民进党内派系斗争的不了解，更是因为对其大陆政策立场的忌惮，民进党能否提出令美放心的两岸政策新主张一直是美国观察民进党的重要观察指标。无论是在2008年还是2012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美国对民进党及其候选人的不信任感几乎是公开的，在岛内“亲美倚美”氛围盛行的态势下，这自然会冲击到台湾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看法。2012年苏贞昌“回锅”担任民进党主席后，高度重视对美关系，排除当时资金不足、人手短缺等困难，专门恢复了“民进党驻美代表处”，成为民进党与美国沟通的重要管道。尽管民进党不断加大对美沟通交流，但由于在两岸政策上没有出现根本性调整，只是以打太极的方式糊弄外界，因而美国政学界对于民进党的疑虑未降反升。

　　美国对民进党是否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缺乏信任，这也是民进党意图与美国建立互信的重要迷思之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当时的语境下，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的故步自封和犹豫摇摆，已经成为阻碍民进党和美国关系提升的主要症结所在。

　　表面上看，是因为陈水扁执政时期不顾美国警告，反复利用各种“台独”行径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挑战美国底线。例如，早在2004年5月4日，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Douglas Paal）就表示，“台独”是“极其危险和愚蠢的”。2008年台湾“大选”前，陈水扁龢民进党局执意推动所谓“入联公投”，遭到美国严词警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信强教授认为，美国政府此次针对台湾“入联公投”一案，政策底线极为清晰，有关政策表态的言词也日益严厉，不仅对陈水扁当局形成了有力的震慑，也使得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了某种被称为“共管台独”的互动模式。当然，从理论上来讲，“中美共管台独”并不成立，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若是中国大陆愿意与美国“共管台独”，无疑是将内政问题国际化，甚至有可能被批评是“引狼入室”，这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但此处的“共管台独”，指的应该是中国大陆与美国分进合击，双方都为了各自的利益来约束“台独”势力，在客观上形成“共管”态势。

　　但实际上，陈水扁的“台独”行径只是引发美国对民进党“信任危机”的表层诱因而已，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也是为什么陈水扁下台多年后，美国与民进党关系始终未有根本性起色的原因所在。曾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的刘世忠坦言，陈水扁主政时代，美台有互信问题，后来民进党与美国的互动并未获得改善，2012年的“总统”大选，美方所持的态度，对民进党很不公平，介入选举的痕迹显着。总的说来，美国对民进党缺乏互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陈水扁当政八年对美国与民进党互信的伤害让美国心有余悸。陈水扁2000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后，特别是向美国作出“四不一没有”承诺后，美国对陈水扁的“看管”力度大幅下滑，反而频频提升美台关系。但陈水扁误以为这代表着美国支持“台独”，因而开始变本加厉地更加肆意地加大“台独”布局。后来在马英九时期曾任“国安会秘书长”的苏起就表示，“陈水扁似乎并没有能够体会美国这份苦心，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制造台海紧张”，最终让美国认定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美国学者容安澜对此表示，陈水扁大谈“一边一国”，倡议举行“全民公投”，“超越了美国能够容忍的底线”，而且不听美国的“忠告”，辜负了美国对他的信任。陈水扁当政的这段经历让美国至今心怀芥蒂。例如，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来仪就对当时的民进党两岸政策深表担忧，认为时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声称民进党要坚持1999年的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文”，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大陆的期待，因而与大陆的立场差异巨大。

　　其次，蔡英文的表现让美国疑虑难消。虽然美国并不认为蔡英文会重走“激进台独”路线，但对于蔡英文是否有能力维持台海局势稳定，美国对蔡却没有足够的信心。2011年9月也即岛内2012年“大选”关键时刻，蔡英文以民进党籍“总统”候选人身份到美国访问，声称当前民进党对美关系最重要的课题是重建战略互信与强化战略伙伴关系。然而，这种表态只是展现一种意愿并没有提出具体做法，由于蔡英文在美期间的表述过于空洞无物，美国对蔡颇为失望。在蔡英文还没有离开美国、返回台湾时，美国白宫资深关于就透过英国《金融时报》对外释放消息称，“蔡英文是否有能力维持两岸关系稳定，外界表示怀疑。”美国这一表态，普遍被解读为美国对蔡英文两岸政策的深层忧虑，当这一表态回传至台湾时，自然会直接冲击蔡英文的选情。2012年台湾“大选”落幕后，蔡英文在盘点自己败选原因时，也将美国不信任视为对自己未能胜选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对美国公开表态，蔡英文更是记恨在心，一度在败选之后拒絶会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

　　再次，大陆对民进党的立场和态度让美国始终深感担忧。美国担心民进党“台独”，并不是担心“台独”本身，而是担心“台独”分裂行径会招致中国大陆强烈反弹，进而会引发整个地区的动荡不安。在民进党当政时期担任过“驻美代表”的吴钊燮就认为，当时美国对台湾态度不满“除了认为我们在操作选举和声张‘主权’之外，主要还是受到中国态度的影响。他们很担心中国大陆翻脸，导致两岸关系紧张，产生冲突，而当时美国已缺乏力量再来介入东亚的另一场战争”。

　　因而美国多次表示，希望民进党能够有能力开启与大陆的接触。对此，美国多次要求陈水扁当局应该与大陆建立沟通管道。2000年5月，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美时，美方官员借机对外放话称，“海基会与海协会的对口，已经出现了瓶颈，二者沟通不畅”，“陈水扁新当局应该积极建立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第二轨道，这非常有必要”，如果“陈水扁不能与中国大陆建立适当的沟通管道来传递彼此的看法”，那将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在这种思维驱动下，对于民进党人士积极与大陆沟通的做法，美国在当时语境下，多持积极肯定态度。2012年10月，民进党内“天王级”人物谢长廷访问大陆，专门提出“宪法各表”，以向外界展现自己有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对于谢长廷释放的信号，美国政学界的涉台人士多给予正面看待。例如，当时“美国在台协会”台办办事处处长马启思（Christopher J. Marut）向时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表示，对民进党人士访问中国大陆“非常乐观其成”，这有助两岸交流和地区稳定，也有助于民进党重返执政。直到2016年台湾“大选”前，2016年1月11日，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 William Perry) 在华盛顿表示，“如果新当选的‘总统’拒不接受‘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对立，甚至发生严重冲突，这将会给台湾带来严重冲击。”这明显还是对民进党高度不放心。在这种美国强大压力下，蔡英文不得不做出相应妥协。2016年1月21日也就是当年“大选”刚刚结束后以及后来的5月20日就职演说时，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九二共识”问题，蔡英文就公开表示，承认“1992年两会达成了若干共同认知与谅解”，她理解和尊重这个历史事实，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相较于此前蔡英文拒不接受“九二共识”，此次蔡英文能够对于“九二年会谈的历史事实”给与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算是 “迈出一步”。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台办对于蔡英文讲话的定性才是“未完成的答卷”。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蔡英文之所以会对“九二年会谈的历史事实”作出承认，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岛内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对于蔡英文两岸政策的忧虑，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消解美国对于蔡英文上台后在两岸政策上的“暴冲”。而当后来美国逐渐降低对于蔡英文的担心程度时，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的立场立即发生后退，后来罕有再提及“九二年会谈的历史事实”。

　　第三节　中美战略博弈升级与美国“扶緑打蓝”策略（2016至今）

　　2008年至2016年民进党在野期间，为化解美国对民进党上台执政后重走“台独”老路的担忧，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美国输诚示好，试图扭转民进党执政期间罔顾美国利益的负面形象。

　　一是将对美关系视为“最重要一环”。蔡英文声称，若是能够再次执政，将汲取第一次执政时的经验教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增强彼信赖关系。时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也强调，“台湾民众龢民进党皆视与美国的关系为台湾对外关系最重要的一环”、“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主伙伴，也是台湾最坚实的安全伙伴与经济伙伴”。

　　二是在美国牛肉进口等关键问题上对美妥协让步。马英九时期，规划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民进党为“疯马必反”、为马英九执政制造难题以及迎合岛内的民粹心理，主动扛起反对美国牛肉进口的大旗，在台湾“立法院”持续阻挠，干扰相关决议通过。美国对民进党极度恼火，一度向民进党喊话，“不要因为炒作美牛议题而破坏了在美国的形象”。民进党内很多人对此也高度忧虑，担心民进党会作茧自缚，最终导致“输掉亲美保台战场”，进而“成为民进党迈向执政的最大盲点”。在美国强力施压下，最终民进党选择妥协放水，终于让步，同意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

　　三是对美表示不会因为岛内政党竞争而反对向美军购。2008到2016民进党在野期间，民进党多次利用参加所谓“美台国防工业”等机会，向美国传达“在强化台湾防卫力量方面，民进党与马英九当局的立场没有不同”，“民进党也支持美台军售”，“民进党不会因为反对国民党而反对对美军购”。民进党反复表态，也赢得了美国一定程度的欢心。

　　四是以“维持现状”对美展现“零意外”姿态。在陈水扁时期，民进党频频对美制造各种“意外事件”，让美国大为不满。蔡英文在2016年“大选”过程中，有意汲取陈水扁时期经验教训，以“维持现状”说来回应美国对蔡英文龢民进党的疑虑，对美表示会建立具有“一致性、可持续性、可预测性”的两岸关系，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更不会碰触“法理台独”红线。蔡英还声称，“希望让自己变成一个常数，当这个区域其他地方发生重大事件时，不会在整个区域情势中平添变量”。2015年6月2日，蔡英文利用访美之机专门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声称她若能上任，首要工作就是建立透明机制，强化两岸的互信与合作，推动两岸进行“有原则的交流、合作及对话”，“确保两岸关系继续改善”。蔡英文显然是在向美国喊话，力图消解美国对其在两岸政策上的深度疑虑。

　　现在回顾来看，民进党修补对美关系、争取重新获得美国信任的做法，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摘除了民进党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紧箍咒”，这也为后来美国转向支持民进党重返执政和继续连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升级，美国显着加大“以台制华”力度，再加上民进党实力快速回升，美国开始重新扶持民进党重返执政与我对抗。在2016年台湾“大选”中，因为国民党自身实力出现塌方式下滑，无需美国拉抬，民进党也能胜选，因而在台湾2016年“大选”中，美国角色并不十分凸显。

　　但在2018年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气势如虹，一举拿下全台湾22个县市中的15个县市首长，而民进党仅剩下5个，另有一席为民众党的柯文哲胜选台北市长。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地方选举中结果相差如此悬殊，引发美国高度关注。因而在台湾2020年“选举”中，美国力挺蔡英文连任，只有民进党继续执政，美国才能继续发挥利用民进党当局来遏制中国大陆的企图。

　　一、美国替蔡英文拉抬选情的主要策略和手段

　　2020年“大选”中，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携蓝营高人气对蔡英文构成有力冲击，颇有延续2018年“九合一”选举风头之态势。美国担忧若国民党重返执政，两岸关系将趋于平缓，美国“以台制华”的效果将被打折扣，因而详尽各种方法支持蔡英文龢民进党继续执政。

　　一是美台联手扺制“一国两制”。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作出重要讲话，对“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作出了更为清晰的界定，并正式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岛内民进党当局对此故意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把“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美国对民进党的错误说法不但不予纠正澄清，反而积极附和。这也对国民党在两岸政策的话语权上造成巨大压力，使得国民党在两岸政策上的优势根本无法展现释放出来。

　　二是通过对台军售等拉抬蔡英文声势。1979年以来，美国对台军售一直是重要“顽疾”，但美国对台军售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军事意义，更多的是想催生对台军售的政治意涵，也即通过对台军售来撬动岛内政局和台海局势。因而，对于美台军售的观察，不仅要观察美台军售的内容，也即向台湾出售了何种性能的武器，更要关注对台军售的时间点。美国除了一般的常规对台军售之外，还特别注重在关键时间节点的对台军售，以发挥其政治影响力。2020年台湾“大选”前，美国就向台湾出售66架F-16V战机签署发价书，首批战机将在2023年交货，2026年全数交齐。美国此举显然有利于蔡英文选前关键时刻操弄“美台关系达到历史最好”、“美国坚定保护台湾”的民粹氛围，有助于为蔡英文增加民意支持率和最终得票率。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后，民进党当局“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才密集炒作，高度评价美国此次对台军售的价值意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把这次军售的政治意涵特别是对蔡英文的助选效果发挥到极致。

　　三是为向岛内释放“支持蔡英文”信号。台湾历次“大选”中，美国的态度一直是重要的风向标，美国支持谁，往往会与最终的结果呈现正关联的关系。在台湾2020年“大选”中，美国明显是“挺緑抑蓝”、“挺蔡抑韩”，这从蔡英文“过境”美国时美国给与的接待规格就可见一斑。2019年7月，美国不但允许蔡英文到政治敏感度极高的纽约（联合国大厦所在地）窜访，而且允许数十位参众议员及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等与蔡英文会晤，以显示对蔡英文的支持。如此一来，蔡英文就可以利用“出口转内销”，将美国对蔡的“高规格礼遇”包装为“美国对蔡英文的支持”，以向岛内的选民发出信号，即美国是支持蔡英文的，否则美国不会给蔡英文如此之高的“礼遇”。

　　四是公然宣称插手台“大选”选务。2019年6月19日，美国国防部时任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声称，美国预期中国大陆将通过散布“假消息”等方式介入台“大选”，“随着选举日期的日益临近，美台已经就对抗假消息进行合作”。美国此举，贼喊捉贼的态势极其明显，显然是想以“防范中国大陆介入”为由来插手台湾选举，最终的目的则是为蔡英文连任提供各种支持。由此可见，对于岛内2020年“大选”，背后的美国因素清晰可见。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新华社才会专门刊发评论员文章指出，西方外部政治势力公然介入台湾选举，为牵制、遏制中国大陆，阻止两岸走近走亲，而力挺蔡英文。显然，这场台湾地区内部的选举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与此同时，在美国带动以及美国构建“印太战略”的整体需求下，澳大利亚也积极介入台湾的2020年“大选”，蓄意制造和炒作所谓“王立强假间谍案”等，来丑化大陆并为民进党拉分助选。

　　事实上，在蔡英文胜选后，美国还在不断为蔡提供加持。例如蔡英文2016年5月份上台后的两个月，也即2016年7月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公布新一届党纲指出，“反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关于台湾未来的所有问题，必须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幷且需要台湾人民同意；如果中国违反这些原则，美国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帮助台湾自卫（will help Taiwan defend itself）。”

　　二、美国对国民党两面平衡策略的不满与挺蔡连任的动因分析

　　台湾被视为美国精心构筑的岛链计划中的“关键一环”，是美国牵制和防范中国大陆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对于美国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价值意义。特别是在中美战略博弈大局中，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等效果有限，并未取得预期目标。台湾问题作为遏华成本最小、受益最大的一张“王牌”，自然就成为美国优先选项。美国支持蔡英文连任，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让台湾继续扮演“遏华”急先锋和桥头堡角色，以此来牵制中国大陆发展。

　　在美国看来，国民党一直玩弄“亲美和陆”两面平衡策略，如若上台的话，并不符合美国“以台遏华”的战略期待。对此，美国共和党内“友台派”代表性人物、曾为2016年底“特蔡通话”牵线搭桥的叶望辉（Stephen J. Yates）毫不掩饰，如果2020年国民党重返执政，会冲击美国的战略利益”。特别是美国在战略上研判，两岸统一的进程会进入加速度时代，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更会扶持民进党来对抗大陆统一。

　　为了防止国民党藉助2018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大胜的气势一鼓作气，直登“总统府”，美国还想方设法来打压国民党和韩国瑜。2020年“大选”期间，美国一度忧心国民党籍候选人韩国瑜会走“亲中”路线，而这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特别是韩国瑜抛出“国防靠美国、市场靠大陆”时，美国认为韩国瑜若是上台，将重拾马英九时期的平衡路线。在中美战略博弈明显加剧背景下，这显然与美国的期待是相背而行的。因而对于韩国瑜，美国总是以刁难的姿态与其接触，中间还一度抛出五大“考题”，为韩国瑜制造难题。在美国强大压力下，韩国瑜最终无法赴美访问，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岛内部分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对韩国瑜是否有能力处理对美关系的疑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后来韩国瑜的败选提前埋下了伏笔。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前台“国安会秘书长”苏起称，2020年台湾“大选”过程中，美国介入程度“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美国对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党的态度可以看出，美国支持民进党和压制国民党的态势已经完全公开化了，这也再次揭穿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湾选举”的虚伪谎言，证明美国不但会介入，而且介入的目的主要是想继续利用台湾，把台湾打造成对抗大陆的“前沿阵地”。

　　受特殊历史氛围影响，岛内向来存在着“亲美倚美”心理，这也直接导致“美国因素”在岛内历次重要选举中一直扮演着忽明忽暗、若隐若现的重要作用。即使是在一些地方性选举中，美国也不甘“袖手旁观”，而是选择主动介入。例如，在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中，韩国瑜以近乎摧古拉朽、势如破竹之态势，直捣民进党执政二三十年的大本营。这也让美国“如坐针毡”、“焦虑不安”，前“美国在台协会”（AIT）高雄分处处长杜维浩（Robert Dewitt）公开在脸书（Facebook）上公开发文，对民进党执政“赞不絶口”，为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站台加持意图呼之欲出。2018年11月23日，也就是在选前最后一天的关键时刻，“台独”大佬游锡堃声称，“美国也在观察台湾选举，如果民进党落败的话，连美国都会看不起”。游锡堃之所以会如此表态，也是因为已经吃定岛内民众“亲美”心理。

　　在地方性选举中，美国都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介入。在全台性选举中，美国自然更加卖力。在岛内2020年“大选”前，国民党籍候选人韩国瑜携带高人气，成为泛蓝阵营的“人气天王”，对蔡英文的连任之路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蔡英文第一任内，在内部施政上无能无法，政绩乏善可陈。为追求连任、赢得选举，蔡英文只能主动向美国贴靠，企图把“美国因素”作为“救命稻草”，通过“短线操作”逆转政治颓势。从最后的投票结果来看，这也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因素”成为民进党胜选重要推手之一，为蔡英文龢民进党继续连任起到了有效的助推功能。

　　第四节　后基辛格时代美国战略重构与台在“印太战略”中角色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虽然将台湾视为“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但出于此前陈水扁时期“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的经验教训及中美关系大局考虑，美并未公开将台湾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中。但近年来，美国的战略开始发生显着变化，逐渐进入“后基辛格时代”，也就是由传统的“中美俄三方博弈”逐渐向“中美印三方博弈”转变，美国高度关注印度的价值意义，极力寻求利用印度来对冲中国大陆。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特朗普时期美国就放弃了其行之有年的“亚太战略”，转而构建“印太战略”，也就是更加强化对于印度的角色定位。特朗普的这一战略重构，到拜登时期至少是在大的框架设计和理念上基本都被承继了下，整体上进一步重视印度的角色。美国这一战略转变，基本上是肇始于特朗普时期，为将讨论的议题进行聚焦，本节重点讨论特朗普时期美国在“印太战略”中是如何强化台湾角色的。

　　除了印度之外，美国高度关注的还有台湾。特朗普上台后，特别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美显着加大对中国大陆打“台湾牌”力度，不断强化台湾在美“印太战略”中的角色，美国防部2019年6月1日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甚至明确称台湾为“国家”，谋求将台湾打造为与中国大陆对抗的“桥头堡”。2020年11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还宣称，“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Taiwan　has　not　been　a　part　of　China）”。2021年1月12日，也即在特朗普政府即将卸任的一周前，美国白宫解密所谓“美国印太战略框架”（United State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其中明确表示美国要防卫第一岛链其中也包括台湾，美国要鼓励台湾发展有效、不对称防卫战略和能力，帮助确保其“安全、免受胁迫、有弹力和以其自己条件与中国接触的能力”。蔡当局对美也高度配合，专门在台湾“外交部”设立“印太科”与美对接，声称“台湾是‘印太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未来美将从法律、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全方位提升与台湾实质关系，全面落实“以台制华”战略，直接冲击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大局。

　　一、由“安静旁观者”转为“躁动搅局者”：台在美国战略体系中角色转变

　　奥巴马执政时期，特别是2010年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美之间战略博弈显着上升。美为自身利益考虑，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Pivot to Asia或Rebalancing Strategy，又称“重返亚太战略”）时，不愿亲上前线与中国对抗，而是注重合纵连横、通过培养“代理人”的方式来加大对中国遏制力度。2011年通过幕后推动钓鱼岛危机将日本推上对抗中国第一线，2013年通过南海仲裁案挑动菲律宾和东盟国家与中国对抗，2016年通过强行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挑拨中韩关系，2017年默许和唆使印度制造洞朗危机来向中国施压，但在这一系列的“代理人”之中，台湾的角色相对模糊。与特朗普执政团队相比，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决策者对于台湾问题敏感性的认知要更为深刻，因而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挑动中国大陆的敏感神经。由于奥巴马政府更注重培养其他“代理人”，而对台湾没有赋予更多的角色定位，因而台湾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安静的受益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项目主任卜睿哲语），或者更准确地来讲应该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角色。

　　特朗普上台后，拉拢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精心构筑了“印太战略”（India-Pacific Strategy，又称Quad Strategy即四方战略），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实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在很多政策层面不愿意顾及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现实利益，因而这些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印度在中美大国博弈之间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摇摆态势，不愿对美一边倒，转而寻求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美国的四方战略由此也呈现出“盟友不稳、支柱不牢”的难题。在这种情势下，美亟需寻找新的战略支撑点，台湾就是其重要选项。2018年5月，美助理国务卿黄之瀚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就声称，美国的“印太战略”与台湾的“新南向政策”高度重合（overlap）。2018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阐述美“印太战略”时专门强调，美国将继续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为台湾维持充足的防卫能力提供必要的武器和服务，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2018年7月和8月，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接连在演讲中表示，台湾是自由开放“印太战略”重要一环，美国确认台湾是重要伙伴。7月30日，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印太商业论坛”上肯定台湾经济发展与民主繁荣，让台湾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引擎。“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称，台湾在透过经济关系、安全及治理，协助推动一个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区域方面，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论是民主治理，或是创新部门带头的经济成长，台湾都能够作为印太区域国家的典范。蔡英文当局本来就图谋“挟美抗陆”，通过引入美国等外部力量来对抗中国大陆，而当美国在“印太战略”中执意凸显台湾角色时，蔡当局自然高度配合。在美台双方密切互动下，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位置自然也逐渐凸显，由此前“安静的旁观者”逐步发展成为“躁动的参与者”，未来还有可能挟洋自重，成为“麻烦制造者”和“危机制造者”。如果从更深层原因来探究的话，台湾在美国战略体系中角色的转变还有多重更为复杂的原因。

　　（一）中美大国博弈由“接触+遏制”转为“遏制+接触”

　　奥巴马时期，中美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反恐等议题上存在密切合作，而且经贸关系是双方关系的“压舱石”，使得中美之间呈现出“竞争与合作相互交织，但合作大于竞争”的发展态势，美国对华政策虽然在战略上以遏制为主，但在具体战术上却呈现出以接触为主的基调。特朗普上台后特别是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在美保守派等力量推动下，美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由之前的“接触为主、遏制为辅”转变为“遏制为主、接触为辅”。在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明确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声称“中国（和俄国）挑战了美国的权力、影响力龢利益，试图去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并首度将台湾纳入“印太章节”，声称“美国将根据‘一个中国’政策，维持与台湾的坚强关系，并依据‘与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正当防卫所需武器以遏制威胁”。此后美国就不断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在经贸、科技、知识产权等领域频频向中国施压，而台湾问题自然也是美国“以台制华”的重要筹码，美国通过对台军售、美舰穿越台湾海峡、美高官访台等方式，多次对华打“台湾牌”，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破坏性显着上升。

　　（二）美国决策主导层由建制派向反建制派转变

　　奥巴马时期，美国决策核心层基本由建制派主导，因而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往往倾向于从中美关系大局出发，相对比较克制。特朗普上台初期，其执政团队中虽然存在班农（Stephen Kevin Bannon）等非建制派人物，但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T. Flynn，2017年1月20日至2017年2月13日在任）、基思·凯洛格(代理)（Keith Kellogg，2017年2月13日至2017年2月20日在任）和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2017年2月20日至2018年4月9日在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Wayne Tillerson，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在任），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Norman Mattis，2017年1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任）等，基本属于建制派，在对台问题上也多从中美关系大局的理性角度考虑。

　　但随着蒂勒森等人的去职，越来越多的反建制派人物开始涌入特朗普决策团队，呈现出典型的“大三角”和“小三角”的决策结构。所谓“大三角”是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John Robert Bolton）、国务卿蓬佩奥（‎Richard Pompeo）、国防部长马克·埃斯柏（Mark Thomas Esper）等三位决策圈的核心人物，所谓“小三角”是指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迪威（David Stilwell）、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Randy Schriver）等具体负责对华问题包括台湾问题的官僚。整体来看，无论是“大三角”还是“小三角”，都呈现出明显的保守化倾向，在台湾问题上多持“挺台”立场。其中博尔顿的角色尤其值得关注，他曾多次访台，对台湾具有较为浓厚的情感认同。博尔顿在小布什时期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就曾力挺台湾“加入联合国”，后来又公开抛出美国应与台湾“复交”、“重新在台湾驻军”等激进言论。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后，更频频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加大“挺台”力度。作为一名“战略行动派”，博尔顿不仅在战略设计上刻意凸显台湾角色，更在行动规划上积极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其中包括与台时任“国安会秘书长”李大维会晤、向台“邦交国”施压等。当特朗普身边的决策层整体都开始往“亲台”方向发展，再加上以前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等建制派官员相继离职，美国政府明确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并相继出台各种“亲台”决策和行动也就在“意料之中”。

　　（三）台湾当局由中美两面平衡向对美一边倒策略转变

　　美国在战略体系中对于台湾角色定位的变化与台湾当局自身的政策调整也密切相关。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奉行“亲美和陆”政策，试图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两面平衡，以将台湾利益最大化，当时台湾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而蔡英文上台后，奉行“挟美抗陆”政策，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向美国一边倒，甘当美国马前卒，妄图引入美国力量来对抗中国大陆，因而对于美国予取予求，主动迎合度极高。蔡英文当局的高度配合，也为美对华打“台湾牌”提供了重要空间。反向思维，如果台湾当局对美不愿配合，美国即使想以台湾问题为筹码，恐也难以“得心用手”。

　　二、特朗普政府分裂决策与“印太战略”强化台湾角色定位的双重面孔

　　对中国大陆打“台湾牌”已成美民主与共和两党、美行政与国会部门的集体共识。但整体观察，美国核心决策层在对台问题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分裂状态，博尔顿、蓬佩奥等美保守势力意图大幅提升与台湾实质关系，而作为最为核心的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相对克制，不愿因为台湾问题过度刺激中国大陆，导致中美贸易谈判破局。

　　（一）美保守派推动与台高层互动，特朗普展现克制姿态。

　　高层官员访台向来是美台实质关系进展的一个重要观察指标。2018年3月“与台湾交往法”的通过，为美台高层官员互动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户，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因而蔡当局特别是许多緑营人士对美寄予高度期望。美国对此也积极配合，2018年6月“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内湖新馆正式启动，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哈珀众议员、“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等出席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称，“新设施落成是一个里程碑，反映出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2019年5月，美打破过去40年来“禁忌”，邀请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维访美并与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会晤。未来美将以落实“与台湾交往法”为名，进一步强化美台高层互动，或将指派内阁级官员访台。马英九执政时期美曾指派环保署长访台，未来美有可能故伎重施，指派环保、教育、文化等政治敏感性较低的内阁级官员访台，或邀台“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高度敏感性官员访美，并在华盛顿公开活动，制造美台关系大幅升温的“假象”。

　　但对于美国政府指派高官访台，特朗普个人并不完全赞同。2018年3月，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Alex Wong）访问台湾，创下当时蔡英文上台后美国最高层级官员访问台湾的记録。但据事后《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报导，特朗普对此事曾大发雷霆，当场发飙“这该死的家伙是谁啊？（Who the f— is this guy?）”，特朗普还要求在他努力与中国大陆达成协议期间，任何美国外交官都不得前往台湾。

　　（二）美台军售常态化，但将依据中美关系大局调整时程

　　特朗普上台后已发动五次较大规模军售，2017年6月29日，美向台出售14.2亿美元武器装备和技术，主要包括对早期预警雷达的技术支持、反辐射导弹、MK48重型鱼雷和标准-2导弹等。2018年9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价值3.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包括F-16、C-130、F-5和IDF四款战斗机的配件及维修服务。2019年4月15日宣布的价值5亿美元的军售案类同于第二次军售案，也是升级F-16A/B战机系列合同的一部分，其中含有人员培训、飞行训练、参加演习、教练弹射击等培训和军事交流等方面的“软合作”。2019年7月8日，美向台出售M1A2坦克在内的22亿美元对台军售案。2019年8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已经批准对台出售总价值80亿美元的66架F-16V战斗机。这是美国自1992年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B战斗机时隔27年之后再度向台出售高端性能战斗机，也是自1949年之后70年来美国向台湾最大规模的一次军售案。

　　不过整体观察，美国虽然在与台军事合作上全面强化，但决策圈内部仍有人担心此举会全面刺激中国大陆，干扰中美贸易谈判，因而很多决策者在对台军售等议题上意见相对分裂。即使特朗普同意对台出售F-16V战斗机，也不忘强调“美方相信在使用方面台湾会很负责任”。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表示，这透露美国对蔡英文当局的深层担忧，唯恐蔡利用F-16V战斗机在台海地区滋生事端，将美国拉下水，因而特朗普才不得不提醒台湾在使用方面“很负责任”。

　　（三）美涉台决策呈现“全政府”模式，美国会和行政部门联手打“台湾牌”

　　近来，美台以“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为由，在华盛顿和台北展开系列高调纪念活动，美国国会的表现尤其凸出，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40年来首次到台驻美机构“双橡园”参加活动。美还谋求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本法”和“母法”，继续出台其他“亲台”法案，进而构建一整套的涉台法律体系，将美台关系法律化、机制化和长期化。整体观察，美国在对华打“台湾牌”议题上已经呈现出“全政府”（whole-governments）模式，行政部门和国会有高度共识，对于国会推出的相关“亲台法案”，美行政部门包括特朗普也多顺势而为，借此为由多增加一张对华打“台湾牌”的筹码，而这也是特朗普在无需签署“与台湾交往法（Taiwan Travel Act）”该法也能自动生效、但特朗普依然选择主动签署的重要原因所在。而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国会的“挺台”野心，美国国会正在酝酿或炒作的主要涉台法案有：一是推进“2019年台湾保证法”（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该法主要内容有将台纳入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美在台协会”（AIT）联络组组长美须由将级军官担任；要求美总统在该法生效180天内，检讨国务院指导对台外交实践的准则，包括“对台关系准则”及相关文件，并重新制定。二是升级“与台湾关系法”。近来美保守势力如前副总统国安顾问叶望辉等频频炒作制定“与台湾关系法”2.0版，要求增加新的内容来“因应中国威胁”。美众议院外委会通过“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决议案，称美应将向台提供武器和服务的承诺法制化，并将在售武问题上视台为“非北约的主要盟友”。三是密集推出多项其他“挺台”法案。包括“重申‘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基石”决议案，“台湾安全法”，“台湾国防评估委员会法案”，“台湾国际参与法案”，“台湾‘邦交国’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案”等。众议院还提出“美一中政策不同于中国一中原则的决议案”（简称“反一中原则决议案”），称“在中美三公报中美只承认中国声称的‘只有一个中国’，并未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背书”，该决议案还“要求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不应受一中原则的束缚”。

　　三、对岛内政局、两岸关系与中美关系大局的多重影响

　　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台湾在“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地位，大幅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给岛内政局、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大局都带来了新的变数。

　　（一）美加大对台湾政局介入力度，由支持国民党转为支持民进党

　　2012年台湾“大选”前，美明显倾向于支持国民党和马英九连任，认为马继续执政可以维持台海地区和平，但蔡英文龢民进党因受“台独党纲”所累，有可能挑动台海紧张，当时美通过藉助英国《金融时报》放话流露对蔡“不放心”和“不信任”，指派前“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等卸任官员在选前关键时刻赴台表达“九二共识”重要性等，暗助马英九连任。但对于台湾2020年“大选”，美出于拉高两岸关系紧张态势需要，更倾向于支持蔡英文连任。对于美国而言，一个在中美之间完全倒向美国的民进党要比在中美之间维持两面平衡的国民党更符合美国“印太战略”的需求。当时美重要参议员贾德纳（Cory Gardner）、AIT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已经开始公开为蔡站台扫街。台湾自1996年开启所谓“民选政治”以来，在以往历次重要选举中，美国至少表面上会维持所谓“中立”、“不介入”的姿态，即使有所倾向性选择，也多以相对低调、隐蔽的方式进行。但对于台湾2020年“大选”，美国以如此公开高调的方式进行介入，在历史上颇为罕见。未来美或许会通过指派高官放话、强化与台政经互动等方式，对外释放蔡是美“中意人选”，借此来影响岛内选民投票倾向。

　　（二）美对两岸关系由“离岸制衡”走向“直接介入”

　　马英九执政时期，美国对于两岸关系基本采取“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策略，让大陆和台湾自行协商，双方只要维持“适度紧张”即可，美国不愿过多介入，但需要对两岸关系发展进程进行精准掌控，确保两岸关系不能跳脱美国的掌控范围。但特朗普上台后，美保守派认为，此前奥巴马政府维持两岸关系“适度紧张”的做法已经难以满足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美国需要让两岸关系“强度紧张”，才能更好地发挥出“以台制华”的效应。同时，美国保守派还认为，依靠传统的“离岸平衡”已难以完全掌控两岸关系，因而需要转变策略，开始亲上前线，直接插手两岸关系。美国不但公开为蔡英文“维持现状”说辩护，而且公开指责中国大陆“破坏现状”。在协助台湾维持国际活动空间方面，美国表现的更为直接，毫不掩饰。2018年8月，萨尔瓦多与台“断交”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在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该国总统，威胁声称将对该国进行惩罚。2018年9月，美国召回驻萨尔瓦多、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等三个与台湾“断交”国家的大使或领事，要求其就这些国家与台湾“断交”进行解释。2019年3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公开声称，“中国在威胁（threaten）台湾”，“我们正在动用我们工具箱里面的任何一个工具防止中国在外交上孤立台湾。”2019年3月，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专门在台湾“邦交国”所罗门群岛与台“外交部副部长”徐斯俭会晤，商讨如何助台“固邦”。2019年5月，为了进一步协助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等“亲台”势力还抛出“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of 2019，简称《台北法案》），旨在授权行政部门通过降低外交关系、减少援助等方式针对与台断交的国家采取外交行动。

　　当然，如果从更深层原因来探析，美国协助台湾维护所谓“邦交国”根本原因并不完全是想借此来挑动两岸关系，而更多的是想利用台湾以及台湾在拉美和南太等地区的“邦交国”来对冲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长期视拉美为其后花园，视南太地区为其势力范围。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两个地区受到了广泛欢迎，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拉美和南太岛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认为其在这些地区的霸权遭受到了挑战和冲击，因而需要对中国大陆作出反制，而利用台湾及台湾“友邦”恰好是反制中国大陆的有力着力点，因为只要能够成功地协助台湾“固邦”，就可以有效地防止中国大陆在这些地区“攻城略地”。所以美国的本意并不是要助台“固邦”，而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在拉美和南太等地区的霸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所谓助台“固邦”不过是美国拉拢台湾、利用台湾、并将台湾推向与中国大陆对抗第一线的手段而言。

　　（三）特朗普政府将台湾问题与中美经贸摩擦联动处理，陆美台产业链有可能发生重构

　　中美经贸摩擦爆发以来，美经常在双方经贸谈判关键节点对中国大陆打“台湾牌”，时间点极为“巧合”，对中国大陆制造“极限施压”，图谋以台湾问题为筹码逼中国大陆在经贸问题让步。如2018年9月24日，美对中国大陆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同日美宣布对台发起3.3亿美元军售。2019年5月5日，特朗普宣称将对中国大陆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由10%提高至25%，5月7日美国众议院全票无异议通过所谓“台湾保证法”。2019年年8月18日特朗普证实对台出售总价值80亿美元的66架F-16V战斗机并同时高调论及香港问题，岛内舆论多认为这是美国在9月中美第13轮经贸谈判前美国对中国大陆的一个“下马威”。未来美或将故伎重施，在对中国大陆关税施压和科技封锁同时，加紧对中国大陆打“台湾牌”，不断触及中国大陆战略忍耐底线。蔡当局也积极配合美对中国大陆打贸易战，使得美在中美经贸谈判中打“台湾牌”可以产生加乘效应。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美经贸往来呈现一定下滑态势，同一时期，台美贸易额却逆势上扬，据台“财政部”统计，2019年1-5月，台湾出口与进口分别较上年同期衰退1.2%与4.2%，台湾对美出口却逆势上扬，同比增长17.2%，出口额达181.5亿美元，占台出口总额比重上升到14%，创近13年来新高。未来这种趋势若进一步蔓延，再加上蔡英文当局积极推动的“新南向政策”，美台产业链有可能发生重新建构，传统的“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美国”的三角贸易结构，有可能逐渐转变成为“台湾接单、东南亚生产、出口美国”的模式，两岸之间有可能发生局部“脱钩”的风险，这也将进一步助长蔡当局经济“脱中向美”图谋。

　　结语

　　整体观察，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要比此前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更为凸显，由“旁观者”逐步转变为“参与者”。但与此同时，台湾也正在经历着从“受益者”向“受害者”的角色转变，在奥巴马时期，美台关系基本呈现“政经同步”态势，台湾也从中谋取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两岸关系与台美关系同步提升，呈现出正面螺旋上升的态势。如2014年2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在南京会晤，实现了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的首次会面。同年4月，美国也在时隔十余年之后，派出部长级官员环保署署长吉娜·麦卡锡（Gina McCarthy）访台。而到特朗普时期，美台关系基本呈现“政热经冷”、“虚多实少”态势，双方关系虽然表面喧嚣热闹，但给台湾带来的现实利益却极为有限，在许多关键时刻，美国还对台湾痛下杀手，强力打击，如2018年3月美突然宣布对台钢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此后蔡当局虽然不断游说公关，但美并未对台“豁免”，2019年7月初美更进一步加码，对原产地在台湾、但经越南向美出口的钢铝征收456%的高额关税。2019年8月美向台出售总价值80亿美元的66架F-16V战斗机时，特朗普重点强调的也是这将给美国带来“很多钱和很多就业机会”。所以从本质上来讲，美国不断在其战略当中强化台湾的定位，并非为台湾利益着想，根本意图为了落实“美国利益优先”，并借此落实“以台制华”，把台湾当做与中国大陆对抗的筹码和棋子。而当这颗棋子对于美国的战略成本要大于战略收益时，美国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台湾，1979年美国与台“断交、废约、撤军”就是如此。过去如此，未来美国有可能还会更进一步，当台湾成为美国“负债”而非“资产”时，美国将彻底放弃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