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制华”是美遏华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中美综合实力差距越来越小，美更进一步加剧对华防范心理，图谋利用台湾问题干扰、阻挠甚至终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2019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公然将台湾定位为“一个国家”。2020年5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又抛出所谓《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声称美国将利用民主价值、社会制度、全球盟友等综合实力，来遏制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刺激下，岛内的民进党与国民党也都纷纷幻想着与美国早日“复交”或“建交”。早在2019年9月，民进党游锡堃就曾提出过所谓的“台美建交”，当时声称要实现“建交”，在特朗普及蔡英文任内可能性较高。美台相互唱和，也给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大局带来新的挑战。

　　第一节　美国“离岸平衡手”及对岛内“蓝緑平衡”的政治操弄

　　自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距台湾后，美国变谋划“在台湾发展分离势力，降低中国作为苏联盟国的可能性”，即使是在军事上向台湾派驻“军事援助顾问团”，也要强调“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美国的强力介入下，台湾地区政治制度多受美国因素的影响，台当局的“行政院”、“外交部”、“国防部”等机构均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在某些领域直接受到美国支配。美国对台湾的巨大影响，也使得台湾的以“民主化进程”为代表的政治制度设计越来越按照美国规划的方向发展。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发端于1977年的“中坜事件”，自此之后，美国几乎全程介入了台湾的所谓民主转型和政治制度重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对民进党的扶植与台湾政治制度的“民主转型”基本上是同步展开的。在最新的2020年台湾地区“大选”中，人们依然可以看到美国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大对岛内政局的掌控。

　　一、推动岛内两党轮替制，强化“美主台从”扈从结构

　　20世纪70年代，随着尼克松的上台，随着美中关系逐渐解冻，美台关系的政治根基也开始发生动摇。美国图谋推动岛内政治体制改革，扶植台湾“本土派”政治力量，将来可以作为与大陆谈判时的筹码。1971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白宫提交一份针对台湾地区的备忘録，声称“美国首先要推出一个能够充分施行、循序渐进的台湾化计划，逐步建立一个由台湾人自己掌控的代议制政府，台湾政权一旦掌握在台湾人自己的手里，美国人可以利用它与中国大陆政府进行对话，将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问题作为与中国政府商讨的筹码。促使台湾在中国范围内争取到某种形式的自治地位，或通过聪明的政治行动，使北京同意台湾实现独立。”

　　外部因素的变化也直接催化了内部危机，1977年11月19日，“中坜事件”爆发，施明德等人发布所谓党外人士《十二项共同政见》，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等，还要求开启直选，打破以往“万年民代”的模式。

　　上述诉求显然与美国在全球推行的民主化制度演变方针不谋而合，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美丽岛事件”的爆发将将当时的“民主化”运动推向了第一个高峰。1979年5月，《美丽岛》创刊，一度成为岛内青年争相阅读的重要对象，刊物中提出的民主、自由等制度设计，为当时台湾青年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想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美国对华政策也出现战略性调整，开始谋求对华“颜色革命”，并将台湾视为推动大陆“和平演变”的重要“展示窗口”。为了将这一窗口打造成功，美国以所谓推广“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为名，积极推动台湾地区政治制度向所谓自由化龢民主化方向发展，加速扶植亲美的政坛势力上位执政，落实“以台制华”。在岛内外各种压力之下，1987年12月台湾当局正式宣布解除“党禁”。1988年，随着蒋经国的去世，“一令两禁”（“戒严令”、“党禁”和“报禁”）也被全面解除。这也为刚刚创生不久的民进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社会环境。

　　台湾“解严”后，美国又通过多种方式巩固台湾的所谓政治改革，在台湾树立一种对“民主国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基于美国的“挺台”立场，李登辉、陈水扁等人极度美化“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意识形态理念，表面上是要与美国构筑“价值联盟”，强化台美在意识形态上的连接，实质上是利用美国鼓吹的“主权在民”来为“全民公投”以及将来的“台独公投”提前铺路，更是要利用在社会制度上与美国的贴近以及与中国大陆的差异，来对抗两岸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作为外部行为体起到关键的助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美国或明或暗地支持民进党，直接导致原先国民党在岛内长期维持的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终结。

　　从美国外交政策来看，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在野党接触，是美国影响这一国家和地区政治走向的成本最小、但收益最大的一种方式。在台湾地区，美国同样操作这种伎俩。即使民进党在野期间，对于美国而言，民进党仍然有其特定的利用价值，其中之一就是利用民进党来约束和规制国民党。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2008至2016的八年时间里，虽然当时民进党只是在野党，但美国依然重视与民进党的接触。

　　当时“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每年都会有两次例行性访问台湾，期间都会专程拜会民进党高层，“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也一直保持着与民进党中央的密切互动，随时可以与民进党高层会晤。美国这些举措重要目的，是要利用民进党反向制衡国民党，加大对岛内掌控力度。例如，美重量级国会议员、重要智库及学者在访台时，除了与马英九当局接触，也会专门安排行程拜访民进党，进一步瞭解台湾内部政治状况，以及民进党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以及重大热点问的看法，以进一步评估岛内两党的政治实力对比及其相关政策走向，来为未来如何更进一步介入台湾政局及掌控岛内两党提前布局。2011年7月，美国负责两岸事务的新任副助理国务卿金茂伊（Kin Moy）秘密访台，期间专门与当时已经成为民进党籍“总统”候选人的蔡英文，就军售、美牛进口等重要议题进行沟通，来瞭解民进党相关政策。

　　二、夯实台湾“亲美倚美”认知偏差与美国操弄岛内民意的困局

　　台湾地区经历政治制度的民主转型之后，选择了与大陆不同、而与美国更为相近的社会制度方式，这也成为岛内民众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岛内民众对美国和对大陆的亲近度也由此开始产生分野。

　　长期以来，“美国在台协会”（AIT）通过举办美国制度展览、培养岛内“亲美”社会氛围、吸引台湾留学生赴美访学等方式，向台湾宣导美国政治制度设计，强化岛内对于美国的认知和认可。美国几十年的做法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国不但成功的在岛内把自己打造成为“民主导师”形象，而且极大的增强了岛内民众对于美国的向心力和向往度。根据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等在岛内进行的民调显示，70%左右的台湾民众都对美国政治体制抱持好感，更有80%左右的受访者期待进一步提升台美关系。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当美国与岛内的民进党及其代表的緑营呈现矛盾时，岛内民众的“对美不信任感”又会暴涨。例如，2007年陈水扁执意推行“入联公投”引发美台矛盾时，岛内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和信任度开始急剧下降。当时只有29%左右的台湾民众认为美国“值得信任”，认为美国“不值得信任”的比例则高达37.5%。这一数字也说明，岛内民众特别是緑营群众对美国的信任度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也会随着美台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第二节　以“预防外交”落实对海峡两岸“双重威慑”策略

　　长期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采取所谓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和“双轨政策”（dual track），维持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局面。这在小布什的言论里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他在当选之前就曾呼吁台湾不要玩弄“台独”戏码，并明确表示，“如果台海战争是台湾挑起，美国絶不介入；如果是中国大陆动武，美国也絶不会坐视不管。”美国这种表态虽然是两面手法，却也给了岛内民进党和“台独”势力以巨大的想象空间，误以为只要不是直接诉诸“法理台独”，而是以稍微包装过的方式来推进，就不会触碰美国底线，这导致陈水扁当局自恃有美国支持，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所谓“公投制宪”等议题上政治操作的尺度越来越大。两岸关系遭遇空前危机，中国大陆也被迫对此做出强烈反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政府为因应台海局势变化，也动作频频地对两岸采取了“双遏阻”政策，防止两岸擦枪走火，尽可能维持两岸不独、不统、不武的局面。所谓“双重遏阻”和“双重威慑”（dual deterrence）政策，就是美国一方面遏阻台湾当局“急独”步伐，防止台湾过度挑衅大陆，而使得大陆被迫加速统一进程；另一方面又遏阻大陆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反复强调两岸要和平解决。

　　一、美国极力遏阻民进党当局搞“急独”

　　美国对台政策一直根据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进行动态调整，但落实“以台制华”战略来牵制中国大陆、阻碍中国崛起的企图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美国认为，只要两岸继续分裂下去，就可以为大陆制造“台湾陷阱”，迫使大陆不得不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资源向台湾方向投入，从而无法集中精力搞好经济社会建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需要制造一个分离意识不断增强、与大陆渐行渐远的台湾，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台湾当局滑向“急独”冲击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这在2000年台湾“大选”后有着鲜明体现。当时为了防止两岸局势升级导致美国利益受损，美国多次派高层官员赴两岸沟通，在两岸之间来回穿梭，进行所谓“预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

　　一方面对台当局施压，警告陈水扁龢民进党在“台独”问题上务必要保持克制，不要玩火自焚、自取其辱。2000年3月22日，也就是台湾“大选”刚刚结束的四天之后，美国就紧急排除以“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及前众议员汉密尔顿领衔的访问团赴台，直接给新当选的陈水扁团队打“预防针”、下“指导棋”，要求陈水扁及其身边的人要谨言慎行，在就职演说中务必逥避“统独”议题，不要无事生非。陈水扁当局若要制定新的大陆政策，务必与美商量。此后，美国又多次派出前国家安全顾问莱克等高管密集访台，强力向陈水扁施压。在美国巨大压力下，此前狂妄叫嚣“台独”的“副总统”当选人吕秀莲明显有所收敛，陈水扁也放弃了准备指定激进“台独”分子张旭成担任“外交部长”等人事安排，以免加剧挑衅台海局势。

　　另一方面又向中国大陆施压，要求大陆正视民进党已经上台的客观现实，必须想办法与对岸复谈。在指派代表团访台的同时，美国也积极玩弄两手策略，先后指派美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农业部长格利克曼以及商务部长戴利等访问中国大陆，向中国大陆表示，美国政府将致力于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坚持中美“三个公报”和“一个中国”的政策，并重申了克林顿访华时所阐述的“三不”立场（即美国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不支持台湾以国家名义加入国际机构），表示美国无意放弃“一个中国政策”，否则的话，将会把中美关系置于危险境地，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这一系列表态，显然在安抚大陆。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忘对大陆施压，声称希望两岸要以“弹性、创意和务实”为原则进行和平对话，并称台湾新领导人已经展现出诚意，希望大陆也能以善意相待，这显然是要求中国大陆能够与陈水扁当局对话。

　　为进一步将“台湾牌”效应极大化，在2004 年台湾“大选”时，美国支持民进党和陈水扁的态势显而易见。而其原因就在于台湾政论家李志仁先生所言的，“打陈水扁这张牌对制约中国大陆最为有力”。因此，美国支持陈水扁的动作已经到了近乎公开化的程度，具体表现在：

　　一是对陈水扁选前过境美国给予高规格“礼遇”。美国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时礼遇的规格，一直是观察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观察指标之一。在2004年“大选”前，美国给予陈水扁以极高接待规格，同意陈水扁在美国期间接受媒体公开采访和发表公开演说，这在以往都是颇为罕见的。陈水扁也借机造势，把在美国发表演讲的场合视为对岛内造势场合的升级版，并利用“出口转内销”，将相关言论回传至岛内，一举扭转了选情颓势，“支持率首次超过了其竞争对手国亲联盟候选人连战和宋楚瑜”。

　　二是在最关键时刻对陈水扁“力挺”。“3·20”投票后，由于蓝緑阵营得票数高度接近，完全在误差范围之内，而且选前的“两颗子弹”是不是陈水扁龢民进党自编自演，也一直是外界疑虑的重要焦点，由于这些原因，蓝营支持者准备发动“3·27”大规模抗争活动。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美国却在27日凌晨发表声明，为陈水扁背书，等于是直接承认了陈水扁胜选的合法性。不但如此，美国随后还指派高级代表团参加了陈水扁的就职典礼，这等于是再次为民进党和陈水扁站台。

　　美国在扶持陈水扁的同时，也采用两手策略，对陈水扁予以规置，防止陈水扁成为“自走炮”，利用“急独”行径挑战美国利益。在选举前，陈水扁为捞取选举利益，冲高选票，积极向緑营基本盘示好，不断叫嚣“统独公投”、“2006年制宪”、“2008年建国”，使得台海局势颇有一触即发之态势。面对美国频频挑衅之举，美国直接向陈施压：

　　一是絶不允许陈水扁搞“统独公投”。对于陈水扁操弄“公投”议题来刺激选情、激发緑营基本盘、吸引支持者归队，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等美国高层官员密集放话，不断对陈水扁发出严厉警告。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也亲上火线，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公投’”，“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单方面改变现状，这是我们反对的”。回顾历史来看，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台湾当局推动“台独”分裂行径所给出的最为清晰、最为明确、同时也是最为严厉的警告。台湾“驻美代表”程建人坦言，“用词之强，前所少见。”

　　二是絶不允许陈水扁进行所谓的“制宪”或者“建国”。2004年5月7日也就是陈水扁刚上台不久，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接连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并称“这与美国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不符。”“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直接警告陈水扁，“台湾地区领导人不要以为美国会给台湾一张空白支票，美国协防台湾是有限度的”，美国只能给台湾“有条件的承诺（conditional commitment）”。许多台湾媒体认为，“美国警告台湾的篇幅显着加重”，“用词之直接、明确，犹如最后通牒，是陈水扁上任四年来所仅见”。

　　三是对在野民进党持续施压。2008年至2016年民进党在野期间，在两岸政策上若出现激进之举，美国依然给与适度敲打，警示其勿往更激进方向发展。例如，2008年蔡英文为巩固緑营基本盘，展现“逢中必反”姿态，就率领民进党支持者在台北市围堵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美国就持负面态度，认为这无助于台海局势和平。2010年民进党反对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民进党也表示不乐见。对于当时“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台湾“立法院”因为民进党阻挠而受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更是罕见的出来公开喊话，声称“尽管美国尚未仔细阅读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但美国认为这有助于台海稳定也有利美国企业界，因此正面看待”。当时美国史汀生中心研究员容安澜（Alan Romberg）、卜道维（David Brown）等人，也都对民进党提出了批评，认为民进党在台“立法院”恣意干扰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审查特别是鼓动青年群体霸占“立法院”，只是为一党私利，“是在民主行动名目下不具正当性的选举手法”，“会严重损害台湾与其他国家也包括美国的经济前景”。

　　二、美国反对大陆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对外政策中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分类，按照亲疏远近可以分为“盟友”（allies）、“伙伴”（partner）、“朋友”（friend）、“对手”（adversary）和“敌人”（enemy）之分。台湾当局曾经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坚定的盟友，但在1979年美台“断交”、“废约”和“撤军”后，美台所谓“盟友”关系不复存在，美国转而更多的将台湾视为“朋友”或者“伙伴”。美国之所以对台湾如此价值定位，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利用台湾问题来制衡中国大陆。而如果大陆启动《反分裂国家法》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台湾对于美国的利用价值将荡然无存。因而，美国为了维持和强化对于台湾的利用价值，自然严防大陆对台动武。即如前美国国务卿赖斯所称，美国应该设法阻止两岸发生任何冲突，逼迫中国大陆放弃使用武力的想法。曾提出“中程协议”（interim agreement）的李侃如也称，只要“世界上所有大国继续承认北京为中国合法政府，而且维持‘台湾不是独立国家’的共识”，北京就不应该以武力方式来反对“台独”活动。

　　但美国的这种幻想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岛内“台独”势力的气焰嚣张，以为美国不会允许大陆对台动武，因而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挑衅。这也迫使大陆不得不加强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以武力阻止“台独”。2004年5月17日，国台办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分裂图谋”。

　　面对中国大陆严正立场，美国深知，如果大陆采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的话，美国届时将面临两难的抉择。因为美国如果明确出兵协防台湾的话，岛内“台独”势力无疑有可能会铤而走险，甚至有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深渊。而如果美国表态不介入的话，中国大陆则有可能会加速两岸统一进程。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困局，美国一直希望通过推行“模糊政策”，保持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灵活性、策略性、机动性和主动性。但随着大陆表态越来越强硬，美国在遏制陈水扁“台独”行径的同时，也开始对大陆频频施压。在大陆发表5月17日声明之后，美国白宫立即表示“拒絶接受声明中威胁使用武力的部分”，甚至派出“小鹰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海附近游弋，以向中国大陆发出明确信号。美国类似做法此后一直不断重复出现，2016年1月12日也就是在台湾2016年“大选”的关键时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对外声称，未来美国将会继续落实“与台湾关系法”，确保台湾人民“可以在免受胁迫状态下自由地选择未来”。这明显是向大陆喊话，要求大陆不能以武力的方式“胁迫台湾选举”。2016年2月也就是蔡英文刚胜选后不久，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上将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康达（Daniel Kritenbrink）等，都明确要求中国大陆必须“在两岸政策中展现灵活性和创造性”，如果大陆动用武力胁迫台湾，美国将会继续以对台军售等方式来“有效吓阻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胁迫与侵略”。事实上，直到今天，美国军界、政界和学界还在有人不断炒作“中国大陆武统台湾”论调，例如，2021年3月，美国前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就宣称，“中国大陆可能在六年内对台采取军事行动”。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五角大楼负责战略与军力发展事务副助理防长的柯伯吉（Elbridge Colby）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美国可以协防台湾”（America Can Defend Taiwan）的文章宣称，北京有可能在四年之内武统台湾，这将成为拜登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因而美国应该采取四大动作来威慑大陆，包括部署监控系统来监听中国大陆军机舰，在关岛、日本和菲律宾部署更多武器装备，在第三岛链加强军事力量，对中国大陆形成围堵。

　　美国政府如此高调的反对中国大陆动武，也给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产生一定的幻觉提供了想象空间。在陈水扁时期如此，到后来的蔡英文时期也同样如此。2020年1月中旬，蔡英文在接受英国媒体BBC专访时，特别强调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台湾主权上没有谈判的空间。蔡英文还声色俱厉地警告大陆：“若是侵犯台湾，将会付出沉重代价”。蔡英文之所以会有如此嚣张气焰，与美国背后的加持密不可分。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双重威慑”和“双重遏阻”政策的本质是“以台制华”，可以确保美国继续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大陆，牵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反对陈水扁以及民进党搞“急独”，并不只是“反对台独”，而更多是担忧冲击美国战略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多次声称，要求两岸“和平解决”，但“和平解决”的意涵既可以是“和平统一”，也可以是“和平独立”，就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而言，台湾“和平独立”显然要比两岸“和平统一”更为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但需要点出的是，美国反对大陆对台动武也产生了一定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美国需要制造“大陆威胁论”来拉高台海紧张局势，以迫使台湾当局，无论是国民党执政或是民进党在台，都必须加大对美军购。但另一方面，美国又担心持续炒作“大陆威胁论”，将会对岛内民众产生“心理威慑”甚至是“心理战”效应，即如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Ryan　Hass）所言，美国越炒作大陆对台武力威胁，台湾人民的心理压力就会越大，感觉头上悬着一把剑却又无能为力。

　　第三节　美国对两岸政治对话的扺制与民进党的“马前卒”角色

　　2008年至2016年，在马英九执政时期，随着两岸关系逐渐步入“深水区”，两岸政治对话似乎已经无可逥避，而且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美国作为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向来都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因而，我们在讨论两岸政治对话这一议题时，无法忽视美国因素的存在。本节就将试图分析美国对于两岸政治对话的态度及其影响。

　　一、美国对两岸政治对话似迎实防的矛盾态度

　　美国对于两岸政治对话的态度较为复杂，口头的外交说辞与内心的真实想法存在着迥然的差异，采用了典型的“创造性模糊”（creative ambiguity）策略，不同时期的立场也在发生着一定的游移。当两岸关系相对紧张时，美国期待扮演两岸政治对话的调停者（mediator）、促谈者（facilitator）和落实两岸谈判结果的担保人（guarantor）角色，而当两岸关系较好时，美国又不愿意两岸关系走得过快过密，甚至由经入政，因而美国此时更愿意扮演两岸对话特别是政治类对话的搅局者和破坏者角色。此时，对于美国而言，民进党就成为阻挠和干扰两岸各项对话特别是政治类对话的重要抓手和代理人。具体说来，美国的主要态度有：

　　（一）显性层面上宣称欢迎两岸政治对话

　　2009年11月1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后，共同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美方表示，“欢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表态支持两岸政治对话，具有一定的正面积极意义，即如台湾“中国时报”所评价的，“奥巴马声明美方乐见两岸加强‘政治对话’的说法，是前所未见；显示美方台海政策，明显超越过去小布什时代。”当然，我们这里必须得清醒地看到，美国官方的这种表态，更多的是停留在一种象征意义层面，甚至还有人猜测，奥巴马之所以会如此表态，是因为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例如，时任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兼“驻美代表”吴钊燮就猜测，“有关两岸政治对话，其实奥巴马到北京前，就有很多人说中国会要求美国讲这方面的话语，中国希望美国认可中国现在对台湾的政治布局，胡锦涛的胡六点就是对台政治部署，这可以形塑一种国际环境，让中国推动对台政治对话成为理所当然，让台湾陷入被动，没有不去谈的本钱。”

　　虽然这显然是对中国大陆的一种恶意抹黑，但至少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可以说明，即使是岛内都已经意识到，美国的这种表态完全是一种外交辞令，美国政府难以发自内心地、真诚地支持两岸政治对话。这一点从美国当时的一些举动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奥巴马北京之行后不久，美国政府旋即派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作为特别代表去台湾说明相关情况。2009年11月24日，薄瑞光向蓝营和緑营的一些重要人士透露，“《中美联合声明》中美国支持两岸政治对话的‘政治’一词，只是一个泛泛的说法，人们无需过多关注。”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2009年之后，美国对于两岸政治对话的态度逐渐由“欢迎”、“支持”滑向“不反对”、“不劝阻”，甚至有意进行模糊化处理，“支持”色彩明显淡化。例如“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2013年4月23日就表示，“美国从未隐讳地、技巧地、或者明确地劝阻台湾不要和中国进行政治谈判；只有台湾领导人才能决定两岸谈判的题目、时间和范围，包括美国在内，外国政府去猜测两岸谈判都是不恰当的。”2012年马英九发表“520就职演说”之后，美国白宫高级官员随即对外表示：“我们非常欢迎两岸关系升温，也支持两岸继续各项对话。”此处美国只是泛泛地声称支持两岸各项对话，至于其中是否包括政治对话，则并不明确。

　　（二）隐性层面上对两岸政治对话暗加反对

　　美国表面上宣称支持两岸进行政治协商对话，但这种宣称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事实上，由于美国忧心两岸关系发展过快，因而对两岸的政治对话一直严加防范。为了阻挠台湾与大陆进行政治对话，美国竭力通过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学者向台湾喊话，或明或暗地向台湾施压。例如美国前国务院副发言人、现任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室主任容安澜（Alan Romberg）2012年11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台海两岸：从对立到合作（2006-2012）》（Across The Taiwan Strait：From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2006-2012）新书发布会时，明确宣称：“中国大陆想要推动政治对话，但看不出马英九有任何近期时间表，大陆太过急切只会造成两岸关系发展问题，让马英九陷入困境。”另外，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2013年3月25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举行座谈时，也表示，“台湾的民意和舆论都不支持，两岸要展开政治对话非常困难。”4月9日在台北举行《未知的海峡：两岸关系的未来》（Uncharted Strait: The Future of China-Taiwan Relations）新书发表会时，卜睿哲又提出了近乎完全相同的论调。除了透过民间向马当局施压，美国还利用种种手段扩大对台湾影响力，例如加强高层互访、给予免签证待遇、重启台美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TIFA）谈判、支持台湾加入包括国际民航组织（ICAO）在内的国际组织等，其目的即在于加大对台湾掌控力度，阻挠两岸政治对话进程。显而易见，美国对于台湾一如既往地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竭力打压，防止台湾向大陆过度倾斜；另一方面又主动拉拢，试图进一步强化台美关系。但无论是打压或者拉拢，其目的都在于阻挠两岸政治对话。

　　（三）对两岸正在进行的民间政治对话刻意进行冷处理

　　2012年以后，两岸民间机构进行过多场政治对话。2012年12月，“台北会谈”以“认同、复兴、和平发展”为主题，正式开启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序幕。出席此次会议的不仅有大陆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以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身份参会）、台湾“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张亚中等人，而且也有许多緑营重要人士与学者，如陈明通、吴钊燮，游盈隆、郭正亮、童振源、施正锋龢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洪财隆等。此次会议不仅是红蓝緑三方民间机构首次展开政治对话，更是形成了大陆与緑营互动的新模式。继“台北会谈”之后，两岸学者乘胜追击，在已有基础之上，2013年6月，又相继召开了“北京会谈”和“两岸军事安全筑信研讨会”，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2014年的“香港会谈”也顺利举行。对于两岸正在逐步深入开展的民间政治对话，美国给予的基本态度就是冷眼观之，既不公开反对，也不明确支持，而是静观其变，至少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或者是智库学者对两岸民间的政治对话给予评价。美国各界之所以对此刻意进行冷处理，首先是因为两岸关于政治对话的互动只是停留在民间水平，尚未提升到官方层级，其产生的影响效应自然相对有限；其次则与美国的矛盾立场有关，美国口头上“欢迎”两岸政治对话，但实质上却要严加防范，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决定了美国难以对两岸民间机构的政治对话进行公开评论。

　　二、美国对两岸由经入政的深层防范

　　美国表面上“欢迎”两岸政治对话，主要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大陆，影响中美关系大局走向，而美国在实质上有意阻挠两岸政治对话，则原因颇为复杂，主要有：

　　（一）防范两岸关系发展过快

　　在过去的几年中，两岸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以贸易为例，根据中国大陆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1至4月，两岸贸易额为707.4亿美元，同比上升48.5%。再以人员往来为例，2008年以来，不但有连战、吴伯雄、萧万长、吴敦义等国民党高层多次来大陆交流，即使是民进党也有谢长廷、许信良等前党主席等人相继往返大陆。与此同时，大陆领导人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场合会见了台湾重要人士20余次。面对两岸日益升温的关系进展，美国一些人士极度担忧。2013年4月16日，马英九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进行会谈。当时，美国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就明确表示，“已经有美国学者提出忧虑，担心两岸和解可能冲击美台关系。”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萨特（Robert Sutter）也称，“美国国会和媒体确实有些人利用台湾作为工具，以消极的方式对华打交道，他们不喜欢两岸关系走得太近。”

　　（二）担忧台湾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棋子作用遭到弱化

　　自2009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曼谷出席东盟会议高调宣布“重返亚太”以来，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不断加大对该地区的倾斜。由于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对中国大陆进行围堵遏制，因而美国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当中，自然会对扮演对抗大陆急先锋角色的台湾寄予较高期望。具体而言，在宏观布局上，美国高度重视台湾的地缘价值。2011年10月美国时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听证会上声称，“提升美台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不可或缺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美国直接给台湾下指导棋，指示台湾如何配合美国“重返亚太”，例如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前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就表示，“在美国多边外交、强化经贸、军力部署的三合一亚太战略指导下，台湾要把重点多放在经贸事务，那才是台湾可着力之处。”而在军事上，台美双方向来互动密切，抛开美国对台军售这一老大难问题不谈，单是台湾的作战计划和作战系统，都染指上浓厚的美国色彩，事实上，“美国太平洋总部本身就有针对台海的作战计画，在台湾进行重大演习如汉光演习期间，美国军方会适度的参与。台湾强化战力整合的博胜案，也是采取美国系统，对潜在的同盟作战预留指挥管制整合的基础。”既然美国对台湾寄予瞭如此之高的厚望，自然不希望台湾与大陆进行政治对话或者签署“和平协议”，否则的话，台湾作为反对大陆的急先锋作用将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台湾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棋子作用也必将受到重创。即如民进党台南市“民意代表”陈唐山在一次记者会上所透露的，“若‘和平协议’一签，美国协助台湾防御外来武力威胁的用意就白费了。直白些说，就是美国担心两岸商签和平协议后，它将在亚太失去一颗制华的‘棋子’。”

　　（三）避免美国的实际利益受损

　　对于美国而言，台湾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缘价值，而且具有利润丰厚的经济利益价值。作为美国第11大贸易伙伴、第16大出口市场和第7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台湾在美国的对外出口贸易系统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特别是长久以来，台湾一直热衷于对美军购，而这为美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同样的武器，美国对台出售的价格一般是美国出售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价格的两倍左右。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台军售的决定权并不在台湾手中，而在美国手中，也就是美国向台湾出售何种武器、以什么价格出售、什么时候出售等，都由美国来决定，台湾没有任何议价权。由于美国在对台军售中处于絶对的主导地位，美国军火商往往赚的“盆满钵满”，而台湾只能悲哀的充当“冤大头”角色，任由美国“宰割”。而一旦两岸经由政治对话签署和平协议或者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台湾自然无需再向美购买过多的军事武器来对抗大陆，而这显然会直接损及美国的实际利益。

　　三、美国默许与民进党对两岸政治对话的阻挠

　　对于两岸开展政治对话，美国一直扮演着幕后棋手的作用，虽然没有走到前台与大陆直接对弈，却始终在背后操控着台湾的每一个落步棋子，这对岛内政局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变数。

　　（一）马当局畏美自限，在两岸政治对话议题上裹步不前

　　马当局在考虑两岸政治对话议题时，始终无法跳出美国阴影的笼罩。即如《中时电子报》刊文所言，“面临两岸政治谈判时，台湾领导人在维护‘台美关系’及保障‘台湾人民’利益考量下，势必会顾及美国的态度反应。”而2013年2月下旬随同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访问大陆的台湾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在接受中评社访问时，则表达的更为一针见血：“台湾是在美国影子下与大陆交流”。

　　事实上，马英九在执政之初，也曾立下雄心壮志，意图推动两岸对话、签署和平协议。例如在2008年竞选成功后举行的首次国际记者会上，马英九就明确对外宣示，“未来四年，我将与大陆谈三项内容：第一与大陆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第二与大陆谈判签署和平协定，包括采取军事信任措施，避免冲突发生；第三，我们将与大陆谈台湾的国际空间。”众所周知，马当局要想与大陆谈判签署和平协定，包括采取军事信任措施，真正实现两岸和解，政治对话无疑是不可逥避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从马英九过去五年来的表现来看，其对于两岸政治对话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惊天逆转，一直畏首畏尾，无法拿出魄力将两岸政治对话放置到优先议题层面，反而表示“若要在政治上做什么，台湾的时机没有成熟，虽然外界有许多人一再表示两岸应进行政治对话，但没有人真正说清楚具体该谈什么，既然大家没有一致的意见，那又何必急？”。马英九之所以自我设限，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对美国有所忌惮。

　　以两岸建立军事互信为例，早在1998年4月17日台湾时任“行政院长”萧万长就首先提出两岸应该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大陆方面也反复多次呼吁两岸应该携手努力，建立军事互信，造福两岸人民，例如“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但直至现在，两岸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方面仍然几乎原地踏步，没有丝毫进展。究其原因，有学者曾分析是：“台湾对美国的军事依赖，担心一旦与北京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美国对台的态度将会改变，且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将更不容许两岸建立军事安全互信关系。美国因素因而成为马政府不愿与北京进行政治或军事安全对话的最主要原因。”

　　显然，面对美国对于两岸政治对话的担心，马英九更是忧心忡忡，唯恐美国因两岸关系发展过快迁怒台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丽岛电子报》副董事长郭正亮才表示：“马更在乎台美关系，并不希望两岸关系走太快，导致美国起疑。尤其是两岸政治对话，必将牵动台湾对东海、南海的战略表态，更将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马更是戒慎恐惧，上次对连战在‘连习会’上所提‘16字箴言’的立刻反驳，已经透露出马对两岸政治谈判的排斥。”

　　（二）民进党挟美自重，粉碎两岸政治对话基础

　　整体而言，民进党对两岸政治对话持絶对反对态度，就连吴伯雄率团访问北京，民进党青壮派“立委”陈其迈、李俊俋、姚文智等人，都会联合召开“政治谈判急就章，国家主权丢光光”的记者会，“痛批国共两党急推政治对话，质疑国民党要把台湾卖给中国，导致台湾陷入主权流失危机、改变台海现状危机、危害台湾民主价值危机”。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更是以顽冥不化的“台独”立场，从根本上否定了两岸展开政治对话的可能性。2013年6月14日，苏贞昌在美国两大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与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合办的座谈会上回答现场提问时，有记者问及：“未来民进党重新执政，您认为要如何处里来自中国要求两岸政治对话的压力？”苏贞昌的回答是，“我们絶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两岸之间的互动应该是经由自由与彼此之间对等的方式。而且是政府对政府，而非政党对政党的利益交换。”拒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妄图将两岸之间的交流定位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对话，这显然是彻底粉碎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前提，直接将两岸政治对话拒之门外。民进党之所以有胆量如此扺制两岸政治对话，除了受其传统的“台独”立场的驱动之外，更有美国因素的参与，误以为可以利用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来拒絶两岸政治对话，即如有岛内学者所言，“台湾因美国‘转向亚洲’策略受益极大，美国增加亚洲区域的活动，大陆要求台湾进行政治对话的压力就会减少。”这显然是把美国“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看作是台湾拒絶两岸政治对话的“护身符”与“挡箭牌”。

　　（三）大陆推动两岸政治对话的努力遭遇更多挑战

　　推动两岸开展政治对话，实现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是大陆领导人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200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与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时，就明确提出“建立政治上的互信，相互尊重，求同存异”。2009年5月，胡锦涛在国共会谈上再度强调：“考虑到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需要逐步破解一些政治难题。”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虽然有学者提出，大陆方面竭力推动与台湾进行政治对话，“按照‘先经后政’的原则，2010年被看做是两岸开展政治对话的最佳时间”，但两岸政治对话一直迟迟没有大幅起色，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的掣肘。这就意味着，两岸在开展政治对话的道路上，除了要面临台湾的地位定位等高度敏感性的问题，还将面临美国的外部插手。中国大陆虽然牢牢把握和平发展这根主线，积极与美国发展以对话而非对抗为主导的大国关系，逐步利用中美在国际议题上的合作来扺消双方在政治上的分歧，进而逐渐稀释台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并最终推动台美关系再次发生质变，但这一过程将是长路漫漫，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根本性转机。这就意味着大陆未来若想推动两岸政治对话，有可能面临更多由于美国因素造成的挑战。

　　结语

　　两岸政治对话，知易行难，如何摆脱美国不利因素的影响，是需要两岸共同承担的艰巨使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只有两岸携手并进、精诚合作，才能逐步消除美国设置的障碍性因素，早日搭建平台进行政治对话，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第四节　美台“民主共同体”的建构与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迷失

　　蔡英文所谓“台湾共同体”论述是指在无法对外宣布“台湾独立”情势下，通过对内形塑“台湾主体意识”来完成“内造台独”、“心理台独”和“事实台独”的一整套观念建构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相较李登辉“特殊两国论”和陈水扁“一边一国论”，蔡英文“台湾共同体”论述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蔡当局将利用全面执政优势，霸占话语主导权，将“台湾共同体”打造成新型的“政治正确”，这势将大幅挤压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蓝营和以台湾民众党为代表的白色力量政策论述空间，迫其在两岸政策上向民进党靠拢。同时，“台湾共同体”论述也将正面对冲和消解中国大陆的“两岸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通过把中国大陆塑造为“充满敌意的他者”来强化岛内内敛聚化效应，这将直接加剧两岸冲突扩散化，并为未来两岸和平统一提前埋下民意陷阱。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发表连任就职演说，首句就强调“作为共同体的台湾”，特别将“生死与共的共同体”与“国家的光荣感”进行挂钩处理，声称“这将会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相较于2016年就职演说时的“维持现状”说，蔡英文“台湾共同体”论述在基调上具有浓郁的“台独”色彩，在本质上属于“内造台独”，也即在正式对外宣布“台湾独立”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转而“反求诸己”，对内强化台湾民众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在思想和心理上清除对“中国认同”的印记和标识，并逐步偷渡和窄化到“台独意识”，把“台湾主体认同”打造成为“台独国家认同”。蔡英文“台湾共同体”论述与李登辉“台湾生命共同体”论和“一边一国论”，具有内在的契合和承接关系，都是对台湾民众自我家国认同的异化和扭曲。未来蔡将以“台湾共同体”为意识形态统领，进一步催生台湾民众的“主体意识”以及由此滋生的“台湾意识”和“台独意识”，这势将加剧两岸民意对抗，也将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埋下重大隐患，值得高度关注。

　　一、蔡英文“台湾共同体”对美国“想象共同体”理论在地化重构

　　蔡英文抛出的“台湾共同体”论述，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渊源有自，从语义学上来分析，它既与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更与蔡英文“精神导师”李登辉的“生命共同体”一脉相承，但蔡英文对“台湾共同体”进行了新型概念化（conceptulization）重构，使其内涵与外延呈现出新的变化。

　　（一）对“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在地化”改造

　　1983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出版了《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当时正在英美留学及后来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的蔡英文也曾接触过该书。1991年，台湾“中研院”具有“台独”倾向的学者吴叡人将此书译成中文在台出版，岛内分裂势力对于该书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观点颇为兴奋，认为这为“台独建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架构。此后，在台緑营背景相关机构邀请下，安德森多次入岛讲演，与岛内“台独”说辞相互唱和，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是被建构出来的这一论调在岛内的扩散传播。此次蔡英文520讲话，吴叡人也是幕后执笔人之一，为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将“想象的共同体”话语进行本土化改造，蔡英文“台湾共同体”论述由此也就顺势而出。

　　（二）对在美“台独”势力的括展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台独”组织“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张灿鍙就称“凡是认同台湾、热爱台湾、将台湾看做家乡、愿意和台湾共命运的人，无论是第几梯次迁徙来台湾，拢总是台湾人，拢总是台湾独立后平等的新国民”。众所周知，“独立”是一个政治概念，“共命运”是一个文化概念，以“台湾共命运”来包装“台独”则会有效降低政治色彩、大幅强化文化色彩，这样更容易为人所接受。这一策略后来也被蔡英文所接受，所谓“台湾共同体”其实也是以文化概念来包藏政治“野心”。台美在话语体系上的对接，也有助于强化岛内“亲美倚美”心理的构建。

　　（三）对谢长廷“台湾命运共同体”的承继

　　1987年1月，谢长廷在与赵少康辩论时，首度提出了所谓“台湾命运共同体”的“新台湾意识”。他认为，台湾在面对大陆强压和威胁时，所有住民会自然形成台湾岛内“命运共同体”的台湾意识，他还特别强调“台湾共同体和台湾独立，实际上是相通的”，“先强调命运共同体，等国民意识强起来，再透过公民投票、制宪运动等政治程序来成立一个国家”。此后，“台湾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在台湾颇为流行，不仅民进党人经常引用，部分国民党高层也有所接受，如1993年底召开的国民党“十四大”，就将“建立全党‘生命共同体’之共识”纳入“国民党现阶段党务发展纲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后来李登辉“台湾生命共同体”就是对谢长廷“台湾命运共同体”的翻版和再造。谢长廷“台湾命运共同体”的立论基础是“住民自决”，蔡英文重构“台湾共同体”话语体系时，对“住民自决”也进行了全盘接受，其典型论调就是，“台湾前途应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

　　（四）对李登辉“台湾生命共同体”的延续

　　1991年李登辉首次使用“超越个人、服务社会和国家”的“共同体”概念，1992年使用“命运共同体”概念。1993 年5月20日，李登辉就任三周年的记者会上正式抛出“台湾生命共同体”论述，声称“台澎金马人民历经50年的共同生活已经荣辱与共、密不可分”，“全民必须取得共识，有助于推动‘国家’建设总体发展凝聚‘生命共同体’共识”。后来岛内部分緑营学者对之进一步阐发和圆融，声称“唯有台湾人不分早到晚到，不分族群、外省和本省，从心中有台湾，对台湾有强烈的认同感……才能凝聚‘台湾生命共同体’的情感，团结一致保卫台湾的安全”。由此可见，李登辉所谓“生命共同体”实际上是“台湾主体性”的形象化表达，是“台湾国族主义比较隐晦的说法”。1996年5月20日李登辉在题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就职演讲中声称，“五十年来的祸福相共，已经让我们成为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体；而第一次由人民直选总统，更让我们确立了以台湾为主体的奋斗意识。”为确立台湾认同，李登辉还创造了其他多个概念，包括社区共同体、国家生命共同体，新中原、心灵革命等，这都构成了“生命共同体”话语体系中的周边概念。

　　表格略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相较于谢长廷而言，李登辉“台湾生命共同体”进行了更为周延绵密的拓展，直接上升到了“生命忠诚”的高度。蔡英文作为李登辉忠实追随者和“特殊两国论”的直接操盘手，对李登辉的“生命共同体”论述了然于心。例如，2009年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就称，“台湾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的主权是我们自己的。”显然，蔡英文论调与李登辉如出一辙。李登辉所宣讲的许多概念如“中华民国台湾”也被蔡全盘接受，幷且成为蔡“台湾共同体”话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蔡英文由“族裔民族主义”向“公民民族主义”的政治重构

　　蔡英文“台湾共同体”的提出，表面上是要缓和台湾特殊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族群隔阂和社会撕裂，但它更深层目的是要借“台湾共同体”来催生“台湾民族意识”，将之赋予“国家认同”意涵。台湾原住民仅占总人口2.29%左右，其余皆为汉人。蔡当局深知，若从纯粹的“民族主义”角度来建构，终难摆脱汉族以及背后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为了打破这一困境，蔡当局在构建“台湾共同体”时，试图以新教伦理支撑的“美国信念”为参照来构建以“民主价值”为支撑的“台湾信念”，它更注重的是“公民民族主义”，而试图跳脱传统的以“族裔民族主义”为底色的“大中华主义”。其构造路径主要是模仿美国的“公民民族主义”，打破地缘与血缘叙述，利用“主权在民”、“住民自觉”等理论，通过选举政治来自下而上地凝聚台湾民众作为“台湾共同体”一员的认同意识，把台湾想象成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使命、共同接受的治理机构和特定区域的“国民”所构成的“国家”集合体。作为“公民民族主义”的“台湾共同体”意识一旦成型，中国大陆宣导的以“族裔民族主义”为论述起点和理论支撑的“两岸同属炎黄子孙”的论述就很难再对台湾民众产生足够的召唤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二、“台湾共同体”“倚美抗陆谋独”的布局策略

　　与陈水扁“工具型台独”不同，蔡英文属于典型的“理念型台独”，曾公然宣称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蔡进入第二任期后，已无连任压力，在两岸政策上也发生了鲜明变化，由过去的自我约束转向自我膨胀，由过去标榜的“四不”负向低姿态示弱论述，即“不挑衅、不对抗、不制造两岸紧张，不挑起军事冲突”，调整为“四个必须”正向高姿态示强论述，即“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处理两岸之间的歧异，必须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谈”。“台湾共同体”是蔡英文实现终极“台独建国”的过渡性论述，本质上不是“民族共同体”而是“政治共同体”。蔡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优势策略是通过“渐进台独”和“尝试台独”来逐步达到“事实台独”，但在最终实现之前，需要优先落实“台湾共同体”来为“台独目标”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一）话语规训与“台独内造”：在岛内夯实“台湾主体意识”

　　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日讲话中，声称“愿意跟对岸展开对话”，会“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在台海局势如此严峻复杂背景下，特别是考虑到岛内深緑势力对于蔡英文的步步紧逼，蔡能够如此表态，的确释放了一定的善意，表明其至少短期内不愿与大陆破局。但若通读全文，则会发现蔡其实是“进一步退两步”，“打左灯向右转”，整篇讲话潜藏着浓郁的“两国论”色彩。例如，蔡讲话时的中英文处理方式就暗藏玄机，在指涉中国大陆时，中文版本用“对岸”，而到了英文就成了“China”，而且有意将“Taiwan”与“China”并置，来凸显“Taiwan”是与“China”对等的“独立主权实体”，背后显然是“两国论”作祟。依据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解释，话语不仅具有表征功能，它更具有强大的话语规训功能，将对生命个体的身份认同产生导引性作用。未来蔡将进一步加码，打造一套完整的“台湾共同体”话语体系来布局“台独工程”，全面染緑浸透台湾政治土壤。

　　一是更改“国号”，以“70年来中华民国台湾”切割“1911年以来中华民国”。众所周知，“中华民国”的历史要追溯到1911年，但蔡英文在520讲话中却刻意凸显“70年来的中华民国台湾”，这显然是要切断“中华民国”与大陆的历史连接，并对“中华民国”更改“国号”，进行新的“国家定位”，由“中华民国”变为“中华民国台湾”。台“外交部”还通知“驻外使馆”，要求在对外正式文书中一律使用“中华民国（台湾）”。蔡英文所谓“中华民国台湾”，是对民进党长期以来宣称的“中华民国是台湾”的简称和变体，是对国民党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收编和压制，是对民进党1999 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中“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的压缩和简化，就其本质而言，只是披着“中华民国”外衣的“台湾共和国”，是对“中华民国”的“台独化”重构，最终目的是要脱离“中华民国”的框架来达到“台湾的国家正常化”。

　　二是由“修法台独”迈向“修宪台独”。蔡英文“台独工程”由三部曲构成，起手式是“柔性台独”，过渡式是“修法台独”，而终极式则是“修宪台独”。蔡第一任内，已在历史、教育、文化等领域推进“柔性台独”改造，并通过炮制“国安五法”、“反渗透法”等展开散点式“修法台独”，目前蔡英文“英派”“立委”蔡易余等人正在图谋通过删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的“国家统一前”字眼来加速完成拼图。最后的落脚点则是“修宪台独”，目前蔡英文已经成立“修宪委员会”，完成了人员和机制上的前期准备，“台湾制宪基金会”已向台“中选会”提交两项“制宪公投”提案书，未来有可能会朝着“修宪台独”或“制宪台独”的方向狂飙突进，无限趋近“法理台独”红线。

　　三是为“台湾共同体”打造“武力保护伞”。“台湾共同体”只是蔡当局“台独”工程“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它需要强大的“硬实力”作为支撑。蔡英文声称“任何时候都无法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因而高度重视台湾军事实力的发展。在520讲话中，蔡英文大力强调的是要发展“不对称战力”，声称要去应对“网络战”、“认知战”和“超限战”，整篇讲话中充斥着对抗思维，其首要假想敌自然是中国大陆。其主要目的是想提升台湾军事实力，遏制中国大陆“武统”，为其布局“台湾共同体”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二）将中国大陆塑造为对立面的“他者”来激发岛内的内敛凝聚意识

　　为避免被美贴上“麻烦制造者”标签进而失去美国靠山，蔡英文汲取陈水扁时期“冒进台独”经验教训，改以小火慢炖、小步慢跑方式来逐步侵蚀岛内民众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最终把两岸关系建构为“国与国”关系。

　　一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符号的选择性回溯与全面性清除。李登辉在构建“新台湾人”意识时曾称，“新台湾人必须全心全意拥抱台湾，丢弃原先的中国人思想，才能成为新台湾人。”顺承李登辉这一思路，蔡英文第一任内就通过取消遥祭黄帝陵仪典、“祭孔大典”和遥祭南京中山陵等，加速清除两岸共同的历史连接点，意图借“去中国化”，破除一切事关“中国”的象征。为了实现“台湾共同体”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以台湾为中心”和“台湾至上主义”氛围在岛内的营造，降低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感知，蔡未来对岛内含有“中国元素”的内容势必会以更大的力度加速清除，让台湾文化彻底的本土化和在地化，让台湾民众只能选择性记忆以台湾为主体的历史文化内涵，让台湾民众蒙蔽在狭隘的历史与地理视野当中无法自拔，让“台湾符号”成为塑造台湾认同的内化力量。如此一来，“故乡将成他乡”，“中国也会成为他国”，关于中国大陆的记忆和符号都将和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不再发生任何关联。

　　二是对中国大陆“他者化”和“妖魔化”。“台湾共同体”的构造，不可能在一种自说自话中完成，必须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和参照、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差异化叙事结构中才能完成。对蔡而言，最理想的参照系自然是中国大陆，借此制造所谓的“台湾共同体”与“中国共同体”是两个互不隶属且相互对抗的“对等共同体”假象。只有通过凸显两岸的体制差异和政治对抗，将中国大陆叙述为“恐慌幻象的他者”，台湾民众才会从“被压迫的经验中激发出具有防御型特征的对于‘台湾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并同步降低对中国大陆的认可度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未来蔡当局将会采用双重策略制造破窗效应，一方面凸显两岸制度“台优陆劣”，强调民主体制是台湾最引以为傲的资本，另一方面制造“遭受大陆打压”悲情形象，激发岛内民众对于大陆的负面观感。

　　三是对两岸交流的蒙蔽和异化。近年来，在两岸交流持续深化背景下，无论蔡当局如何对大陆进行诋毁抹黑，只要台湾民众到大陆实地体验一下，蔡当局的很多不实之词就会不攻而破。为了断絶台湾民众眼见为实的机会，蔡当局在舆论上极力诋毁“一国两制”是要“吞并台湾”、政治谈判是要“矮化台湾”、人员交流是要“木马屠城”、文化往来是要“意识形态渗透”、经贸交流是要“磁吸套牢”、台商来陆投资是要“掏空台湾”等，激发岛内民众对大陆“防卫和对抗心理”；在行动上极力封堵两岸各项交流，一方面在岛内制造“緑色恐怖”和寒蝉效应，迫使岛内民众不敢来大陆，唯恐被贴上“通共”标签。另一方面又限缩大陆民众赴台，迫使两岸“脱钩”。如此一来，台湾民众就会失去对大陆瞭解的机会，就会成为“被关在黑屋子中的人”，失去对“台湾共同体”的辨识力，只能被民进党持续灌输“台湾主体意识”所洗脑。

　　（三）倚重美日欧外力维持两岸适度纳什均衡

　　在过去三十余年中，两岸综合实力发生鲜明对比。上世纪90年代台湾GDP总量约占大陆的45%左右，到现在却不足4%，2019年更被福建省超越，成为“历史性突破”。两岸实力如此悬殊，对岛内民心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据台“中研院”民调显示，早在2015年就有49.7%的民众认为台湾会走向“被统一”。依据博弈思维，蔡当局深知，若单方面挑衅大陆，将直接触发两岸纳什均衡的破裂，对台湾和蔡英文执政都将带来不可承受之重。只有引入外力建立博弈联盟，才能够为制造“台湾共同体”提供必要的空间。

　　一是与美国战略对接和台湾自我“棋子化”。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后，显着增强对台“协防支持”，蔡当局视若重大契机，不断宣示台在“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和位置，而且专门在台“外交部”成立“印太科”与美国对接。蔡当局融入美国“印太战略”的目的并不在于融入本身，而是谋求在美国的加持下为台湾构建“共同体”进而逐步迈向“台湾独立”制造供更大的逥旋空间。同时，由于“印太战略”是一个由美日印澳四方构成的战略，蔡当局认为只要融入“印太战略”就可以同步提升与美日印澳四方的关系，这无疑可以为台湾提升与大国关系开启新的契机。可以预测，未来无论美国实行怎样的亚太或印太战略，蔡英文都会“带枪投靠”，自愿成为美国打“台湾牌”和对华极限施压的筹码。在中国大陆和美国战略博弈持续加剧背景下，美国“以台制华”与台湾“倚美抗陆”将会产生叠加震荡效应。

　　二是以“台日命运共同体”来对冲“两岸命运共同体”。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台日关系向来高度绵密，相关民调显示，78%的日本民众对台“有亲近感”，59%的台湾民众则“最喜欢日本”。除美国外，蔡最重视的就是对日关系，指派民进党内“天王级”人物谢长廷担任所谓“驻日代表”以强化与日高层互动。谢长廷公开喊出“日本对台湾而言，在亚洲的安全保障上是重要的伙伴，同时在人民情感方面，是最亲密的国家，相信台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蔡当局之所以谋求与日本构建“命运共同体”，除为台日关系提升夯实民意基础外，另一重要着眼点则是借此排斥和对冲大陆提出的“两岸命运共同体”论述，证明台湾愿意与之构建共同体的是日本而非大陆。

　　三是台欧价值连接与两岸制度反差。蔡当局分析，台欧最大的连接点是双方具有“共同的民主体制”，而这也是台湾能够博取欧洲支持的最大筹码。为了将这一筹码最大化，蔡当局与欧洲相继搭建“人权恣商”、“劳动恣商”等多个对话平台，2020年6月蔡还首度参加“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视频会议，与欧盟执委会副主席乔洛瓦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同台演讲。欧洲各国对台也积极支持，2020年台“大选”蔡英文胜选后，欧盟执委会和欧洲26个国家超过150位议员对蔡祝贺，声称“这是台湾民主的胜利”。未来蔡将把“民主价值”作为最大招牌，并刻意抹黑大陆为“威权体制”，通过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对比来博取欧洲对“台湾民主”和“台湾模式”的认可与支持。

　　三、对岛内政治生态和两岸关系的结构性深层影响

　　蔡英文炮制“台湾共同体”意在强化民众“台湾主体”身份认同，从根本上催生岛内新型“国族认同”。随着这一理念逐渐扩散，势将产生严重的外溢效应，将对岛内政局、两岸关系和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模式等都带来新的影响。

　　（一）台湾民众“国族基因”的“台独化”重组改造与岛内政治版图的“蓝消白弱緑涨”

　　“台湾共同体”论述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效应，蔡顺势接过这一论述，有助于其占据舆论和政策制高点，最大限度地调动支持者的积极性。未来在蔡英文和整个民进党当局加持下，“台湾共同体”论述将在岛内大行其道，逐渐完成概念化、符号化、口号化、日常化和生活化，这将对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和柯文哲“台湾民众党”的“两岸一家亲”论述产生重要的挤压效应，也将直接牵动岛内政局变迁。

　　一是国民党两岸政策优劣势转换与突围困境。2016年和2020年两次“大选”接连败北后，国民党在两岸政策出现了明显动摇，甚至对是否继续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核心的“九二共识”开始摇摆。蔡英文“台湾共同体”论述在经过政治传播和政治动员之后将在台湾的话语体系中取得优势地位，迫使泛蓝阵营也必须利用“台湾主体意识”的话语体系为自己的政策寻求正当性证明。但“台湾共同体”的核心论述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共同体”，这种基调势必会直接冲击国民党的“九二共识”论述，迫使国民党在两岸政策上变得更为举步维艰、左右为难。当两岸政策金字招牌不再闪闪发光、在党魂和中心思想上都论述不清时，国民党未来如何巩固基本盘将成重要难题。与此同时，通过作为“台湾共同体”论述体系中的“中华民国台湾”，蔡故意把所谓“中华民国”和“台湾”连接起来，妄想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方面以“台湾”来巩固和扩张緑营基本盘，另一面以“中华民国”来收编和安抚蓝营中所谓的“中华民国”派，这势必会对国民党的基本盘产生裂解效应。

　　二是白色力量等第三势力发展空间的萎缩。2020年台“大选”后，由台北市长柯文哲组建的“台湾民众党”成为台湾第三大党，被外界寄予较高期望，认为有可能突破蓝緑夹杀，给台湾政局带来新的气象。但从过往历史来看，此前曾经作为岛内第三大党的新党、台联党、亲民党、时代力量党等，最后都以凋零告终。民众党能否打破历史魔咒，摆脱泡沫化命运，仍有待观察。柯出身墨緑，在緑营内部有一定号召力，势将对民进党构成分票效应。未来蔡将以带有“台独”色彩的“台湾共同体”论述猛攻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论述，迫使民众党无法做大做强，只能向民进党靠拢，甚至最终被民进党磁吸同化。

　　三是民进党的话语权垄断与一党独大。2020年台“大选”后，民进党攻下“总统府”及“立法院”，掌控了“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达到权力历史巅峰。岛内权力格局呈现“蔡英文一人独大、英派（蔡英文派系）一派独大龢民进党一党独大”态势，未来蔡龢民进党将利用公权力特别是教育体系的代际传承功能，进一步强化“台湾共同体”论述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并推动其往“台湾主体”方向靠拢，逐步逼近“台独”论述。久而久之，“台湾共同体”及其背后的“台独意识”就会在岛内成为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成为是否“爱台湾”的检验标准，主张统一将被丑化为“异类”和“台奸”，这将为民进党一党独大和长期执政提供最为关键的民意基础。

　　（二）大陆“两岸命运共同体”论述的消解与两岸民意列车的潜在对撞

　　蔡当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识”、拒不放弃“台独党纲”，导致两岸关系出现“官停民冷”、“冷和对抗”的僵局，两岸军事对峙氛围也日渐浓厚。未来蔡当局若继续操弄“台湾共同体”来加速两岸分离进程，掏空两岸同属一中的认知，将与其他多种冲突因素产生共振效应，导致两岸关系“降温减产”、“换挡减速”，并逐渐往临界点方向逼近。

　　一是台湾民意的全面緑化与大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着力点危机。1979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中首次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此后得到了几代领导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但由于受民进党执政特别是其“台独”意识形态布局等因素影响，台湾民众在家国认同方面异化分化严重。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1992年至2020年之间，“台湾人”身份认同比例显着上升，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民众所占比例逐年降低。蔡当局“台湾共同体”的构建，势必会加剧这一趋势。当岛内民众普遍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时，大陆如何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如何再推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将变得困难重重，两岸民意列车是否会脱轨失序甚至正面对撞，风险不容小觑。

　　“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1994年12月—2020年6月)”

　　二是岛内“拒统民意”与两岸必然统一的分野。和平统一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可以避免两岸手足相残，其前提是台湾同胞愿意与大陆相向而行，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从任何一项岛内民调来看，支持两岸统一的台湾民众都不足10%，而且呈现逐年下滑态势。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马英九“三不”政策才将“不统”列为首项，由此可以看出，“不统”其实已经成为岛内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台湾共同体”的建构以及与之相随而生的“台湾主体意识”日渐强化，岛内支持统一的民众将更趋凋零。当岛内主流民意普遍拒絶统一时，大陆如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将成为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是两岸统一后台湾社会治理的深层隐患。作为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大陆对两岸统一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迫切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两岸关系的关键和肯綮之处就在于两岸政治分歧，两岸政治分歧若能妥善解决，其他问题也都将迎刃而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岸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其实进一步彰显了大陆对于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忧虑感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紧迫感。从长远来看，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剩下的只是“何时统”和“如何统”的问题。但其实两岸统一最难的难点还不在于统一的时间和统一的方式，而在于统一之后的社会治理问题。特别是有香港经验作为历史参照，未来对于台湾统一后的社会治理更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当蔡英文所推行的“台湾共同体”意识在岛内深入人心时，未来如何落实对台湾的社会治理并逐步导正台湾民众的家国认同，将成为一个重要挑战。

　　（三）“台独外造”对“台独内造”的“倒灌效应”

　　蔡当局除在岛内通过控制媒体、豢养网军等方式全方位塑造“台湾共同体”氛围，还在对外交往活动中，把“台湾”伪装成“国家代名词”，如蔡在访问巴拿马期间签名为“台湾总统”，谋求制造“出口转内销”效应，将国际社会看似支持“台湾是独立政治实体”的讯息回传至岛内，通过内外联动、双轨并行的方式，进一步夯实台湾民众的“台湾共同体”意识。

　　一是美日欧关于“台湾国家”的炒作与岛内“国家意识”的膨胀。近年来，随着中美实力此长彼消，美国对华战略焦虑感持续上升，不断利用廉价的台湾问题来遏制大陆崛起。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不久就与蔡英文通话，这是1979年美台“断交”后双方领导人首次通话，而且特朗普公开称呼蔡为“总统”，等于默认台湾是一个“国家”，直接挑战美国延续三十余年的“一中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底线。特朗普正式上台后，虽承诺会“恪守一中政策”，但在台湾问题上依然动作频频。如2018年12月份美国国防部推出的《印太战略报告》，把台湾与新加坡、新西兰和蒙古并列，称其为“这四个国家”（four countries），这显然是把台湾当做一个“国家”来定位。在美国带动下，日本、欧洲部分政客特别是国会议员也积极跟进，称呼台湾为“国家”。对于美日欧公开称台湾为“国家”的行为，蔡当局在岛内不遗余力大肆宣传，妄图向岛内民众渲染“台湾作为独立国家已经获得大国普遍认可”的假象，借此进一步夯实“台湾共同体”的民意认知基础。美国国会正在推动“台湾使节法案”、“台湾主权象征法”等，都是明确把台湾当做“国家”来看待。未来这些法案每在国会推进一步，蔡当局都会发动岛内宣传机器大肆鼓噪，以舆论营造的方式对岛内民众进行持续洗脑。

　　二是以在国际社会的“悲情牌”来刺激岛内民众的“亚细亚孤儿意识”。岛内民众长期积压着较为浓烈的“孤儿意识”，“悲情意识”和“出头天意识”，蔡当局利用台湾参与WHA等议题在岛内不断炒作，进一步激化了民众的悲情心理和对大陆的雠恨心理，误以为台湾被国际组织排除在外，是大陆“打压的结果”。蔡第二任内，势将以更大的力度闯关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UNFCCC）。在蔡当局的沙盘推演中，这可以产生“进可攻退可守”的“双保险”政治效应，若是闯关成功，当然可以为之振奋，宣扬台在被国际社会认可道路上又迈出坚实一步；若是图谋落败，也可以借题发挥，将责任推卸至大陆身上，来进一步固化岛内民众的“仇中反中”心理。

　　三是以在国际社会的“贡献牌”来激发岛内民众的“作为台湾人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蔡当局以往在国际社会经常渲染“台湾被打压”的“悲情牌”，但以新冠肺炎为分水岭，蔡当局开始主打“台湾能帮忙且正在帮忙”的“贡献牌”，由之前的负面叙述转为正面叙述，通过“口罩外交”、“额温枪外交”等对全球80余国进行物资援助，在国际社会塑造了“贡献者”正面形象，获美日欧等多国政要“赞赏”。台“正面形象”回传至台湾后，直接催生岛内民众作为“台湾人”的“荣耀感”，强化了其对“台湾共同体”和“台湾家国意识”的身份认同。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显示，77.7%的受访者“以身为台湾人为荣为傲”，83.2%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创历史新高。未来若出现其他全球性事件，蔡当局将重新复制“贡献模式”，激发岛内民众的“自豪感”，进一步夯实其对“台湾共同体”的认同。

　　结语

　　蔡英文强调“作为共同体的台湾”，主要目的是要激发岛内民众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台湾人意识”，从身份认同上“内造台独”，制造无需“宣布台独”却已“完成台独”的“事实台独”。李登辉曾在其最后任期抛出两岸属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蔡英文也已进入执政最后任期，手中大权在握，缺乏在野党强力制衡，完全有条件更有能力福祉李登辉“激进台独”路线。此外，受岛内民粹政治当道、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民意撕裂等多种因素影响，蔡未来有可能会陷入“第二任期魔咒”，即因民意支持度过低而提前跛脚，届时蔡为自保也为提振民进党士气，有可能剑走偏锋，在“台独”问题上“不踩刹车”反而“猛踩油门”，通过挑衅大陆、破坏两岸和冲撞国际来拥抱緑营基本盘。历史殷鉴不远，未来蔡是否会集合岛内党政资源，以全政府模式来推动“台湾共同体”论述向“台独论述”蜕变，以更加赤裸和激进的方式落实“台独”，“极限引爆”两岸关系，值得两岸各界高度警惕。

　　第五节　外部因素的介入与两岸语言文化交流的结构性困境

　　两岸关系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在语言文化方面经历了由相互封闭到局部性有限开放，再到较大规模的互相开放吸收的复杂过程，特别是2008年至2016年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期间，两岸语言文化交流突飞猛进，取得了显着成绩。历史经验证明，两岸语言文化交流有助于解决当前两岸存在焦虑、扫除两岸关系向前发展障碍、清除“文化台独”遗毒，也将为两岸同胞增进文化认同、架设心灵之桥，推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铺设重要前提条件。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两岸关系文化结构既有延承性，也有变动性，岛内民众对大陆也呈现一定波动性。特别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2008年至2016年“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阶段，台湾民众对于两岸统一的支持度也没有出现显着上升，而支持“台独”的民意结构则进一步扩大。所以未来需要通过语言文化交流带动岛内民众身份认同出现良性转变，这是两岸关系实现由和平发展逐步迈向和平统一的必经之路。

　　一、他者参照系的引入与台湾社会的“媚美亲日”情结

　　认同的过程其实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或者相异的过程，追求相似就会自觉融入到这一群体，追求相异则会主动疏离这一群体。民族认同同样也以民族间的差异性为参照系，因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因此，民族文化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自我认知，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于与他者特别是“非我族类”差异性的认定中来实现对于自我的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

　　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外部参照系，或者更准确的说，外部压力是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民族认同由“无意识的自在”向“有意识的自觉”转变过程中重要的催生性力量。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扺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泰纳演讲”上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重要论断。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在与西方列强及其他世界民族国家相互区别的过程中构建出来的概念。岛内分裂势力在构建“台湾主体意识”的过程中，也在通过间歇性或持续性的方式积极引入外部因素来对抗台湾社会的中华因素。

　　一是日本文化。海峡两岸都曾经遭受过日本惨无人道的侵略殖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但对于这一段共同的历史经历，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叠加效应，两岸的认知却出现了巨大的分野。岛内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相关“台独”力量不断美化日本殖民，不但将“日据”更名为“日治”以凸显日本对台湾的“贡献”，而且故意扭曲历史，故意宣称“慰安妇”是自愿的。很多大陆民众百思不得其解，无法理解为何台湾会如此“亲日”、“媚日”，难道背后是“斯德哥尔摩情结”在发挥作用？对于这一段历史不同的认知，已经成为当前两岸分歧的重要表现之一。

　　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受殖民统治者持续洗脑灌输、部分民众对“日本优越性”的认同、斯德哥尔摩情节等多种因素影响，在二战结束时，当时的台湾部分民众在内心深处已经对日本产生了深深的认同感。二战后特别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岛内“亲日”氛围进一步弥漫，并与“台独”意识相互关联，逐渐演变成为对抗国民党及对抗国民党所代表的“中国”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所代表和推行的中国文化自然会首当其冲，成为在野势力重点攻击的对象。而在野势力在批判中国文化时，并非赤膊上阵，空手对决，而是利用当时部分台湾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来精心营造“亲日”氛围，以日本文化来对冲中国文化。

　　而“解严”后台湾社会“对日”好感其实是台湾社会在“主体性”重构中逐渐衍生的现象，部分民众对日本殖民统治抱有“想象的怀念”，是因为在日本从台湾撤退后，日本不再对台湾的社会现实和“主体”身份建构产生威胁，于是岛内有民众特别是倾向于“台独”的民众开始对日本产生选择性记忆和想象性重构，甚至把日本殖民时期塑造为台湾“现代化”突飞猛进的“黄金时期”。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力量在概念的运用上才倾向于使用“日治”而非“日据”。台湾不断加强“本土化”认同建构的同时，台湾社会残留的“被殖民遗绪”也被重新操弄为“抗中”、“反中”和“仇中”。由此可见，台湾社会“亲日媚日”情绪的弥漫，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认知的问题，更多的是当代台湾社会对于那一段历史的想象性重构和再书写，是一个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最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利用日本因素来对抗中华文化以及将来的两岸统一。

　　二是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台湾需要依靠美国援助扶持才能维持经济民生正常运转。在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台湾展开较大规模“经援”的同时，美国也裹挟着其以选举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影视文化等大举入侵台湾，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也同步渗入台湾民众头脑。陈映真对此曾指出，“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成为台湾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在台湾社会转型期间，更有声音认为台湾应该“全盘西化”（实质是“全盘美化”）。如早在1962年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就称，“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法条，全都不配合新齿轮发挥作用。中国要现代化，就应该毫不留情地，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对西方文化进行完全的整体的移植。”美台经过几十年的交流互动，美国对台建立了立体全方位的影响力，使得很多台湾民众认为，只有在经济上搭上美国“快车”、军事上融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体系、政治上建立与美国相似的体系制度，台湾才能实现安全、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年轻人多以选择赴美留学作为人生规划的重要阶段，这也使得直至今日，岛内的各界精英多有留学美国的背景。而当台湾实行美国式的选举民主后，台湾民众更以“民主政治”为傲，自认为是“亚洲民主的灯塔”。以此为基础，台湾自以为以美国为依托，台湾就在“普世价值”（Global Values）等领域可以更好的与世界连接，深化“全球整合”（Global Integration），与美日欧等共同构筑“价值观同盟体系”，重塑台湾的“全球形象”（Global Image），并谋求通过凸显与大陆的差异性来衬托台湾对大陆的优越性。

　　三是以多元文化之名排斥中华文化。从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若是一个地区较长时间的从它原本所处的母体分割出去，这个地区就特别容易滋生本土意识，若被进行文化操弄和政治操弄的话，则会出现与母体样态不同的族群认同和身份认同，甚至谋求构建新的“国家认同”。而在“台独布局”过程中，以多元文化为名来解构中华文化是分裂势力常用的伎俩。多元化本是中性色彩的概念，没有太多的政治意涵，但“台独”势力却将这一概念意涵内核置换后将其作为排斥中华文化的手段，2004年民进党通过的所谓“国家一体、族群多元决议文”，明确提出要“建立台湾为全球多元文化国家典范：我国为因应全球化，应积极推动多元文化政策……建构一个文化多元、命运一体的新国家”。较之“政治台独”和“法理台独”，“文化台独”更具隐蔽性、渗透性和破坏性。“台独”势力蓄意把“台湾文化”建构为一个上位概念，同时以多元文化的名义，把荷兰文化、日本文化、中华文化等都视为“台湾文化”的组成部分，以此来凸显“台湾文化”的多元性和汇通性。这明显是颠倒了逻辑次序，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客观事实，“台湾文化”都只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下位概念，也即“台湾文化”只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台独”势力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上位概念，“中华文化”只是与日本文化等并列的“台湾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民进党等分裂势力的政治操弄下，现在岛内普遍认同台湾文化的主体性，而中华文化只是被认为是与海岛文化、移民文化、外来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并列的次级文化系统，只是台湾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民进党完全颠倒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讲，台湾文化只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次级系统，但民进党却将之建构为，中华文化只是台湾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次级系统，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在岛内颇有市场，久而久之，开始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相信，由于地理环境场所、历史经历等有所不同，台湾文化已经不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在融入海洋文化、西方文化等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已经超越了中华文化。

　　这些明显带有“台湾主体意识”的“台湾文化”论述，进一步加深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隔阂与误解，后来又得到了官方认可。1999年，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对“新台湾人”的定位是，“新世纪以来，台湾积累了无数的心血努力，融汇了多元的文化传统，并以此为基础，开创出自由、民主、繁荣的‘新台湾人’，昂扬迎向二十一世纪。创造‘新台湾’的‘新台湾人’，包括原住民、四百年前开始来台的大陆移民、五十年前方始来台的新移民。也就是说，凡是居住在台湾，心系台湾，愿意为台湾牺牲奋斗的人，就是‘新台湾人’。”这一论述虽然措辞冠冕堂皇，但背后的用心却极其险恶，主要目的是想构筑“台湾本土文化意识”，并逐渐过渡到“台湾本土政治意识”也即“台独意识”。

　　二、高阶政治分野对两岸语言文化交流的内生性规约

　　总体来看，台湾在“戒严”结束后，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等利用公权力在语言文化政策加速推动“去中国化”布局、“台独”倾向明显。

　　一是降格“国语”推广组织。“国语推行委员会”（简称“国语会”）在两蒋时期曾是“部级单位”，2000 年民进党首次执政以后，对“国语推行委员会”不断改组，最终由“部级单位”被贬为“局级单位”，名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成为“部国语会”。马英九执政后，这一趋势并未被有效制止，反而愈演愈烈，2013 年“部国语会”被降级为“处级单位”。职级序列的一降再降，也折射出所谓“国语”推广工作已经走向穷途末路。

　　二是取消“国语”中心地位。无论是李登辉还是陈水扁或蔡英文，都以文化多元和语言多元为幌子，强力推行所谓“国语多元化”政策，挤压“国语”存在空间，拉高台湾乡土语言地位。上世纪80年代，为了瓦解“国语”中心地位，岛内还有人提出所谓“国语多元论”，声称各种乡土语言都有资格被列为“国语”。台当局依据这些理论，在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口号下，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乡土语言的政策，创制所谓“台语”文字。2003 年2 月10 日，也就是陈水扁刚上任两年左右，民进党当局以立法形式通过“语言平等法草案”，将岛内形形色色的“原住民族语”等提升为“国家”语言，并在学校和社会大肆推广，其主要目的当然是以保护乡土语言、乡土文化为幌子，来对抗国民党在岛内执政50多年的“国语”政策，最终达到“文化台独”的目的。

　　三是偷换“家国”概念意涵。民进党执政期间经常使用“我国”“国内”“国内外”“全国”“这个国家”等概念，但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已经被重新构造，其中的“国”已经不再是国民党意涵中的“中华民国”，而成了“治权”所及的“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当然更不会包括大陆，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台湾民众的家国认同。经过较长时期的误导之后，台湾民众特别是受“台独教育”毒害的青年群体等在家国认同上就会越来被遮蔽，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蔡英文才有可能将台湾青年群体民意贴上“天然独”的标签。

　　在语言层面尚且如此，在文化方面民进党更进一步。前民进党主席谢长廷对此曾毫不掩饰地透露，“我常想，要怎么说，‘台湾独立’的观念才会被接受。所以我从文化入手，先说台湾是不是命运共同体……”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当月，台“行政院”发布的第一号公告就是废止马英九时期的“103 课纲”。马英九在位时，虽然没有对陈水扁时期的对“去中国化”进行全方位的逆转，却也在局部进行了一些微调，例如推出了“2014 年高中国文与社会领域课纲”（即103 课纲），但蔡英文上台后，就连马英九这局部的微调也完全废止。岛内分裂势力在语言文化等领域全方位推动“台独”工程，也直接推动了台湾社会对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两岸物质连接边际效应递减与民心融合的瓶颈

　　由于两岸特殊的发展脉络，双方在接触交流时产生文化隔阂、文化碰撞甚至是文化冲突，都是可以被理解的现象。从理论上来讲，随着过去三十余年来双方互动性实践的深入，两岸会建构起更为稳固的共有文化。两岸经贸连接不断推进，有助两岸文化融合更上层楼，也就是把两岸的客观依存转化为主观依存。而当两岸文化开始发挥统合功能时，两岸和平发展将进入加速度的快车道，两岸统一进程也将大大加速。但从客观现实来讲，两岸经贸关系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带来两岸文化融合的快速发展，反而呈现出一定的外溢效应递减困局，导致当前两岸关系呈现物质性因素和观念性因素相分离的尴尬状态。究其原因则有：

　　一是岛内民众防范心理。大陆和平崛起，给台湾带来了发展机遇，岛内普遍支持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但依然存在“恐中防中”意识，认为大陆文化会与政治挂钩，利用“政府主导、自上向下”模式，来强力落实政治企图，而台湾文化则是更注重底层表达，当两岸文化对接时，除了早期“蜜月期”时对彼此互有好感，台湾更担心会出现“（大陆）上端对（台湾）下端，（大陆）精英对（台湾）草根，（大陆）拨款对（台湾）筹款，（大陆）计划对（台湾）市场”的二元对立结构性矛盾。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处于“弱势地位”，台湾担忧会被大陆“文化统战”，自身安全遭受威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马英九执政八年，两岸进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阶段，两岸各项交流获得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这也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和平红利。但这些交流并没有有效提升岛内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正面观感，也未出现对中国人认同的增加和两岸同胞感的提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随着两岸实力差距越拉越大，“陆强台弱”态势越来越明显，岛内民众对大陆的防范心理责任也会居高不下。

　　二是两岸文化交流的功利色彩。“共同体本来就是一起生活、彼此依赖的一群人，他们拥有广泛而完整的共享利益”，“没有共同利益，共同体的公共生活就没有意义”。两岸虽然是利益共同体关系，但对于文化交流的认知却存在着一定的分野，台湾希望两岸文化交流是不含有任何政治功利性目的的，希望两岸文化交流的影响范围仅限于文化领域本身，即使有溢出效应，最多也只能到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不愿意逐步过渡到政治层面，更不愿意出现“文化搭台、政治唱戏”的局面。

　　就中国大陆而言，近年来在推进两岸交往合作时多聚焦经贸等领域，文化在其中更多扮演衍生品角色，甚至有时候成为一种“附加品”，这就导致两岸文化交流虽然内容多元，但“物质化”倾向严重，经常出现有“交往”没有“交心”的困境。“物质化”倾向本来有其合理之处，至少这是两岸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但如果这一倾向发展过于极端，则可能会产生反噬效应，成为两岸交流的瓶颈和制约性因素。

　　三是台湾对大陆社会制度的信任赤字。两岸由于不同的时空背景和历史经历，各种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体制。近年来，由于岛内政治持续内耗，经济发展速度持续疲软，台湾在经济上对大陆的优越感逐渐坍塌，转而开始强化在制度上的自豪感。由于台湾当局几十年的抹黑丑化，很多台湾民众误认为大陆就是“威权”、“独裁”的代名词，而台湾已经迈入“民主”、“自由”社会，这也成为台湾在面对大陆时“最后的骄傲资本”。这表明台湾在自由知识的构建过程中，呈现出典型的主观性、内敛性和封闭性，对大陆的排斥感和敌对感有增无减。这一点在民进党与大陆的互动中表现的尤为明显。2020年蔡英文连任后，两岸关系陷入新的僵局，两岸各项交流也开始停摆，两岸在文化上的隔膜和台湾在政治上对大陆的敌意将成为未来两岸关系的重要制约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