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讨论的是美国对岛内民进党的影响模式及其影响效应，在去对冲和消解台湾美国对民进党影响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美国因素，应该认识到美国在处理与民进党关系时，也面临着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

　　一是“民主困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台湾的“民主输出”，以扶植民进党为重要杠杆，推动台湾逐步实现“民主转型”，并把台湾打造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民主牌”成为美国介入岛内政局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与此同时，所谓“民主牌”也给美国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反作用力。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台独”组织“台湾独立建国联盟”（WUFI）喊出的口号就是“为自由民主争取独立”，这里很显然就是把“民主”与“独立”进行挂钩，也就是以“民主”的名义推行“独立”。

　　民进党执政期间，利用所谓“民主”为幌子，在岛内大肆推行“入联公投”、“公投制宪”、“台湾正名”等，这些活动美国多采取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策略，对民进党当局一度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最为典型的是，2003年陈水扁推动“护照加注TAIWAN”字样的“正名”运动时，美国以所谓“未违背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必要介入”为理由，对陈水扁当局放行。而对于民进党当局以所谓“民主”的名义来包装“台独”布局、力推“修宪台独”等有可能把美国拉下水的“台独”行径时，美国也不得不采用两手策略。即如2004年4月美国时任助理国务卿凯利（James Kelly）所言，“美国坚决支持台湾民主……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片面迈向‘独立’的举动不可能让台湾在民主自由、自治、繁荣和安全层面上更上层楼。”甚至对于陈水扁力推的“入联公投”，美国也在玩弄模糊策略，美国时任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声称，“美国并不反对公投，台湾和所有民主社会一样，具有举行公投的权利……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如果没有牵涉更改国号，美方的反应可能不会这么强烈。”

　　美国的相关做法显然会进一步刺激岛内民进党当局的“台独”野心，进而采取更为激进的“台独”布局，将整个台海局势推向危险边缘，也将直接冲击到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现实利益。

　　二是“安全困境”。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台独”势力的支持就已经开始引火上身。1980年2月，“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发布“特别消息”，声称已经建立了“台湾独立军”（FIA: Formosa Independence Army），并在1980年的2月28日炸毁了“蒋家驻巴拉圭‘大使馆’”。此外，“台湾独立建国联盟”还将罪恶的黑手伸向岛内，以“台湾本部”名义在岛内制造多期“武斗事件”，包括“慈湖爆炸案”（1980年10月9日）、“中兴号爆炸案”（1980年11月17日）、“总统府电源爆炸案”（1980年11月22日）以及“国光号爆炸案”（1980年11月22日）等。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已经走向了恐怖主义的道路。更让美国忧心的是，在美“台独”组织不仅在岛内制造各种暴力恐怖事件，在美国也同样如此，频频对“北美事务协调会”在各地办事处以及当时“中华航空公司”在美国的各种地方组织发起暴力恐怖事件。

　　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美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已经普遍认识到“台独”组织的恐怖主义危害性。1981年3月底，美国加州总检察长署向州议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加州有组织的犯罪（1980）”的年度报告，该报告将“台独”分子列为“国际恐怖活动”的第一名，直指当年度至少有5次在南加州的爆炸案是“台独”极端分子所为。同时还将“台湾极端分子”界定为“组织性犯罪”（organized crime），是“国际恐怖分子”（International Terrorists）。

　　1985年5月13日至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与会的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国务院情报研究处处长科莱恩（Ray S. Cline）就称，“台湾独立运动分子有不同的组织及名称，有些组织甚至得到传播界和国会的同情，因为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台独组织经常以暗杀和心理战方式来颠覆一个亲美国的政府……台独分子放弃以民主方式取得政权，而改采用激烈的暴力作风，这就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事实上，连一向对“台独”团体态度非常友好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都对在美“台独”组织对“北美事务协调会”在各地办事处的暴力事件进行谴责。

　　在“台独”势力发展起来的民进党执政后，美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局。如果民进党因为“台独”导致台海局势紧张，而美国此时又选择袖手旁观、不直接介入的话，美国对其全球盟友特别是亚太地区盟友的政治信誉将濒临破产，未来或将没有国家再对美国抱有幻想，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自然也将大打折扣。但如果美国选择悍然介入的话，等于是向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则有可能会引火烧身，将自身置于对抗中国大陆甚至有可能引发核大战的战略困境，而这显然是与美国的利益相背的。2021年3月，美国“政治”（Politico）网站发表题为“中国对台威胁日益增长，美国发出警告”（U.S. warns of China's growing threat to Taiwan）的文章，明确点出美国在对台问题上面临的首鼠两端的安全困境。即，如果美国战略清晰化，发出“武力协防台湾”信号的话，将会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是会催化岛内分离意识越来越强，甚至可能会单方面宣布“独立”，另一方面美国的战略转变和岛内的分离倾向势必会刺激中国大陆加速统一进程。前美军太平洋司令法伦（William　Fallon）也认为，不赞成美国军队在台湾海峡“秀肌肉”，与中国展开针锋相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大国冲突“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阿利森（Graham Allison）更是明言，台湾是美中陷入大国冲突悲剧的定时炸弹，有可能导致中美互相摧毁。

　　所以对于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对海峡两岸同步施压，确保两岸都不“改变现状”。中国大陆可以利用美国的这种心理，对美国进行试压，向美国揭示现在民进党当局“渐进式台独”背后的危害性。与此同时，也要对岛内各方政治力量特别是民进党保持高压震慑，确保其“不敢独也不能独”。

　　第一节　美国的“台独”陷阱与推动美国参与“反台独”机制建设

　　美国对民进党的支持，是民进党在岛内能够持续执政而且未来有可能继续执政的最主要的外部根源。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更多停留在口头承诺层面，而在实质动作上，则是以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为藉口，在两岸的天平上明显偏向台湾，这也成为“台独”势力到今天依然能够在岛内“大行其道”的重要外部保障力量。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美国为中国大陆精心设置的“台独陷阱”，若稍有不慎，反而有可能引火烧身，反噬自我，将美国拖入与中国大陆旷日持久的对抗甚至是战争当中，这显然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即如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所说，台湾很容易成为重大外交危机，如果美国把台湾作为一种工具来“戳北京的眼睛”，“那将是极度危险的”。密苏里州立大学的荣休教授郝志坚（Dennis Hickey）也认为，美国应该停止利用台湾作为激怒中国大陆的棋子，否则这将成为危险的游戏。

　　因而，要想推动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逐步迈向和平统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以中美关系大局为杠杆撬动美国对台政策，消解美国等外部因素的破坏性作用，打消美国对“渐进台独”和“文化台独”无害论的错误认知，敦促美国重回“一个中国”的正确轨道。

　　美国长期图谋分裂中国，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长远发展。从19世纪起，美国就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台湾的价值，对台湾虎视眈眈，开始谋划支持“台独”分裂势力。1853年，美国海军在到达台湾后不久，就向美国政府发去电报，建议占领台湾并将其作为海军的根据地和补给站，图谋将台湾变成遏制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此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多次伙同其他国家侵略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达到空前强大的地步。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先是支持蒋介石、蒋经国政权割据台湾，造成事实上的中国分裂。后来又力挺李登辉、陈水扁掌控台湾，使得“台独”势力不断做大做强。

　　民进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正式宣布成立，后来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就能上台执政，并成为当前台湾政治的主导力量和引领性力量，与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密不可分。后来在马英九时期，美国虽然短时期内支持国民党重返执政，避免因为“台独”势力的一再膨胀而导致台海局势走向失控的边缘，但在2016年台湾“大选”后，美国明显又将对岛内蓝緑平衡的天平转向民进党，对民进党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力挺。历史反复证明，美国因素是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未来要想妥为解决台湾问题，必须正视美国因素的存在。

　　一、推动美国对台湾问题由“战略高危资产”向“战略负债”的认知转变

　　长期以来，美国在处理与民进党关系时，逐渐形成了以维护美国利益为指导，以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为法律架构，以“模糊战略”和“离岸平衡”为策略，以“维持现状”为特征的管理结构模式。回顾历史来看，美国“一中政策”在对大陆方面更多是一种口头支持（Lip service），而对台湾方面更注重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并不断利用各种方式阻挠两岸关系“由经入政”不断深化。

　　其实，美国完全没有必要阻碍而是应该竭力去推动和促成两岸深化合作。作为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途径之一，两岸合作不仅仅符合两岸利益，也符合美国战略利益，因为两岸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两岸业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将之进一步往前推进，确保台海地区实现长久和平稳定，而这显然是与美国的利益完全相符的。即如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教授郝志坚（Dennis　Hickey）2013年2月26日在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一次会议上所言，“只要台海双方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都会受到美国政府的欢迎，不管是两党哪个执政……美国乐见台湾问题已经从最烫手的前沿问题被移开，不再是东亚地区的冲突点。”因而美国不应对合作横加干涉或者暗中阻挠，而是应该全力以赴、积极推动。

　　而要想促成美国在这一方面的意识发生积极变化，需要两岸共同加大对美宣传力度。目前，由于美国是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因而对于美国的涉台政策或涉台言论，两岸都会给予高度关注。尤其是对美国唯马首是瞻的台湾，对美国方面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第一时间内给予报导或反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或台湾的两岸政策向美国方面宣传甚少。从目前的观察来看，美国对于两岸政策的瞭解，基本上仅限于政府相应部门及少数智库学者中间。因而两岸需要共同努力，通过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开设英文网站、出版英文刊物或著作等方式，加强与美国学界和政界的沟通交流，让美国逐渐认识到，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最为符合美国战略利益，两岸加强合作，并不意味着台美关系的疏远，而是意味着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强化。显然，这不仅仅符合两岸的根本利益，同样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二、推动台湾当局认清台湾对美由“战略棋子”向“战略弃子”的认知转向

　　蔡英文上台以来，对于台美关系高度重视，一直将台美关系视为整个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幷且选派自己的心腹和闺蜜萧美琴赴美担任“驻美大使”，争取做到“零意外”、“零时差”和“零误差”。但即便蔡英文使出浑身解数，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台美关系无法也不可能再回到四十年前。所以，从七十余年的历史走向来看，台美关系已经呈现出下坡路的态势。而且美国当年给予台湾的许多承诺，现在基本上已经形同虚设。例如，台湾当局高度倚重的“六项保证”，其中第二项是“美国不事先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hold prio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arding arms sales to the ROC），但2011年10月24日，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对外透露，美国在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之前，已经告知中国大陆。这说明美国在执行“六项保证”上已经开始松动。特别是当前中美关系虽然既有竞争，也有冲突，更有合作，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等许多重大国际性问题上面美国将更加需要中国的参与与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问题对于美国的价值势必将日益相对弱化。如果台湾当局没有意识到此种转变，仍然抱残守缺，误以为美国还会像当年那样对台湾鼎力相助，误以为有了美国作为后盾靠山，就取得了尚方宝剑，就可以挟洋自重，妄图利用美国影响力来维持两岸的“恐怖平衡”，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限于絶地而不自知。要知道，1978年美国可以因为“联中抗苏”放弃台湾，未来就有可能因为其他某一原因彻底抛弃台湾。相反，如果台湾当局能够顺应发展潮流，弱化台美关系，强化两岸联系，那么未来台湾的发展前景将难以估量，不仅有可能依托大陆庞大的市场需求重振上世纪九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之首的辉煌，还可以与大陆一起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荣耀。

　　美国废奴运动知名传教士詹姆士·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曾经为“政客”与“政治家”做出过区分：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代（A politician thinks of the next election, a statesman, of the next generation.）。从马英九当局在“年金改革”、“油电双涨”等议题上的举措来看，马英九颇有担当“政治家”的理想。如果马英九真是有意寻求此种历史定位的话，那么他就应该鼓起勇气、拿出措施，尽力摆脱美国的“箍咒”，积极地为两岸政治对话铺设道路。但遗憾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马英九在两岸关系定位上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迫于岛内政治氛围，马英九依然畏手畏脚，不愿追求更高层次的历史定位。而到现在的蔡英文当局，在“台独”意识形态理念的桎梏下，则不断对两岸关系施加障碍，阻挠两岸各项正常交流。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美国“联华制苏”的动力不复存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相对自我克制的动力也明显降温。在这种情势下，美国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拉抬与台湾实质关系，标志性事件就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这也直接引发了后来的第二次台海危机。

　　近年来，随着中美综合实力此长彼消，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趋紧张，美国为落实“以台制华”，将台湾问题视为可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资产”，显着加大对大陆打“台湾牌”力度。但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实力的逐渐接近，二者进入风险系数极高的“错肩期”，彼此稍有误判，台湾问题就有可能成为重大闪爆点（flash point）甚至是“火药桶”，给双方当然也包括美国带来近乎不可承受之重。2021年2月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CFR）高级研究员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泽利科（Philip　Zelikow）发表一份题为“美国、中国和台湾：防止战争的战略”（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A Strategy to Prevent War）的报告，明确提出，台湾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引爆点，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大国战争。无独有偶，2021年5月初，美国《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也以封面的形式重点突出台湾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如此看来，台湾问题正在成为美国的“战略高危资产”，也就是虽然可以将之作为一个筹码来遏制中国大陆，但与此同时也藴藏着巨大的风险。未来如果中国大陆综合实力超越美国或者台海地区出现重大变故迫使大陆必须加速统一时，对于美国而言，台湾问题将成为“战略负债”（liability），危险指数与日俱增，届时美国有可能再次上演上世纪70年代时的剧本，再次无情抛弃台湾。按照台湾学者吴玉山的说法，台湾只是中国大陆和美国博弈之间“非自愿的枢纽”，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为“两强相争”的“牺牲品”，因而台湾各界应该认清历史大势，坚持“避险思维”，明确认识到台湾对于美国的角色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美国考虑台湾问题时，优先考虑的并不是台湾利益，而只是美国利益。当台湾问题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冲击或带来巨大潜在威胁时，美国势必会放弃台湾。

　　第二节　妥为构建“两制”台湾方案，对冲美“以台制华”

　　目前美国虽然在全球奉行守势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和处于战略收缩阶段，但在台湾问题上处于相对攻势阶段，奉行积极外交（aggressive diplomacy）政策，特别注重在制度设计等方面固化两岸分裂状态，因而需要中国大陆以更大的魄力和站位来早日破解。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讲话。为了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提出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未来两岸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加强学术研究与实地调研，逐渐摸索出符合台湾实际、有助于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两制”台湾方案。

　　一、“两制”台湾方案与港澳模式的差异

　　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之前，中央都分别制定《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以此类推，未来两岸统一之前，中央也会根据台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制定出符合台湾需求的《台湾基本法》。目前虽然距离两岸统一尚有一定时间，但宜提前谋划，未雨绸缪，早做规划。

　　在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中国大陆就明确提出，两岸统一之后，“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这也成为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重要内容，确保可以在“一国两制”落实中全面维护台湾民众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经过两岸各界认真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将逐渐成型。但必须指出的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会与此前的香港模式和澳门模式既有相似性，更有差异性。由于各种历史条件所限，无论是1997年的香港回归还是1999年的澳门回归，“一国两制”在当地落地的方式都是先主权回归后社会治理。由于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脱节现象，再加上外部势力的直接插手，导致“一国两制”的落地面临着较大的困境和挑战，在香港尤其如此。

　　未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形成和落实，将与“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和澳门模式存在较大的不同。香港和澳门都是先回归后治理，而台湾会是边治理边统一。也就是说，未来两岸的实质统一不会是一个将来时，而是进行时，不会只是一个时间点，而更多是一个时间段，两岸将在相互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迈向统一，并最终达到某个时间点上的形式统一。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就提出，两岸统一“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背后的潜在意涵就是两岸统一不会通过消灭某一方的方式来实现，而会是在相互融合中走向统一。而在形式统一完成之前，中国大陆在两岸融合发展过程中，自然可以更好地聆听台湾各界的心声，因而也可以更好的谋划和完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二、“两制”台湾方案的初期摸索与现实意义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个概念虽然是由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但其实对于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也就是两岸统一后的中央和台湾的关系、台湾的社会治理等问题，始终在进行着探索。

　　一是台湾将继续维持其社会制度不变。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就明确表示，两岸统一后，“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徒弟、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也表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两岸统一之后维持台湾社会制度不变，这也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之一。

　　二是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还进一步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这是中国大陆首次正式提出台湾可以在统一之后继续保留自己的军队。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表示，“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而这也是当时中国大陆对于“一国两制”在台湾落地时给与的更大善意，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表示，“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瞭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

　　三是台湾可以具有独立的司法体系。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提出，两岸统一后，台湾“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这就等于说，祖国统一之后，祖国统一之后，台湾在司法方面享有高度的自主性，等于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司法体系。

　　上述三个方面，在两岸统一之后，第一个方面一定会全面落实的，这一点确定无疑。但第二个和第三个方面能否落实，主要取决于两岸统一的时间点，两岸统一的时间点越早，落实这两个层面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台湾问题久拖不决，而且“台独”势力继续猖獗，未来统一之后，为防止“台独”势力钻制度“漏洞”，同时也为防止外部势力利用某些制度“不足”继续插手台湾问题，这两个层面落实的可能性就存在较大变数。

　　以中央政府是否指派军队入驻台湾为例，未来就有可能会被重新考量。一是两岸的时空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1983年邓小平表示大陆不会指派军队赴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时的台湾当局完全承认一个中国，“台独”势力也还没有做大。但时移世易，现在的台湾当局已经明确拒絶“九二共识”，更不愿意废除执政党的“台独党纲”。因而未来两岸统一之后，是否需要指派军队入驻台湾，就需要重新考量。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表示，“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这段论述其实也同样适应于台湾，也就是说如果在台湾驻军的话，可以对“台独”分裂势力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迫使其不敢轻举妄动、祸乱台湾，即使这些“台独”分子闹事的话，最终也可以妥善解决，而不会无限地越闹越乱，直接冲击台湾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二是防止“台独”势力拥兵自重。1990年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可惜机会稍纵即逝，台湾当局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此后，随着李登辉、陈水扁和现在的蔡英文执政，台湾当局在往“独”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中国大陆对于岛内“台独”势力的警惕心理和防范意识自然也会越来越高。因而未来两岸统一之后，台湾方面是否还能继续保留自己的军队，就存在着巨大的变数。因为台湾方面若继续保留自己军队的话，有可能就会被“台独”势力所操控利用，拥兵自重，最终成为祸乱的重要根源之一。

　　三、两岸统一时间变量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调节幅度

　　整体观察，目前两岸综合实力的差距正在越拉越大。1990年，台湾GDP总量为1700亿美元，大陆为3878亿美元，台湾约占中国大陆GDP总量的43.8%。到2018年，台湾为5882.77亿美元，中国大陆则为13.11万亿美元，台湾仅占大陆的4.43%左右。从可预期的未来走向来看，两岸之间的这种实力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这也将对两岸统一的时间点和统一之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两岸统一的时间点越往前提，“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幅度和广度也就会越大。两岸越早统一，对台湾就越有利，台湾手中的筹码也会越多，“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就会实施的越为宽松。李家泉研究员甚至一度提出“台湾大特别行政区”的构想，认为两岸统一之后台湾在位阶上应当相当于我国建国初期下辖数省的大行政区，不但高于行政省，也会高于港澳特别行政区。另外也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两岸统一之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可以兼顾台湾民众避免被“矮化”而要求“两岸对等”的诉求，承认台湾享有部分主权行使权。这些研究都对如何构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形成了积极的探索，而且对台湾方面展现了巨大的善意和诚意，如果两岸能够早日实现统一的话，不排除上述探索的内容有可能会转化为政策落地。

　　另一方面，两岸统一的时间点越往后拖，“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幅度和广度也就会越小。若是台湾政治人物只为一己之私，不愿与大陆早日统一，那么最终两岸统一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政策设计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政治势力潜在的分裂风险，因而有必要缩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的幅度和广度。特别是如果岛内“台独”势力继续挑衅或者台湾当局始终拒不统一的话，这将直接触及《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的三个条件，即“‘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那么中国大陆出于国家利益龢民族尊严考虑，势将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若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台湾而言，“一国两制”就有可能变为“一国一制”。

　　结语

　　台湾民意正呈现由“怕统”到“愿统”和未来“求统”的转变，这也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和落实进一步夯实民意基础。随着台湾政治内耗的不断延续，台湾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日趋缓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陆40年的改革开放，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两相对比之下，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的向心力越来越强，对于统一的接受程度也在逐渐增高。2018年底，台湾竞争力论坛民调显示，有61.9%的岛内民众认为未来两岸统一的机会比较大，较上次调查的55.4%增加了6.5%，为近年来最高；认为“独立”机会比较大者占22.4%，较上次调查的26.6%减少了4.2%。高达64.6%的民众认为和平统一对台湾的未来比较有利，较上次调查的62%增加2.6%。认为台湾“独立”较有利者占24.5%，较上次调查的27.4%减少2.9%。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台湾民众正呈现出由之前的“怕统一”，到现在的“愿统一”的发展趋势，未来如果中国大陆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话，台湾民众将会呈现出“求统一”的态势，也就是多数民众都希望两岸能够早日完成统一，以便可以分享中国大陆发展的机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耀。一旦台湾民众对于统一的认知出现根本性的扭转，“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将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壮大岛内统派力量，压缩“倚美谋独”空间

　　统派一直是岛内反“独”促统、维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依托力量之一。20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最新发布修订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其中涉台部分指出，“对台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广泛团结海内外台湾同胞，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显然，在未来一段时间，如何发展壮大台湾统派力量将成为两岸各项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岛内统派正经历着理念、世代和主场的多重转型，更面临着自身定位分歧、民进党当局疯狂打压等内外困境。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未来岛内统派若能提高站位，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角度重塑理念，调整策略，对民进党所推动的以及背后美国所怂恿的“台独”意识形态给予积极抗衡和制约，依然可以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逐步迈向和平统一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理念、人员与主场：岛内统派的转型与式微

　　关于统派的概念，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立场上来分，可以有“蓝统”（亲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追求终极统一）、“红统”（亲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国两制，主张按“香港模式”统一中国）和“联合派”等。按照统一的方式，则可以划分为“和统”与“武统”、“急统”与“缓统”等。此外还有所谓“左统”、“右统”、“中间派”、“主流派”等多种不同分类方法。由此可见，岛内的统派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不断变化更新演进和转换生成的。如果从词源上来追溯的话，可以发现，统派是相对于“独派”而言的，而“独派”背后又与美国的因素密不可分。诚如统派代表人物王晓波所言，“上世纪70年代后，战后一代台湾知识分子在美国的教育下成长，才把‘台独’的政治意识输入岛内，之后，台湾在野的党外阵营才出现了统‘独’对立，有了‘独派’，相对的也就有了‘统派’。‘统派’也是新闻界的朋友给我们的封号。”从中可以看出，统派最初并非一个自我认知的概念，而是外界对其“贴标签”的产物。早期的时候，“统派”很多团体担心被贴上“统派”标签特别是“急统”标签。但后来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开始逐渐走向主动认可，开始公开主张和宣扬自己的统一理念。目前岛内的统派在价值理念、人员构成等方面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主要有：

　　（一）理念转型

　　两岸统一的主体发生重要变化，逐渐由“台湾统一大陆”发展到“大陆统一台湾”。统派代表人物王晓波曾说，“统派之称始于何时，始至何人，已难以考证。据历史推想，应该自70年代的党外运动，从早年官方的立场而言，‘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国土’一向是不可动摇的‘国策’。”由此可见，早期的岛内“统派”应该指的是“光复大陆”、“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学界多倾向于将秉持这一类型的统派视为“蓝统”，这些“蓝统”多持“反台独”立场，“蓝统”派认同“中华民国”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反共不反中”，这一派的大本营无疑是国民党。

　　需要注意的是，“反台独”并不意味着就是“统派”。这在新党那里体现的最明显，1993年，新党创党宣言中主张“壮大中华民国，保障台海安全是最高准则”，“三党（国民党、民进党、新党）合作一致对外，相互监督，避免台湾被出卖，积极与中共展开谈判”。主张“清廉制衡、公义均富、族群和谐、国家统一，在中国实现民族统一、民权自主、民生均富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从中可以看出，新党在其成立之初还是以“中华民国”为立足根基的，幷且对大陆抱有高度的防范心理。1995年10月新党发布“政策白皮书”称，“我们虽然主张统一，但絶不主张急统。”新党由早期的“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到后来逐渐滑向“淡化统一、淡化反台独、强化反共、反对急统”，而现在的新党灵魂人物、前主席郁慕明则主张“真到万不得已两岸摊牌的时候，希望大陆快速行动，因为他认为拖得越久，受伤害最大的反而是台湾民众。”郁慕明此番表态主要有两层意涵，一是大陆统一台湾，这与新党以往的立场可谓有天壤之别；二是希望大陆能够“急统”，避免台湾民众受到过多伤害。新党这种立场的变化，其实也是岛内统派力量在两岸“由谁统”、“如何统”这一关键问题上巨大变化的一种缩影。

　　目前“红统”在台湾大致有台湾劳动党、中华统一联盟、中华统一促进党、中华爱国同心会等。各党情况如下：

　　1.台湾劳动党，1989年3月29日成立，前身为当年由于“远东化纤”工人罢工而建立的工会，曾考虑过使用“台湾共产党”名称，但因过于敏感，后更改为“劳动党”，政治上主张两岸和解、和平统一。

　　2.“中国统一联盟”，1988年4月4日由《中华杂志》与夏潮联合会（1987年5月17日在台北成立，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在台北联合发起成立，成为台湾第一个以和平统一为宗旨的政治性团体，首任主席为陈映真（原名陈永善），现任主席为戚嘉林，主办刊物《统讯》，政治上主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3.中华统一促进党，2005年9月9日在台北注册成立，前身为2004年5月9日在广州成立的民间团体“保卫中华大同盟”，创始人为张安乐，张馥堂任主席，政治主张为坚持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

　　4.工党，1987年11月在台北成立，郑昭明任主席，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5.中华爱国同心会，1993年11月在台北成立，周庆峻任会长，主张一国两制、反对“台独”。

　　6.人民民主党，2011年10月2日在新北市成立，郑村棋任召集人，主张社会主义一国一制、反对一国两制。

　　7.中国红色统一党，2019年6月16日在台北成立，黄荣章任主席，主张一国两制、反对台独。

　　8.中华民族致公党，2000年12月在台北成立，陈柏光任主席，主张两岸交流、和平统一。

　　除以上这些组织以外，还有中国台湾致公党、台湾民主共产党（党旗就是五星红旗）、中国民主进步党（不是台湾民主进步党）、台湾人民共产党、中国生产党（以“陆配”为主要成员）等团体，也属于红统派。

　　需要点出的是，近年来，岛内传统的“蓝统”被批评逐渐滑向“维持现状”派、“独台”派、“华独”派甚至是隐性“台独”派，连国民党都急着与统派切割，岛内统派越来越向“红统”方向发展，开始逐渐朝着拥护“一国两制”方向迈进。岛内一度出现5个以“共产”为名的政党，即“台湾共产党”、“中华民国共产党”、“中国共产联盟”、“台湾民主共产党”和“台湾人民共产党”。

　　1.“台湾共产党”。1994年，前民进党资深党员王老养就在台南县新化镇“共产山庄”成立“台湾共产党”。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台湾当局始终不允许其合法注册。2008年台湾“大法官会议”通过“释宪”，该党才最终成为“合法政党”。该党声称有民众基础20余万人，正式党员有2000多人，经常开着印有“共产党”大字、插着红旗的流动车在岛内活动。

　　2.“中华民国共产党”。2009年3月，“中华民国共产党”在台湾“内政部”正式完成登记，陈水扁的堂弟陈天福出任该党“总书记”，党旗直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3.“台湾民主共产党”。2009年10月1日，陈天福又另外成立了“台湾民主共产党”。该党在党章中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党旗与中国共产党党旗高度相仿，只不过多了一个小小的緑色台湾岛图案。

　　4.“中国共产联盟”。2009年8月成立，缺乏名人光环效应，在岛内基本无人问津，党员约有300人。在政治理念上比较坚定，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台湾所有政党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一个政党。

　　5.台湾人民共产党。2017年2月在台南成立，林德旺任总理，坚持九二共识，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

　　这些含有“共产”二字政党的出现，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瞭“红统”力量在岛内的兴起。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岛内统派力量下降”，但必须注意的是，现在的所谓“统”和四是年前所谓的“统”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岛内各项民调显示，岛内统派力量呈现下滑衰落态势，但其实下滑衰落的更多是“蓝统”力量，而“红统”则开始进一步壮大。也就是说，现在的统派概念与四十年前的统派已经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现在所谓的“统”更多是“大陆统一台湾”，若从这一方面来看，民意支持度是相对上升的。

　　（二）世代更替

　　随着岛内年轻世代特别是包括台商、台干、台生等在内的两岸族的不断发展壮大，岛内统派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统派不再只是外省老蓝男的“专利”，80后、90后和00后也开始跻身其中，即年轻群体开始崭露头角，如台湾大陆地区高校学生协会理事长陈建仲，新党发言人王炳忠、演艺人员刘乐妍、欧阳娜娜等，逐渐成为岛内统派的代言人。根据台大社团“中华复兴社”社长李辰谕和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估计，80后和90后年轻人中支持统一的在10%左右。这些年轻群体的发展，为正处于一度青黄不接的统派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强大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较于“独派”中的“美国托管论”，统派的发展还是成功的。从历史上来看，与统派相对立的政治光谱中的另外一环，即“独派”中的“亲美派”、“美国托管派”现在基本已经销声匿迹。

　　（三）主场转移

　　2016年5月，民进党重返执政后，因政治理念不同，对岛内蓝营特别是统派力量疯狂打压。2017年12月，民进党当局编造种种理由和藉口，对台湾新党王炳忠、侯汉廷等年轻人进行法律打压，在岛内大肆制造“緑色恐怖”。对此，国台办回应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台湾当局对“台独"分裂分子袒护和纵容，并采取各种手段对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力量和人士肆意打压和迫害，我们对此予以严正谴责，并密切关注有关事态发展。”在这种情势下，很多岛内统派力量纷纷转移阵地，谋划向外部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岛外统一力量不断壮大，这既包括大陆自身日新月异发展，为岛内统派提供了最有利的支撑；很多岛内统派纷纷到中国大陆来寻找新的发展空间，通过来大陆再转销至台湾的方式，来推动统派力量的发展。也包括在国际社会，和平统一组织遍布全球，对岛内统派形成了强有力的呼应。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有些政党实现华丽转身，有些政党则走入了死胡衕。目前全台湾共有275个政党登记立案，在岛内消失或基本不再公开活动的统派政党主要有：

　　1.中国民主进步党，2005年10月在台北成立，周庆峻任主席，注册时为台湾“内政部”立案的第114个政党，该党也被民进党嘲讽为“民进党的山寨版”，但在政治立场上与民进党针锋相对，支持两岸统一、一个中国、一国两制，曾专门举办“一个中国框架下一国两制演讲会”；该党党主席周庆峻及秘书长张秀叶同时也是“中华爱国同心会”的会长与秘书，该党荣誉总监为“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

　　2.台湾民主共产党，2009年10月在台北成立，由陈水扁的堂弟陈天福总任该党书记，愿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支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领导，；

　　3.中华台商爱国党，2011年4月在台北成立，林国长任该党主席，政治上促进两岸和谐合作，推动两岸和平统一；

　　4.中国生产党，2014年1月在台北成立，施精健任主席，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5.民生公益党，2017年3月在台北成立，张穆庭任主席，政治上支持九二共识。

　　6.“民生党”，2017年3月在台北成立，音乐人张穆庭为党主席。该党政治上坚持“九二共识”，经济上声称要“藏富于民，让人民有钱”。民生党创党宗旨为：“有效振兴台湾经济、解决台湾民生问题、坚持九二共识、完成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之国家统一目标”。

　　7.新同盟会，1993年6月在台北成立，由1949年前的来台人士、国民党元老和国军退役将校军官为主，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反对分裂国土，粉碎台独阴谋”的宗旨，办有月刊《国是评论》。但随着其灵魂人物许历农和郝柏村的去世，新同盟会已经名存实亡。

　　二、结构性制约与内生性限制：岛内统派发展的主要困境

　　统派在岛内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台湾当下“单一选区两票制”、“赢者通吃”的氛围下，各种新老问题叠加，在台湾社会不断被“边缘化”，处境艰难，其所面临的深层困境也更加突出。

　　一是结构性困境，主要是指内卷化社会与外生型政党的矛盾。统派不完全是一个内生型政党，而是外在刺激型政党，如果没有外界支撑，统派在岛内的发展将更加奄奄一息。而台湾社会是一个内卷化的社会，统派恰恰是在政治理念上向外延伸的政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与岛内的主流氛围是不完全相对应的。随着老一代统派的衰弱和萎缩，统派的着力点和可为之处变得越来越少。

　　二是制度性困境，主要是指未来统派在自身定位上，是继续坚持理念型政党，还是因应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逐渐走向选举型政党。新党就成为一个典型的个案，是理念型政党，还是选举型政党，成为目前当年争执不下的重要议题。目前岛内两党制体制相对成熟，甚至呈现台湾民进党出现日本自民党化态势，也即逐步一党独大。在这样一个氛围下，统派在就面临着被蓝緑通杀的困局。民进党固然打压，国民党也不喜欢，因为统派会分票。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中，新党猛挖国民党的票源，这也为民进党籍候选人陈水扁最后能够胜选提供了重要有利条件。在这种结构之下，统派作为理念型政党固然难以生存，选举型政党转型之后，也依然困难重重，会陷入得票怪圈，即选民普遍认为统派候选人胜选可能性微乎其微，为防止形成废票，就不愿意将手中的票投给统派，认为投了也没有任何实质效果；新党得票越少，下次选举时，民众就越认为新党没有希望，就更不会投票给新党。国民党、亲民党都是经典案例，也就是说，诉诸于选举并不一定是统派最佳的发展路径。

　　三是支持群体困境：岛内老一代统派的凋零化、边缘化态势明显，如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两岸和平论坛召集人、劳动党主席吴荣元，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观察》杂志社发行人兼总编辑纪欣，新党前主席郁慕明等都已经年事偏高。岛内政治生态的全面緑化，更为可怕的是，民进党当局采用法律手段对统派制造寒蝉效应，迫使岛内统派不敢与大陆接触。否则的话，民进党当局就会动用各种手段来对其抹黑打压，并向其家属亲友施压，迫其放弃与大陆交流的想法。

　　2017年12月，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所谓“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修正案，主要就是为了遏制岛内统派的发展，将主张两岸统一的人民团体，视为犯罪组织。未来如果统派团体被认定滋事，最重可处十年徒刑，以及处以一亿新台币的罚款。在这种情势下，很多统派人士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不愿意与大陆保持交流互动。

　　在支持群体上，统派面临的另外一个重要困境时两岸族的去政治化。在两岸之间穿梭的两岸族在人数上有200万左右，是一个规模颇为庞大的群体。从理论上来讲，这一群体应该成为统派的重要支持者。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叠加，很多两岸族人士在政治上多冷感处理，只愿意明哲保身，不愿意过多表态，这也成为统派支持群体不断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

　　例如，2011年4月，台湾曾经发起成立过中华台商爱国党，这也是台湾当时187个登记在案的政党。该党在大陆以“台商联盟”为号召，在台湾就被简称为“台商党”，是第一个由在大陆台商发起成立的政党。华夏两岸文教农经交流协会理事长林国长为第一任党主席。2018年5月30日，该党召开党员大会决议解散。

　　再例如，2010年由在台湾发展的陆配发起成立了“中华生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生产党”，号称有四万多名党员，中央党部设在台北，并在台中、金门成立地方党部。政治上主张“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在2016年“大选”中推出十名区域“立委”、二名不分区“立委”人选。但到现在基本销声匿迹，已经很少有公开活动。

　　四是内生性困境：利益捆绑（利益共同体）与政治妥协，团结问题一直是国民党最大的罩门，也是岛内统派最大的罩门。国民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思维方式是你好我未必会好；民进党“内部杀的刀刀见血，一旦对外，群狼战术”，思维方式是你好我也可能会好。统派大多是松散组织，组织基础薄弱，缺乏刚性制约，统派没有强烈的结社和集团倾向，没有选举的压力和动力，不愿意妥协，缺乏魅力型领袖，缺乏经费支持。岛内多数大财团龢利益集团认为，按照目前的岛内政治生态，统派永远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基层偶尔在县市议员中获胜，也很难向台湾地区领导人“大位”发起冲击，因而这些财团不愿意为“统派”团体捐助政治“献金”，认为很难收到回报。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统派还面临着媒体关注度相对较小，大众传媒的选择性漠视等难题。统派还容易被抹黑为“投降主义”“中共同路人”、“台奸”、“外省党”、“卖台集团”、“老国民党的余孽”、“亲中卖台”，自身形象的建构和维持，如何破解岛内緑营的污名化处理，也即成为统派发展的重要难题。

　　三、以外促内：岛内统派未来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策略

　　随着岛内民众国家认同的严重异化，岛内政局氛围也变得更加波诡云谲，导致统派在岛内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社会民意基础愈加薄弱。短期内统派最好转移战场，向外部转移，除了在大陆寻求更大发展空间之外，也可以在全球布局，如在美国与全美反独促统联盟、海外中国台湾促统联盟等合作，不断壮大自己力量，等到将来时机相对成熟后，再重新返回岛内，实现外部包围。从这个意义上，统派的发展前景依然向好。

　　一是岛内极化政治有利于为统派提供一定生存空间，打破民进党话语垄断和政治垄断，发挥奇兵突袭效应，成为以小博大的抗衡性力量，进而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岛内特殊政治结构体制下，民进党和国民党之外的第三党多属于昙花一现，新党、台联党、亲民党、时代力量、民众党等都很难持久性发挥关键影响力，但第三势力却始终保持了一个此起彼伏、你消我涨的良好态势。简单的两党制越来越无法反映岛内多元化的政治现实。加之国、民两党的政治观念、政策主张都向中间靠拢，甚至在两岸政策上也都出现一定的趋同现象，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说”与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有其内在的承继性和契合性。在内政议题上，两党趋同化趋势则更为明显，这将直接导致国、民两党对于各自支持群体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呈现下滑态势，甚至导致两党面临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部分支持群体对希望能有第三种力量出现，打破民进党与国民党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第三势力在岛内虽然难以与国民两党三足鼎立，却有其独特的政治生态价值，这也为统派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二是统派应转型为以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为最终旨归、以议题为导向的专业型政党。在岛内特殊的政治生态中，统派也可以参加选举，但选举的目的并不在胜选，而在通过参与选举过程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提出问题如两岸政策问题等来逼迫两大党正视问题，无法逥避问题。对民进党构成制约效应。在1993年底“县市长”选举中，新党猛打“反急独”、“捍卫中华民国”牌，优势明显，迫使民进党调整选战策略，由打“国家认同牌”改为主打“公共政策牌”。统派面临的重要难点之一是缺乏专业性的队伍引领，各大政党团体基本各自为政，无法形成合力。未来若能够以议题为主导，形成集团作战，或将有助于扭转局面。

　　三是构建以大陆为依托强大支撑性力量。岛内统派是一支独特的力量存在，在许多关键时刻往往可以发挥关键作用。2008年时任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时，一度遭到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的围追堵截，给两岸交流蒙上沉重阴影。在此时刻，“台湾共产党”动员支持者前往陈云林下榻饭店欢迎，并打出“共产党欢迎共产党”的旗号，有效遏制了岛内“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2017年，魏明仁在彰化升起五星红旗、“中华爱国同心会”等团体“如影随形”地抗议和狙击“港独”分子，再次彰显了统派在岛内的实力。从长远发展来看，大陆“反台独”与岛内统派发展呈现正向关联，大陆“反台独”力度越大，岛内统派的信心就会越强。未来大陆应该一如既往地推进两岸交流，对在情感上认同大陆的统派予以精神上的鼓舞和全面的支持，推动与岛内民心的“化学作用”，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对抗心理，为统派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民意基础。与此同时，大陆也要对统一的概念进行更积极的论述，在两制台湾方案的构建中，对于为何统、如何统等重大问题进行更加系统全面的论述，这也将为统派的发展提供新的理念引领。未来两岸统一进程越加速，岛内统派的生存条件就会越好。两岸统一时，台湾统派将迎来“高光时刻”。

　　四是强化与美国的沟通，避免美国成为统派发展的制约性力量。让美国意识到，统派是约束“台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利益上与美国是有一定交集的，如果美国打压统派、迫使统派完全衰落的话，“独派”在岛内将失去制衡，将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有可能谋求跳出美国的掌控。因而，美国不但不应该打压统派，反而应该给予适度扶植，让其产生与“独派”大体旗鼓相当的实力，这样才最为符合美国对岛内蓝緑势力的双向平衡。

　　第四节　推动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扺消岛内“倚美协防”心理

　　美国虽然是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但发挥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两岸本身。在处理两岸政治对话议题上，若要进一步弱化美国因素的干扰，需要两岸共同努力，逐步强化彼此信任，促进两岸关系取得更大突破。事实上，岛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明确认识到，只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维护台湾民众的福祉。例如，岛内统派代表吴荣元、王晓波、纪欣、张麟征等都普遍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的角力，美国企图以美国价值颠覆非美国价值的政权，但经济与军力大不如前，如今美中此消彼长，两岸和平发展才是对台湾人民有利的选择。”未来只要两岸沿着既定的方向进一步向前推进，逐步扫清人为设定的禁区与空白，两岸关系将逐步走向稳定化和制度化，而在这一过程当中，美国因素的影响力自然将会逐步式微。

　　受民进党执政特别是其“台独”意识形态布局等因素影响，目前台湾民众对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比例呈现逐年下滑态势。（见下页图）

　　当台湾民众身份认同越来越异化的时候，两岸之间“文化冲突”意味也就更加浓厚。依据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文明冲突”理论，“文明冲突”只是表象，背后的文化碰撞才是深层原因。两岸之间同属中华文明，但在不同样态的浅层次碰撞仍然不可避免。两岸关系发展是动态生成的，不排除局部可逆性、波动性与非线性的图景出现，甚至产生内部的文化冲突。在此情形下，双方容易形成“我群”与“他群”，导致互相区隔分离，甚至由文化冲突转向政治冲突，引发政治分歧。

　　“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1994年12月~2019年12月)”

　　建构主义理论旗手盖尔纳称，“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民族主义利用了事先业己存在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多种文化或者文化遗产，尽管这种利用是秘密的，幷且往往把这些文化大加改头换面。己经死亡的语言可以复活，传统可以创造，相当虚构化的质檏和纯洁可以恢复。”哈贝马斯也说，“集体认同与其说是先天就有的，不如说是后天人为制造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尽管目前岛内有部分民众对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度不高，但不必过于悲观，对于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也是完全可逆的，只要两岸关系在融合发展的正确轨道上前进，台湾民众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是可以提升上来的。下文就将对两岸文化融合及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gration）路径及其对岛内民众家国认同的撬动效应进行简要分析。

　　一、行为体与结构的双重路径：两岸走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两岸关系进化图景和历史演进脉络的思考，也必须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加以深入分析，要认识到两岸关系是一种建构性结果，大陆和台湾都是相互影响的行为体和施动者，双方可以共同形塑两岸关系走向，推动两岸关系走向新的发展样态。所以海峡两岸要彼此消除心理芥蒂，携手努力。

　　一是对台湾社会“同情之理解”。温特认为建构主义的核心要义有二：其一，国家政治的根本结构是社会的，而不仅仅是物质的；其二，这些结构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龢利益，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在分析两岸语言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过程中，有必要对两岸特别是台湾的内部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1895年以来，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创造性地发展出各自的社会形态。这种差异性从历史角度来讲，主要体现在台湾社会的悲情意识。台湾历经荷兰、日本等殖民者统治，在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充满了浓郁的“亚细亚孤儿意识”。对于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现实政治文化生态，大陆要以包容的心态给予理解，不能简单地把台湾民众因为复杂心态所产生的“台湾意识”理解为“台独意识”。这种差异性从现实角度来讲，主要体现在台湾独特的政党政治文化。“对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社会，该共同体必须由参与者所共享的自我理解构成，幷且体现在社会制度安排中。”台湾“解严”以后，在社会制度安排上逐步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在政治文化上也试图模仿和挪用西方的政治文化，逐步由“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过度到两党轮替的所谓“民主体制”。族群认同“工具论”基本上“将族群视为一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为争夺执政资源，岛内两大政党和蓝緑阵营的矛盾与对立持续加剧，形成了具有极端性、冲突型的政治文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社会的撕裂。

　　二是打破零和博弈思维，构建两岸主体间性。1949年之后较长一段时期里，国共双方依然延续1949年之前的“你死我活”思维方式，大陆准备“解放台湾”，台湾则希望“反攻大陆”。在两岸如此，在国际舞台也同样如此，以“汉贼不两立”、“有你无我”的零和思维方式，试图将对方从自己所在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场合中驱除出去。久而久之，两岸之间形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效应。1987年两岸打破30余年的“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絶状态，缓缓拉开两岸各项交流的大门。2005 年国共领导人会晤，开启两岸关系新征程。2015年两岸领导人实现历史性会晤，为两岸关系指明发展方向。两岸的心理隔膜状态出现明显好转，逐渐由“你群”、“我群”而交集成为“我们群”的共有认知，两岸开始共同构建属于两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知识场域。

　　三是以群际互动消解群内“主体性想象”。过去百余年来，两岸从事着有连接但又较为不同的实践活动，导致两岸双方自有文化结构产生整体性差异。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发生以“宁静的革命”为标志的社会政治转型之后，两岸的群内结构进一步分化。在岛内，民主文化逐渐内化为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社会因为政治选举而不断撕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的政治操弄，以台湾为主体的“家国认同”开始大规模推进，并逐渐成为岛内部分人员的“集体知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开启交流以来，台湾对待中国大陆崛起具有三种态度：欢迎，更多是着眼于商机；恐惧，担心被“吃掉”；向往，自愿融入其中。如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许多跑到美国的华人以美国人身份为骄傲，现在的墨西哥人争相往美国偷渡。未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应成为两岸交流的主导性思维，通过交流交往催生出对于和平发展的内生性需求。相信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两岸之间的群际互动将产生重要的外溢效应，逐渐导正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认知，进一步减少彼此的隔膜，逐步导正台湾民众的家国认同。

　　两岸文化融合发展的动力既有两岸公权力的对接，更有民间交往的内在需求。两岸首先要强化公权力职能角色，将其压抑已久的潜能释放出来。特别是中国大陆应发挥主体施动性，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主动建构国家身份认同，例如说卡式台胞证的推出等，就有效地顺应了这一需求。大陆公权力部门在推进两岸语言文化交流时，也要充分关注在器物层面对台湾同胞的影响，如近年来大陆相继推出的台胞卡等重要举措，对于两岸一体化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无论是族群认同还是国家认同，都具有动态变化性，都随着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做出调整，由此也可以看出施动者与结构规约的相互影响关系。这里仅以两岸语言文化交流为例，来探讨高阶政治问题对两岸互动的结构性制约。“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美式英语之所以和英式英语有所区别，不是简单的语言学现象而是政治操作的结果，美国当时作为新生国家故意发展出与英式英语不同的发音与句型，借此凸显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特殊性。体制的隔阂和空间交际距离的加大会逐渐造成语言的游离，两岸语言尽管都是汉语，但因为各自历史语境的制约，彼此之间已经出现了鲜明的分野，而且愈演愈烈。如果任由两岸语言游离继续自然发展，将给岛内民众带来消极身份认同，包括角色懈怠，角色冲突和角色对抗等，更将干扰和阻滞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的实现。

　　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是由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同根同源，都是中国五千年语言在当代的重要展现，也是中华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资源和手段。两岸均认为，“中华民族能历五千年而不坠，端赖优秀文化的维系。”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骄傲和精神支柱”和“两岸交流的基础”，也是“两岸真正的最大公约数”为了遏制各种分裂势力，必须进一步维护我们的民族共同语，延展它的通用性，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为祖国和平统一夯实坚固的文化基础。

　　三是关键行为体。在两岸群际文化互动中，某些施动者特别是具有较大权威决策者经常可以推动历史进程的巨大改变，如1979年前后的邓小平以其个人权威和对改革开放思想的接纳，推动了大陆内部、两岸乃至整个涉外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20世纪80年代末，蒋经国在人生弥留之际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结束两岸人民长达38年相互隔絶的历史。萧万长曾评价称，“我们很难想象，若非经国先生在辞世之前做此决策，后来还不知道需要多久才有人能够踏出这历史性的一步。”有学者如此评价蒋经国：“有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选择往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可以得知，对于两岸语言文化交流，两岸的高层认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在推动两岸各项交流时，两岸核心决策者都应该以时代担当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作出理性决策，而不应该执迷于自己错误的意识形态来干扰和阻挠两岸交流。此外，两岸青年代表着两岸关系的未来，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希望。台湾青年深受“台独”教育等群内知识体系的负面导向性影响，在对两岸关系的认知上出现了较大的盲区。未来两岸在语言文化交流过程中，也应高度重视青年群体工作。

　　二、文化认同的层次性与“台湾主体意识”的消解

　　近代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以何种意识和概念再重新凝聚原先王朝统治下的各种区域力量，就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思考的重要难题。面对这一难题，当时的有识之士在借鉴日本人翻译西文创造出来的“民族”概念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第一次把“中国”和“民族”给藕合起来。1902 年梁启超更进一步，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从而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完整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可谓对中国的国家民族命名之举，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由此也就逐渐成为全体炎黄子孙共同的信念。此后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混成之后，尚有他族加入……中华民族，号称同化力最大。”继而又作《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进行了初步探索，他认为“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梁启超之后，杨度、章太炎、顾颉刚等人也延续了这一概念。

　　在这一过程中，傅斯年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概念，历史学家顾颉刚专门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明确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絶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继该理念之后，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号召。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民族而先告功。”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中又明确了“凡是中华民国领土范围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回溯的方式，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文化的政治性和身份认同的建构性。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在东西历史文化碰撞下动态生成的概念，它是动态生成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也应该打破本质主义的思维，转而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将之看成是一个动态延展的概念。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岛内分裂势力在炮制“台独”理论时，重要途径之一是也是要首先构建“台湾民族”。如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中提出，台湾必须扛“台湾民族的旗”，才能实现“民族独立”，才能把“台湾问题国际化”，这显然是要构建和中华民族不同的“台湾民族”，进而通过对“台湾主体”的建构性叙述来对中华民族进行客观消解和主观扺制。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关于“台湾民族”的建构其本质上就是要塑造文化权力，在台湾制造另外一种样态的政治正确。

　　目前岛内“台湾主体意识”上扬，对身为“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下降，这都为两岸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哈贝马斯曾言：“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可以受到三重承认：每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每个人作为一个族裔或文化群体的成员、作为公民都应该能够得到对其完整人格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尊重。”简言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公民权、民族主义和主权。下面就从这三个层面分别对两岸语言文化交流对于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推进作用的系统性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身份认同。认同源于认知，身份认同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规范与权益获取的认知过程，它必然会与权益相关联。对于身份认同，首先要强调的是自我价值实现，包括能否更好的实现个人价值观、理想、目标、情感等。未来在构建两岸中华民族身份时，应该优先回归个体身份认同，让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理想，从而产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参与感、获得感、成就感和荣耀感，这也有助于推动更具政治意义的“台湾主体意识”身份逐步淡化、退化与消解。

　　二是以文化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目前两岸对彼此都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台湾担心被“武统”，大陆则担忧两岸青年会出现“天然独”与“天然统”的对撞，更担忧两岸和平统一前景不明。这也导致在群际互动中，因两岸文化差异性所导致的文化冲突现象此起彼伏，两岸互动的边际效应也有递减趋势。

　　民族并不完全是自然现实，它也是一种文化现实。有学者曾指出，“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文化成分比如种姓、族群、宗教教派龢民族等的基础上时，认同感就最为强烈。其它类型的集体认同比如阶级、区域等，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幷且在达到它们的目的之后消融，文化共同体则要稳定得多。”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解释的立论基础也是文化认同论，两岸应探寻双方在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连接点，在两岸之间构建集体身份同一意识。“如果没有集体身份，相互融合的过程也只能被视为暂时的合作行为，而不能证明共同体的形成”。两岸文化融合是两岸融合发展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将为两岸同步的心灵契合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首先要消解“台湾主体意识”。安东尼·史密斯在其著作《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中指出，民族是指“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幷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一个民族共同体下可以存在不同的地域族群，而各自的族群认同并不妨害一个拥有共同历史命运感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依据这些理论可以看出，台湾只是一个区域概念而不是主权概念，是一个族群概念而不是民族概念。所以两岸交流的本质是在一个中国政治体系下的不同地域族群的互动，双方应该彼此尊重，理解与认知相互间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过程，在凝聚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增进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逐步化解所谓“台湾主体意识”。

　　再次，共同历史文化拉近两岸同胞心理距离。中华文化是两岸中国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基本特质，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实现两岸统一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两岸在构建身份认同的范式逻辑上，要注重从自有发展到共有，从互动层次的共有知识即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内化为体系层次的集体知识（collective knowledge）。其中，共同知识的主观性较强，稳定性较弱；集体知识则具有更高程度的客观性和稳定性，若是经过长时间的内化，则可以逐渐成为集体无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个体被群体文化影响固化的过程，是个体对所属中华文化的归属感，表现在从地理方位、历史记忆到民族划分的方方面面，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标志民族特性以及塑造凝聚力、向心力发挥着基础作用，也可以有力抑制“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阴谋。因而未来两岸更应该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厚植合作基础，增强民众互信，从两岸敌对关系向竞争关系、再向朋友关系和家人关系迈进，努力追寻两岸友善度和亲密性达到理论最高点的“两岸一家亲思维”，因为中国人向来注重“有国才有家”的家国同构思维模式，两岸一家的背后必然以两岸同属一国为支撑。

　　三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中国人政治身份认同。在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和多元的背景下，集体身份认同尤其是集体政治身份认同对国家的统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化解台湾同胞国家认同危机，强化和巩固其对统一国家的政治认同，是两岸关系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

　　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历史背景与记忆关系的重构需要服务于社会的政治发展。就两岸关系而言，当前两岸之间的政治认同存在明显的分歧，因此应当从文化认同入手，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才是构建两岸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要以中华传统文化重塑两岸民族认同，或者说由文化认同召唤或者说过渡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儒道释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可以考虑以这三者来推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同时也要注重采取族谱文化、饮食文化等多种文化形式举办黄帝祭祀、妈祖信俗礼仪等传统文化活动来发挥传统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

　　但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政治认同并不是只靠传统文化认同就可以达成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形成政治认同，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认同，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对此，有台湾学者曾指出，“海峡双方在沟通上是否要完全依赖于文化认同的共识，也是大有反省余地。诉诸中华民族主义以解决两岸分裂问题并不能赢得台湾社会各族群之一致认可”。“如果我们仅仅以传统文化作为武器忽略了两岸在近代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简单地从民族大义的高度出发来批判‘台湾意识’，想借此消弥台湾社会在文化方面的对抗，非但是缘木求鱼往往还带来相反的结果”。“台湾在去中国化之后年轻的一代根本不再谈论中国传统价值这是新世代年轻人很大的危机。”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政治认同的支撑作用是有限的，若以文化促进政治认同，更需在民主、自由、法治的制度安排中去开掘新的空间。

　　由文化认同向政治认同转变。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在国家竞争和文明冲突中，文化本身就具有政治性。现在大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台湾建构“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其核心价值上都充满了政治考虑。两岸政治关系是在一个政治体系内部的两个次级政治体的关系，若两岸无法以共同的政治认同即“两岸一中”作为最大公约数和根基，就很容易造成“鸡同鸭讲”的情况。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冲突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深刻的根源是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感情。就两岸而言，两岸问题表面上看是政治问题，但也是文化问题。与打造两岸经济利益共同体相比，建构共同的文化认同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由此可见，解决两岸的政治冲突，不能只从政治角度考虑，还需要研究两岸的文化融合。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如果过于强调资源的利用与权力的分配，过于渴求“一体”的同质化形成，我们同样会误入政治本位构建道路的误区，因为任何时候突显政治性往往都会引发民情与威权的波动，使权力对民心的支配与收容产生错位，进而引发国家主义的危机。如此之下，我们需要复线的逻辑，需要一种把可能性质上对立的事实融合为一种合理的状态，以更好地找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恰适解释与旨引。

　　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转换。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界定，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幷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由此可见，所谓民族不是单纯的族群集合体，它本身就藴含着主权意涵。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概念，从其创生之初本身同样或隐或显的包含着主权意涵。在中华民族概念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由此被正式提出。十九大报告中又高屋建瓴地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认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意义上的内部各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定位以及战略目标。两岸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未来两岸各项交流，也必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为指引，否则就将失去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发生的概念转换，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极具时空包容性的概念，它在文化和族群意义上是多元的，但在政治上是一体的。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解为“文化多元、政治一体”，其关键是在后者。哈贝马斯提醒我们：“民族国家有两副面孔。假如公民的法律地位龢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联结，民族国家就能更好地完成一体化使命。”因此，我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必须同步把握文化解释与政治解释的复线逻辑，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形成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复线逻辑，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适应性与包容性。

　　从“中国化”到“中国梦”。从建构论的角度来看，族群认同并不必然和文化边界保持絶对一致，反而常常是政治和社会建构的产物。安东尼·史密斯明确指出：“现代国家既是‘法律－政治’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同样，两岸中华民族既是文化共同体，也是政治共同体。未来两岸在语言文化交流时，既要强调基于历史叙事与强调情感纽带的原生性文化解释，还要强调基于国家权力有效维护与强调国家场域的政治解释。也就是说，两岸政治关系的走向将直接决定两岸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方式，这是立论的逻辑起点，也是思考台湾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一体”始终是其宗旨目标，旨向于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发挥着共同体的躯体支撑作用。两岸文化同根同源、多元融合、都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价值、都提倡“和合思想”，未来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双方的“制度认同”和“公民意识认同”。国家认同在公民身份认同谱系中居于统摄地位，纲举目张，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和谐，在处理“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人认同”的关系上，必须将“中国人认同”置于“中华民族认同”更高的地位。

　　从体系建构主义角度来看，国家作为一个理性行为体和施动者，具有对自己的身份龢利益进行反思并因而塑造自身的行为的能力。对于两岸关系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并非合目的性的自发憧憬，它首先要推进两岸关系的中国化进程，需要公权力的适度介入，为此中央政府应该努力创建一种有利于该认同的政治文化，强化“国族符号”的教育和代际传播，即“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努力消除两岸隔阂，淡化边界意识，弱化区域本位认同，强化国家认同，让两岸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化而非清晰化，让“中国公民”成了最具代表性和最具权威的国民身份认同。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民族是具有同一历史本源和同一历史命运感的人民组成的政治体系。”但两岸之间一直缺乏同一历史使命感，未来在中国化的基础上，也要更进一步，推进中国梦的进程。从中国化到中国梦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主体地位和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中国化是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梦是中国化的坚持和发展。

　　未来中央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提前酝酿相应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以增强国家能力，扩大政策包容性和制度吸引力。大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相继推出了“31条”、“26条”等一系列惠台举措，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与此同时，也高度警惕这些惠台措施潜在的负面效应。如惠台举措的对象自然是针对台湾同胞，这是否会进一步强化台湾同胞“台湾身份认同”，误认为自己只有标榜“台湾人身份”才能获得这些优惠政策，这反而会进一步固化他们的“台湾人意识”。此外，有部分台湾民众不再将优惠政策提供的利益看作是大陆的优待，而视为其应有的“自然权利”，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依赖感甚至不满足感。在这种认识支配下，他们的要求往往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一旦得不到满足就极易产生对大陆和国家的不满甚至愤恨，以至于有部分台湾人从大陆回到台湾后，持续以“现身说法”的名义来抹黑和扺制中国大陆。

　　三、“大一统”意识的重塑与两岸新时空认知的构建

　　民族文化认同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面临着两方面的实践逻辑，表现为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交换。一方面是源于中华民族文化自身在演进过程中内在结构的变迁诉求，时间上的延续并非怀古复旧，而是要求基于历史审视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构建新时代的认同。另一方面是源于全球化与当代世界文化碰撞下我们话语权的保持与走向，空间上的交换要求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要兼收并蓄，正确梳理台湾本土认同感，将台湾乡土情怀引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鲍伯·杰索普索曾指出，“在当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两岸文化也应在交流与冲突、对撞与整合中相互瞭解，探索建立适合当代的文化认同。前者体现为时间的延续性，后者体现为空间的变换性。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时间层面还是空间层面，一个絶对的命题就是：两岸文化的交织叠加，自然会演化出一个个新的政治命题，增生了政治在文化的变迁中的延展性。所以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既来自于时间维度上历史与未来的相互观照，又来自于空间维度中两岸之间以及两岸与外部的互动交流。

　　一是时间观。欲去一国，先去其史。民进党执政时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重构台湾历史。陈水扁到处鼓吹“本国史就是台湾史，中国是外国，要先认识台湾史，再谈外国史”。2004年时陈水扁当局进行教科书改革，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独立出来，中国史被划入“世界史”。如此一来，对于台湾历史的描述不再以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参照背景，而开始刻意凸显台湾四百年的本土历程，特别是在陈水扁、蔡英文时期，积极构建所谓“同心圆史观”，即以台湾史为中心，将中国史作为东亚史一部分来编写教材和教书育人，背后的逻辑自然是“中国史只是外国史”，让接受这一教育的青年群体形成对大陆的“外国感”和疏离感。在这一过程中，民进党为了挑动岛内民众对中国国民党（背后是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意识）的敌对意识，反复渲染“二二八事件”，挑动民众的雠恨意识和悲情文化，制造死亡情景的持续呈现（死亡提醒），借此来强化国民党的“原罪”意识。民进党此举显然是想利用民众的创伤体验和“出头天”意识来赚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利用“创伤体感”的悲情塑造和所谓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来凝聚社会支持与同情的正义话语。

　　更重要的是，在台湾本土史观构建过程中，民进党还故意把蒋介石退距台湾看成是与荷兰、日本占领台湾同等性质的事件，借此一方面构筑台湾民众的“亚细亚孤儿意识”以便为民进党在选举中打“悲情牌”和“台独神主牌”铺陈民意，另一方面则是把蒋介石和国民党所代表的汉文化视为外来文化和“侵略者文化”，借此在抹黑国民党的同时来进一步强化台湾民众对于中华文化的雠恨意识。由此可以看出，岛内分裂势力不是要去描述和再现历史，而是要去使用龢利用历史，只是把历史当成构建“台湾认同”的工具和对抗“中国意识”的武器。

　　文化认同具有动态延展性，它不是一个既定事实，而是一直行进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仅是两岸统一之前的重要任务，也是两岸统一之后的重要工作内容，是两岸统一之后台湾社会治理的重要诉求目标之一。两岸文化认同不仅要能使两岸民众产生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血缘联想，更要产生我们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家的政治归属感。

　　首先，应从长时间段看待两岸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从历史认同的定义来看，认同是在时间变化中的认同”。台湾人的家国认同也不是一个单一而静态的定义，而是一直处于动态变化当中，它反映了台湾在不同时期特定社会形态下不同的关系组合和治理类型。所以我们应该理性面对岛内“台湾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国人”认同逐步下降的客观趋势，并对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两岸文化差异甚至于文化冲突保持冷静。其一，要深刻认识到，两岸文化差异导致两岸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并不必然是负面消极因素，它往往是文化融合的前奏，也有助于两岸文化在比较和竞争中良性互动。其二，短期的两岸交流及大陆的惠台政策，有助于缓和两岸紧张局势，巩固和平发展局面，但无法有效提升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认同和正面观感。在台湾，旧有的中国人认同（对“中华民国”的认同）逐渐衰弱，而新的跨两岸的中国人认同，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群际集体知识，需要长时间的内化和建构，因此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鼎力。其三，从长期来看，两岸可以通过经济贸易、人员往来等方式，强化彼此的对接和融合，逐渐强化台湾同胞的双重身份认同，即由原先简单的“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平面对立、非此即彼，转向“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兼容并蓄、和谐共存，最后转向更高层级的立体兼容，促其认识到，所谓的“台湾人”意识只是乡土认同，而“中国人”才是家国认同。

　　其次，应推动两岸由文化冲突导向文化融合。两种文化相遇时可能会出现四种反应：一是接受甚至欢迎，二是扺制，三是隔絶，四是适应。两岸文化从交流到碰撞，从冲突再到融合都应该以最后的适应为旨归，两岸交流应避免为交流而交流的盲点，任何交流都要有利于两岸“利益共同、身份共同、目标共同、理想共同”共同价值的建构，这是检验两岸交流成效的重要标准。两岸文化交流不是“你对我错”、“你高我低”、“你死我亡”的零和博弈，也不是你追我赶或我争你抢的战场厮杀，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外文化互动交流背景下的两束新枝，本出同源，共生于厮。两岸文化交流是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层层推进的长期过程，应注重以文化创新带动两岸文化整合，充分利用新媒体等开拓文化整合新路径，同时注重民族性和现代性结合，既保持民族传统文化又接纳现代文化，这是不同文化在实现由冲突到融合的必然过程，也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原则。

　　二是空间观，以大一统来取代“小确幸”。首先，以多元共生为基础。大陆和台湾都曾发生过文化断裂，传统的中华文化在两岸都受到过冲击和变形。因而既要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各自文化断裂的历史，也要从共时性的角度探讨文化断裂的现实。在历时角度来看，民进党不断推动岛内民众强化对于台湾本土的地理认知，如在地图方面，不再将台湾作为大中国一部分来看待，而只是保留台澎金马。如此一来，民进党就将台湾民众对于“家国”抽象的想象化为具体的客观存在事物，强化了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生动形象地完成了领地在地理和地图上的呈现。与此同时，无论是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上台，都特别注重在地化经验营造，建造了大量以台湾本土风土人情、历史典故为主题的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等，这些表面看似是文化性的行为背后却充斥着浓郁的政治性考虑，核心目的就是要论证自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但客观效果却进一步固化了台湾民众对于台湾“家国”的想象，慢慢淡忘了对于“中国”的家国认知。

　　从共时角度来看，近年来随着台湾经济持续低迷，曾经有过的亚洲四小龙领头羊地位风光不再，台湾整个社会的心态也呈现出内敛性的发展态势，“小确幸”心态的弥漫在岛内颇为典型，这固然反映了台湾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满自足，但更说明瞭台湾社会的内卷化倾向。由此，“抗中”情绪才会被利用为政治动员的工具。经历了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执政20余年的“台独”宣传和运动，台湾的“本土意识”、“台湾主体意识”、“台湾优先”、“认同台湾”成为了新的政治道德标准，甚至在台湾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和文化心理结构。在政治评价方面，“爱台湾”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价值标准。“台湾认同”成为了台湾社会评价每个台湾人是否真正“爱台湾”的表现，不论蓝緑都以“爱台湾”、“台湾优先”、“以台湾为主”、“台湾主体性”等等为标榜。政治道德标准的转换，导致部分民众对台湾地区的认同逐渐与“中国认同”对立起来，尤其是年轻一代迅速“去中国化”，错误地认为“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由于两岸空间上的隔离特别是心理上的隔膜，两岸文化冲突在所难免。面对这种差异，两岸应当摆脱“以我为主”的思维，要换位思考，避免本位主义挂帅。“所谓文化整合，就是指人类文化在相互冲突中实现相互融合的矛盾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基本趋势，是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对立统一”。但两岸文化融合不仅仅是交流与互补的过程，也是重新“一体化”和“新的文化体系”建构过程，所以文化融合是“指两个比较接近的文化体系接触后，原来的文化体系随之消失或改变其形貌，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或说“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文化不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当有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时，他们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易·系辞》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未来两岸语言文化交流中，大陆固然要加速两岸同质化和一体化进程，强化台湾同胞的家国认同而弱化地方本位认同，也要对台湾特殊的历史境遇，应以同理心给予充分理解。

　　其次，以“大一统”为旨归。从历史传统来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无论历朝历代都以实现统一为己任。汤因比研究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统”，一是国家大一统，二是宗教大一统。他认为中国的特点是国家大一统而非宗教大一统。在两岸“大一统”理念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大陆自不待言，始终坚持两岸一国。台湾当局的政策龢民众的心态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起初国民党把台湾“处处抹上大中国的色彩”。20世纪70年代起，在台湾宣传话语体系中“大中国”色彩逐渐褪去，“中华民国”转化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在民进党的表述则是“中华民国是台湾”。从此，台湾人的心态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只要“小台湾”不管“大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他者，与台湾无关。

　　近年来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台湾在面对大陆时的信心有所萎缩，对大陆呈现出一定的排斥性和防范性，担心因为两岸实力对比越来越大会导致大陆对台湾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强。台湾对大陆的敌意和自私性不断上升，友善度和无私性则在不断减弱。当台湾对大陆的扺触情绪上升时，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台湾主体意识”也开始同步上涨。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未来在两岸语言文化交流过程中，应该以“大一统”意识进行集体动员，推动两岸同胞共同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

　　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重以史为鉴，消解台湾同胞的“领土化想象”。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制定了打破族群居住格局隔离的相关法律，鼓励不同肤色人种混居，研究表明，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各种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种族之间的“分离指数”明显下降。与之相反，苏联则开了民族“领土化”的先河，中央政府为每个族群划定了以该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区等明确的自治地域，正是这种“准领土化”的制度，使苏联各族民众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相比之下，对于苏联的国家认同却在持续削弱，这也成为后来苏联解体的重要催化剂。从这种历史经验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无论是两岸统一之前还是两岸统一之后，都应该持续扩大两岸交流，以“大一统”为旨归，避免台湾民众产生区域本位主义甚至“准领土意识”。

　　再次，以他者为参照系。萨义德曾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与其相异质幷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他者’身份絶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也要跳出两岸关系的框架，不应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建构，而应该寻找到一个“他者”，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放置到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坐标体系中来，在处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对撞、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不断积聚起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内生动力，来塑造两岸同胞也包括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如费孝通所说，“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两岸既要在内部鼓励两岸民众跨地域流动和群际交往，进一步凝聚共识，同时也要合作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共同承担起对中国文化进行国际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在与其他文化接触和碰撞中，两岸要强化文化合力，在与其他文化的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也即与其他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群体的优势、进而提升自尊水平，形成新的集体记忆和新的集体身份即“我们感”（we-ness），形成新的精神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共同以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而感到自豪。只有在分享中华民族的荣耀感中，台湾民众“悲情意识”才会逐步改变，两岸同胞的心理隔阂才会从根本上得以消除。

　　结语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表明：没有强大统一的国家，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可能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离开了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可能拥有自在自由的存在和发展。历史上的中国多次出现区域割据情况，但不论割据的时间有多长、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走向重新统一管辖。在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追求美好生活、建设幸福家园中，两岸都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构建共有精神家园，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每一个群体的共同责任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