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68年（明治2年）1月3日，明治新政府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旨在带领民众从武士时代进入天皇麾下，将日本建设成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中央集权制近代国家。

　　领土、主权、国民是近代国家的三要素。日俄两国围遶着阿伊努民族赖以生存的虾夷地（现北海道）展开了激烈的势力范围争夺战。18世纪以来，封闭自守且没有现代海权观念的德川幕府与同在远东地区开疆拓土的俄罗斯关系高度紧张，19世纪后期，日俄竞争日益加剧，尚在幕府统治时代的1861年（文化元年）和1866年（庆应2年），俄罗斯染指虾夷地利益的标志性事件（托康贝出逃事件、箱馆奉行所官夫软禁事件）促使幕府加快了对这一地域的探查。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将虾夷地纳入势力范围，并使之成为本国领土的既定方针。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将虾夷地更名为“北海道”、北虾夷改为“桦太州”；国后岛和择捉岛统称为“千岛国”；设置开拓使，任命兵部大臣黑田清隆为次官等。虽然日本加强了对北海道的支配管理，却在外交战中败北，于1875年（明治8年）同俄罗斯签署了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又称1875年圣彼得堡条约）。另外，为了培养北海道居民的日本国民意识，明治政府以箱馆为中心发布了“地方违式诖违条例”，取缔阿伊努民族的刺青文化，违者依据条例逮捕。与此同时，大力推广近代教育活动，以期通过精神改造谋求意识变革。

　　在南方实施“琉球处分（吞并琉球国）”的过程中，明治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然而，与北海道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琉球群岛存在独立合法的国家政权，琉球国的统治阶层通过各种外交努力展开了救国运动。这一运动使明治政府在统治琉球的过程中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针，在保护琉球传统习俗的同时，循序渐进地推进日本国民教育。与强制取缔阿伊努民族的刺青文化大相径庭，明治政府在琉球颁布“旧惯温存政策”和“风俗改良政策”等。“琉球处分”过去20年后发布“刺青禁令”即是温和改良的一个例证。

　　日本政府在扩大属地版图的过程中，将类似的教育政策、以“违式诖违条例”为中心的风俗改良政策同样用在了台湾岛和朝鲜半岛。可以说，对阿伊努民族和琉球民族实施的一系列殖民改造行动，是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推行相关政策的试金石。

　　【关键词】阿伊努民族  琉球民族  “琉球处分”  “风俗改良”

　　一、前言

　　1868年（明治2年）1月3日，《王政复古大号令》发布，明治政府将世界从武士的手中夺回，改为由天皇统治的天下，并策划着建立媲美欧美列强的中央集权国家。谓之建立“近代国家”。

　　建立近代国家需要以下三种不可或缺的要素：1.领土；2.主权；3.国民。据此观点，日本将以前的北海道，琉球国以及台湾等地据为己有，作为“新日本”或言“新日本人”，日本政府决定推动日本风格的教育改革与风俗改良。

　　波平勇夫将此事件一连串的经过定义为：明治政府为了去除少数民族的文化异类的强权文化政策。违式诖违条例（后面的违警罪）作为此政策的一部分于1899年（明治32年）发布，以推进风俗改良为说法，对于当时冲绳县存在的针突刺青习俗和琉球传统服饰严令禁止。若波平所言为实，对古琉球国的习俗废止、改变，明治政府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对于近代琉球史的风俗改良、废止，究其根本之后，我们不得不去理解明治政府在此次风俗改良政策背后的想法与社会背景。那么，在琉球实施的风俗改良令——违式诖违条例，在政治层面以及历史上，又或说是社会背景，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以及，在已经成为“新日本（人）”的琉球国（冲绳县）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惊天大事呢？本文在之后的所写所想，都是有关以上这两个问题。

　　同时，对于明治政府围遶着北方领土的动向和政策，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阿伊努民族问题，在本文中也有所涉及。因为（虾夷地）北海道与琉球国（冲绳县）都是在明治初期成为日本的一部分。二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但前者是作为地区（民族），后者是作为国家，幷且北海道的风俗禁止要先于琉球国。可以说二者之间即相同又不同。因此，本文利用北海道这个例子同琉球国（冲绳县）的风俗改良之起源进行对比研究。

　　二、国防与北方领土问题

　　1853年7月8日（嘉永6年6月3日）及1854年2月13日（嘉永7年1月16日）美国海军佩里准将两次驶入浦贺港，并签订了《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友好条约》（后简称为日美友好条约）。此次事件之后，日本摆脱了只与大清国、荷兰等特定的几个国家通商的“锁国”状态。同时，鉴于列强在亚洲各国建立殖民地的国际形势，日本政府急于创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与列强各国相匹敌的国家。“国防”的需求成为了当务之急，在佩里来日之前，俄国人数次骚扰虾夷地（北海道）带来了国防的刚需。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俄国为了寻求不冻港，实施了南下政策。派遣了陆克斯曼（1792年）、雷萨诺夫（1804年）、戈洛夫宁（1811年）等人进行调查。幕府这边也派遣了最上德内（1786年）、近藤重藏（1798年）、间宫林藏（1808年）对北方地区进行调查。

　　由此日俄两国于领土问题展开了交涉。根据国防的观点，其结果是1855年2月7日（安政元年12月21日）于下田签订了《日本国俄罗斯国友好条约》（后简称为日俄友好条约）。从佩里来日到大政奉还的约15年里，幕府与其他各国签订了共计15条条约。《日俄友好条约》的第二条规定：

　　今后日本国和俄罗斯国的疆界应在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择捉全岛属于日本，得抚全岛及其以北的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至于库页岛，日本国和俄罗斯国之间不分界，维持以往之惯例。

　　这是唯一一条涉及到领土问题的条款，《日俄友好条约》也可以说是日本与列强签订的第一条有关国防的条约。

　　《日俄友好条约》的签订，择捉岛与得抚岛之间成为事实上的国境线，得抚岛以北的千岛群岛归俄国所属。同时，虾夷地的统治权也由之前的松前藩向幕府转移，成为了幕府的领地。国内的报纸，例如朝野报等，对从俄国人来日到签订条约时幕府的政策，评论为：

　　桦太事件为幕府怠慢之过，因而俄国有机可乘。维新运动即毕，而外交尚未整顿，军备尚未充分，俄国乘吾之不备，强换千岛。合并与侵略之灾难乃国之怠慢是也，此乃预料之中，天下皆知。

　　在条约中，有关千岛群岛，国界已经界定完成。

　　千岛群岛的领土勘定如上述所示暂且解决了，但是库页岛地区（北虾夷地）的领土问题依旧没有确定。因此，到1875年（明治8年）5月7日桦太千岛交换条约（桦太指库页岛）签订的约20年里，日俄两国屡次宣称自己对库页岛的所有权。其代表性的事件有“托康贝出逃事件（トコンベ出奔事件）”以及“久春内幕吏捕囚事件”。前者是于1861年（文化元年）发生在库页岛的鹈城郡，有关阿伊努民族的“所属”事件。后者是于1866年（庆应2年）发生在库页岛的久春内村，因俄国士兵而起的箱馆奉行所官吏软禁事件。这两件事都是如前述，是由于争夺库页岛而发生的事情，而曾经在库页岛生活的阿伊努民族，处于一种两者皆非的地位，即非日本国民，也非俄国公民，而是此处的原住民。

　　对于阿伊努民族，山本芳美曾指出，幕府末期时，德川幕府将俄国看作是一大威胁，对阿伊努民族虽然实行了和人（日本人）的定居和奬励农耕政策，但这不一定对俄国有效。桧皮瑞树曾说，对阿伊努民族的控制，其最大的渊源来自“自古以来的抚育”这一毫无任何意义的说法，幷且幕府对于虾夷地的控制本身也就包括了对阿伊努民族的控制这一事实。

　　日俄两国围遶着库页岛所展开的上述的纷争，在日本新的为政者——明治新政府的手中仍在继续。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日俄两国争夺的另一边，原住民却毫无任何发言权。

　　三、违式诖违条例在虾夷地与风俗改良运动的契机

　　如前述，在江户时代末期或言明治初期，用政府的话来说，日本处于“国家存亡之危也”。可以看出，《日俄友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在人群混杂的库页岛地区的国界纠纷暂且是告一段落了。借我部政男的话来说，意味着明治初期库页岛的归属问题，即对俄问题。

　　政权初立、迫切想要解决“对俄问题”的明治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库页岛的归属问题。1869年（明治3年）2月，任命兵部大臣黑田清隆为虾夷地开拓使，并对库页岛进行调查，同年3月将一系列的地名改为日本风格。例如，改虾夷地为“北海道”、改北虾夷地为“桦太州”、改国后岛及择捉岛为“千岛国”。日本控制了库页岛地区，并更改其地名，对应了前述的建立现代国家的领土需要。

　　3年后的1873年（明治6年），发布了“北海道地所规则”，阿伊努民族的共居地为日本人所有。同年，派遣屯田兵，继续开拓北海道地区。将日本屯田兵送入北海道，其目的是同化阿伊努民族，巩固疆土。幷且，屯田兵在明治维新时期失去了其公职与财产，说他们是没落士族也不为过。因此除去开疆扩土和国防的层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安抚这一批屯田兵的作用。特别的是，屯田兵具有警察权，事实上就是作为宪兵驻扎在北海道的。借用上村英明的话：派遣屯田兵最初的目的就是对阿伊努民族的治安与管理。即，屯田兵的派遣集开拓北海道、保卫领土、安抚屯田兵、控制阿伊努民族等作用为一身。

　　加之设开拓使的同一年，先于琉球国与台湾，以箱馆（函馆）为中心发布了“地方违式诖违条例”，禁止阿伊努民族文化中的口唇处及双手双臂的刺青，并开展了逮捕与取缔行动。实施者为当地的开拓使与屯田兵。由此，阿伊努民族的名字、语言以及风俗等文化皆被剥夺，只剩下他们的土地在风中苟延残喘。

　　在蹂躏阿伊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同时，明治政府将“吾国北方利之源泉，镇关北门之桦太”（板垣退助）作为教条，企图夺取库页岛，与俄国进行交涉。

　　1870年（明治3年），明治政府试图向俄国驻中国大使皮欧里夫打探俄国的政策，2年后皮欧里夫同外务卿副岛种臣于东京开展了交涉。但是，次年的1873年（明治3年），双方交涉无果，开拓使不得不将库页岛的600位居民，其中400人左右转移到了北海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以说日本事实上已经被迫放弃了库页岛的经营权。

　　第二年，1874年（明治7年）1月21日，俄国临时大使乌拉洛夫斯基与外务卿寺岛宗则进行了交涉，此时俄方提出，俄国享有库页岛全部的权利，以此为交换的是，日本享有千岛群岛的全部权利。俄国将日本占有库页岛的念头彻底切断了。

　　处于不利立场的日本政府在俄国提出条件的两个月后，全权委托给日本驻俄大使榎木武扬以图达成协议。榎木与俄国外务省亚洲局长斯托雷莫霍夫于1874年（明治7年）6月22日、11月1日以及1875年（明治8年）1月2日进行了共3次交涉。1874年（明治7年）3月5日，在交涉之前，榎木就从日本政府得到了命令，若是俄国提出占有库页岛全岛，就要取得与之相抗衡的土地。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俄国采取了让步的政策。

　　得到了政府命令的榎木，在1875年（明治8年）1月11日写给寺岛的“桦太问题与朝鲜政策的意见书”中写道：

　　俄国南侵与以下两件应注意之事有相似之处。中国先于我国征服朝鲜，并与我国交往深厚。务必在朝鲜国内扬我国之德威。俄国虽然眼着此事，但地理之难以及国家事务的轻重缓急，至今仍未下手。若是被俄国抢先，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占领我国对马群岛之时，乃国之海防崩溃。去年某森山氏出使朝鲜，可谓是最得其要领。第二，若是朝鲜任然顽固不化，不肯与我国交好，则借是由，我国可向对马群岛对岸更进一步。第三，我国由于岛屿众多，无法防御外寇侵袭，因此择要地布防，着重防止兵力分散。

　　虽然其强硬的态度与政府的命令相反，但是却与政府方针保持了一致。幷且，这里主张确保同样面对俄国威胁的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并以此拟了“保护朝鲜半岛以扺御俄国威胁”等一系列方法，在之后被日本政府常常提起。

　　之后，1875年（明治8年）5月7日，日俄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千岛群岛成为日本领土，库页岛为俄国所有，北方的领土主权之争至此落下帷幕。

　　经过上述经历，明治政府取得了北方领土。但是，说是“外交败北”也不过分。由此，明治政府将阿伊努民族编入“新日本人”，并时刻注意俄国影响力的扩大，同时“保护”政策与教育政策双线推进。以上3点是对阿伊努民族的同化教育和风俗改良政策的开端。

　　本文的叙述虽然不尽详细，最终的结果是，既有迎合日本人的阿伊努人，也有拒不承认的阿伊努人。加之日本在展现各国国力的世博会上，为展现日本帝国的威严，将阿伊努人作为展品展览的事件也有发生（学术人类馆事件）。小熊英二所说的“日本人”，却不是真正的“日本人”,阿伊努民族在成为日本国民及其土地成为日本领土之后，滑入了一去不复返的苦难史。一方面，明治政府反省通过妥协而取得的北方领土和交涉失败，要求自己更加强硬的手段取得南方领土。这也只是发生在“琉球处分”的4年前。

　　幷且，在虾夷地指挥的黑田，是日本史上第一位文武兼任的官员，与后述主导“琉球处分”的松田道之一样，既是文官也是武官。追溯处于近代日本黎明期的虾夷地和琉球国的历史，两者具有其相似性。

　　四、琉球国与明治日本的领土确定政策

　　如上章所述，与其说是明治政府对俄态度，倒不如说是北方国界勘定政策的推进，同样的事情在南方也再次上演了。但是，与虾夷地不同的是，琉球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于世界上的。例如，1854年（嘉永7年）7月，琉球国与美国之间签订了《琉美友好条约》；1855年（安政2年）11月，琉球国与法国之间签订了《琉法友好条约》；1859年（安政6年）9月，琉球国与荷兰之间签订了《琉荷友好条约》。由此看来，欧美列强均将琉球国看做是独立的国家。这是与德川幕府同美国签订《日美友好条约》发生在同一时期。

　　幷且，琉球国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事实，是被当时的明治政府与知识份子乃至各大报纸言论所承认的。大隈重信的“琉球为外桦太为内”这句话说明自古以来琉球国就是外国领土。加上邮便报知新闻在1875年（明治8年）5月24日刊登的“琉球确非我从属国”中大谈其论，如下论所述，指出琉球为外国。

　　夫琉球确非我从属国，半属中国半属日本，恰处两国地界模糊之处。然而（无凭无据）我国政府好其虚名，诌琉球为我从属国，以琉球平亲王自居，屡次要求琉球送钱财宝物于我国。明治五年十月，谓琉球王，今后封汝为琉球藩王，禁向中国朝贡，转而臣服于我国之天皇。琉球王毫不犹豫，曰：我愿向西则向西，我愿向东则向东，不愿做泥人玩偶任人摆布。我国愈加施威，而琉球愈加扺抗。琉球心未服我，而却同中国一心。故中国愈加施威，琉球愈加臣服于中国。由此可观，琉球非日本属国。

　　同报还说：“琉球不比虾夷地为近我国之地，不可谓之为我国一部”。这也是与大隈同样的看法。幷且更加重要的是，直到1874年（明治7年）划琉球归内务省管辖为止，明治政府都是通过外务省同琉球国进行交涉的。即，明治政府一直将琉球国当做外国来对待。如此一来，琉球国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是无可非议的。

　　琉球国是国际社会上公认的主权国家，或言是独立国家，用对付阿伊努民族的那一套办法来占领同化琉球是行不通的。因此，日本政府只能表面上遵守《万国公法》（国际法），而背地里采取蚕食吞并的政策。

　　五、琉球士族的救国运动

　　1875年（明治8年）5月9日，日本内务省对琉球的官员下达了以下命令：

　　一曰停止派遣同藩之仪隔年朝贡之使节与清帝即位庆贺使等；

　　一曰废止驻福州琉球馆，若欲贸易继续，可置于厦门领事馆管辖之下，以免人民受其劳苦；

　　一曰废止从前藩主清国之册封官船于藩王更替之时；

　　一曰为表恩谢来日之藩王与藩政改革官员等按接手的轻重缓急接受调查；

　　一曰今后琉球藩国同清国之事务皆由外务省处理。

　　其具体事项为以下几点：

　　停止向清国派遣进贡使和庆贺使；

　　废除福州琉球馆（想要继续贸易的人可归厦门领事馆管辖）；

　　琉球藩王更变时禁止清国官船来往；

　　按照事务轻重缓急来处理来日的琉球藩王与藩政改革官员的事务；

　　今后琉球藩属国与清国事务划归日本外务省管理。

　　加之政府还下达下列命令：

　　一曰琉球藩内奉行明治之年号，仪态礼表皆按布告行事；

　　一曰实施刑法定律，许两三名上京者；

　　一曰施藩政改革；

　　一曰为通报学事修业于政府，许十名少壮者上京。

　　今后之事皆按上述所为。

　　其主要内容是：①使用年号“明治”，礼仪等规定按照通知为准；②允许琉球3人进京；③实施藩政改革；④为将修办学制一事通报至政府，可选少壮者10人进京。无论哪一条都是为了固化琉球为日本领土的思想，以达到同化琉球的目的。

　　对日本政府下达的指令，要将与清国数百年间的关系切断，尚泰（琉球藩王）以“数百年之恩情弃之不顾，于人于国皆天理不容”为由拒絶了日本政府，幷且对于藩内改革一事主张“遵祖上之训，一兵一卒皆不更替”。不过另一方面，接受了新年号的使用，按照政府指示将纪元节与天长节作为节日庆祝，部分地接受了一些条件。而在尚泰作出回应的一周后，尚泰决定遵循政府之后的命令。

　　与尚泰沦为明治政府的提线人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三司官为中心的琉球士族对明治政府的压迫不屈不挠。

　　对于琉球士族的特点，波平恒男指出以下4点：①比起日本武士，与中国士大夫和朝鲜两班更为接近；②日本武士占日本总人口的5%~6%，而琉球士族占琉球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27%；③退身官场后从事工商业活动、造屋聚集从事农业者并不在少数；④士族子弟和官府贵人任官需要经过科举考试进行选拔。以波平所说为标准，占琉球总人口30%的琉球士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对日运动。

　　琉球士族的对日运动，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由于琉球藩王卧病不起，或者说藩议只是在表面形式上进行，所以要尽可能地拖延与明治政府交涉时间，并在这期间向清国求助。例如，在1875年（明治8年）7月12日，在那霸港某旅馆内，明治政府与琉球藩代表举行会谈时，三司官浦添亲方、池城亲方和富川亲方对内务大臣松田道之说：“征藩之用乃政府之厚恩以护琉球子民。我藩王本应火速上京以谢政府之鸿恩，然藩主罹病不能行其志”。搪塞说藩王尚泰因病不能如政府所望进京。幷且在7月17日三司官同伊江王子一同前往松田的住处，提出延期进京的请求：

　　藩王心虚体弱，常为失眠所困。与今年春时相比，有食欲不振、胸气不畅之难。与五月之末相比，甚至食物难以下咽。处危急之秋，应以疗治为先。以汤粥等给食方能饮下，若非则无法下咽。此次上京路途甚远，即便医师同行，恐有急病发作之难。特以此书，望暂时延期。

　　此处三司官的主张已经十分明瞭，士族们以藩王告病为藉口来对抗明治政府的要求。

　　顺便一提，同样的手段在佩里准将来琉之时也使用过。佩里准将要求访问首里城时，琉球以“皇太后现在卧病在床，不愿你们来访王宫（首里城）”为藉口拒絶了。表为尽藩议之用，实则推三阻四的伎俩也使用过。琉球这样的外交政策，在《佩里将军日本远征记》一书中记载道：“深陷絶境却仍然死死推阻，我从来没有见过屡次推三阻四如此不真诚的国家。”“悠闲琉球人的惯用权益伎俩”。这里我们可以得知，以病为由而拒絶的手段，对以佩里为代表的美国人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段。“因为病了”或者说“尽藩议之用”为由，拖延交涉时间以找到有利的发展局面，是琉球代表性的外交政策。

　　1875年（明治8年）9月2日，琉球士族采用惯用的施延权益之计与被此举戏弄的明治政府之间展开了拉锯战。在这里请允许我用一段较长的引用。文中的“两人”指池城亲方与喜屋武亲云上，“中田氏”指中田内务八等，“余（我）”指松田道之。

　　不久两人又同中田氏言语，曰：“藩王病况检查等事，时为惊骇之余。已至大患，务必请求容赦此议，与其立刻进行藩议，不如从长计议。然昨日贵喻之宗旨，时至今日仍作漠然之举，若损藩议，尚且忆知于旧鹿儿岛藩管辖之时所起之事何其难？若百般叹愿未得容赦，则政府为严重处分，如旧鹿儿岛藩之事。故作百般叹愿应得其容赦。若昨日于政府之贵喻决不容赦，则难保至今日藩议之安定。故尽藩议之所用尚需若干之时日。恳请宽限至明日正午十二时。”

　　余命中田氏答曰：“迫近扬帆起航之期日，一日也不得延缓。应许片刻容缓，因此若至明日早晨尚未有通报，鄙将直入首里城，请必不要怠慢。”未至三日天明之时，约午前九时藩吏决答应至，但未有任何通报。余决定断然闯入首里城，率领随从官吏等先至那霸港内务省外派所。将发之时，藩吏携通报至。摄政伊江王子、三司官浦添亲方池城亲方富川亲方、随从喜屋武亲云上等人皆出面，余责其怠慢。藩吏伏谢，后向其宣告第四十三号第四十四号文书。要其答尽议所涉之事，有恐答复甚废时间。余曰直入首里城中于客馆待之，而让藩吏后退之，后向藩主赠与第四十五号文书。

　　这里记载着，池城亲方和喜屋武亲云上说：“为了尽藩议之用，希望能宽限我们到明日正午”。松田对此回答道：“若是明日早晨还不能给我明确的答复，那我将会擅自闯入首里城”。但是，直到当天上午9时琉球仍然没有给出任何答复，松田决定强行闯入首里城。

　　这里也能看出，松田（明治政府）被琉球的对日运动所愚弄。

　　更进一步说，大约4年后，临近“琉球处分”的1879年（明治12年）3月26日，松田从首里、泊、久米、那霸等地各选出在住士族50人，要求他们在指定的地点集合，并说：“久仰藩王之名，然藩王患病久久未愈，恐其不适，现将事务作今归仁王子代理”。他们以藩王患病为由拒絶了松田的要求。

　　以上所示事例典型地体现了琉球以患病为藉口，嘴上还说着举行藩议，以达到延期交涉而对抗的目的。

　　不过，尚泰的病终归是假病。1879年（明治12年）3月15日，在尚泰仍在“患病”的这一天，尚泰亲自向松田写“吾身坚固无恙于海上，特请公前来庆祝”。另外，从五等侍医·高阶经德递呈松田道之的诊断书中也能一窥尚泰装佯的究竟即，虽说是病，也只不过是一个名目和为了方便罢了。

　　对于琉球士族的这种做法，松田给出了“其狡猾欺瞒之所为”的评价。曾任初代内大臣和太政大臣的三条实美也慷慨激昂地说道：“好其一琉球藩权宜之情”。这里如实地表现出了，士族们的对日运动愚弄了明治政府的同时，明治政府也在毫无保留地发泄他们内心中的情绪。这正说明琉球的伎俩生效了。从来，围遶“琉球处分”的讨论都是明治政府不容分说地强行“处分”了琉球。诚然，就其结果来看确实是如此，但是看到这里可以说，“琉球处分”也是明治政府被琉球士族愚弄，导致焦灼感堆积的产物。不过，单方面的强制处分，让士族们的运动与政策变得一文不值。之后，明治政府与在琉球的交涉中愈感焦灼，以此为背景，与已经讲述的在同俄国的北方领土争端中的外交败北，至此已经一同讲述完毕了。

　　另一方面，“琉球藩民之狡知，盖当今之最”（横滨每日新闻）、“琉球之所为甚是可恶，甚是可怒，无人可比”（朝野新闻）、“呜呼，此藩乃轻蔑我国之国威，侮辱我国之国体，加之于我帝国不敬无礼，何德何能敢如这斯”（东京曙报新闻）等一系列敌视琉球的报纸言论，在市面上广为传论。

　　六、“琉球处分”与旧惯温存政策

　　上章讲到，琉球的士族们以“藩王患病”为由，延期藩议，同明治政府对峙。

　　琉球士族们的运动，充其量也只是基于中华思想中的“情”所作出的行动。所谓中华思想，是以中国大陆的文化与经济为世界中心、东亚各国常年向天朝上国中国大陆朝拜进贡的思想。琉球国理所当然也是朝贡国的一员。其结果则是尚泰与三司官的一番言辞，饱含着对清国的恩义，也就是晓之以“情”。琉球正如之前所见，皇太后和藩王以病为由，拖延交涉的进行。如此看重这样诉情的交涉手段或说外交政策，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逆向思维。

　　另一方面，明治政府的对琉政策则是动之以“理”。换言之也就是根据国际法（万国公法）来办事。提及日俄友好条约和桦太千岛交换条约的签订，日本的视角也随着由中国天朝上国转变到西欧世界中心。国际法至上的思想也渐渐渗入到日本社会。日本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在与琉球的交涉中，把遵照缔结的条约和法令行事这一观点看得十分重要。在《第一回奉使琉球始末》中，松田记述道：

　　与清国谈判之末，已将征藩之事告于清国，视之为我日本政府之义举。为日本人民即琉球人民，我国向清国政府拨款若干，故应速改琉球两属之体，若非，则前日之义举有何义可言，徒有虚名条理沦灭罢了。

　　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循规蹈矩”的态度了。

　　而琉球执着于恩义之情，自知不能与执着于法令的日本政府有很好的交集。但尚泰下达的“遵奉明治政府之要求”的政令也无法平息士族们的反抗，让尚泰撤回旨意才是琉球救国运动的目的之所在。此时，明治政府对“琉球处分”开始了讨论。

　　1878年（明治11年）11月，松田响应内务卿伊藤博文的号令，作《琉球藩处分案》上呈。明确记载了以下内容：

　　将来县治之行，应积攒实力展现威严，以防范凶暴保护安宁，故需相应之戎兵。废藩置县之发令时出兵，有误认讨伐处置招致无谓动摇之危。故应于发令之前分营置兵若干于该地。主动受处分令前往之官吏县官一行，应同被任命之官吏一同入琉。（中略）凡该地旧制之土地之制、风俗、皆免于破除。至于家禄之处分、社寺之处分、山林之处分等勿如内地旧藩处分有失稳当，以免重蹈覆辙。至于租税、营业、警察、教育、宗旨等改良旧制，既要便益于士民，也应考虑士民之情愿，于适度范围内进行改正。

　　松田说，实施废藩置县后，恐于激起士族愈加激烈的扺抗，有必要提前派遣少数兵士去琉球。不要彻底地消灭琉球的旧习，同时也不要重蹈在日本“本土”上废藩置县的覆辙。其他地方在1874年（明治7年）废藩置县后，纷争四起，松田担心在琉球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琉球处分”基于此草案实施了。1879年（明治12年）3月27日，松田与提前到达的军队300余人，警察150余人一同，前往首里城大界寺访问。向在那里的约50名士族宣布了以下内容：

　　今作废藩置县一说，若汝等士族之辈对此处分拒之不认，有不稳人心之所为，则为所敬爱之旧藩王之罪人。若自身所为皆怀忠哀之心，则为汝等敬爱之旧藩王在任尚可。故汝等皆应唯我政府之命令是从。

　　“若汝等士族之辈对此处分拒之不认，有不稳人心之所为，则为所敬爱之旧藩王之罪人”说的意思是，若你们琉球拒絶接受处分，做出明治政府不希望看到的行为，则是你们所敬爱的藩王的罪人。明治政府的这一席话，利用士族对藩王反复歌颂的敬爱之情，换言之利用了士族对藩王的情义，反将了琉球一军。

　　加之松田对内务省书记官木梨精一郎还下达了以下命令：

　　废琉球藩改冲绳县，定县厅于首里。

　　但内部事务于那霸西村内务省外派所之临时县厅处理。

　　根据这份命令，废琉球藩，新设冲绳县。琉球作为独立国家琉球国的存在被日本吞并而抹去，日本则明确了南方的国界，并获得了新的领土。明治政府获得了主权，离建立近代国家更近了一步。幷且最终在1894年（明治27年），治外法权被废除，1911年（明治44年）关税自主权恢复，主权得到了坐实。要注意的是，这期间，在日本的新边境虾夷地（北海道）和琉球国（冲绳县），主权剥夺和风俗文化改革正在上演。欧美各国用“文明——尚未开化”的观点来看待殖民地，基于近代国际法而建立西欧社会成为日本的共识，日本也十分自觉地踏上了领土扩张的道路。在日本国内“尚未开化”的土地上居住的阿伊努人和琉球人，将他们作为展品进行“展览”的学术人类馆事件，在这种观点上具有十足的代表性。

　　但在另一方面，明治政府说：

　　旧藩王身上以及其一家一族皆受优待之处分使其后顾无忧。且一般士民身上之家禄财产营业皆未受苛察之处分，继行旧来之惯行。反观，旧藩政中苛酷之所为，且租税繁重，我政府审后，作相当宽减，前世未有之。琉球之民不应受流言蜚语之惑，而应兴各自家业。

　　展现出同琉球融合的姿态。在之前的“琉球藩处分案”虽然说了“凡该地旧制之土地之制、风俗、营业等皆应破除”，但为了防止激起琉球士族的不满，决定还是尊重他们的旧习。这样的政策称为“旧惯温存政策”，在置县之后仍然保持。在旧惯温存政策下，琉球士族仍保有原来的地位。在琉球具有指导地位的琉球士族，以他们为首，被明治政府所拉拢，聚居在冲绳县内名为屋取的地方，并接受日本式的教育，成为了冲绳各地实际的统治者。此时，琉球群岛所特有的针突（刺青），马手间（马手间酒），毛游（原野歌舞会）习俗都被当做“旧习”，或者说是“陋习”来看待。

　　1899年（明治32年）之后，在旧惯温存政策下的冲绳县颁布了违式诖违条例，代表着风俗改良令的下达（奄美群岛已成为鹿儿岛县所属，于1876年受令。后来的违法罪。）。对阿伊努民族的改良令如之前讲述所为，实施于19世纪70年代，冲绳县约在25年后同样也接到了改良令。琉球士族的救国运动仍在继续，但明治政府以旧惯温存为藉口，逐步推进日本化的政策。因此，近代琉球史中风俗改良的起源，就如到此为止所论述的，一切的开端都是，从佩里将军驶入浦贺港，日本政府推动近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所颁布的违式诖违条例（风俗改良令），并基于此而推进的风俗改良政策。为了与之相衬，扩大政策的影响力，于发令前颁布了旧惯温存政策与1872年（明治5年）以建立新学制为由而开展的同化教育政策。阿伊努民族也走过相同的道路，但阿伊努民族与琉球人民在相同的路中有以下3点不同：①明治政府改良的紧迫性不同；②受令者是否为独立国家；③受令者的反抗程度不同。不过，虽说是存在差异，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改其风俗，外在欧美化，内在日本化。

　　顺便一提，于阿伊努民族内部，存在着两股势力。一股主张舍弃阿伊努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向日本看齐；另一股反对这种做法，要求保留原有的风俗习惯。这样互相差别互相对立的场景，在当时的冲绳县也是如此。

　　七、结语

　　至此，近代琉球史中风俗改良之起源，已全部论述完毕。

　　阿伊努民族以及琉球人民所走过的风俗改良之路，两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琉球处分”以后，明治政府对成为“新日本人”的阿伊努人和琉球人，一行风俗改良令，二行思想改革的教育政策。这些为建立近代国家，提供了“国民”的基础。为了创造“模范式的日本国民”，此政策如前述所示，从内部分裂阿伊努民族和琉球社会，起到了消灭旧习俗的作用。更进一步说，对阿伊努民族和琉球人民，不只是政府，其他的日本人同样用来自西欧观点，把他们当做“野蛮”一族，要求风俗改良，一方面外在向西欧看齐，另一方面内在向日本看齐。日本将他们据为己有之后，再施以以教育政策和违式诖违条例为中心的风俗改良政策，并在之后的台湾和朝鲜半岛施以同样的政策。于琉球发生的一系列风俗改良的事件，可以说是为近代日本在之后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开拓了先例。

　　近代琉球史における「风俗改良」の起源

　　北方·アイヌ民族との比较検讨 

　　青山优太郎

　　【要旨】1868年（明治2）1月3日に「王政复古の大号令」を発し、従前の武士の世から天皇治下の世界への転换を図った明治新政府は、欧米列强と比肩する中央集権国家の创建を画策する。いわゆる「近代国家」の创造である。

　　近代国家を形成する要因および要素は①领土、②主権、③国民の三种である。当时、ロシアは极东において南下政策を采っていたが、虾夷地（现在の北海道）を中心とした北方领土は日ロどちらの领土でもなく、アイヌ民族の土地であった。したがって、1861年（文化元年）に桦太のウシュロにおけるアイヌ民族の「所属」を巡るトコンベ出奔事件、1866年（庆応2）に同じく桦太の久春内におけるロシア兵による箱馆奉行所官夫软禁事件などの事件が発生する。ここから政府は、先に北方の土地を支配下に置き、领土化することを志向する。具体的な措置としては、虾夷地に开拓使を设置し兵部大丞·黒田清隆を次官に任命。加えて、虾夷地は「北海道」に、北虾夷地は「桦太州」、加えて国后岛および択捉岛を「千岛国」に改称した。このように、日本は実効支配を强めるが、最终的にロシアとの外交戦に败れ、一八七五年（明治八）五月七日に桦太千岛交换条约を缔结するに至る。

　　また、政府は、同地において国民を创出するために、箱馆を中心に地方违式诖违条例を発令。アイヌ民族の文化であるイレズミを否定、逮捕や取り缔まりを推进。加えて、教育という内からの改良で、意识改革を図る。

　　同様の政策は、南方の独立国家·琉球国を幷合する「琉球处分（琉球国吞并）」においても、行われる。しかし、北方の事例と异なるのは、琉球には国家が存在し、支配层を中心に、救国运动に代表される外交戦が展开されたことである。结果、奄美诸岛を除く、琉球诸岛では実効支配、あるいは即时的政策は施行されず、琉球の旧习を保护しつつ渐次日本化させる「旧惯温存政策」「风俗改良政策」が采られる。「琉球处分」から20年后にイレズミ禁止令が発令されたのは、その好例であろう。

　　そして、领土化した上での教育政策、违式诖违条例を中心とした风俗改良政策は、后の台湾や朝鲜半岛においても同様に行われる。よって、アイヌ民族やあるいは琉球民族に対する一连の风俗改良の动きは、后に朝鲜半岛や中国大陆で行う政策の、言わば「试金石」とされたと言える。

　　【キーワード】 アイヌ民族  琉球民族  「琉球处分」  「风俗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