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隋书·流求国传》的研究中，争议最多的便是其所描述的流求国的位置。本文通过对《隋书》流求国记録的文本辨析和同时代其他流求史料的互证，指出隋炀帝时期朱宽、陈棱等人的海外经略活动共有五次，其在动机、性质和所到之地上都不尽相同。《隋书·流求国传》以外国传的形式形塑了流求国这一东夷岛国的异域形象，并通过对史料的主观取舍，将这些本不相关海外经略记事整合到一起，建构起了隋朝对流求国从发现到求访再到慰抚最后伐灭其国的完整叙事。《隋书》的这一叙事建构导致了其所形塑的流求国在形象和位置上具有多样性和混乱性，使流求国从产生之始便具有了广域指涉的特征，在后世文献中，流求国的指涉范围涵盖了从东南亚到琉球群岛的广阔海域，这也是近代以来学界始终未能对流求国位置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综观《隋书》以后明朝以前中国存世文献中的流求国记録，不同地区所形成的“流求国”记载，在对流求国的位置和形象的描述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广州海外的贸易国，也是泉州海外的海贼地，是福州士人登高可见的海外之地，也是与舟山相对的海外岛国。因此，与其说“流求国”指的是现实中的某地某岛，毋宁说“流求国”是古代中国认知海洋异域世界、积累海外交流经验的重要知识载体。唐初史官以流求国为载体，追述了隋朝历次海外经略活动，而后世士人、海民、海商又通过对流求国形象的再阐释，留存了先民对海洋异域的丰富记忆和多样想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传统中国的东海知识体系也得以在流求国这一异域概念之下逐步建立。

　　【关键词】《隋书》  流求国   历史书写  海洋认知  知识社会史

　　引  言

　　“流求国”，最早出现在唐初编写的《隋书》中。自《隋书》首次以正史外国传的形式记入该国后，历经唐、宋、元的历代累积，明以前的古典文献中形成了相对丰富但又论述各异的流求国记録。明朝初年，朱元璋以“琉球国”之名诏谕今琉球群岛上的政权组织，并同其建立封贡关系，此后，“琉球国”逐渐成为后来的琉球王国的专称。明清时期，明以前史籍中的流求国记録，多被时人当作琉球王国的早期记録，而琉球王国在编修国史时也将这些记録作为追述自身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近代以后，西方汉学家对明清时期“明以前史籍中的流求=明以后琉球王国”的固有认知提出了质疑，并通过史地考证的方法提出了明以前“流求”指台湾岛而非琉球群岛的观点。

　　此后，日本学界、国内学界也先后加入到对明以前史籍中“流求国”具体所指的史地考证和论争中。迄今为止，这一论争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却仍然没有停止，也未能达成共识。

　　分歧长期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理解文献的方法论存在一定的问题。《隋书》是明以前史乘中最早记録琉球国的历史文献，隋·明之间七百多年的琉球记録大多因袭《隋书》的记载，新形成的记述也相对零散，且所述的琉球国在位置及风俗地理上相差很大，无法形成逻辑严密的互证关系。史料的零散和互异情况导致多数学者的研究都集中于对特定篇目或者特定段落的考究，由于方法和视角不同，学者间对同一史料的解释经常存在着迥然相异的意见，往往在一些个别字句上争讼不已。如对《隋书》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的流求国位置记録的阐释，学界已有10种以上的观点，其研究方法和过程似乎较史料本身更为复杂。  

　　曹永和和铃木靖民在针对学界这一情况进行反思时，都提出了应从资料和方法两个方面突破这一困境，走出“流求”问题研究的“死胡衕”。松本雅明、本位田菊士等也对史地考证所依据的重点史料——《隋书》流求国记録的史料来源以及史料性质提出了批判性看法。近年来，周婉窈、大田由纪夫、黄树仁等学者都从海洋或海岛认知发展的角度为理解明以前的流求记録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隋书》流求国记事同其所依据的经验前提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唐代史官编写《隋书》流求国记録所依据的历史经验前提是隋朝的多次海外经略活动，但《隋书》对这些海外经略活动的追述并不能等同于隋朝海外经略的实际状况。通过对《隋书》流求国记録本身的辩证分析以及同时代其他流求史料与《隋书》的对比互证，便可发现隋朝海外经略的具体实践同《隋书》对这些历史经验的记録存在着后入的建构性。跳出《隋书》编写过程中的后入建构，追溯历史发生的具体语境和社会条件，有助于我们对隋朝的历次海外探索形成更为客观的理解，同时也能对《隋书》流求国记録本身形成更为合理的评价。从这一视角出发，不仅有助于学界走出长期以来关于流求国位置考证的分歧和困境，同时也能够为我们理解隋·明之间的流求国记録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流求国”意象形成后流传较广，其所指涉的具体对象在也不同语境中发生变化和转移，但总体而言，这一意象是隋朝以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认知海外异域、记録海外经验的重要知识载体。因此，回归具体的历史语境，摆脱史地考证的方法局限，从海洋发展史的视角重新释读这些琉球记録，对客观认识我国古代海洋认知演进以及海岛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依《隋书》记载，“流求国”首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源于隋炀帝派遣朱宽等人到海外求访异俗的实践活动。《隋书·流求国传》对朱宽的求访经历记録如下：

　　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语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

　　在《隋书》的叙事中，朱宽的两次海外求访之地都被确定为流求国。由于朱宽是史籍记载中第一位到达流求国的官方使者以及《隋书》的正史性质，后世士人和近代以来的研究者也都将流求国认识的形成时间上溯到朱宽初到流求国时，并进一步将“流求”之名的由来也附会到朱宽身上。

　　但是，《隋书》的这一记载以及后世的附会却存在一定的问题。根据上述记载，朱宽入海前对所往异域的认知主要来源于何蛮提供的海外信息。海师何蛮，史无详载，从其职业可知应为经常航行于海上、有着丰富航海经验之人。但是，从何蛮提供的“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的异域信息可见，他对所去之地的瞭解也仅仅是一种远距离的模糊的观望和揣测，并无亲身前往的实践经验，亦无该地具体情状的准确认知。也就是说，朱宽的此次求访活动只是在混沌认知下对海中异域的一次探索，他在入海之前，并无“流求国”的概念，对将去之地也基本一无所知。

　　在这种认知背景下，朱宽同何蛮一起出海，到达了某处海岛，《隋书》将其所到之地直接记述为“流求国”，朱宽的海外求访活动同“流求国”联系也由此被建构起来。由于，“流求国”之名是在《隋书》中首次出现的，而朱宽又是《隋书》记载的最早到达“流求国”之人，因此，按照一般理解，“流求国”也应该是朱宽最先命名的或者是朱宽最先知道的，《中山世鉴》等后世史书的附会应该也是在这一逻辑下形成的。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从朱宽到达该地后的情况来看，他遇到的情况是“言不相通”，因而只是“掠一人而返”。也就是说，朱宽此行实际上收获甚少，由于“言不相通”，也就不可能对该地有详细的瞭解。当然，朱宽此行的还“掠一人而返”，朱宽是否有从这被虏之人那里获得更多当地的信息，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朱宽第二次出海后的认知情况来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朱宽回朝后的第二年（608），或许是对第一次出访成果的不满，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出访时“掠一人而返”的不礼，隋炀帝再次派遣朱宽前往进行“慰抚”，但是此行的结果是“流求不从”，而朱宽也只是“取其布甲而还”。 就在同一年，倭国使者恰好来到隋朝，或许是因为倭国同样位于海外，隋廷便拿出从该地取回的布甲，向倭国使者谘询该国情状，而倭国使者的回答为“此夷邪久国所用也”。“邪久国”或“夷邪久国”是史籍中对朱宽所去之地名称的唯一一次直接记载，对于倭使所言“邪久国”所指何处，学界（尤其是日本学界）也有一番论争，但因史料匮乏迄今未有定论。但是如果从认知的角度去分析隋朝拿出取回的布向倭国使者问询的行为和倭国使者的回答，我们或可窥知，在朱宽的两次出海求访活动之后，朱宽以及当时隋朝既有的海外异域知识尚无法解释这个新出现在他们认知视野中的海中“絶域”。

　　对于倭国使者口中的“邪久国”究竟指向何处，它是否确为朱宽所到达的地方，本文无意深入讨论。但从朱宽及其同时代人对其所去之地的认知状况来看，在两次入海求访之后，他们尚未形成“流求国”这样的异国概念，更难以形成《隋书·流求国传》中包含社会组织、风俗物产、地理气候等系统化、体系化的“流求国”认知。也就是说，于朱宽的入海求访活动而言，“流求国”是一个后入的概念，他并不形成于求访活动行为主体朱宽本身，同朱宽的求访活动也无必然的联系。朱宽求访活动同“流求国”的关系建构实际上产生于后人对朱宽求访活动的追述，而从现存史料来看，这种建构最早便是出现在《隋书》中。《隋书》将朱宽的两次求访活动放置于以“流求国”为主体的叙事框架之内，这两次连朱宽自己都不知到去了何处的求访活动，却被后来的《隋书》编写者明确为“流求国”。这样的叙事建构使朱宽这两次去向不明求访活动得以在“流求国”的主体概念之下得到更为清晰、完整的表达，但同时也造成了后人对朱宽求访活动的误解，后世学者之所以对“流求国”所指争论不休却难有共识，可能也根源于在历史发生的当时，人们其实尚未形成对所往海中异域的准确认知。实际上，如果跳脱出“流求国”这样主体叙事建构和对其进行位置考证的方法局限，而是将其放置于古代中国海洋发展史的宏观脉络中进行认识，杨国桢先生对类似历史事件的理解或许更为客观理性，朱宽等人的入海求访是古代中国对“环中国海岛屿的探险活动”，“这说明沿海王国和隋朝已有走向海洋的冲动”。

　　二

　　《隋书》以“流求国”为主体概念的叙事建构，不仅表现在对朱宽两次海外求访活动的基本叙事中，还表现在对朱宽海外求访活动同陈棱海外征伐活动之间关系的叙事逻辑中。

　　《流求国传》在朱宽的两次出海求访抚慰记事之后，记入了陈棱对流求国的征伐。具体内容如下：

　　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郄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絶。

　　陈棱征伐流求国的记事也同样被编入了《隋书·陈棱传》中，《陈棱传》的主要记述隋将陈棱的生平和功迹，其中也包括陈棱征伐流求国的具体过程。根据《隋书·陈棱传》记载，陈棱征伐流求国的时间为大业六年（610年）。

　　《隋书·流求国传》对朱宽、陈棱海外经略活动的关系叙事内含着如下认知与行动上的因果逻辑：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让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海师何蛮根据自己的航海经验提供海外异域的情报，朱宽便同何蛮一起出海，因此就到了流求国。然而由于语言不通，朱宽此行并没有什么大的收获；隋炀帝对这样的出使结果并不满意，因此第二年又命令朱宽前往流求国抚慰，但是流求国并不顺从，朱宽没有办法，只是“取其布甲而还”；面对流求国的不顺从，隋炀帝自然很愤怒，于是就派遣陈棱率军征伐，陈棱不负所望，取得大胜，斩其王，俘其王子，焚其宫室，基本上灭亡了流求国，此后，隋朝同流求国断絶了联系。由是，隋炀帝时朱宽的两次海外求访和陈棱的海外征伐活动，便在《隋书》以流求国为主体的叙事下，被建构成隋朝对流求国从发现到求访、从求访到慰抚，再因慰抚不成到最后伐灭其国的完整且具逻辑性的历史展开过程。

　　如果仅看《隋书》两传中的基本叙事，这样的逻辑建构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参照散见在《隋书》其他部分以及同时代其他史籍中关于隋朝“流求国”经略活动的记载，《隋书》两传中这一以流求国为主体的叙事建构便值得质疑。

　　《隋书·食货志》是《隋书》中记载隋朝的赋役、户口、田制、漕运等经济问题的志书。《食货志》同《流求国传》、《陈棱传》一样都是《隋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成书时间却比后者晚了20年，主持编修的官员也由魏征（580-643）变为长孙无忌（594-659），《隋书·食货志》基本遵照编年体的体例进行编写，以时间为顺序，分述各年份的重要经济问题。虽然是一篇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志书，但其中也散见了一条关于“流求国”的史料。具体内容如下：

　　（前略）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国，致罗刹。又使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俘虏数万，士卒深入，蒙犯瘴疠，馁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

　　这段引文位于《食货志》隋炀帝即位条后，大业三年条前，引文中的“是岁”虽没有明确的年份信息，但根据前后文推断应该是指大业二年（606年）。引文中的“常骏出使赤土国”、“裴炬经营西域”都是隋炀帝时期积极展开对外关系和探索“絶域”的重要事件，具体经过在《隋书·赤土国传》、《隋书·裴矩传》等传记中都有详细记载。根据《隋书·赤土国传》中记载常骏出使赤土国“致罗刹”的时间为大业三年（607年），而《隋书·裴矩传》记载裴矩到达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也发生于大业三年（607）。由此可以推知，《食货志》中张镇州击流求“士卒深入，蒙犯瘴疠”之事也应该发生在大业三年，但这一条史料却并没有被《隋书·流求国传》收録。

　　另外一条没有被《隋书·流求国传》收録的史料出现在《大业杂记》中。《大业杂记》又名《大业拾遗録》，共10卷，以编年体例记録从隋炀帝即位（604）到王世充降唐（621）时期的史实。其作者为隋末唐初人杜宝，正史并没有为杜宝立传，他的事迹略见于其所修撰的《大业杂记》中。根据《杂记》所载，杜宝在隋炀帝时期担任秘书学士、宣德郎，曾经参与编修全国地理总图志《区宇图志》，另外着有《水饰图经》。入唐以后他任职著作郎，并在唐太宗时期参预修撰《隋书》。杜宝对唐朝初年的修史评价并不高，他在完成《隋书》编修工作以后，自着《大业杂记》一书，并该书序言写道，其作此书的初衷正是有感于“贞观修史，未尽实録”，因此“故为是书，以弥缝阙漏”。 

　　《大业杂记》原书不存，在其尚存的内容中，也收録了一条被《隋书》编修者所舍弃的流求国史料，这条史料被放置在该书大业七年（611）条中，具体内容如下：

　　十二月，朱宽征流雠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

　　朱宽征“流求国”的这条记録同样也出现在《朝野佥载》中，《朝野佥载》是唐代士人张鷟所着的记载朝野见闻的一部随笔，主要反映隋唐二朝的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社会风尚、传闻逸事等。张鷟主要生活在唐代武后、中宗、睿宗三朝和玄宗前期。作者卒于玄宗开元年间，因此该书应该也成书于开元年间（713-741）。虽然是随笔，但是由于所记载的事情与其生活的时代并不遥远，因此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书中记事后来也被《太平广记》《资治通鉴》以及其他后世治史者广为引用。在《朝野佥载》中同样也记载了隋炀帝派朱宽征伐流求国的史料，具体如下：

　　炀帝令朱宽征留雠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又得金荆榴数十斤，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彩盘蹙，有如美锦。甚香极精，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彼土无铁，朱宽还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壮者，多加以铁钳锁，恐其道逃叛。还至江都，将见，为解脱之，皆手把钳，叩头惜脱，甚于中土贵金。人形短小，似昆仑。

　　据上述两条史料，可以得知，隋炀帝也曾派朱宽征伐过“流求国”。朱宽何时出发并未记载，但是其返回的时间是大业七年（611）十二月，返回的地点是“南海郡”。朱宽此行不仅获得“流求国”男女口千余人，还得到了一些“流求国”的独特物产。

　　综合上述被《隋书》编修者选择和舍弃的史料，目前可见的唐初史料中，有关隋朝同“流求国”的通交活动共有五次，分别是：大业三年，张镇州击流求国；大业三年，朱宽求访流求国；大业四年，朱宽再次抚慰流求国；大业六年，陈棱、张镇州征伐流求国；大业七年，朱宽征伐流求国。若将这些唐初的流求国记事进行对比，则《隋书》以流求国为主体的叙事表现出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首先，张镇州击流求国和朱宽求访流求国的时间同为大业三年，虽然都是以流求国为对象，但在性质和结果上相差深远。其中前者是军事征伐，结果是“俘虏数万”，后者是求访异俗，结果却是“言语不通，掠一人而返”。如果两次事件中的“流求国”是同一个地方，那么，隋炀帝为何会在同一年即派出大军征伐，又派出使者求访异俗，前者已经收到“俘虏数万”的战果，而后者却还处于异域探索的状态，这样的行事逻辑和认知错位显然有违常理。

　　其次，《隋书·流求国传》在大业六年（610）陈棱几乎伐灭流求国之后，写道“自尔遂絶”，也就是说按照《隋书》记载，大业六年之后隋朝同流求国的交往便断絶了，但是同为《隋书》编修者的杜宝却在《大业杂记》中记下了大业七年朱宽仍然去往“流求国”的事实，这便让《流求国传》中大业六年以后“自尔遂絶”的叙事架构难以成立。

　　这些自相矛盾的流求国记事让《隋书》所塑造的“流求国”的同一性产生分裂。若从人物关系上看，这些经略活动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序列，一个是张镇州、陈棱等两次目的较为明确的异域征伐，而另一个则是朱宽的三次对未知异域的尝试性探索。如果回归隋炀帝海外经略的大背景，那么这些事件应该都是在隋炀帝“甘心远夷、志求珍异”的背景下展开，其在在时间上有可能同时，但却独立的进行，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在目的地上也不尽一致，相互之间也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

　　《隋书》编写者在记述隋朝这几次异域经略活动时，舍弃了大业三年张镇州和大业七年朱宽的海外征伐事件，割裂了这些事件本该有的人物关系和因果联系，而是重新塑造起了“流求国”这一异国形象，将隋朝本无直接联系多次异域经略活动，经过主观的取舍和再建构，统合进以“流求国”为主体的叙事中。隋朝时本身零散且多元的海外经略史实，便在这一修史过程中被建构成隋朝对流求国从发现到求访、从求访到慰抚，再因慰抚不成到最后伐灭其国的完整、系统且具有逻辑性的异域交往过程。

　　三

　　《隋书》的这一叙事模式不仅遮蔽了隋朝海外经略的多元面相，同时也造成了其对流求国位置记载的多样性与混乱性。

　　《隋书》中关于流求国位置的直接记载有两处，都出现在《隋书·流求国传》中。其一是《流求国传》开篇便提到的“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另一处是《流求国传》最后一段中的“自义安泛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两日至鼋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其中前者是《隋书》对流求国方位和距离的总体概括，后者是《隋书》对大业六年陈棱远征流求国时的具体航程和途径主要岛屿的记载。

　　后世学者在考证流求国位置时依据最多的也是这两处记载，学者们对这两处史料的释读和论争的焦点主要有二。

　　其一是对“水行五日而至”的解读。学者们往往通过后世册封使的航海经历，来推测隋朝时“水行五日”所能达到的地点，比如伊波普猷根据明清时期派遣的册封使汪辑从福州到琉球只用了三天时间，认为水行五日到达琉球国（冲绳本岛）是有可能的，因此主张《隋书》所记流求国应该是冲绳。而和田清却根据明清时期十四例册封使往来琉球平均日数为十二日，指出汪辑三日到达琉球只是受强风吹送的极端的例子，并认为“水行五日”是平常时到达台湾的日数，所以《隋书》中“水行五日”所达到的应该是台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大部分学者都会在流求国位置考证时，都会对“水行五日”所能达到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其作为确定《隋书》中流求国位置的重要依据。

　　其二是对“至高华屿，又东行两日至鼋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中提到的“高华屿”“鼋鼊屿”两个岛屿的位置的考证。学者们在释读这条史料的时，往往会将其同“水行五日而至”的总日程相结合从而形成“水行两日，至高华屿，又东行两日至鼋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共五日到达”的基本认识。学者们往往以此为认知依据，根据后世航海经验，先推定出高华屿和鼋鼊屿的具体位置，继而以此为延长线推定出流求国的具体位置。然而，正如铃木靖民指出的那样：由于没有决定性的材料，记事中的内容同台湾和琉球都有类似性，学者们在对到台湾或者冲绳途经岛屿的推定时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实际上，学者们在考证时不仅存在对途径岛屿推定时主观性较强的问题，而且学者间对同一史料的理解也缺乏基本共识，其对基本史料的释读也存在前提性错误。

　　首先，学者们虽然都利用了“水行五日而至”这条史料，但是对“水行五日而至”的起点却未能达成一致。比如市村瓒次郎将“水行五日”的出发点定为义安，并以此为据将高华屿判定为“潮州附近的岛屿”，将鼋鼊屿确定为“澎湖列岛”，将流求国确定为台湾。而米庆余则将“水行五日”的起点定位建安，并结合后代琉球国册封使的航海经验，将高华屿判定为“钓鱼岛附近的岛屿”，将鼋鼊屿判定为“久米岛”，将流求国判定为冲绳本岛。由于在史料解读中缺乏基本共识，学者们的推断过程和结论往往各不相同，互相之间便失去了沟通讨论的基础，这或许也是这一问题论争百余年尚未有定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学者们在推定途径岛屿及流求国位置时都对《流求国传》中的两处位置记载进行了融合，进而形成了自建安或义安出海，“水行五日，至高华屿，又东行两日至鼋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共五日达到”的更为具体航程和航路认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考证。然而，虽然这两处位置记载都出自同一篇目，但却有各自独立的语境，不能混为一谈。《隋书》对“水行五日而至”的完整表述为“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由此可见，“水行五日而至”的起点应该是建安郡（今福建福州），水行五日是也应该是建安郡到流求国的航行距离。“至高华屿，又东行两日至鼋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是《隋书》对陈棱征伐流求国航程的记载，又据《陈棱传》传记载其“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可知这条史料的完整表述应为“自义安泛海，一月左右到达高华屿，又东行两日至鼋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整个航程所用时间为一月有余”。因此，“水行五日”和“至高华屿，又东行两日至鼋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的位置记载，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航海经验，它们出发时间不同、出发地点不同、航行日程相差甚远，所到之地自然也未必相同。

　　学者们在考证过程中所产生的史料理解偏差，可能根源于《隋书·流求国传》本身的编写方式。《隋书》将朱宽、陈棱两类本无关系，目的地和性质也不尽相同的海外经略活动统合到以“流求国”为主体的历史叙事中，将其目的地都统一为“流求国”，这就必然导致了其对流求国位置记载的多样性与混乱性。后人在理解《隋书》中的流求国记録时，往往无意识的接受了《隋书》对流求国作为单一主体国家的形象建构，当读者以单一主体的思路去理解文本形成基础的多元叙事时，便不免会产生认知上的错位和混乱。实际上，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并非近代以后才产生，《新唐书》地理志在叙述泉州地理时便已有如下记载：“自州正东，海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两日至鼋鼊屿，又一日至流求国”。在这里“水行五日而至”的记载不仅已经同“高华屿、鼋鼊屿”糅合到了一起，而且认知基点也被从义安、建安换成了泉州。在明以前的流求国记録中，类似的将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流求国位置记録融合到一起，并以此形成对流求国位置单一理解的现象已较为普遍，这些记録在一定程度上也误导了近代以后研究者对流求国记事的理解。

　　余论：作为东海岛屿知识载体的“流求国”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隋书》的流求国记録并不能被理解为隋朝同单一特定地区的交往，流求国的指涉范围也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传统东夷范围内的台湾岛或琉球群岛。流求国认知形成的经验前提源于隋炀帝时期的朱宽、张镇周、陈棱等人的多次海外经略活动，这些经略活动有对“蛮夷”之地的征伐，也有对海中絶域的探索，不同的经略活动在动机、过程、性质、所到之地上也不尽相同。《隋书》编修者在追述这些经略活动时“未尽实録”，保留这些海外活动的多元样貌，而是对这些活动进行了主观取舍和逻辑再建构。《隋书》编修者以隋朝的海外征伐记事为基础制造出“流求国”这一东夷岛国的异域形象，隋朝多样的海外经略活动便在以流求国为主体的叙事建构中被统一为对流求国这一特定东夷岛国从求访到慰抚再到伐灭其国的完整叙事。《隋书》的这一叙事建构，直接导致了其所塑造的流求国在位置上的多样性和混乱性，近代以来，学界对流求国位置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考证和论证后依然未能达成共识，实际上也根源于《隋书》这种化多元为统一的叙事建构。

　　综观明朝以前存世文献中的流求国记録，与其说流求国指的是现实中的某地某岛，毋宁说“流求国”是古代中国认知海洋异域世界、积累海外交流经验的重要知识载体。《隋书》以流求国为载体，追述了隋朝历次海外经略活动，而后世士人、海民、海商又通过对流求国形象的再阐释，留存了先民对海洋异域的丰富记忆和多样想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传统中国的东海知识体系也得以在流求国这一异域概念之下逐步建立。闽南泉州一带，常以“流求国”为载体，记録其对同澎湖群岛相对的，位于“东洋航路”上的台湾岛南部的多样认识；闽中福州地区，也多以“望见流求”，记述其在登高航海过程中所累积的对台湾岛北部的早期认知；浙东宁波沿海，“海以外是流求国”的异域认知同频繁地中日航海交往实践相结合，流求国成为来往于中日航路上的海上、僧侣描述其对所经列岛时的见闻和想象的重要载体。明朝以后，“琉球国”虽然被明朝官方确定为中日航路间的琉球列岛，但明人依然以“琉球”之名记録其同台湾岛的交往经验，随着时人对东海外岛屿认知的进一步清晰化，明人开始以“大琉球”和“小琉球”来分别区分其对台湾岛和琉球群岛的不同认知。明朝后期，随着“东番”、“鸡笼”、“台湾”等名称的出现，时人对台湾岛的认知才逐渐从“琉球”之名中剥离出来。回归琉球之名产生的历史起点，还原隋朝海外经略活动本身的多元面相，揭示“琉球”之名在漫长历史时期的广域指涉特征，不仅能为百余年来的流求国位置论争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的理解隋唐及以后历史文献中的流求国记録，更加准确的把握古代中国海洋认知的发展历程和海洋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

　　异国を造る：『隋书』流求国记録の解构と再釈

　　陈  刚

　　【要旨】『隋书·流求国伝』の研究において、最も议论になっているのは流求国の位置という问题である。本稿は『隋书·流求国伝』及び同时代の流求记録との相互证明を通じて、隋炀帝时代に朱寛や陈棱などは五回も海外経略活动を行い、さらにその海外経略活动の动机、性质及び到着したところもそれぞれ违うと分かる。『隋书·流求国伝』は外国伝の形で流求国という东夷の岛国のイメージを作り出した。そして歴史资料を主観的に取舍し、また元々无关系な海外経略活动の记事を统合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隋朝が流求国を発见し、访问し、慰抚し、最后に讨伐したという过程がうかがえる。『隋书』の叙事パターンは流求国のイメージと具体的な位置に多様性と混乱性をもたらし、流求国が诞生して以来、広范囲を指す特征が付けられた。『隋书』以后の史书に流求国の位置は东南アジアから琉球列岛への広い海域の诸岛を含めると记録されている。これも近代以来の学者たちが明朝以前の流求国の位置について、合意に达していない主な原因であると思う。

　　実は、中国の『隋书』以降明以前の琉球记録を概観すると、地域によって新たにできた琉球史料に「流求国」の方位とイメージに关する记録が异なっている。例えば、「流求国」は広州の海外贸易国であったり、泉州の海外海贼地であったり、福州士人が登高によって见えた海外の地であったり、また舟山と向き合う海外の岛国であったり、など色々な言い方がある。したがって、「流求国」とは、実在するある岛だというより、むしろ古代の中国が海洋异域世界を认识し、海外交流の経験を积むための重要な知识の记録媒体であるほうがいい。唐初の史官たちは「流求国」を记録媒体として、隋代の数回の海外経略活动を追记した。そのうえ、后代の士人、海商たちは「流求国」のイメージを再解釈して、さまざまな海洋への认识と想像が记録されている。また、この长い歴史の中で、伝统的な中国の东海知识体系も「流求国」という异域概念の下に构筑されつつある。

　　【キーワード】『隋书』  流求国  歴史の书き方  海洋认识  知识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