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前半期，列强为完成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建构，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东亚国际格局剧变。被外压激活的日本掀起倒幕维新运动，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加紧掌控琉球，挑战东亚封贡体制。1874年出兵台湾，剑指琉球。通过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日本窃取对琉球的“专属”权，1875年阻断琉球进贡，1879年武力吞并，置县冲绳。东亚封贡体制再塌一角，日本迈出打造殖民帝国的第一步。

　　【关键词】近代东亚 国际格局 明治维新 日本吞并琉球 

　　进入19世纪，欧美列强武力冲击东亚，加快完成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建构。东亚国家剧烈分化，中国、朝鲜、琉球等封贡体制的成员国总体被动；长期游离于封贡体制之外的日本，不失时机地发起倒幕维新运动，展开全面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在对外方针上，日本遵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脱亚入欧”，蓄意颠覆东亚封贡体系。1879年，明治政府吞并千年王国琉球，迈出组建日本殖民帝国的第一步，对东亚国际格局产生等方面的影响。          

　　一、鸦片战争之后的东亚大变局

　　18世纪中期以后，源自英国的政治、工业和科技等三大革命浪潮席卷西欧，浸润北美，从根本上逆转了东西方的力量对比，欧美逐步主导世界。进入19世纪，欧美列强为完成世界市场的组建，动用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对中国支配下的东亚封贡体制发起猛烈冲击，东亚出现大变局。

　　在东南亚，1824、1853年，英国发动两次英缅战争，占领下缅甸，东亚封贡体制缺失一角。在东北亚，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港口，废除公行制度等。1843年，又先后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1844年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不平等条款，损害中国主权。然而，道光帝将战败缔约视之为对“洋夷”们的 “施恩”，犹沉湎于天朝上国的幻觉之中，蹉跎岁月。倒是日本幕府反应敏鋭，1841至1843年启动巩固海防，防止外衅的天保改革。

　　1853年5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远征日本，途经琉球，会见总理大臣尚宏勋、布政大夫马良才等高官，要求缔约开港。7月，佩里舰队扺达日本浦贺港，登陆久里滨，递交美国总统菲尔莫尔要求开港的亲笔信，约定翌年再来。1854年3月，佩里率领舰队再闯江户湾，与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根两港；向美国船舰提供避风场所、粮食、淡水和煤炭；旅日美国人只服从公正的法律；美国人享有给予其他外国人的优惠待遇等。日美缔约，锁国大门洞开。

　　7月，佩里来那霸，签订《美琉修好条约》，规定琉球提供美国船舰所需要的薪水、物品、避风港与救助；美国人自由登陆，琉球官宪不得尾随；琉球官宪逮捕的闯入家宅、乱暴妇女或强买物品的美国人，由美国船长处罚，承认领事裁判权等。至于缔约时间，美方用公元纪年的1854年7月11日，琉球用清朝年号，记作咸丰四年六月十七日。缔约表明，美国视琉球为主权国家，琉球国则自视为东亚封贡体制的成员国。1855、1859年，法国、荷兰等国也承认琉球的主权国家地位，与之订立修好条约。总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东亚变局最主要的特征，是欧美列强迫缅甸、中国、日本、琉球等国订约，初步形成东亚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打破东亚封贡体制的一统天下。由于欧美实现自由贸易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新一轮殖民征服不可避免。

　　1856年，英法两国以“亚罗号”事件或马神甫事件为藉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广州。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公使进驻北京；增开沿海沿江10处口岸、实施领事裁判权；施行“值百抽五”的协定关税、鸦片贸易合法化；分别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白银；清政府“一体保护”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等。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进攻，占领天津，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并驾崩热河。清政府补订《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给英国；对英、法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美俄等国利益均沾，俄国更通过签订《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割走1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引起东亚国际格局大变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随着新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东亚近代条约体系进一步强化，国家主权大量流失，封贡体制江河日下。

　　其二，清政府启动以器物进步为中心的洋务运动，推出“同光中兴”的新局面。较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君臣的不作为，清政府深受“夷祸”的刺激，被迫实施改革，求强、求富。恭亲王奕·等提出推行洋务运动的《章程六条》，即设总理衙门“以专责成”；置南北洋大臣“以期易顾”；捡派公正廉明的地方官管理“新添各口关税”；各省将军、督抚相互知照外国事件“以免歧误”；粤沪各派两名通解外语者来京差委，“以备询问”；各海口汇总内外信息，“按月谘报”等。总理衙门筹办京师同文馆，培养人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封疆大吏开办江南机器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建船政局等机构，铸炮造舰，练兵练将。此外，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谒见清帝行鞠躬礼，“洋夷”改称洋人。总之，出现洋务运动与观念更新的新景象。

　　其三，日本被激活。1857年10月，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充分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幕府造成的压力，要求缔通商条约。幕府接受清政府战败缔约的教训，避战缔约。1858年6月，双方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增开神奈川、长崎 、新舄 、兵库4港及江户、大阪两市；美国在开放港口派驻领事；美国人在开港地区自由贸易，享有领事裁判权，货币同种等量交换；美国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实行协定关税等。7月至9月，英俄荷法国等国，也与日本订立类似的《修好通商条约》，合称“安政五国条约”。日本成为欧美国家商品在东亚的新市场，锁国体制彻底崩溃。

　　1854年开港后，幕府接连推行安政、文久、庆应改革，采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对外开放政策，培养人才、调整老中体制，展开近代化的先期探索。各雄藩的藩政改革也竞相展开，人才辈出，探索变革图强，应对东亚变局。1867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大政奉还上奏文》中，首次提出“保护皇国，必可与万国并立”的国家目标。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创新各种制度、转换思想观念、苦练内功，推行全面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改革。在对外目标上，提出进攻型的“与万国对峙”。武力建构日式近代条约体系，构成日本被激活后进攻型外交的基本路径。明治政府将幕府防御型的近代化目标改变为进攻型，以邻为壑，“脱亚入欧”。

　　1868年2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发《开国命令书》，强调 “大力充实兵备，耀国威于海外万国”。 “脱亚入欧”的倡导者福泽谕吉说得更露骨：“各国交际之道只有两条：消灭别人或被别人消灭”，因为“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子弹。拥有大炮弹药并非为主张道理所准备，而是制造无道理的器械”。事实表明，明治政府追随欧美，跻身近代条约体系，嬗变为东亚变局新的不安定因素。

　　二、日本制造琉球“单属”的口实

　　明治政府推行进攻型的“脱亚入欧”方针，中国首当其冲，琉球国则是首个牺牲品。原因在于中日琉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框架。洪武五年（1372），琉球国即成为东亚封贡体制的重要成员国。依托对明交往，琉球国文化昌盛，经贸发达，享有东海“万国津梁”的赞誉。1609年，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奉德川幕府之命，征服琉球国，强迫尚宁君臣承认“琉球自古为岛津氏之附庸”，遵守“无萨摩之命，不得购买中国物品”、“不可私约主从”、“不可由琉球发商船于他国”等《法章十五条》，宣誓效忠萨摩藩主。 1613年，萨摩藩又强行割取奄美诸岛。在萨摩的贪婪榨取之下，琉球“万国津梁”的风光不再。1644年，明清更替。1654年，琉球国王尚质“再遣贡使，兼缴前朝敕印，请封，允之。”琉球国虽为萨摩掌控，但继续与清朝持续封贡关系，东亚局势继续保持稳定。至19世纪50年代，琉球国与欧美国家缔约，中琉特殊的宗藩关系得到国际承认。

　　1868年1月，明治政府成立，推行“光耀国威”的外交方针，与中国展开博弈。1870年1月，外务省就日清邦交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不使西洋人疑惑而“引出大害”、条约“无伤国体”、“循西洋各国与支那所缔之约”等原则。据此，拟定日清条约草案。9月，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一行至天津，拜会三口通商大臣成林，为缔约谈判探路。柳原带来外务卿泽宣嘉致总理衙门的书函，其文称：“方今文明之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定盟约，共通有无；况邻近如贵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 长期游离于东亚封贡体制之外的日本，从一开始就决定将日清关系纳入近代条约体系，执意挑战东亚封贡体制。

　　对此，总理衙门的答复是两国久通和好，“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即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另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 “大信不约”，成了将中日缔约一推了之的挡箭牌。柳原再去游说直隶总督李鸿章，谎称日本欲与中国同心合力对抗欧美列强。李鸿章以为柳原送来了“以夷制夷”的机会，力促总理衙门接受了日本的缔约要求，柳原的欺瞒策奏效。

　　1871年6月，日本正使大藏卿伊达宗城、副使柳原率使节团扺达天津，与李鸿章等谈判缔约。日方以《日美修好航海条约》为蓝本，提出列入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条款的条约草案。中方提出的条约草案删除最惠国待遇条款，并解释说此乃出于“优待邻邦之隆情”，“专欲特异于西例，以示两国别开生面之义”。但日方却并不领情，柳原复函强调“夫修好通商之款，虽由两国主权订立，其休戚必与别国相关”；理由是“交际之道只可画一，不可特异开例”。中方关注邻国的温情，日方强调条约为本，双方对近代邦交的理解南辕北辙。最终，日方基于对清政府“同光中兴”的畏忌，以及图谋琉球、朝鲜等一石三鸟的策略考量，故未坚持己见，双方在中方草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7月29日，李鸿章与伊达宗城在天津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中日通商章程》和《海关税则》，相互承认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议制，建立形式上对等的近代外交关系。条规第2条有关缔约国“若遇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的规定，引起欧美列强的猜疑，明治政府遂生改约之意。1872年4月，柳原来津要求取消第2条规定并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李鸿章认为既已缔约，信守为要，予以驳回。

　　其实，明治政府无意信守条约，而是另有他图，其中包括琉球的归属。1871年7月，萨摩藩向外务省提出《琉球国事由取调书》，恣意编造1609年之前琉球臣属日本的历史，为琉球“单属”提供依据。1872年5月，大藏大辅井上馨建议将琉球国划归日本。9月，明治天皇睦仁诏告琉球王：“今琉球近在南服，气类相同而言文无殊，世世为萨摩附庸。尔尚泰能致勤诚，宜予显爵，升琉球藩王，序列华族。”睦仁的一纸诏书，琉球由国变“藩”，国王降为“藩王”，为“单属”论一锤定音。为防备清政府诘难，外务省在那霸设置办事机构“出张所”，全权处理琉球事务。

　　1873年3月，太政官决定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交换《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书。

　　此时，明治政府已形成琉球“单属”日本的定论，副岛此行表面上为交涉台事，实际上剑指琉球。事情的起因是1871年12月，台湾南部八瑶湾牡丹社山民误杀漂流到当地的宫古岛民54人，余下12人被台南府城救助，转往福州，1872年7月归国。消息传到日本，“征台论”鹊起。外务省的美籍顾问李仙得（Le Gendre）等提出“台湾蕃地无主论”，教唆藉口保护琉球人，乘机占领台湾。4月，副岛率柳原携李仙德扺达天津，同李鸿章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批准书，并举行会谈，絶口未提牡丹社事件。

　　6月，副岛一行进京、觐见同治皇帝，呈递国书，拜访总理衙门。同行的柳原突然发难，声称“生蕃”在蕃域劫杀“我国人民”，日本“将出使问其罪”。毛昶凞等驳斥柳原指琉球人为“我国人民”之说，强调“琉球国是我藩属”，“只闻生蕃掠杀琉球国民，并不知系贵国人事”。柳原的琉球“单属”说，在北京碰壁。

　　1874年5月，在大久保政府的支持下，“台湾蕃地事务局都督”西乡从道中将等率兵3600人在台湾南部琅峤登陆，攻杀牡丹社山民，又在龟山构筑营房、医院、道路，准备长期占据。总理衙门闻讯，立即照会日本外务省询问兵犯台湾事。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奉命乘坐“安澜”、“伏波”轮船，自马尾港前往台湾，办理海防并与日军交涉。7月，淮军精鋭13营6500人入台，驻扎凤山，与日军形成对峙。恰逢此时，台南地区恶性疟疾流行，大批日军官兵染病身亡，士气低落，武力侵台已成骑虎之势。

　　大久保政府进退维谷，只得另寻外交解决的途径。7月，首任驻华公使柳原前光赴津拜会李鸿章，重弹琉球“单属”日本的老调。李鸿章责备日本 “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指出“生番所杀是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碰了钉子的柳原转赴北京，向总理衙门提出日本撤军的条件，即以军费的名义给予补偿。

　　8月，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率领诸省官员在美、法国顾问陪同下，来华交涉。9月14日，大久保与奕䜣等开始谈判。在此后一个半月的8轮谈判中，赔偿的数额和支付的名义为交涉的焦点。大久保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配合默契，施压清政府。奕䜣顾忌日本铤而走险与威妥玛“坚彼之援”，更苦于“我武备未有把握”，在“中国不乘人之急”的名义下，拟予日本50万两白银的补偿。总理衙门的让步，令大久保喜出望外。再经威妥玛斡旋，双方互换凭单：中方先支付抚恤金10万两，日军撤离后，再付建房费用40万两。 

　　10月31日，双方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前言中将遇害的琉球人称为“日本国属民”；第1条中方承认日本出兵为“保民义举”；第2条规定中国抚恤难民家属；第3条规定中国约束台湾山民，永保航客不再受凶害。一次偶发的不幸事件，经大久保等别有用心的运作，除勒索白银50万两之外，更重要的是专约认可了琉球“单属”日本的“属国”地位，给明治政府伺机吞并提供了口实。订约后，日本放开手脚，加快“单属”化。原先由外务省派驻那霸的日本办事机构，改由内务省派出，日琉关系变成日本国内问题。

　　三、日本吞并琉球预示着东亚新变局

　　明治政府在武力占领的基础上，利用《中日北京专约》将“单属”论的条约化，加快吞并琉球，琉球君臣对此消极扺抗。1875年1月，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告知琉球官员，将发放用清朝的抚恤金购买的抚恤米和蒸汽船。为此，琉球须实行藩制改革、废除与清朝的封贡关系、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琉球国君臣迟迟不予应答，却忙于派出贡使赴北京参加光绪皇帝的即位大典。2月，由18人组成的琉球使团进京，下榻招待国宾的会同馆。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郑永宁至总理衙门，声称“琉球已是我国藩屏”，琉球使来京应入住日本使馆。恭亲王加以婉拒，说“琉球贡使从未说其国为日本屏藩，故其来中国的接待亦依从前的例典”，承诺中方“可按成典，速遂使命，使其回国”。 

　　5月，内务卿大久保提出切断中琉关系的五条意见，即（1）废除琉球隔年遣使北京的惯例；（2）撤销驻福州的琉球馆，其贸易业务由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接管；（3）废除藩王更替时接受清朝官船册封使的惯例；（4）“藩王”来东京谢恩，改革藩制；（5）外务省接管琉球与清朝的交涉等，力主日本独占琉球。 太政官随后发出指令，在琉球设置熊本镇台分营。日本吞并琉球，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太政官大臣三条实美随即下达第8号通告，命令琉球停止向清朝派遣朝贡使或庆贺使，“藩王”更替时，不接受清朝的册封。6月，发布第9号通告，命令琉球使用明治年号和年中礼仪；派人来东京学习刑法定律；实施藩制改革；选派10人来东京学习等。随即，颁布《琉球藩职制》，规定“藩王”以下大参事、权大参事、少参事、权少参事等官员的名额、官位与来源，或为奏任官，或为判任官等，与日本的官僚系统接轨。

　　7月，内务大丞松田道之来到那霸，向琉球王尚泰转达太政官通告，强令琉球国使用日本年号、适用日本的刑法。琉球君臣回应说，琉球两属清日，“视两国为父母之国”，若对清停派使节或拒受册封，不啻“忘却累世之恩，必失去信义而胸痛不已”；为防止内乱，要求藩制改革缓行，撤销遣使受封的禁令。松田坚持内务省的既定方针。琉球王尚泰派遣三司官毛有斐等前往东京陈情，又向驻东京欧美外交官寻求同情和支持，遍遭拒絶。

　　1876年5月，内务少丞木梨精一郎率警察进驻琉球，实行“海外旅行券”制度，限制琉球人前往中国。1877年4月，琉球王尚泰密遣紫巾官向德宏携带咨文来福州，向闽浙总督何暻、福建巡抚丁日昌陈告日本阻止朝贡等事，对数年间琉球国停派贡船大惑不解的清廷方得知原委。6月，清廷发上谕，责成即将赴日的首任公使何如璋相机解决日本阻贡问题。

　　1877年11月，何如璋扺达东京履新。琉球官员前来会晤，要求中国出面阻止日本的吞并行为。1878年5月，何如璋致函李鸿章，认为日本“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危及台湾的安全，中国“不得不争”。为此，向总理衙门提出应对三策，上策为“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为“据理与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为日本“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与必从而止。”李鸿章同意何如璋对日本扩张的分析，但指斥前两策“似皆小题大做”；认为下策“实为今日一定办法”。总理衙门也认为前两策“过于张皇，非不动声色办法”，支持“据理诘问”。实际上，“不动声色”不过是不作为的遁词。

　　1878年9月，何如璋拜会外务卿寺岛宗则，抗议日本阻贡。寺岛以琉球数百年来为“日本领土”为由，予以狡辩。10月，何如璋提出措辞强硬的照会，重申琉球“从古至今，自成一国”，自洪武年间“封王进贡，列为藩属；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琉球国与美法荷兰缔约皆用中国年号正朔，“各国无不知之”。照会谴责日本阻贡为“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要求日本礼待琉球，“俾琉球国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我贡事”。11月，寺岛照会何如璋，重复数百年来琉球“单属”日本的谎言；指何如璋谴责日本“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为“暴言”，要求“道歉”。对话陷入僵局，日本加紧吞并行动。

　　1879年1月，松田再来首里，传达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督责书和指令，要求琉球必须在2月3日之前作出答复。琉球王尚泰称病不起，琉球官厅要求延期执行三条的指令。3月8日，睦仁下诏，指责尚泰“恃恩挟嫌，不恭使命”，宣布“兹废琉球藩，尚泰移居东京府下，赐以府宅”。11日，三条签发命令，强令琉球王迁居东京，移交版籍、官方文簿，所有财产一律充公；若拒絶听从，则出动警察、军队，强制执行，琉球居民若骚乱、反抗，则加以镇压。 31日，琉球“处分官”、内务省大书记官松田道之与警视补园田安贤、益满邦介大尉率领的160名警察和400名士兵接管首里城。松田据三条签发的命令，宣布废琉球藩，设冲绳县。4月4日，明治政府发表文告，宣布琉球置县冲绳，任命前鹿岛藩主锅岛直彬为县令。

　　日本吞并琉球，致使东亚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首先，中日关系出现新一轮的紧张对立，抗议与争辩成了新常态。1879年5月10日，总理衙门抗议日本置县冲绳，强调琉球“自为一国”，“世受中国册封，奉中国正朔”，要求日本“将废球为县一事速行停止”，两国恢复“和好”。明治政府对“同光中兴”有所忌畏，无意与清政府闹僵。于是，狡辩与固守吞并事实，成了明治政府对清博弈的基本手法。清政府坚持琉球“自为一国”的立场，力图延续琉球的国祚，修补东亚封贡体制。

　　如何认知中日琉的历史关系，成为中日博弈的基本问题之一。8月2日，驻华公使宍户玑送来外务卿寺岛宗则的《说略》。回复清政府的抗议。《说略》列举琉球临近萨摩、文字同体、神教风俗相同、隋唐之际遣使朝贡日本、琉球王舜天王为日本人后裔、室町幕府以来隶属萨摩等各种理由，硬说“琉球为我南岛久矣”。《说略》还附上岛津氏强迫琉球王尚宁及三司官签字画押的《法章十五条》、《尚宁誓文》、《三司官誓文》等文件，作为琉球“非自为一国”的凭证，宍户还援引《中日北京专约》中“日本国属民”、“保民义举”等说词，拒絶中方的抗议。

　　8月22日，总理衙门发出照会，逐条批驳《说略》说：“就其地势、文字、神教、风俗而论，虽有近与贵国者，亦何尝不近于中国”；指出琉球王“舜天系贵国人源为朝所出，而舜天之统三世已絶”，且与尚泰之祖尚圆的王统不同；提醒日本隋唐之前即向中国进贡称臣，琉球则在洪武年间进贡称臣；指出琉球自顺治朝即 “世受册封”，“奉中国之正朔”， 那霸、姑米岛等处均建有“中国天使馆”；各国均与琉球订立条约，并引证日本人所着《冲绳志》中的“琉球为两属之国，颇备自主之国体例，外国待之和汉同揆”等语，证实琉球自为一国，抗议日本“蔑视中国并蔑视各国”，最后表示了重归友好的意愿。

　　10月8日，新任外相井上馨发出备忘録，强调“我国于琉球，征而服之，抚而礼之，以其事实而不以其虚文”，朝贡册封不过虚文，强调日本对琉球的实际占领。据此，备忘録宣称“琉球一事确为我内政”，废藩置县“不容他人干涉”，还附上现任国王尚泰、三司官池城亲方安邑在安政年间的效忠誓约以佐证。12月，自称“日本闲人”的汉学家竹添进一郎来津拜会李鸿章，以1611年琉球王尚宁君臣宣誓效忠岛津氏的《法章十五条》为证据，硬说琉球“单属”日本。李鸿章予以反驳，指出“当时系强逼拟稿照写”，以此为证则“惑世诬民甚矣！”竹添吃了软钉子，琉球“单属”日本论走进死胡衕。

　　其次，日本政府以退为进，抛出“分岛改约”的新方案，实施欺瞒外交，中日双方在多个回合的博弈中，失去互信。第一回合：1880年3月，竹添再来拜访李鸿章，提出“分岛改约”建议。竹添声称日方接受访华后，又来访日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建议，放弃南二岛，以缓和日清对立；竹添要求修改《中日修好条规》，使日本商民“一如西人”，享受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约定“以琉球之宫古岛、八重山定为中国所辖，以划两国疆域”。竹添谎称南二岛的面积很大，“殆琉球全部之半，实为东洋门户”。 

　　第二回合：相互提出分岛方案。7月，沈桂芬等总理衙门大员与驻华公使宍户玑展开交涉。中方提出三分琉球方案，即琉球北部各岛归日本、琉球本岛及中部各岛由琉球复国、南部各岛归中国。宍户坚持既定方针，二分琉球并改约。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为“息事宁人”，逐渐倾向于接受日本方案，准备在宫古、八重山两岛，助琉球复国。

　　第三回合：10月，双方草签“分岛改约”协议，对此前争议“置而不提”；经协商，冲绳岛以北属日本管理，宫古、八重山岛属清政府管理，“以清两国疆，各听自治，彼此永不相干预”；1881年1月交割后，修改条规，日本获最惠国待遇。11月，井上报告三条谈判的成果，即（1）宫古、八重山等南二岛归属中国，划清两国边界，另定增加新条款的专约；（2）新条款载入最惠国待遇；（3）借用欧美各国的压力，要求清政府改约；（4）交割二岛时，约定日清改约的期限和手续。

　　第四回合：事态突然急转直下。原来误信竹添所谓南二岛面积“殆琉球全部之半”的李鸿章，经询问来津乞援复国的琉球国紫巾官向德宏，方知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无法自立，协议不过是日本用虚名换实利的圈套。张之洞、陈宝琛等也纷纷上奏，主张琉案宜缓，不宜骤结。11月，李鸿章上奏光绪帝，认为日本人“贪利无耻”、“性又贪狡”，宫古、八重山二岛窄小，无法安置琉球王以复国；改约必导致日人“纷至沓来，与吾民争利”；鉴于日方“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一法最为相宜”。清政府采纳“延宕”策，停止签署正式协议。

　　第五回合：日本不理睬清政府的“延宕”策。1881年1月，宍户玑在离任回国前发表通告，指责“琉案破约之责任在清国”，说日本“断不能偏贬俯就”，坚持独吞琉球，置县冲绳的顽固立场。

　　第六回合：1882年3月，竹添作为驻天津领事，重开交涉。李鸿章强调日本的方案是“中国得复琉虚名，而贵国得均沾实惠，似欠平允”；建议在南二岛封琉球王，并附以王城首里，使其可归故宫、祀宗社，日本不得再占一步。对此，竹添表示拒絶。利用清廷不作为的“延宕”，日本吞并琉球得逞，东亚封贡体制遭到重创。此后，中日双方仍有交涉，但琉球复国无望。

　　再其次，在日本吞并琉球的博弈期间，双方展开海军军备竞赛，东亚和平前景堪忧。1974年日本出兵台湾、剑指琉球，刺激清政府造舰、编练海军。1879年，日本持强吞并琉球，清政府加快筹建北洋水师。就在当年，清政府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多艘400余吨的炮艇。1880年，向德国伏尔铿厂订造“定远” 、“镇远”等两艘7000吨的大型铁甲舰，创办天津北洋电报学堂，筹建旅顺海军基地，修造北洋水师大沽船坞。1881年，清政府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扬威”、“超勇”等两艘千余吨的撞击巡洋舰；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拟派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1884年，日本也委托阿姆斯特朗公司开工建造3000余吨的“浪速”、“高千穗”号巡洋舰舰，加上幕府时代接管的多艘舰船，同样在加快近代海军建设。随着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竞争的加剧，争夺制海权在所难免，颠覆现存东亚国际格局的对决已为期不远。

　　结  论

　　（一）日本吞并琉球得逞的原因

　　日本吞并琉球国、置县冲绳，是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东亚地区大事件，也是中日琉三国博弈的结果。西力东渐之下的东亚变局、琉球力弱与清政府的无能，为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随着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维新功臣在推翻幕府连同其防守型对外方针的同时，迅速转用进攻型的外交方针，选择了以邻为壑，武力崛起的发展道路，营造欧美列强的强权政治发展模式。冲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封贡体制，另建日式条约体制，构成明治政府基本国策的既定目标。换言之，近世丰臣秀吉建立亚洲大帝国的构想，转化为组建近代殖民帝国的内在驱动力。江户时代的琉球“两属”不能满足明治时代日本的需要，吞并琉球王国，也不再是单纯的领土扩张，而是与组建东亚殖民帝国发生了联系。这样，琉球遂成为第一块海外奠基石。

　　（二）日本吞并琉球的实质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无一不是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武力扩张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包括刚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虽说琉球的面积不足日本国土面积的0.6%，但日本吞并琉球，迈出伙同欧美列强共同摧毁东亚封贡体制的重要一步。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士族好勇狠斗、建功立业的渴望一拍即合。置县冲绳，提供了反映强权政治贪婪本性的标本，这就是日本吞并琉球的实质。从长远来看，明治政府“耀国威与海外”，武力置县冲绳，获得了实际利益，却是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不归路的第一步，其历史经验教训值得重温。

　　（三）对东亚国际格局的影响

　　日本吞并琉球，东亚的版图骤然变化，国际影响广泛：（1）东亚封贡体制骤遭沉重一击。日本武力吞并琉球，致使东亚封贡体制丧失一个重要的成员国，东南的阵脚塌落。（2）由于在颠覆东亚封贡体制的目标一致，日本发难中国的行动，得到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吞并琉球期间，李仙得教唆出兵台湾、威妥玛促成《中日北京专约》出台，以及格兰特在中日琉球争端中拉偏架等，均为典型的事例。从长远来看，听任武力崛起的日本坐大，对欧美并非幸事，构成太平洋战争中的远因。（3）日清关系前景黯淡。日本吞并琉球，加剧了日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双方互为假想敌，加快组建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东亚进入新一轮的海军军备竞赛，战争危机逐步加剧。

　　近代东アジア大変动と日本の琉球幷合について

　　宋成有

　　【要旨】 19世纪前半、欧米列强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を完成させるために、中国に対する二度のアヘン戦争を発动した。それによって东アジアの国际情势は剧的に変化した。外圧の刺激を受けた日本は、讨幕と维新の运动を开始し、「富国强兵」と「脱亜入欧」を掲扬し、东アジア従来の国际システムを挑戦した。1874年、台湾に出兵し琉球を目指した。『中日北京専约」の缔结を通じて、日本は琉球に対する「排他的」领有権を盗み、1875年、琉球が清への进贡を阻止し、さらに1879年に警察及び军队を派遣して强制に冲縄県を设立した。东アジアの「封贡体制」（朝贡体制）の一部が崩壊し、日本は植民地帝国の构筑に向けた第一歩を踏み出した。

　　【キーワード】近代の东アジア  国际关系  明治维新  日本の琉球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