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咸丰3年（1853年）3月，时奉命来华请谕的琉球王舅马克承在闽滞留期间派人将太平军攻陷南京的情报传至琉球，引起了首里王府和萨摩藩的高度关注。对于琉球而言，中国国内的反乱局势关乎进贡使的派遣和进贡贸易，即便无力改变现状，也絶不容许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置之。因此，首里王府除了命令赴华的琉球贡使广泛收集情报外，还积极地向来琉的异国船员打探太平天国的消息，以便在贡使派遣的问题上占据主动。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同时，无疑也对中国传统涉外制度之一的琉球进贡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利用中、日、琉三方的一手史料，考察了琉球国内关于太平天国的情报由来以及首里王府的应对措施，并从进贡贸易和琉球馆周边治安、贡使的进京以及在京的赏赐等视角，深入探讨太平天国对琉球贡使在华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太平天国  琉球使节  进贡活动  影响

　　前言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国内战乱对中琉关系影响的研究成果，絶大多数是聚焦于明清易代抑或三藩之乱。早在19世纪20年代，伊波普猷即从明清王朝更替期和三藩反乱期间琉球首里王府的应对这一研究视角，探讨了琉球“事大”思想的变迁。70年代以来，岛尻胜太郎、高濑恭子、真荣平房昭、田名真之、西里喜行等人利用新发现的琉球、日本方面史料以及陆续公开的中国清宫档案，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缜密细致的研究。相较而言，中文的研究成果明显偏少。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对中琉关系的影响不言而喻。然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却是几近空白。本文拟在对琉球国内关于太平天国的情报由来以及首里王府应对措施进行考察的同时，利用中、日、琉三方的一手史料，从进贡贸易及琉球馆周边治安、贡使进京、在京赏赐的视角，深入探讨太平天国对琉球贡使在华活动的影响。

　　一、太平天国的情报传入琉球

　　（一）在闽王舅遣船“飞报”及其目的

　　道光年间，随着西力东渐，许多欧美船只打着勘察探测的旗号接踵航扺琉球。为了应对这些来航的异国船只，委婉拒絶对方提出的通商、传教等要求，琉球首里王府也是困扰不已，殚精竭虑。尤其是道光26（1846）年到访琉球的英国传教士伯德令，滞留琉球多年不归，首里王府多次与其交涉未果，无奈唯有求助于宗主国清朝。咸丰2（1852）年，正逢琉球进贡之期，王舅马克承奉命为请谕使附搭进贡船赴闽，吁请清朝代与英方斡旋，尽早撤回伯德令。

　　马克承一行于“咸丰2年9月30日那霸开船，10月22日到闽，24日安插馆驿，28日投递咨文，11月2日参见诸官。此时恭蒙于督抚藩司各衙门赐宴，且蒙督抚藩司三院各送赐满席汉席，解送飘国华人一案，织尽心丝，具禀详请。翌年3月19日恭蒙允即买华船一只，遣拨通事，以其情由飞报本国。”该记载中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承在闽期间曾在福建地方官员的允许下，购得海船一艘，并遣拨通事先行搭乘回国报告“情由”。另一琉球史料《大和横目日记例外寄》中的“在唐王舅より飞舟入着之事”条目亦可佐证遣船记载的真实性。向来，素无琉球使节在闽期间“在布政司的批准下购船先遣回国之先例”，此次破例遣船，实际上是与“解送飘国华人一案”有关。

　　咸丰2年2月，一艘名为“罗伯特包恩号”的船只搭载四百一十名华工由厦门出发。在驶往美国途中，因华工不堪忍受船员的虐待，发起暴动，杀死船员，并控制船只，令返航厦门。不料途经琉球八重山岛海域时触礁搁浅，三百八十余名华工弃船登岛，之后先后两次遭英美士兵的射杀和逮捕，最终仅一百余人在琉球王府的保护下幸免于难，这就是历史上的“罗伯特包恩号”事件。这些幸存的华工被英美外夷视为抓捕对象，跟一般的飘风难民性质不同，琉球首里王府也未敢擅自将其直接护送回闽。马克承此次赴闽的目的，除了请谕之外，还“兼带详请解送飘本国属屿八重山华人事务”。福建当局收到马克承呈缴的琉球国咨文后，立即咨会两广总督照会英美领事。在确查事件缘由后，由福州海防同知向马克承等人照会如下：

　　照会琉球国请谕夷官，特调福州南台海防总捕分府管理水利关课军功随带一级寻常加三级纪録四次保为照会事案，奉藩宪札，准兴泉永道咨复，奉查上年二月间内地闽人蔡祥庆等搭载英船漂收琉球国一案，本年有无何项便船来闽，堪以着令将内地民人蔡祥庆等配载到闽，行厅妥议祥（详）复等因，并据该国请谕夷使具禀，以该民人蔡祥庆等现住八重山岛，隔离王府遥远，禀请给咨购船，派拨水梢先行赶回，以便据于本秋将该民人护送来闽等情。据此，除祥（详）请藩宪给咨外，合行照会。为此照会夷官立即遵照督仝土通事带仝经纪船牙前往购买妥船一只，公平议价，听候给咨，先行回国，以免躭延。一面将船主姓名、领给何县牌照并船身量头丈尺若干及价值银数，开单禀复。并取具该船户愿卖甘结及原领船照，随禀呈送。仍将派拨熟谙海道水梢名数并派拨兵船护送缘由，分别造册呈缴赴府，以凭核转。须至照会者。

　　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福建地方官员查核商议后，决定委令琉球方面安排“便船”，护送华工回闽。但马克承等人却以华工所在的八重山遥离王府为由，提出须立即购船先行遣回通报的请求，以便赶在本年秋内将华工护送回闽。为了尽快解决此案，福建当局亦同意了马克承的请求，并在购船、给咨、引航等方面给予了很大的配合和支持。事实上，琉球首里王府早已做好护送华工回闽的准备，只因忌惮“若有苟率拨船，护送至闽，洵恐英船重来，归罪于本国”，所以趁马克承赴闽请谕之便，事先移咨请示福建布政司，“使本国护送该华人，得以无事”。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待夏汛琉球贡船返航回琉球后再行通报首里王府似乎亦未不可，但马克承却在无援照成例的情况下，提出了先遣船归报的请求，除了为执行福建当局的指令，确保在年内顺利地将华工护送至闽外，还有其更重要的目的——传递情报。

　　咸丰元年初，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后，士气高涨，一路挥戈北上，令清军节节溃败。咸丰3年1月攻下武昌后，夹江东下，连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继而一举攻克南京，并定都改名天京，正式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与清廷形成对峙，清朝的统治局势十分严峻。按照惯例，琉球使节在华期间除了完成相应的公务外，还肩负着收集中国国内相关情报的任务，归国后须以“唐之首尾御使者”前赴萨摩藩汇报在华的活动情况以及所收集的情报。因此，太平军与清廷间激烈的战况以及中国国内动荡的局势，自然备受在闽的马克承等人的关注。由于琉球馆内严禁闲杂无关人员出入，琉球使节亦不准无故擅自离馆，获取情报的渠道和资源有限，因此马克承也私下委托可自由出入琉球馆的河口通事（福州土通事），请其从前往两广的商人处打探相关情报。

　　在乞请撤回伯德令的问题上，尽管马克承在扺闽之后即通过福建督抚奏请，随后亦有旨谕令两广总督与英方交涉，“然尚无广东官司之回报，是以两次移书催之而未准如何撤去之回咨”，进展并不顺利。在夏汛已届贡船即将回棹之时，福建当局曾于5月7日催令其一同回国，但马克承复以“临行之时奉国主谆嘱，尔等入闽之后，所愿事务频奉承圣谕及藩司批示归国可也等因，今犹未奉，空空回国，不特负国主之命而失奉使之节，乞准自广东督抚回书前来之间逗留闽地”。尽管该请求并未获允，但从马克承的答复中可看出，当时身为请谕使的他，为了完成使命，已作好在闽长时间逗留和周旋的准备。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日益严峻的反乱局势，势必影响到中琉间的封贡往来。对马克承而言，当务之急是尽早将太平天国的情报传回琉球，以便首里王府预做准备。恰好此时福建当局委令马克承晓谕琉球王国护送华工回闽，马克承即以上述理由请求先行遣船回国急报，从而得以将太平天国反乱的情况传至琉球。

　　（二）急报的内容

　　萨摩藩入侵琉球之后，制定了极为苛刻的“掟十五条”规定，全面干涉琉球内政，其中包括控制琉球的进贡贸易。尤其是在日本锁国政策推行以后，在萨摩藩的威逼下，琉球更是成了其对中贸易以及获取中国情报的最主要窗口。急报传至琉球之后，首里王府照例立即将相关情况向萨摩藩报告。萨摩方面的史料——《萨藩海军史》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首里王府报告的内容，其大意如下：

　　嘉永六年四月，渡唐琉球人传回的报告。丑四月朔日渡唐使节由福州遣飞船至琉球，由该船传来之消息。

　　（中国）当地去年广西省内有兵乱，至今未靖。去年七八月，贼军逐渐发起进攻，十二月湖北省被攻取，官兵十万人死亡。本年正月安徽县并江西省右江府被攻克。二月十一日，南京城被攻陷，城中尸横遍野，不知数千万。妇孺被焚烧身亡，积血起地三寸，血染河水殷红，闻者无不垂泪叹息。同廿二日又克镇江府，风闻次取苏州，使得彼地人心惶惶，大小店家关门谢客，逃往远方。御用物（萨摩订购的物品）采办之事如何是好，日夜忧虑之际，三月十五日苏州商人信函送扺馆驿，见之大惊，此次御用物采办恐难成矣。遂与（琉球）诸官相议，翌十六日起奔走于福州城内各店，以期购得所需物品，但质地尺寸，皆不合用，最终仅购得花缩缅八匹。

　　钦差尚大臣奉命同周大臣、直隶总督琦大臣，率集山东、河南及陕西省之兵二十万前赴南京防御，贼军闻知，弃镇江，退守南京城。苏州稍趋平静，虽御用物始得采买，但多有店商逃往远方，尚未归来，故颇受影响，尤其是纱绫缩缅类，能否大宗采买尚属未知，待近期与归店的店主相商后再行回复。三月六日信函同十一日寄到，终得些许宽心，静待对方回复。

　　关于兵乱，水陆均出现海盗、河贼、山贼之辈，各处往来多有梗阻，其中于广东省长乐县转水乡遭遇河贼，被抢箱物五十个。官府抓捕盗贼一人，夺回三十箱，十八箱余已与商人共损亡。又由厦门起航的运送船，装载御用品、箱物及砂糖，更是遭海贼悉数劫去。诸如上述之事，难以尽数陈述，谨以致函告知兵乱情况。虽兵乱所致，人心惶惶，然福州遥离南京，暂应无兵乱之虞。以上。

　　由福州出发的遣船于日本嘉永6年（咸丰3年，1853年）4月1日扺达琉球。报告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两点：①太平军的战况；②萨摩订购物品的采办受到影响。从内容中太平军的进攻路线和日期（农历）来看，基本上与中国方面的史料记载吻合，由此亦可说明该情报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三）首里王府的应对

　　面对中国国内如此动荡的局势，因事关琉球的进贡贸易，首里王府不能隔岸观火，置之不顾，但却又根本无力改变现状，唯有向琉球诸神只祷告，以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球阳》“本年因中华贼氛未靖遣官祷告诸神早得安靖”条中对此次祈祷仪式亦有详细的记载。

　　上届戌年以来，广西省逆贼作乱，祸及各省，用烦□宸虑。是年特派遣各官于辨才天堂、辨岳、观音堂、关帝王、天尊庙、龙王殿、两天后宫等处祷告诸神，早扫逆贼，以归太平。而辨才天堂、辨岳观音堂等处遣王子代祷，其余王子暨按司、三人法司，御物奉行、申口、吟味役等官并自紫巾官至筑登之座敷各一人陪祷于关帝王、天尊庙、龙王殿、两天后宫等处。本应遣法司官代祷，但因英人留国，遣紫巾官代祷，申口、座敷、当、势头、里之子、筑登之各一人，总理官、长史、里主御物城陪祷。 

　　此次祷告出动了首里王府的各级官吏，祈祷的对象不仅有琉球国固有信仰的最高神只，更有中国传统信仰的神灵。如此规模的祈祷仪式，表面上是首里王府对清朝赤诚忠心的表现，但同时也反映出了首里王府焦虑和不安的一面。明末，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政府的统治，导致了长达三百余年的中琉封贡关系一度中断，其后的南明政权与琉球之间建立的所谓封贡关系亦是有名无实。尽管之后清朝与琉球建立了宗藩关系，在相关制度上承袭明代，恢复了中琉间的封贡关系，但毫无疑问明清王朝更替给中琉关系以及琉球王府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而今大有以星火燎原之势与清廷形成南北对峙之趋的太平天国政权是否会上演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一幕，成了首里王府当前最为关注的问题。但仅依靠进贡使节所收集的情报，周期较长，且相对滞后，因此首里王府也向这一时期频繁来琉的异国船打探相关情报，以期在进贡使的派遣问题上占据主动。咸丰3年10月，首里王府遣板良敷里之子亲云上向随船航扺琉球的美国船员打探中国兵乱的情况，获悉太平军不但未被镇压，且派两员大将攻打直隶。同年12月，又有美国船只泊靠琉球，再次由板良敷里之子亲云上前往打探情报。翌年正月，首里王府又从一艘由上海出发航扺琉球的俄罗斯船打探到：太平军与清军在上海展开决战，胜负不分，但太平军兵强马壮，上海之外多地亦有会战，广东、福建等地尚无战事。另外，天津已落入太平军之手，不日直逼京师。除上述美国以及俄罗斯船只以外，还有从香港出航的英国商船也曾停泊琉球，当时首里王府从一位广东籍的船员口中也获得了太平军的情报。当然，首里王府从以上各异国船处收集的情报，也都悉数向萨摩藩作了报告。

　　二、对琉球进贡贸易以及琉球馆周边治安的影响

　　扺闽的琉球进贡使团在“安插馆驿”稍事休整后，在福建地方官的安排下通过素有“球商”之称的中介商开始着手进行交易。其中，丝织品是琉球在华交易的重要货物之一，不仅是琉球首里王府自身需求，也是萨摩藩指定的采购物。《呈禀文集》有载：“国王衣料绸缎，预托商客派往苏杭，定制丈尺，而后买来”，“奈丝紬不产于闽，出资江浙，客货未到，无从交易”。普遍认为，《呈禀文集》是琉球使节在华处理公务起草公文时的参考指南书，其中所收録的文书内容一般是可供援照的案例。由此可见，琉球所采购的丝绸锻匹大多产自于江浙苏杭。如上述急报的内容所言及，南京城被攻陷后，次取苏州的謡言便已引起了苏州当地的恐慌，导致了琉球当年的丝绸采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在致右大臣近卫忠熙的信函中，也忧心忡忡地提到：“来年以后琉球船只的派遣将会如何，而今实难预料”。咸丰10年（1860年），杭州、苏州先后为太平军所克，其对琉球丝绸贸易的影响不言而喻。

　　此外，因太平军的影响，各地兵乱四起，也引起了福州城南台以及近郊周边地区的骚乱，民众纷纷逃往乡下避难，物价暴涨，交通混乱，给琉球使节采办萨摩所订购的物品造成了巨大的阻碍。琉球馆周边治安恶化，夜盗横行，琉球馆所在的太保境内民众自发组织夜间巡逻，琉球使节为了琉球馆的财产安全，也依照“先例”捐资，请求将琉球馆也列入夜间巡逻的范围之内。

　　三、对琉球贡使入京朝觐的影响

　　（一）毋庸入京或暂缓入京

　　太平军起义后，战火迅速蔓延，一些反清组织也先后呼应，揭竿而起。清政府忙于镇压，无暇顾他，各地山贼、土匪、河贼之辈伺机拦路抢劫，路人惶恐不安。咸丰3年7月，京回的暹罗国贡使行扺商丘遇贼抢劫，着即改道妥为护送回国，所有赏赉各物并御书匾额均着补行颁给。给事中长秀以“该护送文武各员并地方官漫不经心，均难辞咎”，奏请将护送文物各员交部严加议处。该事件在清廷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登上了京报，被当时在京的朝鲜使节抄入其《燕行録》中。同年8月，云南巡抚以暹罗贡使被劫事件为戒，奏请免南掌国贡使入京获准。在此“成例”的波及下，琉球使节北上进京也受到了影响。

　　咸丰4年，在琉球贡使尚未扺闽之前，礼部鉴于国内兵乱的局势，议奏琉球贡使暂缓赴京，9月26日奉上谕，“琉球国王久列藩封，该贡使等航海输诚，具征忱悃。惟现在用兵省分，尚未能一律肃清。若令绕越程途，跋涉远来，转非所以示体恤。着王懿德于该使臣等贡船行扺闽境后即行宣谕朕意，令其此次无庸来京，仍优与犒赏，委员妥为护送回国。”御书谢恩兼进贡使向邦栋等人扺闽得知此事后，惶恐万分，遂以“此次除正贡外，赍捧表章方物，恭谢皇上特此匾额，并贺册立皇后庆典，实非例贡可比”为由，禀请布政司转详代奏，照例进京。虽最终奉旨依奏，“但因过京道路，贼匪梗阻，未便起身，伴送官使、贡使等尚在馆守候”，直至翌年8月方得启程。

　　干隆年间以后，外国贡使务于农历12月20日之前扺京，与满朝文武一同参加正月初一在太和殿前举行的朝贺礼，逐成定例。若未能依限到京，地方巡抚以及护送官员将受到弹劾议处。琉球贡船因受航海季风的局限，一般于9月或10月间扺闽，之后再由福建北上、历经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等省方可扺京，行程十分紧迫。在太平军反乱期间，福建巡抚为了避免因琉球贡使入京迟延而被问责的事态发生，通常会在琉球贡使扺闽之前，以“经由各省，值此逆氛未靖而长途梗阻，若令绕道行走，不特趱运维艰，未能遵照部限赶于年前扺京，且恐途中或有阻滞疏失堪虞。自应预为筹议，以昭慎重。”为由，奏请令琉球贡使“免予依限进京，缓至来岁，一俟道路疏通，即行照例派拨文武各员伴送赴京，以示体恤”。对此，琉球贡使通常即以“应期叩祝圣禧，上无以伸国主恭顺之积忱，次且有玷使臣奉命之大节……虽道路之逆氛未靖，而上仗圣天子声灵远庇，并邀各委员伴送，设法绕道趱行，即跋涉稍异寻常，栋等分所宜然，何敢偷安，稽延主命，图便惮烦，有亏臣节”为由，禀请福建地方政府尽早安排进京。从《呈禀文集》中收録的“寅进贡使上京御愿之禀”（咸丰4年贡期）、“午进贡使上京愿之禀”（咸丰8年贡期）、“申年进贡使上京愿之禀”（咸丰10年贡期）、“戌上京愿之禀文”（咸丰12年贡期）等文书来看，在该时期，琉球贡使具文向福建地方政府禀请早日安排入京似乎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通常，福建地方政府会依琉球贡使所请，尽早安排其入京，但亦有例外。

　　咸丰10年（1860年）的贡使耳目官向志道、正议大夫郑德润一行扺闽后，于翌年3月12日照例向布政司禀请仍赐进京遭拒。随后，向志道等复以“奉命入贡，乃违例回国，如何得以复命。乞准俟道路稍通，绕越前进等由，具禀恳请”，终得允准。在馆守候之际，恰逢皇帝驾崩，新帝登极改元，上京之事亦随之搁浅。10月23日，又以“年内不上京则不能来夏乘汛开洋，乞准及早赴京等由，具禀恳请”，12月5日，福建巡抚以琉球使臣因道路梗阻，不能进京，奏请应颁敕书及钦赏物件，照例赐给。直至翌年5月19日，琉球贡使不但未能等到上京的机会，也未等来自京颁来的敕书和赏赐。因夏至将届，贡船开驾之期，已为迫近，福建当局赶令琉球使臣等坐驾接贡船先行回国。尽管向志道等人以“若不捧回敕书等件，如何复命。乞俯念航海效顺，俾道等捧敕回国，以全使节等由，再三禀请”，但皆未能获允，无奈只能空手而归。

　　同治元年琉球贡使的进京请求，福建当局起初也同样以道路梗阻为由予以驳回。尽管琉球贡使又再三禀请，但因已奉旨毋庸进京，唯有退而求其次，恳请准许滞闽等待接贡船来闽，以伺机再求入京。之后，琉球贡使闻知“北上道路贼匪稍静”，复又禀请，但福建当局以“既颁敕书复赏物件，今乃起程进京不特不副圣怀，洵恐悞返棹之期”为由再次拒絶。遭拒后，琉球贡使复以将上届申戌两年所献表文方物连同今次一并恭进为由请求上京，但依旧未能遂意，“乃不得已开洋回国”。

　　咸丰10年与同治元年的贡使多次禀请，情辞恳切，理由充分，却仍无法摆脱免于入京的遭遇。其原因之一可推断为：由于当时战火席卷江浙两省，贡使北上进京必经之地的苏杭等多地被太平军攻克，逆氛肆扰，阻梗贡道，为了确保琉球贡使的安全，福建当局和清廷拒絶了琉球贡使上京的请求。

　　（二）贡道的变更

　　反乱战局变幻莫测，琉球贡使进京或回闽的路线有时也会受战乱的影响而临时发生改变。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咸丰2年（1852年）与请谕使马克承一同扺闽的进贡使毛种美一行。毛种美一行于咸丰3年正月18日扺京，公务既竣后于2月20日启程出京，“行扺高邮州地方，适值南京、镇江、扬州等处逆氛肆炽，道路梗塞。经该地方官即令盘埧，乘坐小舟由里河至南通州渡海，收入福山口，再由常熟换船扺苏。其中冒险濒危，舍舟登岸，节节未便”，历尽千辛，终扺闽境，却又因“逆贼作乱，各省官军正在合力攻剿之间……道阻难通，留滞建宁府”，京回历时三个月余，方于5月28日扺闽。

　　咸丰7年（1857年）正月，琉球贡使耳目官向有恒、正议大夫阮宣诏等人上京途中行经江苏时，“因贼匪梗阻”，江苏地方官吏拟按咸丰4年琉球贡使京回时临时变更的路线，反向安排贡使从福山口渡河北上。对此路线变更的安排，琉球贡使认为不利趱行而婉拒，并备陈缘由，禀请改道由孟河北上，获准。关于禀文的详细内容，《呈禀文集》记载如下：

　　此次恒等进贡入都，所有表文贡物，关系綦重，岂容轻涉危险。且探询由福山口渡海，必须守候风汛，不免稽迟时日。兼之南通州一带河水甚浅，碍难前进。现查越河地方水势虽浅，较易通行，所以各省大宪进京，路过江南，非由越河渡江，即系绕由孟河行走，未闻有行入福山一路者。至丹阳一带，有兵勇驻扎，正可护送行人。况敝国于咸丰五年进贡往来，俱由越河行走，近来逆氛较前稍戢，似更无须涉海远避。为此禀恳大人，据情转请大宪俯恤远夷效顺输诚，可否改由孟河之处，训示遵照，并饬令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实深德感，切禀。咸丰七年正月  日具禀

　　由上述事例可看出，虽然贡道变更是由沿途地方官吏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临时作出的决定，但对于其所作出的改道安排，琉球贡使并非全盘接受。因为不仅必须确保表文贡物在运送途中完好无损，且悠关贡使人员自身的安全，所以琉球贡使也会在多方瞭解相关情况后，慎重地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改道方案。向有恒一行京回途径该处时，亦“禀乞转请由孟河行走，毋庸改道，以免躭延事”。回程的改道请求同样也得到了江苏地方官吏的允许。

　　咸丰8年，琉球贡使扺闽后照例在馆等候进京，直至翌年3月方启程北上，“起程维迟，且因贼匪梗阻，绕道行走，更留各驿数日”，本年的贡使在上京途中也因战乱问题被迫改道。

　　据《阮姓家谱》记载，同治5年的册封谢恩使王舅马朝栋和紫金大夫阮宣诏于同年11月扺闽，翌年4月7日启程进京，“六月二十二日坐驾船只到清江浦，向例从此前路起旱行走。因山东省有贼匪，路难道梗塞，乃坐船只，八月十五日到京”。《清会典事例》亦载：“同治六年奏准，东省拈氛不靖，琉球使臣等应由水路改道前进”。从这两则史料来看，由于当年太平军盟军——拈军在山东一带武装抗清，册封谢恩使一行未照例在清江浦起旱，而继续由水路行扺通州后上岸入京。事实上，当时琉球贡使是希望照例起旱由陆路北上，以利趱行，及早入京。但时值李鸿章统兵剿拈，要求山东当局提供三百辆马车以作军需，山东当局为筹办军务，四处调拨，根本没有多余的马车可供琉球贡使陆路行走之用，加之汶上一带河水泛滥，马车无法通行，所以仍令琉球贡使由水路至东昌府后再视情况而定，若临清州等处无水害，则考虑令贡使由东昌上岸。尽管琉球贡使以水路耗时日久，“或遇风雨，多有不便，且闻天津以北上水甚险”为由，再三禀请务必由临清州起旱北上，但最终未能获允，而是继续沿运河北上直达通州，历时四月余方扺京师。琉球贡使改道由水路进京并非仅是因为山东拈军叛乱的缘故，还有沿途车马供给以及河水泛滥致陆路受阻等因素的存在。

　　（三）沿途伴送方式的变化

　　琉球贡使上京之时，福建当局除了给发勘合火牌外，还须遴选伴送官在进京及回闽途中一路护送照料。清代前期派遣的伴送官仅为一人，均是品秩低微的官吏。干隆34年（1769年），因伴送官未能依限于农历12月20日护送至京，导致琉球贡使未能参加元旦的朝贺礼，“干隆三十五年奏准，嗣后琉球入贡，自闽起程日，该抚遴选同知、通判一员伴送”，翌年又奉旨“于经过各省添派妥员护送趱行，自不虞其任意迟缓。所有外国贡使来京及由京归国派员伴送，及各省添员护送之例，着该部另行定议具奏”。自此，虽伴送官人数未变，但改由同知或通判充任，提高了派遣规格，并确立了沿途各省增派官吏护送的制度。按规定，“外国贡使扺境，州县不为预备或不亲往迎送以致行走迟滞者，降一级调用”，加之咸丰3年暹罗贡使被劫致护送文武各员以及地方官吏均遭问责议处事件的发生，令琉球贡使进京沿途所经各地的官员也是人人自危，对贡使的护送更是尽心尽力，颇为谨慎。

　　咸丰4年（1854年）琉球贡使进京时，“往还道路，不论水陆，蒙各省特遣文物员弁两人，兵卒八九人护送。又因丹徒县越河以至甘泉县邵伯各处有河贼，更经过南京，长发贼所窜近边。复蒙加遣参将一员，兵卒三十人护送”。

　　咸丰7年（1857年），耳目官向有恒、正议大夫阮宣诏一行上京时，“往还道路，不论水陆，蒙各省特遣文物员弁两人，兵卒八九人护送。又因江南省桃源县、宿迁县及山东省，山贼交起，复蒙两县各遣兵卒四十人。山东省或遣三百人或遣二百人，或遣五六十人护送，且除该员弁两人外，加添两员，率兵护送”。

　　咸丰9年（1859年），琉球贡使进京时“因各省贼匪交起，蒙各省遣拨兵卒或百六十余人，或二百余人，或三百人，护送至于京”；同治3年（1864年），“往来道路，不论水陆，特遣文武员弁各二名，率兵丁二百余名，严密护送”。至同治6年（1867年），逆氛稍靖，册封谢恩使与进贡使进京时沿途各省护送的兵卒仅有八、九人。

　　由上述护送事例可以看出，在太平军反乱这一特殊时期，沿途各省官员惟恐琉球贡使在本辖区内出现意外，除按规定增派官员护送外，还加派兵卒护卫。所派兵卒人数似乎是根据当地的匪情以及战况而定，少则八、九人，多则二、三百人。     

　　四、在京赏赐的变化

　　对于来华的外国贡使，清朝政府为体现天朝之尊以及怀柔外藩之意，往往会基于“厚往薄来”的传统原则，给予优渥的款待和丰厚的赏赐。琉球贡使亦然，给琉球贡使的赏赐有例赏和加赏之别，例赏亦称正赏，通常于琉球贡使出京数日前在午门前颁给，赏赐对象不仅仅是进京的琉球贡使一行，还包括琉球国王以及逗留福州琉球馆的存留通事和从人；加赏则一般是琉球贡使参加赐宴等宫廷活动时的另行赏赐，有时琉球国王亦在赏赐之列。赏赐品种类繁多，但多以丝绸锻匹为主。如例赏，尽管清代初期有所变化，但康熙60年（1721年）以后基本固定为：国王八十匹，正副使各二十四匹，使者、朝京都通事、王舅通事各十三匹，存留通事以及从人的种类匹数各有差。再如，紫光阁筵宴时加赏正使锦三匹、漳绒三匹、大卷八丝缎四匹、小卷五丝缎四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副使锦二匹、漳绒二匹、大卷八丝缎三匹、小卷五丝缎三匹、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

　　清宫的绸缎匹料主要供自于江南三大织造——江南织造（江宁织造）、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帝后王公的服用、百官以及外藩的赏赐锻匹等清王朝所需的一切丝绸精品大多由三大织造承办。咸丰3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江南织造悉毁于战火。“彩绸库各色制帛，向由江南织造织办”，因江南织造停产，导致清宫“库存不敷支放”，尽管清廷当年就下令调整生产，“江南办理军务，势难赶办，暂交杭州织造办，俟江南军务告竣，仍由江南织造办理”。但受其影响，翌年10月10日，加赏琉球贡使参加紫光阁筵宴的赏赐品中出现了扺用情况，向例应颁给的锦被扺换成蟒缎。

　　咸丰10年（1860年），太平军攻打杭州城，杭州织造的机匠被征戍城，“匠役死伤无数，机张尽毁，衙署册档案卷等尽遭残损”。同年，苏州织造“发逆下窜，均毁于贼”，织染、总织“两局房屋机张器具及花本等项件件皆遭毁失无存，匠役随亦星散”，死于战火“及往他处别业营生者，亦复不少”。南局、北局亦俱毁。翌年，太平军再次攻克杭州城，“外造织局、纺局俱毁于兵”。

　　苏杭二织造先后被毁，导致宫廷缎库失去了主要供给来源，库存全面告急。咸丰11年4月，俄国使臣解送鸟枪至京，时任库伦办事大臣的色克通额误解圣意，上报军机处拟酬答该国赏赐锦缎、大缎、红绸二百端，赏赐伊格那提业幅大缎十二匹，固毕而那托尔大缎四匹，玛雨尔大缎二匹。对此，军机大臣面露难色，称“现在库存缎匹能否敷用，应否照所拟办理之处，着奕䜣等妥为商议再行具奏”。由军机大臣的答复不难窥知，当时的缎库库存已然是捉襟见肘了。缎库的窘境也波及到了琉球贡使的赏赐，琉球贡使参加紫光阁筵宴时的赏物中再次出现了扺用现象。

　　同治年间琉球贡使紫光阁筵宴使赏赐缎匹扺用情况一览表

　　略

　　从上表可以看出，同治年间紫光阁筵宴时赏赐琉球贡使的赏物中基本上都有出现扺换的情况。扺换的种类不一，锦以莽缎、圆金或片金扺换；大卷八丝缎以大卷江绸、屯娟或彭缎扺换，甚至降级为大卷五丝缎；小卷五丝缎以小卷线绉或羽绸扺换。事实上，并非仅仅是琉球贡使的赏物被施以扺换，朝鲜贡使也遭受相同的境遇。

　　同治年间朝鲜贡使紫光阁筵宴使赏赐缎匹扺用情况一览表

　　略

　　对比以上二表可发现，朝鲜贡使赏物的扺用种类相对固定，锦悉数以莽缎扺；大卷八丝缎按年代顺序依次以宫绸、大卷江绸、大卷五丝缎、江绸和土绉缎扺；小卷五丝缎依次以小卷彩缎、小卷江绸、羽绸、屯娟、线缎扺。唯一不同的是，朝鲜贡使还曾出现小荷包四个以大荷包两对扺用的事例。

　　然而，不仅加赏的物品被扺换，甚至连例赏的缎匹也出现丈数短缺，以次充好的问题。同治4年（1865年）正月19日，琉球朝京都通事陈元辅向礼部陈情禀称，“切本月十三日辅等恭赴午门前只领例赏王世子各缎匹，随经饬伴装整检视，惟片金八匹、罗十八匹尽是只有机头，而无机尾，计量丈数仅成半匹。若使混行赍带回国，难以呈缴王府，获咎匪轻。合函冒叩大部俯恤外夷，恩赐移请内务府，乞准查照前件更换全匹给领。设或未有全匹，并恳批示行文饬遵以凭赍缴。再赏给正副使臣及王舅通事等片金六匹、罗二十五匹亦皆系半匹”。礼部官员在获悉此事后，立即片行照会内务府迅即查明。因该事件的发生，礼部引以为戒，在同治6年琉球贡使至京颁赏时，先行知照内务府称，“恭查嘉庆十四年奉上谕，户部、内务府各库存贮缎匹等名目往往旧时所有，而近日所无。遇有颁赏事宜，各该处仍开旧时名目，将所缺之项用他物扺换，以致名寔不符，殊非核寔之道。嗣后颁赏缎匹，就库中现有之物，拟用何项即开何项，名目不得沿袭旧名，再行扺换，致有歧异等因”。随后，内务府“当经检查库款，诸多无存，经本府将库内先有及扺用款项奏明，奉旨依议，钦此”。自此，颁赏前由礼部片行内务府核查库存，遂成定例。

　　结 论

　　明清王朝更替之期，琉球被迫在南明政权与清王朝之间作出了宗主国的抉择。三藩反乱之时，耿精忠以“总督兵马上将军”自居遣使琉球采办硫磺，并要求琉球一同讨伐“恶逆”，驱除鞑靼，恢复正统，使琉球一度面临攸关王府政治命运的危机。尽管太平天国政权不曾遣使至琉招抚，且最终被清朝镇压，琉球避免了再次经历“事大”抉择的政治危机。但前后历时14年的抗清运动，严重影响和阻碍了琉球使节在华的进贡活动，对中琉间的进贡制度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太平军与清廷长期的对峙，使得兵戈扰攘，各地贼匪反乱蜂起，造成社会愈发动荡混乱，琉球所需贸易物品的采办陷入困境，琉球馆周边治安恶化。加之战火蔓延至全国近三分之二的省份，更是席卷了琉球贡使上京以及回闽之时必经的江浙、山东、直隶等省，因路途梗阻，恐生事端，危及贡使，清廷恩免琉球贡使进京抑或暂缓安排其进京，沿途更是根据战乱情况加派重兵护送，绕道行走。再者，太平军占据南京之后，又先后攻克苏杭，江南三大织造尽毁于战火，导致缎匹供应严重不足，宫廷缎库不敷支用，殃及琉球，同治年间赏赐琉球的缎匹屡遭扺换，甚至出现了丈数短缺，以次充好的情况。

　　进贡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涉外制度，与册封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对中琉间进贡制度产生冲击的同时，也必然影响到了中琉间的册封制度。琉球末代国王尚泰于道光28年（1848年）继承王位，然而最终却迟至18年后的同治5年（1866年）始得受封。其原因与太平军反乱的局势是分不开的。今后函需对琉球《尚家文书》中的相关资料进行发掘和整理，从册封和进贡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讨太平天国对中琉关系的影响。

　　中国における琉球使节の进贡日程への太平天国の影响についての试论

　　陈硕炫

　　【要旨】咸豊3（1853）年3月、请谕使として福州へ派遣された琉球王舅の马克承が福州滞在中に、南京城が太平军によって陥落されたという情报を琉球に伝达した。琉球にとって、中国国内における反乱の情势は进贡使节の派遣と进贡贸易に支障をきたすもので、対岸の火事のように扱ってはいられない。进贡使节の派遣问题において主道権を握るために、首里王府は中国へ派遣される进贡使节に太平军についての情报を収集するようと命じると同时に、来琉した异国船の乗组员にも中国の反乱情势を探知していた。しかしながら、中国近代史上における最大规模の农民一揆として、清朝政府に强い冲撃を与えた太平天国は中国伝统外交体制の一环としての琉球进贡制度にも影响を及ぼしていることが言うまでもないだろう。本文では、中·日·琉三方の一时史料を駆使して、太平天国の情报の琉球への伝达経纬及び首里王府の対応を考察し、进贡贸易と琉球馆周辺の治安、进贡使节の上京路程及び北京における琉球使节への下赐品という视座から、琉球使节の进贡日程への太平天国の影响を探ってみ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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