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十九世纪以前，出使至琉球的中国使臣所撰写的使琉球録，为中国琉球知识的主要来源。然而，最后几任使臣的使琉球録，加上最后一任使臣的派遣在1866年后终止，使臣所写的使琉球録，已不再具有新增琉球知识的功能。十九世纪开始，引进琉球新知的角色，可能由清政府驻日公使馆的人员所取代。清驻日公使馆人员中，姚文栋（1853-1929）被认为是十九世纪向中国输入日本书籍之最大贡献者，曾出版了有关琉球的著作。姚文栋于光绪七年随清政府驻日公使黎庶昌前往日本，在日本搜集了许多相关信息，其中包括有关琉球的书籍，例如《琉球说略》、《琉球地理志》等。这些书籍内容并非姚文栋新著，而是翻译了日人中根淑（1839-1913）、大槻文彦（1847-1928）、重野安绎（1827-1910）等人有关琉球的著作。

　　此前针对姚文栋的研究，集中在日的访书活动与其边防思想，以及中日关系的态度的讨论。例如实藤惠秀探讨了姚文栋在日与日人的互动以及出版在日汉籍的计划，陈捷则较深入地考察姚文栋在日访书的活动，对姚文栋有关清代边防的思想与相关出版，也是讨论的重点。不过，对于姚文栋对琉球书籍出版的讨论，则还有待深入的研究。

　　本文将透过探讨姚文栋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翻译日本有关琉球的书，选择哪些作品，以及这些书籍对当时中国琉球知识的影响等角度，讨论姚文栋与十九世纪中国琉球知识建构的意义。

　　【关键词】使琉球録  姚文栋  琉球知识

　　一、前言

　　中国的琉球知识，自从明代开始与琉球建立册封关系后才逐渐形成，而前往琉球册封的使臣所撰写的使琉球録，成为中国琉球知识更新的重要来源之一。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中国与琉球的册封关系终结，以及对外情势的变化，对琉球知识的纪録形式也开始转变。

　　过去研究多认为，十九世纪的中国对异国知识的建构上的改变，主要是受到西方冲击与影响。然而，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是全面性的，除了西方势力带来的影响外，在中国周边东亚海域的情况也与过去不同。因此具体改变的内容，并不一定是直接受到西方影响。其实，清末在异国知识的搜集上，知识分子也很有意识地从日本搜集异国知识。在此一时期，中国与日本有许多交流，作为知识流传的中介者，除了留日学生外，清朝驻日公使与其随员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姚文栋（1852-1929）是随清代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6），于光绪七年（1881）前往日本，并于来年被任命为清朝驻东京使署的随员，在中日知识交流，以及将日本书籍输往中国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前研究针对姚文栋在日的访书活动与其边防思想，以及中日关系的态度已有所讨论。例如实藤惠秀探讨了姚文栋在日与日人的互动以及出版在日汉籍的计划，陈捷则较深入的考察姚文栋在日访书的活动。另外，张敏对姚文栋有关清代边防的思想有较为全面的讨论。

　　不过，姚文栋作为十九世纪向中国输入日本搜集到的书籍之最大贡献者，其所出版的书籍传入中国后的意义与影响，则较少被前人研究触及。身为驻日公使的姚文栋，成为向中国输入日本书籍与情报的桥梁之一。他曾参考了日本方面的著作，首先出版《琉球小志并补遗附说畧》，此书主要是翻译了日本官方撰写的地理书，以及日人中根淑（1839-1913）、大槻文彦（1847-1928）、重野安绎（1827-1910）等人有关琉球的著作。除了有关琉球书籍的翻译，其之后出版的《日本地理兵要》等书，也都为中国带来新的有关日本与琉球的知识。

　　过去研究者主要讨论姚文栋在日访书的活动，本文将进一步透过分析姚文栋所翻译出版的《琉球小志并补遗附说畧》的出版脉络，讨论是书在十九世纪中国琉球知识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二、姚文栋出使日本与《琉球小志并补遗附说略》的出版

　　姚文栋于光绪七年（1881）同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8）前往日本，前后滞在日本六年，直到光绪十三年改派往欧洲。姚文栋出生于上海，于边疆事务深感兴趣，尤其是关于中俄关系及西北边疆的地理。出使日本后，更致力于出版或是翻译与东亚海防相关的书籍。在日期间，姚文栋与日人往来，并有意搜罗日本的书籍，而与琉球相关的书籍，则是其首次翻译日本书籍后出版的著作。

　　姚文栋出使日本的契机，是因为黎庶昌赏识，随后与其一同出使至日本，之后成为驻扎在东京使署的随员。如同其他清代驻日官员与随员一样，姚文栋在日期间与日本文人往来，并积极的搜集情报，从现存的相关诗文可以看出姚文栋与日本文士往来的密切，例如其参加以重野成斋为中心，每月一次的丽泽社诗会。姚文栋于1887年省亲归国，日本友人连日设祖宴践行，席间日人的赠送诗文集成《归省赠言》一书，其在日期间与日人的相关诗文也曾编为《海外同人集》一书，上述聚会的参与以及诗文集的出版，都显示了姚文栋与日本文人间密切的往来。

　　同时，搜集情报与信息是随员最主要的任务，姚文栋初到日本就积极观察日本以及搜集相关的情报，其曾提及：“文栋来此两月，海东形势觕窥一斑，现奉上游派纂日本地志。”。而琉球书籍的翻译，即是姚文栋在日搜集情报的首次成果。其在来日不久后，即开始着手《琉球小志并补遗附说畧》此书的工作。姚文栋随黎庶昌出使扺达日本东京的日期为1881年12月26，此书最后整体完成的日期是在来年，1882年十二月底，可见姚文栋来访日本约一年的时间，即翻译出版日本有关琉球的著作。

　　不过，姚文栋并非一开始就决定要翻译哪些著作，《琉球小志并补遗附说畧》一书的内容应是姚文栋在日期间对琉球情报持续搜集的成果，这一点从此书构成的不同日期可以看出，《琉球小志跋》所署日期为“壬午四月”，即1882年4月，为此书完成的第一部份《琉球小志》。随后于同年十一月增加《琉球小志补遗》。此外，前述诸篇序言也是分别就该书某一单篇而写。例如张焕纶《琉球地理志序》与陈允颐的《琉球小志序》都是针对《琉球地理小志》所写的序言，余瓗（1834-1914）的序言《琉球说略序》，则仅提到最后一部分的「琉球说略」。因此，姚文栋很有可能是在搜集相关数据的过程中，陆续完成《琉球小志并补遗附说畧》的翻译。

　　那么，姚文栋此书是参考了哪些日人著作呢？此书的内容组成，除了前后序文提拔，则如同书名所称，可以分为《琉球地理小志》、《琉球小志补遗》、《琉球说畧》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琉球小志》，根据姚文栋在《琉球小志跋》中的说法：「予译「琉球小志」既成，附録彼中人士论著，而析其诞妄如右。」是以《琉球地理小志》为主，并附上《琉球立国始末》、《琉球形势大略》、《琉球新志自序》、《冲绳志后序》等篇。第二部分《琉球小志补遗》，第三部分为《琉球说略》。目前仅有第一部分《琉球地理小志》诸篇可以辨别出可能翻译自哪些日本著作，现将其篇章与原作者整理如下：

　　略

　　目前除了《琉球小志补遗》以及《琉球说略》两部分较无法定姚文栋的参考来源，其他部分尚可找出原文比较。在第一部分中的《琉球地理小志》，姚文栋在文中称参考的为「明治八年（1875）官撰地书」，以及「海军省图说」。虽然姚没有明言出自何书，不过从内容来看，所称「官撰地书」很可能是参考了《日本地志提要》中有关琉球的部分。《日本地志提要》是明治政府最初编纂的地志，自明治五年（1872）开始编纂，并在明治七年（1874）～十二年（1879）年间出版，其出版的时间与姚文栋所说的「明治八年官撰地书」相近，若进一步比较两书的内容也大致吻合。不过姚文栋并未翻译此书全部有关琉球的内容，而是较着重在地理的部分，省略了诸如：军镇、学校、名邑、驿路、神社、佛寺等项。 

　　在接下来的三篇则是翻译自中根淑有关琉球的著作。中根淑即中根香亭，目前笔者尚未见到中根淑有专门为琉球著书。不过在中根淑于1873年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中，卷三处有《附琉球志》，若稍加比对，可发现《琉球形势大略》的内容与其部分吻合。可以确定的是，姚文栋有见过此书，因为之后姚文栋也以中根淑《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作为基础，翻译出版《日本地理兵要》，在此书中则删去里面有关琉球的内容。因此姚文栋可能是参考了中根淑《兵要日本地理志》中有关琉球的内容。

　　另外关于大槻文彦（1847-1928）《琉球新志自序》，此文为其著作《琉球新志》的序言，其序言文大部分以汉文书写，主要内容则主要使用日文。此书在明治六年（1873）出版，分为上、下两卷，详述了琉球的地理、历史、风俗。姚文栋仅録其序文，内容几乎与原文无差，不过在文末所标示的日期与原文不同，大槻文彦使用的为神武天皇即位纪年「纪元二千五百三十三年四月」，姚文栋改为「明治癸酉六月」，可能是直接把序文日期改为此书出版日期。

　　再来是《冲绳志后序》一文，此文是重野成斋为《冲绳志》所写的序文。重野成斋同时也是此书的校者。此书于1877年出版，作者为伊地知贞馨（1826-1887）。虽然姚文栋仅收録了重野安绎的序文，但其应该有阅读过《冲绳志》，因为姚文栋在此处上面的眉批写到：「案《冲绳志》第三卷述古史多附会不足信」，说明姚文栋应该有翻阅过《冲绳志》。

　　由于当时中日间较为紧张，姚文栋广搜琉球书籍或许比较敏感，也因此使得姚文栋在搜集相关书籍的过程有所局限。姚文栋曾提及在日搜集数据的限制，在此书的最后一部分《琉球说略》中，姚文栋提到：「近时日本文士记载琉球事实者甚多，然密不示外人。故未得见也。」，可见日人对提供琉球的数据有所防备。虽然姚文栋在初期所收録的琉球相关书籍已是十九世纪的出版物，对姚文栋来说可能还不够新，因此之后又再加上以日本文部省刊行的教科书为底本翻译的《琉球说畧》。

　　虽然目前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说明姚文栋如何取得上述书籍，不过姚文栋曾参与以重野安绎为中心的丽泽诗会，重野安绎为萨摩出身的历史学家，在幕末明治时期非常活跃，并主导了修史馆，在明治维新后，出任文部省，明治八年（1875）时担任修史局副长。姚文栋交往的日人中，许多为参与明治修史的人，例如小牧昌业（1843-1922）以及星野世恒（1839-1917），都是修史馆的一员。因此，姚文栋极有可能是透过这些日本文士得到相关的书籍。

　　值得注意的是，姚文栋住在日本的时期，也是明治政府新创陆军官校，并开始发展相关教育科目，以及编纂全国地志的时期。其中「兵要地学」就是在此时期开始发展。明治1874年创设陆士，设立陆军官校，并开始着手编纂陆军士官校的课本，中根淑为明治初期汉学家，明治六年（1873）受新政府征招，任陆军参谋，其所着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很有可能是作为陆士教育的教科书而出版的。明治八年（1875）九月二十日内务省地理寮地志课与修史局合并，同年完成《日本地志提要》的内容。前述的重野安绎此时担任修史局副长。

　　以上综观此书内容，虽然姚文栋致力于搜集当时日本较新出版的有关琉球的书籍，但是实际上其所能收到的种类，与取得来源其实很有限，多是来自与之交往的日本文士。此外，姚文栋在内容的选择上，特别着重琉球地理方面，但是对于琉球的历史、文化等部分则较少采用。

　　三、《琉球小志并补遗附说畧》与十九世纪中国的琉球知识

　　姚文栋有关琉球的书作为其访日出版的首次出版，为何选择先翻译出版琉球的书呢？首先，姚文栋出使时，如何处理琉球问题，是中国对日外交关系上一个重要的问题。从1870年代开始的琉球处分问题，到1880年代的琉球分岛案等，琉球在中日关系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对琉球知识的关注，一方面是有关琉球处置问题的延续，另一方面是作为与日斗争的战略考虑内容。其次，琉球的数据量比日本的少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此一情况除了是因有关日本知识的书籍篇幅较多之外，另一方面是其所能得到的有关琉球信息也较少，如前所述，由于琉球议题在当时中日之间较为紧张的关系下，可能是比较敏感的议题，所以当时日本文士有许多关于琉球的著作，但多不愿提供给姚文栋。

　　除了信息量可能较少外，姚文栋对琉球议题的关注，应也是其选择优先搜集琉球知识的原因之一。姚文栋此书的完成与出版，并非如同之后的《日本地理兵要》，是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命在同文馆出版，而很有可能是其自发出版的。姚文栋在日期间相当关心琉球以及中日关系的议题。例如在1882年时发生朝鲜事变之前，姚文栋曾就当时与朝鲜、日本关系的考虑下，向黎庶昌上琉球三策，在姚文栋《琉球小志补遗》的内容，特别描述的是古称“大岛”的奄美大岛，并特别说明：“此卷记琉球北岛，明万历三十七年入于日本，当时不遣一介责问彼使公然以琉球为附庸，中山之不祀忽诸实嚆矢于此，他日如议球案，要当并问此岛也。”姚文栋曾与吴宗濂通信，提出其对日的观察，而必须对日本加以堤防的建议。因此，姚文栋选择首先出版有关琉球的书籍，可以说由于琉球问题为当时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再加上有关琉球的资料数量并不庞大，还有姚文栋自身对琉球议题的关注，所以首先自行出版了此书。

　　另一方面，姚文栋出版琉球相关知识书籍的过程，以及所选择的内容，也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国琉球知识的内涵。由于对外关系的改变，使得十九世纪的琉球书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中国有关琉球的著作，以出使至琉球的使臣所写的使琉球録为主，其次为使臣与随行人员的相关诗文集，或者是与琉球国子监生往来文人所写的。例如明清时期的使琉球録，又如干隆时期担任琉球教习的潘相所着之《琉球入学闻见録》等。随着中琉册封关系的中止，此种由使臣亲身经历带来的琉球知识书写也因此终结，转而由驻日的清代官员或是随员搜集相关的知识。例如除了姚文栋此书外，时任长崎领事的余瓗曾经有意翻译渡边重纲（生卒年不详）的《琉球漫録》。

　　在姚文栋扺日之前，中日双方在琉球问题上，经历过琉球归属问题以及分岛改约等的讨论，对于琉球将来处置还有许多变化，因为琉球议题在中日关系的重要性，琉球成为备受关注的讨论对象。当时新兴的媒体，包括报刊与杂志等，也时常出现与琉球相关的文章，例如王韬（1828-1897）就曾发表几篇有关琉球的议论，包括《琉球朝贡考》、《琉球三策》等篇。此外收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黄景福（生卒年不详）《中山见闻辨异》、钱琦（生卒年不详）《琉球实録》等篇，都是因为当时琉球是外交的重要议题之一。

　　这种基于对琉球问题的讨论，形成十九世纪中国琉球知识建构的基调。一方面基于战略的考虑，特别强调对琉球地理方面新知的增加，并肯定日本或是西方对于琉球地理部分的描述。然而在另一方面，基于对琉球归属问题的讨论上，也透过引用中国的史籍讨论琉球的历史渊源。例如姚文栋对于《地理小志》后面所附的《琉球新志自序》、《冲绳志后序》等篇，并不是因为这些内容对琉球知识有新的叙述，而是为了针对日人所说的“冲绳”名称以及琉球历史渊源有所批评，此点可从其版匡上的批语看出。此外，从其他中国文人为此书写的序言，也可一窥当时对日关系的不同态度。例如姚文栋在此书完成后，曾寄回上海请张焕纶（1846-1904）写序，张焕纶与姚文栋同就读上海龙门书院。其序文所展现的就是与日本携手共同对抗西方势力的想法。

　　因此，姚文栋的琉球翻译著作中所反映对琉球的看法，以及相关议题讨论的方向，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中国琉球知识的缩影。自明代与琉球建立册封关系开始，派遣至琉球册封的使臣所写的使琉球録，成为中国最新琉球知识的主要来源。然而自最后一任琉球册封使赵新（1809-1876）在同治四年（1865）后，册封关系结束，中国不再派遣册封使前往琉球，过去由册封使臣或其随从著作，提供有关琉球的知识的形式也随之终结。

　　到了十九世纪，由于对外关系的变化，中国琉球知识的内容更加重视在军事上的作用的地理知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在中国，在日本也是同样的情况。而关于琉球的历史、风俗文化等部分，明清时期中国所留下的琉球著作，并未被认为过时或者完全不足相信，也同样地被引用论述，且成为与日人琉球知识竞逐的资本。

　　四、结语 

　　十九世纪中国所面对的对外关系局势有急遽的转变，知识分子在面对这样的转变下，也改变过去认识异国的方式。琉球邻近东亚各国，无论是在中国的东亚关系，或是中日关系的变动下，琉球经常处于关键的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更成为中日关系间必须探讨的议题。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的琉球知识，自明代与琉球建立册封关系以来，使臣出海至琉球册封成为惯例，出使至琉球的使臣所做的使琉球録，成为中国琉球知识的主要贡献者，也使得中国的琉球知识不再只是想象或虚构的内容，而增加了实际见闻。其中如徐葆光（1671-1723）的《中山传信録》或是周煌（?-1785）的《琉球国志略》更是传至邻近国家，成为他国琉球知识的来源之一。但是在1865年以后，随着对外关系以及媒体形式的转变，琉球知识的新增与建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姚文栋以随员的身份随清代驻日公使前往日本，担任了观察日本以及搜集情报的重要角色，也致力于寻访书籍，在中日文化的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琉球议题在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性，《琉球小志并补遗附说畧》是其在日搜集情报出版的第一个成果。本文初步讨论姚文栋《琉球小志并补遗附说畧》内容的组成，及此书在当时的意义。姚文栋所做的《琉球小志并补遗附说畧》成为十九世纪中国琉球知识输入的代表之一，此时期也可说是中国对异国知识建构转变的时期。透过分析姚文栋翻译的琉球知识的内容，提供了我们理解十九世纪琉球知识建构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在当时中国对日与对外关系中，琉球扮演的关键地位。

　　姚文栋と19世纪中国琉球知识

　　孙欲容

　　【要旨】19世纪以前に、琉球へ派遣した中国の使节の作成した使琉球録は中国における琉球知识の主な由来である。しかし、最后の何人かの使节が作成した使琉球録は、すでに琉球知识を増やす役割がなくし、加えて、使节の派遣は1866年以后に终止し、册封使の新しい琉球知识の役割は、清政府の驻日公使馆の外交官に替えられた。

　　清国驻日公使馆の外交官の中に、姚文栋（1852-1929）は19世纪に中国へ日本书籍を输入した最大な贡献者と思われ、琉球に关する著作も多く出版した。姚文栋は光诸七年に黎庶昌（1837-1896）に伴い日本へ赴任し、日本で大量な情报を収集し、中にも『琉球说略』·『琉球地理志』など琉球に馆する书籍を含めた。これらは姚の新作ではなく、中根淑（1839-1913）、大槻文彦（1847-1928）、重野安绎（1827-1910）などの日本人著作を翻訳したものであった。

　　これまでの姚に关する研究は、日本での书籍収集や国防思想、日中关系に対する主张などに集中し、例えば実藤恵秀は姚が日本での日本人との交流や日本の汉籍出版计画などを论じ、陈捷は姚の日本での书籍収集を丹念に考察した。また、姚の清代防卫思想とそれに关わった出版も论考も重心でった。ただ、姚の琉球书籍出版の论述に対しては、まだ深く検讨する必要がある。

　　本稿は、姚はどのような背景で日本の琉球に关する书籍を翻訳したことについて、どんな作品を选んで、それらの作品の中国琉球知识に対する影响などの视点から、姚文栋と19世纪中国琉球知识构筑の意味を论じたい。

　　【キーワード】使琉球録  姚文栋  琉球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