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TheChinesePathtoModernization）是中共二十大提出的概括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总括性概念，是民族复兴的方法论，也是人类和平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中特别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涉及中国道路的规范属性及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根本准则。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特别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和现代化道路多元性的肯定与证明，要破除美国至上论和“历史终结论”对现代化的真理垄断与制度垄断；实践上，中国式现代化经过百余年奋斗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观念与制度体系，以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方式展现于世界，成为非西方国家探索与追求现代化新路的榜样及范例。中国式现代化，因其文明基础、实践体量与世界体系的构成性特征而自成一体，为人类和平发展及文明新形态带来道德新解和实践新希望。

　　本文即拟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和平发展新范式与制度性道路探索为论述主线，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历史经验与演变、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价值观与实践连续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王道属性与反霸权斗争以及“一国两制”的和平发展新趋势等层面展开论述，最终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范建构意义及实践推动作用。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经验及历史接力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概念是晚近建构形成的，但作为历史意识与历史实践则是从中国近现代史开端即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前史及其历史经验，是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实践的关键基础。

　　以1840年为历史原点的中国近现代史，是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体系性损益过程，包含了观念与制度的重大裂变及中国文明的历史性回归。“两个结合论”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这一回归的政治思想标志。在这一百余年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三个层面的典范进展与累积演化：其一，物质现代化，以洋务运动为代表；其二，制度现代化，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其三，文化现代化，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代表。

　　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是1840年近代史展开以来中国对西方现代化认知逐步深化的体现，也是中国尝试和选择不同现代化道路与方案的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经验更多表现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冲突与融合的复杂面向，并呈现出前后接力的历史实践特征。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价值观与实践连续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与西方有别，是坚定的和平发展主义。西方现代化有着一套近似完美的话语体系和历史学加以美化与合法化，这是西方整体霸权的精神支柱。但事实胜于雄辩，西方现代化在手段上诉诸“战争、殖民、掠夺等”，这构成了西方近现代史的显着线索。

　　西方的这些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不仅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存在，在西方内部不同国家之间亦存在无休无止的霸权争夺甚至引发世界大战。西方现代化内含的冲突基因和征服基因是其自身文化与制度无法克服的，并经由殖民化和全球化过程传染到全球体系之中。即便是二战之后逐步实现了非殖民化，但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仍然存在，美西方霸权仍然以多种方式支配着曾经的殖民地与发展中国家。所以，西方现代化的“老路”性质是暴力的和缺乏道德的，是“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的，其实践后果则表现为普遍的“深重苦难”。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在努力克服西方殖民化过程带来的共同苦难和压迫，另一方面又在积极探索自身和人类现代化的更好道德基础和实践路径。

　　与西方现代化的价值基础和实践后果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和平发展的价值内核与实践理性，其规范依据与实践连续性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化的和平基因与协和万邦的普遍秩序理想；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和平国际法”意义；第三，改革开放对和平发展的价值锚定与制度实践；第四，改革开放的世界观就是和平发展的世界观；第五，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存伦理与和平价值。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王道属性及反霸权斗争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西方殖民化与全球化的霸权语境及压力下展开的，其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需要面对来自霸权体系的挑战与破坏。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格、主权属性及对人类和平发展的体系性贡献，美国霸道尽显，从而造成中美关系由“接触”向“脱钩”的激烈波动和危险演变。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全球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深刻、不可逆地演变，叠加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及俄乌战争的持久化，更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最后一公里”的极限压力。

　　在中国的长期文明史上，“王道”与“霸道”成为激烈竞争的治理哲学与施政路线。“王道”确定了“天下有道”，而“霸道”标志着“天下无道”。故天下之理想治道，在于“王者兴”，在于“王道”规范的认同与多元力量的整合。王道秩序，因而成为“协和万邦”的理想性秩序，其中融贯的是和平、共生、安全及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理性秩序思维与国际法精神。“霸道”在中国文明秩序中尽管并未完全退场，甚至以“法家”形式得以合法存留，或者转化为“霸王道杂之”的中国式君主论与君主心术，但整体而言，中国的治道原理与具体秩序是以“王道”规范及其制度化为根本的。“王道”内含的普遍价值论与和谐秩序论，虽经惨烈的近现代革命与激进变革，其道德内涵与实践方式大有更新，但道义立场和理想政治追求仍居主导。“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仍有“王道政治”的道义和理想根基。

　　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王霸竞争”已经展开，日益深化和激烈化，具有文明冲突和权力竞争的多重意涵。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和平发展价值观和多边主义哲学的，与美国式现代化及其霸权体系存在差异和竞争性。“两个体系”的全球治理裂变，并非虚言。美国的民主全球化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秩序”在道德与制度上的巅峰，也是其霸道治理的极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式民主的霸道异化以及“长臂管辖”的规则悖反，暴露了西方整体治理的道德虚弱性和实践矛盾性，帝国的“丰厚遗产”日渐消磨。而中国之“王道”及其当代条件下的现代化转化，代表了来自东方的和合智慧、天下秩序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级规模治理理想，或可成为西方民主霸权及其国际法秩序异化的治疗方案与替代性愿景。中国式现代化的王道规范属性是对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道德支撑和力量支援，是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规范性制衡与斗争。

　　四、二十大、时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前景

　　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就其哲学本质而言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奠基与普遍化，也是和平发展道路之制度性探索的重大突破，具体而言存在如下面向和特征：

　　其一，自主性。新时代的中国真正在精神上回到了自身，回到了中国文明基础和政治自足的体系之中。百年党史的红线与主题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但具体的复兴和幸福的标准及其实践路径却存在争辩性和多元性，这是党内斗争的历史根源。在建党百年的决议中，我们可以清晰掌握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思想斗争与制度实践过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连贯实践逻辑，其背后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历史大逻辑，就是中国的自主现代化与自主文明道路。自主性逻辑贯穿新时代的一切坚守与创新，是新时代基本精神的核心要素。这也是对百余年来“全盘西化”“西式现代化”“历史终结论”“美国中心论”等强大而误导性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哲学清理和排除，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历史与政治心智稳健成熟的标志。

　　其二，民族性。民族复兴是整个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政治精英的集体意识和奋斗主旨，八二宪法序言就是民族复兴的宣言书龢民族志。新时代的民族性意味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定性和解以及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守护。民族性是中华民族自爱自强的精神根据，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之有机性与团结性的规范基础。一个民族首先要有集体的自我意识，才能够实现文明承载、人民幸福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的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关系。民族性是新时代的文化与政治的最可靠依据，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背景与基础。民族性是爱护自身民族而又与其他民族平等友好相处的良性要素，需要极力避免两种倾向：自卑的民族性，导致崇洋媚外与丧失自我；自大的民族性，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新时代的民族性是中国与世界的精神友好纽带，并以和平发展为共同价值。

　　其三，现代性。新时代的基本时代意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文明与人性尊严的自由共同体，也是德性共同体。现代性是人类文明的启蒙成果与实践框架，中国从中受益极大。中国文明与现代性存在内在沟通性与实践支撑性：一方面，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实践汲取和转化了大量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制度与技术成果，这一进程仍未终结；另一方面，中国并非模仿和尾随性质的后发国家，而是具有自身文明根基、超强现代化学习能力与政治组织能力的伟大国家，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文明的现代性与中国政治的自主道路，是中国对现代性体系的价值贡献和制度贡献，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结构增量。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现代性为前提与依据，是价值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体。

　　其四，世界性。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有民族认同的文明国家，在精神本质上是一个世界历史民族。早在与西方广泛接触之前，中国就以天下体系的哲学与政治实践而创制出伟大的、超越民族主义的区域共同体秩序，对东亚及周边文明的自觉与发展做出了“轴心”贡献。“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天下主义，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秩序与新国际法秩序的积极思考与实践，也是新时代的精神标志物和长期的实践命题。西方的现代性与国际法走不出“冷战”魔咒，中国的新天下主义的世界性或许可能是人类实现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更优选择。这是新时代的世界性的伟大意义与前景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喜人，和平发展前景可期，世界各国多有期待和支持，但未来进程的风险环境必须清晰研判和应对，才能做到笃定前行，行稳致远。这些相关的风险环境因素包括：其一，两岸完全统一与台湾回归，这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当然指标，但可能引发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直接冲突和全体系制裁的来临，台湾存在“乌克兰化”的现实战略风险，佩洛西窜台和台湾政策法的推进就是危险信号；其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稳定性波动，这是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以来西方制裁孤立香港的某种后果，是对“一国两制”之国际条件的损害，“香港牌”是否继续升级，美国会否对香港进行终极制裁，任何极端后果都不能轻易排除；其三，国内政治安全与社会分配的正义性，这涉及对党的领导的理解与认同，以及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享，如何从政治上“知行合一”地发展出真正系统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规范的法治体系，如何从政策上回应和解决贫富分化和社会公平的一系列问题，近期围遶“人民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表明中国内部的正义路线之争并未结束，二十大之后仍会继续；其四，乌克兰战争与世界和平秩序的衰落，这是中国面临的世界体系剧烈变迁的挑战，中国相对稳健的平衡外交如何适应激烈升级的乌克兰战争及全球秩序的演变，中国又如何抓住此次危机扩展国际影响力和制度建构能力以确证中国对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持续性贡献，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世界对中国的一个考验；其五，“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风险与综合收益问题，这是中国展开其新天下主义的关键战略路线，但面临着知识不足与安全环境不稳定的重大挑战，也面临着来自美西方的对冲和破坏，我们到底能不能走出一条全球化的新路，显然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和平发展道路的制度探索将面临一系列的内外斗争和思想创造的挑战与契机：民族复兴如何获得外部世界的恰当理解与接受？与美西方的世界体系斗争如何有理、有节、有利地展开？中国对自身文明的和解与回溯如何开出思想性的新篇章，为自身及人类提供和平发展的整合价值观与团结依据？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成为新全球化的试验田而带来21世纪人类和平发展的新希望和新路径？这些重大而艰难的命题是二十大报告已然揭示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承担的。二十大，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复兴与新世界秩序建构的历史交汇点与崭新起点，是和平发展的民族化进程与全球化进程实现制度性协调进步的新纲领与新篇章。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