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家父李铎先生在郭沫若、赵朴初、舒同、启功等老一辈艺术家的影响下，和沈鹏、欧阳中石等同辈书法家一起，为推动中国书法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当时，书法界对于传统书法创作和现代书法创作争论不休，李铎先生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书法艺术，大力提倡继承和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讲发展，在发展的前提下讲继承，形成了以“临、立、变、创”为代表的书法理论体系和艺术风格。

　　李铎先生的书法艺术是以行草书为主，古今结合，碑帖相容，追求沉雄俊美，刚劲厚朴的艺术风貌。在长达八十年的书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书法，以开张厚朴的笔法，不仅抒发胸襟，同时充满着浩然正气。他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解放军书法创作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历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第四、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1年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特别贡献奬”（中国书法家协会）。2006年荣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奬·终身成就奬”（中宣部）。2009年荣获“第八届造型艺术成就奬”（中国文联）。2019年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奬章等，这些荣誉足以证明他在当代书坛的重要地位。

　　李铎先生从小就对书法情有独钟，临帖写字贯穿了他的一生。他遍临古今名家碑帖，广集博采，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磨练意志，锻炼体魄，保家卫国，养成了他一丝不苟、坚忍刚毅的品质，对书法艺术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将“军人气”熔铸笔下，被书法界专家称为“儒将风度”。他专心书艺，以魏隶入行，独创出古拙沉雄、苍劲挺丽、雍容大度而又舒展流畅的独特书风，形成了正大雄秀的“李铎书体”。其作品集千思于笔端，凝万绪于毫尖，秉古拙于沉雄，寓苍劲而挺拔，于平淡檏素中见俊美，于端庄凝重中显功力，气度不凡，雅俗共赏，独出一格，享誉海内外。

　　书法是表现书家精神世界、包含深层次人文内涵的艺术。李铎先生5岁上私塾，初学颜柳楷书，浸染翰墨，继而入新学读中学。新中国成立前，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南军政大学，后又毕业于信阳步兵学院。他敏行笃学，寄情砚田，“兴趣、勤奋、悟性、路径”这八个字成为他学习书法艺术的经验总结。他以二王和颜真卿行书颜书为基础，上溯汉魏，下研明清，悟彻挥运之法，耕耘于笔墨之间，不断探索书法艺术的真善美，最终以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鸣响于书坛。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积累，养成了其独有的书法气质。他的行草书，富于变化而又不离古人法度，尤其是他的巨幅作品和擘窠大字，一泻千里而气度雍容，线条苍厚、浑檏、曲直、枯润相融交织，形成了大美佳构。

　　如果说李铎先生的小楷、行书体现了他对传统楷书和二王帖学的深研成果，那么他的大幅行草作品则是其匠心独运地将颜书、北碑化入二王系统的成功实践。他将颜书的厚重、北碑的浑檏加以融合，使线条轨迹表露凸显符合个人性情的艺术审美。他的行草书给人一股强烈向外扩张的视觉力量，不仅将颜真卿书风的外拓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更是强化了造型功能，让字态由中心凝聚向四面辐射，彰显了雄强恣肆的艺术特征。此外，李铎先生擅用重墨、涨墨，偶然存枯涩飞白之墨韵，酣畅淋漓，气势磅礴。在谋篇布局上，字与字之间的错落承启，紧密呼应，使全篇行气沉实凝重，撼人心弦。

　　书法是书家“心主于百骸”的产物，透过其书法形式，就能体会到其中深刻的内涵。李铎先生的行书最动人之处是其作品中雄强伟岸的气势，他的作品中，既有他自己创作的诗词和个人书论，也有古今积极向上的诗词，通过不同的书写方式，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契合。

　　李铎先生的书法从传统中得到“书卷气”“金石气”，又在军旅生涯中得到了“军人气”，他的作品既有浩浩荡荡的雄强之风，也有深刻的学古痕迹，能从作品背后看到他强大的精神气质，这是十分难得的。

　　除了临摹古代经典之外，李铎先生也十分注重游历名山大川，道法自然，他有一段自序写道：余生于山乡，长于水泽，自幼乐山好水。及长，攀三山五岳，涉江河大湖，登城关要隘，临江海边陲。江南水泽之妩媚，中原广袤之辽阔，洪荒西域，皖皖北疆，苍寺古刹，碑碣摩崖……或融于笔墨，以点画逞其雄强。噫欤哉，壮游之获，絶非冥于斗室书斋所能得也。

　　李铎先生是一位文墨兼善的书法大家，他创作的书法作品在海内外博物馆和藏家手中不计其数。由于他享有盛誉，藏家都以能得到他的片纸只字为荣。笔者在此不分析李铎先生书法艺术的市场价值，而是通过先生的墨迹和书论来呈现他的艺术人生。

　　《李铎论书断语》是李铎先生的代表性学术著作，书中对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广泛涉猎，持论客观，求真至善。李铎先生一生笔砚耕耘，孜孜不倦，挥毫创作，写尽碑山帖海，墨迹遍布海内外，他在笔墨耕耘的同时不忘总结经验，将个人的书法创作经验集合成书，惠泽书坛。这部《论书断语》既有对古代书法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又有个人重要的经验总结，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李铎先生对书法创作提出了“临、立、变、创”四字总结，亦即先生书法创作的核心思想。他写道：“临者，师以法书碑帖，求其形神具象也；立者，得帖意之神，为己所用，以奠根基；变者，涉取诸家，化而为用，不囿成规，渐具风貌；创者，融会贯通，取精用宏，寓学养于点画之中，得风神于笔墨之外，遂自开一格，卓然成家。”并自信地说“盖学书之道，吾以为无出其右焉。”

　　关于临帖，学界认为是书法精进、技进乎道的不二途径，比如清代著名书法家王铎就是“一日临书，一日应索”，通过临书，使书写的作品脱离信笔而臻于典雅古劲，以此为根基，故此有了“立”，融合百家，为我所用，这种思想和北宋米芾的“百衲衣”类似，如果米芾只停留在“立”的过程，也许就不会进入宋四家之列，米芾的高明之处在于创新，融百家之长，独树一帜。李铎先生遍览历代书法名家书迹，以高屋建瓴的眼光看待书法史，认为历代书法大家，不仅在于书作笔墨技巧之高妙，更重要的是“自开一格，卓然成家”。大家之作皆有一种高雅而独特的艺术面目，以此屹立于艺术高峰，钟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以及宋四家，明清倪元璐、张瑞图、徐渭、八大山人、王铎、傅山、何绍基等，这些书法大家的作品即便是一个字，甚至一两个简单点划，都能让人即刻辨认出来自某家某帖，颇为神奇。由此可见，书家之所以在书法史上留名，重要的是书法风格，将一部书法史说成是书法风格史也不为过。那么，书法家风格的形成就意味着自立门户吗？在李铎先生看来并非如此，他在《论书断语》的创变篇中明确提到，“风格，并非一成不变，古来大家，都有其发展阶段。其早、中、晚期，各不相同，即使一个时期之不同作品，亦有差异。故书家不能沉溺现状，固步自封，只有不断充实、调整、否定、提高，才能展现新面貌，开辟新境界，使艺术之花常开常新。”他还提及“书风之变，因时不同，因人而异。时变时新，永无穷尽。”这与和他同时期的书法大家沈鹏先生提出的“书法不能定型，要大胆创新”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沈鹏先生认为书无定法，临帖目的是为了创作，李铎先生也认为“学书，由生到熟易，由熟到生难。前者为学法立法，后者为出法破法。若能出法法在，破法法生，径入化境，自是妙书。”如今两位书坛前辈虽已作古，但他们留下来的创作经验和艺术理论，被人们重新提起的时候，依然光彩夺目，读之耳目一新。当下书法展览纷呈，书法作者对于临帖功夫和艺术创新，不可不说是殚精竭虑，但是，创作出来的作品却趋于同质化，千人一面，万笔同源。书法艺术创作看似热闹非凡，实则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困境。如何破局，如何解脱，我认为有必要看看李铎先生的《论书断语》，李铎先生的书法史学观点，沿着古今贤人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坚实而有力。尽管他在创作上也走过弯路，但是他学习古人，立足时代，特别是军旅生涯所铸造的健康体魄和豪迈精神，在他的笔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学过近现代郭沫若先生的书法，但是和郭老文人式的风流潇洒相比，李铎先生更重视骨力气魄，他学过颜真卿、苏东坡，参合北碑《张猛龙墓志》的雄强，纵横开阖，气吞万里如虎，令观者肃然起敬。先生下笔如得江山相助，气势吞万里河川，这是怎样的一种豪迈气概。我用“铁骨扛鼎情慷慨，健笔凌云意纵横”来形容先生的书法艺术，大约也是恰当的描述而已，李铎先生的书法创作来源于高度的书法历史观，乃是有根之木，求其坚固，有源之水，求其久远，这是一条康庄大道。至于如何坚持，是否成功，需要书法家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和检验。

　　从李铎先生的《论书断语》中，我总结出其艺术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坚持临帖和正确的习书方法

　　“学书之道，唯勤与悟。勤能补拙，悟则生灵，此学书之妙途也。”起篇开门见山，不作虚言，认为学习书法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勤奋和感悟应该放在第一位，他用个人的经验告诉学书者八字箴言，即“兴趣、勤奋、悟性、路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他将这八个字解读为：兴趣是动力，勤奋是保障，悟性是羽翼，路径是方向。

　　韩愈《进学解》中写道“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天道酬勤，非勤奋不足以成事。勤奋是学习书法的一种方式和态度，还需要正确的学习方法，两者相互推动，方能登堂入室，领略到书法艺术的奇妙之美。除了前面所说“临、立、变、创”四字之外，李铎先生《学书断语》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如“作字贵有姿，尤贵有势”“重规矩，可藉助九宫格”“学书先学执笔”“注重结体用笔，分行布白，筋骨血肉”“重视楷书，先规矩而后写意”，这些学书方法是指引学书者进步的重要门径。今人谈论书法，多从不着实用的地方玩弄文字游戏，制造新名词，故弄玄虚，甚至使原本爱好书法的人闻之生畏，止步于前。像李铎先生这样的书坛前辈，尽量用最简单、最实用的话语，甚至个人亲身经历来谈论书法，语言檏实，内涵深刻，这和邓散木、白蕉、沙孟海、启功等老一辈书家一脉相传，尽管苦瓜和尚说过“笔墨当随时代”，但李铎先生和诸位老前辈的书法理论和而不同，文脉却都是来源于传统，立足于时代，昂首阔步前进，书写时代强音。

　　李铎先生认为“学书之快慢，除以勤为本外，尚需善察敏悟。”从何处悟得书法之妙，古代书法家各有不同，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见公主和挑夫争道，见草蛇相斗，皆悟草法；怀素见夏云奇峰，黄庭坚见舟楫并下，雷太简闻潮声………李铎先生对“敏悟”不作具体分析，而是建议从多方面下手，即从古今名家、自然万象、社会百态、生活体验、博学广识中求得书法感悟。

　　二、关于创变，书法风格的形成

　　李铎先生首先给“创变”划下一个范围，他认为书法作为东方艺术之奇葩，其创新发展虽不排除借鉴外来优秀文化之成果，但不应该对西方美术观点生搬硬套，更不应该对国外的艺术模式机械性套用。否则，所谓的创新会沦为“牛头马面，不伦不类”，“若以此而谓“创新”，新则新矣，却不免导致畸形怪胎。”今天的书法界，委实走入了这样的误区，一些书法家抛弃了传统经典之美，一味讲求创新，尽管这些书法家早年也具有深厚的临古功夫，但由于内心浮躁，急功近利，以为只有创新才是捷径，脱离了深厚传统之后，热衷于玩弄光影样式，其所谓的创新乍看似乎有些笔墨情趣，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逐渐沦落为野狐禅之流，离书法正道渐行渐远，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李铎先生给“创变”划下的范围，足见他的高瞻远瞩，今天书法界愈演愈烈的自由风，皆是对书法和艺术缺乏敬畏之心所致，以此观之，李铎先生不愧是书法界一股清流。

　　李铎先生从书法的形制体势、书体流变、书法要素、守正明变等问题进行深入浅出地阐述，从继承和发展，大至时代、社会龢民族，小至书史书论、技法构成等方面，进行了致广大而极精微的探讨，他不固执于理法而又重视理法，通过自身的学习经历，写出了感人至深的心路历程：“余临池学书，常思常变。尤以魏隶笔法入行入草，虽讥而不辍。几经熔炼，竟脱窠臼，自成体貌。迩来，复以行草笔法通书颜楷，更得新趣。盖学书之路，本乎于心，心之所向，手必趋之，且趋且变，当何快哉。”这正是他对书法创变的重要看法，将艺术家置身于书法史之中，其精神面貌也随之凸显清晰。在他看来，书家只有投身社会、寄意自然，笔墨辞章才具时代感。他并不赞成书斋里的闭门造车，认为这样脱离社会，游离生活，就算是用功勤奋，在艺术上也难以得到升华。

　　三、追求意藴的艺术思想

　　一个朝代自有一种时尚审美，尽管这种审美不是唯一的，却占有主导地位。比如“晋人善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趣”，这是比较公认的时代审美，也涌现了众多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书法大家。不仅是书法家，画家也在所处的时代中积极探索，看宋元明各个时代的山水画，各具特点，凸显重要的时代特征。李铎先生认为“画具意境为高，书传神韵乃妙。意境与神韵，犹如花之芳、火之热，可感可察也………二者兼得，是为佳品。”意境和神韵，乃是艺术美学思想的重要命题，书法家在掌握了书写技巧，积累了深厚基本功之后，并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亦步亦趋，而是以开阔的胸襟，广阔的视野去理解书法艺术，如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以书寄情，寓象于书等，“书如其人”使人在欣赏作品的时候产生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发乎情而止乎理，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文人会以中国书法寄托情怀的重要原因。李铎先生对于书法艺术，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描述，而是通过个人的笔墨耕耘和艺术探索，追求更高层面的意韵，即“其意中之象，或象中之意，寓意于象，假象赋意，互为融通，书翰美矣。”意韵之追求出乎自然，是功深自化、水到渠成至高境界，通过汉字，通过具备生命力的线条，或壮美或优美的线条，进入了新的艺术审美领域，由此塑造出生命意象传达出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

　　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李铎先生对于书法艺术，并没有停留在写字的初级阶段，而是技进乎道，在情理交融的过程中进入瞭高妙的艺术境界。和音乐、建筑、绘画一样，书法带有强烈的韵律感，如八音之迭起，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理想追求，他认为“书法只有藴含节奏，才具艺术之韵”，他的书法作品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笔墨有关，和精神有关，和书法家本人的性情有关………李铎先生认为节奏者乃动静、疾驰、舒缓、收放、藏露、聚散……诸多阴阳对比参合交映而成，其神理近乎音乐，通过历代经典书法作品可以看到书家创作时的喜怒哀乐，这正是书法作品饱含着的无限魅力。

　　他还主张将充实的精神、丰厚的学养、优雅的情趣、个人的禀性融入笔端，赋予其姿态化、节奏化、情致化、灵性化，使之升华为情感活动的载体，从而外化出书家心灵的轨迹。这正是他在创作过程中，善于思考，善于参悟的重要体现。

　　四、对于“势”的重视

　　中国传统书法理论，谈论最多的是“势”，所谓“各因其体势自然，与为消息。所以尽百物之态，而与天地之气相肖也”，还有“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乃是高明之论。什么是势？凡力之奋发，情戚状趋，或见诸动作，隐喻动势者，皆可云势。通过名山大川，鸟兽鱼虫的各种形象可得知一二，但是，书法中的“势”则是书写者学问、精神、技能和心情等方面的有机融合，不管是小字行草，还是擘窠榜书，不管是彩笺信札，还是鸿篇巨制，无不以“势”取胜。

　　李铎先生作字以“势”取胜，从多处重要场所的大幅书法作品不难看出，先生作字，气势恢弘，在笔势和体势之间，以娴熟自由的笔墨驾驭能力，将书法中的“势”发挥到无以复加的雄强，这是书法界同仁的共识。他的作品饱满厚实，刚劲生动，在挪移和摆动中达到一种审美平衡。欣赏他的作品，在感受到生动活泼的同时，还能感受到稳如泰山、气吞山河般的雍容大度，这是因为先生的书法不论在“势”方面的走向如何，始终保持重心平稳，笔势开阔。他重视孙过庭的“五合”，强调笔墨精良，更强调心境开阔，“纸墨不称，情怠手阑，必思遏手蒙，笔势体势皆乱，气势亦荡然无存矣。”因此，他得出了一个经验总结：“笔势之雄强有力，体势之矫健多姿，当为书势之硬件……神完气足，书势生矣。”当然，要想在“势”上发挥，不能脱离法度，创作前要胸有成竹，谋篇布局，乘兴而书，“气不可遏，则全篇之势有矣，其整体和谐之美亦因势而生。”作为军旅书法家，李铎先生将书法比喻成行兵布阵，“书道犹兵”，对他而言，用这种比喻再合适不过了，他又细致分析道：“胜军推进，势如破竹，万马嘶冲…统兵追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使他精神、性格、意志融之于书，无不随势而度，依势而行，兵无常阵，字无定形，造就了非凡的气度，所以说“书道犹兵”，以此谈论书法，实有独到之处。

　　除此之外，李铎先生也十分重视书法品评，具有独特的个人见解，比如，他认为书法品评中所谓“苍劲有力”“力透纸背”“力能扛鼎”之说，非指人之自然之力，亦非物理之力，实指书者在长期的自我实践中所感悟到的一种“悟性之力”，由此可见先生眼力独到，足为人师。《李铎论书断语》充分展现出李铎先生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不仅是在书法创作上用心用力，从中也可看出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感悟以及对书法艺术的深层次探索。

　　尽管李铎先生已辞世，但他所创作的大量书法作品万古流芳，也是他艺术生命延续的重要体现，他在名山大川、古刹胜景、机构部门的遗墨题刻，让人们能够通过他的笔墨节奏，看到他独特的精神世界。近年来，我开始有意搜集李铎先生题写过的匾额、摩崖和墨迹等照片，标明创作时间，从他不同时期的笔墨中研究他的艺术心路历程，并通过举办各类活动将他的笔墨和精神遗产展现在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之中，这也是我创立李铎书法艺术研究学会的初衷，并期待艺术家同仁，对李铎先生的书法艺术多一分关注和探索，提出更多有益的建议，共同将李铎先生的书法艺术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