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段往事：

　　1992年夏，我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油文联工作，一天接到吉林的伯父电话，告我台湾的姑姑将随姑父虞德麟先生作团长的“玉门旧人访问团”回大陆，接待方正是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我到总公司外事局询问，消息无误。这让我感到震惊，因为从小便听母亲说姑姑随姑父到台湾，四十年音信全无，不知所踪，现在突然以玉门油田的老油人出现，一时思路如粥好不惘然。更震惊的是在北京机场接访问团的场景。姑父虞德麟先生在主持台湾工业局前曾任台湾石油公司副总经理，此行是台湾公有制单位对大陆的破冰之旅。数十位大陆玉门老油人与台湾访问团的老油人在机场大厅热烈相拥。我发现这些老人个个谈吐儒雅，气宇非凡，一派学者的风度，而在我记忆深处，玉门油矿是某部电影中的人间地狱。那么，这些学者到玉门油矿做什么去了？作家的职业令我不能不去探求这个疑问。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沿海被日军封锁，我国完全依赖进口的燃料油断絶，一时喊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悲壮口号。在大地质学家翁文灏的筹划下，著名的实业家孙越崎到大西北苍凉的玉门石油河畔，聚集起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华优秀儿女，筚路蓝缕，坚忍不拔，在戈壁滩上建设起中国第一座初具现代化的石油城，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玉门油矿最大的功绩是为中国石油工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力量。抗战胜利后，玉门油矿很大一部分技术人员在中国炼油第一人金开英的领导下到台湾接收高雄炼厂与苗栗油田，将高雄炼厂建设成东亚最大的炼油厂，石化工业也成为宝岛台湾经济起飞的中坚力量。1949年后，祖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大型石油企业总工程师都来自玉门油田，震惊世界的大庆油田开发中的八大工程师有七位来自玉门油田，因此，玉门油田被称作“中国石油的摇篮”；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恢宏的石油工业是海峡两岸石油人共同创造的。

　　我的姑父虞德麟先生青年时代便是个爱国者，1940年在流亡的浙大毕业后毅然选择到荒凉的玉门投身石油工业，抗战胜利后又追随金开英先生到台湾接收高雄炼厂，退休后作为海峡两岸石油界的联络人20世纪90年代与本世纪初，每年都回到大陆，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做了诸多有益的工作。也因此我与海峡两岸的石油界高层人士有了交往，并取得他们的信任，接受我的采访，由此写出不少文章。但那时我的文学创作正处旺盛时期，80年代末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与电视连续剧，所以还没有全身投入到近现代石油史题材的写作中。

　　我的一个石油杂志主编朋友找到我，向我约石油工业抗战时期的稿，我因正写一部长篇很犹豫。他诚恳地说：“马镇，中国不缺你的小说，可这段历史你不写，真的就没人写了。以后再有人写也写不真实。”他说的是实话，历史是由人物活动的细节组成的，这些参加过抗战的石油老人都已经七八十岁了，他们当年建设玉门油矿的历史是我国抗战史的重要部分，再不从他们的口中抢救出来，这段历史便只剩下档案柜中的数字。

　　抢救历史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像我这样熟悉海峡两岸石油界高层的作家又的确找不到第二个人。但我还是有顾虑。三十年前主流文化对这段历史是不熟悉和不接受的，尤其还要不可避免地涉及宝岛台湾的重要人物，如果我贸然进入，很可能将我的写作生涯断送。但同时，我在虞德麟先生的引领下与海峡两岸石油人的接触中，亲眼看到海峡两岸的关系逐渐打开，前景一片光明。最让我欣慰的是，采访和接触的在台玉门老油人都表达了与大陆血脉相连，期盼祖国统一的愿望。是知识分子天生的使命感吧，我决定放下小说的写作，全力投入到对玉门老油人及在玉门油矿生活过的子女进行抢救式的采访与写作中，并逐步过渡到对我国近现代石油史的探索与研究。为了有更宽松的环境进行采访与写作，我调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做党刊编辑工作。

　　“老油人”这个称谓在海峡两岸石油界专指抗战时期参加石油工业的油人。首先向我提供老油人名单的是原台湾石油公司副总经理杨玉璠先生，计二十余位，人虽不多，但都是两岸重要的石油人物。随着采访，老油人的名字也越来越多。由于虞德麟先生的声望，大陆老油人对我的采访充满了信任，许多从不与子女交谈抗战时期的事情，都对我敞开了心扉。首闯玉门石油河的唯一幸存者靳锡庚先生已经93岁了，与我连续交谈了五天。82岁的炼油专家时振山先生接受我采访时说，曾因没有上前线与日寇作战而产生羞愧心理，参加玉门油矿的开发后让他的精神解脱了。虽然半个世纪的辉煌曾给他们带来数不清的荣誉，但开发玉门油矿却是他们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为抗战找油是他们青春活力的第一次迸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由于当时时代的限制，对没有来大陆的台湾老油人我采取信访的形式，列出题目寄给台湾的石油老人。就像大陆的老油人一样，每一位在台老油人收到我的信后，都认真而热情地给我回了信，向我讲述了他们在那火热的年代建设玉门油矿的场景。金开英先生是当时唯一健在的开发玉门油矿的领导人，当年任炼油厂厂长，是台湾石油界家长式的人物。蒋经国先生曾动员他加入国民党，好给他更重要的工作，但他一直信守无党派理念，坚持在石油工业直至退休。接到我信时老人家已经九十岁，仍按照我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1999年8月，在台老油人受邀到玉门参加玉门油田开发六十周年纪念活动，金开英先生因年事已高无法成行，但在开幕当日，他估摸会议已开，遥望西北玉门方向激动得不能平静，以致心脏病发作，会议闭幕第二天便辞世了。姑父虞德麟先生与姑姑行前拜会金开英先生，问他希望从大陆带些什么给他，他说想吃西北的哈密瓜。虞德麟先生与姑姑精心选购了一只哈密瓜带回台湾献到他的灵前。

　　李达海先生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跋涉三千里参加玉门炼油厂的建设。抗战胜利随金开英先生赴台接收高雄炼厂，1985年主持“台湾经济部”，坚定地站在蒋经国先生一边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他上任月余便发布不干预台商与大陆贸易的政策，使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成为最早推开两岸交往大门的人。1993年，在他卸任还不满规定的年限便回到大陆拜会老长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孙越崎，表达了向往祖国统一的心情。

　　采访中令我深切地感受到，两岸的老油人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有着共同的爱国情怀，让他们血脉相连，无法分离。

　　我经过十年不间断的采访、收集资料、探索与研究，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大漠无情》，对抗战时期玉门油矿的开发做了全景式的展示。作品在2004年先后获得五年一评的“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文学优秀作品奬”“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奬”。抗战时期开发玉门油矿的历史开始被社会所认识。

　　随着条件的改善，为历史留下老油人的影像，我又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用摄像进行采访。

　　最难忘的是2013年夏到宝岛台湾的采访。由于历史的原因，祖国大陆保存的玉门油矿抗战时期的资料有限，尤其照片很少，我寄希望于台湾石油公司的珍藏。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寻访中国石油工业之根，拍摄中华第一口石油井。此时我已退休，一直以来我是以民间个体身份进行这个工作的，所有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因此缺少赴台的资金，于是与影视界的朋友一起到哈萨克斯坦中石油全资的阿克纠宾油田拍摄纪録片挣钱凑足了经费。

　　此时，两岸关系有了长足的进展，两岸民众像走亲戚一样往来密切。由于我们是一个五人摄制组，申请入岛有一定难度，但在台湾石油公司的努力下，加之两岸关系的宽松，台湾宣传部门很快给予了批准。

　　距玉门油矿的开发已经过去七十年，在台老油人也已寥寥，但还是采访到九旬老人、原石油公司副总经理杨舒先生与夫人戴世瑾女士。他们见证了当年总经理孙越崎先生为油矿青年技术员的婚姻，在重庆召有志女青年“引花入矿”的动人故事。

　　台湾石油公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慷慨地取出近百幅石油开创期的历史照片让我们翻拍。这批照片不仅令我的中国近现代石油史研究发生一个飞跃，而且令玉门油矿在抗战炮火中诞生的历史更加真实生动。

　　此次台湾行的高潮出现在拍摄高雄炼厂后，到苗栗雪山深处的出磺坑拍摄中华第一口井遗址。

　　光绪四年七月初六，即1878年8月3日，由洋务运动的主将唐廷枢领导的钻井队，在美国技师简时的组织下，打出了中国第一口出油井，拉开了中国近代石油工业的序幕。此时，距美国人1859年在东海岸打出世界第一口具有近代石油工业意义的出油井仅19年。要感谢台湾石油公司，他们将中华第一井的遗址保护得非常好。我们摄制组五人手拉着手站在遗址前，激动得无以言表。台湾同胞总是说到祖国大陆寻根，而中国石油之根则是在宝岛台湾，恢宏的中国石油工业就是从台湾的雪山中出发走向世界的，它无需语言诠释了海峡两岸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三十年的采访，我从老油人与台湾石油公司处收集了六百余幅我国近现代石油工业与石油人的历史照片，相继写出了《大漠无情》《中国石油摇篮》《中国石油先驱》三部书，及数十篇有关文章在报刊发表。其中《中国石油摇篮》以抗战时期开发玉门油矿为内容，选取200余幅历史照片，运用记叙散文的笔法写了五十个故事，真实地再现了八十年前一代热血青年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戈壁滩上开创中国石油工业的故事。此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先驱》一书正在出版社审议中。

　　三十年来，我先后采访了83位老油人与在玉门油矿生活过的子女，其中受访的63位石油老人目前在世的仅余101岁的中科院院士李德生先生。斯人已逝，但他们的文字与影像已流传于世，我相信，海峡两岸老油人的艰难与光荣也必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刊《前进论坛》副主编，作家。